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13.08.26），男，原名许高科，1923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襄陵县（今山西襄汾）。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党的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曾任冀察热辽二十二、十九专署公安处处长，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秘书、社会部办公室副主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党组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日12时23分，王宁同志因病在中国广州逝世，享年91岁。
中文名：王宁
出生地：山西襄汾
别名：许高科
出生日期：1923.04
国籍：&& &中国
逝世日期：
王宁，男，原名许高科，山西省襄陵县（今山西襄汾）人。出生于1923年4月，1938年7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党的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日12时23分，王宁同志因病在中国广州逝世，享年91岁。
日，王宁遗体在广州火化，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表示哀悼。王宁同志生前好友及干部群众代表也前往送别。
1923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襄陵县（今山西襄汾）。
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至1948年12月，先后任襄陵县二区“牺牲救国同盟会”助理员、华北联合大学青年队政治助理员、校长办公室股长、保卫员、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二科科员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承德市公安局秘书、省公安厅秘书，热辽行署公安局侦察科科长、晋察热辽第二十二、十九专区公安处处长，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侦察科科长。
1948年12月调进北平后，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社会部秘书、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1949年11月至1952年12月，先后任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广东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组成员，副厅长。
1956年12月至1968年9月，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一政委，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委员。
“文革”中被捕受迫害。
1971年1月，下放省公安机关“五七”干校劳动；同年9月恢复工作，至1976年10月，先后任广东省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省公安局局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1976年10月至1982年12月，任广东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兼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省特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1982年12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1988年5月至1993年5月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2000年8月离休。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王宁同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唤起民众抗日热情，发展“牺盟会”会员。
1938年，年仅16岁的王宁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宁同志离开家乡，带领30多名党员几经辗转，来到延安。王宁同志先是分配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嗣后加入抗大和华北联合大学组成的八路军挺进纵队，奔赴晋察冀根据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参加打游击、反扫荡，1942年后边工作边完成了高中课程的学习。直至1944年6月又被选送回延安，担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西北局社会部）二科科员，参加了边区安保及社会部对“抢救运动”中被审查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次年4月，王宁同志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延安和华北联大的6年战斗岁月里，王宁同志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敢于探索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坚定了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牺牲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王宁同志被派往冀察热辽地区从事公安保卫工作，在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时刻，他积极参加解放区的除奸肃特工作，为当地新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年底，王宁被选调到北平市公安局，参加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为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
1949年11月，王宁同志南下广州，从此在南粤大地扎下了根。在刚刚解放的广东，由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肆意破坏，局势很不稳定，老百姓对共产党能否迅速稳定局面、恢复秩序、发展生产、保障民生抱有疑虑。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厅长的王宁同志，恪尽职守，为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56年12月后，王宁同志担任省公安厅长，卓有成效地领导全省公安机关一次又一次粉碎了美蒋特务反攻大陆及其他种种破坏阴谋，维护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同时大力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了公安队伍的发展壮大。
“文革”期间，王宁同志遭受残酷迫害，戴铐入狱，但他顶住压力，仍保持了正直、正派的高尚品格，从未写过任何不实材料和说过不实言论，难能可贵。
1976年10月起，王宁同志主持全省政法工作。“文革”期间广东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工作任务艰巨繁杂。王宁同志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短短两年时间，全省公检法系统就恢复正常，并积极有效运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等提供了保障。在广东海丰，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的许多亲属及干部群众在“文革”中遭到冤杀和关押，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文革”结束后，王宁同志带领联合工作组深入调查走访、查明真相，最终使整个冤案得到平反，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期间，王宁同志还兼任省特区管委会副主任，参与了广东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他思想解放、勇于担当，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进行了大胆探索，积累了大量经验。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宝安县逐步放宽粤港间的过界限制，同意农民到香港一侧发展种养，但必须早出晚归。为方便生产，王宁同志毅然批示，支持宝安允许部分农民过境居住的申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982年年底，王宁同志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和统战工作，在领导全省落实干部政策、精简机构、干部的培养选拔、联系党外人士、指导群众团体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间，王宁同志还兼任省纪委书记，组织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同时甄别并纠正了一些错案、假案，教育、保护了一批同志。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王宁同志还重点负责整党和纠风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为广东省党风廉政建设，为干部队伍建设，为保障和促进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8年5月，王宁同志任省顾委主任，他带领省顾委委员积极参加省委重要决策的讨论，围绕改革发展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研思考，及时向省委及有关部门建言献策，较好地发挥了助手和参谋作用。[4]
1993年5月，王宁同志从广东省顾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十分关注党和国家大事及广东的发展，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在公安部咨询委员会、省法学会、省顾委委员联谊会、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担任职务，继续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余热。
王宁同志长期担任广东省地方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广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尤其是担任广东省公安厅主要领导20多年，为广东公安政法工作殚精竭虑，为打造稳定社会环境，促进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宁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勇于担当，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奋学习，注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永葆革命青春；他工作勤勤恳恳，处理问题慎重稳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他高风亮节，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处事公道正派，待人忠厚温和；他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乐观豁达，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王宁同志的逝世，是广东人民的一大损失。
王宁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刘奇葆、孙春兰、李建国、汪洋、张春贤、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郭金龙、韩正、乔石、朱镕基、温家宝、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周永康、杜青林、王胜俊、王晨、沈跃跃、郭声琨、常万全、周强、曹建明、令计划、卢展工、齐续春和郑天翔、张万年、王汉斌、张震、邹家华、王乐泉、热地、乌云其木格、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任建新、王文元、李贵鲜、徐匡迪、白立忱、黄孟复、张梅颖、李继耐；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同志陈锡文、杨传堂、刘家义、章沁生、令狐安、黄华华、欧广源；广州军区领导同志吕丁文；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有关省、市、区老同志凌云、邹瑜等；广东省领导同志及老同志朱小丹、黄龙云、朱明国、吴南生、寇庆延、朱森林、卢瑞华、李灏、张帼英、卢钟鹤、黄丽满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王宁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日，王宁同志遗体在中国广州火化。胡春华、肖扬、朱小丹、黄龙云、朱明国和黄华华同志等向王宁同志遗体告别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省直、中直有关单位和驻粤部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对王宁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王宁同志生前友好及干部群众代表也前往送别。
正文:俗话说：“河不亲水亲，人不亲土亲”。七月的一天，在广东省委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当听清笔者是故乡山西来的客人时，已几十年没回过家乡的古稀老人、原广东省顾委主任王宁禁不住老泪纵横，一把拉过笔者按坐在他身旁的沙发里，用颤抖、却是地道的晋南口音连连发问：“你从山西来？山西好哇？我就是咱山西襄汾人，我就是从襄汾走上革命路的……”
东洋鬼子猖撅日 农家少年挽弓时
日，襄汾县（当时叫襄陵县）邓庄乡南梁村老王家诞生了一个胖乎乎的男婴。此儿生得虎头虎脑，哭声大得惊人，难有消闲的时候。为镇住他的哭闹，父亲为他起名王宁。小王宁从小便显得机灵过人，经常问得大人们目瞪口呆，被村人誉为“神童”。听乡亲们喊自己的儿子为“神童”，心里美滋滋、却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产生了让儿求学的念头。但当年求学却不如如今这么方便，家徒四壁的王家拿什么供儿子念书阿？就在王父犯愁的时候，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一块银元，那个两个铜板，硬是为小王宁凑足了学费。这年小王宁才6岁。6岁的小王宁没有辜负父亲和众乡亲的厚望，以年年第一名的成绩读完了初小、和高小，并以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临汾中学，成了全乡第一名“秀才”。但考上临汾中学的小王宁，并没念成中学，因为这年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掀翻了他喜欢的书桌。读了两个月中学的他，让父母用牛车拉回乡下，又成了一名农民。读不成书的小王宁却因祸得福，回到乡下后，他碰上了他的小学老师乔冠五——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党员。在这个地下党员的帮助和带领下，年仅14岁的小王宁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后在区、县牺盟会工作，成了县里有名的抗日积极分子。党看他是个可造之才，也着力培养、帮助他，使小王宁进步很快，到1938年初，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襄汾中心区最年轻的共产党员。这年他还不满l5周岁。
黑云压城仍从容 临危不惧锄奸凶
1937年年底，太原失陷；1938年年初临汾失陷、襄汾失陷，日寇的铁蹄踏到了小王宁的家乡。面对凶残的敌人，已是共产党员的他，坚决要求党组织把他留下打游击。党组织考虑到他年龄太小，一开始坚决不答应，但经不住他的软磨硬缠，最后勉强把他留在襄汾县二区牺盟会里。
襄汾县二区当时属于敌我拉锯区，双方经常交锋。担任游击小组长的王宁，在和敌人面对面地打了几次后，胆子越打越大，经常领着游击小组摸黑潜伏到敌据点下，打得敌人一晚上不得安宁。1938年夏，为帮助老百姓从敌占区抢收小麦，王宁制定了一个“狼口夺食”的计划：把游击小组分成3个小组，分别潜伏到敌据点下，这儿打一阵、那儿打一阵，让鬼子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出击，老百姓则借着夜色掩护进行抢收。这个计划一直拖了3天才让鬼子识破，但这时老百姓已抢收了5000多亩的麦子，游击小组也早巳撤得没了影踪，鬼子气得只能在空麦地里放枪泄愤。
由于王宁的游击小组神出鬼没，日本鬼子多次围剿也不见效果，就想了个损招：收买汉奸。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汉奸还真让鬼子找下了。这天晚上，王宁他们在一个村子里睡得正香时，悄没声息就让鬼子给包围了，一下牺牲了好几人，要不是从地道撤得快，还不知要牺牲多少人。事后一调查，原来就是这村里的一个“二混子”告的密。这下王宁火了，领了两个人，在内线接应下，混进敌据点，第三天就把这家伙在据点里给崩了，吓得据点里的敌人好多天也不敢放下吊桥。自此，王宁锄奸的故事便在襄汾一带流传开来……
党的“七大”警卫员 开国大典“守护兵”
也许是因为“锄奸”出了名，王宁在此后不久，就被调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在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学习，后到安吴堡青训班培训，最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时间是1938年8月。
延安时期，王宁最庆幸和骄傲的是自己参加了党的“七大”保卫工作，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党的“七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当时敌我关系错综复杂，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人破坏，保卫工作非常艰难。就是毛主席也说（对李克农）“搞好了保卫工作，就开好了一半会”。为开好这次会，保卫部门对延安地区进行了过筛子似的清查，查出了一大批潜伏特务和反革命，仅王宁所领的小组就查获特务13人、收缴电台2部。在整个开会期间，王宁作为巡回警卫，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十几天会下来，人瘦了一圈，感动得李克农同志摸着他的头直夸奖：“小鬼，你是个好样的”，特意放了他几天假作为慰劳。
党的“七大”后；王宁又作为聂荣臻同志的随员来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学习了两年，并随着学校参加了1944年的冀中反扫荡，荣立三等功。1944年，他又调回延安，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党支部书记，直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期间，他先任中共冀察热辽区社会部侦察科长，参加了爷台山战役和赤峰保卫战。接着到热辽二十专区任公安处长，参加了解放赤峰市的第二次战斗。1948年底，他被调到筹建中的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并任解放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委社会部秘书，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开国大典作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盛事，已被永远载入史册，但是它召开期间的保卫工作却一直鲜为人知。当时，刚解放的北京，混杂和潜伏着几十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特务，社会形势极度复杂。为搞好开国大典，王宁作为罗瑞卿同志的得力助手，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如对潜伏特务的侦破，对起义人员的登记等等，仅收缴枪支就达10余万支。大典当天，王宁受罗瑞卿同志委托，亲自领着一连人在天安门广场外围值勤，保证了大典的顺利进行。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他就站在金水桥的护栏旁，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风采。直到今天，王宁讲起这段历史时还激动不已，说是“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幕”。
剿匪阵前“华南虎” 安邦定国“一柱石”
王宁在开国大典保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叶剑英同志的注意，当叶帅率部队南下时，特意点将王宁跟随，并在解放广东后，任命他为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
刚解放了的广东，由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局势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土匪袭民的恶性事件，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暴乱。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广东省开始了剿匪斗争。剿匪令一下，王宁率领的省公安总队便奔赴到剿匪第一线，在他指挥下，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上百次战斗，歼灭土匪上万人。1951年2月，毛主席下达了《处决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特务》命令后，广东省在叶剑英主持下，由王宁率省公安总队在2月23日夜间突击逮捕了大小匪首、特务、恶霸1万多名，当天夜里就处决了罪大恶极的1700多名，使广东局势得到根本好转，王宁也被叶帅誉为“剿匪阵前‘华南虎’”。
平息了广东的土匪叛乱后，王宁随后被任命为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并一干就是十几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偏安在台湾的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屡屡派出敌特和武装人员到大陆沿海骚扰，仅广东沿海一年间就遭袭击200多次。为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广东省公安部队配合边防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年间作战上百次，歼灭蒋匪军上万人，稳固了广东边防。除此而外，公安部队还在王宁的领导下，抓获潜伏特务数千名，破获反革命案件上千起，有力地保证了广东省的社会治安。为此，陶铸在一次会上夸王宁是“安邦定国的柱石”。
十年离乱身遭劫 历尽坎坷志刚坚
就在王宁为社会主义事业干得正起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生耿介的他，自然逃不脱这场劫难，运动一开始，便被打成反革命。昨天还是“安邦定国的柱石”，今天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王宁心里实在想不通。想不通就要抗争，抗争就会付出血的代价——由于他坚决不屈从造反派，大会批、小会斗后，戴着手铐脚镣、遍体鳞伤的他被投进了监狱，罪名是：反革命分子。这一呆，就是3年。3年里，他和家人互不通音讯，谁也不知谁的死活。
1971年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王宁才被放出了监狱。解放后的王宁顾不上养伤疗疾，就一头扎入到祖国建设中。没想到，他这埋头苦干又让人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干了没几天就又靠边站。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得到了彻底解放，重新被委任为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主管全省政法工作。恢复工作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把“四人帮”弄颠倒了的人和事重新颠倒过来。为此，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十天半月不回一次家。在他领导下，短短两年时间，广东省公检法系统就恢复正常，并为许多受害者平了反，使广东省很快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1982年，他被选为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并一干6年，查办了大批大案、要案，为广东省党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的海南倒卖汽车案，就是他顶着巨大压力查办的。他按党的原则办事，从不徇私情，被人们誉为“黑包公”。但在特区建设上，他却是个“先行官”。现在的珠海特区、汕头特区、深圳特区，无一不留下他的脚印和汗水。特别是在任特区办副主任的时候，他为特区建设更是操碎了心，现在特区施行的许多政策、法规，都是在他领导下制定的。就是1988年5月，他退居二线、担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后，也没减少对特区建设的热情，经常到三个特区考察、调研，为特区建设出谋划策，被特区人誉为“特迷顾问”。
老来犹唱“大风歌” 不忘桑梓一片情
1993年5月，年过古稀的王老从省顾委主任任上退了下来，但他离休不离志，继续尽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在他提议和召集下，广东省成立了老同志政法协商讨论小组，由他主持每月讨论学习两次。综合意见、形成方案后送省委参考。他还经常到省公安系统讲课，帮公安厅培训年轻的公安战士。他还担任了省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主任，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出力流汗。最为可贵的是，王老虽然几十年没回过老家，却一直关心着故乡建设。襄汾县修公路、办学校，他都没少捐款。当他听说山西搞引黄工程时，专门组织了在广州的山西籍老干部到山西驻广州办事处捐款，他个人一下就掏出2000元人民币。就连这次笔者到广州采访，老人也热心帮助，不仅为我提供了采访名单，还积极和山西籍老干部进行电话联系，使笔者的这次采访活动大得其便。但当笔者对他表示感谢、并感谢他为引黄工程捐款时，他却说：“这算得了什么，能为家乡、．家乡人办点事，我心里高兴。一个革命者就要一生无私地奉献于社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情怀。可谓“凛然浩气贯长虹”，对此，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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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儿子倡导“尊严死” 称看到父亲最后时光痛苦
（法治周末）在生命末期，患者有无权利放弃生命支持系统，以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开世界？
在中国，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承载着文化、伦理、法律、医疗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开。　　　
今年6月正式成立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试图给公众一个清晰的解答过程。而他们的答案则是——人，是可以自主选择保持尊严地离世的。　　　
这个答案尽管足以触动很多人的神经，但其实已并不新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曾在所撰《邓颖超未公开的遗嘱》一文中对邓颖超临终的时光作了描述。　　　
1982年11月，邓颖超在未公开的补充遗嘱中写道：“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对守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叮嘱：“我这么难受，还拖累了你们这么多人，以后再也不要抢救了。”她表示，自己手术时已经不省人事，否则，不会同意动手术。　　　
但在这一年，邓颖超历经多次被抢救。日清晨，87岁的邓颖超逝世。最终，她也未能实现“万勿抢救”的这条遗嘱。　　　
行文至此，徐泓写道：“她本来希望在死亡面前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陈毅之子陈小鲁
不同于安乐死的“尊严死”　　　
在邓颖超离去的十多年后，她没能做成的事情，有人扛了起来。　　　
2006年，包括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等人在内，一批由政府工作人员、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倡议者们创办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希望通过“生前预嘱”来实现个人对死亡方式的选择，以期“患者在生命的尽头保持尊严”。　　　
简言之，“生前预嘱”是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一个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自己需要或不需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选择与尊严”网站支持“生前预嘱”的填写，这也是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在网站上，一片红叶从七彩树上飘落。　　　
“死亡就是一片叶子的飘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协会的秘书长郝新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每当给人介绍“尊严死”的概念，罗点点和志愿者们通常都会解释其与安乐死的不同。　　　
“尊严死”并不提前结束自然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病人也可以选择用各种医疗手段延长生命，重点是出于个人意愿。　　　
而安乐死通常是指在医生帮助下的自杀方式。比如，给予注射药物或口服药，提前结束自然人的生命。而安乐死并非“选择与尊严”网的提倡。　　　
不同于安乐死在中国被法律明令禁止，“尊严死”还尚是法律空白。　　　
事实上，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就明确了一件“要做的事”是：“通过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使遵从个人意愿的‘尊严死’在中国法律环境下变成事实。”　　　
“从网站成立开始，我们一直在学习在研究，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办法也全是我们自己想。有的对，有的不对，不对的我们就退回去，对的我们就往前推一推。”罗点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近两年，“选择与尊严”网站猛然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至今，已经有9500多人完成了“生前预嘱”的填写，网站的浏览量加上改版之前也达到数百万。　　　
罗点点对网站现在的进展有些吃惊，也很欣慰。但她认为，这种关注是因为“尊严死”是当下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一个真切问题：“当一个人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障，那么人怎么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需要过度的抢救？”　　　
今年6月，经北京市民政局审批，由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陈小鲁任协会理事长，罗点点任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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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说毛泽东整罗瑞卿是有人想漂白林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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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一些回忆录，比如《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找寻真实的林彪》，涉及到罗瑞卿在1965年底被整的事，有的说是毛泽东要整罗，林彪不赞成整罗，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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