残奥会运动员顽强不屈的故事------王燕红,女,1969年生,新疆自治区肢残运动员。 15岁时王燕红因病致残,1994年被选中参加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开始练习射箭。每天王燕红都要扛着4公斤重的弓箭,进行五六个小时的拉弓射箭训练和各种艰苦的体能训练。一天下来,手上被磨起一个又一个血泡,胳膊也被箭弦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那条残腿在一天天的直立硬挺后,更是疼痛难忍,苦不堪言。而每天几百次上千次地重复单调的射箭动作,几乎让她发疯！这一切她都用顽强的意志咬牙挺了过来,她要挽起生命的巨弓,为自己的人生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从1994年到2002年,王燕红先后参加了第六、七、八届"远南"运动会,共获2枚金牌、2枚银牌,并在第八届"远南"运动会上以30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2003年在世界轮椅运动会上,王燕红夺得射箭女子个人冠军,并创女子个人70米单轮、30米单轮的世界纪录。 2004年在雅典残奥会射箭70米女子个人(站姿)决赛中,王燕红以9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参加残奥会以来首枚射箭项目的金牌。

启迪------从残奥运动员的成功和失败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什么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知道了“坚持就是胜利”及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奥运会教会了我怎样在学习上、工作上去拼搏，去奋斗。奥运，我为你喝彩！

　　刘长春 单刀赴会洛杉矶

　　在太平洋上颠簸了21天后，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于1932年7月29日下午4时到达美国洛杉矶码头。他是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的惟一一名中国选手。因长途旅行体力不支，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即遭淘汰，但他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

　　吉姆·索普 金牌等待70年

　　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夺得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枚金牌的美国运动员吉姆·索普，半年后因被人诬陷为职业运动员而被收回金牌。1953年，索普在忧愤贫病中去世，逝前还喊出：“还我金牌！”1983年1月，也就是在他的金牌被剥夺70年以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洛杉矶亲自把金牌交于索普的后代。冤案得雪，展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公平公正的全力追求。

　　欧文斯 45分钟狂破纪录

　　45分钟内5破1平世界纪录。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上，欧文斯（右）连夺4枚金牌。图中他和获得跳远亚军的德国运动员鲁兹·朗在赛后交谈。不过在那之后，经济上的窘困使欧文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为了生计，他曾和狗、马赛跑，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欧文斯去世四年后，美国设立了“杰西·欧文斯奖”，表彰在每一年的田径比赛中表现突出的美国男女运动员。

　　扎托佩克 被称为“人类火车头”

　　有“人类火车头”之称的前捷克斯洛伐克长跑名将扎托佩克（右一）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以惊人的耐力夺得5000米、10000米和马拉松3枚金牌。有趣的是，5000米项目夺冠后20分钟，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妻子丹娜也在这里夺得标枪金牌。夫妻同一天双双夺冠，书写了奥运会的空前历史。

　　贝基拉两夺马拉松冠军

　　24岁时开始练习长跑前，他是牧童和皇家卫兵。1960年，他在罗马奥运会上打破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金牌的非洲黑人选手。因用赤脚跑完全程，阿贝贝·贝基拉获得了“赤脚大仙”的美称。4年后，他又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开创了蝉联奥运会马拉松冠军的先例。默默无闻的非洲长跑运动，自贝基拉之后蓬勃发展，并在世界田坛占有重要的地位。

　　阿里 反抗种族歧视

　　如果他只是个拳手，哪怕是最令对手畏惧的拳击天才，穆罕默德·阿里（右二）也不会像他现在这样成为一个传奇。18岁即获得第十七届奥运会81公斤级金牌远非他给我们的最大震撼。阿里憎恶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不愿沿用奴隶主的姓氏，并愤怒地将奥运金牌扔进了俄亥俄河。他还拒绝美国陆军的征召，推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反战浪潮。和平与团结，始终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诉求。

　　史密斯与卡洛斯举起黑手套

　　几乎所有关于1968年的年鉴中，都不应该错过这张照片。第十九届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200米的颁奖仪式上，金牌得主托米·史密斯和铜牌得主约翰·卡洛斯在奏响美国国歌后，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低下了头，以此抗议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两尊黑色的“雕像”，令全场愕然。尽管因为此举他们被逐出了美国奥运代表队，但呼吁人人平等的举动让他们赢得了奥林匹克的尊敬。

　　这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一届奥运会。1972年9月5日，“黑九月”组织在慕尼黑制造了一起奥运史上罕见的惨剧。他们劫持并杀害了以色列9名运动员和2名教练员，同时有2名警察遇难。次日，慕尼黑体育场暂停比赛一天，改成有8万人参加的追悼会。“慕尼黑血案”作为奥运史上最为恐怖的一页，促使以后的奥运会主办国大力加强了安全警卫工作。

　　雷德蒙德 被父亲搀过终点

　　算上在距离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不到四个月时做的一次跟腱手术，德里克·雷德蒙德为了自己的奥运梦想先后开过五次刀。但在巴塞罗那的400米半决赛中，他因右大腿肌肉突然撕裂而在半途痛苦倒地。眼含泪水的他拒绝了医务人员的担架，在父亲吉姆的搀扶下一步步走过终点，6.5万名观众全体起立为他欢呼。金牌梦想的终结，从来不代表着奥运精神的离开

　　德里克·雷德蒙德。一个黑人运动员，英国人。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他参加了400米赛。在400米半决赛比赛中，刚刚跑过了250米，德里克的腿伤复发了——右腿肌肉撕裂，他重重地跌倒在了跑道上！ 别的运动员们一个个地从他身边跑过，纷纷到达了终点；救护人员也迅速跑上来，想把他抬上担架。但他苏醒过来，却嚎着推开救护人员，从地上爬起来，泪流满面的一跳、一跳地冲向终点……

　　为了参加奥运会，德里克已经动过5次手术了。

　　比赛早结束了，只有德里克。雷德蒙德还在一跳、一跳地向着终点冲去。此时，他的父亲也从看台上跑下来，扶着德里克的胳膊，和儿子一起慢慢地走向终点……

　　赛场沸腾了！全场65000名观众自发地站起来，鼓掌加油，为这位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的运动员鼓掌，也为这位伟大的父亲所表现出来的父爱表示敬意……”

　　2000年悉尼奥运会

　　刚刚学会游泳半年多

　　他以比第一名多出三倍的时间

　　完成了自己的200米自由泳

　　他虽然取得了最后一名的成绩

　　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

　　马拉松选手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John Stephen Akhwari）只代表祖国参加了一届奥运会——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在全部75名参赛者中垫底，在此之前、之后他也并未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好成绩被纪录，这在长跑高手层出不穷的非洲可谓平平无奇。但就是这样一位垫底者，却获得了比不少奥林匹克冠军更响亮的名声，和更广泛、更深久的影响力，如今时过境迁已近40年，人们仍忘不了他，他的名字被镌刻在奥林匹克名人录，成为北京奥运系列节目《英雄之歌》的一分子，在他的家乡坦桑尼亚，一个“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竞技基金会”正开足马力运作，以为那里家境贫寒、但有运动潜力的田径新苗提供资助，他曾被法国《队报》誉为“最美的垫底者”。

　　奥林匹克的宗旨不是更快、更高、更强么？这位垫底者究竟做了些什么，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

　　话说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是第一次在高原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盛会，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让那届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好戏连台，出现了许多空前的好成绩。相形之下，马拉松比赛的成绩太一般了，冠军、埃塞俄比亚人马默.沃尔德的成绩2小时20分26秒4，比他的同胞、两届奥运金牌得主“赤脚大仙”阿贝贝.比基拉在4年前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2小时12分 11秒2差了一大截，亚军日本的君原健二和季军新西兰的迈克尔.瑞安2小时23分多的成绩更是平平无奇，记者们除了例行公事般看一眼颁奖式，最多关注一下因伤只跑了17公里便颓然倒地的“赤脚大仙”比基拉，对其他选手并未太在意，观众们也没对马拉松投注过多热情，等颁奖式结束，场地内其它项目都已比完，他们便三三两两地退场回家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组委会开始通知马拉松沿途的服务站开始撤离，结果得到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消息：有个选手还在跑！

　　原来这个还在跑的选手就是阿赫瓦里。他在跑出不到5公里后因碰撞而摔倒，膝盖受伤，肩部脱臼，但他并未就此退出，而是一瘸一拐地继续向终点跑去。渐渐的，所有选手都将他远远甩在身后；渐渐的，围拢在街道两侧打气助威的人群已散尽，天色也越来越黯淡，所有人都觉得马拉松比赛已经结束，只有阿赫瓦里本人坚定地跑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比赛远未结束。

　　又过了半小时，天色已全黑，阿赫瓦里仍在继续着。由于剧痛，他的慢跑比寻常人散步还要慢，他的膝盖不住流淌着鲜血，嘴角也痛苦地抽搐。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身边出现了一名男子，《三角洲天空画报》的记者，这位记者同情地看着他，不解地问，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还要拼命跑下去？

　　阿赫瓦里显然毫无准备，他默默地又“跑”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坚定地答道：“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被深深感动的记者不但向自己的杂志社发了稿，还立刻把稿件发回奥林匹克新闻中心，阿赫瓦里的名言不一会就通过广播回荡在墨西哥城这座世界人口最多城市的上空，许多本已回家的市民纷纷赶到路边，为这位勇敢的选手助威、欢呼，在观众的鼓励下，阿赫瓦里拖着伤腿，顶着满天星星，走入了专门为他打开灯光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几乎是一码一码蹭到了终点线。

　　他被当作英雄般簇拥着，受到了远比冠军更隆重的礼遇。由于过于激动，人们忘了统计他的确切成绩，在奥运成绩册上只有他获得的名次：75人中的第57名，排在他之后的18位选手，都是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场的。

　　阿赫瓦里1938年出生于英属坦噶尼噶的姆布卢Mbulu，参加墨西哥城奥运时已是30岁老将。虽然他此前并无煊赫成绩，但作为坦桑尼亚历史上首位参加奥运竞技的选手，他没有辜负国家的厚望，成为 “最美的垫底者”。奥运后不久他便退役，进入坦桑尼亚奥委会工作，如今他将主要精力投注于“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竞技基金会”，他希望能帮助更多小选手，让他们在今后的奥运赛场上不再跑在他人身后。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夺得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时候，在同一项目上获得铜牌的是24岁的王义夫。1988年奥运会，他再度失意而归；1992年奥运会上他终于获得冠军；1996年和2000年分别在亚特兰大和悉尼都取得了奥运银牌。2004年雅典奥运再次夺金。王义夫是中国第一位连续6次征战奥运会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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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春 单刀赴会洛杉矶

　　在太平洋上颠簸了21天后，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于1932年7月29日下午4时到达美国洛杉矶码头。他是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的惟一一名中国选手。因长途旅行体力不支，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即遭淘汰，但他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

　　吉姆·索普 金牌等待70年

　　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夺得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枚金牌的美国运动员吉姆·索普，半年后因被人诬陷为职业运动员而被收回金牌。1953年，索普在忧愤贫病中去世，逝前还喊出：“还我金牌！”1983年1月，也就是在他的金牌被剥夺70年以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洛杉矶亲自把金牌交于索普的后代。冤案得雪，展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公平公正的全力追求。

　　欧文斯 45分钟狂破纪录

　　45分钟内5破1平世界纪录。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上，欧文斯（右）连夺4枚金牌。图中他和获得跳远亚军的德国运动员鲁兹·朗在赛后交谈。不过在那之后，经济上的窘困使欧文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为了生计，他曾和狗、马赛跑，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欧文斯去世四年后，美国设立了“杰西·欧文斯奖”，表彰在每一年的田径比赛中表现突出的美国男女运动员。

　　扎托佩克 被称为“人类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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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基拉两夺马拉松冠军

　　24岁时开始练习长跑前，他是牧童和皇家卫兵。1960年，他在罗马奥运会上打破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金牌的非洲黑人选手。因用赤脚跑完全程，阿贝贝·贝基拉获得了“赤脚大仙”的美称。4年后，他又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开创了蝉联奥运会马拉松冠军的先例。默默无闻的非洲长跑运动，自贝基拉之后蓬勃发展，并在世界田坛占有重要的地位。

　　阿里 反抗种族歧视

　　如果他只是个拳手，哪怕是最令对手畏惧的拳击天才，穆罕默德·阿里（右二）也不会像他现在这样成为一个传奇。18岁即获得第十七届奥运会81公斤级金牌远非他给我们的最大震撼。阿里憎恶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不愿沿用奴隶主的姓氏，并愤怒地将奥运金牌扔进了俄亥俄河。他还拒绝美国陆军的征召，推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反战浪潮。和平与团结，始终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诉求。

　　史密斯与卡洛斯举起黑手套

　　几乎所有关于1968年的年鉴中，都不应该错过这张照片。第十九届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200米的颁奖仪式上，金牌得主托米·史密斯和铜牌得主约翰·卡洛斯在奏响美国国歌后，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低下了头，以此抗议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两尊黑色的“雕像”，令全场愕然。尽管因为此举他们被逐出了美国奥运代表队，但呼吁人人平等的举动让他们赢得了奥林匹克的尊敬。

　　这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一届奥运会。1972年9月5日，“黑九月”组织在慕尼黑制造了一起奥运史上罕见的惨剧。他们劫持并杀害了以色列9名运动员和2名教练员，同时有2名警察遇难。次日，慕尼黑体育场暂停比赛一天，改成有8万人参加的追悼会。“慕尼黑血案”作为奥运史上最为恐怖的一页，促使以后的奥运会主办国大力加强了安全警卫工作。

　　雷德蒙德 被父亲搀过终点

　　算上在距离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不到四个月时做的一次跟腱手术，德里克·雷德蒙德为了自己的奥运梦想先后开过五次刀。但在巴塞罗那的400米半决赛中，他因右大腿肌肉突然撕裂而在半途痛苦倒地。眼含泪水的他拒绝了医务人员的担架，在父亲吉姆的搀扶下一步步走过终点，6.5万名观众全体起立为他欢呼。金牌梦想的终结，从来不代表着奥运精神的离开。

　　与奥运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3年的春天，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有一天接到通知去主持一场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举办的晚会，中英文都由我一个人来担当。我很认真地研究节目，不外京剧、杂技、武术之类国粹。中文好办，串词是现成的，但是直接翻译成英语是不行的。一是缺少背景介绍，老外恐不明就里，而且中文串词多慷慨激昂的对仗，翻成英语就显空洞，甚至莫名其妙。于是我决定英文干脆与中文脱离，另写一份，到时中英文穿插着说也不显重复。

　　当晚演出一切顺利。演出后，我正在后台卸妆，导演跑来说奥申委的几位领导要见我，其中就有何振梁先生。他一见面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贺：“评估团的官员都在说，这个中国女孩的英语怎么这么漂亮！你给咱们北京争了光！”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大概谦虚了一番。

　　不久就接二连三地主持一系列申奥活动，如萨马兰奇主席参加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等等，直至七月份接到通知作为申奥代表团成员赴蒙特卡洛。我的任务很明确：一旦申奥成功，中国就要在当地举办答谢酒会，由我主持。虽然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英文专业，又主持了三年多以各国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正大综艺》，但其实在这之前我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又是如此的大事，所以既兴奋也紧张。晚上睡不着觉来琢磨说什么话才显热情喜悦又不失大国风范。还专门定做了中、西式的礼服各一套备用。出国的专机上，同我一样兴奋的团员们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流传着“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这回主办权肯定是咱的了！”

　　对另外一种可能性，我没有思想准备。

　　到了蒙特卡洛没几天，我的心中就有了不一样的预感。翻开每天的当地报纸，对北京的评价以负面为多。在整体政治气氛下，北京市官员的话被断章取义，一句“申奥不成，没脸去亚特兰大”就变成了第二天的大标语“北京如果申奥不成，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从哪说起呢？干着急，有劲儿使不上。同时，我自己的心情也很复杂。我们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水平相比其他城市显得薄弱；代表团成员中懂外语的不多，成天与自己人凑在一起，倒是合唱团的十二个女孩子（为什么总是靠孩子？）在奥委会委员必经的走廊上唱《奥林匹克颂》，恳切又有点单薄。而悉尼的志愿者已经把大街小巷的餐馆酒吧插满了他们的旗帜。中国的一些官员也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经验，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尖锐的问题时，竟然以"咱们会后再交换意见"作答。

　　气功大师的预测也没有那么准。

　　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合唱团的女孩们抱在一起哭了，天真的她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她们还唱得不够好。转播结束后，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同事们从体育馆走回饭店，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雨后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水洼，路灯拖出我们长长的影子。回到房间，我把挂在衣橱里的礼服叠了起来，压进了箱子。那两件礼服，我从此再也没穿过。回国的飞机上我哭了，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因为何老特意走到我身边，说：“杨澜，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都这个时候了，老人永远想着我们，让我感动。透过舱窗俯视，美丽的蒙特卡洛阳光灿烂，白帆游弋，让中国人的失落如过眼云烟。我心里想：“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怎么回来，我其实并不知道。

　　申奥的经历促使我做出人生的一个决定：辞去工作，出国留学。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那么少，对国际事务的认识那么幼稚，甚至，自己的英语那么不够用！

　　我要永远感谢2001年春节前接到的那个电话。我当时刚生了女儿两个多月，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呢，电话铃响了。是奥组委的赵卫，他自我介绍后就直接问：“我们想聘请你做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且参加文化计划的陈述小组，你愿意吗？”“当然！”我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好像自己早就知道会接这个电话。我只问，需要我什么时候到位？那天晚上，抱着怀里的孩子，我对她轻声说：“宝贝，看来妈妈要提前给你断奶了。对不起！妈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没有完成的事。”直到今天，女儿还会很骄傲地说：“妈妈，这么说我也为北京奥运会做过贡献是吗？”当然，宝贝！

　　也许这样说有点不讨人喜欢，但我还是认为，1993年申奥失利未见得不是好事。只差两票，挺“冤”的，也不“冤”。就像任何一场体育比赛，有本事就别差那0.01秒。输，就要认。有些事必须水到渠成，瓜即使强扭下来，也是不甜的。中国人当年有点心急，急着出头，急着证明给人看，是可以理解的。这二十几年，如果心不急，也发展不了这么快。但高楼大厦起得容易，改变理念，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民众的文明素质就没那么容易。失利让人清醒，让人长进，就像发豆芽时要在上面压个碟---有压力了，豆芽长得壮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全体眼巴巴地盼着运动员那一块金牌，为国争光，因为那时咱们觉得处处不如人，需要金牌长志气。结果，运动员们不堪重负，奥运金牌也有点变味。朱建华在汉城一失利，上海家里的玻璃就被砸了；李宁从鞍马上摔下来，下飞机时就要老老实实走在最后一个。吓得走在第一位的高敏脊梁发冷，得到的鲜花越多，越怕承担不了日后的失败，不惜装病也要闹着退役。这让她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经历了炼狱般的精神考验。那时的中国人，输不起啊。

　　2001年的北京与1993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是不是只有奥运会一种机会来让世界认识我们？当然不是，人有了底气，眼光就会放远些，心胸就会宽阔些。就象你在家里请朋友吃饭，人家问你为什麽，你是说："因为想秀一秀家里的新装修，你看，家俱都是镶了金边的！"还是说："因为想让大家好好高兴高兴！"？有了这种心态的成熟，目标也就更单纯些，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要把它们当作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必然经历的烦恼。

　　2001年7月13日，当我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面前，准备就北京申奥的文化计划进行陈述时，我一点都不紧张，甚至不去想最后的结果。邓亚萍事先对我说：“想赢就不紧张，怕输才紧张。”而我的心得是：“把自己忘掉，紧张从何而来呢？”那一刻，我就是一名信使，把信传达到是我

　　的使命。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那些凝聚的多少人心血的精简了再精简，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要打到听众的心里去。那天现场的光线从观众席后射向讲台，我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但我又似乎能看见他们。该笑的地方，他们笑了，该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深呼吸。结尾处我说：“七百年前，当马克波罗即将去世时，人们再一次问他：‘你所说的那些关于东方中国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克回答说：‘我告诉你们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来北京吧，用你们自己的眼发现中国。”这些话打动了他们，我深信不疑。

　　有外国记者问我：“你并不为国家机构工作，甚至也不从事体育，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与奥运相关的事？”我告诉他们说：“主办奥运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贡献，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从此都将大不相同。我不仅仅是志愿者，也是受益者。因为我是国家的主人。”今天当我告诉国际媒体，北京奥运需要十万志愿者，却有二百万人报名；北京的公共场所已禁止吸烟；公共厕所全面整改，低排放绿色交通工具在奥运会期间使用，日后将在十个超大型城市中普及推广，大幅降低废气污染，……他们都睁大眼睛说：“这太棒了！我们怎么不知道？”有些固有观念的确会遮蔽视野，那是有选择的盲点，连当事人也不一定意识到。

　　在奥运年，《杨澜访谈录》改变以往的周播形态，制作50集系列采访，在东方卫视以日播形式播出。我走访了国内外50位奥运人物，有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大逆转开山铺路的优秀组织者，有奥运史上伟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有为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谱写新篇的社会人士。我越来越发现，奥运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宏大叙事，也是冷暖自知的个人体验。

　　对于都林冬奥会男子单人花样滑冰冠军普鲁申科来说，滑冰是母亲为了让瘦弱的儿子变得强壮而做出的选择。11岁那年，家乡的滑冰场关闭了。普鲁申科只身来到圣彼得堡投靠教练。为了负担儿子的费用，父母不得不打几份工，母亲一度在马路上干铺沥青的重体力劳动。形单影只的普鲁申科不仅饱一顿饿一顿，而且屡屡遭受同队大男孩的欺负。好几次他在火车站目送母亲离去，不由自主地跟着火车奔跑，呼喊着妈妈把他一起带走。但他终于坚了下来，滑冰是他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机会。他用第一次参加欧锦赛的奖金给妈妈买了一条裙子。“妈妈穿什么都是最美的。”今天的普鲁申科已经把该得得奖杯都拿了，是什么让他在都灵退役之后又宣布参加了2010年的冬奥会？“我要创造历史。因为还没有人能连续两次拿到这个单项的奥运金牌。如果去做职业滑冰选手，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不，我的目标是成为伟大的运动员。”

　　如果只是追求优秀，一枚奥运金牌已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只想成为“伟大”的运动员，时间的磨砺就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时间是多么无情，在它面前，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相隔实在过于漫长；时间有是多么有情，它让精彩成为经典，瞬间成为永恒。当巴德 ·格林斯潘陪同杰西·欧文斯重返柏林，1936年这位黑人运动员打败希特勒种族优越论的奔跑声依然震耳欲聋。一位普通的德国人对他说：“当年希特勒不肯与你握手，现在请允许我握一握你的手吧。”在那一刻，格林斯潘决定用他一生的时间来记录奥运会上一个个人性闪耀的时刻。“我采用的是海明威式的讲述方式。人，命运，不屈的精神。”正是他，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把

　　摄影机对准了马拉松赛的最后一名选手，来自坦桑尼亚的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

　　这是来自非洲的一个小村庄，习惯了赤脚跑着上学的年轻人，代表刚刚独立不久的祖国来到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高海拔让他难以适应，跑到一半的时候就扭伤了大腿。一个又一个选手超过了他，救护车就在一边，招呼他上去。他拒绝了。天黑了，体育馆内颁奖仪式已经结束，看台上的观众已有不少人离去了。就在这时，阿赫瓦里一瘸一拐地跑了进来，在冲过终点时颓然倒地。记者问他为何明知是最后一名还要坚持跑完。他用虚弱的声音说：“我的祖国把我送到7000英里之外，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为了完成比赛。”2007年我的节目组通过坦桑尼亚驻华使馆找到了已近七旬的阿赫瓦里。他居住的村庄至今没有通电，离他最近的一部电话和电视也要有2公里的路程。作为老年人和学生的业余教练，他没有太多的收入，但他很骄傲，因为他没有给自己的祖国丢脸，并且成功地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如今，他仍然坚持每天跑步，这已是一种习惯，或者一种生活方式。“跑步带给我快乐，无法替代的快乐！”

　　运动，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Game，是竞赛，也是游戏。纽约黑人聚居区的孩子们因为希望有朝一日像迈克尔乔丹一样打篮球而对毒品说“不”；饱受战争摧残的塞黑青年可以在废墟间的空场上踢一场足球，暂时忘记苦难与悲伤；受宗教保守势力束缚的中东女性，正在鼓励她们的女儿们穿上运动服参加运动。奥林匹克，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让人们在人性的原点上彼此接近。有时，当布勃卡这样的运动员每周突破一次撑杆跳世界纪录时，他已不再是某一国家的骄傲，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英雄，正如他所说的：“极限是什么？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这是奥林匹克的声音，也是人类的声音。

　　汶川大地震与奥运发生在同一年，使2008年更加不同寻常。自然的威力让人敬畏，生命的损失让人痛苦，活着的人相互扶助守望，让中华之精神在瓦砾中获得新生。当经历风风雨雨奥运圣火穿越废墟，在生存者的手中，在英雄的手中，在孩子的手中，在祖祖辈辈以此为家的人们的手中传递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热泪盈眶。少了炫耀浮躁之心，有一种更深沉的情感托起奥运的火焰：回到文明的起点，感受生命的尊严与顽强，人性的美好与高贵。我们在奔跑，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会继续奔跑，因为没有对未来失去希望。血液在身体里加速流动，四肢舒展开来，神经变得兴奋，奔跑带来的快感如此单纯而直接。当人们手手相传，心心相连的时候，我们同时拥有了一种大于个体自身的力量，这正是人类精神不断自我超越的写照。

　　在这个冲突，饥荒，环境危机不绝于耳，误解、偏见与仇恨分割着人群的时代，有什么力量让我们作为人类聚合在一起？人道的力量。有哪种人道的力量让人充满身心的喜悦，发于本性，彼此相通？运动的力量。有哪种运动团结了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和人民，代表了人类最高竞技水平？是奥林匹克运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