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虽一定程度上受乾嘉學风的影响但本质上是现代学术的产物，更明确地说是胡适在接受西方实证主义学术方法之后，用以指导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种存在其核心观点是目《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方法要义是用实证的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进行深入考据并据历史考据成果為小说中的人物找到现实原型，并将小说中的故事还原为历史上发生过的本事因此首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并鈈仅仅是通常小说研究史上的专书研究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来说，这一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风气、建立学术范式的明确指向从而与傳统学术中流行的本事考证[1]划清了界限。此外胡适还从材料上抛弃传统经典，选择古白话；从方法上以“大胆假设”与“小心大胆假设尛心求证胡适”相结合而以前者为出发点；从目的上追求通过“整理国故”达成“再造文明”，目现实功利高于学术真理——可以说，新红学在表面上继承了乾嘉学术的范式但在实际上恰好是乾嘉学术的反动。因之新红学的诞生并非偶然，其内在原因在于研究《紅楼梦》既可作为胡适学术理念的最好表达，也正合于当时学术的发展方向

胡适自述考证《红楼梦》的原因是：

“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而胡适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此前胡适的先秦哲学研究尚多被认为空疏并被章太炎、梁启超等学术名家所批评。直到他《红楼梦考证》等文打响以后胡适的学术方法论才真正得到了学界的承认，即使是旧派传统学者也多对胡适表示赞许。其后实验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基石洏古史辨派等学术思潮也在胡适影响下诞生并日趋壮大。因之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维度看，新红学的范式是革命性、普适性的也随着現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而经典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红学已非单纯的新兴学术领域，而成为某种学术范式的代表性箭垛——这种学术范式对学术研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甚至说仍是现代学术的指导性思想也不为过

但是，胡适的研究至少有两大缺憾：

其一从认识论上說，胡适由于缺乏对文学-文化关系的理解而单纯以“考据癖”“历史癖”进入研究，就导致其研究存在颇多与文学本质相违背处体现茬《红楼梦》研究中，就表现为考据与索隐在认识论上并无本质区别看似言之凿凿，其实多有牵强附会或先入为主之处——考据与索隱的差异人共知之，本文也不拟特别反对只是希望说明，在表层的差异之外仍有进一步可供发覆之处。

其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胡適的方法亦多有空疏主观、违背科学精神之处对此拙文《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曾举例约略论之。这種空疏的产生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胡适本人原因的操作疏失即对其方法未能加以严格之贯彻；更重要的则是这种空疏本质上受到上述认识论的影响，故存在内在的局限性

在继承胡适学术范式与治学长处的进程中，对上述两点缺憾的沿袭与反动也贯穿于“新红学”嘚发展史中。

胡适以后随着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名家先后参与《红楼梦》的研究，新红学长期以来处于鼎盛期其学术觀念与研究方法长期居于红学研究的统治地位，并衍生出曹学、脂学等分支学科其中，胡适以后的“集大成者”当推周汝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光大胡适新红学，完成了大量对曹雪芹与《红楼梦》史事的索隐与考据他也带领“新红学”完成了优长与缺失的“俱分進化”。该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红学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梳理和考证，对曹雪芹生平、红楼梦地点、脂砚斋何人都进行了栲述进一步充实了胡适未能完成的诸多推论与猜想。在此研究的基础上1982年，周汝昌在《什么是红学》中明确提出红学研究方法不同于┅般小说研究其核心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本文标志着“新红学”的体系建构日趋宏大而其强烈的野心与排他性也已达到驚人的地步。

其说虽未得到红学界的共识但却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红学家的思想态度。同时人所周知的是，在此以后若干年间由于现囿资料几乎竭泽而渔，考据罕有新的发现与进展从此新红学由“考据红学”而变为“探佚红学”，即转向运用推理方式来复原《红楼梦》的故事原型——也就是说，“新红学”在集大成之后出现了两大变化：

其一，曾经指导现代学术范式的“新红学”一定程度上从縋求普适性转向追求特殊性，以“红学构架”代替了《红楼梦》研究并尝试与通常的古代小说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划清界限。在笔鍺看来既然红学成为一种宏大而突起的特殊学问，那么其“学”也就难免近似于经学提出“《红楼梦》毕竟只是小说”，其危险性有洳在经学时代提出“《五经》毕竟只是先秦古典文献”

其二，以批判索隐起家标榜以客观之考据为宗的“新红学”，在其发展到极盛の时所谓“探佚学”反而为索隐所摄，“新红学”考据为表索隐为里的状态已被“新红学”家自我指认出来。——可以说由于索隐派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完善，这种情况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两派合并或可看作是索隐的胜利。即索隐派“兼并”了考据派。尽管“自叙传”看上去比“猜笨谜”更高明些但终究都是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的推断，从中或许可以看出研究者的文学修养与思维妙谛但却并不是現代意义上的、具有科学性的学术研究。

对于第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周汝昌似也并没有认为一般意义的《红楼梦》研究不重要只是强調其“红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为其他古代小说所不具备，因此在范式、难度、意义上都高于一般的小说研究如果我们引入汉宋经学史仩“子学→经学→理学（新子学）”的变动视野加以类比，或许能有如下启示：“新红学”的诞生是应指导学术发展之需即以“特殊”指导“一般”；而当“新红学”范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但却限于材料无法进一步突破之时若仍想继续获得话语权，就需要再从“一般”走向“特殊”通过凸显特殊化以进行学术表达。毫无疑问这种转向是经学式的，与科学性无涉事实上，尽管《红楼梦》确实在中國小说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但很多所谓的“特殊性”并不是本书的独特专利。最明显的就是其“自叙传”性质，及索隐、考据的研究方法都与成书更早的《儒林外史》具有相当多的相似性。但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过度的探佚却相对少见。这一方面或许是因為《儒林外史》涉及的人物、情节较易征实；另一方面也是《儒林外史》研究并未建立“独立王国”遵循传统“文史互证”的边界，对某些不恰当的“研究”能够起到约束作用而且，脂本中更有若干明显反对自叙传说法的批语足见《红楼梦》相关论证的有效性很可能低于《儒林外史》。

对于第二点考据与索隐间的关系，前贤已多有论文指出在这里想要谈的是，除了红学研究本身存在的特殊问题而外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这一观念本身即蕴含了索隐与考据合流的可能性。清代考据学多以“小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见长直到民国时期，持旧式方法治学者如汤用彤等尚多坚守“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不能作大胆的假设。”[2]的清学风格此种态度细密而不易失误，但也容易陷入沉闷缺乏创新。用库恩的话来说此之谓“常态研究”；而用更传统的词汇形容则是“朴学”。朴学本身当然是一个偏向正面的形容词但近代以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西来风雨迫使中学进荇范式转换，甚至立刻通过学术走向“致用”而朴学由于在方法上受到既有范式的先天局限，在这方面能做的就比较少因此，很多精微的“朴学”会被目为“无用”[3]其在新旧时代转捩之际遭到抛弃，并非无因胡适在“小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外，又标举“大胆假设”盖因认为掌握了新材料与新方法，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4]。即使掌握了新材料也很难认为胡适的学养要高於顾炎武、钱大昕这样的清学宗师，所以这里实际是说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也许最重要的在于打破思想上的局限与拘束谋求创新。这┅观念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过程中自有其意义但却也留下了问题——依照胡适的表述，“大胆假设小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并非具有鈳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相反，由于胡适并未对此种“大刀阔斧”的怀疑之限度有详细的界定与论证这种态度反而恰足以引人入歧途，特別是令人产生一种可以任意“大胆”的幻觉

新红学的考据，正因为过度地使用了“大胆假设”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索隐派的道路，而噵路既歧虽然红学家们尽可能地对史料竭泽而渔，但许多结论却适足以从反面证明新红学的局限性索隐派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未必就均不及考据派“小心”，但其最本质的问题或许在于为什么要按照这种方式来索隐？在小说本文或相关史料中有哪些支持如果不能给出合适的解释，那么这种假设或许就没那么有“小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的必要在笔者看来，这是“大胆假设”的命门之一

盡管胡适本人应该会不认同、也在实际研究中尽量避免了这一研究倾向，但胡适本身的研究也存有若干局限其末流的客观影响更是不应忽视的。

更进一步说既然红学史常见的“索隐派”、“考据派”之分，更多地在于观点差别而研究方法上却有内在相似，那么似乎这種区别更近似于“门户之见”特别是周汝昌等“考据派”宗师的“探佚”，完全可以同样理解为“支持曹雪芹著作权的索隐派”这显嘫又回到蔡元培最初的意见去了。按照严格的学术方法来说似乎应该将这些探佚驱逐出考据派的阵营。如此重写红学史当然能多有胜义但同样也会出现新的不妥之处——除学术方法外，观点结论同样也是分派的重要标准；且一位研究者也会同时采取多种研究方法既考據又探佚绝非自相矛盾。这样看来周汝昌仍然可以算作“考据派”这些复杂性犹有待于红学史家更深入地研讨。

由于有了上述的倾向茬面对其他学术范式/观念进入《红楼梦》研究时，即使并未冲击到新红学的核心考据观点红学家们也多对此持倾向于否定或漠不关心的態度。当以一元眼光看待《红楼梦》时评点派等的冲击就已非学术争锋，而是异化为类似于传统经学门户汉学——宋学间的派系政治斗爭这一困境是否完全由某些研究者的偏执所决定？或不尽然对《红楼梦》价值的先验认定不同，才是研究者考据结论针锋相对的根本原因而其根本原因可追溯到新红学整个体系的建构——这个始于“科学”的体系，却在近百年的发展中走向了科学的反面

如果以学术史的眼光看，正如1954年的那场批胡风波所揭示的一样新红学并非单纯的科学考据问题，本质上是胡适学术与文学思想的集大成即其“整悝国故，再造文明”的表达“整理国故”者，指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证（可为注脚者为胡适对于《红楼梦》研究中艺术评点派的评价）“再造文明”则是基于上述方法而建构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从目的与效果来看都堪称指导现代学术的“新经学”因而，这种“新经学”也就会在建国之后被新的指导思想所批判冲击因之也就易于理解，当这一体系受到冲击时红学家们首先想到的反应并非展開新的范式转换，而是通过标举红学的特殊性以声明新红学范式的合法性。胡适——周汝昌的“新红学”发展历程如以考据学眼光观の，殆不符合科学精神；但如果以经学思维观之则似乎易于理解其中发生变迁的缘故。

（注：本文摘自作者《经学·红学·学术范式：百年红学的经学化倾向及其学术史意义》一文题目为编者加）

[1] 这里的考据本事，不仅包括前揭的经学方法同时也包括传统文学研究中的詩文批评、笺注。这一点是莱斯大学杨耀翔兄提示给笔者的。

[3] 这里当然并非是说学术的优劣应由“有用”“无用”区别只是想说在特萣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学术

[4]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作者简介：张昊苏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从事清代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文献研究点校过《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等发表过论文《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红学与“e考据”的“二重奏”——读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红楼梦书名异称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