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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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新手上路
&《激荡三十年》解说词
《激荡三十年》序言作者：吴晓波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序言】 &
我们的面孔，时代的面孔 &
我一直迷恋于视觉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一连串瞬间镜头的组合。很多年后，当人们追忆一个时代的时候，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首先是一个或若干个经典的镜头。 &
这是我出版这本图文书的初衷。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从商业演变的角度出发，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已经发行的《激荡三十年》是这项工作的成果。本书的文字是该书的缩写版――我把70万字的文本压缩到了6万多字，而增加的则是超过250张的新闻图片。 &
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时期，它甚至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在这一时间段内最令人注目的事件。今天，当我一一翻看这些图片的时候，仍然惊心于中国翻天覆地的衍变，它们带给我的冲击一点不逊于文字本身。我不禁一次次地暗问自己：“这真是同一个中国吗？”“这真的是我们创造的历史吗？”在小岗村农民按下血红手印的联产承包“契约书”上，我读得出改革在民间萌生时的不安与决然；透过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我仿佛听到了历史呼唤的声音；在那张模糊的张瑞敏砸冰箱的老照片上――我和我的助理们实在找不到比这更清晰的版本了――我分明目睹了一代中国企业家骨骼生长的瞬间；还有，透过那些微笑、迷茫、狂欢的脸庞，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变革的伟大力量。 &
我喜欢的日本纪实摄影家小川绅介曾经说，在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本书所记录的人们和他们的影像，绝大多数便是“广场背后”的普通人。这也体现了30年中国变革的基本特征，那就是，这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这句话的发明者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如先知般地宣称，“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好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来完成，或者非其所愿地完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中国的30年改革似乎正内含着这种历史的必然，它在很多时刻顽强地呈现，然后又会被各种偶然或必然事件所打断，但它一直存在，像一个不灭的幽灵。 &
今天，我们把这个幽灵，称为市场经济。 &
是为序。 &
　　吴晓波 &
　　2008年于杭州第一部分：开放与激活（）（1） &
　　〖民心思变，邓公奋起开国门〗 &
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格外寒冷。然而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召唤。 &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掌控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变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随后他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0岁以下。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此次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要在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并未实现，但在当时确乎让人们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仿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轨时的尖利声响。 &
这年夏天，610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奔赴考场，事实上，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的正式高考则是在1978年。他们中很多人当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不得不离开城市，因为城里无法解决那么多的就业，现在他们则迫不及待地离开农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考试大军中，一共有40多万人重返校园，很多年轻人将从此彻底改变命运。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或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或成长为优秀的企业家，而他们一生中最感谢的人都是同一个人――邓小平。 &
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说明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从此把整个国家战略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轴之上。 &
然而，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内地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
回顾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常常会发现，最重大的变革往往从民间自发的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必要的勇气和魄力，关键在于懂得如何顺势而为，把人民的创造力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
事实上，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的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在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
国门乍开，突然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感到新鲜而陌生，毕竟中国与世界隔绝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如此与众不同的国家。〖钱从何来，吸引外资遭寒流〗 &
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对于雄心勃勃的邓小平来说，要想启动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
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67亿美元，聊胜于无――到30年后的200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7万亿美元，整整增长了一万倍。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迅速拯救中国经济。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这一次邓小平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 &
邓小平曾在一次与中央有关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都可以尽快开工。根据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备。 &
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招商引资成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据《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披露，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属于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
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国外资本闻风而来。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尽快来考察中国市场。 &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放宽国外记者的采访审批权。《日本经济新闻》驻北京记者冈田抱怨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广西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他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最有远见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它在一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从长远看，“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20多年后，这则预言终成现实。 &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政策环境动荡不明、基础工业设施极端落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他的新闻稿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
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 　　　　　　　　　　　　　
〖特区先行，南下深圳开窗口〗 &
1979年春，一个远在南海边陲、毗邻香港的小渔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没有人想到这块弹丸之地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动机”。 &
邓小平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特区”，其主旨无非是政策先行。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曾提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只不过当时少为人注意，他一口气列举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
深圳的巨变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最早来深圳淘金的移民们都将从此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 &
深圳特区初创时，除了特殊政策，国家只有3 000万元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4，于是深圳方面想到以地换钱。日，深圳签下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卖国行为”。终于有人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据说当时深圳的干部几乎人人记得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当场背诵。1982年，特区人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树在蛇口管委会门口，这一标语迅速风靡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改革口号。 &
事实上，随着深圳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出现，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向东南地区聚集，与此同时，一个市场转型期所特有的经济怪胎――“倒爷”――也随之浮出水面。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倒爷”往往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他们不仅对商品价格有着最直接的敏感，而且非常擅长在灰色地带进行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他们中很多人轻快地游走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一夜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终，这群“倒爷”像蚂蚁一样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啃得遍体鳞伤。 &
尽管深圳特区的崛起有些“走样”，但应该承认，这个弹丸之地的示范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深圳的成长之路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雨露，一种几乎是宿命式的烦恼从来没有断过，每当宏观经济发生波动，人们很容易用异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急先锋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两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围绕深圳特区的一场风波也接踵而来。多年后, 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说：“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香港学者张五常教授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不无大胆地写道：“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我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他在论文的注脚中还说：即使将来中国容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十多年后，他因为这些预言而声名大噪，到2000年前后，“私有产权”成为一个被公开运用的名词，2004年，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一样，中国的改革历程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其结果往往出乎当事人的预料。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新旧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候，历史常常会作出新的选择。从这一点说，中国经济的再生能力极强，正如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首钢改革，国企复活难破局〗 &
1979年，一位到广州游历的香港学者无意中看到这样一些细节，并因此而引起了忧虑：在他入住的国营酒店里，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平方米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20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一角任意闲聊。 &
由于“人人都是主人，人人却不负责”，效率低下一直是困扰中国国有企业的难题。为了激活树大根深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药方”。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一并发布。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振兴国有企业的漫漫征途开始了。无数经济学家将为此绞尽脑汁，直到很多年后，他们才发现“产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令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3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纷纷成了中国最赚钱的公司。 &
很快，一场围绕首钢改革的风波扑面而来。在自主权下放之前，这家工厂虽然管辖着20万职工，但厂长只能有权改造一个厕所。为了争夺自主权，首钢首先提出了承包制，即“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垄断性的重工行业由于效率的提高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随着首钢越来越有钱，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也越来越大，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首钢拒不执行，厂长干脆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1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资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行文至此，已颇有要挟之意。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批示下来了：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
首钢风波其实是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一次拉锯和争斗，这样的争斗在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都曾出现。但人们很快发现，尽管承包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利益分配上的明确界定，即便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被暂时释放出来，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也无法缓解。同时，由于缺乏预算的约束力，企业的投资冲动会盲目膨胀，基础建设和计划外的项目大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就是因为没有人需要对投资的后果负责，先把蛋糕做大，分了再说，至于如何收拾摊子，那是“国家的事情”。 &
在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争论中，有人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这种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
国有企业改革进退维谷的景象，将一直持续到1998年前后，在20年的时间里，由于一直不敢面对敏感的产权变革，国企活力始终无法唤醒。相映成趣的是，在体制之外，一股草莽的民间力量开始隆隆兴起。〖乡土星火，意料之外显活力〗 &
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 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 &
与在夹缝中成长的私营企业相比，同时期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则颇有些戏剧性。 &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政府开始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明确规定：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但不能搞“无米之炊”，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能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不能破坏国家资源。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不缺乏智慧，他们中不乏深谙国情、嗅觉灵敏同时又有魄力、敢于实干的人，为了生存，一些头脑精明的农民早就偷偷搞起了副业。 &
在浙江萧山，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到处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为了打入市场，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出售产品；1993年，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样早在举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日后他一手打造出了一个工业王国，甚至生产了一种以自己村名命名的香烟；1999年，这个村子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在天津大邱庄的一片洼地上，同样是村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工业，声名显赫一时，后来这里一度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 &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幽灵已经安然地降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度过了充满争议的初期，历史的车轮无法再度逆转，生活中的人们都意识到世界变了，民间的力量如泉涌般四处漫流。随着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发财致富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滚滚而来了。 &
第二部分 骚动与喧哗（）　1993年8月，德国斯图加特体育场一片沸腾，中国运动员一举囊括了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1500米金牌，3000米金、银、铜牌和10000米金牌，并打破两项世锦赛纪录。直到多年后，很多人还清晰地记得被誉为“东方神鹿”的王军霞身披国旗满场飞奔的镜头。 &
〖企业元年，各路英豪齐登场〗 &
1984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当这一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没有看到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个专制时代的来临。此时的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全民经商热正在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命运之路，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后来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还有一次他当众砸毁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10多年后，他创办的海尔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服务意识赢得了用户的欢迎，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 &
在北京中关村，每天在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工作却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创办的这家小公司日后成为IT行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 年后竟收购了美国电脑巨人IBM公司的PC业务，与世界行业巨头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
在火热的深圳，一位不久前还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发财的秘诀在于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随着内地对特区进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扩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路风雨走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大举进军地产，终于早就中国最成功的地产企业之一。 &
在珠江三角洲，一个小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因为到广州出差看到人们喝可口可乐，于是萌发了办饮料厂的想法。他偶然听说有人开发出了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饮料，便找上门要求合作。不久，一种被誉为“东方魔水”的饮料健力宝开始风靡全国，此后15年，这种饮料一直被视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同样是在1984年前后，军医大学教授赵新先带着自己的产品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并一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制药企业老总。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李东生利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广东顺德的一个小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试验成功那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号啕大哭。〖到海南去，价格双轨出奇招〗 & 就在1984年初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此前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孤悬在南海之中、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作为军事前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岛上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民风淳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个岛屿突然从大后方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命运之神终于来敲门了。 &
也许是命运来得太过突然，当地政府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为了跟上形势，决策者们想到了“草船借箭”，简言之，就是把中央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按照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善于变通的海南人很快发现了快速致富的捷径，一时走私成风。 &
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变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还是一个官贫民穷的偏远之地，当时全岛的财政收入只有2.856亿元人民币，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连开工资都不够。当时的公社改成乡和镇要挂牌子，有的公社连挂牌子的钱都没有，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这对于海南人来说，无疑是在家门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 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连政府高层日后都无奈地承认，“连幼儿园都来搞汽车批文，因为批文可以变钱……外地没有批文，海南岛可以有批文啊，他转手之间把这些批文给别人，那不就赚钱了吗？” &
这年夏天，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旅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报社，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胀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2 000多辆，到7月份，当地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黑市外汇变得公开化了，价格疯狂飙升，美元和人民币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而1984年7月以前的官方汇率仅为1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人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人民币，涌到珠江三角洲换港币。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从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矿的气味。当时其他地方进口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国务院审批，但海南岛却拥有自己进口的特权，谁都判断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间，于是，“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了那时最诱人的商机。 &
但海南热很快在半年后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栋栋“烂尾楼”矗立在风雨中，向人们诉说着往日的辉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常常会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一旦经济特区的门户打开，全中国的资源都会瞬间向“洼地”集聚，引发无法估量的共振效应，以至于决策者不得不再次治理整顿。　〖物价闯关 冒险失利掀惊澜〗 &
1988年，中国迎来了一位尊贵的美国客人，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项建议竟引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场震荡。 &
作为芝加哥制度经济学派――这个学派以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而闻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被认为是当时国际最知名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大师。在一次会谈中，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给中国经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极力主张中央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香港《信报》引用他的观点说，“不应该把放开价格与通货膨胀混为一体，如果放开价格，仅是部分商品会涨价，在最初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
一次戏剧性的对话后来广泛流传。在四川考察时，弗里德曼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同行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老鼠的尾巴都一同砍掉，事情就解决了。” &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物价闯关”运动迅速拉开了序幕。1988年3月，闯关行动从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当月，上海调整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到30%之间。4月，国务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方案。5月19日，新华社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这一调价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 &
但“物价闯关”却很快全面失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瞬间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甚至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物价上涨让全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学的教师因为物价飞涨，无法维持生计，公开在校园里摆摊卖起了馄饨、面包、鸡蛋和冰棍。 &
与此同时，抢购风诱发的通货膨胀还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5月份，上海市所有电厂存煤不足两天，数十万家企业奄奄一息。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申请购买。9月2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改革路上的弯路》为题报道说：“今天，中国的改革正在失控。为了应对危机，物价改革在上个月被冻结。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给中外投资者带来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紧急控制状态，澳大利亚使馆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旨在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地毯式运动……”〖治理整顿，南巡春风再出发〗 &
事情终于在1992年春天发生了变化。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他一口气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观点，为后来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 &
3月26日，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转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这篇通讯的非同寻常实在耐人寻味。而通讯的发表之日，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它所诱发的轰动和新闻效应可以想见，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此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邓小平面带微笑地向与会代表们招手，这是这位老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会议上。 &
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邓小平南巡后的热浪首先从股市爆发。这一年的8月7日，按照深交所发布的公告，将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 000股，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公告一出，雪片般的身份证立刻淹没当地邮局，两天内约有150万人拥向只有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可谁知原定销售两天的抽签表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苦候两天两夜却两手空空。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龙。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这起猝然爆发的事件让公众及政府看到了资本市场的潜在能量，从而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和股市的火爆。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惊涛骇浪的1992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在加快改革和开放上的姿态让西方人长松了一口气，自1989年以来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再次加快了进军中国的步伐。 &
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
那么，回首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无疑走过了一个异常敏感而又不乏惊险的“循环交替”中的一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却又不经意为下一次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第三部分：激进与梦想（）　
日，就在朱?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 〖铁腕治乱，清债分税救国企〗 &
& 　1993年8月，德国斯图加特体育场一片沸腾，中国运动员一举囊括了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1500米金牌，3000米金、银、铜牌和10000米金牌，并打破两项世锦赛纪录。直到多年后，很多人还清晰地记得被誉为“东方神鹿”的王军霞身披国旗满场飞奔的镜头。 &
这无疑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此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
在邓小平的力荐下，从1991年起，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F基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在此后的12年中，他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改革走向，这意味着一个新权威主义时代的到来。 &
擅长治理的朱F基先是以清理“三角债”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加之随后而来的宏观调控导致生产不景气，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资金已司空见惯，在很多地方，“讨债学习班”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尽管国家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但到1991年，“三角债”已累计达3 000亿多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为清理“三角债”，朱F基赶赴债务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镇，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F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 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 &
从某种意义上，朱F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一方面，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 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另一方面，供求继续失衡，金融秩序混乱，国有企业改革仍无实质性进展。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1993年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价格大战，民族品牌狂飙起〗 &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1994年盛夏，正值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条气势如虹的广告，短短45秒钟里，人们看到黄河千年冰破，长城万里鼓鸣，一头东方雄狮昂然而起、仰天长啸，继而听到一个雄浑的声音这样传来。宣言体般的广告词和精致壮美的画面，构成了一股撼人心魄的激情冲击力。从某种意义上，这条广告可以看做是中国企业的一次集体宣言。 &
激情首先从保健品行业迸发。从事保健品行业的企业家大多是“营销天才”，虽然他们身上常常带着浓厚的草莽气息，但他们对于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对于广告策略的理解、对于营销网络的组织，令很多在中国市场上经略多年的外资品牌和港台营销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快速繁荣的保健品行业折射出中国庞大市场空间的超级魅力，也显示出中国本土企业在市场上的惊人创造力。 &
1994年的中国商业界，几乎到处弥漫着保健品行业所带来的激情。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民众的消费能力日渐提高，几乎所有的消费行业都呈现出兴旺蓬勃的景象。企业的高速成长使得企业家们信心爆棚，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在迅速膨胀和无限延伸中的大市场，“扩张、再扩张”的冲动催生出企业史上的第一次多元化浪潮。 &
正当中国企业集体发力之时，跨国公司的铁甲军团也已隆隆而来。就在前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条约组织，早已家喻户晓的美国迪士尼卡通形象“米老鼠”正式进入中国，不过随着面带微笑的“米老鼠”而来的，却是跨国公司的钢牙利齿。 & 　1993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四家公司和五家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泽－布希公司斥资1 640万元购买了中国最大啤酒公司青岛啤酒5％的股份；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波音飞机公司在中国赚到了大钱，它一下子得到了总共120架、价值90亿美元的大订单；福特企业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说，“我的头号业务重点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终于下线了，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挂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横幅：“谢谢中国，美国制造”；这一年日企在华投资急剧增长，被批准的投资项目数量达到3 414个的高峰，是1991年的三倍。 &
有数据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3 462亿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发生的，年的累计流入量占总量的93％。1993年底，合同外资达到了1 114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两倍。 &
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对中国这块土地带着玫瑰色的东方梦想，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柯达公司总裁，他雄心勃勃地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　〖五百强梦，激进主义成主流〗 &
当最危险的时刻来临，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尽管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输血”得以暂时维持，但由此也使新兴的资本市场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为了拯救数十万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最终决定采取“抓大放小”的战略，“放小”就是借鉴“诸城经验”，而所谓 “抓大”，就是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中冲杀出来的国有企业，把它们尽快送进“世界500强”。 &
“世界500强”原本只是美国《财富》杂志的一个排行榜，它以销售额和资本总量为依据对全球企业进行排行，每年10月定期公布。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在“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公司。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评选，企业家们也并不在意，每年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1995年，《财富》杂志首次将所有产业领域的公司纳入评选范围，也正是在此刻，中国的新兴公司第一次将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自己的目标，青岛的海尔公司明确提出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在随后的半年内至少有近30家左右的公司提出了自己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渐渐地，“世界500强”变成了一种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
很快，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六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国有资本的背景，在市场竞争中证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有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企业”，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就这样，围绕着500强的目标，一个由上而下的“抓大战略”逐渐成形了。 &
　　企业的激情继续在燃烧，这种浮躁现象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家电产业尤为突出。本土家电企业在打垮了跨国公司之后，迅速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内战”。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在其后的几年里，中国家电企业不断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有人曾经对这些“新技术”作过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就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无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药剂，成本不到10元，却可以靠这个技术概念拉抬200元的售价；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进行了一个新的概念描述；“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性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
事后证明，中国企业集体跃进“世界500强”的梦想更多的只是一种青春期的冲动，并很快被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打断，但在当时，大前研一的这种声音却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 &
〖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 &
日，93岁高龄的政治家邓小平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位老人最终没能在香港回归之日亲赴见证。7月1日，飘扬在港岛上空整整一个世纪的英国米字旗缓缓落下。 &
当人们仍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一场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已悄然袭来。 &
这场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2月，一个名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领导的量子基金最先发起了攻击，它瞄准经济过热、出现赤字危机的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投资家们随后迅速冲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三个国家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也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刚刚还被中国企业家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 &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
随着市场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雪崩之年”，一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明星企业陷入困局，但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陡然爆发以及国内市场的空前萧条，却“意外”地让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进程突然加速。 &
事实上，国有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
乡镇企业同样遇到了问题。在过去20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并驾齐驱，但到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产权不清晰，集体经济已经染上了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病。一位官员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苏南模式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已渐为旧体制所‘同化’，活力锐减，而且许多地方领导仍抱住苏南模式不放，片面强调集体性质的公有制，阻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这段话被视为官方对苏南模式的一次集体反思。此后，环绕在苏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环开始日渐散去，到2002年底，在苏南地区有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改制”成了私营企业。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主流。第四部分：震荡与博弈（） &
　　 〖闯地雷阵，改革进入深水区〗
　1998年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此时的中国已经度过了改革开放的20个春秋。3月19日上午10点30分，新任国务院总理朱F基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慷慨激昂地讲了这样一段话：“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推向深入的艰巨性表露无遗。朱F基将任满一届总理，他承诺在四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而在当时看来，最后一项内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战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
力保人民币不贬值是当务之急。1998年初，在东南亚频频得手的游资大鳄索罗斯决定袭击与人民币关联度最高的港币，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当时正值香港爆发禽流感，全港陷入一片恐慌，正是在这样的动荡背景下，索罗斯对港币的狙击战打响。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元，第二天炒家又抛售200亿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咬紧牙关照单全收。其后炒家继续疯狂出货，多空激战空前惨烈，恒生指数一路狂泄到6 600点，比一年前几乎下跌了10 000点，总市值蒸发2万亿港元。但香港政府很快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直接对抗。决战之日，港府终于托市成功，股指企稳，索罗斯铩羽而归。 &
香港之所以能顶住国际游资的压力，自然离不开中央政府的背后支持。早在1997年10月底，世界银行在香港举办年会，索罗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俄罗斯总理丘拜斯等都受邀与会，此时的亚洲各国已是一片风雨飘摇，人民币是否贬值成为年会最敏感而重大的话题。世界银行专门为朱F基举办了一个专场演讲会。在例行的演讲中，朱F基郑重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此言一出，在场的亚洲各国领袖大松了一口气。《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展现了经济大国的风范。” &
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朱F基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6月份，长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 150人，直接损失2 551亿元。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然而，朱F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
在当时的局势下，欲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现状，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只要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经济复苏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F基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朱F基一直对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颇为警惕，采取了抑制发展的政策，而如今，在他看来，能够快速启动内需的，似乎只有房子了。〖庄家凶猛，股市怪胎成锢疾〗 &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首先，那些当年素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所谓的“壳资源”。其次，中国股市自创建以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存在很古怪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而且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2/3，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其结果是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极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现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代价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
此时，时年70高龄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站了出来，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赌场”。他说：“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股市因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这位为人谦虚、和蔼可亲的老人后来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
尽管股市问题充分暴露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年轻与幼稚，以及先天不足的制度性缺陷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整体看来，中国的经济仍充满活力，企业家们意气风发。 &
9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的年会在上海如期举办，300多名跨国公司领导人赶来，其中有60多位“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裁。美联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兴奋，时间、地点和议题都是。那感觉就好像是超级杯（美国职业橄榄球总决赛，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节目）现场，人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比赛。”跟务实的跨国公司领导人相比，与会的200多位中国企业家则表现得更加亢奋，他们迫切想从世界级企业家身上取到真经，日后很多人把这次年会看做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
又一个好消息在1999年底传来，11月15日，一张真正的全球化“门票”终于预售成功了，这一天，中国与美国正式达成协议，后者表示支持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
谈判一度在5月陷入僵局.5月8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媒体记者死亡。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点起蜡烛，为死难者守夜，转而冲向他们心中能代表美国的跨国公司。麦当劳被迫关门歇业一天，IBM大楼的玻璃被石头击中了，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紧张地在公司向员工发出安慰邮件，称“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关门，职员可以回家避难”。学生们的情绪很微妙，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在学校贴出标语――“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而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就在反美情绪如此高涨的同时，美国又与日本公布了以亚洲周边国家为假想敌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
但危机终于过去，中美WTO谈判协议在1999年底戏剧性地达成了。也许所有伟大的时刻都充满了戏剧性。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　〖跨越彩虹，国企换血大重生〗 &
日，北京时间22点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屏住了呼吸，为这一刻人们已经整整等了四年。当人们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然后用有力的声音说出“Beijing”的字眼时，万里之外的华夏大地顿时烟花满天。北京成为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始终是中国宏观景气持续上扬的重要投资拉动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 喜事接踵而来， 11月10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天下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决定。 &
事实上，加入WTO 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就是中国政府应对WTO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及重组无一不是根据W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定的，其结果是整合后的国有大型企业的全线飘红，纷纷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盈利水平的最高纪录。 &
另一方面，盘踞中国多时的跨国公司也随即调整自身战略，掀起了一场独资化的浪潮。 &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资办厂都要在国内有一个合资的伙伴，譬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各地的罐装厂都必须与国营粮油公司合资，宝洁的合作对象则被规定为地方国营的日化工厂。但中国加入WTO后，这种限制逐渐取消，一些已经合资的跨国企业立足已稳，便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完成了独资化的转型。日本松下向媒体证实，“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生产手机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作出了这样的决策，董事会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入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碳酸饮料市场放开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两大巨头也相继实施坚决的独资行动，后者甚至不惜与原来的中国合资方挑起一场国际仲裁风波。 &
由于对中国前景的一致看好，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了对中国的业务布局。2001年前后，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此前已经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资公司也开始浮出水面。据《经济观察报》披露，早在多年前，摩根士丹利就与中国建设银行等组建了“迄今为止本土唯一和最优秀的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并持有35％的股份。2001年10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利独家获得价值10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涉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254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很显然，这些不良资产是“国退民进”战略产生的剩余价值。 & 总体而言，入世后的中国是令人亢奋的，W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门，当中国终于跨越的时候，举国上下竟有大松了一口气的意味。预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最热门的话题，日本通产省在一份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但与此相关，“中国威胁论”也悄然兴起。　〖风景独好，中国制造显威力〗 &
2002年，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 &
这一年，中国向国外出口了一项最大的“单宗商品”：一个身高2.26米、名叫姚明的篮球运动员。有人为这个亚洲小巨人算了笔账，如果他在美国NBA打到38岁，可以有2.7到2.9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获得的场外赞助、广告费等巨额收入，这一价值按当时的国际商品价值来换算，就相当于中国出口了102万吨大米或46万吨钢材，或239万台电视机，或630万辆自行车，或98万吨原油，或6 489万米丝绸。 &
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巨人更是无处不在。2002年初，美国零售业巨子沃尔玛决定把它的亚洲采购中心从香港搬到深圳的罗湖区。中国区总裁对记者说，“我们找到了最大的卖家。”沃尔玛当年度在中国的采购商品总额为1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计算，“沃尔玛若是一个国家，将成为中国第六大商品输出国和第八大贸易伙伴。” &
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中国制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终于向全世界发威。在1998年5月份举办的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上，中国足球队颗粒无收，中国商品却出尽风头，江苏扬州的玩具工厂制造了30万只世界杯吉祥物，浙江义乌的服饰公司生产了225万面球迷呐喊旗和数十万件“球迷假发”，福建的工厂则提供了上百万件球迷服、护腕及足球袜。一个真实的笑话开始以各种版本流传起来：很多人出国旅游买回一大堆纪念品和时髦的商品，回到家里后扒开商标一看，都是“Made in China”。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背后，却洋溢着一种特别的自豪。 &
但有人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的秘诀只是在于将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
广东格兰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兰仕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微波炉的专业工厂，2002年的产量已突破1 20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3。它的竞争之道很简单：微波炉重要的上游零部件是变压器，日本产品的价格是20多美元，欧美的价格是30多美元，在日货冲击面前，欧美企业痛苦不已。格兰仕这样和美国企业谈判：把机器拿给我做，按美方现在的产量，我一台给你8美元。美国人很痛快地就把生产线搬过来了。由于格兰仕员工工资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时“三班倒”，因此一周只有一两天为美国人生产，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享用免费的午餐。在横扫国内市场后，格兰仕又去找日本人谈判：我每台给你5美元，你把生产线也租赁给我吧。随着多国生产线不断汇集广东，格兰仕就成了“微波炉世界工厂”的龙头老大。 &
如果说格兰仕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制造”在成本上的优势来源，那么芭比娃娃的故事则能显示中国商品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芭比”是迪士尼公司最热销的儿童品牌玩具，每年在全球120个国家销售，其最主要的制造基地在中国。一个在北美市场零售价为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工厂的离岸价仅为1美元，而且这1美元里还包括了制造商和渠道商的成本、利润以及各项税收，钱全让美国赚走了。 & 尽管有人对“中国制造”的可持续性表示出忧虑，但“中国制造”本身就是中国崛起的一场前奏。第五部分 责任与理性（）〖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
　日，就在朱F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
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并有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当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病原的时候，SARS已经在中国迅速蔓延。从广东、香港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 199人，疑似病例1 275人，死亡59人。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整个上半年，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全部被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
恐慌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位售货员兴奋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
让世界感到真正“牛”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的双重营造下，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景象出现，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周期又来了，但与之伴生而来的，却是各种原材料和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2003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暴发缺电危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为了应对“电荒”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就连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也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
受“电荒”带动，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乘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一千万元，一百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 &
为了满足国内无法遏止的需求，中国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石油、矿石、天然气等，所到之处，国际市场无不惊呼：“中国饿虎来了！”精明的国际卖家立刻形成联盟，集体抬价，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在国内渤海发现了一个大油田的消息，竟然让温家宝总理兴奋得一夜未眠。 &
宏观形势的剧变立刻引起国内企业的骚动，于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一场浩浩荡荡的重化工运动又拉开了序幕。 &
席卷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重化工浪潮中的，不仅有开足马力的国有企业，还有不少企图冲浪的民营企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后者几乎无不遭遇“滑铁卢”。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 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随着企业投资能源行业的愈演愈烈，宏观投资过热已渐成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警笛终于鸣响。〖成长阵痛，外贸急增引摩擦〗 &
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两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六号飞船再次飞上太空，举国一片欢腾。就在两年前的10月12日，中国第一位航天员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
与宇宙飞船同时升空的，还有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2005年的一天，一位家住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女记者作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她和家人将在一年内拒绝“中国制造”。她首先要换掉儿子的中国鞋子。为了购买价格低廉的产品，她来到了附近的欧洲产品打折店，但是因为生意不好，店铺已经关门停业。玩具商店、卖场里也摆满了中国商品，家居用品即使出了故障也无法修理，因为表面上虽然是“美国制造”，但配件全都是中国产品。从捕鼠器到照亮住宅外面的电灯、生日蜡烛、爆竹等，要想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简直难如登天。后来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最后的结论是，她和家人决定向现实妥协，否则为此忍受的生活不便和代价真是太大了。 &
没有别的故事比这位记者的经历更能说明现实了，廉价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力。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在中国商品的冲击下，各国的制造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一夜之间，中国成了WTO成员国中反倾销的焦点国家，全球七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一件是针对中国的。 &
早在2002年6月，欧盟宣布对中国温州地区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成为中国加入WTO后的“反倾销第一案”。当时，温州几百家打火机企业生产了世界上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而其制造成本只有日本打火机的1/10。温州企业在应诉时声称，“中国价格”的低廉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成本，温州工人的年收入比欧洲工人低了20倍，结论是“中国企业没有做亏本买卖”。此项诉讼最终以欧盟撤诉告终，一直以制造低廉商品而闻名的温州商人再度成为国家英雄，直到今天还被当地津津乐道。 &
但“打火机保卫战”的胜利，并没有阻挡反倾销浪潮的汹涌而至。日，西班牙埃尔切爆发火烧温州鞋的暴力事件，数百名西班牙鞋匠冲进运货码头，将价值100万美元的16个装满了温州皮鞋的集装箱付之一炬。一周后，埃尔切再次爆发排斥华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有数千人上街。事实上，据意大利鞋业联合会统计，过去两年有超过2.5亿双中国鞋进入意大利，该国鞋进口量首次超过了出口量，这对于一个以制鞋业为骄傲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事后欧盟为了安抚当地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个“非中国制造”的标签。 &
中国的专家及官员则试图从自己的立场来化解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2005年5月，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当被问到中国对纺织品倾销的态度时，善辩的薄熙来这样回应道：“各位也许没有计算过，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一个相关的数据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购买了30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5架是昂贵的空客380。　〖网络经济，青春飞扬新势力〗 &
日，长着张娃娃脸、常常带着点儿淘气的坏笑、喜欢出语惊人的马云跃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掌舵的一家专门为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平台的互联网服务商――阿里巴巴――终于在香港联交所主板火爆上市了。而12年前，他还是杭州一所普通高校的外语教师，不安分的他刚刚照猫画虎地搞了一个中文网页。 &
在很多人眼里，阿里巴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超级神话。在国际配售部分，阿里巴巴获得了1 80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186倍的超额认购；在散户公开认购部分，冻结资金4 500亿港元，超额认购逾259倍，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面对这种疯狂景象，连《经济学人》杂志都开始提问：“阿里巴巴是否是中国.com的泡沫？” &
应该记住1995年的那个冬天，喧闹的北京中关村突然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 500米”。在当时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忙碌的交通警察们则气不打一处来：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儿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这块广告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纪念性事件。也正是在这一年，一本全球畅销书《数字化生存》从美国传来，这是世界顶级学者关于互联网的最新思想在第一时间被引进中国，它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信息世界的狂热想象。几乎与此书在美国出版的同时，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网民。此后10年，中国的互联网新锐们与美国硅谷同时见证了一个新兴产业的光荣与浮沉。 & 1997年，三个年轻人的集体出现，宣告了中国互联网元年的到来。 &
在广州，一个26岁的年轻人丁磊创办了网易，他的口号是“网聚人的力量”。一开始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要在互联网上联系，那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和“信箱”吧，于是，他写出了第一个中文个人主页服务系统和免费邮箱系统，至于网易怎么赚钱他也没多想，事实上也想不清楚。他更不会想到，六年后自己竟会成为中国的首富。 &
在北京，年轻的软件工程师王志东获得了一大笔美国风险投资，这是中国互联网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在网站创办之初，他专门搞了几个问答论坛，没有想到的是，技术论坛反应平平，体育论坛却异常火爆。10月31日，中国足球队在大连金州体育场参加世界杯亚洲十强赛，结果输给了只有52万人口的石油小国卡塔尔，第六次冲击世界杯失利。第二天凌晨2点15分，一个叫老榕的网友在网站体育沙龙上发了一个帖子《大连金州没有眼泪》，48小时内它被点击阅读两万多次。这是第一篇引起了公众轰动的网络文章，互联网的草根特征和惊人的传播效应第一次真实地展现出来。日后，这个论坛发展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 &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人张朝阳也雄心勃勃地创办了一个叫搜狐的网站，他22.5万美元的创始资金来自两位美国教授，其中一位就是写出了《数字化生存》的美国教授尼葛洛庞帝。网站一开始没有内容，他干脆把《数字化生存》先放了上去，至于未来怎么赚钱只有天知道。再后来钱花光了，他磨破嘴皮，终于融到了英特尔和道琼斯的215万美元投资，并以“中国代表”的角色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成了中国网络经济中的第一个英雄式人物　
〖大国崛起 奥运昭示强盛梦〗 &
2007年春，一部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大国崛起》引起人们的热议。 &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500年来世界历史上九个强国的崛起之路，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此前中央电视台没有作任何宣传，也不是在黄金时间播出，但这部片子却很快在知识界和互联网上成为最火爆的话题，专题片的解说词成了这年冬天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情结”开始撞击每一个人的心胸。 &
与此同时，国际上针对“中国制造”的攻击性言论和行动甚嚣尘上，对“中国制造”的谴责成为某些政治人物信手拈来的“工具”。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湾市市长甚至发布命令，该市政府不得购买价值50美元以上的中国商品，或一半以上部件为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个有10.7万名居民的小城市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某一国家货物的城市。这是当今商业世界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对它的不满。《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雷蒙德•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巨大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
实际上，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国际渠道商的步步进逼，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转向国内市场，并逐步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这一年7月，中国最大的袜业制造企业浪莎集团宣布，月底交完最后一批货后，不再接受沃尔玛的订单。这家企业每年向沃尔玛提供500万美元的商品，然而因利润太薄，最终选择了放弃。 &
更大的压力来自国内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第一次出现递减迹象，而且通胀不仅仅是国内问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很多产品的供应国，中国的成本提高会体现在全世界沃尔玛及其他大零售商的货架上。美国商务部表示，在2007年的上半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4.1%。这是自美国在2003年开始追踪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以来增长最快的，而且远高于美国2%的通胀率。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位中国战略家说得很简洁：“在过去10年，中国是通缩势力，在未来10年，它将是通胀势力。” &
随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一书中认为，老牌的欧洲强国英国会发展得很好，拥有雄厚能源储备的俄罗斯也会进一步发展，在重工业及IT服务业表现抢眼的印度有巨大潜力，宏观持续低迷的日本则仍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在对美国经济表示忧虑的同时，他预言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他说：“中国如何进一步拥抱全球市场将决定全球经济的命运。” &
临近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国，仿佛同一时刻奔跑在两幅截然不同的风景中，或者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一个大国正在渐渐崛起，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贸易摩擦不断，大国情结日渐高昂；另一方面，股市乍热骤冷，楼市跌荡诡异，人民币持续升值，CPI指数居高不下。这两种景象的交错令人们在亢奋中又添了几分焦虑。 &
相映成趣的是，2007年5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了一个很醒目的封面，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金刚》中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这次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这不禁让人联想起1989年另外一个著名的杂志封面。当时日本的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新闻周刊》曾经设计了一个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但一年后东京股市崩盘，楼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7年的漫长低迷。中国会与当年日本走同样的道路吗？一切都似乎取决于人们的心态和理智。对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来说，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正在远去，随着2008的跨越，中国正在开始一场理性的跋涉。　〖十字路口，中国道路待探索〗 &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 雅努斯（Janus）一样有着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凝视未来。 &
回首1978年，那时的中国孤独地行走在世界的边缘。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们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个人的力量被严重窒息。开放之初，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 &
但在其后30年的时间里，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不甘于自身命运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和世界转轨，民众为追求自身的民主与幸福拥入历史的洪流，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改革。”从历史的角度说，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
30年来，人们不止一次为“姓社还是姓资”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很多冒险者为之付出了代价，但在今天看来，正是这种信奉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不同，中国选择了一条极其特殊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虽然其间不乏曲折与冲突，但事实证明，这无疑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 &
直到今天，在这场精彩而多变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根本观察不到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客观规律”。在某种意义上，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取向，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 &
2008年的中国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偌大的中国何去何从，未来我们又将遭遇怎样的挫折，又将迎来怎样的辉煌，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2008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已经点燃，随后中国将迎来建国60周年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条充满了无尽想象空间的繁华路径可能被打断。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减，中国制造面临转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政治改革如何推进，如何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关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仍然存在争议。 &
或许对于历尽世事沧桑的中国来说，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与复杂的局面，都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考验。但此时此刻，人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复兴中，我们作好了应对商业隆起的心理和道德准备了吗？我们会不会陷入自我崇拜的热焰呢？我们学会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了吗？世界性的光荣与同样庞大的危机，似乎一对孪生兄弟般潜伏在中国经济前行的远方。对一个辽阔而莫测的未来世界，临事而惧，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种怯弱，而恰恰是一种成熟的修养。 名词解释（Glossary） &
1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 &
2 “上山下乡”：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
3 “大锅饭”：指在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照市场经济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创造的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所得相差不多，好像在国家的“大锅”里吃饭一样。 &
4 “三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路和场地平整。 &
5 “利改税”：即将国有企业财政缴款中的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 &
6 “知青”：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的简称，实际上指的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城市的中小学校受过教育，根据“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由政府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陆续到乡村、集体场队或国营农场从事农业生产。总人数估计达到1 600多万。 &
7 “租界”：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及日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政府在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供这些国家的侨民居留和经商的特定区域。租界分为一国单独管理的租界和几国共同管理的租界两种。列强在租界内设立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而中国政府一般不敢干涉其内部事务。租界在中国被视为主权丧失的象征。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华租界和租借地，租界的历史才在中国宣告结束。 &
8 “下海”：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不满于现状的人放弃计划经济下较有保障的就业体系，转而经商的行为。 &
9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城市，1937年至1948年间曾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
10 “草船借箭”：一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典故。传说在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孙权和刘备的联合军队与曹操在赤壁举行大会战，双方隔着长江相对峙。战前，刘备的主要谋士诸葛亮率领20艘布满草靶的小船，借着大雾靠近曹操的营地。曹军不知虚实，便向船队放箭，许多箭射在草靶上，统计下来，总共有10万余枝。诸葛亮就这样巧妙地获得了大量重要战争物资。 &
11 “烂尾楼”：指已经办理用地、规划手续，项目开工后，因开发商无力继续投资建设或陷入债务纠纷，停工一年以上的房地产项目。因为产权发生纠纷、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停工的项目，也算作烂尾楼。 &
12 “两会”：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每年3月份“两会”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一次,每五年称为一届，每年会议称X届X次会议。 &
13东三省：又称“东北三省”，包括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
14 “五一”黄金周：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增加公众法定休假日。春节、“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法定休假三天，再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休日，就形成了每年三个连续七天的长假，因其掀起的旅游消费热，被人们称为“黄金周”。黄金周出现的动因之一，是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意图以此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经济。自2008年起，“五一”黄金周已经取消，所以2007年的“五一”黄金周实为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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