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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火车资讯马龙闪：戴着镣铐写日记
&　　日记是反映时代和人生的一种特有形式。对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来说，如果缺少了日记这一特有的文献式样，就难感性触摸到时代历史的鲜活脉动，难以透彻窥见并透视出该时代人的微观心灵世界。
　　以往，我总以为，没有日记，怕记日记，是我们一代人的憾事，一整代人的悲哀。最近，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钱钟书为何要拆&金玉良缘&？》一文，才悟到远远不是如此。
　　实际上，数十年来被扼制、被湮灭的远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日记。我辈一代，多有同感，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写日记的恐惧症，生怕自己&整自己的材料&，亲笔留下日后挨整的记录，因此，许多人都中断了曾经持续多年的日记；但是，讵不知在我辈之前，上代人也有不敢保存和收藏前辈人日记的问题！
　　前些年，只晓得吴宓朋友怕惹祸患，曾烧毁他部分日记的事；原来，钱钟书老父亲钱基博（年）的日记，遭遇的命运更为悲惨。他曾把自己20多年记下的上百本日记交给女婿石声淮保管。在文化大革命中，石声淮怕人们辨认出钱基博的笔迹，在恐惧中将老岳父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这是何等令人痛惜之事啊，这样珍贵的历史文献，浸透一生心血的治学心得和人生感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几十年间，在历次运动中，又在多少知识人的身上屡屡发生过！
　　从五十年代起，在每次运动中，因日记惹祸的，每每有之；出于对惹祸的恐惧，有多少人焚毁了自己的或者亲朋的日记。我们每每喟叹，今日之中国，匮乏当代日记之文献。笔者在网上搜索后初步统计，自1979年到2012年，在大陆和港台三地，出版从19世纪初至今200年的日记类图书，共计300种左右，而涉及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这一甲子的日记，仅有20多种。也就是说，在占了三分之一时间的这60多年间，日记出版的数量，还不及200年总数的十分之一。至于有关人物一生完整日记的存世数量，那就更加屈指可数了。笔者愚陋寡闻，大陆除竺可桢一部完整日记存世，其他就很少闻见了。可见当代中国大陆，完整日记之稀缺，是其来有自的。这消失、毁弃的日记，实际涉及的不只一代人，而是几代人。这日记的毁弃和消失，实际上毁弃和消失的是时代的记忆、历史的足迹。这种珍贵文献的损失，等同于是把真实的时代的记忆，扔进了历史的黑洞，付之永恒的空鳎俏蘅擅植埂⑽薹ㄍ旎氐摹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在中学读书之时，老师和学校还是提倡写日记的。写日记的好处人人知之，既可养成严谨的生活学习习惯，&吾日三省吾身&，日日上进，又能经常磨砺思维，提高表达能力，练习文笔。当时，班上不少同学都有记日记的爱好和习惯。笔者当时也是其中之一。那时，无论功课如何沉重，事情如何繁多，就寝前记上一笔当天的日记，是必做的功课，否则，生活就像欠缺了些什么。实在贻误了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是定然要补上去的，不然就仿佛欠了一笔生命的账。生活中的点滴体验，读书时的丝丝心得，思想感情世界的微微萌动，都是日记的题材和内容。那时，在城镇中学读书，都是住校，大家白天上课，晚上在大教室自习，在大寝室通铺住宿，从早到晚，每人的一切活动，一举一动，全都在众目之下，被看在大家眼里。班上有哪几个同学记日记，老师同学都明明白白。最初，写日记也没有什么顾忌，因为是听从教导，得到鼓励的，自然也是光明正大的。但到后来，不知道是从何时起，班主任老师把思想工作&深入&到某些同学的日记中来了。不知道是班主任的点子，还是个别团干部的主动&请缨&，待教室里没人时，他们竟私下翻开人家的日记，探查起&活&思想来了。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弄得班上疑神疑鬼，气氛紧张，师生之间、团群之间，关系恶化，甚至出现严重对立情绪。
　　人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青春萌动期，情感、思想是十分敏感脆弱的。一般对自己深密的所思所想，是不愿外人触动、知晓的，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而只能一个人暗自在日记中吐露的话语，一旦被别人&&老师同学，了解了去，那种惶恐甚至羞怒是难以形容的。以粗暴方式闯入这块禁地，对他们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这种偷窥日记的事情一发生，同学们都警觉了起来，一个个把日记抱得更紧了，生怕被人发现给偷看了去。渐渐地，写日记在同学中间甚至变成一种&秘密&，一种&地下工作&：谁也不敢在教室里，在人们眼皮底下打开日记，变成了躲在寝室偷偷写，或者干脆跑到野外去写。
　　事情还远不止此。1957年底至1958年春，在中学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中学生中间替代&反右&而进行的一场所谓&和风细雨&的&教育&。随着运动的开展，所谓&黄色日记&、&反动日记&事件，被一桩桩揭发了出来。在全校大会上，一当&黄色&、&反动&这两个从未听说过的可怕字眼，给叫得漫天响，被宣布出来，凡有日记者，个个心里打颤，人人心神不安。什么是&黄色日记&，什么是&反动日记&，大家似是而非，谁也分不清界限，生怕自己的日记也沾上了边儿，个个神经紧绷，被吓得魂飞魄散。
　　日记案件一被揭露，被看作是学校运动局面的一大突破。紧接着，运动深入到&交心&上来，号召&上缴日记&，全部彻底、毫无保留地&向党交心&。凡有日记者，像吾辈，都在高压气团之下，把日记缴了上去。当时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怕被从日记中&挖&出问题来，甚至借故跑回家去，连夜用不同墨色，誊录出一个新本子来，以应对上缴。
　　当时，批判的锋芒横扫一切：有考&北大清华&打算的，是想&成名成家&，个人主义；爱读巴金《家》、《春》、《秋》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对党员班主任有意见的，是&反党行为&；几个同学要好，对团干部工作不满，一块有所议论的，是&落后小集团&，甚至&反动小集团&，不一而足。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切的所思所想，都几乎成了批判的对象；都必须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以笔者当时的情况，日记中虽无当时标准的那些&黄&和&反&，但所谓&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之类，是免不了的；至于对班主任（党员）工作和团干部&窥日记&、&小报告&之类，在日记中时而发些牢骚或不满，也是有过的。所以，日记上缴之后，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生怕把日记弄到什么&黄&&反&之类的&纲线&上去。
　　当时以日记文字定罪，在各地学校是普遍发生的现象。就我们河南宜阳二中而言，上届有个王姓同学，就被定成了&反动学生&。那场&和风细雨&的&教育运动&，是我们经历的第一场运动，真是惊心动魄：班上有几个同学要好，平常来往多一些，课余曾上街吃过饭，假期也一块聚玩过，不知怎么到最后，被学校突然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据说最要害问题是&反对&党员班主任金某，还要派一个年龄最小的去美国留学，成员共5个人，其中3个毕业前被逮捕法办，关进县城监狱；其他两个按&反动边缘&学生处理。我们高二这个班，总共40多个人，仅牵入这个集团的就达5人，还不包括涉及其他问题政审不合格，不予毕业、不准升学的。
　　但过了二三年，经复查，都作了平反和甄别。被称所谓&黄色日记&的，其实不过是写了对某某女生的好感或暗恋；最&大逆不道&之处，也无非是写了青春初萌或者初恋时的一些情况；所谓&反动日记&，也只是表达了对党员班主任或团干部的某些不满；最最&尖端的&，也无非是涉到了1954年统购统销后农村的市场萧条和粮食紧张。以日记内容定性的那些所谓&反动学生&，以及我们班那个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都一一得到了平反。这些迟到的平反，虽然把他们从狱中&救&了出来，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帽子，但&劳改释放&四个字，在不明就里的农村人眼里，仍然是沉甸甸的，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年轻轻的学子，因被牵入&日记案件&，或被定成&反革命小集团&，就被葬送了一生。
　　那年月，类乎这样的&日记案件&，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发生的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最近与来自东北的一位朋友闲聊，我提到了中学时代的这些情况。他惊异道：&哎呀，何其相似啊！我们那里发生的，与你们中学的情况一模一样！&接着，他讲述了他哥哥因日记中的一句话被打成&反动学生&的事；而他本人，就是因哥哥的教训而从来不敢写日记的。也同早年的这些经历有关，他虽在高校教书，在学术界厮混这些年，对同政治意识形态接近的一些问题，是从来不敢涉入，更不敢发表什么文章。
　　五十年代后半期以后，少有的几个坚持日记的我辈之中，几乎没有不给自己的日记当&检查官&的。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我辈日记之中，总有&跟&社论，喊口号的痕迹，或者就是对重大敏感问题避而不谈，干脆自我&封笔&或下&封口令&的。
　　三年大饥荒年代，对我震动最大、印象最深，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60年暑假回豫西农村探亲时的见闻。那年夏天，正是河南饥荒向着更严重阶段发展、更加恶化的时期。我返乡是在8月中旬，当时正值麦收不久，本来应是家家有粮的季节，但回乡后，到处是缺粮的哭喊之声。周围的人都饿得瘦骨嶙峋，面带菜色，有些简直就饿变了相，难以辨认。最使我感到可怕的是，住在我家同院的一个叫王娃的邻居，他是扛长活出身，原来长得又高又大，膀宽腰圆，可这次回来，见他完全变了样，不，是完全变了形：两眼深深陷成两个黑窝窝儿，眉骨凸出，颧骨大高，只剩下一层黄裱纸一样的皮，包着骨头。我简直不敢正眼去瞧他的脸，因为他就活像一具出土的骷髅，只不过还包了一层皮。我把眼睛移到他的周身，也酷似一具骷髅：小腿已经没有腿肚，只剩一层蜡黄色的、薄纸一样的皮，紧紧贴在骨头上，两只小腿像两根麻杆；连着大腿的膝盖，骨头突兀得更加可怕，似乎已无力支撑他的全身。走起路来，他两臂摇摇晃晃，身体趔趄着，两腿向前一趑一趄，每步只能向前移动巴掌远，活似一具移动的骷髅。这形象太可怕了，我简直不敢长时间正眼去瞧他！后来听妈妈说，我走后二十来天，他就死去了。除他之外，在上村下院，我还看到不少饿变了相的情况，原来很熟悉的一些人，此刻都饿得眼窝深陷，难以辨认了。见面第一眼，初看认不出来；睁大眼睛再看，仍然辨认不出来，到第三眼、第四眼仔细再看，才勉勉强强辨认得出：啊，原来这是李大叔，那是王大妈&&一年半后，在1962年初的那个寒假，我又回乡一次，上次回来见到的那一批饿变相的人，全都去世了。
　　这些见闻，每想起来就心生颤栗。我想翻检一下自己的日记，看看对那次回乡是怎样记述的。我翻箱倒柜，终于翻查到了1960年的日记。8月，我是记了日记的；回乡情况是：8月6日动身，在郑州访友一天，经过洛阳，艰难搭乘汽车，顺访了中学母校，经过四五天的旅程，10日晚上天黑，回到了家乡。第二天，即8月1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阔别一年后又回到家乡，我带着无比惊喜的目光，仔细观察着家乡的每一细微变化。从看到家乡的第一眼，我就用贪婪的注视，眺望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繁茂的田野。
　　在北京就听说河南200多天未雨，家乡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那时我曾为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焦虑过。通过报纸和来自家乡的新闻广播了解到，尽管今年灾害严重，但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无比生命力的人民公社，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同自然灾害英勇顽强的斗争，今年仍然取得了农业丰收，这种丰收可以和1958年的大跃进相提并论。这已使我惊异万分：200多天没下雨，三茬庄稼歉收，但仍取得丰收，保证了人民生活不受影响；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1942年，家乡仅40余天未雨，仅一茬庄稼受损，就给人民带来无比沉重的灾难，广大群众倾家荡产，四处逃荒要饭，导致饿死于如此微不足道灾害之下的就达300多万。今昔对比，这样明显，怎能不叫人惊叹不已呢？
| 责任编辑：邵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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