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边界行·第十六站丨北线：临海上盘；南线：路桥金清三山涂围垦区
台州边界行·第十六站丨北线：临海上盘；南线：路桥金清三山涂围垦区
····北线临海·上盘摄影 陈俏超 包建永　　面积128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64.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63.7平方公里，人口5万余人。上盘是台州市农业龙头镇，翼龙牌西蓝花曾获中国国际农博会名牌产品。上盘花鼓，独具特色。它还有“翼龙之乡”、“象棋之乡”、“西蓝花基地”的美誉。旧城新事本报记者包建永 &　　旧城一般指旧城墙，但在临海上盘镇，它既是一段城墙，也是一个村子。　　“在我们这里，最先筑城抗倭的地方，不是桃渚，而是旧城。”新城村村支委李欠人说。　　新城村和旧城村原来同属一个村。解放后，旧城村人口增加到三四千人，于是分出一个村，叫新城村。　　村子一分为二，田地山林也一分为二，旧城墙所在山林，被划归于新城村。　　在历史承变中，旧城墙逐渐荒芜，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远去。　　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了它的新价值，旧城山上，多了新人的足迹。　　抗倭第一城　　说旧城是抗倭第一城，是指时间上的。它依山而建，就在海岸线上。　　据《民国临海县志》记载，“上盘旧城古城墙地处鲤鱼山东，三面滨海，东临圣唐门（即青塘门），西接轻盈山，南襟海涂，北扼桃渚港，为海防要区。”　　旧城古城墙的规模，不在桃渚城之下。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因为地处海口，周围地势较低，每到涨潮时，海水没过城下洼地，倭寇趁潮水入关，避过城防，导致旧城古城墙的防御功能大大降低。　　“倭寇一旦成功登岸，进入内地流窜作案，就很难阻止了。”李欠人说。　　多年以后，明朝地方官员不得不把城防转移到中城。不过，中城规模太小，无法屯兵，所以，稍晚时候，防御城再往后退，最终建在桃渚寨。　　由于这种先后关系，当地百姓把旧城、中城、桃渚古城分别称为下旧城、中旧城和上旧城。　　“现在很难看到全貌了。”李欠人告诉我们，在解放前，旧城古城墙保护得较好。当地百姓称旧城古城墙为“皇城”，心怀敬畏，破坏古城墙的人，还要受到当时政府的惩罚。　　解放后，古城墙迅速衰败，主要原因是筑城的石料太好了。　　李欠人等村民说，这是真的。　　4月29日，在他们的带领下，扒开野草和荆棘上山，我们看到了残留的古城墙北门。　　“你看，城墙都是用珊瑚岩砌成的。”李欠人说，“这么规则的六边形岩石，用来建房、铺路都比较理想。当时也没人管，城墙就被一段段拆了。”他小时候也搬过城墙石，拿回家当石凳坐。　　古城墙逐渐淹没。站在山上远眺，古城墙轮廓依稀，但规模和气势都难以一见了。　　古城墙下的村庄，村庄里的人，很少谈及它，村庄里的80后、90后，很少知道自己生长在一座抗倭的古城下。　　旧城新风貌　　“这里是个好地方。”站在残留的旧城南城门上，新城村党员叶再财说。　　他是60后，对古城墙的热爱，极其浓烈。　　他说，旧城四周是平原，东边可看到大海，头门岛清晰可见，天气好的时候，还可看到一江山岛上的发电大风车，其他三面，有村子，有道路，有田园，有河流，如一幅会动的图画。　　他知道山上哪一块地方冬暖夏凉，哪一处可以坐下休息，哪里有路，哪里景美。　　问他为什么这么熟悉，他说，闲来无事，就喜欢跟山玩。　　每天，他都要到山上绕几圈。“一个人看看花草树木鸟兽，既锻炼身体，又呼吸新鲜空气，多舒服。”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2009年，他在村里发动青年集资，修山路，铺健身路径，马上得到响应。　　修好的山路虽然仅半米宽，也不长，只通往旧城南城门的一段，却吸引了很多村民来此早锻炼。　　在他的影响下，还有村民筹款建凉亭、石凳，供行人休息。　　走在山路上，红红的覆盆子等野果随处可见，一边散步，一边摘野果吃，很有意思。　　旧城山下的村民大多以种植西蓝花、捕鱼、打工为生，户均年收入四五万元。　　老百姓富裕后，保护古城墙的意识也加强了。不久前，一个基站站点准备建在古城墙上，当地村民知道后，反映到镇里。镇里领导觉得有道理，通过协调，把基站的位置移到古城墙外。“这座山有历史，有故事，空气好，景色美，把这里建设成文化公园，应该很不错。”叶再财觉得，老百姓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也应该好起来。1989年，第一粒西蓝花种子在劳动村发芽，从此，西蓝花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劳动村，好“花”常开本报记者陈俏超 &发 展　　上盘劳动村，传统的蔬菜种植村。西蓝花在此地生根，源自1989年村支书周桂欠接的一张订单。　　“椒江一家蔬菜冷冻厂负责人问我，种不种西蓝花，他们给种子，种好了他们来收。”周桂欠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动全村人种在自留地里，你一亩，我二亩，一共种了20亩。　　一亩地平均产西蓝花3000个，按当时每个成本0.4元，椒江蔬菜冷冻厂收购价0.8元计算，村民种西蓝花，平均每亩能赚1000元。周桂欠负责收西蓝花，赚取每个0.1元的差价。　　第一年，种西蓝花的村民都赚了。尝到了甜头，其他村民有样学样，劳动村的地里全种上了西蓝花。第二年50亩，第三年100亩，到1993年，村民开始到三门、温岭、路桥、玉环等地，租地种植西蓝花，总面积增加到3000多亩。　　劳动村的西蓝花产量，远远超出了椒江蔬菜冷冻厂的收购能力。而当时，西蓝花都销往国外，劳动村没有自己的客户，“1994年，西蓝花种植刹车没刹住，国外卖不出去，国内没人吃，西蓝花就在地里开了花。”　　这时，上盘农机园介入协调。当时，徐友兴是农机园的工作人员。他记得，由农机园出面，联系出口为主的蔬菜加工厂、冷冻厂，签原料协定拉订单。　　到1995年，中间收购商渠道逐渐打开，加上因为上一年亏了钱，种植面积减少，西蓝花价格有所上涨。　　同年，周桂欠和徐友兴分别成立了临海市天时农产品有限公司和临海安康蔬菜有限公司，做西蓝花出口生意，主销日本、东南亚地区。　　周桂欠跟香港人合股投资200多万元，第一年就赚回来了。“后面跟着又办了3家厂，都走出口。但到2002年，收购西蓝花的小厂越办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　　农产品种植靠天吃饭，天气热，西蓝花卖不出价格，甚至烂在地里。1998年，徐友兴跟金华的朋友联合办了家西蓝花保鲜加工厂。同年，周桂欠也建了约700平方米的冷库，延长西蓝花出售时间。　　2000年，徐友兴与6个合伙人投资525万元，成立台州翼龙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销售对象仍为国外市场。2003年至2005年，欧美经济不景气，劳动村的西蓝花销售量也跟着减少。　　“这种被国外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很差，我们就带着西蓝花去上海、北京宣传营养价值，尝试通过农产品展销会打开国内市场。”徐友兴相信，国内市场一旦打开，销售局面一定比国外市场壮观。　　果然，2006年，国内市场份额占到1/3，到2008年上升至2/3。对 手　　在2007年，周桂欠和徐友兴都感觉到，老客户逐渐流失，原因是从南边杀来一匹黑马——福建西蓝花。　　本来，上盘西蓝花11月份上市，至次年3月份结束，福建西蓝花的上市期则是1月份，两者时间错开，不应成为竞争对手。但种子经过改良，福建西蓝花可以提前一个月上市，种植面积也从最先的1万亩增加到5万亩。　　“12月份，福建西蓝花一上市，香港、东南亚方向的大部分客户都被带走了。”对手强劲，但徐友兴认为，上盘西蓝花的最大对手还是自己。　　在劳动村的西蓝花产业链中，有三种角色：种植者、收购者、中间商。前二者均没有客户源。其模式是，收购者从种植者手中收购西蓝花，卖给拥有客户的中间商赚取差价，再由中间商贩卖至客户手中。“收购厂手里没有直接客户，市场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徐友兴说。　　而在这三种角色中，种植者除外，数量也以收购者居多。“小规模厂家就有104家，比如原先4个人合股的，看生意不错，就分出来2个人合股，变成了2家。收购者越分越散，内部的价格竞争也就越激烈，价格波动大，很大一部分客户就转去福建了。”出 路　　20多年来，劳动村人的命运几乎与西蓝花拴在了一起。　　西蓝花起落涨跌，但多数人没有轻易放弃。相反，他们探索着更多的出路。　　“赚得没以前多，但多少还能赚一点。”王昌官就是这样。1990年，王昌官尝到西蓝花种植甜头后，将种植面积扩至30亩。过了3年，西蓝花因太多卖不出去，王昌官便外出打工3年。到1998年，听说西蓝花行情有转好趋势，他又跟人合股在温岭松门箬横租了300亩地，专门种西蓝花。这一种，一直种到现在。　　1999年，王昌官赚了10多万元。“但后来一年又不好了，就是这样，起起落落。前年亏了十几万元，去年也不好。”王昌官不敢扩大种植面积，但也不想放弃种植西蓝花。“面积大了亏不起，但要是不种西蓝花，哪年行情又好了呢？”王昌官心里对西蓝花还有些期许。　　今年，他稍作调整。“种西蓝花之前，我种了100亩的大棚香瓜，香瓜收完，刚好接上种西蓝花。”王昌官说。　　徐友兴的台州翼龙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则从2008年开始尝试蔬菜脱水深加工。　　“许多地方都在做蔬菜脱水，但在上盘做西蓝花脱水，我们是第一家。”徐友兴认为，以西兰花为原料，除了加工保鲜和速冻产品，脱水蔬菜也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西兰花脱水产品外观像掰碎的海苔，主要用于速食产品，比如放在方便面里。　　而对于种植者来说，脱水深加工更是一份额外收入。“西蓝花主球拿掉后一个月，会长出小侧枝，这些小侧枝收集起来做脱水蔬菜，每亩能增加600-700元的收入，第一批小侧枝摘掉之后，还有两批小侧枝可以采摘。”　　劳动村里还有一批人，将西蓝花种植的触角一路往北延伸，至河北、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他们带着资金、技术和客户资源过去，尝试打通南北市场。　　2009年，王公标和5个人合股，通过招商引资，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种下500亩西蓝花。　　北方的气候特征，能让西蓝花在夏天收获，9月底就可完成采摘和销售。之后，王公标回上盘休息一个月，到11月份，轮到上盘西蓝花收割上市。　　王公标说，在北方种西蓝花，最难的是开辟新市场。“开始两年，跑市场是最苦的活，信誉和口碑都是从零起步，我们就将西蓝花送出去，通过朋友、客户介绍，一点点挖掘市场。”到第三年，王公标才感觉好起来，客户稳定了，西蓝花的种植面积逐步增加。而在劳动村，村支书周桂欠也在思考西蓝花的出路。他的想法是建一个西蓝花贸易市场，由冷库贮藏室、西蓝花加工厂、包装和物流站点组成，充分整合劳动村分散的西蓝花资源。“这个建议还在讨论中。但可以确定，西蓝花的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周桂欠说。　西蓝花做成脱水蔬菜后像海苔，工人正在挑拣杂质。‖边走边学‖行走，发现未知巡检司古城本报记者包建永 &　　在上盘镇城山村，有个巡检司古城。　　巡检司在古代是什么单位？上盘镇宣传干事翁一清解释：“是一个基层组织，功能与现在的派出所有些类似。”　　与其他古城墙建在山上不同，城山村的巡检司古城墙建在山下。　　巡检司古城绕城隍山而建，目前剩下的遗迹不多。　　城山村村支书项姜卫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夯土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人发现巡检司古城下牡蛎壳（锻炼蛎灰，用于建筑的重要原料）很多，于是在古城下大肆挖掘。一开始是村里自己用，后来用来卖。　　“没几年，城墙根挖下去三四米深，古城倒坍了。”项姜卫说这话的时候，很平淡。　　现在留下的，是东城门。因为这个门建在岩石上，下面没有蛎壳。　　从东门进来，往西走四五十米，路右有一口古井。村民在旁边树了一个石碑，叫“明抗倭古井”。项姜卫说，古井边上原有房子，是军营所在地。　　路左是一片山岩，岩上刻着“巡检司古城”5个字。边上是就岩而凿的台阶。　　再往前百来米，是城山村村民树立的巡检司城纪念坊。坊前有一个五六米宽的照壁，照壁两边竖着8块两米高的清朝石碑，上面刻着村里中举者的名字。当地村民说，这些石碑原是旗杆石，文革时用来当桥梁，前些年起出来，放到这里。历史爱绕圈子，如今这些古物古迹，成了文化的象征。....南线路桥金清·三山涂围垦区摄影 杨 辉 彭 洁　　三山涂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在这片广阔的海涂上，有三山头、上屿和中礁三座岛屿。　　三山头岛，是三座岛屿中面积最大的一座，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更像是一只斜斜的烟斗。这是台州市近海的一座岛屿，隶属路桥区金清镇，由于岛上有三个山峰，四周望去均可见到三个山头，故名。由于围垦工程的合围，三山头岛现已成为大陆的一部分，改名为笔架山。一条路划分出海域和陆地，而我们脚下的管委会办公大楼，在6个月前，还是一片海域。不久之前，这里，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而今，这片滩涂和海域，被赋予新的生命迁徙进行时本报记者彭 洁 &行至路桥，我们首先将目光瞄向了三山涂围垦区，该区域位于金清镇海滨村，东临东海，南接黄屿外堤，西接金清十塘。2007年12月，台州市、路桥区两级政府决定，并经国家环保部批准，将峰江的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园区整体东迁至此，新建台州市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　　资料显示，“新基地边界清晰并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基地总用地6633亩，总投资22.4亿元（不含企业生产性投资）”。　　这意味着，在海岸线附近讨小海、滩涂养殖为生的渔民们，将面临一次迁徙。而这片滩涂和海域，将被赋予新的生命。滩 涂　　不久之前，这里，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一片连绵的海涂，在涨潮时被海水淹没，退潮时又露出水面。　　对于人类，海洋就是如此慷慨。海涂资源（又称滩涂资源）在形成之初，就被大海赋予了重任——对于近岸海域而言，它是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既可直接用于发展海水养殖、滩涂养殖，种植芦苇、大米草等，也可因地制宜围海造田，发展种植业、果树栽培或晒制海盐，开展石油钻探，扩大其他工业用地等。”　　海滨村，位于金清镇东北部，东临东海，南邻海燕村，西连渔港浅海，北以中礁为界。从这里往三山涂围垦区的三山头岛走，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海塘大坝，“那条路，老实难走。”我听到村民这样说。　　确实，这条碎石子铺成的路，狭窄，凹凸不平，依靠着新建的海塘大坝，将这块区域一分为二——一边是围塘，一边是滩涂和海洋。　　“以前这里没有大坝，都是滩涂和海，大坝是今年搞起来的。”46岁的胡令发甩了甩手上的淤泥，直起身来，指着海塘大坝对我说。　　他戴着草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和一条平脚短裤，裸露出黝黑强壮的大腿，小腿被淤泥薄薄地抹了一层，脚上的绿色球鞋早已看不出原本的样子。早前，胡令发在滩涂腹地放置了网笼，现在，他刚收上一些鱼虾。　　这，就是当地渔民讨小海的主要方式。　　“以前，我们这些下滩涂讨生计的人，都要穿厚一点的橡胶裤，围垦之后，淤泥浅多了，面积也少了，我就不穿了。”胡令发摘下草帽，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又戴上，“穿那个干活，又热又麻烦。”　　不过，没有了防水橡胶裤的束缚，他的行走依旧困难。往腹地深处走，厚实的淤泥会迅速没至膝盖，脚一抬一落，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身体也极易失去平衡。　　“早先，一年有七八万元吧，算不错了。”靠着这片滩涂，胡令发多年保持着这样的收入，“今年，不知道有多少了……”　　湖北人万玲花同样靠讨小海为生，她在这片滩涂已经呆了七八年。“我是洪湖来的，‘洪湖水浪打浪’，你听过不？”她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皮肤干燥粗糙。　　“我们那边的鱼品种少，不够打，就来这里了。”大约是2006年年底，万玲花跟着丈夫和三五个同乡来到了海滨村。初来乍到，这片广袤的海域和滩涂让她欣喜万分。　　这个要强的洪湖女人，每天都在海潮刚刚退去时，等在堤岸边，在最佳的潮汐间隙，跟着同伴一起下海，沿滩涂上的海沟行走，再坐船深入滩涂腹地，下船，收笼。　　“你不知道，海水都到腰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吓得不行。”但这种恐惧没有维持多久，三天，万玲花就适应了，“靠这讨生活，想想怕啥，就干呗，累是累，但收成好，高兴。”　　现在，三山涂围垦区在建，万玲花有点迷茫。“我们一起来的老乡商量过，要么再换片海，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洪湖去了。”围 塘　　杨仁义从事海水围塘养殖四年，在他用来养蟹的围塘边，不到50米远的地方，立着一块《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关于三山涂围垦区内限期清理养殖户的通告》的牌子，上面写着“所有养殖户，必须在日前对自己的养殖物及设施、构筑物全部清理完毕。”　　“牌子去年就立在那里了，但到现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每天进出围塘，杨仁义都能看到这块牌子，但他决定暂时不去理会。围塘里的1.2万只螃蟹是去年10月份下的苗，眼下，快要到了收成的时候。“价格是有变化的，批发的价格差不多是160元一公斤。”　　养了这些年螃蟹，杨仁义说前后在围塘投入十几万元，“总的来说，没赚也没赔。”收入状况并不理想，却不妨碍他对围塘的钟爱，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光，他都守在围塘边。为了防止有人偷蟹，他甚至会连着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旁看守。围塘中有间陈旧的简易房，就是杨仁义遮风避雨的住所。　　为了市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的完整建设，政府不得不对包括杨仁义的围塘在内的浅海进行填渣，这意味着，杨仁义将无法再使用这片“免费场地”进行海水养殖。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时间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承包，都是白养的，所以我没想过要政府赔偿，本来就不是我的……”说到这儿，杨仁义突然停住了，转过身，用手去拉围塘边的网线，好一会儿，才说：“但是，不搞海水养殖，我们这些渔民不晓得能干点什么了，附近好像也没有地方可去了。”　　相较之下，49岁的陈正杰更有想法。他从事海水养殖20多年，目前围了5口塘，所占面积共60亩，投资几十万元。　　“我从1997年开始搞海水养殖，在这里养螃蟹养了5年多，收入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在通告牌立起来之前，陈正杰没想过要换个地方搞养殖或转行。　　“这些我都没想过，渔民就是干这个，你说对吧？”他低下头自顾自地说：“不过，政府要地，我们肯定给的，本来就是国家的，我们也就是搬到别的地方搞养殖嘛。但说句老实话，我还是希望能给点补贴的，毕竟我们在这里投入不少，你说对吧？”　　没等到我应声，他转头望向身后的围塘，继续自言自语：“最晚到下个月，螃蟹就可以上市卖了……”未来的城市矿产本报记者彭 洁 &　　路桥，这座以活力著称的小城，边界地带同样充满发展气息。　　三山涂，因为市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这一庞大工程的进驻，从默默无闻到备受关注。　　这份关注，无可厚非。　　2011年8月，台州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被列为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基地。目前，它已经被国家发改委列入第四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按照台州市的规划，基地分两期建设：一期主要承接台州市内43家定点企业及部分非定点拆解企业项目；二期重点发展废旧家电及电子线路板拆解利用、废旧零部件再制造、再生金属加工、再生塑料加工等产业项目。　　新基地建成后，将成为年拆解固废300万吨以上，销售收入500亿元，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的国家级“城市矿产”示范区。　　这片滩涂和海洋，已经被赋予一种新的生命。　　早前，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国内最早倡导城市矿产、被业界称为“垃圾教授”的杜欢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形容兴建台州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的意义——　　“企业（从峰江园区）整体搬迁到那里之后，距居民区大约10公里，降低了环境污染对老百姓的影响。规划有统一的污水处理设施、统一的不能利用废弃物的填埋设施、统一的危废处理设施，这样就解决了公共治污设施的问题。搬进去的企业要在装备水平上提升，而不是停留于简单的拆解，要淘汰一部分不规范的企业，就业工人职业卫生的问题也会有所改善。”　　延伸阅读“城市矿产”是对废弃资源再生利用规模化发展的形象比喻，是指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和蕴藏于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工具、汽车、家电、电子产品、金属和塑料包装物以及废料中，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贵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其利用量相当于原生矿产资源。　围垦区工地现场，一群来自东北的工人，正在铺设电缆。本版编辑 张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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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源于安徽凤阳，相传明代传入我市沿海上盘一带，艺人受凤阳花鼓影响，以江南民间小调为基础，创作了《》、《》、《》、《》等10余种曲调。沿海民间每逢喜庆、请老爷、赶庙会时，花鼓队随巡游队伍边游边表演。表演场地不限，屋檐下，晒场上，戏台口，大路边都可进行。
上盘花鼓 表演者有花鼓公、花鼓婆（旧时男扮女装）二人。花鼓公戴红缨帽，身着小褂，左右手各持小锣和锣扦；花鼓婆额上包头纱，身穿大红大襟衣，大脚口绿裤，脚穿平底圆口鞋，一只花鼓斜背腰间，手持圆鼓和鼓箸，边唱边舞边击鼓，动作风趣活泼，诙谐幽默。原先花鼓不伴奏，后来受当地习俗影响，逐渐配置了二胡、笛子、木鱼、三弦、琵琶、鼓板、碰钟等民间乐器。并辅以伴唱、帮唱和领唱，使花鼓形成沿海一带独特的表演艺术。从舞蹈动作看，花鼓婆以流水式的小碎步为主，表现出女性的阴柔之美，并不时穿插一些翻腕、耸肩等细腻动作。花鼓公动作较则大方，下蹲跳步，蹦跳跃翻，以体现男性的阳刚之美。男女的调情动作，主要以击肩、耸肩、缩肩、抢腰、坐腰等组合而成，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 1956年，上盘剧团演出的花鼓戏参加会演，获一等奖。1990年载入《》一书。2007年6月，省人民政府公布上盘花鼓为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传承人有王吕员、（女）等人。
上盘花鼓 - 简介
上盘花鼓，是流传在临海一带民间喜闻乐见的舞蹈。明末清初安徽“凤阳花鼓”通过卖唱乞讨者传入临海沿海区域，在流变的过程中《上盘花鼓》又融入了当地的乡风民情，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上盘花鼓每逢节庆、庙会随巡游队伍边行边唱边舞。基本形式为花鼓婆于花鼓公两人边唱边击鼓边对唱边舞，并互串角色，动作风趣活泼，表情诙谐幽默，渗入了地方戏曲架子功于武术因素；曲调以江南民间小调为基础，并辅以伴唱、帮唱和领唱的独特形式。传统节目有《寄生草》、《和尚下山》、《想思深》、《小妹送情郎》等十余个。[1]
上盘花鼓 - 起源
上盘“花鼓”又称“花鼓戏”“打花鼓”是上盘及其附近乡镇流传广泛的民间文化的精华，它的起源与历史存在着不同的传说。 1、第一种说法是上盘花鼓，是上盘渔民独创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传统艺术，跟凤阳花鼓的曲调等不太一样，据老人们的记忆，上盘花鼓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2、第二种说法认为上盘花鼓源于安徽的“凤阳花鼓”受的影响，将其原传统只唱不舞的坐唱花鼓戏，改变为以江南民间小调为基础的边唱边舞有地方特色的老鼓戏。 第二种起源于“凤阳花鼓”也有在着两个不同的传说：一个据传在明未清初，安徽凤阳一带由于旱、涝、虫灾害年年不断，当地民谣中曾说：“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因此，田园荒芜。每年秋后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四处逃荒。成众结队身的灾民，到江浙一带、手打花鼓、口唱小曲，以此卖艺谋生、一边表演花鼓、一边乞求资助，上盘当地的演唱艺人在凤阳花鼓传入当地时，对这种外来的歌舞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艺人们吸收和改造了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结合当地群众娱乐的需要，将原先的小调坐唱改为通过音乐和舞蹈动作表现出来，在表现手法和舞蹈动律上与凤阳花鼓既有共同性，又有当地群众喜欢的原来个性，与原来流传的小调演唱形式截然不同，形成了现在的“上盘花鼓”。使花鼓长期在上盘等地生根流传，并形成富有上盘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品种之一，为广大群众喜看爱听。 　　另一个起源于“凤阳花鼓”的传说是：在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安徽大旱，凤阳一带的游荒花鼓班到江浙临海沿海一带演唱，其中有一家庭班，遭到瘟疫，父母双亡，姐妹两人，妹妹又病到，没办法姐姐插草标卖身，条件是帮助妹妹治病，舍施两具棺材，让妹妹将父母遣体带回家安葬，在家乡顶门招媚。漂亮的姐姐就嫁给那个好心人，做牛做马都无所畏。结果当时上盘渔民为姐姐孝心感动，资助银两，帮其全家回到凤阳。姐姐为感恩，孤身一人跋涉千里到上盘嫁给好心人的儿子做妾，生了两女二男。为感谢这一带的好心渔民，姐姐亲自教练两个女儿，每逢日节到寺庙演唱酬神。为了适应本地风俗，结合本地小鼓小调，开创了大鼓作表，小鼓作舞的特殊表演形式。 还有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上盘有个破落子弟，参加，因唱腔不美不能走红，回家后因生活困难，刚好碰到安徽有唱凤阳花鼓，班次不大、人数很少。于是打定主意，拉来一个在戏班不走运的琴师，两人将一对儿女妆扮起来，结合秧歌与凤阳花鼓形式，独创了上盘花鼓。女子长辫扎蝴蝶结，红衣绿裤花鞋，称花鼓婆。[2]
上盘花鼓 - 历史兴哀
1949年解放初期，上盘业余剧团以“花鼓”的文艺形式，配合清匪反霸、土改、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的政治运动，开展宣传活动，受到党和政府的赞扬。 1956年，“上盘花鼓”在县文艺会演中，获一等奖，并参加省的会演。（代表临海县去杭州参加浙江省民间艺术观摩演出，获得极高的评价，连着谢了三次幕，还受到省长的表扬。当时，他们佩戴着民间艺术代表的征物，在杭州表演了半个月）。 本年，参加宁波专区公演获一等奖。 1957年，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公演，得到观众的好评，演员王吕园荣获优秀演员奖。 1959年，改由上盘剧团王吕员、张彩招、台州越居团周碧玲、玲、大田单香女等5人表演的“上盘花鼓”在省文艺处管明若、省群艺馆周西等，在大田开办的艺术学校老师的辅导下，将2人花鼓改为5人花鼓，先后参加地、省文艺会演，被活动组织者誉为东方的“芭蕾舞”。“上盘花鼓”再次各名扬杭城。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盘花鼓”隐埋民间，1978提。“花鼓”重见天日，上盘的三人花鼓，又在县文艺会演中获奖。 1980年，由杜桥区（当时上盘属杜桥区管辖）文化站创编，以“小妹妹送郎参军”为内容的花鼓，在县文艺演出中，更为群众所赞赏。 1986年，上盘花鼓老艺人王吕员张彩招为台州群艺馆馆长叶烽华陪同的省民舞编委会摄像队在金杏灯琅银柱表演、录像。 1998年参加第一届“中国江南长城节”表演已来，到目前已连续参加六届。 1999年在临海城关举办的元宵灯会上，应邀参加的上盘花鼓，博得了阵阵掌声。 2000年，临海市文化馆和台州市群艺馆分别以“上盘花鼓为基础，排练艺术舞蹈”“花鼓情”在台州市和浙江省广场文艺会演中获奖。 2001年的临海江南长城节上，5对演员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笑声，当晚连着演出了两场，仍有观众要求加演。 2002年组织了21对花鼓表演队伍，参加第三届临海江南长城节的大型民间踩街活动。轻快的音乐、整齐的步伐，恢弘的气势，引起络大媒体的关注。使上盘花鼓达到了艺术的顶峰。 2005年参加台州市首届艺术节并获优秀奖。 2006年参加台州市首届农民文化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 2006年6月上盘镇花鼓被浙江省文化厅授予浙江省民间艺术之乡。（第三批） 2007年2月列入台州市第一批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上盘花鼓 - 参考资料：
&1. 上盘花鼓 http://tzyc.tzinfo.net/fyxm.asp?Sid=40 2. 上盘花鼓的起源 /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7492 3. 上盘花鼓的历史兴哀 /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70KDC41&xpos=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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