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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王林涉绑架杀人案(组图)
时间：日07:55 来源：青岛早报
原标题：“大师”王林涉绑架杀人案(组图)
　　16日，江西警方发布消息称，“气功大师”王林因涉及绑架杀人案被调查。2013年以来，因陆续被曝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涉嫌非法行医等，并与官员、明星等政商娱乐圈人士多有交集，王林一直被社会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王林虽涉嫌多宗罪名，却一直安然无恙甚至招摇过市，引发质疑不断。随着“王林事件”的跌宕起伏，诸多疑点仍有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师徒”的恩怨　　互相揭发举报长达两年　　记者从江西省萍乡市公安局获悉，日15时许，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接到报案称，萍乡市民邹某被身份不明人员绑架。对此，安源分局立即依法立案侦查。经警方侦查发现，刘峰 （浙江温州人）、朱礼通（江西上饶人）有重大作案嫌疑。7月14日晚，警方分别在江西、广东将刘、朱二人抓获，经初步审查，刘、朱二人对绑架、杀害邹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警方进一步侦查了解到，黄钰刚（广东省深圳市人）、王林（香港居民）涉及此案。邹某曾拜王林为师，二人关系密切。目前上述四名涉案人员均已到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王林是江西萍乡市芦溪县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王林以“空盆来蛇”“断蛇复活”“纸灰复原”“凌空题词”“徒手断钢筋”等所谓气功绝技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他的气功还被称有治病的神奇效果。2013年，王林接连被举报涉嫌非法持枪、非法行医。　　而王林与其“关门弟子”江西商人邹某的是非恩怨，则是“王林事件”的导火索。　　邹某是江西天宇燃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经人介绍与王林认识。邹某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2009年，他交给王林500万元“拜师费”后成为其“弟子”，此后还陆续被王林索要了近3000万元的财物。　　而王林此前则表示，他并没有接受别人的钱财，更没有利用气功作为敛财手段。王林还借助微博等渠道发布消息称，邹某因房屋纠纷，事实上欠他3300万元，并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要求邹某返还欠款。　　日，记者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旁听了这起房屋纠纷案的二审庭审，二审开庭原因为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由于双方纠纷，王林与邹某“师徒”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利用媒体等手段互相揭发、举报的过程。王林涉及杀害邹某一案的披露，以一种令人诧异的方式为二人的恩怨画上了句号。　　圈子的“魔力”　　经营政商人脉圈多年　　一些“知情人士”认为，“大师”王林确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能量，这种能量实则源于其经营多年的政商人脉圈。　　正是因为这种看似无所不能的人脉圈，为王林平添了神秘感，也让一些抱有各种目的的官员和商人趋之若鹜。　　据办案人员透露，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与“大师”王林打得火热。　　与王林火热的官员不仅仅是陈安众一人。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均赫然在列。　　湖南省交通厅有关负责人曾向记者透露，在湖南交通系统腐败窝案中，一名涉案官员甚至直接要求行贿方将数百万元贿赂款转给王林，以求“消灾”。　　“有的人是真信他的功力，有的人其实是装傻，目的只是想进入这个非富即贵的圈子。”一名知情人士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王林有时真能帮人“平事”，靠的就是圈子的人脉力量。　　待解的疑团　　曾被举报涉嫌多项罪名　　记者追踪调查获悉，王林曾被举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非法行医、诈骗等多宗罪名。2013年，当地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均分别对王林涉嫌非法持枪、非法行医展开调查，时隔两年，两部门均表示仍未掌握有效证据，案情难以突破。随着王林涉及绑架杀人案被警方调查，此前对王林的诸多质疑再次浮出水面：　　一是质疑王林非法持枪。日，萍乡市芦溪县公安局接到举报称：王林持有一支五连发来福枪。同年8月5日，芦溪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峡证实，鉴于举报人提供的情况且有多人指证 “王林非法持有枪支”，王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已经进入侦查阶段。　　日晚，萍乡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日、8月6日，办案民警对王林位于芦溪县、宜丰县的两处住宅分别依法实施搜查，未发现涉案枪支；日，在获悉王林从香港回到深圳后，办案民警赶赴深圳，依法将王林传唤至深圳市公安局接受讯问；日、7月19日，办案民警又先后两次依法传唤王林到芦溪县公安局接受讯问；2013年8月至2015年5月，芦溪警方先后寻找并询问了王林多个地点的社会关系人、邻居等20余人，均未获得有价值的涉案线索。　　二是质疑王林非法行医。针对王林对外称自己的气功有治病的神奇效果，当地卫生部门官员曾表示，王林并未在当地卫生部门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也没有注册执业资格。萍乡市卫计委负责人16日透露，并未查出王林非法行医的有效证据，芦溪县在全县范围内启动了调查程序，未发现有群众经王林用气功治过病，未发现王林在县内医疗机构坐过诊，未发现王林有药品或者辅助医疗设备的采购记录。　　三是质疑王林诈骗财物。邹某曾向记者表示，王林总是各种明示暗示他交拜师费等，当初拜师费就交了500万元，还送过价值500万元的黄金、总价值超过1200万元的房产和豪车，此外每年送过节费、生日费每次不低于10万元。　　四是质疑王林违规修建别墅。日，继王林在芦溪县的豪华别墅——“王府”被摘牌后，又在江西宜春市被网络曝出拥有3栋别墅。此外，有举报人透露，王林在某单位内还修建有一栋三层别墅，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这家单位负责人因“佩服”王林而划给他的地。但因时代久远且涉及个人隐私，这栋别墅是否为王林名下产权，仍未得到证实。　　本组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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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1715-07-17大师“王林们”生存的土壤是什么
查处一个“大师”王林是很容易的，但要防止“大师”坐大，如何铲除“大师”生长和生存的环境，远比查处一个骗子更难，但也更重要。
为何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师”出现？是何原因导致会有如此多的“大师”，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在知名学者司马南与“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二者看来，市场有需求，骗子才会得逞。骗子的产生，有其生存的土壤。
王林的成名，当然也离不开一干名人甚至官员的捧场，除了政界高官外，演艺界的人物就更是多不胜数。这些人的出现，正如南都短评所说的，是大师利用这些人，还是这些人利用大师，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互利用，相互提升，共同骗人。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通常会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同样，每个“大师”或“神仙”成名的背后，也通常会有一些高官、明星、名人捧场，“大师”的“功勋章”里，也有他们的一半。
比如，当初要是没有作家柯云路的“力作”，就不会有“神医”胡万林，也就不会有胡万林医死人的事发生；当初要是没有一些名人以及电视台的力捧，也就不会有“养生专家”张悟本误导公众，骗人钱财、绿豆治百病的事情发生；要是没有高官明星的遥相呼应，王林今天又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正是一些高官、商界大腕、明星和电视台的力荐，所谓的“大师”、“神仙”才得以名声大振，公众才受骗上当。
骗子的成名离不开名人的捧场。骗子借名人抬高自己，名人帮助骗子坐大成名，并从骗子那里医治空虚的心灵，二者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这些年来，胡万林、李一、张悟本，现在的王林，虽然一个个骗子被揭穿，但“大师”、“神仙”循环往复，不绝于世。可以预见的是，王林因为涉嫌杀人，而要受到法律的审判，但各种“大师”、“神仙”还会层出不穷，因为骗子“坐大”的土壤并未消失，这些力助骗子成名继而骗人钱财的名人并未受到任何追究，不论他们是有心之作，还是无心之过，都应被追究相关责任，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查处一个“大师”王林是很容易的，但要防止“大师”坐大，如何铲除“大师”生长和生存的环境，远比查处一个骗子更难，但也更重要。破除迷信易，祛除人们的心魔难。对这种“大师”辈出的怪现象，依然需要社会、媒体和公众的监督，这也是舆论发挥作用的空间。
王林会是时代最后一个“大师”吗
如果说那些官员和名人统统真正相信“大师”的神功就错了，他们其实也在利用王林这个媒介，网罗自己更大的人脉，
“大师”不过在官商之间充当了掮客角色。
如果说，一些官员迷信“气功大师”实则乃“官念”出轨，王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巧妙地整合、放大自己的政商资源，仅就这一点来说，他确实无愧于“大师”称号
“气功大师”王林这一回终于栽了。7月16日，江西警方发布消息称，王林因涉嫌绑架杀人案被带走调查。网友第一时间评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大师”王林这几年的风头可谓是一时无两。凭着“空盆来蛇”之类的江湖把戏，他迅速成为“传奇”人物，并建立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朋友圈，诸多落马高官和他的交集以及各位风头正劲的当红明星和他的亲密合影，即是佐证。
这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们纷纷倒掉的时代。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神医”胡万林、“道长”李一等“大师”纷纷现出原形，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继任“大师”王林的走红。在充满仪式感和偶像崇拜的氛围中，王林作为“大师”的标签甚至越发闪亮，哪怕他的高官朋友纷纷落马，他还是风光依旧。
早在1934年，鲁迅先生为耳中听字这个在中国相传已久的“小戏法”写了一篇题为《朋友》的杂文。他说，“我在小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但谁能想到，类似这样的简单的“小戏法”，在今天依然拥有不小的市场。尤其是，当人们发现政府官员、商界巨擘、演艺明星等社会精英都抛弃了科学、理性和常识，拜倒在王林的“戏法”面前，会作何感想？这种景象又照出了怎样的时代荒诞？
当然，在这里，科学精神的缺失还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权力与利益的缠绕使然。如果说那些官员和名人统统真正相信“大师”的神功就错了，他们其实也在利用王林这个媒介，网罗自己更大的人脉，
“大师”不过在官商之间充当了掮客角色。
实际上，王林作为政商掮客的身份此前就已曝光，《新京报》曾经报道，王林为官员的仕途凶吉占卜、出谋划策，广为传播的一个细节是，王林对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说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这其中还有不少利益交换，部分官员是王林“特异功能”的传播者，并向他介绍更高级别的官员。
如果说，一些官员迷信“气功大师”实则乃“官念”出轨，王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巧妙地整合、放大自己的政商资源，仅就这一点来说，他确实无愧于“大师”称号。这就不难理解，早在2013年，在媒体的轮番讨伐和网友的推波助澜下，王林苦心经营的神坛就已轰然倒塌，但他为何能够毫发无损。曾有媒体整理出王林涉嫌私藏枪支、非法行医、诈骗财物等七宗罪，有关部门也曾发话“绝不能让王林逍遥法外”，但结果呢？
对于这桩引起广泛关注的王林涉嫌绑架杀人案，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查清事实，呈现真相，给“大师”一个交代，给公众一个交代。王林也许终有一天会被人们所淡忘，但问题是，他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个“大师”吗？
舆论别急着为“大师”定罪
“大师”从来都不是从天上空降，而是从我们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对“大师”神通的过分想象、渲染，就是“大师”成长的土壤。
“大师”王林的“关门弟子”邹勇被绑架、谋杀，两名嫌凶随即落网，“大师”王林本人亦因涉案而被江西公安机关拘押。
自从王林的“大师”身份和丑行曝光，公众、舆论就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何时才被收监关押，等待着他的“七宗罪”被一一坐实。尤其是随着江西警方先后宣布，王林所涉及的非法行医罪、非法持枪罪，均没有发现有效线索和证据，公众和舆论的焦急更是进一步转为焦虑，猜测甚至认定这些案件不能坐实，都是王林背后的“靠山”在继续发挥着作用。恰在此时，王林的弟子兼死敌邹勇被人绑架杀害，王林也因涉案而被拘押。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咒语终于被证实，舆论自然长出了一口气，就连平素最为冷静的评论者，也禁不住欢呼“‘大师’终于栽了”。
但这所有的欢呼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王林至今仍然只是“涉案”。按照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无罪推定原则，现在的王林最多只是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是千夫所指、劣行累累的“大师”。王林在这起绑架谋杀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起到了何种作用，只能由法庭经过严格认真的审理最终确定，而不能靠公安部门流出的只言片语推测，更不能按舆论的期待和猜测进行大胆的勾勒想象。因此，在法院审理之前，就欢呼“‘大师’的末日”，甚至开始分析王林获罪会给他背后的势力带来何种影响，实在是有点操之过急。
其实回顾舆论在王林事件中的焦急表现，本来就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譬如媒体反复提及的王林的“七宗罪”，既非司法机关指控，也非公安部门归纳，而是由和王林有着诸多利益纠葛的邹勇所提出，其指控的效力和被坐实为真实罪名的可能性本来就大可怀疑。至于其中的非法行医罪和非法持枪罪难以证实，其实也不难理解。除了王林自吹自擂和所谓“患者”替他吹嘘之外，指控王林非法行医，需要更具体、扎实的证据。而对于王林这样既不挂牌坐堂，也不开方拿药的“大师”来说，要证实其非法行医，显然比指控胡万林那样公开挂牌的“神医”困难很多，甚至很难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至于非法持枪罪，在缺少枪支这一关键物证的情况下，更是很难指控定罪。
王林被拘押之后，网上流传多份王林的“承诺书”，其内容都是承诺某某帮助将邹勇起诉、判刑之后，可以得到王林给予的数百万报酬。这些承诺书，也成为舆论指控王林有买凶杀人动机的新证据。但翻遍这些承诺书，其对被求助者的诉求，都是希望对方能用法律手段扳倒邹勇，甚至置其于死地，却没有一份明示或暗示对方采取非法手段。如果仅有这些书证出现在指控王林的法庭上，反而可能成为帮助王林脱罪的证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成为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号。但坏人与好人在法律面前同样平等，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而这却恰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本来含义。因此，不管王林过去的行为多么可恶，在其接受法律审判时，仍然和其他所有好人一样，享有依法自辩的权利；法庭欲对其依法定罪，依然需要充分且可靠的证据。
“大师”对社会的危害甚大，但“大师”从来都不是从天上空降，而是从我们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对“大师”神通的过分想象、渲染，就是“大师”成长的土壤。甚至在“大师”被揭露之后，这种想象和渲染依然没有随之终止，对王林的政商圈子的过度想象和对案情背景的无尽渲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大师”仍在散发着的“余威”。其实江湖术士从来都少有善终，不同的是，今天的他们不会再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烧死，而是必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接受法律的审判。
中国富人为何不热衷做慈善
财富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文明优雅，反而让他们感到空虚和不安，于是就把大量财富用于奢侈品消费，以弥补过去的“苦日子”，见证自己今天的成功与荣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上海信托日前发布《治财有道——中国民营家族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资产配置不够多元化，对慈善认知尚有缺失，仅37%的受访者对慈善活动感兴趣，83%的受访者的慈善投入在资产总额中占比低于1%；救灾捐款成为慈善支出的重要部分，体现了很强的随机性，通过红十字会等传统渠道捐赠的占60%以上。
无论就人数还是资产规模而言，民营企业家目前在中国富人群体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上述报告提及的民营企业家对慈善活动的关注度（37%），以及慈善投入在总资产中的占比（1%）等，在中国富人群体中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西方国家富人拿出相当比例的资产投入慈善，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范式。2010年股神沃伦·巴菲特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夫妇发起“捐赠誓言”活动，迄今已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37位亿万富翁作出承诺，至少捐出一半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其中，美国最大的电子病历厂商之一Epic公司创始人朱迪·福克纳，最新承诺捐出99%的个人财富投入慈善公益。而早在2008年，比尔·盖茨夫妇就决定“裸捐”，将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而不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中国富人与西方国家富人在慈善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并非仅仅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富有，背后当另有诸多缘由。
比尔·盖茨去年曾批评中国富人热衷奢侈品有余而投入慈善不足。他说，中国的富人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翁品味”的东西，如艺术品、湾流私人飞机、DRC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但还没有真心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他呼吁中国富人不但要为救灾慷慨解囊，还应当有系统性、常态化的慈善行为，例如向卫生事业捐款，捐款给大学做研究，以及为残疾人捐款等。比尔·盖茨的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消费奢侈品和投入慈善，哪个对中国富人更有吸引力？
据统计，2013年中国奢侈品本土消费为280亿美元，境外消费为740亿美元，中国富人买走了全球47%的奢侈品，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户”。2014年，中国奢侈品本土消费为250亿美元，境外消费为810亿美元，中国富人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继续稳坐“奢侈品消费第一大户”之位。奢侈品向来是高品味和高附加值消费，奢侈品消费心理和行为，最能彰显消费者的旨趣和风范，然而在中国一些富人那里，奢侈品消费异化成了“炫耀性消费”和“报复性消费”。这些富人或者是过去“穷怕”了，或者是致富后“穷得只剩下钱”了，总之财富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文明优雅，反而让他们感到空虚和不安，于是就把大量财富用于奢侈品消费，以弥补过去的“苦日子”，见证自己今天的成功与荣耀。正所谓“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一个国家的富人群体要形成科学、理性的奢侈品消费观，真正做到合理消费奢侈品，而不是被奢侈品“消费”，大约也需要三代人的时间。
同样，或许是因为在中国致富颇不易，富人们格外看重财富的“私有”属性，而某些一夜暴富的人，对自己的财富更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担心稍有不慎财富就可能灰飞烟灭，因此总是要把钱紧握在手中，而不能轻易散财，对慈善公益的投入，往往也是过于“抠门”。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在富人群体中培养科学、理性的慈善观念，让富人们充分认识到，在现代社会，当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尽管在所有权上属于“私有”，但在财富创造过程、使用过程及产生辐射带动效应过程中，个人财富已经具有高度的“公用”属性，富人将部分财富用于社会慈善事业，是这些财富最好的归宿。
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说得好，“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西方国家许多富人把大部分家产都捐助慈善，而不是耗费于奢侈品，不是传之子孙，他们的财富因此避免了耻辱的结局，回归了“公用”的本位。中国富人热衷奢侈品消费而吝于慈善，富人做慈善在中国成了“奢侈品”，这样的失衡与错位，不只是中国富人的悲哀，也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悲哀。我们也许要花“三代人”的工夫，才能建设成熟的奢侈品消费文化和慈善文化，而当务之急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反腐败斗争和反“四风”工作力度，并针对奢侈品消费出台特定的重税政策，为富人的奢侈品消费热降温。
中国富人以人群基数之大、拥有资产总额之巨，即便将奢侈品消费的5%转而用于慈善，或者每年慈善投入在资产总额中占比再增加1%，对慈善事业都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提升。为充分开掘富人投入慈善的潜力，亟须拓宽传统的慈善参与模式和渠道，形成多元、开放的慈善投入格局，打造公开透明、高效公信的慈善制度体系。当前尤需纠正长期以来对慈善捐赠的歧视性重税政策，尽快出台大幅度税收减免措施，引导富人将财富多多益善捐助社会慈善事业，特别是将用于“炫耀性消费”、“报复性消费”的部分财富转而用于慈善，使中国富人做慈善不再成为“奢侈品”。
大忠之路：大隐隐于朝
殊不知，鲜花不妨由粪水浇灌，莲藕必经由污泥而生。人生除了独善其身和同流合污两条路，还有刘殷、狄仁杰、郭子仪们的道可走……
在中国历史上，忠臣死于昏君之手、君子倒在小人脚下的惨案层出不穷，让人无限愤懑与失望。好在一些忠良容于残暴昏庸之君和奸佞邪恶小人的星星之火，给人以烛照之光。
五胡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之主刘渊死后，他的第四子刘聪弑兄篡位，十分残暴，异常荒淫，平时忠臣良将向他进谏，一如去见阎王——十有八九都因言获罪，自取灭亡，但宰相刘殷却是个例外。
刘殷每逢刘聪与群臣商议朝政时，不多说话，也不明确表态，更不当面冒犯，违反圣旨，及至大臣们次第离开，刘殷则单独留下，针对具体事宜条分缕析，建言献策。每每此时，平时动辄滥杀进谏大臣的暴君刘聪就像个听话的孩子，对刘殷的合理化建议照单全收，一一采纳。
刘殷常告诫子孙说：“事奉君主，遇事当力求‘几谏’，私下劝说，委婉进言。我们对平常人尚且不能当面揭短指过，更何况是对皇帝!‘几谏’只是不明说君主的不足和过失，效果并不比犯颜直谏差”。故此，刘殷当宰相期间，对国家、同事和百姓“补益甚多”，他得到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乘舆入殿”等特权，在乱世、暴君之下罕见的长寿善终。
唐中宗时，面对武则天谋权篡位，长孙无忌、褚遂良、裴炎等数十位大臣坚决反对，英国公与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薄骆宾王等人起兵反武，李氏宗室更是纷纷响应。与之相反，时任洛州司马狄仁杰选择了默认，并一再接受了武则天的提拔。
狄仁杰升任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武则天有天对他说：“你在汝南时，政绩斐然，表现优异，但依然有人中伤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如果陛下认为微臣有过错，微臣就改;如果陛下明白微臣并无过错，这是微臣的幸运。微臣情愿把中伤我的人当作无名朋友，不想知道他是谁。”
告密之风兴起后，陆续被诬陷诛杀的“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狄仁杰也因来俊臣诬陷而下狱。当时律法规定，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狄仁杰主动对来俊臣认罪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口供，遂将狄仁杰收监，只等行刑期到，未再严加防备。狄仁杰趁机把控诉冤屈的“上访信”塞在棉衣里送出狱，呈给了武则天。武则天随即让来俊臣与狄仁杰当面对质，问狄仁杰说：“你为什么承认造反?”狄仁杰回答说：“我如果不承认造反，已经死于酷刑了。”正是得益于武则天的这次召见，狄仁杰死里逃生，幸运出狱。
到了武周后期，后宫男宠张易之自知为恶太多、命运难测，私下请教狄仁杰如何能“安全着陆”、永享富贵。狄仁杰语重心长地劝告说：“当今之计，你应当力劝陛下迎接庐陵王李显入宫，立为太子。这样你就立下了大功，太子即位后必会宠信你。”张易之深以为然，便不时对武则天吹“枕边风”。狄仁杰瞅准时机，开导武则天说：“姑侄与母子谁更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可以配享宗庙。若立侄子武三思为嗣，从没听说哪位皇帝会在太庙中供奉姑母……”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感悟了武则天，她当天就派人到房州(今房县)迎回了李显。
武则天曾问狄仁杰：“朕希望找到一位杰出人才委以重任，您看谁合适?”狄仁杰问：“不知陛下想委任什么职务?”武则天说：“我想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回答说：“如果您所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人选。如果您一定要类拔萃的奇才，则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于是提拔张柬之为洛州司马。几天后，武则天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推辞说：“您还没有任用微臣推荐的张柬之!”武则天说：“我已经提拔了他。”狄仁杰回答说：“我推荐张柬之作宰相，不是用来作司马的。”武则天不得已，遂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后来又拔擢他为宰相。
除了力挺张柬之外，狄仁杰还举荐了夏官侍郎姚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称赞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老臣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个人打算。”诚如斯言，狄仁杰死后，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联手策动了“神龙政变”，一举匡复了唐室。
狄仁杰在其为官心得《宦经》中说：“求小以直，求大以曲。外愚内明，君子也。”在人人自危的武周王朝，狄仁杰品德高尚却灵活机变，他宽容小人，忽悠恶人，利用奸人，曲线救国，再造唐室，在实现人生目标的同时智慧地保全了自身，让世人感念他的功勋，更铭记他的为人。
唐代另一名将郭子仪也是个令人称奇的政治大家、人际高手，他不仅对皇上忠诚，对部下宽厚，对奸邪小人也能大度包容，以至能化敌为友，趋吉避祸。
唐代宗年间，正当郭子仪在前线泾阳浴血奋战时，宦官鱼朝恩却在后方指使恶徒挖了他家的祖坟。郭子仪从泾阳回朝后，皇上和群臣莫不担心郭子仪大动干戈而反叛。然而郭子仪见了皇上绝口不提此事，一听代宗提及，郭子仪面对满朝文武痛哭流涕说：“我长期带兵打仗，未能完全禁止士兵挖别人的祖坟。如今有人挖了我家祖坟，这是天谴报应，不是有谁故意跟我过不去。”就这样，一场随时可能发生的流血斗争由于郭子仪的犯而不校而风流云散。不久，鱼朝恩又邀请郭子仪去他的私人寺院章敬寺进香礼佛，有人悄悄提醒郭子仪“鱼朝恩心怀歹意，图谋不轨”，郭子仪的部下也强烈阻拦。但郭子仪不为所动，仅带了几名家僮前往。鱼朝恩见郭子仪随从寥寥，坦然而来，深感意外，十分惭愧，他泪流满面地对郭子仪说：“只有你这样的长者，才对我毫无疑心不戒备啊!”自此，鱼朝恩渐渐改变了对郭子仪的态度。
有一次，貌丑心毒的御史大夫兼长安行政长官卢杞探望生病的郭子仪。郭子仪一改平时不避姬妾随意会客的习惯，早早吩咐众姬妾躲进内室，独自一人凭几而坐，异常庄重客气地接待卢杞。事后，有人问及原因，郭子仪回答说：“卢杞面貌丑陋，阴毒险恶，心胸狭窄，女人见了他难免发笑。一旦这样得罪卢杞，他以后得志之日，就是我们大祸临头之时”。果不其然，卢杞居相位后，独揽朝政，忌能妒贤，大肆陷害、排挤、报复他不待见的忠臣良将。但卢杞始终敬重郭子仪，对郭家礼遇有加。
也许正因为郭子仪能这样忍常人所不能忍，容常人所不能容，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他历经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都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忌，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在大富大贵中高寿八十五岁而终，于国于民都造福良多。
古语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千百年来，孔子等无数圣贤择君而就，“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却只是自在了自己，无甚益于国家和人民；屈原等无数忠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却只是向乱世昏君和奸佞臣服，并未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陶渊明等无数名士辞官归隐，终老山林，却只是让位让权让路于贪官污吏，浪费了报效、造福国家和人民的机会。殊不知，鲜花不妨由粪水浇灌，莲藕必经由污泥而生。人生除了独善其身和同流合污两条路，还有刘殷、狄仁杰、郭子仪们的道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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