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传承龙狮文化(图)|金利舞狮电话|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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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传承龙狮文化有限公司为您提供佛山传承龙狮文化(图)|金利电话|金利。舞狮起源众说不一。神话传说是以前山中出现狮子，吃掉村庄内的村民，后来村民学会武功，格毙狮子，村民模仿狮子的形态而成为舞狮；亦有神话版本说是如来佛把狮子引走，因此南狮中常有“大头佛”引领狮子。亦有传说有村民以纸扎狮子及锣鼓驱走年兽，演化成为舞狮。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佳节或集会庆典，金利，民间都以舞狮来助兴、舞狮有南北之分，南方以的舞狮表演最为有名。狮子是由彩布条制作而成的。每头狮子有两个人合作表演，一人舞头，一人舞尾。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下，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做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在表演过程中，舞狮者要以各种招式来表现南派武功，非常富有阳刚之气。舞狮历史久远，《汉书?礼乐志》中记载的“象人”便是舞狮的前身；唐宋诗文中多有对舞狮的生动描写。现存舞狮分为南狮、北狮两大类。 狮子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和等一同带回的贡品。而狮舞的技艺却是引自西凉的假面戏，也有人认为狮舞是五世纪时产生于刘宋的军队，后来传入民间的。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今天已很难判断其是非。人们在喜庆日子里用舞龙来祈祷龙的保佑，以求得风调雨顺，金利舞狮队，五谷丰登。舞龙的主要道具是“龙”。龙用草、竹、布等扎制而成，龙的节数以单数为吉利，多见九节龙、十一节龙、十三节龙，多者可达二十九节。十五节以上的龙就比较笨重，金利舞狮电话，不宜舞动，主要是用来观赏，这种龙特别讲究装潢，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还有一种“火龙”，用竹篾编成圆筒，形成笼子，糊上透明、漂亮的龙衣，内燃蜡烛或油灯，金利醒狮队，夜间表演十分壮观。时至今日，舞龙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经常成为一种具有观赏性的竞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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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间： 9:02:56肇庆市高要区政协―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我市加快发展
高要文史精编：民间技艺篇
端砚，以其砚材产自西江羚羊峡南侧高要烂柯山北之端溪，故名。早在初唐，名闻于工，中唐享具盛名，被列为我国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红丝砚――后为澄泥砚取代）之首。唐书法家褚遂良《题端溪石渠砚》：“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素心砚铭》：“端溪之穴，毓此美质。既坚而贞，亦润而泽，涩不拒笔，滑而留墨。稀世之珍那可得？故人赠我情何极！素心视此石，子孙保之永无失”。足见前人对端砚视之如宝，爱之如命。历代不少文人墨客，著书立说，评价端砚。宋代已出版有《砚谱》、《砚史》、《砚笺》，明清代有《端溪砚石考》、《端溪砚坑记》。及至当代，我市端砚工艺美术大师刘演良著《端溪名砚》。
端砚历史悠久，初以商品和贡品而闻名于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把端州送的贡品端砚一块，赏赐其功臣魏征。武则天于圣历三年（700年）也赏赐一端砚给名臣狄仁杰；狄受赏后，得知开采砚石异常艰辛，便奏请母后下旨减贡。宋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诏免征端州贡砚。包拯任端州知府，视贡砚为一大弊病，也曾下令革除之。他在端州任满，不持一砚归而演变为“包公掷砚”故事，成为千古佳话。元丰元年（1078年）《九域志》载：“端州土贡银一十两、石砚一十枚”，此又确定了每年进贡端砚的数额。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太监李凤，在烂柯山的水岩（即老坑岩）题字，纪其开采砚石事，万历三十三年闭坑。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两广总督卢坤，以工代赈于十一月开坑取石，次年封坑，得石300余方。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出示晓谕，为开采砚石以备贡品事，并饬高要县勒石立碑（该碑今仍存黄岗端砚厂）永远遵行。清末至民国，端砚生产和销路，因外患内乱影响，已从兴旺走向衰落，许多艺人转行，端砚生产几濒绝境。
砚石资源丰富，成矿地质条件良好，石层位稳定，蕴藏量大，分布面广。主要分布在西江三榕峡以东至鼎湖山以南，羚羊峡烂柯山北面，历经各朝代劳动人民不断开采，形成了一大批砚石坑洞，如水岩（老坑）、麻子坑、宋坑等，累计在解放后开采的坑洞有数十个之多。唐大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说砚》载：“水岩洞只容一人俯伏而入，积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吸水自内而外，若传杯然，水涸，熬琢膏燃纸为灯，……坐卧伛侧其内，得石，自内外传，一如吸水法。”苏东坡《端砚铭》曰：“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可见开采砚石是异常艰辛的。
民国时期，砚石开采都是由官商主办。他们霸占砚石坑洞，以低资雇用劳力开采。其开采方法仍如以往，在坑洞每隔三四座一人，由坑洞底至坑洞口传递积水，耗时每需一、二月，待水干后，用钢凿剥离石块，再将石块传递至洞口，但当时战火连年，端砚销路不景，致开采时断时续，砚石坑洞也多荒废。解放前夕，高要生产端砚人员仅数十员，年产端砚只有一二百件。肇庆镇（现端州区）只剩下两间刻制和收购端砚的小商店，门庭冷落。解放初，黄岗白石村少数端砚艺人，组织劳力开采砚石，重新操刀刻制端砚。1959年肇庆镇成立端砚工艺厂，吸收了一批端砚艺人从事生产端砚。但由于坑洞水深，开采工具落后，砚石不多，效益不大。1973年，金渡公社（现金渡镇）水口大队挑选了一批人员到肇庆工艺厂学习雕刻技艺。之后，杨梅田、文殊、虎坑、上田等村400多劳动力投入了开采砚石。他们在坑洞安装支架，抽水机排积水，电灯照明，鼓风机送气，这使在坑洞操作有安全保障。进入八十年代，邻近的金渡、广利、沙浦、黄岗等镇出现了群众性采砚石和制作端砚热潮，旧的坑洞全部恢复开采，而且开辟了一批新的坑洞。每天在砚坑洞采石的工人就达200多人，其中麻子坑的3、6、8、10号洞口有采石工21人，年产砚石58吨，萋藿兜1、2、5、11号洞口采石工17人，年产砚石55吨。此外，沙浦冲麻坑也同时开采。1985年贯彻《广东省矿产资源开始资源条例》后，金渡区公所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宣传教育，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开采。1986年成立“金渡矿产管理站”，并在砚坑口建立高要县砚石收购站，对砚石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拨。
端砚，初以实用为主，形制简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制作工艺也随之发展。制作有蛋形、神斧、金钟、古鼎、古琴、瓜果等造型。雕刻有山水、花鸟、虫兽、人物、仿古图纹和诗词砚铭。此外，还有质地特优不需雕琢的平板砚。《全唐诗》齐已和尚的《谢人惠端溪砚》诗：“端人凿断碧溪浔，善价争教惜万金。砻琢已曾经敏手，研磨终见透坚心。安排得主难移动，含贮随时仕浅深。保重更求装钿匣，闲将濡染寄知音”。唐昭宗时代的进士徐夤，受尚书命题瓦砚诗，诗曰：远向端溪得，皆因郢匠成。凿山青露断，琢石紫花轻。散墨松看起，濡毫藻句清。这是对端砚石质和雕刻工艺的两相赞美，端砚声价随之雀起。全国不少博物馆收藏的端砚多是传 世珍品，造型端重大方，古朴幽雅，砚石选材又多别具匠心。塑造自然景物，宛如一幅幅山水画：有的高山流水，明月当空，意境疏朗；有的巍峨层峦，飞泉瀑布，气势雄伟；有的雕刻精致，花卉鱼虫，栩栩如生。今之端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有了创新。
《星湖春晓砚》是工艺美术家黎铿所雕刻，麻子坑砚石，左下方有七颗石眼，雕刻成由祥云托起，比作天上七星，比喻地下“七堆山”。砚上的画图，是将七星的五龙亭、七星桥、水月宫、石室岩、天柱岩和湖面、堤柳全景刻划。在层云烘托的岩壁上，镌刻了叶剑英元帅《游七星岩》的七绝诗一首。它表现了浓厚的民族风格，鲜明的地方特色。
《中华雄风砚》是羚州端砚研究社巢启雄和麦锐添所作，题材新颖。他们以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女排比赛中获得四连冠的奖杯作模型而刻制。该砚为14英寸，砚底刻上四个刚劲有力的“中华雄风”字和女排教练员、运动员的签名，砚台四周彩云中浮现着五条龙，寓意中国女排第五次登上冠军宝座。这是端砚首次与体育界结缘，成为歌颂体育健儿光辉业迹的艺术珍品。1986年10月由高要县副县长黄新华、体委主任余林等送至北京中国女排总部，备受欢迎。
《百鸟归巢砚》，是高要县端砚厂陈健洪、莫伟的作品，他们以麻子坑砚石，继承传统工艺而精心刻制。砚长132公分，宽81公分，厚19公分，重达250公斤。砚堂侧各雕刻一株挺拔的苍松，势若凌空，枝干栖息着100只姿态各异的白鹤。松树下一“寿星公”手扶系有葫芦、铜钱的拐杖，面对一童子。9只寿龟俯伏于树根下，3只梅花鹿奔走其间。砚台上浮云飘渺，两只飞凤和蝙蝠，直冲云霄。尤其珍贵者，有100颗石眼散落在整个砚面，令人叹为观止。据知该砚台是当今最大巨砚，极富欣赏价值。
端砚，它经历了千百年来不断的兴衰交替，显得更为珍奇绚丽、多姿多彩。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端砚生产，号召砚工归队，组织生产社、队大力开发端砚生产，促进了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本世纪五十年代，高要金渡水口大队成立了端砚厂，后以生产发展需要，从而转由公社和县合办，下设17个分厂，制砚工达1000多人，金渡水口村成为制砚专业村。自1978年以来，端砚曾多次荣获国家轻工业部和广东省政府授予优质产品称号，有的送至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有的作为中国出口商品展销，有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有的作为国家赠送外国领袖的礼物，有的被外商高价收购，更多的是在国内大城市、大宾馆公开销售。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端砚生产和销售更见兴旺。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等地尤为畅销，端砚经销走向了国际市场。
原载：《高要文史》第11辑
作者：盘洪辉
砚以寿吾文之传，昔人以精良为一乐。今时论砚，必首重端矣。亦知有旧坑、新坑、上岩、中岩、下岩之分乎。上岩、新旧坑俱不堪清赏。下岩有旧坑、有南北壁，岩中不论四时皆为水浸，虽秋旱亦未尝涸，有泉珠散落，如飞雨不绝，盖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润可知矣。所产卵石，俱外有黄膘包络，其色黑如漆，间有如碧玉者、紫黑者，皆质细润如玉。扣之无声，磨墨亦无声，极能发墨（发墨：谓磨不滑，停墨良久，墨汁发光如油如漆，明亮照人。此非墨能如是，乃砚使之然也。故砚以发墨为上，色次之。），久用锋芒如新。有眼，或红绿青黄六七晕，中有瞳子如鸲鹆眼者，或六七眼相连，排星斗异形者。取之必汲水，月余方及石，又岁久而崩摧，石屑翳塞，积水屈曲，浅深莫测，石工不能复采，故此品南唐时已难得。今世所有下岩砚，皆唐末五季时石也。中岩旧坑石，色紫如新嫩肝，有眼如小绿豆，色纯绿而无晕，或有绿条纹，或有白条纹（竖而圆者，眼也；横而长者，条纹也）。亦细润如玉，贮水不涸，磨扣俱无声，久用锋芒不退，不假磨砻，此等石，南宋渡后亦罕得矣。中岩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鸲鹆，眼大重晕而紧小，其中如瞳子状，扣之微声，磨墨亦微声，久用锋芒少乏，此品今亦珍重。未睹古砚者目之为下岩旧坑石，其实第三等材也。余向以三十六千购一碧端，上列七眼，盖下岩旧坑之奇者，唐制也。铭之曰：子墨客卿，众美难并。奇而不古，似英才而事未更；古而不奇，似年高而德罔未称；奇矣！古矣！而或玷焉，似耆德而锡嘏之未纯，三者来备展也。大成猗欤，宝端下岩钟英，温其如玉，大音希声，青花点滴，碧落晶莹，渊泉时出，天汉分津，七曜森罗，拥以祥云，元霜涣发，彩颖葩生，渐磨有日，圭角靡形，贺诗淑赋，夙标令名，自唐阅宋，以迄于今，鬼神呵护，纤瑕莫侵。仿佛乎，毕公四世元老而小物克勤；依稀乎，卫侯九十有五而箴儆日闻。吾于是乎有感漆园吏之所云，未形全犹足以为贵，而况全德之人乎。继得坡翁一砚，背有铭，其词曰：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泣，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有怀斯人，石色黑如漆，润如玉，磨扣俱无声，亦下岩旧坑之佳者，何幸得占人生一清福耶？
端石之亚，有歙溪龙尾石、细罗纹石、洮水绿石、葛仙公岩方城石、万州悬金崖金星石、延平凤朱石，皆美材也。好事者用铜雀台瓦、未央宫瓦，至有称秦武公羽阳宫瓦者，夫以瓦为砚，犹以铁为镜耳，恐亦无实受用。
[编者：本文转载自邑人梁兆松先生从美国洛杉矶寄来的清嘉庆年间藏修书屋出版、张茂实著的《清秘藏》（木刻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本文所刊是上卷十一页至十三页。]
原载：《高要文史》第11辑
作者：张茂实
弛名中外的白土青缸
白土镇附近的六i，无论是广阔的田野或蜿蜒的河涌，要铲去一尺多厚的表土，即可见到下层雪白的“白蟮泥”（铅凡土）层。它含铝、铁等多种矿物质，土质幼滑细腻。“白土”也因此而得名，用这种土烧制的缸，叫白土青缸，行销中外，是高要历史上的著名地方特产，在东南亚一带，久享盛誉。
白土青缸创始于清初，当时有个经营缸窑叫黎礼才的商人，他精于陶瓷工艺，经他多次试制，始制成这种颜色青黑，光泽照人，坚硬如铁的青缸。这种缸有酱缸、糖缸、金鱼缸多种。新加坡、泰国等地客商多购之用于载运酱、醋、糖、姜等物。其特点是永无渗漏，不会变味，载盛糖则不溶湿，远途运输也不虞破裂。金鱼缸更具特点，只要用上30年，缸身内侧能自长莓苔，供金鱼采食。还据说缸水起圆泡时，则一周之内，必有风雨。这些都是别地产的金鱼缸所不能有的。
白土青缸的兴盛期为清同治年间，此时白土的龙江、东岸有裕昌、联昌、兴昌、远兴、大昌等窑，白土周围共有18条窑。窑有大、小两种，大窑一次烧青缸1100套，小窑550套。每四件为1套，取其不浪费窑位也。套在外面的是大缸，依次套入是二缸、牙缸、水埕（腌咸酸菜用），故此1100套等于有大小缸4400只。
制青缸时，练土功夫很讲究，挖回白泥后，先用大水牛踩练过，然后放进水肱萁鹇胍⑷辍Ｓ檬痹儆萌私挪攘返狡鸾盒浴Ｈ绻谱骰ㄆ恐嗑钙骶撸挂庙匀ヴＤ嗯髦坪昧耍缓笕胍ど铡Ｉ盏氖奔湮吒鲋缫梗啡鲋缫褂眯』穑笏母鲋缫褂么蠡稹Ｉ招』鹗保蒙讲莼蛩裳荆沾蠡鹗保盟刹瘛４蠡鸾锥危鹆σ汀Ｕ馐保つ诓还汕糠纾灰岩桓ざ⑷叩乃刹穹沤た冢刹癖慊嶙远环缥つ谌忌铡Ｍ砑涔劭匆ざィ患⑺拿赘叩难檀芽冢俺稣啥喔叩幕鹬找なΩ倒鄄庖せ穑隳芏隙鸷蚴欠窆弧Ｕ雎趴吹猛ㄒ约盎鹬谐鱿盅┑惆愕陌椎悖愎换鸷蛄恕４笠ひ10万斤柴草，小窑要5万斤。缸釉是在就近山地采集朱砂浸透捣碎、过滤，调成糊状即可用来上釉。涂时色紫红，烧熟后成为有光泽的铁青色，故此叫青缸。
抗战时期，交通断绝，白土青窑也就会都倒闭。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集体搞过几个窑，拟恢复青缸生产，但精湛技艺师傅难找，也缺乏柴草作燃料，即使能够找到柴草，成本也过高，不合算，烧煤火力不够强，故此青缸生产难以恢复，各窑于1963年便停产了。
笔者和县政协文史办的几位同志访问了白土镇龙江村一户村民，观赏其家天井摆放的一套白土产青缸金鱼缸（一套共分四件：金鱼缸、缸底坐、缸内胆、景物盆），缸身圆形，直径约二尺，底座高约尺半，景物盆上有石山和小榕树，主人说小榕树已有70多年树龄了，缸水中有个内胆，有鱼儿游来游去。全套四件完好，作铁青色。金鱼缸外面四周有人物、花鸟的精致浮雕，缸内四周长有深绿色的茸茸苔藓，主人告诉我们这缸是百余年前产物。另在其厅堂墙角及台底发现一个青缸花瓶和一个圆柱形有盖的小青缸，古香古色，引人入胜。花瓶高不满尺，瓶身四周有花鸟浮雕，小巧玲珑栩栩如生。小青缸高度和口径约一尺，缸身及缸盖有简单的花纹，釉光如镜，古雅大方，敲之，其声咚咚，音清如钢。另外，隔着天井的走廊下，有一只大碓臼，这是以前开米店时用来舂米的。这个碓臼也是烧制的。一般的大碓臼都是用麻石凿的，而此地则以青缸代替，由此可见白土青缸的硬度了。
与肇庆市区隔江相望的高要市大湾镇是弛名中外的红木之乡。各式造型新颖、古朴实用的红木家具销往祖国各地及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
清朝末年，大湾已有红木工艺的生产，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停滞发展。直到1962年，才得以复苏。
1962年3月，大湾孝友村的冼北容、冼秀容兄弟俩从广州算盘厂引进机械和技术并打通了推销产品的门路，租用窦头墟北面二公里处的大湾电动排灌站南侧闲置房（100多平方米）作厂房，办起了算盘厂，雇请了15名工人，使用红木类的酸枝、军椴（坤甸）等坚硬木材作原料，经过加工，造成质量优良的算盘。产品一部分销往台湾、日本，一部分在国内销售。生意兴隆使冼氏兄弟充满信心，正欲扩大再生产，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被迫停产。
1965年初秋，在广东省工艺总公司当技师的雕刻老技工、大湾槎航村的冼洪达先生，为了发展家乡经济，他主动找大湾公社的领导联系，商量如何在大湾发展工艺技术，得到公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于1965年8月，创办了“大湾公社半工半读工艺学校”。学校校长是冼敬容（高第村人），教师（负责文化和思想教育）三人：梁才明、苏良、黎瑞玲；设有团支部，由学生罗伟雄任支书；学生分为二个班：一个编织班，学习编织草席，学生来自各大队，文化不限，共有30多人；一个是工艺班，以窦头圩（公社所在地）及小塘、大田两个大队为主，招收了26名素质较好的高小毕业生，学习雕刻工艺。编织班主要编织草席。工艺班上午学习政治课和一些工艺理论知识，下午由冼洪达先生负责指导工艺雕刻。由于教与学的密切配合，学生很快便掌握了传统的雕刻技术。他们采用木质坚硬的樟木加工成樟木笼，精巧别致，每套三只（大、中、小），小的装进中的，中的套进大的，运输极其方便；每个樟木笼的上面和前后左右都雕上“开心佛”或龙凤图案，手工精细，线条清晰栩栩如生，产品全部出口日本。由于产品质量上乘，信誉良好，得到对方的信赖，生意兴隆。但是，这个工读学校与算盘厂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
红木工艺技术在大湾的发展虽然两遭挫折，但是冼洪达先生所培育的技术力量却广传大湾。
1978年8月，龙冲大队的干部把握机遇，将十二年前跟冼先生学艺的门徒集中起来，率先办起了“东风红木工艺厂”。办厂伊始，招收了20多名工人（其中技术骨干8人，新招工人16人），产品有樟木笼、端砚盒、首饰盒等，全部经省转口外销。
1979年，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东风厂调整产品结构，转移到套头家具生产。选 用了花梨、酸枝、军椴等红木类的优质木材制造出具有造型古朴典雅、雕刻精湛、打磨光滑、油漆明亮、结构坚固、美观耐用等特点的床椅、茶几、餐台等家具。新产品有“六龙”、“宝鼎”，销路仍是经省出口公司转外销。由于有适销对路的产品，生意蒸蒸日上。紧接着不断地扩大再生产，逐步增加品种款式和提高产品质量。到1982年，已发展拥有150多工人的厂，年产值160多万元，为国家创汇20多万美元，成为肇庆地区知名度较高的农村集体企业。
1983年，把东风厂承包给了由四股份组成的承包户。这样，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种积极因素，把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保证了产品质量，生意越做越旺。东风厂成功吸引了一批批生意人，也相继办起红木厂。促使大湾的红木工艺加速发展，东风厂从技术上和管理上都给予新办厂全力扶持，毫无保留地进行传、帮、带。同时，镇政府因势利导，把红木工艺业办成大湾的特色行业，因而从资金筹措、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这样一来，一批批红木工艺厂相继发展起来。到1989年，全镇的红木厂已达160多家，形成了以窦头街为中心的“红木一条街”。同时推动该镇的云石厂、 木厂的发展。
经过大湾人民的努力，红木工艺得到稳定发展，并成为省内外颇有名气的红木家具生产镇。
为了更好地指导和组织红木工艺业的发展，1990年，镇成立了“红木集团公司”，由一名副镇长任总经理，协调各方面关系，把握行业信息，研究工艺技术。集团公司还设立了两个原木市场，专门供应各种红木原材料，为稳定大湾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至1994年，大湾的红木厂已发展到190多家，常年就业人数8000多人，产值8000多万元。生产工艺不断创新，既秉承我国精雕细刻的传统艺术，也吸取联邦家h、欧陆款式的艺术精华，使产品更具典雅、豪华、实用，线条流畅、美观大方、坐卧舒适的特点。家具以套装沙发为主，有宝鼎、宝芬、万字洋花、梅花、梅雀、九龙、六龙、龙凤、福狮等品种，还有餐台、酒柜、神台、大小屏风等产品，也有浮雕、壁画、福狮和包公、如来佛、十八罗汉、观音等吉祥物的红木工艺精品。
原载：《高要文史》第12辑
作者：廖孟怡
金渡花席史话
金渡花席的编织原材料是蒲草，当地叫“芏”（音土）。蒲草是一种沙草科，灯芯草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蒲草于明朝中叶从福建省传入高要，首先引种于金渡白土、合山村，逐渐传到上莲塘波洞等村种植。《岭南杂记》有载：“蒲草出端州，细滑胜于他处，名赛龙须，皆此物也”。种芏之田以能排灌水的山坑田最适宜。种植时间为两年半，收获季节以中秋过后为最好。芏身有腊质，坚韧性强，每条芏有1.5至2公斤的拉力，而且具有“白果头，青针尾，刺死蛤”的特点。即芏头如白果，芏尾如青色银针，芏尾之坚硬能刺死蛤p（青蛙）。初时人们只用以编织蒲包、芏袋等简单用品。后来根据高要气候温和的特点，在床上铺一张芏席，夏凉冬暖，倍感舒适。于是这些带着原来芏色的青席便产生了，这是金渡花席的前身。这时织青席的以金渡妇女为主，以后发展到水边、冲口及白土i鹤、莲塘稔岗等村，作为家庭手工业。
最初金渡编织是青席、蒲包、芏手套等粗糙产品。那时金渡I楼村有间商号，专门贩运青席、蒲包往南海、顺德出售。一次，船行至沙浦桃溪附近，遇着狂风暴雨，吹翻了货船，船主将水中一批青席、蒲包打捞上岸，摊开放在沙滩上晒晾，经过一、二个昼夜，说也奇怪，青席变为白色或金黄色，比原来漂亮多了，货主返村后，将这次偶然的收获加以研究，逐步摸索出一条晒芏制作的工艺，经过晒制加工后的的芏织成席子，颜色金黄，质地软滑，比青席改良好多，这是金渡花席的第一次改革。
十九世纪末，金渡钟淮青的祖父在一艘外洋船打工，有一次，他从海外买了一些“洋红”、“洋绿”的颗粒颜料回来，他教村人用这些颜料把芏染成红、绿色，用这些色芏织出花纹图案，成为多种颜色的花席。这些花席一上市，很受群众欢迎，争相购买。这是金渡花席的诞生，也就是金渡花席的第二次改革。
解放初期，金渡沙头有间古老的尼姑庵，名叫“永寿庵”。庵内有个中年尼姑名亚念，人们都叫她做尼姑念，粗识文字，心灵手巧，织花席是她拿手本领。他独出心裁，编织了“和平万岁”四个美术字的花席，其后人们争相仿效。编织图案与字体是金渡花席的第三次改革。
金渡花席色泽鲜艳，编织精致，结实软滑，在五十年代全国手工业艺术评比会上曾获得红旗及实物奖。我省前领导区梦觉、王首道等同志多次来金渡花席厂参观指导。朝鲜、越南、加纳等外国贵宾也来花席厂参观，对其精湛的工艺，都称赞不已。刘少奇主席到东南亚各国访问时，曾把金渡花席作为礼品馈赠给外国友人。
金渡花席既方便携带、利于旅游，又名贵大方、美观、实用，是送礼佳品，一直畅销国内外，海外华侨每次回乡探亲，都想挑选几张称心如意的花席带回去。
原载：《高要文史》第2辑
作者：吴根培
新 桥 洋 篮
高要新桥竹织手工业发达，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工艺美术品洋篮（又称花篮）饮誉欧美和东南亚。洋篮既可供摆设观赏，又可用来盛糖果、水果等物，既有艺术价值和又有实用价值，是高要出口外销的一种特色产品。
洋篮始创于清朝咸丰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其创始人是新桥百丈村（今南岸街道新江一村）人邓福。邓福自幼就学会竹织技艺，把编织的竹斗拿到圩市卖，有一次江门商人叶星光看中了邓福与众不同的竹斗，便采购了一批回江门，受到外商的赞赏。之后，叶老板便邀请邓福到江门共同创办专门的工场，并招聘学徒。又一次，邓福返乡探亲，回江门时带了一只普通竹织品“坎箩”，外商见了，极感兴趣。外商对“坎箩”的质量、形状和色泽都很满意，而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有个“耳”，不好收藏，不便运输。于是叶某要求邓福在“坎箩”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制作以外销为主的新产品。邓福经过一番苦心思索，邓福终于设计制作出没有“耳”的、大小五只为一套而又能依次以大藏小的“五头盒”，且在形状，款式加以改进，有园形、方形、椭园形、六角形、八角形、通花、间花形等各种款式。有的还染上了鲜艳的颜色使之更加美观，外商对“五头盒”很满意，因而畅销欧美各国。由于“五头盒”大量外销出洋，因而人们称它为“洋篮”。
邓福见洋篮销量大，效益高，因而辞职回乡组织群众大量制作洋篮，并在新桥圩开了“福记”竹器店。邓福死后，其子邓明继承父业，专搞洋篮经营，高峰期外销金额达200万元。他还在广州泰康路设店营业。清末时期，由于战火连连，因此洋篮出口停滞。
竹器编织主要是选择上等的竹料，然后刮青开边，晒成腊黄色后，制成粗细均匀厚薄一致的竹片和竹丝。根据需要，有的保持竹子本身色泽，有的还需要涂上硝酸画成花纹或染色加工，然后编织，竹编工艺大体可分起底、织身、插花、烧花、喷漆、绞口等工序。在编织过程中，以经纬编织为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穿插各种技法，如疏、穿、削、锁、钉、扎、套等使编出图案花色变化多样。
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给洋篮的生产和出口带来了生机，县外贸部门在新桥镇设立了洋篮收购站，大量收购洋篮出口，生产者还通过其他渠道出口洋篮。从此，洋篮的生产和出口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1982年4月至1983年，受中央外经部委托，新桥镇编织洋篮的师傅温志强、温定先以中国洋篮编织专家的身份到南美洲哥伦比亚传授洋篮编织技术，到哥伦比亚人民的欢迎和好评，并得到哥伦比亚总统的亲切接见。一年时间，他们在哥伦比亚先后办了两期培训班，培训了84名洋篮生产工人。此举增进了中哥两国和人民的友谊，进一步提高了中国洋篮编织技术的知名度。
1985年，新桥镇竹织手工业者集体编织了一只直径4.5米、高6米而又华丽夺目的大花篮献给国家，在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作展品，吸引了很多外商，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986年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时，这个花篮又被用来美化会场。
原载：《高要文史》第7辑
作者：钟仕周
天鸦木偶戏
高要县蛟塘镇天鸦村的木偶戏，属于提线类型，是我县独有的民间传统艺术之一。
天鸦村的木偶戏，据村中原木偶老艺人夏进成说，大概是在清道光年间由夏泰六搞起来的。传至今已有二十四代之久，时间300多年。早期夏泰六在高明等地执教提线木偶为业。单在高明就教了100多名学徒。后来他买了两担木偶戏箱回来，有头像三、四十个，身二、三十个，在本村组织木偶戏班，定名为“国祯祥”班。他自任班主，在村排练和演出《六国封相》、《送子》、《贺寿》、《王家四侠》、《孔明借东风》等传统木偶戏。以应节日、神诞喜庆演出为主。当时演一台戏，为期三天四晚，戏酬就有七、八十元白银，如演出人手不够，就到高明请他徒弟来同台演出。后来他的儿子夏多余、孙子夏登科继承祖业。
1921年，天鸦木偶班仍然是标着“国祯祥”的班号，新生班主是夏四妹。这时的天鸦木偶戏班，也有新的进展，后断有人，木偶艺员，人材出众，阵容雄厚，演员有：夏洪光、夏永光、夏达朝、夏吕祥、夏富祥、夏秀奇、夏秀云等人。唱旦喉的有：夏景祥、夏贤显、夏乃贤、夏宝贤、夏启祥等人。演出剧目有：《胡不归》、《剑影云霞》、《赢得青楼薄幸名》等。到1928年，由夏贵财、夏四娩、夏贵丁、夏贵余等人另组新班，班名为“国文明”班。1932年，又由夏财赞、夏志京、夏志桓、夏日高、夏贻芬、夏彬光、夏显泉等人，又组新班，班号称“华天乐”班，直至解放为止（1949年）。
解放后，天鸦木偶班在乡政府的领导下，撤销旧有班名，组成新班，命名为“天鸦木偶剧团”。委任夏能秀为团长，夏吕祥为副团长。木偶剧团成立之初，剧团成员热情高涨，为了解决剧团演出经费，经常替供销社搬运货物，为生产队承包鱼塘，自扎花灯出售（本地二月有花灯节）借赚取薄利，为剧团作演出活动经费之用。同时又发动本村在港、澳的兄弟夏达卿等人资助。港澳乡亲在1962年又赠送汽灯、乐器、帐幕等物资一批给剧团，解决了演出的困难。天鸦木偶剧团由解放初活动至1955年，由于农村文娱组的兴起，将原班木偶人员，改组为粤剧团，从木偶到人登台表演，演出古装粤剧《哪咤闹海》、《白蛇传》、《大名府》等剧目。首次公演，受到好评。从这时起天鸦村出现了第一代粤剧演员，同时也培养出第一代的女花旦（过去旦角都是男角反串扮演的）。
天鸦村粤剧团由夏能秀、夏彬光、夏富祥为领队团长。掌板（指挥）夏吕祥，音乐（头架）夏华波，女演员有：夏亚宁、夏富蓉、夏庆珍、男演员有：夏进成、夏吕祥、夏日高等二十七人，新老演员荟萃一堂，人才济济。
1957年县召开首届“高要县业余文艺汇演”。指定天鸦参演木偶戏节目，于是又将粤剧团改演木偶戏，成为三班合一（即原来国祯祥、国文明、华天乐的三班人马），复名“天鸦木偶剧团”。集中排练古装传统木偶剧目《大闹潼关》和民间八音古乐编成的《岗m上岭》等节目。这次到县参加文艺汇演，深为各界人士赞许，且获得奖赏。
1963年广东省木偶剧团到回龙公演，每晚都邀请天鸦木偶团派员参观，剧团即派出夏富祥、夏亚宁、夏进成等十多人参观学习。省团回广州后，天鸦木偶剧团又派出夏彬光、夏献荣两艺员到省学习，时间达两月之久，受到省木偶知名艺人指导，亲手传艺，使其俩人眼界大开，技艺大进。回村时又得到省团赠送木偶头像，服装等设备一批，充实了天鸦木偶剧团的演出设施，使学员们深受鼓舞。后来省文化局又拨来抢救扶持民间艺术专款500元，更使剧团人员无比兴奋，并即着手改革木偶头像，加长木偶提线，更新服装，改装木偶舞台，加紧排练从省团学来的《舞狮子》和《白蛇传》等新剧目。这批剧目在参加县第二届文艺会演中，大放异彩，特别是由夏富祥和夏献荣主舞的《舞狮子》节目，表演得栩栩如生，观众无不拍手称妙。这次演出，天鸦木偶戏这朵民间奇葩，又一次名满端城。
提线木偶的形制，由头、身、手足三部组成，全身高二尺许，用白丝线将各部串连，线上端系在一块小木板上，线长齐胸，板上镶有挂钩可将之挂起，板后有把手，舞动时一手执柄，一手舞线，如双手舞动，可将线板顶于头上，木偶的动作，就能惟妙惟肖，生动如人。木偶的头像，有一定的脸谱化，如生、旦、净、丑、须生、武生、夫人、丫环、书僮、老仆、大花面、二花面等，共二十四个人物，以备演连场戏之用。后来要演现代戏，又增加了现代人物头像，如青年男女、老人、老妇、儿童等人和鱼、虾、蟹、狮子等动物形像，以适应演短小的现代剧目。
一个木偶班的演员，最少要有九个全能老倌，才能担负起繁重演出。九人之中，五人为音乐棚面，四人专操提线主舞，因而个个都能唱、打、念、做。既会提线，又能念打配音，既会伴奏，又能行腔唱曲，才能具备当木偶演员资格。
解放前的木偶舞台，制作比较简单，只在舞台上架设长6尺帷幕，挂上前后翼幕，就能表演节目了，但其后幕并不高，只到提线人的胸前，以备提线人在幕后操纵之用，因而看木偶戏的观众，连后台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一目了然，很不雅观。解放后，经省木偶剧团的帮助指导，改革了舞台装置，购了一立方多的木材，改装成“天井式”的新型舞台，台长10尺，宽5尺，高8尺，并将进线放长，使木偶演员可在台顶操作，变成高空作业，故观众看不见后台人员操作，能集中精神看戏，效果也更迫真，使天鸦木偶这项传统艺术，更具可观赏性。
天鸦木偶剧团是群众组织，以业余自愿义务为主，收入归公。故凡外出演戏，剧团人员都是自携粮食，剧团只拨出伙食金而已，所收入的款项，尽归剧团添置设备之用。多年来，扎根本地，深受领导、群众的赞扬和欢迎。
1965年，由于“四清”运动，天鸦木偶剧团的演出活动被停止。到了1966年，遭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木偶戏这项艺术，被诬为“四旧”。从此被禁锢被封闭。十年浩劫，使木偶人员分散，亦因年迈艺人，先后自然归老，现已届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濒临失传、凋谢的境地。
原载：《高要文史》第5辑
作者：高文
高要杂技团始末
1975年5月，高要县成立杂技团，林以森、陈国基为副团长。林兼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主管业务；陈主管生活、后勤、财务和政治学习。杂技团艺术老师颜才兼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培训工作；钟环兴兼艺委副主任，负责道具的制作。还聘请了广州杂技团老师刘珍秀、罗月月、胡鸣枢、何国雄、傅剑雄和省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杨达、著名魔术师胡世盛以及贵州省杂技团魔术演员江涛、杂技团演员张正喜等艺人为高要县杂技团的辅导老师或顾问。杂技团的演员多选自高要农村青少年，也吸收了广州杂技团老师、演员的子女和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及本省的江门、佛山、三水、信宜等地有一定艺术基础的青少年和音乐、舞蹈人才，全团共43人，平均年龄14岁。人员定了，经费定了，就在南岸砖厂、小湘公社和高要学宫（文庙）开始紧张的培训和排练工作。
1975年国庆节，杂技团在肇庆中山纪念堂举行试演。节目十分丰富。集体表演的有：狮子舞、集体操、小武术；个人表演的有：胡世全的“耍花缸”、黄绮霞的“晃板打蛋”、张桂凤的“蹬伞”、黄惠萍的“杂耍”、博文宝的“绳鞭”、钟琼珠的“高车踢碗”、伍尚森的“车技”、黄小云和李炜屏的“魔术”；联合表演的有：颜才和钟环兴老师的“滑踩”、梁展和陆全基的“扛竿”，李添志和李凤仪的“空中飞人”。观看演出的有肇庆地委、革委会、军分区的主要领导董志立、许士杰、赵连仲等，地委副书记兼高要县委书记李海东和高要县革委会留家领导及部、委、办、局、县属各单位的同志共1000多人。演出期间气氛热烈，演员的高超技艺，博得全场阵阵掌声。演出结束时，地、县领导登上舞台与杂技团的同志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指示要深入农村为群众演出。
1975年10月至1976年6月的8个月时间里，杂技团先后到新桥、白诸、活道、莲塘、白土、回龙、金渡、蚬岗、金利、广利、永安、活道、禄步、河台、乐城、水南、小湘、大湾等公社和一些生产大队进行公演。
1976年元旦前后，由县革委会副主任乔连玉率队赴阳春石铜矿作为期10天11场的慰问演出，受到全矿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1976年7月，杂技团接受梧州市工会和文化局的邀请，到梧州市演出。演出期间，梧州市委、市府的领导观看了表演，工会及文化局各安排一名干部负责我们生活和演出的事宜。原计划在梧州演出7天，但满足不了梧州人民的要求，只好由工会礼堂转到有1700多个座位的人民大会堂继续演出，再演出了7天，还是场场满座。在回肇庆途经封开长岗公社演出了3场。备受欢迎和赞扬。同年，中央“五部两委”的领导到云浮硫铁矿作设计审查，我们由四会赶到云硫进行慰问演出。演出后，得到中央“五部两委”领导同志的赞扬和豉励。
1977年，杂技团到新会县演出时，新会文化局的同志担心我们的杂技团很难坐满4500多座位，只安排演出3场。但是，在演出的第二天，订座的介绍信以飘雪般送到县委宣传部，县委刘副书记亲自征求团领导同意决定加演两场。在新会大戏院演出了5场，场场座无虚席。接着，荷塘、三江、古井、崖西、棠下、罗坑等公社相继邀请杂技团到他们那里演出。这些公社非常热情，公社革委会派出常委负责安排我们的生活，关怀备至。三江、古井、崖西、罗坑公社每晚还送来岭南佳果―荔枝给演员品尝。古井公社的长沙大队还别出心裁地安排杂技团中午在荔枝园内演出，时间虽是一小时，但人山人海，热闹非常。演出结束后，让演员们攀树摘果，边摘边尝，乐而忘返。
1978年4月，为加强杂技团的领导，高要县委任命谭耀初为杂技团团长，负责全面工作，林以森、陈国基为副团长，分别负责业务、后勤工作。此后，高要杂技团先后到云浮、新兴、电白、湛江、梅县、佛山、广州等市县演出200多场。在梅县演出时，地委副书记赵伯英非常关心我们，派出秘书接待我们。《梅州日报》连续两天发表文章赞誉高要杂技团为“七星岩上一明珠”。
1981年，高要杂技团改名为肇庆地区杂技团，仍属高要县领导。团长谭耀初借调到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副团长陈国基到县排期站工作。县委宣传部指定林以森负责全团工作。1982年7月，参加为期30天的广东省杂技调演。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专程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演出后到舞台和演员握手道谢，鼓励我们要把杂技办好。这次省杂技调演，杂协广东分会还请了“战杂”、“广杂”的老师、演员和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肯定我们的成绩。我团胡世全的“耍花缸”和黄绮霞的“民间戏法”被省评为优秀节目并受奖励，被选送参加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中南五省杂技调演。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日高要县文化局副局长李海和在全团大会宣布解散高要杂技团，团员由县政府统一安排到县属企事业单位和部门工作。高要杂技团从组建到解散，历时8年，足迹遍及省内外40多个市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原载：《高要文史》第八辑
&&&&&&&&&&&&&&&&&&&&&&&& 作者：林以森
赛龙舟是金利一项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始于何时，很难考证，据一些村史记载和当地老人的回忆，最少有二百年历史，龙舟竞赛，是从赛农艇演变过来的。
金利是水乡，境内河涌交错，农艇既是农业生产工具，同时又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几乎家家有之。农民出i、趁圩俱多用艇。划艇在河涌相遇，每每争相竞逐于前，赛艇之风，因之而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赛农艇反映村与村、姓与姓之间的实际人力对比，加之在意识上认为龙是祥瑞之物，亦因出于对战国时伟大诗人屈原的怀念，装龙舟、赛龙舟之风便逐渐兴起。这是金利镇形成划龙舟的起因，历代相沿，成了民间传统节日活动。
解放前金利有七十二条自然村，五十多艘龙舟，除了靠近山边的人村及小村外，近i大村都有龙舟。龙舟最初只有二丈七尺长，后来演变为五丈七尺、七丈二尺，现在一般都是五丈六尺，每艘龙舟约坐五十人，龙舟两端装上精雕细刻的龙头龙尾，如果在头、尾插上锦旗、鸣起锣鼓，运动员奋力起划，浪花飞溅，真是形若活龙活现。
金利划龙舟，每年在四个地点分四天进行，农历五月初一在金利河涌，初二在南围的金洲和蟠龙河涌，初三在I窦涌，初五在小洲窦涌。龙舟以初一、初二、初三的三天为主，初三之后，百分之九十的龙舟都入仓停放，初五只剩下小洲附近村的几艘龙舟，为自己村庆旺一下便了。
每年从四月初八起，各村龙舟便纷纷呜锣下水，名曰“起龙船”，龙舟下水后，每天傍晚工余之暇，在村后涌道或到周边村集中的河涌练习。金鼓之声，响彻村野。故金利农谚在“龙舟鼓响，丰收在望”之说，把龙舟与丰收联系一起。
五月初一是金利赛龙舟传统正节，各村龙舟无一不到，是龙舟赛中最隆重、最热闹的一天，家家准备大量裹蒸粽、咸水粽，以便接待及赠送亲友。天未亮，各村龙舟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停，节日气氛掀动着人们的心。上午九时许，各村群众，男女老少个个盛装穿红着绿，喜气洋洋，联群结队，从四面八方向金利汇集，队伍络绎不绝，绵延不下数里，十时左右，龙舟逐渐到齐，河涌两岸，站立密密麻麻的人群。解放前，龙舟赛是自由组合的友谊赛，竞赛之时，锣鼓喧天，鞭炮齐呜，群众起踵引颈远眺，欢呼呐喊声、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声震云霄，气氛之热烈，盛况空前，难以言表。故有“广州看花市，金利看龙舟”之美称。
初三I窦龙舟赛最吸引人最好看，别有一番情趣。I窦涌面宽阔，同时可容纳四、五艘龙舟一起竞赛，而且场地空旷辽阔，龙舟码头（全长约千多米），随便站立一处，均可窥视全貌，若站在I豆岗，居高临下，更是一目了然。
I窦龙舟赛是竞赛的高潮，经过初一、初二两天的角逐，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已有分晓，初三是强者全力以赴，以决胜负的时候。夺魁之争，扣人心弦，力压群舟者，被誉为“龙王”，这是一个至高无尚的荣誉。因此谁也不肯轻易放过这难得的竞赛良机与盛会，所以这天观众特别拥挤，河涌两岸，人如潮涌，涌道两旁，小艇如鲫，岸上、涌面上翘首观战之观众，何止万千。当龙舟激战至难分难解时，群众情绪更为激烈，除了热烈地欢呼呐喊之外，还燃放炮竹，以示祝贺。
初三I窦赛龙舟，还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趣闻。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在I窦岗看龙舟，相识了一个赛龙舟的青年男子，二人情投意合，冲破封建盲婚陋习，结为夫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为当地男女青年所羡慕。以后，初三看龙舟，也成为了已订婚男女寻找见面机会的良机，所以I豆岗又有姻缘岗之称。
解放后，龙舟竞逐，热闹如故。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龙舟被诬为“四旧”之物，尽被毁坏，龙舟竞渡被停止了。
日青年节，金利人民公社为了活跃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举办第一届水上运动会，组织农艇竞赛，分成男女队进行，各奖励前三名，当时参赛的农艇有六十多艘两千多运动员，社内各大队、机关单位如公社、供销社、粮所、农具厂均装置新农艇参赛。水运会每年举办一届，比赛项目除农艇外还有水上拔河、武装泅渡、潜水等。1976年举办第三届水运会，国家体委副主任赵正洪也前来观看，广东、湖南两省航海模型队参加表演。但众人认为农艇既无彩旗及指挥者，又无锣鼓鞭炮助兴，气氛不够热烈，远不如龙舟赛好看，因此，重装龙舟，恢复传统龙舟赛成了大家的共识。
1978年，首装龙舟下水。次年四甲随之，到1980年5月，已发展到十一艘龙舟，1983年第十届水运会，已有二十七艘龙舟参加。1984年农历五月初一第十一届水运会暨县龙舟选拔赛，有四十四艘龙舟参赛，其中金利四十三艘、沙浦一艘，群龙聚会，盛况空前，应邀前来观光的外宾有南海、顺德、佛山、三水、高明、鹤山等兄弟县和省、地、县领导、各机关单位代表及华侨、港澳同胞共二千多人，邻近区乡和当地群众观看的达七、八万之众。这届选拔赛，横石村龙舟荣居榜首，并代表县参加全国在佛山举行的首届“屈原杯”和省“丰收杯”龙舟比赛，荣获省“丰收杯”赛第六名，1985年，第十二届水运会暨第二届龙舟赛，亲珠队力克上届冠军队，荣获第一名，并代表肇庆地区参加日省在三水举办的第二届“丰收杯”龙舟赛，荣获第四名。1986年全区龙舟发展到五十二艘。现在国家已把划龙舟列为体育项目，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金利划龙舟活动，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金利各村装置龙舟，多是群众自动捐资而成。新龙舟装好后，举行下水典礼时，十分隆重。区内同姓宗亲及友好邻村都携具烧猪、喜炮、喜酒等礼品，到龙舟水祝贺。新龙接礼，起鼓划舟，前进三洽、后退三洽，以示谢意。 “外嫁女”也具备“三牲”礼品回娘家欢庆，亦有联合具礼到河边献贺的，新龙舟的村为了酬谢宾客，设宴席多达一、二百席，还派出专门队伍做好接待工作。宾主尽情欢快。
原载：《高要文史》第4辑
作者：周孟飞& 陈永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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