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泳运动员员的鱼线是啥

袁隆平二三事:差点变成游泳运动员(图)
袁隆平全家在安江农校时的合影。前排左起:袁定江、袁定安、袁定阳,中排左起:岳母、母亲,后排左起:邓则、袁隆平、邓一平(邓则之兄)。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
  这是我们知道的袁隆平。
  光环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袁隆平母亲从小教他说英语;因为带着弟弟逃学被父亲“打了一餐饱的”;考大学时选农业作为第一志愿,刚开始并不被理解;差点成为专业游泳运动员,险些去当空军飞行员……袁隆平的口述,带我们去认识一个杂交水稻之外的他。
  感谢贤内助
  我和邓则的结合,在当时堪称门当户对。我们是1964年2月结婚的,那时我已经超过33岁了,货真价实的晚婚。
  此前我也谈过恋爱,未成功。那时湖南安江农校对门是黔阳一中,是个重点中学。1956年的时候,这所中学要开一门农业技术课,而普通中学没有讲农业课的教师,就要我去代课。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我们在一个教研组里,谈了3年恋爱。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后来她跟我讲,她要跟别人结婚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她找的那个人,第一是出身比较好,第二是在大学当助教,第三是工作在长沙,这些条件都比我优越。实际上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只是迫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对此我感到很痛苦,我也很痴情,等了她3年呢。后来她生小孩了,我就彻底断了念头,之后她曾说过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3年冬,学校老师和过去学生中的热心人关心我的婚姻大事,帮我物色了对象,她就是邓则,我过去的学生,小我8岁。她1959年从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到黔阳县农业局两路口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她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一直没有考虑婚姻问题。经过她的两位同学谢万安和王业甫的撮合,我非常愿意,就去找她。两个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谁都不挑谁;加上原本是师生,互相熟悉和了解。她对我印象比较好,认为我的课讲得好,爱打球,爱搞些文艺活动啊,又会拉小提琴啊。她也很活跃,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运动,爱打球,还是黔阳县篮球运动代表队队员呢,因此我们很情投意合。
  1964年春节前夕,黔阳县组织篮球比赛,场地就设在安江农校。几位热心的老师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鼓动我把婚事办了。热心的红娘曹延科老师更是趁热打铁,抓住练球空隙请邓则来我的宿舍喝茶休息。为这弄得我还很尴尬和措手不及,因为我的洗脸盆漏了个洞,只能歪在一边接点水请邓则洗手,而且我宿舍的墙脚边还丢了几双臭袜子。但后来邓则跟我说,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她深深感到“老师”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
  有人牵线,速战速决!从介绍到结婚不到1个月时间。就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邓则从赛场上拖下来,要骑自行车带她去打结婚证。邓则说比赛还没完,我跟她说打结婚证比打比赛更重要!她有个叔伯哥哥,说你怎么搞的,比赛都不比了?我说比赛明天再比吧,今天这个结婚证更重要!
  农校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地帮我们布置,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曹老师拿出5元钱,买回了喜糖;女体育教师周琼珠将刚买回的绣着一对红蝴蝶的平绒布鞋送了来……这样,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结婚时,我只穿了很一般的衣服,本来也不帅嘛。
  我为了庆祝我们的新婚,曾邀请邓则去游泳。记得有一天开会到晚上11点,但在新婚的激情和游泳的兴致双重驱使下,尽管黑灯瞎火,我还非拉上邓则去游泳不可。为此我还特意拿上一把小剪刀,以防河里有渔民布下的渔网,碰到鱼线时可以剪开脱身,然后我们去游了个痛快。
  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叫我袁老师,我一直称她为贤内助。最有意思的是,前几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辛世文教授(现在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见面时,我们互相介绍自己的夫人,他说“这是我的太太”,我就说“这是我的贤内助”。后来他太太就对他说“以后不能叫太太啊,要叫贤内助,贤内助比太太好”。
  在我事业最艰难、工作最困难的时候,邓则却最坚定地支持我,她付出的确实太多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搞科研,家里的担子都由她挑起来。我曾连续7个春节都没有回家,是在海南岛过的。小孩都是我的贤内助带的,二儿子出生才3天我就南下了,但我的贤内助也没有埋怨我。她知道这个事业很重要,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为了照顾我母亲,直到母亲去世,邓则才带着3个孩子来长沙和我团聚。从1964年到1990年,26年里我们基本是分居。
  邓则很厚道、善良、贤惠。我们之间顶多有几次争争嘴,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她偶尔发脾气,我笑一笑就算了。我抽烟,她唠叨几句,说你少抽点咯。现在,我每次应邀出访,或是参加活动,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带着我的贤内助一道去,让她走一走散散心。如果是出国,我就耐心地给她当翻译兼导游,她喜欢旅游呀。这样,带她去过5个国家和国内很有名的一些景点;即便没有机会带她去,也会给她买一些礼物,我能记得她穿的衣服和鞋子的型号。
  母亲的教育影响一辈子
  我对我家祖上事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千份《西园迁徙》的小资料,对此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在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省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畈,在那里世代务农。清代雍正年间,从第11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字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我是“隆”字辈。
  我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上个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他受到西北军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事务科科长。
  我母亲华静,原名华国林,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
  我母亲早年在镇江教会学校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
  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
  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隆平”。当时,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平协和医院的护士长。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的出生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
  带弟弟逃学被父亲打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度过的。我小时候很贪玩。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要躲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一次我带上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将我俩揪了回去,打了一餐饱的。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哪晓得,逃学游泳不说,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已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下称博中)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中也迁回汉口,我继续在博中读书,前后有4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中度过的,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博中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虽是教会学校,学校里的宗教活动并不多,信教与否,完全自觉自愿。在校4年多,我只参加过2次宗教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一。在那种几乎全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百分之八九十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
  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
  我是1949年9月上旬进大学的。当时我知道重庆北碚有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关系的相辉学院,于是就选择了进相辉学院,农业是第一志愿。
  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上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泠泠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相辉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称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4年,直至大学毕业。
  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游泳技术一流
  大学期间我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梁元冈、张本、陈云铎、孙昌璜等。梁元冈会拉小提琴,我们就跟他学着拉。我喜欢古典的小提琴曲,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都会一点。当时,由于我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我取外号叫“大Bass(大贝司)”。我在大学里面是合唱团的成员,就是唱低音的。我喜欢比较经典的音乐,唱《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等等;我也会唱英文歌。每到课余时间,我和梁元冈、陈云铎、孙昌璜等爱唱歌的同学常常聚集到一个宿舍里一起唱歌。
  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但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
  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到江边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渡江的几分钱。你想想,当时3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1952年我还参加过考空军,那时空军从西南农学院800多名学生中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被选上了,让我参加空军预备班。我好高兴,还参加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
  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20多万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只要高中生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
  那时四川省分了4个行政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我们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 1952年,贺龙元帅主持西南地区运动会。我参加了游泳比赛,先是在川东区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同学们好高兴,因为这是西南区游泳比赛的选拔赛。我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他们说我潜力很大。后来我代表川东区跑到成都去参加比赛。成都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比赛中,我前50米是27秒5呢,当时世界纪录100米是58秒,这么算跟世界纪录差不多。后面50米就游不动了,最后搞了个1分10多秒,只得了个第四名。而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就被淘汰掉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
  空军把我淘汰了,国家游泳队也把我淘汰了,两个都把我淘汰了。
  大学同学都了解我是这种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他们说要给我一个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
  日常生活丰富多彩
  我的生活很丰富,因为生活本身就丰富;工作也很愉快,能为国家、为人民做自己应做的贡献是最愉快的。我的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想,一个人活这一辈子,首先,心态要好,要乐观一点,开朗一点,豁达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为点小事情发愁、计较,也不要为了追逐名利去花心思,否则你稍微有点挫折就受不了。
  生活要有规律,要讲求健康的生活,这也是很重要的。我吃饭以素食为主,常吃粗粮。饮食定时定量,每天3餐,多吃米饭和红薯等粗粮,少吃一点鱼、肉。一天大概2两荤菜,补充点蛋白质,再多吃些水果,很简单。补药从来不尝,粗茶淡饭,适当营养,只要卫生和营养就行了。我现在的体形保持得很好,不胖不瘦。我每天早上要做体操,下午要打球,夏天还要游泳。我现在精力充沛,看来脑筋还管用,身体还很好。我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我们现在经常搞比赛,我还连续几年在我们农科院得游泳冠军呢,短距离50米年轻人都游不赢我,但我耐力不行了,只是我的技术好。除了游泳,我还打排球,打排球我是主攻手。这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晚上,一般要下下象棋,轻松一下。生活内容充实,心情也开朗。
  我爱看书,外文书啦、文史啦、地理啦都看,大概每周有3天看业务书。看业务书,我有选择性,需要的看,感兴趣的看,主要是与工作有关,比如超级杂交稻有关的新发展、新趋势。我认为脑子要多用,尤其是学外语,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脑子越用越灵活,人年纪大了最怕得老年痴呆,现在看来,我脑筋还管用。
  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有一些专才,有一些爱好。有专才,就有了方向;有爱好,不但让你的世界更丰富,还可以在知识、文化、精神层面上相互杂交,互相启发。 杂交现象不仅在自然界存在,在人类社会、思维领域也都广泛存在。
  我有3个儿子,分别取小名为五一、五二、五三,大名是袁定安、袁定江、袁定阳。他们小的时候,我对他们照顾很少。老大长年跟奶奶生活在重庆;老三跟着外婆过;只有老二,5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海南、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从不爱说教,不强求他们必须有大的作为,健康就好,有健康就有未来。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要想上进,我就给他们创造条件。老三还可以,他肯学习,我就给他创造条件。
  现在我们有了孙辈,两个孙女。每天下班之后,我和老伴都会陪孙女们玩一玩,带她们游游泳,或者给她们讲讲故事,享受天伦之乐。
  (据《袁隆平口述自传》)
  作者:据《袁隆平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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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科技带来进步 高人点拨特拉梅尔 目标超越刘翔
09:23:25 来源: (上海) 
作者:冯笑  
一直以来,温特的头衔都是运动科学家,他的工作范畴无非就是收集数据、进行理论研究,然后在一些非常细小的地方找到缩小差距或是进一步提升成绩的方法。他的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那些世界顶尖选手。但是无数事实证明,这些隐藏在阿拉伯数字背后的东西确实能让运动员们变得更高、更快、更强。
原载于《今日美国》 乔迪·爱普敦 专题编译 实习记者 冯笑
高人点拨特拉梅尔 目标直指跨越刘翔
从去年夏天开始,彼得·温特办公桌上的分析表格还有数据图形就堆成了小山。而所有研究结果都明确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只要训练计划得当,美国田径队在上至少能比在雅典多拿一枚金牌,而这枚金牌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中。
温特是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技术研究所的一位奇才。每天,他都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阅读分析大量的电子绘图,并据此为运动员找出突破点,好让运动队把训练经费花在刀刃上。当他把最近九年美国跨栏运动员特拉梅尔与中国奥运冠军刘翔的比赛成绩一一列出并进行对比之后,这位科学才俊断言,到2009年中期,特拉梅尔一定能在赛道上击败刘翔。
因此,摆在温特眼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让特拉梅尔的进步速度再快一点。实际一点说,就是让他超越过刘翔的日子能够提前十个月,因为奥运比赛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如果特拉梅尔的比赛成绩能够再快个百分之一秒,那么在今年夏天的奥运会上,美国田径队多出的那一枚金牌将得到保障。
去年秋天,在哈佛大学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温特就明确地表示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一直以来,我被告知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特拉梅尔拿到奥运金牌。”另一方面,特拉梅尔和他的教练也很清楚,检验温特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就是奥运会的赛场。特拉梅尔110米栏的最好成绩是12秒95,比刘翔刚被打破的世界纪录慢0.08秒。最新的世界纪录是由古巴人罗伯斯创造,12秒87。
今年年初的时候,特拉梅尔和他的教练还不是很清楚到底要不要尝试温特和他的研究室所给出的全新的训练计划。当时离奥运会只有六个多月,他们都换衣在备战关键时刻是否有必要将训练计划做出重大调整?尽管这种调整有着足以令人信赖的科学原理支撑。
温特说,特拉梅尔的教练从看到计划之后就一直在犹豫,他想让自己的运动员尝试一下,但是又担心因为不适应新计划在奥运会前夕因为训练意外受伤。所幸,最终他们还是决定要试一下。特拉梅尔采纳了温特给出的关于训练时的一个建议:在日常训练时候穿上一件负重背心,为的是提高比赛中心血管的负荷能力。
“我们并没有像温特建议的那样使用了很长时间。只是在训练中试用了几次,确保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负面影响。”特拉梅尔说,“不过,当你想到这项成果是经过多次试验论证,你就会觉得他还是挺可靠的。并且我认为他是会有效果的。”事实上,通过试用期后,特拉梅尔亲自告诉他的教练他想在训练中更多地采纳温特建议。
2008年以来,特拉梅尔和刘翔还没有在110米栏赛道上正面交手过。当然这并不重要,因为只有等到北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才是这两位跨栏明星真正的较量。同时,这也是检验温特研究成果的最好机会。如果美国队多出的一枚田径金牌真的出现在110米栏赛道上,那么温特以及运动管理中心的研究成效将得到最佳佐证。
美国选拔赛 成效已显露 北京奥运会 一切见分晓
一直以来,温特的头衔都是运动科学家,他的工作范畴无非就是收集数据、进行理论研究,然后在一些非常细小的地方找到缩小差距或是进一步提升成绩的方法。他的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那些世界顶尖选手。
从沙滩排球运动员的食谱到游泳选手的水下转身方式,温特和他的研究团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曾说服了田径运动员穿上负重背心,也指导双人花样滑冰选手如何提高身体的柔韧性。现在,这些改变的成效都能清楚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在上周进行的美国奥运会田径、游泳选拔赛上。美国国家游泳队以及田径队都是温特团队的服务对象。温特表示,有些竞技项目的革新仍属保密阶段,不过他向所有人保证,到了北京奥运会时一切自会见分晓。
很多人都对温特的实验室非常感兴趣。在大多数人脑海里,那地方一定充斥着金属实验器材的乒乓声,每一位研究人员都会穿着特定的实验服。事实上,工作室里最多的就是电脑。科技力量在奥运比赛中的作用被很多人比作是体育“冷战”。“现在的状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美国奥委会运动成绩主管斯蒂夫·罗什说。1957年,前苏联发生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人也迅速地参与到了太空竞赛中。现在,由于中国与俄罗斯在与美国代表团的竞争中已逐渐将差距缩小,再加上,英国也在日益发展着夺金项目,美国人的危机感越来越重。而在美国本土,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将注意力头像橄榄球等非奥运项目上。在摔跤等传统奥运项目里,运动员的群众基础正在走向衰退,这也大大影响了整个美国奥运体系的发展。
温特科技体系 志在奥运造星
在美国,用数据统计来研究运动成绩并不是新鲜事。不过,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不少运动队都在质疑美国奥委会在运动员成绩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其流程标准总是无法达成共识。这也就促使运动成绩管理部门下决心要设计出一套完整、健全的数据管理体系,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收集所得的数据为运动员创造更多的夺金机会。
温特的这套调查分析系统对于未来美国体育发展的影响力也许会更加明显。他本人也希望通过这套体系能够培养出一批新的美国奥运之星,特别是在一些传统的大学体育项目中,比如篮球或是垒球。
在调查范畴中,运动员体重的细微变化、运动过程中角度的转变或是身体旋转的改变都会给成绩带了巨大的影响。之前,美国女子雪橇队的总教练曾主动上门找过温特。作为冬奥会的夺金项目,雪橇队的教练组总是担心那些德国队的大个子们是美国姑娘的夺金障碍,相比之下美国女队员的身板显得太单薄了。在下令运动员用饮食来“长个头”之前,教练组还是决定先找温特商量一下。
对于雪橇运动员来说,体重是把双刃剑。冲下山的时候,他能够增加动力,但是腾空的时候体重又会变成阻力。乔·仑丁是这支运动队的新闻发言人,他认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项精确到千分之一秒的运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非常赞成征求运动科学家们的意见,“一个改变也许会产生0.01秒甚至是0.1秒的变化,我们当然要慎重。”仑丁说。衡量了增重的利弊,温特给出的答案是增加体重的确可行,不过要确保多出来的体重在运动员身上是以纯肌肉的方式体现出来。
“队员们还处于试用阶段,不过看起来效果还挺不错的。”仑丁说。
运动存在共性 完全有迹可寻
  其实,很多所谓的高科技手段究其原理也不是那么密不可测,不过效果却非常好。一根钓鱼线可以测量出游泳运动员的速率,一个滑轮可以让运动员感受到世界纪录的节奏还有乳酸血液测试的结果可以让教练组了解到运动员身体的恢复情况。
  除了为奥运会服务,温特还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调查课题。他将那些不同领域的优秀运动员进行集中调查,试着发现一些他们的共性。
  举例来说,温特认为,篮球运动员所具有的手感以及团队合作精神或许能让他们成为一支出色的手球队;足球运动员在瞬间的爆发力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在雪橇这类运动中也能赛出好成绩。摔跤手的上肢力量和协调性很有可能可以让他们成为出色的赛艇选手。
  当然,温特认为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革命还是聚焦在那些精英田径运动员身上。在他们身上,对于时间的感知能力,对于赛场情况的洞悉都是科学家们一直以来想要深入了解的东西,“运动员的很多特质总是让我们觉得难以琢磨,于是大家只能将这些东西归结为天生的。”温特说,“但是我们认为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一切都可以被传授,也一定能学会。”
  G比《007》里的那个博士还神奇
  多年来,始终有一个课题停让温特很感兴趣:无论运动员对于科学成果多么信任,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身体的本能以及自然的条件反射。
  “运动员与体育科学之间的联系应该是辩证的,”温特说,“不过,科学研究者在这一方面还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
  去年美国国家游泳队的训练营中,温特发现许多运动员在水下转身后喜欢先用发力腿触壁再用另一条腿。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游泳队教练都不赞成运动员用这种转身方式。他们所推崇的是用双腿同时触壁的方式。通过研究,温特发现这种双腿交替的触壁方式,比起双腿并拢的方式更有助于运动员发力,并且不仅是在游泳运动中,在篮球跳投或是排球拦网时,这样的发力方式都受用。温特将相关数据整理出来给了游泳队教练。有时候,他的研究成果也“保护”了这些队员们。“刚开始,我们以为运动员这样做只是为了耍酷,让动作更好看些,”美国国家游泳队总教练马克·舒伯特说,“包括许多优秀运动员在内,他们的这种转身方式都被纠正过来了。当彼得把调查结果给我们看到时候我们才知道,运动员的这种做法是出于本能,因为那样他们觉得习惯,比较适应。”
  等到8月份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游泳队计划在训练中心的泳池壁上放置一个水下电镀板,这样将能把队员们在触壁时的力量数据更精确地收集起来。当然,在游泳这项运动中,使用电脑模拟器等科学手段来来推进运动成绩并不罕见。美国游泳队技术主管吉纳迪尤斯·索科洛瓦斯博士认为游泳也许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在科学研发上领先其他竞争国的项目。在游泳队里,姑娘和小伙都喜欢称呼他为“G”,就跟电影《007》系列中的代号一样。索科洛瓦斯博士认为,美国人已经在体育科技研发上进步很快了,“在欧洲,体育科学有着非常长的历史。2000年,我刚从立陶宛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主要任务是给他们介绍一些已有的先进技术。现在,至少美国人的设备已经领先很多了。”
  温特和索科洛瓦斯可以运用图标或是表格详细了解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们仍旧需要大量的观察结果才能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例如,索科洛瓦斯就通过数据调查发现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着凯特·齐格勒左右臂的滑水速率不均衡。通过比较发现,她的右臂力量比较薄弱。根据这一数据结果,齐格勒的教练雷·贝内齐和体能训练师就试图帮助她纠正这一动作上的劣势。
  “刚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种想法,我们就只不过想试一下。”贝内齐说,“不过通过训练,理论上的东西得到了验证。”在齐格勒身上,贝内齐说他看到了“很大、很大、很大的成效”。当然,说服运动员改变自己的训练习惯有时候也是一门学问。温特需要详细地告诉他们原理是什么,并且还有把他们转化成队员们能够明白的运动语言。“很多时候他们都在一些非常细小的环节上进行修正。”齐格勒说,“有时候当他们带着研究材料来见我的时候,我只想告诉‘G’。好吧,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懂,你只要告诉我,在游泳池里我应该怎么做。”
本文来源:
作者:冯笑
已有123674人举国旗,迎五环,为奥运齐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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