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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大于沙家回忆过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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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 发布在
我是属于“与共和国同龄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被我的孩子们视为“老朽”了。有时和他们谈起过去的事情，他们喜欢听的是下河游泳捉知了，逃学爬树吃桑椹。一说吃不饱穿不暖，就说，不是解放了吗？怎么还吃不饱穿不暖。然后就站起来走开。学会上网以后，发现还是有人对过去的事感兴趣。比如粮票布票豆腐票之类。我就把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给愿意看的人看一看，也省得有些年轻人争执个不休。但是想要声明一点：我当然是属于“没有资格写回忆录的人”，所以这里不是回忆录，是一点回忆的片断，年代久远，也许有记错的地方。但是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如果网友们喜欢，我就继续写下去。*************************************************************************1吃的故事我的记忆里，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就没有吃饱过。我在上小学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经常饿得两眼发黑。好容易走到学校，坐下就不想站起来。尽管那时属于“未成年人”，但是实际上却比成年人还要能吃，但是我们当时的定量，我记得两周岁以下是9市斤，十二周岁以上的才和成年人一样，我的定量是十二斤，大人是二十五斤。现在我的孩子说，十二斤不少了，我还吃不完这么多。可是现在有多少食品！我的小女儿嘴巴一天到晚在动，什么都吃，就是不吃饭。据说在南方省份，当时的这些定量都是米，但是在北方，这些定量里有大部分是“粗粮”，我们这里供应的最大的分量是山芋干。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山芋干实际上已经成了“细粮”，“粗粮”就变成了“淀粉”。所谓“淀粉”，就是树叶子粉，最多的是白杨树叶子粉。吃下去拉不出屎来。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常常叹息说“山芋干子能吃一辈子就非常满意了”。六零年我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当时写作文，老师常常出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们都是写拾到一分钱交给警察，扶着老奶奶过马路。实际上最高兴的是有东西可以吃，最难忘的是居然真的有东西吃。我们小时候绝无挑食的坏毛病，也不用大人端着碗在后追。大人小孩都知道把饭碗舔的干干净净，以便节约用水。也没有听说有谁得高血脂高血糖的病，所以网上有人发贴子说，我们农民刚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我父亲是中学教师，我们一家都住在学校里，吃食堂。我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食堂打饭。我一只手提着一只罐子，另一只手拿着馍馍从食堂回来，就像个小讨饭的，路上遇见隔壁的大婶，就高兴地对她说，快去，今天吃“香甜馍”。现在我来解释香甜馍是怎样做成的。用淀粉，就是树叶子粉三分之一，新鲜的山芋，包括山芋梗子，磨碎，占三分之二，再加上真正的山芋干子面少许，放入大面盆，加水，搅和成糊状无疙瘩。然后用小号饭碗一只，舀出一碗糊糊，用手抹平，迅速倒扣在蒸笼布上，就成为“香甜馍”半成品。一笼一笼的“香甜馍”坯子做成以后，上锅，以旺火蒸熟，出笼即可。我再来解释一下小碗。当时我们用的碗叫做“跃进碗”。小号的有我的拳头大，大号的我可以用来当脸盆。各位不要以为是瓷碗，是陶器。然后在里面上了釉子。比后来我在西安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陶器要精美的多了。可见中华民族的陶文化博大精深，与时俱进。 当时也不知道釉子是含铅的，有毒。但是在人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居然没有人发生铅中毒。可见我们民族的体质之强壮。我提的罐子里是稀饭，当时稀饭有个名称，叫“四只眼的稀饭”。有时候吃面条，又叫“照人汤”，意思就是你在喝稀饭吃面条的时候，饭碗里也有两只眼睛在含情脉脉的和你对视。我们县城里有两所中学，学生们编了顺口溜，有几句我还记得，说是，一中的馍，洋火盒，二中的面条捞不着，筷子扎猛子，捞根草梗子。我爸爸当时在一中教书，当高三班的班主任，有一天他的班级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昏过去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校医务所。都知道是饿的，都不说。校医知道打一针葡萄糖就立刻见效。但是有人在他的课桌抽斗里发现了四五个“香甜馍”，当时学生的定量每个月要比市民多2斤，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但是他居然不肯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很严重的，校方知道了要严厉处分的。我爸爸也十分恼怒，厉声质问他，他就哭了，说，我奶奶在炕上起不来，快要饿死了。我爸爸当时就不做声了，叫其他同学不要乱讲，又把自己的馍拿给他，叫他请病假赶快回家去。这个学生学习很好，后来考上了哈军工，文革的时候他已经在部队里当了炮兵军官，六六年冬天回来探亲，特意绕道县城的学校来看我爸爸。我爸爸当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受批斗，人人都躲得远远的，爸爸怕连累他，不和他说话，叫他走。他不怕，他说，今天我就住在你这里，明天再回家去。老师不要怕，外面的文革不是这么搞的，不是斗老师。第二天走的时候又给我爸爸留下了几十斤粮票，是军用的粮票。我爸爸不肯要，他急得满头大汗，此为后话。我爸爸所在的县中是先进食堂，响应上级“粗粮细作”的号召，在饭菜上做出了许多改革，为提高饭菜的营养和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我是食堂的忠实就餐人员，又喜欢泡在食堂里闻香气，，就像今天的小学生泡网巴，所以很佩服大师傅们的聪明才智。略举饭菜的几例花样如下：葵笋汤：葵花杆不论老嫩，但是嫩的较好，剖开，取里面的瓤子，切成小段，放入开水内，煮熟，加盐少许。水菜汤：池塘里的水草青苔，捞起切碎，放入锅内煮。有一次在煮的时候，有几只蚂蟥沿着锅边拼命朝上爬，引起围观的众多书呆子先生的一阵惊叹。方酥饼：以“淀粉”为原料，加水合成小块，在笼屉里蒸熟。其酥无比。未入口即散。需用三个手指捏拢来食用。此外还有“桂香饼”，“素肉球”等等。光听名称就让你流口水，花样多多，难以尽述。上面提到，我那时上四年级，正象妈妈对我的昵称那样，是“饿死鬼投胎”，就有志同道合的一帮子饿死鬼，成群结队逃学去找吃的。我们那时候的吃食，说出来馋死你。知了，蚂蚱，青蛙，泥鳅，螃蟹，逮到什么吃什么。都是高蛋白高脂肪。尤其是蚂蚱。都说蝗灾可怕，我们就是蝗虫的克星，天敌。有一种绿色的大蚂蚱，我们叫做“老扁担”的，有小指大小，呆头呆脑的容易捉，味道尤其鲜美。至于烹调就比较简单，基本上就一种方法：把“老扁担”穿成一串一串的烧，相当于现在的“烧烤”。当时提着一串串“老扁担”时的那个高兴劲儿，不亚于现在到布希的庄园里吃烧烤。直到现在，我们这里还有句俗话，说爹娘偏心，疼谁就说“吃蚂蚱也忘不了给你分个大腿”。我妈妈很会勤俭持家，有一次我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弄到半口袋胡萝卜，纵向切成四条，晒胡萝卜条子。这些美味被我发现了，每天偷吃几根，以为少几根妈妈看不出来。结果可想而知，我的胆子一天天大起来，胡萝卜条子一天天少下去，终于东窗事发，被妈妈叫进屋子，关上门，扳着脸问：“胡萝卜条子是不是你吃的？”我说是。“吃了多少？”我实话实说，“每天都偷吃四五根”。我当时以为一顿痛打是躲不过了。谁知道没有。妈妈叫我滚远点，然后就拿了毛巾擦眼睛。我立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胡萝卜条子晒到半干，就是“疲软”的时候最好吃，嚼在嘴里就像牛皮糖。大概到了62年，英明的党中央知道了安徽大批饿死人的事，董必武到安徽来视察，当时老百姓也不知道董必武来，光是接到通知，浮肿的人一律不准出门。后来就听说把省委书记曾希圣撤了，换了李葆华当第一书记，李葆华来到以后就搞包产到户，农村的日子好过了一些，所以他有李青天的赞誉，但是在文革中受批判。说他大搞资本主义。当时县城里一直实行粮本子供应制度，每户有薄薄的一个小本子，叫粮油关系，一个月写一张。我记得封面上印着“安徽省某某县城市居民粮食供应证”。第一页上写着两段毛主席语录，第一段是“要节约闹革命”。第二段是“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之类”。实际上我们无论闲时忙时，都吃稀。第二页写着该户有几口人，定量多少。封底印着定量标准。当时在干部里面也流传笑话，说有一个下放干部，叫他负责喂兔子，结果兔子跑了许多。上级批评他，他还不服气，说，兔子吃草，到处乱跑，叫我怎么半？要不你都给他登记上户口，办好粮油关系，我保证一个都不少。还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事。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就是县，公社，大队干部。议题就一个，研究蓖麻叶子能不能吃。谁说不能吃，就取消粮食供应，下去“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思想。于是大家都说能吃，还有人论证，从物质构成角度，都属于淀粉，蛋白质。县委书记一高兴，就叫会上煮了蓖麻叶子，会餐。大家大眼瞪小眼，宁愿饿着也不吃。后来曾西圣下了台，这个书记也调走了，许多干部到他家里给他送行，就送给他一口袋的蓖麻叶子。那时每个月的三十号是一个大日子，因为这一天可以买下个月的口粮了。这一天，平时冷冷清清的粮站变得熙熙攘攘，队伍一直排到大街上。排队的大多是小孩子，大人总是姗姗来迟，好像领导一般。有不少积极分子头天晚上就去排队。要是冷天，冻得打哆嗦，流鼻涕，肚子里又咕咕叫，实在难受。反正那时小孩子也不象现在，不金贵，冻就冻吧。我经常从清晨四点就去排队，多数还排在粮站的大门外，一直要到下午或者夕阳西下时才轮到买。我是62年上初中的。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那一年我在考初中的时候病得很厉害。慕名其妙的持续低烧。爸爸带我到医院里去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病。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身体极端虚弱的原因。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要是趴在桌子上，左边脸朝下左边脸就肿起来，右边脸朝下右边脸就肿起来。眼看要考试了，爸爸问我能不能坚持，我说能。因为一耽误就是一年。爸爸就把我背在背上，从家里一直背到考场。在考场门口，意外地发现有黑市卖白面馍馍的，爸爸立即给我买了两个，要我先吃一个，出考场再吃一个。我实在忍不住，爸爸一走立即全部消灭。说也奇怪，出了考场我居然自己走回家了。中午妈妈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天知道她是从哪里弄来的，晚上我的病就好了。怪不得现在洪昭光教授说鸡蛋是个好东西。我上了中学以后，定量提高到每月二十八斤。粮本子上是二十五斤，学校补助三斤，一个学期发一次，而且是全省流通的粮票。心里真是高兴万分，立即拿回家，交给妈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最后的定量是增加到“未满两周岁6公斤，两周岁不满四周岁8公斤，四周岁不满六周岁9.5公斤，六周岁不满八周岁11公斤，八周岁不满十周岁12.5公斤，十周岁以上儿童以及居民13.5公斤。”另外学生，干部，还有工人依照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补助。比如重工业部门的体力工种就可以定量到每个月24公斤。但是轻工业部门的工人粮食补助就少的多。由于重工业部门的机械化程度较高，比如听起来很重的工种“起重工”，实际上就是指挥吊车。所以当时又有“重工不重，轻工不轻”的说法，潜台词是粮食定量不合理。。我算是68届的高中毕业生，一直到77年底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后才有机会参加高考，进了大学。十年浩劫，我从头到尾，一天也没有耽误，“通吃”。我们那一班，有应届的毕业生，才十八九岁，年轻气盛。大的就是我们这样的老三届，有两个66届的，已经三十二岁了，“廉颇老矣”。不过在大学里，定量已经提高到每月三十斤，都是米饭。也有较多的菜，虽然很难吃。从此可以用货真价实的粮食和蔬菜填饱肚子，对于我这个小个子兵来说，半饥半饱的日子结束了。82年我大学毕业，回原籍教书。我娶的太太是工人阶级，当时不但无下岗之虞，而且号称可以领导一切，虽然实际上只能领导我一个人。因为她的定量比我还要多几斤，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所以由她执掌钱粮。渐渐粮食开始有了结余。我太太是自小过苦日子的，知道粮票的金贵，偷偷攒了好多，还有全国流通的。那时粮票相当于硬通货，可以换鸡蛋，换布票，换火柴，换塑料盆，甚至换钢精锅，搪瓷锅。就差不能换美元了。到粮票取消的时候，她手里还窝了一百多斤，心里直后悔没有多换些鸡蛋。*************************************************************************2刘山庄你很容易在中国地图上找到淮河，现在这是一条以污染著名的河流。然后你可以发现它有几条比较大的支流，其中一条最大的叫做颍河，它发源于河南省嵩山的东部地区，向东蜿蜒地穿过河南和安徽的淮北地区,在正阳关入淮。刘山庄就在颍河的南岸。是我在六八年冬天下放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是方圆几十里最富的生产队。因为它拥有一百多亩“沙淤地”。沙淤地位于河岸边，因为排水很快，所以一般不会涝。而且无论老天多长时间不下雨，每天清晨地面上总是潮乎乎的，所以这地又叫“夜来潮”：是旱涝保收的土地。生产队里有一匹马，两条大叫驴，四条大犍牛，四辆平板车，最可贵的是还有两只小毛驴。这两只小毛驴是专门推磨的，代价就是要把推磨剩下的麸皮给它做饲料。因此刘山庄的妇会一般不用抱着磨棍推磨，这一点很是让附近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媳妇十分羡慕。附近的村庄家有女儿的，都愿意嫁给刘山庄的年轻人。我下放后的第一个麦收，庄稼长势很好，是个丰收年。听队长说沙地每亩可以收到一百五六十斤，淤地每亩可以收到一百斤。我心里计算了一下，大概可以收到两万斤麦子。就算去掉三千斤种粮，再去掉两千斤饲料粮，全队一百一十口人，每人可以分到一百三十多斤麦子，心里十分的高兴。但是队长不同意我的算法，他说我漏了两笔账，一笔是公粮，又叫农业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种地纳粮，天经地义，没话说。另一笔是统购统销粮，通常叫任务粮。沙地每亩一百斤，湖地每亩三十斤。一两也不能少。这样一算帐，使我不禁大吃一惊，目瞪口呆。我们种了一年的地，就什么也没有了？队长笑笑，说，等着瞧吧。果然，一开始动镰，公社的干部就一批批的下来看。干部们都分了任务，一个人包几个生产队，坐在场边催交公粮和任务粮。负责我们队的干部是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姓李，大家都叫他“李组委”。我猜想他的官职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生产队里的男劳力都叫“农会”，女劳动力都叫“妇会”。麦收时妇会负责割麦子，农会负责运卖，打麦子。第一车麦子刚刚运到场上，李组委就来到场边上了。队长赶紧笑眯眯地迎上去，递上一根烟卷。然后自己掏出烟袋和火柴，先给李组委点着，再给自己点着。李组委说，“你们今年的麦子不错哇，我看每亩至少二百斤，你打算超额多少任务？”队长说，“老天爷，沙地每亩顶多一百六十斤，湖地能有七十斤就不错了，李组委，今年能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减少三千斤任务？”李组委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是做梦说梦话吧，不加你的任务就是照顾你。”说着又拿了队长的一根烟，夹在耳朵上，走了。他要负责四个队的催缴任务。到了交粮食的时候，公社粮站的大门口热闹非凡，板车一辆接一辆地排了一百多米远。我们队的人在清晨四点多种就拉着板车出发了，到十来点钟才轮到，粮站的干部走到我们的车子跟前， 打开麻袋，抓了一把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就说水分大，叫晒干再来。我们的队长知道这是例行公事，谁交粮食时都是如此，要是信了他们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到哪里晒去？难道再拉回去不成？队长悄悄地塞了一包烟给他，他就叫过秤。我们自己抬着过磅，自己把麦子一口袋一口地送进仓库。高高的麦穴子上搭着跳板，走在上面忽悠忽悠的。说起来我们算好的，我们队距离粮站比较近，苦的是那些路远的生产队，通常是连夜来排队，晚上就睡在板车底下。公粮是农业税，没有报酬的。任务粮食每斤一角二分，一万五千斤任务粮，计人民币一千八百元。每人平均13.8元。这笔钱社员当时还拿不到。麦收时的分配叫预分，要到秋收后分配，叫决分时才能兑现。我第一年分了43斤豌豆麦，我们那里习惯麦子和豌豆混种混收，就叫做豌豆麦。这完全要靠队长的聪明，打了点埋伏。他故意安排在打场的时候粗一点，交完了粮以后，又把麦秸垛扒开打一次。第二次打出的麦子叫麦蹩子，用作饲料粮。另外我们队因为靠着河堤，有十几亩护堤地不算任务，这就像今天男子汉的私房钱，又象单位的小金库。到收高粱的时候，又分了十几斤高粱。这样就能坚持到秋收，接到春山芋。然后是夏山芋，就不愁吃喝了，可以接上顿了。在当时，很好的田地，每亩能收到180斤麦子就算到顶了。但是现在，无论沙地淤地，每亩都可以收到600斤左右的麦子，高产打到800斤以上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奇怪了。那年，就是1969年的冬天，雪下的很大，家家的柴火垛都被雪浸湿了，没有柴火烧。不少人家都是烧山芋干子。我们的主食是这样的，锅的中间放进山芋块，我们叫山芋骨碌子，锅边上贴一圈山芋面饼子，富裕的人家就在里面掺进一点豆面或者高粱面，有些“真粮食”。锅底下就烧山芋干子，飘着蓝色的火苗，很好看。但是我们的山芋干子也不是多到可以当柴火烧的程度，那时实在是没有办法，过罢了年，就有几家人把大门一关，全家出去讨饭了。有老人的，老人留在家里。他们要一直到麦收时才回来。说是把大门一关，其实也不准确，因为这几家根本就没有门。他们的所谓门，就是用高粱秆子扎成的一个排，把门洞一堵，扎厚一点，也能挡风御寒。一次我和队长推小车朝地里送粪，就是推独轮车，我当时不会推，只能在前面拉。休息的时候队长说：“男人巴望推车子，女人巴望坐月子。”我不懂为什么，队长就解释，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家里要尽一切努力，保证给当事人吃饱。那时农村里女人如果生孩子，就可以凭医院的证明买半斤红糖，算是对产妇的特殊照顾，也算有点产后营养品。村里有个叫王小小的妇女，生完第二个孩子，就自己拿着证明，到集上买了半斤红糖，然后立即就转手把红糖卖了。谋取差价四角钱。她丈夫知道了，骂她，“钱如命，命如狗屎”。她红着脸说，我不喜欢喝糖水。在当时，四角钱的盐够一家人吃半年的。在中国，过去见面就问“吃了吗？”。在我下放的刘山庄，问候语是“饭做熟了吗”。我们那里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落实到“吃”字上。评论田地好坏，说这块地吃粪，那块地不吃粪。预测收成，不说一亩的能收多少斤，说，今年一口人有二十斤麦吃。谁家盖房子，邻居来帮忙。报酬是没有的，条件就一个，管吃。姑娘介绍对象，如果对方个子很矮小，媒人就说人是很能干，但是饭量很少。媒人说对方小伙子高高大大，当娘的就担心：那该多能吃！夸耀对方家里富裕，就说“粮食囤子堆尖”。当兵叫“吃粮”。有工作的人叫“吃公家饭”的，“吃皇粮的”。村子里有个媳妇，丈夫在粮站工作，“吃公家饭”，过月子时吃了二十个鸡蛋，令村子里所有的媳妇羡慕，成为轰动全村的新闻。说哪个人奢侈浪费不会过日子，就说，“妈妈的，一付长不成的样子，吃豆芽子他还要把根子掐掉呢”。村里人要是说谁家日子过的好，就说他：“脚蹬着锅门子，手捧着山盆子”。这是形象化的语言，请你想象一下，在寒冬腊月，不用出门找食，而是在自家的火光映映的锅门前，捧着小盆在尽情的放开肚皮吃。又饱又暖，真是幸福的生活，到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天寒地冻的时候，农会们就聚集在牲口屋里，因为牲口也要取暖，就在地下生起一堆火，大家围在火堆边取暖，最靠近火的人，被烤得难受，又舍不得离开，就脱了光脊梁，一边在身上乱抓，一边戏谑自己，说，烤火不解怀，瞎搭一把柴。有的人身上虱子多，被火烤的乱爬，就先自己说，皇帝身上还有三个御虱呢。他们的谈话资料大多是吃，其次是穿，那年头谁要是有棉裤穿，就是富裕的标志。好的棉裤是：“里外三新”，“裤腰可以提到胸口胳肢窝，用大带子拦腰一扎”，“足足一斤新棉花”。那神情，就好像&& 今天的二奶们在谈论谁谁的老公给她买了一只一百克拉的大钻石。刘山庄的人永远是快乐的。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苦。*************************************************************************3李化章的故事我下放的生产队叫做刘山庄，但是村子里的人并不都姓刘， 而且也没有山。其实在本队的人中间，李是第一大姓，而姓刘的只有一家。李化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会做豆腐，会做米酒，但是由于政策的限制，他什么也不能干，所以日子总是过的紧巴巴的。大概是在69年的春节，他家里只剩下山芋干子和山芋了，就动脑筋想搞些麦面过年。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搞麦面的过程是这样的：卖掉一些山芋干子作为资本（山芋干子一角二分钱一斤，要偷偷地卖。否则到粮站，只有8分钱一斤），然后到淮河边的一个小镇，买些鱼回来到我们集上卖掉。赚一些钱买粮票，用粮票到粮站买粮食，粮票可以供应一半的麦面。那个淮河边的集镇叫南照集，刘山庄到南照集有六十公里的路程，他晚上挑着两个笆斗连夜出发，天亮赶到南照，南照是早集，买了鱼立即打回头时，天还不亮。下午3点钟的样子赶到我们的集上，我们是晚集。正好一天一夜一个来回。他的计划是，跑三趟，赚的钱可以弄到十斤麦面，够过年的了。第一趟第二趟都很顺利，第三趟出了麻烦，被公社的人抓住，说他投机倒把。鱼被没收，人放回来了。鱼没有了，钱没有了，山芋干子也没有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其苦万状。他的女人在家里号哭起来，边哭边骂，“一年到头，掏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孬种们连年也不让过。老天爷睁睁眼，咋不打雷打死这些孬种。”我们知青那年正被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就是不许回城，和贫下中农同吃同过春节，但是我的心早飞回了家，附近生产队的两个同学都来到我这里，准备年初二就开拔。年底下无所事事，闲的无聊。听到哭嚎，以为是刘山庄司空见惯的夫妻相打，就跑去看热闹。看过以后就明白了，化章缩头缩脑的蹲在门口，脸色灰败。我们三个知青在口袋里掏了又掏，凑了十二斤粮票，两块六角钱（我们还要留下路费）。他女人就跪在地下给我们磕头。我们三个人慌得手足无措，无以应对。化章们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有了困难从不向上级领导伸手，也不要“特困补助”。再说上级领导也不管这些小事，主要出于对他们的爱护，管住他们不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滑下去，不要中了封资修的毒害，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千秋万代永不变色。*************************************************************************4李福贵的故事李福贵是个老贫农,他在刘山庄辈分很高，但是他没有一点架子，见了谁都乱开玩笑，什么玩笑都开。有事就要上前，脾气又很暴躁。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为下放学生召开的忆苦思甜会上。大概是为了给下放学生来一个下马威吧，大队把全体下放的学生――有十来个吧，都召集到刘山庄，听忆苦思甜报告。报告人就是李福贵。这位老贫农李福贵看起来有七十岁，后来熟悉了，知道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解放的时候大概是二十来岁的样子，他又不识字，开始还按照领导布置的讲，说地主如何如何凶恶，如何剥削贫下中农。谁知道他讲着讲着就跑了题，说，“那时候日子是难过，但是都没有三春上难过”。在我们那里，农民们把六零年的春天，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厉害的那一年的春天，叫做“三春上”。主持会议的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年轻，后备干部。一听就慌了神，说，“讲解放前，讲解放前”。老贫农说，“解放前哪里有三春上厉害，解放前我给地主割麦，顿顿都要吃麦面馍馍，不给吃就不好好给他割，他自己吃杂面做的花卷，给我们吃白面馍馍。他急着那，怕下雨。我们不急。”停了一下，又说，“想起了三春上，两眼泪汪汪。”团支书说，“那都是刘少奇闹的，毛主席不知道。这不是，毛主席后来知道了，气的不得了，现在不是把刘少奇打倒了吗？”老贫农样子颇为不屑，说，“我知道，碗大的萝卜还要屎来浇（教）。毛主席听说咱们贫下中农吃不上麦面馍馍，只能吃花卷，心里就难过的不得了呢，成夜成夜睡不着觉，就起来写诗。”{老贫农说的花卷，是当地的一种面食，用一大半高粱面或者山芋面，一小半小麦面做的。不是现在早点摊子上卖的“油酥花卷”。然后一字一字地念道：“四海翻腾水乱动，五洲震荡-----打炸雷”。（原文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一下子我们十多个下放知青再也绷不住了，哄堂大笑。团支书恼羞成怒，大叫起来，“昨天怎么和你讲的，你今天胡扯些什么？不要讲了。下去！下去！”老贫农也不怕他，“叫我下去，你算老几？把你爹叫来问问！”团支部书记想耍威风，厉声喝道，“怎么着，你想犯错误？”老贫农也瞪起眼睛，“我犯什么错误？干部犯错误，下放到农村，我就是个农民，三代贫农，你能把我撤了，叫我当副贫农？”。会是开不下去了，知青们一哄而散。糠做的忆苦饭也没有吃，喂猪了对于三春上的饥荒，当时在农村干部嘴里里流行的解释是，那时刘少奇搞的，毛主席老人家不知道。公社的干部说，毛主席在困难时期不吃肉，连苹果也不舍得吃。马上就有小学生问她妈妈，苹果是什么？她妈妈也不知道。老汉李福贵解放前在蚌埠拉过洋车，就给她解释了一番。最后她明白了，说，原来就是红的小面瓜呀。在刘山庄人看来，我们知青是最幸福的人，调侃我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锁上门也不怕饿死灶王爷”。更有来去自由的政策，动不动就“进城”。在他们的眼里。“城里”已经是个妙不可言的地方，多少人一辈子也没有进过城。而我年纪轻轻居然就到过北京上海，还到过许多他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5李化材的故事有个叫李化材的农会，一连生了三个孩子都没有养活，今年他媳妇又生了个儿子。论辈分该叫李福贵祖爷爷，就托李福贵来求我，请我当他这个孩子的干老子。“认个长腿干老子，孩子好养活”。长腿的意思就是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有学问。我说我很乐意当他孩子的干老子，只是不懂得当干老子的规矩，请实话实说。尽管我那年才十八九岁，还是光棍，有个孩子叫大大也不错。李福贵不负重托，高高兴兴的告诉我，只要给干儿子买一个小碗和一只小汤勺就行了。“化材还要请客，孩子满月时干老子坐上席”。碗和勺子是不成问题的，我又想尽办法，给我的小干儿子买了一把长命锁。铝制的，正面有龙凤的花纹，背面是长命百岁的字样。样子看起来很漂亮，其实没有花几个钱。我记得好像是不到一块钱。吃满月酒时，我一拿出来就震惊四座。上面还挂着几个小铃铛。套在小家伙的脖颈子上，孩子一哭闹就叮叮响。这是个意外的惊喜，他们一家高兴极了。但是偏偏这把长命锁出了问题，不知道谁说漏了嘴，公社就有人来调查，要看看这把长命锁。化材有点怕，我更是吓得要命，因为我的家庭成份不好，虽然刘山庄的贫下中农们不在乎，但是公社的干部在乎。长命锁明摆着是封资修。就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简称。但是那位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李福贵大爷给我们解了围。他“自己跳出来”，在场院里高声叫骂自己家里的黄狗，“吃里扒外”，“吃自家锅里，还要屙自家锅里”，是“搅屎棍子臭烘烘”，“长命不要要短命”，“你要短命咱就拼命”。最后以“妈拉把子，三代贫农，怎么着，把我撤了叫我当副贫农不成”结束。黄狗莫名其妙的挨了一顿臭骂，不明所以，只好摇着尾巴，跟在他后面窜来窜去。还时不时汪汪叫两声表示声援。长命锁事件就此结束。*************************************************************************6日用品的故事我说的日用品就是指肥皂，火柴，煤油等等。说实话，初中以前我都是在家里住，一切有妈妈安排。 我从来不操心这些事，也不想知道。高中要住校，自己不得不操心，所以我说的都是高中和下放以后的事。那时各种日用品的匮乏程度，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商店里空空如也，营业员闲坐着聊天。一切都要凭票，毛巾，毛线，电灯泡，一直到五斗橱。除了各种日用品没有，贵重物品，当时叫做三大件，就是指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包括五斗橱，都要凭票。这些贵重票证不是人人都有的，弄不弄得到要看个人的神通。有几年随着粮本子还发了“通用票”，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其实是叫供应券，上海等大城市先发明的，叫工业品券。可以根据通知购买工业产品。柜台里的标签上，除了写明多少钱，还要写明要多少张工业券。我们小县城里，供应券发下的时候，有些号码并不指明可以买什么东西。随时听通知，忽然某一天商店里贴出通知，上面写着“安民告示”，说凭十六号券可以买二两毛线，几号可以买什么东西，马上就排起长龙。有些号码一直到作废的时候也没有派上用场。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当时商店的营业员是很吃香的。有个故事在教师中流传，说某某领导视察学校时对教师说，大家好好干，干的好的有成绩的，我以后提拔你去当营业员。教师们在说这个笑话的时候，心里都是酸酸的。我下放的刘山庄，农民们并不享受供应的待遇，因为各种配给，除了布票，都是跟随粮本子走的。农民没有粮本子。无论什么日用品都没有配给。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办法。用火镰子火石打火，自留地里种点烟叶，二十棵就够一年吸的了。那时候，香烟很稀罕，要凭票供应。三年困难时期一点也没有，烟瘾大的有吸黄豆叶子的。好点的，带铝纸包装的香烟只供应给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价格在五角钱以上。农村里香烟有好的是“东海”，上面的商标图案是一只大船在水上。二角六分钱一包。中等的是“玉猫”，图案是两只小猫，一角二分钱一包。最低档的是“大铁桥”，八分钱一包。所以有民谣：公社干部“水上漂”，大队干部“猫对猫”，小队干部“大铁桥”，社员抽的“猛一掏”。“猛一掏”就是掏出来一只旱烟袋。点灯用蓖麻籽油或者棉籽油。或者干脆就不点灯，天黑就睡觉，连晚饭都省了。小孩子要是嚷嚷饿，大人就说，“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我自从念高中要住到学校以后，一切要自己打理。先是洗衣服，我们学生每个人一季度供应半块肥皂，或者一小袋洗衣粉，根本不够用。星期天看见有人到水井边洗衣服，就赶快凑上去，看看能不能蹭点肥皂洗洗。有一次水井边围了五个人，个个没有肥皂。一个说，看你们这架势，我有肥皂也不敢拿出来。另一个同学平时不大说话，这时突然说，我教你们一个好办法，不用肥皂，衣服也洗得干净。我们四个一起问，什么办法？他一脸的坏笑：“用洗衣粉。”后来我无意中在供销社里发现了一种肥皂，叫做灭蚜皂。营业员介绍把它化成水，可以消灭蚜虫。 但是我认为可以洗衣服。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象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同理，既然它看起来像肥皂，用起来也有泡沫，为什么不是肥皂？男女同学一窝蜂地去买 灭蚜皂。我们有了肥皂，营业员也笑得合不拢嘴，这批灭蚜皂已经积压好几年了。只有火柴对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不抽烟也不点灯。上晚自习时，每个班派值日生去领两只汽灯，很亮。一旦灯光变暗，马上有人站到凳子上，把灯座上的小气筒噗嗤扑哧打几下，就行了。但是我们的火柴有更加重要的用途：换麻花吃。我们这里的麻花没有天津大麻花大，只有手指大小，很脆，因为一切食物对我们都是美味，所以也很好吃。我们一直和一个偷偷溜到宿舍的小贩换麻花吃，一小盒火柴可以换四只麻花。后来又一个同学无意中发现市面上一盒火柴可以换五只麻花。于是引起公愤，他怎么可以这样愚弄我们，同时也觉得被小贩愚弄是我们这些中学生的耻辱，就合伙计议要惩罚他。按今天的“消法”，要加倍赔偿。最后在小贩的苦苦哀求中，我们有了恻隐之心，只拿他十只麻花了事。过年时我们居然还有两包香烟。*************************************************************************7煤油灯的故事尽管刘山庄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他们也有为难的地方。队长那一年要嫁女儿，需要一只花搪瓷脸盆和一对煤油灯，有玻璃罩的那一种，作嫁妆。搪瓷脸盆和煤油灯是聪明能干如刘山庄人也无法解决的。他到供销社去了几趟，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卖给他。说没有。“我明明看见柜子底下有的，他们就是不卖。”下面他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我们是东家，他说了算”。队长又说。别人都笑。就是我不明白，他算是什么东家。队长消了气，才对我解释：“供销社是在五三年一口人出（今天叫集资）两斗麦子办起来的，当时我们家大大小小六口人，一共出了一石二斗。我们不是东家吗？但是他说了算。不卖给你，你就没有办法。”又叹口气，“今天就是叫我出一斗麦，我也没有。”我不知道队长怎么解决的这两样东西，但是送亲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大红的搪瓷脸盆和两盏新的煤油灯耀眼夺目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后面跟着木箱子（空的），脸盆架，花棉被。队长的女儿一脸幸福地哭着嫁走了。被请去帮忙抬嫁妆的人特别高兴，不光是有脸面，还因为“那边”是要管吃一顿的。我们生产队靠着颍河，当地人叫沙河。沙河的堤坝上我们种了许多的荆条，这荆条和堤坝两边的地都不算任务，是我们队的小金库。我们每隔一年就要分一次荆条，手巧的刘山庄人家家户户都会编织荆条筐，提篮，粪筐。可以自用，多余的可以卖掉。我开始不会编小圆筐，就有热心的人要帮助我，问我，“是在家里自己用，还是出工用？”我不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大家都笑。有人介绍说，自己用要大一点，深一点，挑一趟是一趟。出工用的就要小一点，浅一点，挑起来省力气。又指着要帮我的热心人，说，你没看见他出工时挑的筐，就是两只大碟子。大家又都笑。*************************************************************************8刘山庄人的日常生活刘山庄的人基本上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我一下去的时候，房东就热心地教给我们生活之道。他说，我们这里是周围几十里最富的生产队，分的粮食，就是山芋，够吃的。豆子可以换油，豆饼可以喂猪。你必须喂几只小兔子，把兔子毛卖了，才有盐钱。我们农村别的没有花钱的地方，就怕有人生病，生病吃药，要花钱，就要卖粮食，一卖粮食，就要拉饥荒了。洗澡不是问题。夏天在河沟里找个避人的地方就能洗，无论妇会农会大人小孩。天冷了就不洗。理发的一个月来一次，在庄上理一天两天。不用给钱，到秋收时队里统一给他多少斤粮食就行了。过渡口也是如此，上了船只要说一声“刘山庄的”，就不用给钱，不然要交五分钱。我第一次过渡时，说，“刘山庄的”，撑船的盯住我看，我以为他怀疑我冒充，就说，我是下放的学生。他说我知道，这周围下放的学生我都知道。理发的和撑船的这种收入方式，当地人叫“磨户”。理论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说的原始交易。以服务换取粮食。从而顺利，合理地实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等价交换。每年分几斤棉花，他们会纺线，纱线可以换家织布。可以做衣服，做被子。他们的一切都是自己解决，不要求任何的帮助。他们没有供应和配给，因此没有肥皂和火柴。我想就是有供应，他们也未必舍得花钱买。他们洗衣服用房檐水或者灰水。房檐水就是下雨时在房檐下接的水。而灰水，就是在一只大盆上面架只筐，筐里放进草木灰，慢慢加进水，经过草木灰的过滤，就可以洗衣服了。吸烟取火就用火石火镰子，火纸媒子。又比如农村里最大的大事，盖房子，他们做起来也很简单。孩子生下来，就在屋前屋后种下几棵树，儿子长大了，树也长大了，就砍下来泡在水里，以免生虫，盖屋子的房梁就有了。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平整好地，挑来大筐大筐的土，垫高。用麦草和泥，一层一层的垛起墙，因为泥和得很硬，施工时人要跳上去把墙踩结实，所以这个工序就叫“踩墙”。墙一层层的踩好了，足足有两尺厚，保暖防寒，不留窗户，留窗户对墙体的牢固有影响。有钱的人家就在墙根砌几层砖根脚，有七层，有九层。更有钱的还在门框上方的两角和房檐处砌上砖头，叫青檐青扉。放一挂炮，就要上梁，梁上贴着红纸条，请识字的人写上几个吉祥的字。再用高粱干子一排一排的扎起来，当作檩条，再复盖上麦草，新屋就落成了。就可以托人说媳妇了。刘山庄人的智慧足以使他们应付日常的生活。一般来讲，只要能买到盐，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刘山庄有人在唐山大地震那一年时，把卖一口猪的钱全部买了盐。你看，他们一点也不给国家找麻烦。真正的自力更生，自做自吃，自娱自乐，自生自灭。毛主席号召大家向贫下中农学习，实在是英明伟大，对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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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说说真实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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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想要声明一点：我当然是属于“没有资格写回忆录的人”，所以这里不是回忆录，是一点回忆的片断，年代久远，也许有记错的地方。但是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回忆录”是自己的回忆，写与不写是自己的自由！根本不需旁人的许可！（前提是真实）难道“回忆录”还要资格？难道“回忆录”是达官贵族的专利？我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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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的鼓励。9豆腐店的故事刘山庄之所以富甲一方，还有个原因。我们队里有个豆腐作坊。这个不起眼的豆腐店，每年都可以拿出一千多块钱参加秋季的决分。同时还生产出大量的豆腐渣，因此队里还养了几口猪，包括一头种猪。豆腐店一共有五个人：一个领导，管钱管物管帐。这当然不符合会计原则，可刘山庄的人就是这样信任他。两个师傅，专门做豆腐。两个销售人员。一个跑南面的朱集，一个跑北面的袁集。他们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每天早饭后，领导老任就来了，他负责泡豆子，以及一切的行政后勤卫生供应工作。中饭后，两个师傅来了。开始磨豆浆，有专用的一头驴拉磨。然后把豆浆煮开，用石膏水点卤。然后上豆腐。豆腐做成了，一板子一板子的放在那里，就已经到十二点左右了，反正又没有钟表，都是大约摸。师傅就回家休息了。领导老任就在店里睡。所以做豆腐是很辛苦的活计，他们说，世上三般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大约凌晨四点多种，负责南方朱集销售工作的焦瞎子来了。他叫门，老任给他分了一半的豆腐，他挑着走了。朱集离我们这儿有三十多里远，是早集，天一亮时他就得赶到。大约凌晨五点钟，负责北方袁集的老马来了，叫门。老任把其余的豆腐给他，他也挑着走了，袁集虽然也是早集，但是只有二十多里。然后老任回家吃早饭。如此周而复始，没有休息，也不论刮风下雨下雪。唯一有变化的就是作息时间。冬天，豆腐老早就做好了。夏天，都是夜里干活，有时焦瞎子就等在那里，豆腐一出来立即挑走。我一直不知道焦瞎子的名字，反正大家都叫他焦瞎子,我也就跟着叫，他并不生气。后来才知道他是没有资格生气的。他非但不瞎，而且在乡下算个“能人”。他会泥瓦匠的手艺，我的锅灶就是他帮着砌的，说实话，很不错。他会做买卖。还有点文化。有一次居然在我跟前卖弄学问，说他会求“大公倍，小公约”。又说他会“斤求两，两求斤”的口诀，问我会不会，我当然不会。因为过去使用十六两的秤，生意人就必须得学会换算。但是现在都是十两秤了，那学问就用不到了。一开始我很奇怪，焦瞎子不是我们庄上的住户，他住在我们庄子的南边，有七八里地的南刘庄。明显违反属地原则，怎么会算我们队的人呢？后来才知道，他是经过正规手续“商调”过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个个队里都要揪“阶级敌人”。但是刘山庄队里全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没有阶级敌人，这批斗会就开不起来。南刘队虽然是个穷队，但是队里却有两个富农，多余一个，就问焦瞎子愿不愿意来刘山庄。他知道刘山庄是富队，愿意来，受批斗也可以，反正是要受批斗。这样就“商调”过来了。文革时他的任务就是受批斗。白天大家都一样，又打闹又玩骂。到了上级安排开批斗会的时候，就先通知他，他就问：“几点钟开始？”。其实问也白问，大家都没有钟。不过他很尽职尽责，每次都来得很早，在台下斗嘴打闹，乱摸妇会的屁股，妇会就尖声大叫。但是只要队长大喊一声，“开会了”，他马上就自己站到台上低下头，等着批斗。要是有上级的干部，批斗就很认真。台下规规矩矩的发言，台上老老实实地站着，低着头。要是没有上级的人来，就乱哄哄的。批着批着，就会有妇会大叫：“他不老实，他刚才还乱摸。”马上就有人认起真来，“摸你那里了，裤子脱掉，我来检查检查。”焦瞎子就问：“要不要我老实交待？”“交代你个屁，回去摸狗子妈吧”。狗子是焦瞎子的儿子。这是他最大的的心病。因为狗子已经到了说媳妇的年龄了，但是因为他的出身成分是富农，所以就一直没有人愿意。焦瞎子想尽办法，最后只好把狗子过继给他的姑妈家，他姑妈婆家的成分是贫农，这样焦瞎子认为可以比较容易给儿子说媳妇。*************************************************************************10布票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布票。我们这一代的人也快遗忘了。但是在那时，布票在无论乡下，或者城里人的生活里，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布票很紧张，是仅仅次于粮票的硬通货。我记得一件背心是要一尺八寸布票，短衬裤要二尺布票，袜子也要几寸布票。所以当时穿袜子的人很少，有位老师因为穿袜子，文革中挨斗，说他有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无产阶级是不穿袜子的。他辩解说，他是因为要省鞋才穿袜子的，“贫下中农都说，穿袜子省鞋”。由于粮票只发给城市的吃商品粮的人口，而布票是全体公民都有，所以农村的布票常常被卖掉。当然，布票的背面印着“严禁买卖”的字样。所以买卖布票只能偷偷地进行。就像今天卖盗版光碟的，从你身边走过，悄悄的问一声：“要不要布票？”当时没有化肥，所以城里的厕所都有农村人来打扫，免费的。如果要进女厕所打扫，先得在厕所门口不高不低的问一声：“里面有人吗？”这一段不是多余的话，要不然下面的笑话你就看不懂了。说城里文工团招收演员，有一位生产队长也来报名。领导问他，“你会唱歌吗？”“会的。”“能唱男高音吗？唱一段我们听听。”生产队长想了一想，铆足力气大声喊道：“上工啦！”。声音高的可以气死蒋大为。“你再唱一段男中音。”生产队长又想了一想，就说，“厕所里有人吗？”“那么，男低音？”他立即就压低声音，用气声唱法说，“要买布票吗？”。气若游丝，字字清楚。这里要声明一下，我绝无侮辱农民的意思。相反，我下放在农村好几年，对他们的了解要远远多于今天的某些人。他们卖布票并不是由于布票发得太多，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钱买布。我们这里是淮北，冬天很冷的。我下放的那个刘山庄，冬天可以穿棉裤的就是富裕户了。大人孩子一年四季都是一条单裤子。夏天就打赤膊。冬天农闲时农会们（就是男人）围在牛屋里烤火，说谁谁家里富裕，就说，他今年叫女人做了一条里外三新的棉裤。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时候我正上初中，那时的晚自习前十五分钟是学习时政，一般是老师，或者班长读报，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是读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读了一评读二评，一直到九评。我们那时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赫鲁晓夫看不看，看不看得懂。只有几句话记得，说苏修恶毒攻击我国人民两个人只有一条裤子穿。我们真觉得苏修可恶而且可耻。尽管有破洞有补丁，我们明明每人都有裤子穿，怎么能造这样恶毒的谣言。不过后来才明白，苏修说的是布票。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城市农村，每年都是三尺半布票。而一条裤子要七尺布票，这就是两个人一条裤子的由来。成品裤子是没有的，只有买布自己做，七尺布买回来还是做不成，因为没有供应做口袋的布。但是这难不倒我妈妈，她一开始用口罩纱布，不行。后来发现手帕不要布票，而且不限量。就对手帕开发利用。一条大手帕正好做一个口袋。我上初中是经常也和其他孩子一道去打球，打篮球或者乒乓球。但是无论多热，出多少汗，就是不肯脱衣服。因为我没有白背心。同学们要么光膀子，要么白背心。我倒情愿是光膀子。但是我的背心是妈妈用两条大手帕做成的，有大花格子。穿在身上倒也不错，就是不愿意让同学们看见。我小时候就属于很“费”的那一种类型，一天到晚没有个安静的时候，要搁到现在，怕要被怀疑是患了多动症了。妈妈骂我：幸亏天天吃不饱，不然你能上天。我爬树，翻墙头，追狗撵鸡，下河洗澡，就是坐在教室里，屁股也是动来动去。衣服坏的特别快。这样一来我穿衣服始终就是妈妈的心病，成了大问题。因为连打补丁的布都没有。城里的布票很稀罕，但是自从我下放到刘山庄，布票的问题就解决了。有许多人把他们的布票送给我，特别是我的干儿子家，李化才每年都拿着许多布票硬塞给我，说拿去拿去，我留着也没有用。前面提到的李化章，资本主义倾向特别严重，他就是个做布票生意的老手。他在乡下收布票，二分钱三分钱一尺的买来，然后拿到城里去卖。但是这个生意风险很大，一旦被抓住，血本无归不说，还可能要被送回来挨批斗。又因为布票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第二年的三月底就要作废，所以，要抓住春节前的“旺季”把布票全部出手，否则就会窝在手里，变成一把子废纸。布票很紧张，是仅仅次于粮票的硬通货。我记得棉毛衫，棉毛裤都是要布票的。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职业，专门修补棉毛衫的袖口和领口。因为那时候，棉毛衫的螺纹领口袖口是最容易破的。若时要换袖子或者前后背的部分，就要收些布票。有时候换的只剩下衣服的一圈下摆，也只收一尺布票。光是换领口袖口，不要布票。这样的门市部门口，常常是门庭若市。有的还写着招牌，“免票更换领口，袖口”。注意不能简单化的写成免票更换“领，袖口”。要犯政治错误的。领袖容易被误解。或者被故意的误解。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职业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消失了。既然布票这样紧张，家家户户就各显神通，寻找代用品。百货站里经常处理“包皮布”，不要笑，就是指包装布匹的白平布，但是要托很“铁”的关系才能买到，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的。我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结婚，我们大家去闹新房，发现他家里挂了一个粉红色的窗帘，很漂亮，仔细一看，是新娘子用口罩纱布拼起来做的，用红墨水染的颜色。我的一个同学，有一天穿了一件呢外套。原来他爸爸在造纸厂工作，纸厂里有一种淡黄色的工业毛毡，真正纯羊毛，但如果有了破洞，就不能用了。他爸爸弄了一大块，染成黑色，自己做了一件短大衣，给儿子做了一件外套。翻开里面一看，里子是麻袋片。他妈妈的手真巧。还有一个同学，爸爸在面粉厂工作，他的短内裤上就有“标准粉”的字样，一看就知道原料是面口袋。最常见的是纱线织的棉袜，线裤。是劳保手套拆开重新编织而成。我就有这样的一条线裤，我妻子织的，因为这条裤子，她一年没有带手套上班。我是十分的珍惜，一直舍不得穿。那时尼龙袜子很受欢迎。因为结实而且不要布票。我认为尼龙袜子的出现是袜子史的重大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使得一大批穿不起袜子的人穿上了袜子，比如我。我原来是不穿袜子的，哪怕在冬天。究其原因有如下几条：第一，原来的棉线袜子不结实，一双新袜子在我脚上，一天就会磨出大洞来。因此新袜子在穿之前要加固，即在袜底子上用密密地针脚缝上一层布，一般是用新白平布，叫缝袜底子。工艺很繁琐，缝一双袜底子差不多要熬到后半夜，很费时间。而妈妈也是老师，根本没有时间为我缝袜底子。第二，线袜没有弹性，我走路一般是连走带跑，又蹦又跳。晚上回来后整个袜子都堆在脚底板，让我很不舒服。第三，由于袜子经常是破的，所以很多时候脚从袜子的正门伸进区，脚趾头就又从后门伸出来了，很浪费我的宝贵精力。第四，袜子和袜底子要布票， 而我们家的布票要用在比脚更为重要的地方。最后，大家都怀疑穿袜子的人有资产阶级思想，在电影里和老师那里，我们知道只有资产阶级才穿袜子，而无产阶级都是打赤脚穿草鞋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坚决拒绝穿袜子。尼龙袜子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既然有不少人，包括重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都在穿尼龙袜子，也就没有必要害怕资产阶级了。但是尼龙袜子的价格是高的。一般要在三元到四元之间。考虑到那时候一般人的工资也就是三十多元，四十多元的就算是高工资了，除去全家吃饭的钱，不是负数就不错了。尼龙袜子可以算是货真价实的奢侈品。尤其是在农村，时髦的彩礼必须包括两双花尼龙袜子。我下放的第二年，公社粮站的会计被抄了家。几十里地的农民都跑去看，回来惊叹：抄出来新旧七八双尼龙袜子。那时城里工人的工资也很少，就有人论证是足够了。理由是，把全部配给的物资都买回来还用不完，虽然还剩下几块钱，买不到东西有什么用？*************************************************************************11刘山庄人爱情和婚姻刘山庄是个典型的夫权社会，女人要比男人的劳作更甚。比如，男女是一块上工下工，农会每天记十分的工，但是女人只有六分。回到家以后还必须做饭，还要洗洗涮涮。我经常看到下工回来后，男人心安理得地在树底下乘凉， 而女人在家里汗流浃背地做饭，连烧火都不去帮忙。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到隔壁借铁锹，那隔壁的女人说，你过一会再来，现在家里没有人。但是在农村男女厕所是不分的，女人在上厕所的时候，老远听到脚步声就大喊，“有人呀，有人呀”。农村里婚姻的开始第一步一般都是请媒人说合，有开明一点的，比如我们的队长，媒人来提亲以后自己先去偷偷的看一看，还好。就回来对女儿说，然后偷偷地再带着女儿去亲自看。女儿没意见，才告诉对方履行正规手续：相亲，下定礼。一般下了定礼，事情就算定了，就等着“择个日子”过门了。在下过定礼，也就是彩礼以后，如果发生变化，约定俗成的规矩是：男方有变，彩礼不再退还。因为这会伤及女方的脸面，彩礼就作为补偿。但是如果女方有变，必须要退还彩礼。几乎所有的女人对自己的男人都是绝对的服从。有个农会去赶集，不小心把钱弄丢了，回来就破口大骂他家的婆娘，说他是“老鸹托生的”，老鸹就是乌鸦。因为他婆娘在他出门时说了一句“小心钱”。他的老婆莫名其妙的挨了骂，但是一句话都不敢辩解。前面说过，刘山庄的夫妻相打是司空见惯，其实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男人打，女人嚎。但是我说“几乎”，因为也有个别的例外。李文胜就是这个例外，他怕自己的老婆怕得要命，这是个反常的现象。我开始也是很不理解。后来才逐渐知道了其中的原委。李文生的老婆是个高高大大的女人，生的相貌在农村就算是算是上等的，心灵手巧又能干。当初在媒人说和的时候，她就死活不愿意。但是事情不由她，她要是不嫁给李文胜，李文胜的妹妹就不嫁给她的哥哥。这在农村里叫“换亲”，很流行的，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双方都合算。在结婚的时候，她哭的死去活来，但是因为农村里凡是嫁女儿，都要哭，表示舍不得离开父母。李家又忙着接待宾客，就没有人在意。但是到了晚上，夫家的人发现事情不对头，新媳妇哭得昏过去了，就赶快把她抬到床上，这才发现她全身的衣服都用线密密地缝起来，一件也不能脱掉。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李家的人很着急。不知道那里出了岔子。新娘子醒过来，婆婆就上前安慰，许愿说还要给她买什么什么，包括花尼龙袜子。新娘子就是咬着牙不说话。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最严重的是，不让新郎官进房门，新郎官急得在门口哭。“后来呢？”我追着问。“后来就用了两根大扁担”那人含含糊糊地说。当时周围还有好几个人，都表情暧昧。有一个还打着哈哈说，“要是你以后结婚，我也给你找两根大扁担。”我实在不知道结婚和大扁担有什么关系，还以为要用大扁担打人。但是后来我总算明白了，刘山庄的人是很文明的，不会打新媳妇。仅仅是用两根扁担分别把新媳妇的两只手和两只脚先分开然后再绑在扁担上，使人的身体固定成为一个“大”字。做这些事的时候，要由婆婆先把新媳妇的眼睛蒙起来，不让她看见是谁绑的她。因为绑她的人都是男方很近的亲戚，不是叔叔就是舅舅，要是知道是谁，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当时我的头发根根都竖起来，竟然还有这样的事！队长解释说，这样的事，在农村里不稀罕，但是不论新媳妇多利害，只要“两根大扁担”一用上，她就老实了，仰在床上一动也动不了。“以后只要生了孩子，她就收心了”。果然，用了“两根大扁担”以后，李文胜的老婆就老实了，不再大闹和摔东西，就是一个劲的哭。李家的人日日夜夜轮流看着她，怕她寻死。这样一直到李文胜的大儿子出生，一切就平静下去了。怪不得有&&哲人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可以抹平一切的创伤”。谁说“捆绑不能成夫妻”？那个时候所有的婚姻都是包办，“两换亲”是常见的形式，有时还有“三家换”，“四家换”。要看媒人的本事。刘山庄的南面十几里路有个南刘生产队，有一家的姑娘突然在出嫁的前几天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这是个严重的事件，因为她也是为哥哥换亲的。姑娘家里着急万分，但是听说对方的姑娘高兴的不得了。姑娘家的人就到小伙子家里去闹，乱摔乱砸，但是那个小伙子家里就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还手脚不灵便，家徒四壁，也没有其它人。我们几个知青听说了这件事，都在心里暗暗地为他们祝福，“永远也不要再回来”。*************************************************************************12志愿军战士叶文林的故事刘山庄的人下地干活时是很热闹的。比如要是锄豆子，不论农会妇会，大家一字排开，一个人揽五行六行豆子，就象雁阵似的。一边锄地，一边开“站谈会”，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中心内容一般是吃。但是只要是远远的有个过路人过来了，大家就停止说话，向那个人行注目礼。一直盯到他不见了，才又重新开始“战谈”。有认识的，就开始介绍这是那个庄的谁谁，他怎么怎么，大家聚精会神的听。一直快到放工的时候了，就急急忙忙地向前赶，不免把豆子锄的乱七八糟。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叶文林在场，他就会最后一个走，把所有没做好的活都收拾好。他在公开场合从不讲话，干活十分卖力气。比如要是抬粪，一般两个人抬一个大筐。干了一会，其中一个人就要去上厕所拉屎，其实没有厕所，走得远远的把事情“做了”就是了。另一个人这时就坐在扁担上休息。要是妇会，就从怀里掏出鞋底子之类的活计来做。又过了一会，换另一个人去拉屎。这样， 很快就到放工的时候了。抬筐的对子一般是自愿结合，一个拿扁担来，另一个就拿筐来。但是，叶文林总是自己挑一副挑子，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配合，他象个傻子，一上午一次厕所也不上，一个劲的做。他总是不说话，也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在田地里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坐在一边。他和他的半瞎的老娘住在一起，一间房子，门口支了一个锅，里面是土炕，烂席子，破棉花，被离被面都没有。另一个屋角用子装了一人高的山芋干。有人给他说对象，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就说自己不配，怕连累了人家的姑娘。慢慢的，我知道了他的来历。他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但是他没有勋章，没有转业证，没有转业安置金，总之什么都没有。因为他是归国的俘虏。在入朝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连长，带了一个连的战士日夜兼程向前赶。那时志愿军的打法就和打蒋介石一样。全体轻装，带三天的弹药口粮，一般是炒面，从一个突破口穿插进去，然后在敌后开花，摧城拔寨，把敌人打的晕头转向。此时后续部队立即跟进，扩大突破口。而这时突击队已经精疲力竭，赶快要撤下来休整。这个打法开始很有效。把美国兵打的狼狈不堪。但是后来就不灵了，等到他所属的部队从突破口打进去的时候，中了美国鬼子的奸计，他们正以为突击顺利的时候，已经钻进了美国兵的口袋。突破口立即被封锁。后续部队进不来，而他们只带了几天的弹药辎重。苦战了两天，无法突围，上下级失去联系，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弹尽粮绝，又冻又饿。美国大兵不动声色的在山下封锁住路口。叶文林当时负了伤，昏倒在山坡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战俘营里了。战俘的日子很难熬，尽管已经有了御寒的衣物，有美国罐头吃。等到他的伤势好了以后，就有人来找他谈话，问他是不是愿意到台湾，当然，和其他的战友一样，他坚决的拒绝了。他们在战俘营里高唱志愿军战歌。天气暖和以后，他把美国人发给的衣服脱下来，又重新穿上破破烂烂的志愿军军装。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了停战，交换战俘的时候，他们激动得泪流满面：终于可以回到亲爱的，朝思慕想的祖国了。回国以后，战俘们被集中学习，要他们交待在战俘营的情况，有没有背叛，有没有泄漏军事机密。然后，就被遣送回家了。叶文林的心里像是刀绞一般，他恨自己，恨自己的命运太残酷了，他前面立了那么多的战功，最后一次上战场就做了俘虏。他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他恨透了那些把他救活的美国人。大家都说，如果他牺牲在朝鲜，他的老娘肯定会由政府养起来。他的身份就是：“战俘”。他有时候也说话，都是自言自语地念叨。比如“激战一昼夜，倒霉一百年”。“死了就是死了，活着也是活着”。他还会唱歌，有时候自己偷偷唱“雄赳赳，气昂昂，快过鸭绿江。”发音也很准。有时候他去赶集，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子，大声叫着说“神经病来了，神经病来了”。我们几个知青看见他，有时候也想跟他说话，但是他不愿意搭理我们。不久前我下了岗，想起来到刘山庄看看，认为在那里，每月有三百块钱就可以生活了，以后可以和老伴一块在那里找个养老的地方。熟人见了面都大吃一惊，说都“老成这个熊样子”了。我问起叶文林，他们说他早就死了。*************************************************************************13我们在文革的时候怎样说话比如，要到小店买东西时是这样的：“要斗私批修，打酱油”。营业员回答：“为人民服务，买多少？”这是实情，不是姜昆的艺术加工。同时也要加点注解：现在买酱油是成瓶成瓶的买，而那时候是拿上一个空酒瓶子，一般买上五分钱，一角钱，最多两角钱的。所以营业员才会问“买多少？”。我一个”插友”，因为和女朋友闹点别扭，于是主动写信解释求和。他央求我去送信，我在半道上拆开了看，见上面写着，“敬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mzx万寿无疆；敬祝m主席的亲密战友lin副统帅永远健康。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敌人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在一天天好起来。m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昨天吵了一架，回去对照m主席的指示，要斗私批修，想了一晚上，觉得我们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m主席教导我们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对你的关心不够，工作方法也不对头，mao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还拿这事打趣他们两口子，好长时间不见面，见拉面，又没有小辈的在场的时候，我就一板一眼的说，“我对你的关心不够，工作方法也不对头”。其实都是五十多的人了，它们居然还脸红。在我下放的生产队，社员每天劳动开始前要“早请示”。每天劳动结束以后，再集合在一起“晚汇报”。“早请示”，一般是这样的：“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今天要锄豆子”。“晚汇报”一般是这样的，“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今天我们上午给豆子锄了草，下午也给豆子锄了草，报告完毕”。不论开什么会，领导的讲话一般都这样开始：先念两句开场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或者“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或者“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时候不但不说人话，还不写说人话的文章。“文革”中出版过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关于“为什么计算机能代替人工放样？”的问题，答案的开头是：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国工业战线上掀起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工业生产新高潮。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在“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发挥了冲天干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高质量、高速度地建成“风雷号”，“安源号”，“险峰”号，“岳阳”号等万吨巨轮，为我国造船工业史写下了令人鼓舞的新篇章……同一本书里，“为什么用相等的任意四边形的废木料也能铺地板？”答案的一开头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还向我们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当我们学过一条数学定理，不仅要把它弄懂，做几道练习题就算数了，更重要的是应随时注意把它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把它应用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老农民去到集上卖猪崽，人家怀疑他的猪崽有病，他说，有什么病？我的猪崽身体永远健康。这一下闯了祸。因为当时只有林副主席的身体才能够永远健康。他竟然说猪崽的身体永远健康。*************************************************************************14 三个右派的故事首先声明，57年反右派的时候，老沙年龄还很小，刚刚上小学。因此这些事都是听老沙的父亲老老沙说的。如果有误，请各位谅解。我父亲那时在县中教数学。反右运动最初开始的时候，是“引蛇出洞”阶段，鼓励大家提意见。支部就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评定甲乙丙三级右派，甲极右派要送劳教，乙级右派受处理，但是还留在学校教书。丙级右派的处理更轻一些，充分表现了d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在为甲级右派排座次的时候，老老沙不幸敬陪末座。本来要送去劳教的，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使老老沙不幸之中大幸，侥幸逃脱。第一号右派是一位地理教师，他的右派言论是这样的：他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天文台，好像叫做美国威尔逊山天文台。为什么要把天文台设在这里呢？因为这里的自然状况特别好，大气层的涡流小，看天空特别清楚，看月亮特别的园，星星特别的亮。这就犯了法乐，书记姓岳，把他的话浓缩成两句，“美国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园，星星要比中国的亮”。老老沙的右派言论，是他说粮食定量太低了，吃不饱。岳领导就说，他这么小的个子还说吃不饱，显然是反动之极。老老沙的个子才一米六五，老沙倒是长到了一米七零。老老沙就戴了一顶“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的帽子，在第一类右派中敬陪末座。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反击”的前一天下午，有一位体育教师，姓刘。他发了一个言，也说吃不饱，但是他是一个大个子。他还说吃饭的时候不敢用筷子巴拉得太快，不然一勺饭一下子就没有了。于是“恶毒攻击d的粮食政策”的帽子就给他戴上了。本来他不是第一类右派，这一下名次上去了，把老老沙从甲级队的末尾挤下来。因为那时候右派是有名额的，名额确定以后，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都是违犯d的政策的。老沙糊里糊涂地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幸运。假如老老沙被劳教了，想象一下，今天也许在这里回忆的就不是老沙了。这样，敬陪末座的就变成了刘老师。“反击”的时刻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各级右派登时傻了眼，其中的甲级右派们，被一根绳子串走，劳教去了。老老沙降了两级工资，留校察看，限制使用。县中劳教的右派，后来平反时只有老刘一个人活着回来。现在他身体还很健康。他的生命是他那位令人钦佩的妻子救的。六零年，劳教的大批右派饿死，她省吃俭用，去给刘老师送去吃的，结果都被衙役们扣下来。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把盐和菜油在锅里混着炒，给刘老师送去。衙役们一看就是盐，就没有扣留。老刘就靠着每天多了带有一点油水的盐开水，活了下来。我想这件事如果让那位“岳领导”来回忆，肯定和我的话相反。他可能说那时候的日子好得很，他晚上在灯下排列名单，手操右派们的生杀大权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快乐和自豪。他冷冷地看着右派们一串串走向死亡的时候，心里也一定充满快乐和自豪。很可能当他看到我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会大叫起来： “你这是误导！”“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难道不是故意丑化、居心叵测？”但是刘老师要是看了这些文字，一定会说我说得还差的远，他在白湖农场里的劳教生涯，其恶劣的状况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15 理论家叶俊林的故事本来我要把叶俊林的故事放在后面的，但是现在看来有提前的必要，我在第四节李福贵的故事里,提到一个“团支部书记想耍威风”，他就叫“叶俊林”。他是文革的积极分子，也是刘山庄乃至本大队的革命理论家。本来他已经被内定为“后备干部”了，这内定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出来了，他就更积极了。自己跑到城里考察“文革是怎样进行的”。还差一点被武斗的人打死――两边的人都不认识他。从城里回来以后，他就成了“理论家”。谁都说不过他。他的辩论方法很有水平，按照程序是：第一， 历史的原因是第二， 现实的原因是第三， 最后的结果是第四， 造成的影响是第五， 要全面看问题。这方法一般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加上都在操心吃得穿的，那有闲心听他的革命理论。所以到后来大家都不理他。他实在着急，就到处找人“辩论”。八杆子打不着的话题，他也要跟人家辩论一番。有一次，我在田里给棉花打药。因为属于“技术活”，而且我会修理喷雾器，所以就派他和我去了。我的家庭成份不好，本来见了他就有点心里发虚。实在不愿意搭理他，就不说话。他可能要在我这个城里的学生面前显示水平，就滔滔不绝的一个劲的说。我没有办法，就接了一句，说，这棉花虫真坏。把咱队里种的棉花咬得这个样子。我一搭腔，他立刻来劲了。说：你这个说法有问题。我又不敢说话了。但是他立刻开始对我发表演说，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关于棉花虫的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第一，历史的原因是，棉花虫是个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道你要他没有他就没有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Mzx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第二，现实的原因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研究吃有效对付棉花虫的办法，但是这绝不代表我们今后也研究不出来有效对付棉花虫的办法。我相信在……..的鼓舞下，在……..的支持下，在……….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会破解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填补这个世界空白。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世界的空白，只好任它胡说。第三，最后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贫下中农也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几句话他可背得滚瓜烂熟。第四，造成的影响是，棉花虫会使我们的棉花产量受到影响，这不但关系到我们秋后能分多少棉花，还关系到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越南人民需要衣服吧，他们冬天难道不需要棉衣？我心里暗笑，越南人民确实不需要棉衣。但是我不敢讲，以他的见识，不大可能理解有不需要穿棉衣的地方。还因为他马上就要谈到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就更不作声了。第六， 要全面看问题。这是他最拿手的。可以从这里展开到无限大。同志呀，你还年轻，（其实他就比我大三四岁）。看问题不够全面。比如这个棉花虫如果你只看到他危害我们棉花的一面，看不到他还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不对的，不全面的，有害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棉花虫有什么好的一面？我听他得下文。你看这棉花虫死了，可以做肥料嘛。是不是？还可以做反面教员么，是不是？同志呀，如果一个人，你尽看他得缺点，就是不对的，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居心叵测，就会误导。那个时候不兴说“漂亮的姑娘”。有资产阶级得嫌疑，当然现在可以随便说了。那时候“居心叵测”是个很严重的字眼。 距离我们是几十里路的四十里铺，属于颖上县，那里有个上海来的知青，爱好文学，他别出心裁地写了一个剧本“桃花村的斗争”。他原想一鸣惊人，把剧本直接邮寄到北京的文化部。几个月文化部批回县里文化局，说的就是“mzx喜欢的是梅花，这个人偏偏胡说什么桃花，真是居心叵测。认真查一查，是不是跟桃园经验有关？”这帖子里的人可能都知道“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在四清时搞得。这罪名不得了。县文化局局长亲自来看，一看是个上海知青，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其实叶俊林是个不错的人。他初中没有上完就“文革”了，本来一心想读书。他很有学习的欲望，人又很聪明，如果搁现在，很有可能可以考上一个师范类的院校。他表面上对我很严厉，要尽到“监督”的责任，可是后来，就十分佩服我。尤其是在以后的“批宋江”运动里。他一听我开口，就不再说话，我说得他都不知道。那时社员们都喜欢听我批宋江，只要我开始批，就有人搬好板凳，递上茶水。后来弄得动静大了，外村的都来听。其实我就是讲水浒里一段一段的故事。三打祝家庄啦，智取生辰纲啦，杨志卖刀啦，武松打虎啦，想起哪一段就说哪一段。后来连卖豆腐的焦瞎子也催着队长“什么时候开批斗会”，他知道随随便便地斗一会，底下就是学生老沙――那时还是小沙，开始“批宋江”了。 后来我招工，叶俊林还替我奔走，不知道是害怕我顶了他的“后备干部”，还是真地对我好。我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来教书。我的干儿子的老爹李化才，进城来找我买化肥。那时候化肥很紧张，好在我太太在化肥厂上班，每个工人可以照顾性的买半吨平价化肥。要是没有用的，半吨化肥拿到厂门口卖掉，立马就可以赚50块钱――不少了，我大学毕业的工资才五十三块半。我把化肥都原价给了他，他千感万谢。我又留他吃中饭，问起村里其他人，他就说叶俊林不见了。我大吃一惊。真的可惜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李化才讲，他本来在邻村说了一个媳妇，但是那家的姑娘听人家说他有精神病，死活就不愿意了，宁愿退回彩礼。这打击使他无法承受，结果就真的神经了。他跑了以后，他来爹到处找，找不到，他娘哭得死去活来。我想，他和志愿军战士叶文林，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m的受害者，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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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00 &&
顶！老哥的文章是我在猫坛见到的最好的！！实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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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00 &&
哈哈，打渔杀家，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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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00 &&
文章提交者：我是我自己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哈哈，打渔杀家，好好好！！==================知音啊。我本来就是打算用的，谁知道用拼音一打，就变成“大于沙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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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00 &&
顶。喜欢看真实的历史。您可不算老年人啊，比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年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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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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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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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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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00 &&
我是三春时出生的，从记事的时候，我奶奶就经常跟我唠叨：“你出生的时候，哪个苦啊！门口小二他爸穷的上吊死了，他妈是靠卖血把他们养大的”。我十岁的时候，邻居赶马车的车夫三爷爷对我说：“汪伪政府时，日子蛮好过的”。去年，那个天天说“汪伪好”的汉奸三爷死了，今天看见这个好贴让我又想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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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00 &&
真正好文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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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老年人大于沙家回忆过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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