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要查看的信息不存在或者还未通过审批！2有哪些著名心理学实验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有趣结果的案例？
或者换个问法，在跨文化心理学中有哪些比较著名且有趣的实验？我理解的跨文化心理学实验主要指的是，从前这个实验是在西方国家、被试主要是西方人的情况下做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都是如此），而后来这个实验被拿到非西方国家、其他文化的地方、其他国家或文化的被试中去做，得到了有趣结果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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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跨文化的定义理解貌似出现了偏差，不过先按照偏差的来答吧，目前想到的有两个：一、母亲与自我：文化对自我参照的影响对美国人与中国人的fMRI研究发现，当要求这两组被试对一系列人格形容词判断是否适合用来形容个人、母亲还是他人时，发现在判断为自我时减去判断为他人时，中国被试与美国被试在腹侧前额叶与扣带回都有显著的激活，也就是说中美被试关于自我的认知可能都定位在相同的脑区。但是对中国被试来说，自我与母亲条件的激活程度没有差异；而对美国被试来说，自我与母亲的激活程度有显著差异。可以做一个不是那么严谨的推测：在神经机制上，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在一起的并且与他人区别开来的，而美国人则将自我独立出来。还有其他研究发现，中国人将包括母亲、父亲、好朋友在内的关系亲近的人都纳入自我参照的系统，属于互倚型的自我结构（interdependet construal of self）而西方人则不会把这些人纳入到自我中，属于独立性的自我结构（independent construal of self）。二、整体思维（holistic）与分析思维（analytic）这个实验所用的被试是美国人和日本人，要求被试看一段20秒的动画片段，如上图，然后描述自己所看到的是什么。被试的描述中所说的第一句话作为被试是先注意到突出的目标（salient objects）还是背景的指标。结果发现美国人最先提到目标的频率远比日本人多，而日本人更多地首先注意到背景。并且日本人也比美国人更容易注意背景与主体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特征捆绑策略，将特征单独识别并进行序列加工，还是把不同的特征捆绑在一起识别。以日本人为代表的东亚人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这是一种整体思维的表现，而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则倾向于独立加工，是一种分析思维的表现。东亚人的这种整体思维还体现在一些东方特有的学问上，比如周易，比如风水。参考文献：Han, S.,
& Northoff, G. (2008). Culture-sensitive neural substrates of human
cognition: A transcultural neuroimaging approach.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9(8), 646-654. Masuda, T.,
& Nisbett, R. E. (2001). Attending holistically versus analytically:
comparing the context sensitivity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5), 922. Nisbett, R.
E., & Masuda, T. (2003). Culture and point of view.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9),
. 朱滢. (2009).
实验心理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324-328.——————————————————03.28 更新一下——————————————————三、本族效应（own-race effect）与异族效应（other-race effect）本族效应是指个体对本族面孔总是比不熟悉的异族面孔有更好的再认。相对的，异族效应是指个体对异族面孔的再认更加困难。这两个说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本族效应在跨文化研究中结果是稳定的。解释本族效应的理论很多，比如接触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之所以对本族面孔的记忆成绩更好，是因为接触的比较多。基于此进一步推测可得，如果个体对于异族的面孔接触同样多，那么本族效应就消失了。Kelly等人（2005）把高加索新生儿与3个月的婴儿随机分配到四个种族面孔条件下（高加索、中东、非洲、亚洲），每次看两张面孔，完成视觉偏好任务：以婴儿注视哪张面孔的时间更长为偏好指标。结果发现新生儿对各族面孔的注视时间没有差异，而3个月婴儿对本族面孔的注视时间更长。不过，居住在非洲的高加索婴儿对非洲面孔和本族面孔的识别就没有差异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同族的表情识别也比异族表情的成绩更好。这使得同族之间的情绪理解与交流更加准确，称之为群内优势（in-group advantage）。四、面孔和表情识别的跨文化差异首先是面孔的识别：诚然对于面孔的记忆与识别东西方个体都出现本族效应，但是在识别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却有所不同。在一项对面孔进行亚洲面孔与西方面孔的学习、再认与分类的眼动实验中，东西方被试的注视点分布出现差异。西方人符合此前传统上认为的人类对面孔识别的策略：集中与双眼与嘴部，大致是一个三角形的区域；然而东方被试却把注视点集中在更加中心的地方——鼻子。下图中红色的区域是西方被试的注视点集中区域；蓝色是东方被试的注视集中区域。然后是表情的表达与识别：研究认为，对于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来说，更愿意表现出明显的表情，也就是用嘴部比较多，所以他们的表情文字是这样： 快乐 : )
，悲伤 : ( 。对于以日本人为代表的东方人来说，由于更加倾向于内敛，希望控制自己不要做出过夸张的表情，于是会更多的控制嘴巴的活动，但是由于控制眼睛活动比较难，所以会用眼部运动来表达情绪，日本人的颜文字是这样：快乐 (^_^) ，悲伤 (; _ ;) 。相应的，识别表情的时候，美国人更倾向与从嘴巴来判断；日本人则会从眼睛判断。实验用了表情符号（好萌好萌~~~）作材料，要求美国被试与日本被试对给出的表情符号做一个9点（从1极度悲伤到9极度高兴）的评价。结果发现如图。↓参考文献：Bar-Haim,
Y., Ziv, T., Lamy, D., & Hodes, R. M. (2006). Nature and nurture in
own-race face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2), 159-163. Blais, C., Jack, R. E., Scheepers, C., Fiset,
D., & Caldara, R. (2008). Culture shapes how we look at faces. PLoS One, 3(8), e3022. Kelly, D. J., Quinn, P. C., Slater, A. M.,
Lee, K., Gibson, A., Smith, M., . . . Pascalis, O. (2005). Three‐month‐olds, but not newborns,
prefer own‐
ace fac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8(6), F31-F36. Yuki, M., Maddux, W. W., & Masuda, T.
(2007). Are the windows to the soul the same in the East and Wes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using the eyes and mouth as cues to recognize emotion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2), 303-311. 韦程耀, & 赵冬梅. (2012). 面部表情的跨文化表达与识别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10), . 周国梅, 张璐然, & 曾伟贤. (2009). 面孔识别的本族效应理论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7(2), 278-283. 最后，考试求攒人品呢QAQ
高票回答都讲得很全了，补充几个略跑题的小实验吧……首先是视知觉上的文化差异。人们在观看相同的图片时会知觉到不同的东西，很大程度是受到所处文化的影响。比如这张挺有名的图片：你第一眼看到的是鸭子还是兔子？网上的解释是女人看到兔子男人看到鸭子，你第一眼看到的是鸭子还是兔子？网上的解释是女人看到兔子男人看到鸭子，另一种更靠谱的解释是，这取决于你所在的文化的阅读方向。如果你的阅读习惯是从左往右，就更容易第一眼看到鸭子，如果是从右往左（比如阿拉伯人和台湾人），就容易看到兔子。嗯其实这些就是认知上的差异，也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吧……之前几个回答里提到的一个实验显示，东方人对背景变化更敏感，而西方人更关注前景中的主体。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绝对的。心理学家彭凯平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调查美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对于雷达上变化的反应差异，结果发现两国飞行员的反应速度并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说，这种不同文化下的人对于背景和前景注意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训练消除的~此外，深度知觉和空间知觉也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心理学家William Hudson找了两群小学生，一群是英国小学生，一群是来自赞比亚农村，没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小孩子。给他们一堆小棍子和橡皮泥，让他们照着下图拼一个“模型”：结果英国小学生拼出来的大多是一个立体的残缺正方体，而没受过西方教育的小孩拼出来的是一个平面上的图形。结果英国小学生拼出来的大多是一个立体的残缺正方体，而没受过西方教育的小孩拼出来的是一个平面上的图形。接下来他又让这群小学生看另一幅图，然后把它照着画下来：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不可能存在的立体图形，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不可能存在的立体图形，实验结果是英国小学生绞尽脑汁才画出这个不科学的图形，而赞比亚农村的小朋友分分钟就画出来了！上面两个试验中，由于这两群小孩子所处的文化，以及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空间知觉能力也有很大不同。像赞比亚农村的小孩子这种没有学习过平面和立体的概念，被称为2D-Viewers，而英国的小学生则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属于3D-Viewers。3D-Viewers因为懂得立体的概念，能够在脑补中自由把一些线条的组合转化成立体图形，导致他们会把第一个图知觉为一个立方体；面对第二张图却因为总是脑补成立体的而无法画出来。在思维方面，也有关于概念归类方式的文化差异。给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分别看三个事物：牛，草和鸡，问他们哪个事物应该和牛归在一组。结果显示中国被试倾向于选择草，而美国被试倾向于选择鸡。这是因为事物之间可以有两种归类方式：相关关系或者从属关系。强调整体性知觉风格的人，通常根据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进行归类，因此很容易把牛和草归成一类，因为牛要吃草，属于从属关系。强调分析性知觉风格的人，相对而言愿意根据事物之间的逻辑从属关系来进行归类，而把牛和小鸡归在一类，因为他们都是动物，不同的知觉风格会影响概念形成归类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知觉风格偏向于整体性，美国人的知觉风格偏向于分析性。再比如向被试提问：下面三个事物中哪两个关系更密切：猴子-香蕉-熊猫老师-医生-作业中国被试倾向于把猴子和香蕉，老师和作业归到一类，而美国被试倾向于把猴子熊猫，老师医生归到一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下面这个实验也可以说明上述的结论：彭凯平和Morris在全球各地用这张图片询问被试，询问的问题是：最下方的花朵应该属于A组还是B组？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亚洲人认为最下方的花朵属于A组，而欧美人倾向于选择B。观察一下可以发现，最下方的花和B组的所有花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茎都很黑很粗（？而A组的花和最下方的花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共同点，但在形状上显得较为相似。简单来说，选择A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像所以是一种花”，选择B则是因为“它们有一样的茎肯定是一种花”。这也正是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东方人喜欢依据关系和相似来归类，而西方人喜欢按照范畴和逻辑来归类。最后，不同文化下人们对社会行为的归因有所不同。我老板的老板彭凯平的卡通鱼群实验，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不同文化下人们归因倾向的变化。彭凯平和Morris制作了鱼以各种方式游动的动画，每种游动都是一条鱼以一种方式游动，而一群鱼以另一种方式游动，要求被试对这些鱼的行为作出解释。结果显示，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外部因素产生的，美国受试者则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内部因素产生的。比如右上角和左下角这张两图，其实是一样的，但中国被试倾向于认为鱼群抛弃了蓝色的鱼（外部因素）（如右上）；而美国被试倾向于认为蓝色的鱼在加入鱼群（内部因素）（如左下）。左上和右下也是同理，中国人认为是鱼群在跟随蓝鱼，而美国人认为是蓝鱼离开了鱼群。结果显示，美国人更看重个人心理品质，倾向于内部归因，而中国人看重环境影响，即外部归因。这一实验还有后续的部分，发现文化启动同样能够影响我们的判断。华人心理学家赵志裕和康莹仪夫妇向香港大学的学生呈现与上述卡通鱼相似的图片，但在此之前，先给被试呈现与东方或西方文化强烈相关的图片。比如中国文化符号：长城、孙悟空、毛泽东；或者西方文化符号：自由女神像、美元、华尔街。实验结果是，如果启动中国的文化符号，人们的反映更多的倾向于中国式的反应方式，体现出更多的团体主义的归因倾向，如果启动了美国的文化符号，被试更多地采用与美国人相似的归因方式，关注个体鱼对其他鱼的影响作用。还有另外一个支持上述结论的实验：1991年发生的一名叫卢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杀人的事件，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同学、导师和副校长。彭凯平和Morris发现中国媒体报道时倾向于强调卢刚的生活环境因素，而美国媒体报道时重点则在卢刚的个人特质上。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卢刚是中国人所以中国媒体为他辩解。然而在同一年，密歇根的一位邮局工作人员Thomas McIlvane因为找不到工作射杀了原来的上司同事和路人。心理学家发现在这次事件后，媒体的报道倾向依然和上次事件一样，美国记者关注于McIlvane的个人气质，从他过去的行为中推断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记者则强调影响McIlvane杀人行为的情境因素。随后，彭凯平和Morris找了一批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让他们解释这两次杀人事件，并让被试判断：如果环境不同，即这两个凶手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凶杀案是否还会发生？中国被试认为很可能不会发生，而美国被试认为无论环境如何都必然会发生。实验的结果支持了这一说法：不同文化下的人有不同的归因模式。即不管凶手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国被试都倾向于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被试倾向于特质性解释。大致就是上面这些了……以后想到了再补充吧说句题外话，跨文化心理学在不同的国家复制实验确实会有一些很有趣的结果，但是有一些实验在没有操控变量的情况下，把差异全都用文化的因素进行解释，其实很容易强化人们的偏见。上述的实验结果也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特质，只能做一种概括性的总结吧。想起来政治学老师曾经说过自己特别讨厌政治文化这个词，因为用文化这个宽泛的概念来解释同一政治制度下的结果差异其实等于啥都没说…上述内容只做扯淡，欢迎补充指教，有疏漏请轻喷_(;3
谢邀介绍一个不算很著名，但也比较有趣的跨文化小实验吧，这个实验也启发了我毕业论文的想法。（Zhou GM, Fu XL, Hayward, Locke & Peillicano (2005).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agnosticity Principle to Schematic Faces.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5(1) :240~247）这是个复制实验，Tversky’s 在1977年提出了在情绪理解中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新版本使用了Tversky’s 的表情材料作为实验刺激进行跨文化的实验。研究目的：情绪面孔表情判断上跨文化的差异被试：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被试和西澳大学学生实验材料：材料分为两组set1—— ABCP
set2——ABCQone neutral (平静图片A), one unhappy (不愉快图片B), and one happy (愉快图片C). 这三张两组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第四张in Set 1 it had a happy expression(p) 在第一组中是一个呈现高兴表情的照片Pin Set 2 it had an unhappy expression (q).在第二组是一张呈现不高兴表情的Q特别注意：BQ虽都是不愉快图片，但呈现的方式略有不同，下图能明显看出来。PC同理（PQ图片较BC呈现的幅度较大。）实验任务：实验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认知实验（归类测试），要求被试将第一组（set1）的四张照片分为两部分，四张照片ABCP找出最相像的两张分为一部分，set2同理。第二个是评价测试，要求被试做表情相似度寻找，在三幅图片PBC(QBC)中面选出最像A 的一幅，（set1 set2两组照片是不一样的）实验结果：实验1：归类测试中：中国被试 将Set1分为 A, P 与 B, C
将Set2分为: A, C 与B, Q
澳大利亚被试
Set1:分为 A, B 与 P, C将 Set2分为:
A, C 与B, Q讨论：第二组图片无明显差异。但对于第一组的照片的分类测试，中国人将A（平静图片）与P（愉快图片）分为一类，而澳大利亚将A（平静图片）与B（不愉快图片）分为一类。实验2判断测试中：如图，set2差异不是很明显，着重看set1 如图，set2差异不是很明显，着重看set1 在Set 1 中：被试将B图片 （即不愉快表情），判断为相似为 A （即中性表情），中国被试57.58小于澳洲被试96.43，判断相似为P图片（正性表情），中国被试24.24大于澳洲被试0。结论：相对于澳大利亚人，中国人将平静表情判断为更愉快，也就是说，将中性面孔更容易判断更积极。由于涉及文献内容，内容仅限站内交流，如有转载请提前告知。感谢
慕成匠君提到的Masuda和Nisbett(2001)的观鱼实验应该算是跨文化心理研究中最有名的实验之一了.这里再补充一些： 1. 关于自尊 (self-esteem) 的研究：早在Baumeister et al. 1989年的研究里就发现，在北美，人倾向于认定自己比平均水平更高，见下图关于欧美人士自尊分数的meta anlaysis （Heine & Lehman's, 1999b).而日本人则比欧美人更看重自己的缺陷，因此meta-analysis显示他们的自尊分数的平均值跟理论上的中点很接近。而日本人则比欧美人更看重自己的缺陷，因此meta-analysis显示他们的自尊分数的平均值跟理论上的中点很接近。（未完持续）
我研一的时候有一次课程作业是翻译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年度刊物，我我负责的那一章节正好就是文化视角，里面有许多跨文化的研究。1 关于自我概念的表述一些利用二十报表任务（TST）的研究中，根据参与者提供的20个关于“我是
”的开放性回答发现，北美人使用相对抽象和场独立的特征描述自己，（例如，“我是随和的”），而一些日本人更经常用自己的社会角色（例如，“我是一名大学生”）或者场依存的特征（例如，“我对我的朋友很随和”）描述自己。这些研究表明，美国人持有的自我概念组成了稳定的内部属性，而日本持有的自我概念包括社会角色并根据场景而定（Bond & Cheung,
1989）。2 对母亲这一概念的不一致性与评价一个无关他人（如，一个公众人物）相比，在评价自我时，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表现出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更强激活，这个区域已知参与了自我陈述（朱等，2007）。然而，在评价亲密他人（如，他们的母亲）时，只有中国人表先出了MPFC的更强激活，这指明，中国人对自我和亲密他人有着相似的激活模式。3选择的动机上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当进行选择时，亚洲人往往选择在大多数物体，美国人往往选择唯一对象（Kim和马库斯，1999）。因此，亚洲人似乎更喜欢以适应多数人的喜好，而美国人似乎更喜欢根据自己独特的喜好行事。4认知失调理论不协调感的减少这一行为，为有意义他人思考和无意义他人思考时，西方被试的不协调感减少并不明显，但是日本被试身上体现了为亲密他人思考时的不协调感的明显减少。5关于激励关于内在动机传统的研究表明，个人的选择，其本质是激励（德西，1981;的Deci＆莱恩，1985）。选择的自由已经被认为是激励，部分是因为满足了自己对环境（例如，罗特，1966）的控制感。西方人有较高影响动机，然而，在东方文化的动机就调整动机，个人的选择可能是不那么重要。跨文化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的证据这一点。欧美和亚洲的美国小学的孩子们要么经过自己的个人选择参加一个活动，要么按照他们母亲的抉择来分配参加的活动(Iyengar & Lepper, 1999 )，美国儿童在个人的选择的情况下坚持更久，而亚裔美国人在母亲的选择条件持续更长的时间。这项工作表明，对西方人而言，个人的选择是一个更内在激励因素，而对东方人而言，亲密他人的选择是个更内在激励的因素。6关于情绪体验的问题在相互依存的文化背景中，情感应该更容易受社会关系影响的情况下发生。与此相反，在独立的文化背景，情感应该更可能发生在一个自我是主要的焦点的情况下。根据这些预测，研究人员（Chentsova -，2010）发现，在描述自己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之后，欧洲美国受访者比亚裔受访者遇到更激烈的正面情绪反应。相比之下，描述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个性和过去的经验之后，美国亚裔受访者比欧美受访者对一个积极刺激（有更激烈的正面情绪反应（参见内田等人， 2009）。类似以上研究，这篇文献当中还有很多。不一一列出了。Psychology（George J. McCall Ph.D. (auth.), John DeLamater, Amanda Ward (eds.)
2013）位于第十八章。
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太多了，几乎目前的心理实验都要考虑到文化的因素，所以几乎所有的心理实验都会进行类似的求证，不过说到有趣，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1.阿希关于从众效应的研究：在团体中，经由人们对于不同长度线段的比较，来研究人们是否会屈从于众人错误的观念。研究发现，人们往往在面对与众人不同的答案时，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此时的判断很可能产生屈从。并且，如果对错的标准越模棱两可——试验中表现为两条线段长短差距越小——人们越倾向于从众。这解释了为何现实生活中的从众现象那么普遍，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对错标准往往并不清晰的（不可能比两个线段长度还清晰吧？）。阿希同时还发现，倘若所有人中，哪怕有一个人的答案是对的，被试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坚持自己对的答案。这告诉我们，在面对从众压力时，“榜样”的力量是多么可贵。2.达利和拉特的旁观者效应实验：达利和拉特设置了一个封闭的实验室，每个被试单独处于一个独立的房间，然后分别对单独和他人通话，三个人互相通话模式，五个人互相通话模式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在通话中，一名助手假扮的人，突然装作癫痫发作，向众人求救，观察众人反应。基于实验的结论，达利和拉特发现，旁观的人越多，人们越不乐意提供帮助。即当人们面对有人受害时，如果在场的人数越多，人们越倾向于袖手旁观（但人数上限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否则就会基于很大的基数而产生个别救援行为。另外，必须限制个体间无法互相交流，否则很可能团体内会在商讨中达成“协定”）。这是由于人数的增多使得救人责任被分散了，并且不救人的内疚会减轻。这解释了为何有人落水，周围那么多人旁观，却没有人伸手帮助；出现车祸，为何周围的人都坐在车上无动于衷，等等一些列此类现象。（一直觉得国内某些记者对这种现象大加批驳，而批驳的对象是社会道德的缺失。我对这类报道嗤之以鼻，这类报道的增多不仅不会减少此类现象，反而会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错误的结论上。围观是一种人性自我保护机制的阻拦，而非道德水平不高，当然能够破除自我保护机制的人，道德水平一定不错。另一方面，如果遇到此类状况，请赶紧指定一个人，让他来救你，这样会马上激起他的道德感和责任意识。）.3.米尔格莱姆的无条件服从实验：米莱格莱姆在研究权威对于人们的影响时，对人们是否会服从，以及会做多大程度的服从进行了研究。他首先找来实验的研究者，告诉他们要做一个关于记忆力的测试。然后举行一个貌似公正的抽签，来决定谁来成为老师和学生，抽到学生的为答题着，老师为对于打错题目的学生进行电击惩罚。实际上，来参与的人一直都是抽到老师的身份，而那个学生一直都是一个助手扮演的。然后，随着实验展开，作为学生的助手开始答错题目，然后一名工作人员要求参与者对其进行电击惩罚，开始时为15V，每答错一题，提高15V。最高为极度致命的450V。实验结果显示，尽管参与者非常不情愿，但在工作人员的不断加强的语气，以及怂恿下，最终超过半数的人按下了450V的电击。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能够听到学生的惨叫和哀求他们不要按。这个实验可能是社会心理学史最臭名昭著，也可能是最富盛名的实验。它引发了心理工作者的道德讨论和人们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思考，也使人们理解为何在大屠.杀发生时，军人的冷漠和无情。甚至包括种族.灭.绝时的无动于衷（试想此实验的工作人员命令他们启动能够致死的电压时，他们都能够服从！而实验的工作人员才有多大的权威啊！更何况是那些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而结合原本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人们对于善恶的理解更深一步。4鲍查德和莱肯做的双生子实验：将同卵双胞胎放在不同的家庭中，甚或放到不同的国家家庭中（涉及的主要是日本人、美国人），若干年后对双生子进行各种测试，包括身体和性格。此实验点燃了心理学著名的先天后天之证，它的结论发现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比弗洛伊德以外的任何人认为的都大的多。双生子在不同家庭中最后得到的性格极其相似。5人类学家特恩不鲁关于一个自然部落的实验报告显示，当地人并不能分辨远距离事物的大小。比如，一辆建筑远看上很小，当地人就觉得那建筑很小。这也许是由于其生活环境狭小，导致的视觉横长性的缺失。同样，这个报告也点燃了先天和后天之争，这个结论比较支持后天因素。不过这个实验是很早，比前面的鲍查德的双生子实验早好几个世纪。6.斯金纳，“迷信的鸽子”实验。斯金纳在他那著名的斯金纳箱里，先让鸽子饿上一段时间，然后每隔15秒，无论鸽子在做什么，都给予它食物。然后观察鸽子的举动。斯金纳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鸽子总会重复它之前获得事物的时的举动，比如疯狂的摇晃身体和脑袋，鸽子认为是它们自己的举动带来了食物，所以不停的做着之前的举动。斯金纳亲切的称鸽子变得迷信了，这个实验揭示了我们生活中所谓幸运数字和护身符或者是先做一套增加好运气的“准备活动”的迷信性。另外，斯金纳研究不再给鸽子食物，鸽子消退迷信行为的，用了大约一万多次。这真是很疯狂的事情。这揭示了人一旦变得迷信，要摆脱它，呵呵...7.班杜拉对于攻击行为的实验：以儿童为研究对象，观察其对成人攻击行为的是否会模仿。发现，儿童对于攻击性行为有很强的模仿，同性之间、同文化之间的这种习得更加明显。班杜拉的研究促使人们开始审视电视电影的分级，以限制儿童暴力倾向的增加（同样，和阿希从众实验揭示的一样，榜样对于人们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8.罗森塔尔的皮格马利翁实验：这个实验许多人都应该听过，就是人们对于其他人的期望导致其行为朝着期望转变。实验是在一所学校里进行，对学校的学生进行智力测试，然后随机抽取几位告诉教师，这几位智力超群，随机抽取另几位告诉教师，这几位孩子学习可能有困难。过了一个学期之后，调查结果，发现，随机给出的“所谓智力超群”的学生成绩明显优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罗森塔尔的实验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他人的态度是如何影响他人的行为的，也给我们的教育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反思。9.洛夫特斯的记忆实验：先给参加的实验组他们观看过具体状况的影片，然后询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是否发生，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让他们回忆是否有发生。结果发现，在过一段时间后，这些实验者有许多人相信虚构的事实存在了。罗夫特斯的实验让我们明白，个人的记忆并不非常可靠。这也让我们怀疑法庭上目击证人的证词的是否存在偏差。这种可能经由警察无意识的问询产生的偏差，会在一段时间让证人深信不疑。10.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这个很出名。就不解释了。11.桑琼关于出生顺序对于孩子的智商的影响：他发现，往往家庭第一个出生的孩子的智力是所有人中最高的，而倘若以两年的速度要下一个孩子，以后的孩子的智力在不断的下降，直到第五个孩子才开始回升。桑琼的实验让我们沉思，智力与出生顺序的必然关系。并且对于孩子出生后是否立刻要第二个孩子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发现，越是时间间隔越长，第二个孩子的智力也越正常。12.兰格的控制力对老人生命的长短的影响：对不同老人控制力进行约束，观察老人的心态和生理变化，以及死亡率。（私人认为这是最不道德的实验）发现，那些对自己生活有较大决定权的老人在身体的健康方面更加出色。13.艾克曼和福利森关于人类跨文化领域表情的研究：发现尽管文化差距非常明显，人类的一些正常面部表情依然能够被不同文化的人所识别。艾克曼和福利森的实验让我们思考人类表情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可能，它是人类社会交往的讯号。经常有人用微表情来识别谎言，也正是基于这个实验的深入研究。14.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实验：大名鼎鼎的认知失调理论，不用赘述了吧。15.罗特的内外控制点实验：主要是指个人觉得自己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出在哪里，进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去面对。16.柯尔伯格基于皮亚杰认知理论提出的道德的发展的理论：他认为人的道德经历了前道德阶段、习俗尊崇阶段以及最后的自我接受的道德阶段。他利用不同年龄的孩童来进行测试，来对其道德水平进行评价，基本确立了道德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年龄是衡量一个孩童处于何种道德水平的重要的标准。柯尔伯格的实验在管理学以及伦理学的书本上都有介绍，他的结论为我们提供了，社会道德是作为个人随年龄发展习得的有力证据。并且在各个不同文化间进行的实验都支持了这一结论。17.芝加哥大学川迪斯对于不同文化的区分：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维度划分。他指出，美国等国家个人主义盛行，而在日本等国家，集体主义文化盛行。川迪斯的研究为我们面对复杂的文化因素时分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看了题主改得描述，那么能够符合要求的实验首先是，第17个，川迪斯关于不同文化的区分。这个实验有人解释过了，我就懒一下不解释了。然后，是第1个，阿希的从众实验。这个实验在一些集体主义国家（主要指东方国家，也包括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从众更加普遍（当然，一直觉得很废话，也浪费时间。不过很多实验结果并不如同人们想象的一样，这才是科学的思维）。如果结果只是到这里，那么这远称不上有趣。有趣的是我们要结合米尔格莱姆的无条件服从实验，上面有童鞋说这个实验没有继续下去，正好相反，米尔格莱姆做了很多类似的实验。他研究了不同时期同一文化的服从状况，（我介绍的电击实验是在1963年由米尔格莱姆完成，在那之后，他及一些其他的后继者分别作了更多实验）结论是，不同时期，甚至是不同性别间，服从效果无差别！这是很让人费解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按照我们的逻辑，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人不同时期是越来越独立，但结果显示，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而对于性别差异，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加有主见，但实验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在服从实验中表现无差别（这就是主观判断和实验的区别）。这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后天和先天的问题。是不是服从是作为一种人类的本性存在的，而不是个体的性格差别？文化对于人的影响究竟是否能够改变人的内在？另一方面，结合阿希的从众实验，是不是所谓的从众只是对于不重要的事情的妥协？在不重要的决策中，文化占据了重要因素，而到了重要的事情——比如决定他人的生死时——服从的本性便出现了？当然，也有人指出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因为米尔格莱姆完成的电击实验式在1963年，而时间差异只在1999年，也许在30年间并不足以使得文化对人产生影响。另一个可能的猜测是，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使得各个国家的文化正在“中和”化，即集体主义以国家的人正在变得独立，而个体主义国家的人正在变得注重集体。比较巧合的是没过多久，约在2000年左右，鲍查德的双生子实验出现了。这无疑给先天后天之争又注入了强心剂。而这场关于先天后天之争，始终缠绕在心理学各个领域中，而这次，无疑先天阵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一定完全由先天因素决定的，因为试验中所取得的相似性大多是肢体及情绪稳定性等，而不是完全的人格。我们沿着这个先天后天之争继续讨论，自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提到儿童的认知是随年龄的增长逐步诞生思维的发展，而另一个基于他的研究成果的拓展，道德发展理论，同样证明，年龄对于孩童的重要作用。这里面令我们费解的地方在于，年龄究竟是指身体发育，还是在社会条件下的行为的习得呢？这里面我们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从另一个试验中我们能看到一些讯息。也就是我所说的桑琼的孩子出生顺序决定孩子智商的理论。对于这个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使得第二个孩子出现的时间较晚，那么第一个孩子的智力优势就不明显。于是他们猜测，之所以第一个孩子智力优势明显的很大原因是由于他作为哥哥，有义务教导弟弟或妹妹学习，从而使得智力发展。也就是说，智力从某方面来说是习得的。结合之前皮亚杰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想，也许道德和逻辑发展，本身是后天习得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在个人性格以及身体状况方面，先天因素又是绕不开的桥梁。这种先天与后天之间，是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的过程，并不存在绝对的先天与后天。~~~~~~~~~~~~~~~~~~~~~~~~~~~~~~~~~~~~~~~~~~~~~~~~~~~~~~~~~~~~~~~~~~~~~~其实我还想提一下一个科学家关于拥挤的实验，那真的是令我最震撼的实验之一，虽然实验用的是小白鼠。探讨小白鼠在拥挤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异化，非常令人震惊，从它的实验结论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社会人，特别是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中，出现无数暴力、性的文化的扩散的佐证。遗憾的是，此实验并没有进行对于人在相同条件下的研究，因为那很可能面临严峻的道德问题（不过从监狱中和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得到的信息，包括权利意识膨胀，性泛滥却生育率下降，恶的行径凸显等等。）其中有一个扩展研究，对于波兰人口稠密的地区进行生育率调查，发现生育率下降了很多（不过这个数据只能支持一部分，因为能使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太多了）。但我建议大家搜一下，这个实验相当有启发性。詹姆斯.卡尔霍恩老鼠实验~~~~~~~~~~~~~~~~~~~~~~~~~~~~~~~~~~~~~~~~~~~~~~~~~~~~~~~~~~~~~~~~~~~~~~新的补充：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心理学上的许多结论大多都是复合式，都是许多因素相互缠绕、相互影响的过程，先天因素与后天学习两者往往交互作用，难以区分。比如，在研究两性差异时发现女性与布娃娃与布娃娃呆的时间比较长，喜欢和布娃娃聊天和玩乐，这是长久以来的事实。然后我们能够说女性天生具有照料人的一面（进化中的分工），但是另一面，我们要看到，女性之所以和布娃娃呆的时间比较长，还可能是她们更多收到布娃娃作为自己的礼物，这就是社会培养。而事实上，是两者共同塑造了女性的这种特征。还有上面我们讨论的桑琼的出生顺序对智力的影响，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孩子天生如此，也可能是他后天因为教育弟弟妹妹而产生的经验习得。这是一个很难去区分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因素的过程。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的发表，无论是先天论也好，环境决定论也罢，日渐让位于共同影响说。虽然仍有一些心理学家宣传环境影响论，比如基于上面说到的皮革马利翁效应（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实验的可重复性比较差，后续的研究很少得出与之相同的结论）；虽然，仍有心理学家兜售基因决定论，认为基因对我们的人格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双生子实验之后），但我们仍要强调一点，双生子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性格方面，有证据性格中被生物因素影响的占到了40%，但另一个基于对生母和养母之间的对比，只有25%的性格成分能够被归结到遗传因素上。所以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至多有25%~45%左右是被先天因素影响的。所以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先天后天相互影响的科学实证时代里。而我们要警惕的是，单侧强调先天决定论，或者只是强调社会培养的论调。
我参加过斯坦福心理系的一个实验，他们研究了不同母语对人的空间思维的影响
看了下大家的答案，大多是一些不够”离经叛道“或震撼的实验，个人分享一个比较有趣且极其有震撼力的实验。植物测谎实验二战时期的著名心理学家、美国中情局的测谎仪专家克里夫-巴克斯特曾经在1966年对植物做过测谎实验（使用的是第二代测谎仪，测皮肤电的那种），结果发现植物叶片上出现了类似神经反应的现象，此事件因为太过违背我们的科学常识，因此未被媒体大肆报道，在科学界也是鲜有人知或不被认可，另因年代久远，不是专门做过研究的人大多不会知道。在此次之后 ，也有极少数研究者开始研究这些现象，此现象被称为巴克斯特效应。巴克斯特的实验1966年2月的一天，巴克斯特在给庭院的花草浇水，他一时心血来潮，把测谎仪的电极连到了一株天南星科植物--牛舌兰（一种热带植物，大叶，小花，与棕榈相似）的叶 片上，并向它根部浇水。当水从根部徐徐上升时，他惊奇的发现：测慌仪的电流计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出现电阻减小的迹象，在电流计图纸上，自动记录笔不是向 上，而是向下记下一大堆锯齿形的图形，这种曲线图形与人在高兴时感情激动的曲线图形很相似。
巴克斯特随后改装了一台记录测量仪，并把它与植物相互连接起来。他构想了对植物采取一次威胁行动--用火烧植物的叶子，一瞬间在心中想象了这一燃烧的情 景，图纸上的示踪图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在表格上不停地向上扫描。而巴克斯特此时根本没有任何动作。随后他取来了火柴，刚刚划着的一瞬间，记录仪上再次出现 了明显的变化。燃烧的火柴还没有接触到植物，记录仪的指针已剧烈的摆动，甚至记录曲线都超出了记录纸的边缘，出现了极强烈的恐惧表现。后来他又重复多次类 似的实验。比如，当他假装着要烧植物的叶子时，图纸上却没有这种反应。植物还具有辨别人真假意图的能力。
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全国各地的其他机构用其他植物和其他测谎仪做了类似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对25种以上不同的植物和果树进行试验，其中包括莴苣、洋 葱、橘、香蕉等，得到的是相同的观察结果。
巴克斯特曾经设计过这样一个试验：他当着植物的面，把几只活海虾丢入沸腾的开水中，这时，植物马上陷入到极度的刺激之中。试验多次，每次都有同样的反应。 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人为干扰，保证试验绝对真实严谨。他用一种新设计的仪器，不按事先规定的时间，自动把海虾投入沸水中，并用精确到1/10秒的记录仪记 下结果。巴克斯特在三间房子里各放一株植物，让它们与仪器相连。在海虾投入沸水中7秒钟后，植物的活动曲线便急剧上升。根据这些，巴克斯特指出，海虾死亡 引起了植物的剧烈曲线反应，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几乎可以肯定，植物之间能够有交往，而且，植物和其他生物之间也能发生交往。在美国耶鲁大学，巴克斯特 曾当众将一只蜘蛛与植物置于同一屋内，当触动蜘蛛使其爬动时，仪器记录纸上出现了奇迹--早在蜘蛛开始爬行前，植物便产生了反应。显然，这表明了植物具有 感知蜘蛛行动意图的超感能力。
为研究植物的记忆能力，巴克斯特将两棵植物并排置于同一屋内，让一名学生当着一株植物的面将另一株植物毁掉。然后让这名学生混在几个学生中间，都穿一样的 服装，并戴上面具，一一向活着的那株植物走去，最后当"毁坏者"走过去时，植物在仪器记录纸上立刻留下极为强烈的信号指示，表露出了对"毁坏者"的恐惧。 类似验证植物具有记忆力的实验还有很多，例如，有人曾把测慌仪接在一盆仙人掌上，一个人把仙人掌连根拔起，扔在地上，然后把仙人掌栽到盆里，再让那个人走 近仙人掌，测慌仪上的指针马上抖动起来，同样显示出仙人掌对这个人很害怕。
巴克斯特做的实验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国际商业公司的化学博士麦克-弗格则认为这种研究有点荒诞可笑。他为了寻找反驳和批评的可靠证据也做 了很多实验。他在得到实验结果后，态度却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变，由怀疑变成了支持。这是因为他在实验中发现，当植物被撕下一片叶子或受伤时，会产生明显的反 应，而且还证明了植物具有感知人心理活动的能力。于是，麦克-弗格大胆地提出，植物具备心理活动，也就是说，植物会思考，也会体察人的各种感情。他甚至认为，可以按照不同植物的性格和敏感性对植物进行分类。
首先，我有必要说明一下：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它涉及到哲学思维及世界大战。我个人觉得这是比题主的“跨文化”更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抱歉，我只是在发表我自己的“观点”，然而是不是题主想要的答案，或者是不是大家会认同的答案，不是我有必要关心的东西。知乎是来分享大家的观点的，不是为了求赞求人气，也更不需要去“迎合”，我深知，必定会有其他人能够给大家想要的答案，而且，更系统，有条理，还会分段，所以，我已经没有必要去回答类似的东西，我只需要表达我自己的“理解”。所以，请大家，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不要随便“反驳”，要“反驳”请拿出足够“合理”的理由。（下述资料来自百度，适当进行“糅合”）
1、津巴多模拟监狱实验： 一个简单假设的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对于实验结果的反思与哲学的“自我认同”有关？
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是世界现代性运动的两极。 “认同”一词译自英文identity。从辞源学上讲,它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对认同一词的英文含义,简金斯做了细致的考察。他发现,“认同”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同一性”,即A和B的相同或同一;二是“独特性”,表现为时间跨度中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可见,“认同”揭示“相似”(similarity)与“差别”(difference)的关系。“同一”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群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他人”或“他们”)的差别。 一方面,从时间的角度看,认同指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认同是指在较长时期中可被识别和辨认的较为稳定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个人认同是指把个人的各个方面结合成某些连贯性的结构性模式,而社会(或集体)认同则是散布在空间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的相同和一致,而是异中之同。
认同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成’。“认同”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有个体和社会两个不同层面的涵义。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人的认同可以看成由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的同一体。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色或身份的理性确认,它是个人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英国社会学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概念就属于这个层面,它是指“个人依据个人的经验反思性地理解到自我”。个体认同涉及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指的是个人在主观上的自我认同,外在方面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分类和综合评价。所以,个体认同涉及个人的自我形象(“我”这样看自己)和公共形象(“他们”这样看“我”,或“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形象是个人的内在认同,而个人的公共形象则是个人的外在认同,是社会按分类原则加给个人的东西;在社会层面上,认同是有关某个集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些)共同性和相似性。而一个集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他集体之间的差别相伴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拥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就属于这个层面的认同概念。正如涂尔干所说:“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社会认同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是指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外在方面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群体成员的归类和划分。任何一个人,不仅有与具有某些相同之处的他人相联系的倾向,以及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即群体认同),而且也有对他人进行某种分类和识别的要求(即社会分类)。而对“他们”进行分类是建构“我们”自己的认同的另一种方式。
可见,社会认同是群体认同和社会分类这两个过程互动的产物。
不难看出,“认同”的意义是双重的,它不仅对于个体的生命活动,而且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当代著名社会政治哲学家,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教授在讨论西方的自我概念与现代认同的关系时,这样规定他所说的“认同”:“这一问题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来表述:我是谁?但是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足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 commit-ments)和自我确认( identifications)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
一旦失去这种承诺和自我确认,人们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无法判断事物对他们的意义。因此,所谓“认同危机”就是一种不辨方位的尖锐表达:“人们经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但这个问题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立场的彻底的动摇。他们缺少一种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以视为好的或有意义的,另一些是坏的或者不重要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未定的。这是一种痛苦的或恐惧的经验。”
在论及自我与认同的关系时,我国学者汪晖做了如下的分析与解答:“个人的自我归宿感是一个现代事件。我为什么属于我自己(而不是他人,如家族、社会、国家),为什么这种对自己的归宿感能够成为拒绝他人干涉的道德资源?‘自己’这个词在此已经不只是一种空间上的指称,而且是一个具有内在性深度( inwardness)的自我概念:个人是具有内在性深度的自我。”按照汪晖的理解,“自我如何为现代人提供个人权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这个问题的内涵相当复杂,它实际上“涉及到一系列的关系及其建构的历史:我与自己是什么关系?我与他人或他事物是什么关系?在我与他人、他事物(社会)之间所构成的道德取向是以什么为价值资源的?”
无疑,认同问题具有的深刻的人文与价值内蕴,它启示我们,认同问题与人的出现、存在、活动、命运、意义等属于同等序列的问题。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现代性社会个体日常生活和共同体生活中,认同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面,人们必须对“我(们)是谁?”有一个定位和概念。这个问题似乎无足轻重,可一旦构成问题,个人就已处在认同危机之中。因此,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认同的形成和定型的过程。认同使人有了一个本体的支点。它是人对自己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定位。在某种意义上,认同是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缺乏这种可接受的认同,人们就陷入认同危机,处在彷徨和焦虑状态;另一方面,人们不但在心理上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和接受态度,而且对“他人”的认同(你[们]是谁?“他[们]是谁?”)也有了解和分类的需要。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这样理解并提出认同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过一个至今引起反响的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于我们自己作为个人深刻而又具有变革性的思考。人类学家提出一个与其相关的问题: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这似乎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们是谁?’;不是‘我该怎么办?’而是‘我们该怎么交往?’;不是‘应该做些什么?’而是‘已经做了什么?’”在卡里瑟斯看来,人类学家的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因为,苏格拉底要我们对自我进行反思(他说过“未经思考的生活不值得去过”),而人类学家则强调,这一思考还必须包括对我们共同分享的生活的思考。这里,“‘我们’指人类。作为同一物种,我们表现出密切的休戚相关和令人惊讶的相互依赖。我们是社交的动物这一点不是我们属性的偶然、以外的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决定我们之所以为人类的根本所在。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认为，所谓自我同一性是指青少年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12、13岁至17、18岁的年轻人，发展的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和防止自我同一性混乱。儿童进入青年期，个体意识分化为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并达到统一。为此，要么努力改变现实自我，使之与理想的自我一致；要么修正、改变理想的自我，使之符合现实的自我。青年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他以前发展阶段所建立起来的信任感、自主感、主动感有直接关系，如果顺利地完成了以前的发展任务，自我同一性就容易建立，并顺利地进入成人期。如果不能顺利地完成前期的任务，自我同一性就难以建立，就会导致自我同一性的混乱，以致妨碍人格的正常发展。
后现代性文化提供了对“自我”概念以及“自我认同”问题的一种带有回归古典共同体社会意味的新理解。后现代被认为是“重新发现自我的时代”,因为,在此之前,“人的个人中心的秘密与超越受到来自现代的自我客观化理论的威胁而濒于丧失”。
由于全球化的冲击,“文化公共性“———文化理解与价值共识问题在当代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可观察事实着眼,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破坏、解构着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和价值的公共性,同时又为全球社会带来并不断生成丰富多彩的“公共性场景”,这或可称之为全球化的悖论或者“文化公共性的悖论”。
相关：《世界上另一个我》《致命ID 》里的一首诗：
As I was going up the stairs 　　I met a man who wasn't there 　　
He wasn't there again today 　　
I wish I wish he'd go away
2、 米尔格拉姆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实验系列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进行死亡营这类的暴行，或者至少接受了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及其它被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说，当他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他发现自己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犹太人中扮演一个角色时非常恶心，可是，当时他只好执行权威的命令。）
实验结果： 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 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米尔格拉姆在《服从的危险》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元因哲学说，在自我与象的交流中，前期是对抗的，抵制的，逆反的，在这样的阶段，决不能是知行合一的。在经过了上述的阶段之后，自我才能进入“服从”，在“服从”中才能“知行合一。”服从是什么，服从是自我对对象的性质，形式，关系，结构的彻底的接受，在这个接受中，自我没有丝毫的抵制，对抗，逆反。而是把对象的一切看成是自我的本质同一。在这样的阶段，服从对象实际是服从自我，似乎是不自由的，实际是真正自由的。自由是在自我与对象的“服从”中，没有服从，就没有知行合一，没有知行合一，就没有自由。为什么会服从？服从对象是很难的。因为所谓的独立的自我，在前期是对抗，抵制，逆反对象的，这个阶段中，自我的努力，实际是保持自我免得对象化，而在这个阶段之后，自我才彻底投降对象，以对象的意志为自我意志，这样才能知行合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投降也是主动的，自愿的，不是被迫的，在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层次，投降是不可能的。在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时，”宁死不屈”这就是意志的顽固。海明威说，人只可以被杀死，不可以被战胜。人的意志就是保持其自我存在。而服从似乎是舍弃自我，投降对象，实际上不是这样，服从是自我对对象的彻底的接纳，服从对象，实际是服从自我，所以，这里的主动性还是明显的。在服从的阶段，自我与对象的意志是一致的。服从对象=服从自我=自我实现。要达到“服从”阶段，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具体的事情教训，以自我的意志转移为形式，在这种被对象”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自我慢慢舍弃了最初的抵制，对抗，逆反，最终缓解了与对象的敌视，开始以友好的态度接纳对象，最后才能自觉地“服从”，在服从中，自我的知识和行为才能达到统一。因为在服从中，再也没有抵制，对抗，逆反，只有与对象的一致性，顺应，默契，和谐。这时知识和行为才是一致的。
历史上的知行合一始终没有得到一个上马凳，没有把认识的阶段性看成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所以，在知行合一的很长的阶段，没有“服从”这个理念，即使是出现“服从”实际是一种强制，在任何强制性中，都不会知行合一。只有在自我的“服从”中，在没有任何强制中才能达到知行合一。元因哲学把自我与对象的认识过程看成是：抵制-----对抗----逆反------服从
在上述四步中，前三部都是自我与对象的矛盾阶段，在这个阶段，不仅自我与对象不能知行合一，而且常常是颠倒的，逆反的。在这样的阶段，自我与对象是“对着干”的。这样就丝毫没有“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自我与对象的统一，没有统一，就不能知行合一。在教育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是上述的过程。在婚姻中，男女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政治上，官僚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如此，只有经过前期的三步才能到达服从，只有在服从中才能知行合一，达到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服从”是认识的终极，是最终的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官僚和民众的一致性，教师与学生的一致性，只有在服从中，才能没有抵制，对抗，逆反，也只有在这样的阶段，才能知行合一。
所以，王阳明没有说出，服从是知行合一的基础，知行合一实际是自我服从对象。而没有这个阶段，知行合一始终是空中楼阁。服从自然，服从社会道德，法律，服从风俗习惯，服从大众意志，服从一切的规律性，这样才能知行合一。所以，知行合一的基础是“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知行合一。而历史上在哲学中始终没有把“服从”作为理念。服从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认识的最终阶段出现的，这样认识的艰难的过程：抵制，对抗，逆反，服从是漫长的。服从把自我与对象的意志变成一致性，在这样的过程中，自我服从对象，实际是服从自我，这样自我才能出现“责任感”，对自我和自我的对象负责。这样，服从才能表现为一种自觉性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境界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从想象力的层次把握了知行合一是自我与对象的完美的统一，但是没有一个铺垫就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在王阳明的哲学中，没有自我认识和对象的关系，没有上述的四个阶段。也就没有达到知行合一的途径。
生命进入世界最初就是抵制，对抗，逆反的。在这样的阶段，人始终感知一种强大的强制性在压迫自我，自我只有与之对抗，并不服输，才能胜利。所以，这个阶段就是愤怒的，激进的，歇斯底里的，挖空心思的，在各种“假想敌”的围困中，自我机警而神经过敏，对世界和世人保持高度的戒备，对陌生人保持鸿沟，对自己不知道的一切保持抵制，对抗，逆反。这个阶段是紧张的，自强不息，奋斗不止。而当自我与对象这个假想敌经过漫长的战斗之后，才发现，自我在许多的时候是犯错的，也是折磨自我的，这时，自我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把抵制，对抗，逆反缓释下来，表现出缓慢的接近对象的努力，开始改变自我中不适合对象的部分，这时是，半抵制，半服从的。继续前进，自我才彻底的服从对象，彻底底改变自我。就像一个故事中说的，一个伟人说，他可以把一座大山呼唤来到自己身边，而当他呼唤很久之后，大山纹丝不动，他说，它不过来，我何不过去呢？----这就是“服从”。
“服从”是生命的最高的境界。主体性不是因为抵制，对抗，逆反对象才是主体性，而是服从对象才能“成就”主体性，在抵制，对抗，逆反中只有消耗主体性，最终是自我丧失。如果没有对对象的服从，就没有自封的主体性，只有在服从性中，自我才能与对象意志意志，这样自我得到对象的保护。所以，良好的服从性是生命的自觉。没有良好的服从性，自我与对象之间始终是不和睦的。“服从对象”，这不是意志的垮掉，而是意志的保存。只有在这样的服从中，知识才能与行为一致，自我才能与对象一致，才能是知行合一的。这里，“良好的服从性”，实际是知行合一的基础。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行合一，实际是“良好的服从性”。既是对自我的服从，也是对对象的服从，在这样的服从中，就没有自我与对象的抵制，对抗，逆反。知识与行为就是一致的。为什么是“良好”的服从性？因为服从性本身也是分等级的，也有消极的服从，盲从，随波逐流，而良好的服从性是，既保持自我，也不抵制对象，是一种自知之明的服从，在良好的服从性中，物我一体，知行合一。
人类至今还处于抵制，对抗，逆反自然规律和自我意志是阶段，为了保持自我，实际是丧失自我，为了抵制对象，实际是受到对象的打击，而至今，人们把这样的打击看成是英雄的事业，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抵制，对抗，逆反的特点。人类拿科学来抵制自然，人类还不愿意放弃自我，所以，科学发展的时代，人们的“服从性”越来越差，这就是民主政治兴起的原因。在专制的阶段，人们的服从性是消极的，在民主政治阶段和科学发展的阶段，人的意志得到表面性的释放。但是人们也受到这种抵制，对抗，逆反自然的打击，环境污染，自然灾难增多。所以，抵制，对抗，逆反对象的结果是灾难。人类的知识和行为不一致，也就是说，人类自造了许许多多的的与自然对抗，逆反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更使人类陷入因为抵制，对抗，逆反造成的灾难之中。人类至今还不是知行合一的。也就是说，人类至今还不愿意“服从”自然。西方的科学思想更加明显地狱自然抵制，对抗，逆反。在中国道家有“顺其自然”的说法，这就是服从理念的凸显。西方是改造自然，改造是按照人类自我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然的意志。西方激烈地说“战胜自然”，要使自然按照自我的意志发展变化。这实际还是出于抵制，对抗，逆反对象的阶段。服务对象，不如说“服从对象”，只有在服从对象中才能是知行合一的。
苏格拉底曾经决绝长老会的“劝告”而入狱，后因审判合符程序公平而主动放弃了学生们准备的逃跑机会、坦然接受审判。他做到了既坚持自己的正义又恪守了公民的服从天职，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苏子告诉我们，正义与组织原则同样重要。坚持自己的但不符合组织目标的信条就是不服从，付出代价是应该的。或者说，不服从不正义的命令是正确的，但服从因之而受到的处罚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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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ersky 和 Kahneman 关于决策的工作大家想必都有所了解了，其中一项就是通过「亚洲疾病」问题发现了不确定决策中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有研究者在中国被试身上重复了这个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先介绍一下「亚洲疾病」问题以及「框架效应」：想象美国正在对付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该种疾病的发作将致死600人。现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产生后果的精确科学估算如下所示：正面框架（Ｎ＝152）：如果采用Ａ方案，200人将生还；如果采用Ｂ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无人将生还；负面框架（Ｎ＝155）：如果采用Ｃ方案，400人将死去；如果采用Ｄ方案，有1/3的机会无人将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你偏好两个方案中的哪一个？不难看出，方案A和C是相同的，而方案B和D一样。但实验结果显示，当备择方案的结果被正面地描述成拯救生命时，大部分人（72％）偏好肯定备择方案；当备择的结果被负面地描述成丧失生命时，大部分人（78％）则偏好风险备择方案。即人们在正面框架下更关注受益，而表现出风险规避，负面框架效应下更关注损失，而倾向于风险寻求。那么，在中国被试身上进行的重复实验结果是怎样的呢？王晓田等人聚焦「危险群体大小」这一变量。认为基于进化的角度，人类是生活在群体环境中的，因此人类的认知与决策的心理机制应受到其生活的群体环境的影响。语言的框架效应只会出现在为较大数量的陌生人的生命/财产进行决策时，因为此时决策者处于非典型的生态环境中，失去了可供选择的适应性策略，只能求助于言语线索。在中国被试身上，当实验材料中的人数为「600人」时，并未出现框架效应，但是人数扩大为「6000人」时，框架效应出现了。这是因为中国人「群体」概念中涵盖的人数更多，「600人」在其所适应的范围之内，所以能够不受框架的影响进行决策。对于这个发现，王晓田教授自己说，如果没有从理论出发去看待这个结果，光是看「600人」条件下中国人没出现框架效应，那就很可能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对框架效应进行错误性的质疑。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不能够脱离系统的理论的指导。【1】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1), 453-458.【2】Wang, X. T. (1996). Domain-specific rationality in human choices: Violations of utility axioms and social contexts. Cognition, 60(1), 31-63.【3】王晓田. (2010). 有关行为研究方法学的六点思考. 心理学报, 42(1), 37-40.
诚然对于面孔的记忆与识别东西方个体都出现本族效应，但是在识别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却有所不同。在一项对面孔进行亚洲面孔与西方面孔的学习、再认与分类的眼动实验中，东西方被试的注视点分布出现差异。西方人符合此前传统上认为的人类对面孔识别的策略：集中与双眼与嘴部，大致是一个三角形的区域；然而东方被试却把注视点集中在更加中心的地方——鼻子
补充一个太广为人知，以至于已经进入大家日常谈论，在这却被忽视的主题---个体与集体。影响：发表于1988年的这个研究，阐述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如今这个文化差异维度已经构成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很多其他领域百项研究的基础。研究：Harry Triandis(哈里·川迪斯)通过三项独立研究验证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模型第一项研究被试全是美国人，设计使用美国被试来定义个体主义的概念。第二项研究目的是比较个体主义文化（美国）和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波多黎各）。核心在于比较两种文化类型中个体与其所属团体关系。第三项研究用以检验假设：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觉察到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且一贯享有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而个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则孤独感水平较高。结果--此处不局限于对应研究，有一定程度推广：①集体主义文化指该文化中个体的需求、欲望、成就都必须服从于他们所属的群体或组织的需求以及目标。个体所属的这种团体倾向于保持长时间的稳定，在这一文化中，个体的大部分行为的产生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所属更大团体的整体利益（读到这里，相信大家都能从自己从小的教育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归类），而不是该行为是否能为个体提供最大限度得个人成长。②个体主义文化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成就，而不是所属团体的需求和目标。在此文化中，个体对团体的承诺很少，也有太多情感上的依恋。个体主义文化中，团体对个体行为施加的影响和期望较小。典型个体主义而文化的共同特征：拥有边疆国界，大量外来移民、社会和地理上的迅速变迁，“所以这些特点倾向于使得团体控制力变得不太确定”。个体主义文化大多集中在北欧和西欧，及受其历史影响的国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度的个体主义是与其特质一致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种多维的结构，一个文化连续体。---------------------------------------------------------------------------------------------------------------------------------------心理学文化差异的研究很多，从人际关系（个体空间、友谊、家庭动力）到行为（父母教养方式、结婚等仪式、性）乃至爱与恨，都存在文化差异。因此，考虑一个人的文化背景，也是更立体准确了解ta的基础。--------------------------------------------------------------------------------------------------------------------------------------澄清→就问题的描述而言，题主似乎对跨文化研究中的心理学实验有个先后顺序：先在西方国家做，然后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我个人理解的跨文化研究应该是不分文化伯仲的。
保罗o艾克曼的面部表情实验。推荐你看本书「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很赞。顺便说下，我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哈。
语言的跨文化研究做的也很多。而且得到的结果也很有意思。讲英语的被试和讲汉语的被试所激活的脑区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怪不得中国人学不好英语啊～费这么大劲原来是发展的脑区都不一样～哈哈哈～好冷…好吧，现在这个结论已经被推翻啦～（只不过知道的好少，连教材上都还这么写的）人类对所有语言进行的大脑加工机制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语言本身的刺激属性不同导致。
微表情啊，就是LIE TO Me 的原型Lightman
先生和他的团队在肯尼亚一个原始部落做的实验，给当地土著讲五个情绪的故事，让他们选择相应的表情，图片是美国人。结果一致。也就是说至少对这五种表情的理解是跨语言跨文化的。
这解释了为何现实生活中的从众现象那么普遍，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对错标准往往并不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