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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衡派”的“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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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衡派”的“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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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学衡].民国期刊原名: 学衡作者: 吴宓
....图书分类: 文化资源格式: DJVU版本: 影印版 详细书签 300dpi出版社: 民国书号: 待考发行时间: 1921年地区: 大陆语言: 繁体中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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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zh/%E5%AD%B8%E8%A1%A1
1912年民国成立，儒家思想一时失去统治地位，欧美各种新文化思潮涌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衝击。各种西方近世文化流端风靡一时，学衡派兴起而刊行《学衡》杂誌，“树立了一面旗帜分明的大旗，担负起中流砥柱的重责大任”。
办刊概况 缘起
早在国外，1910年代中后期留美中国学生群体当中，以对中国文化、文言文及白话文的意见分歧，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认同、捍卫中国文化，及文言文；一派以胡适等人为代表，认为西方文化高於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意图打倒文言文，推行白话文。这些留洋学生回国后在国内形成两派，维护中国文化派以南京大学为中心，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先后来到南高、东大。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芻议》，胡先驌则在《南高日刊》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白话文和文言文文学之争日益成为导火綫。1920年胡适出版白话文诗集《尝试集》，随后胡先驌撰《评〈尝试集〉》，但“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誌”，无一为之刊登[2]，胡先驌遂和梅光迪等人商量自办刊物，得到刘伯明、马宗霍（承堃）的支持，随后吴宓、柳翼谋（柳詒徵）等人也加入。1921年10月，学衡杂誌社成立。1922年1月，《学衡》杂誌创刊。
《学衡》杂誌虽因文学评论而起，却非纯粹文学方面的刊物，虽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进行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常持不同主张，却并非论战刊物，而是综合的学术刊物。
《学衡》杂誌以位於南京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的吴宓寓宅作为办公之所，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柳翼谋为《发刊辞》执笔人。按梅光迪“脱尽俗气”的主张，不设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发表於《学衡》第三期上的《学衡杂誌简章》中则署“本杂誌总编辑兼干事吴宓”。
1921年11月，《学衡》第一期完稿，1922年1月，《学衡》杂誌正式出版。《学衡》为月刊，至1926年底停刊，出刊60期。1928年复刊，改为双月刊，1930年停办一年又零星出刊，至1933年7月停刊，又出19期，共79期。
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吴宓早岁负笈清华，1917年赴美，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吴宓回国，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 中国的新与旧 论新文化运动 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年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至 文革 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 牛棚 ，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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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
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即原来的东南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
/master/mgd/mgd.htm
胡先骕（1894——1968） 字步曾，号忏庵，新建县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12岁已通读《史记》、《汉书》。后入省立一中学习，毕业后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参加东西洋留学考试，名列第一，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1916年学成回国。1923年，再次赴美深造，在哈拂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获农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从1918年起，胡先骕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正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发现一个新科、十个新属、数百个新种。1951年，他根据对近代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创建多元植物分类系统，提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类学系统理论，对近代植物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从1928年起，他先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为我国植物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基地，并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胡先骕一生发表了论文百余篇，其中许多是有关新种、新属、新科和植物分类系统方面的论述。1923年，他与邹秉文、钱崇树一起合编我国第一部《高等植物学》。1933年翻译出版了哈第所著《世界植物地理》。解放后，先后编写《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中国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残酷迫害致死，日，中国科学院为他平反昭雪。
/view/126418.htm
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建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
/master/lyzh/lyzh.htm
先发十期，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童鞋。
更新至第30期
李汝伦先生在《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的专文：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学衡》的文学理论刊物，为《学衡》撰稿的一帮人有共同的立场、观点、情趣和理想，因此他们被称为学衡派。这批学者与新文化派异趣，也可以说他们是为反对新文化派才创办了这一刊物。学衡派人物大部分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不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
《学衡》的格局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学生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及胡先骕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元”的记账。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凳龢、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龢、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
攻城与略地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
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文，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与古文并行不悖，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像《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的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话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他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梁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惟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的“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喝倒彩，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克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用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骕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的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陈独秀扛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做“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陈虽如此专制，仅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人士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与说话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诗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做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先骕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骕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骕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胡先骕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几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用得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胡适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骕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骕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
胡先骕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那个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锺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认为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顿）。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后来的人们为诗歌实践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并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骕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疑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三、废除中国戏曲
1．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暴露我国野蛮暴戾之真象，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陈独秀）；
2．造成义和团大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打脸谱演儒释道教义的中国戏”（陈独秀）；
3．废唱而归于白（胡适）（即学西方话剧）；
4．裸上体之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刘半农）；
5．中国戏是极野蛮的“方相氏”的变相（钱玄同）；如果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化的戏，戏馆全部封闭，要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中国戏本来算不得什么东西，……我们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同百兽率舞的怪象（钱玄同）；
6．周作人以《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为题的文章，说“中国戏没有存在的价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谱”。“民族不能老作野蛮”，“终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欧洲式新戏的一面。”
7．“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历史的遗传不去，创造的意境不来。”“旧戏本无一驳的价值，新剧主义原是天经地义的”（傅斯年）。
四、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药不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未维新派吴汝纶即提出“西医精绝，中医自古即是妄说”“医学必取资西人”，新文化派自然赞同之，以胡适为主，说：“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汪精卫也是中医的取消派，鲁迅更根本不信中医。此风影响极坏。
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后遗症
新文化运动始于一九一五年，开始时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至此才逐渐扩大，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运动，此前则不过是新文学运动。由以上各项可以看出，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议论，已煽动起一批人，在社会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极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钱玄同。他原名钱德泉，在北京大学教音韵学。此公性情古板保守，反对维新派。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惯，称为假洋鬼子，有次在饭堂吃饭，忽一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坐到他的对面，他鄙夷地端起碗离去。但对官府却极其惊惧，某次，一军官访问学校，他竟以为是捉他到官里去，急忙逃走。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忽然化为“左”徒，前后判若两人。胡适的《尝试集》一出来，他第一个出来批评，“未脱尽文言窠臼”；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出，他千分万分拥护，并且“最赞成”陈独秀那种不许人讨论，“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胡适主张废除诗的格律，他和刘半农更主张废除填词，以白话诗为正体，韵文不可为正宗。张厚载写信批评他对戏曲的否定，钱玄同无理可讲（他不懂京剧），回信说：“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钱玄同被胡先骕讥为“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说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无丝毫价值，即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可这位不通欧西学术的先生，对欧西学术偏偏无论什么都崇拜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位放弃自己的专长，跟着新文化派鼓噪呐喊起哄的是柳亚子。他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既称儿子为“小友”，连兄弟也不是了，却叫“小友”呼他为“爹”（公）。不特此也，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他《次韵张天方》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民国肇兴，君臣一伦当然已废，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废除掉吗？他所说的“完人”，实是没伦常的原始人、野蛮人。
柳亚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非常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说五十年后就没有人懂平仄了。可他一生，直到逝世，旧诗一首跟着一首，却一首新诗也没有试过，又是一位言行相违的君子。
新文化运动发动的又一重大战役是反孔批孔，打倒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为儒教，孔子是当然的教主。其实孔子何尝像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那样创立了自己的教宗教义，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为道教教主一样，都与他们的“教”毫无关系。蔡元培先生早就主张把孔孟的学说和后来的儒教区别开来。新文化派反儒教，无非是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还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缛节，这些全是从汉儒到宋儒搞的新产品，与孔孟无任何瓜葛，但罪名却要他们承担。
孔孟的学说是人类最好的学说，但极少被人彻底实行过。孔子学说的中心点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双倍价值，人的道德，人的尊严。孟子主张“仁政”，但没有皇帝施行，也没有皇帝——哪怕是暴君敢于反对仁政，只有极个别的独夫民贼才公开反对仁政。如果有哪个皇帝实行百分之五的仁政，那皇帝就堪称“有道明君”了。孔子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几千年中给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东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数千年来，几乎处处有人不择手段地要抓住那朵浮云。
人们以为新文化派种种过激主张是出于爱国，“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吧，我不反对这一估计，但他们的爱国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只担心，国家能否经得住这么一顿热吻？那热吻里充满着敌意之心，切齿之声。如按照他们的主张，中国早就被爱得彻底灭亡了，岂仅亡国，还要灭种。试想，一个民族不要了他们的民族语言，打杀了他们的民族文字，取消了他们的民族医学、民族的戏曲、民族的文学，剩下一具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像把干柴的瘦肉，再给他从外面加上一些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个民族还存在吗？
学衡派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梅光迪说他们“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要亡汉文”，实为亡民族。说他们“真非中国人也”。
杜威曾来中国讲学，胡适作翻译。胡适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曾详尽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过实验主义，从创始人皮尔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适称为哲学上的大革命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他的实验主义。胡适不亏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师尊的这一套，结合清代儒学家“无征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观点，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和存疑主义糅合而成为他的观点，高度概括为“大胆的假设（或怀疑），小心的求证”。他要把一切都怀疑下去，“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明的东西”；“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至“宁肯疑而错”。胡适的大胆，首先引起当时的疑古主义，以他的弟子顾颉刚为代表，对中国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怀疑，怀疑它是否真实存在过。胡适自己就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个字是可信的”，东周以后也大部分是伪史。鲁迅似乎并不怀疑中国的古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记》里却感到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为吃人的家伙，一切言行都被怀疑为准备吃人。在书中他只看见三个字：人吃人，在仁义道德的缝里藏着。豺狼之残，狮虎之凶，但不食其类，唯中国数千年来却在人吃人，中国人连兽类都不如？！小说中狂人的怀疑是清醒的，作者也是清醒的，虽然他并未小心求证过。
胡适对中国文学“大胆”之后，尚未充分“小心”一下，就匆忙地下了“死文学”的结论。不知胡适用什么证据证明“全盘西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用什么证据证明“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否中国亡了，天理就有了？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不同，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信仰对象，那就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是人文主义的大师。人文主义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是对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崇尚理性，崇尚道德、人性，要求建立健全的真实的人生。白璧德尊敬中国的儒家学说，特别是孔子本人，说孔子配称中国文化的代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白璧德受到一大群中国留学生的尊敬，其中包括因倾慕他而来的梅光迪、梁实秋、陈寅恪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吴震苊、张荫麟等或著文或翻译，介绍白璧德给中国。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吴宓在胡先骕所译白璧德谈人文教育一文所作前言中说，白璧德十分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关中国书籍无不寓目。他的人文主义是感于近代科学大昌、实业大盛，而道德思想衰落，人们唯利是图，道德全失而缘起的。他说，西方之文艺复兴与传统道德分离，而中国所谓文艺复兴（按指新文化运动）走的是西方老路，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之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梅光迪到哈佛大学之前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后慕名拜访白璧德，发现白璧德对中国的儒家和早期道家思想有全面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学说中纯粹的人文主义大加赞赏，看到早期道家和现代西方自然主义之间有相似之处。梅光迪说“在西方能成就于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并对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并非熟视无睹，他密切地留意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术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支持历史继承性和中国国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现代西方的因素，以进行合理的调整”。
可以说学衡派的全部活动及动力，都受到白璧德有力的影响，使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对其精华优秀的部分产生了由衷的深情，要给以维护，使它不遭受毁损，要加以继承，而不致中断。这之间必然有所扬弃，有所否定，这一点他们很明确。
中国文化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到世纪末，屡次蒙难，伦常乖舛，人性扭曲，人与人之间只许存在阶级性。后来，整个社会投入市场，市场规律指导指挥人的行为，“小人喻于利”，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上下交征利”，贪得无厌，腐败遍于国中，黑道披倡，道德沦丧。金钱被赋予万能，拜金主义猖獗。科教兴国，但教育中可有人文主义内容？“文革”前就取消了人文学的院士，科学能制造机器人，不进行、不重视人文主义教育，人也会变成机器人。数字、程序可输入电脑，但人情、人欲、道德不能输入电脑。只有重视和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民族优秀文化也才能继承、弘扬和发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骄傲。
附：鲁迅《估 学衡 》
http://210.38.213.111/resource/luxun/reregu.htm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２〕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３〕，很诧异天下竟有这 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４〕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 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５〕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 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 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 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 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
《弁言》云，“杂志 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 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 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 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７〕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 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 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 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 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 吉之利”的摩耳〔９〕，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 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 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 |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 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 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 |绅先生难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 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 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 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 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 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 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 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 “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 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 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 说：这是“挂脚韵”〔１１〕。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１２〕的“六麻” 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 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１３〕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 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 “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 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 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 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 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 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 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 《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 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 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
〔３〕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 刊》第三版“杂感”栏刊登的式芬的《〈评尝试集〉匡谬》。该文列举了胡先骕《评尝试 集》一文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
〔４〕《学衡》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 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们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 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实际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 化运动。
〔５〕“聚宝之门”聚宝门是南京城门之一。“学衡派”主要成员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 大学教书，所以文中说“聚在‘聚宝之门’左近”。“聚宝之门”，是鲁迅故意模仿“学衡 派”的“乌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调，用以讽刺他们的。下文的“英吉之 利”、“睹史之陀”（睹史陀，梵语，“知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桥，东北地 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６〕《弁言》以及下文所举《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中国提倡社会主义 之商榷》（萧纯锦作），《国学摭谭》（马承堃作）*?都前茁苟刺富ⅰ贰ⅰ队*丈人行》 （邵祖平作）等，都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杂志第一期，《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胡 先骕作），全文在一九二二年的《学衡》杂志断续刊载。 〔７〕顾亭林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 初的学者、思想家，“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他著的《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 条。
〔８〕“突而弁兮”语见《诗经&齐风&甫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９〕摩耳（Ｔ．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通译莫尔，英国思想家，空想社 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 有趣的金书》，作于一五一六年。乌托邦，英语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意即理想国。 〔１０〕太史公即司马迁（前１４５—？），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汉代史 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在所著《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叙述了五帝的事迹后 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 生难言之。”荐绅，即 |绅，《史记&封禅书》裴马困《集解》引李奇注：“ |，插也。插 笏于绅。绅，大带。”后以“ |绅”为官吏的代称。
〔１１〕“挂脚韵”我国旧体诗一般都 在句末押韵，叫“韵脚”。如果不顾诗句的意思，仅是为了押韵而用一个同韵字硬凑上去， 就被称为“挂脚韵”。
〔１２〕《诗韵合璧》韵书，清代汤文潞编，六卷。是旧时初学作诗者检韵的工具书。 “六麻”，旧诗韵“下平声”的第六个韵目。下文的“蛇”、“瓜”、“叉”均属此韵目。
〔１３〕匡庐即江西庐山。
又附： 吴必与《学衡卜沈卫威著一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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