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凝聚力量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的历史经验》书摘
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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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凝聚力量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的历史经验》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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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第一章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训说起一、太平天国运动的教训杨克敏曾提到“太平天国的编制法”靠拜上帝会来凝聚力量“两个太阳”的太平天国二、维新志士的教训帝党的力量与虎谋皮有气无力的“笔刀”还有一种力量三、孙中山的教训人心涣散的革命党人政治上软弱而迂腐的革命党人手无兵权的“梦想家”第二章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一、工人阶级有力量最先呐喊的人唤醒后的工人阶级革命启蒙二、在工人阶级中凝心聚力改名换装，跟工人交朋友工人自己的学校工会或工人俱乐部掀起革命波澜：罢工，罢工！三、从浪尖到波谷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站到了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第三章寻找革命的同盟军一、国共两党在困顿中携手共产党的优势正是孙中山所想要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共两党携手掀起大革命高潮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帮国民党从低迷中走出二、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马克思、列宁对农民力量的认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中国农民运动大王”澎湃阮啸仙和邓中夏对农民力量的认识三、毛泽东与农民运动湖南第一个农运组织——岳北农工会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从农讲所到井冈山刚刚被唤醒的中国农民阶级第四章工农革命的主心骨一、提出到农村建立革命大本营的战略要不要继续攻打长沙？在井冈山找个落脚点谋划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二、解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土郎中刘亮玉的疑问挥之不去的疑问来自井冈山以外的悲观情绪林彪的来信毛泽东的解答三、提出中国革命新思想、新思路、新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政策农村建党，重在思想第五章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一、永新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永新暴动撤往井冈山大力经营永新二、宁冈县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宁冈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让反动县长在宁冈无法立足到井冈山上打埋伏迎接毛委员三、莲花县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莲花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贺国庆与莲花一支枪从一支枪到一支部队四、遂川、酃县、茶陵县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陈正人与遂川地方党组织三个党员重建酃县党组织茶陵县的革命精英第六章党指挥枪一、缺乏统一领导的教训擅自收编邱国轩部的后果王新亚没听潘心源的劝告湘南特委被“一网打尽”的教训“八月失败”的教训二、溃而不散的部队能不能抓住部队？“大汾劫难”检验“三湾改编”的成效从未发生叛变逃跑事件一支部队要有军魂三、陈皓、袁崇全拉不走这支部队陈皓叛变投敌事件袁崇全拉不走这六个连第七章建设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一、组织不纯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叛徒对酃县党组织的危害纷纷反水的共产党员二、从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中共早期为什么没有惩处叛徒的记录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叛徒出卖同志、危害革命井冈山时期的几个叛徒“九月洗党”三、思想建党是根本成分复杂的革命力量从三大纪律抓起毛泽东的感叹毛泽东的探索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政治训练四、相忍为党、胸怀全局毛泽东第一次失去前委书记一职谭震林、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前委书记一职毛泽东第三次失去前委书记一职朱毛历经磨难不分家如何认识并推选出堪当大任的政治家？陈毅是一个好同志！第八章千古胜负在于理一、专注于“笔杆子”用“笔杆子”唤醒民众林祥谦的血虽然没有白流共产党依然热衷于“笔杆子”二、当正义没有武力保障时笑里藏刀的蒋介石残暴的许克祥革命阵营的最早回应措施武力不能解决人心问题三、野火烧不尽奋起反抗刀柄操在别人手里要不要散伙？从行洲标语群看民心所向第九章创建一支为工农撑腰的军队一、寒冬腊月盼春风没有武装，就没有我们的活动余地井冈山下的“彭霸天”实现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条件二、国共合作办军校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彷徨中的孙中山找到了出路黄埔军校里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红色军事家三、探索建立自己的军队从叶挺独立团到朱毛红军杨闇公与朱德、刘伯承到苏联学习军事到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政干部培养“农民运动的战斗员”建立工人纠察队第十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蒋介石教会了共产党认识“枪杆子”早期的认识枪杆子打出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枪杆子打出井冈一片红二、红色政权的大印和枪杆子交给谁？接地气、有谋略、有胆略、有信仰草根干部谭震林泥腿子县长文根宗挑大粪的农民县长王次淳后勤大总管余贲民军事助手张子清从井冈山走出来的政治元帅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地是根，枪是胆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第十一章凝聚力量的法宝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宝谁是真正的敌人？国民党新军阀反动民团肖家壁、罗克绍、胡凤璋等人二、人数最多的同盟军农民力量崭露头角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就支持谁谁最早喊出“共产党万岁”？三、一支不可忽视的同盟军维系民生需要这支力量给中小商人一个舞台“焦土战略”的教训第十二章绿林武装也可以改造成革命力量一、逼上梁山的绿林队伍井冈山上的马刀队“杀母夺妻”之恨从马刀队到保卫团从保卫团到农民自卫军营救永新的同志裁缝出身的王佐自立门户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二、改造袁、王部队上山与绿林交朋友大仓村里的“鸿门宴”步云山上训练袁文才的部队毛泽东给王佐的三件见面礼毛泽东点将何长工开启王佐心灵大门的钥匙走向新生三、历史教训土客籍的矛盾土客籍的矛盾带进了党内宛希先被害诛杀袁、王的导火线悲剧发生回头看历史第十三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敌人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范石生与蒋介石的矛盾与范石生的合作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离开范石生部对湖南取守势对江西取攻势二、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毛泽东宣布俘虏政策敌人恶毒的宣传俘虏为什么可以感化？释放一个俘虏就是派出一个宣传员从懦夫到勇士只打挨户团，不打灶头勇毕占云起义第十四章凝聚力量的思想基础一、凝聚力量的根本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毫无气节的叛徒共谋大业的志同道合者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何长工一家三十余口惨遭杀害在共产党员人头落地时加入共产党聚集在井冈山上的大学生们第十五章凝聚力量的情感基础一、人格的魅力怎样识别共产党？官兵一致，和衷共济榜样的力量二、无私奉献，勇于胜利背叛豪门干革命满门英烈三、赴汤蹈火我为先伤亡率最高的岗位更无豪杰怕熊罴第十六章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一、从“冷冷清清”到“热热闹闹”老百姓真的怕红军吗？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不要怕农民满脚是牛屎宣传鼓动的灵活性二、通俗易懂的宣传鼓动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宣传龙开富：挑皮箩也能干革命标语口号的作用口头宣传的经验三、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士委会内设娱乐科红色歌谣的力量有客家山歌韵味的革命歌曲后记第一章从近代中国历史教训说起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凝聚力量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的历史经验第一章从近代中国历史教训说起在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的历史经验之前，有必要对井冈山斗争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力量的实践和探索作一个简要回顾，也有必要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维新志士凝聚力量的实践和探索作一个简要回顾，甚至还有必要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领袖们凝聚力量的实践和探索作一个简要回顾。为什么呢？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来解释：因为历史是无法割裂的。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到了延安时期就已经高度重视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的继承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对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珍贵遗产的态度已经成为全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了。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出这么一句话，应当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通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出来的。这个实践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伟大实践。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另一个则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个阶级或政治派别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着可以依靠的力量及其凝聚力量的办法。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政治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运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这三次重大政治事件中，生动展现了中国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凝聚力量的办法和途径。从凝聚力量的角度去回顾这段历史教训，对我们考察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的历史经验或将拓展新的研究视野。一、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教训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载，转战十八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杨克敏曾提到“太平天国的编制法”杨克敏，也叫杨开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的堂弟，井冈山斗争时期曾经担任过一段时期的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日，他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讲到“红军情形”时，有这么一段文字：“军队的编制仍是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中央所指示的太平天国的编制法，不知它的内容如何，无从悬拟，所以只得仍照旧编制。”杨克敏：《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杨克敏这个报告既提到了太平天国的编制法，也提到了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成败得失是有较多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早年也曾经参加过新军，经历过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井冈山斗争时期另一个主要领导人朱德，早年曾经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重九起义等，在旧军队里从下层军官提拔到少将，后来又到四川军阀杨森部、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担任第二十军党代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等重要职位，对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了如指掌。井冈山斗争时期，整个红四军队伍里还有大量的黄埔军校学生、背叛旧军队或从旧军队里投诚过来的军官和士兵，这些人占据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军队里相当大的比重，以致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自己的人民军队初期留下了较多旧军队的烙印。至于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成败得失，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也有一定总结，只是不够深入和普及，以至于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也不得不向中央报告：“中央所指示的太平天国的编制法，不知它的内容如何，无从悬拟，所以只得仍照旧编制。”1935年5月，当中央红军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时，中央红军上上下下提出“绝不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口号，太平天国运动的成败得失已经受到了更多的共产党人甚至普通红军战士的关注。靠拜上帝会凝聚力量那么，太平天国又是怎样凝聚力量的呢？这包含外部的客观因素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主观因素两方面。从外部的客观因素来看，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促使农民反抗力量的不断凝聚。这些不断积聚的反抗力量，一旦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在反动阶级统治薄弱的地方一触即发，喷涌而出，一泻千里。虽然，这是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越甚哪里反抗越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上任何一种被压迫阶级的反抗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内部主观因素看，太平天国运动的力量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面对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成千上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洪秀全等人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在神话的外衣下，包含了打倒封建统治与封建文化的现实要求，所谓妖魔头、阎罗妖与东海龙妖非他，实际就是人间的清朝皇帝……”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页。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来凝聚力量。本来，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是为反清政治目的服务的，只是一种凝聚人心、振作士气而对清斗争的手段。然而，太平天国领袖在实践中却将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东西视为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的“法宝”，不仅没有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改进或者改革，相反，还滥用这种手段，这就为之后太平天国的分裂留下巨大的隐患。1848年4月初，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身处紫金山区的拜上帝会的兄弟们，顿时陷入群龙无首、即将瓦解的困境。聪明机灵的杨秀清“在四月六日（三月三日）利用桂平一带流行的‘降僮’迷信，即假托鬼神降附人身传言的习俗，宣称天父下凡降在他的身上，传言群众，安定众心，拜上帝会才得以巩固下来。”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7页。杨秀清的这一做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危急时刻，假托“天父下凡附体”将洪秀全推崇到“作尔民极”的领袖地位，使拜上帝会的兄弟们始终团聚在以洪秀全为代表的拜上帝会的领袖们周围；不利的方面是，杨秀清从此拥有了“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权力。等到洪秀全从广州回到紫荆山后，虽然冯云山等人提请洪秀全注意，杨秀清常假托“天父下凡附体”，要是他日有异心，将如何对待？当时的洪秀全为顾全大局不得已默认了这种事实。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牟安世先生在《太平天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冯云山自一八四八年一月被捕下狱起，至一八四九年七月，有一年半的时间脱离了领导紫荆山拜上帝会的工作，使刚好发动起来的实际斗争一度中断，使拜上帝会险些发生了动摇和分裂，这是不利的。但也有另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在动摇和分裂的考验中，出现了一些像杨秀清、萧朝贵等坚强的有能力的革命者，靠他们假借天父、天兄的下凡、降身、传言的做法，巩固了会员们的信心和斗志，所以在洪秀全、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后，也就追认了他们的做法，并在拜上帝会的教义和仪式中加以肯定，把三月三日规定成为‘爷降节’，把九月九日规定成为‘哥降节’。”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两个太阳”的太平天国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道：“革命活动只有在实现集中原则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3页。太平天国运动运动失败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无法“实现集中原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依然因循守旧地采用拜上帝会的那一套治理政权，这就继续给太平天国的分裂留下了隐患。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称“万岁”，杨秀清虽身居东王高位，称“九千岁”，但毕竟与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权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杨秀清却是天父的代言人。当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临人间之时，无论是被尊称为“万岁”的天王洪秀全，还是太平天国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得不跪在杨秀清面前恭听圣旨，这就使得杨秀清俨然成为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据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重要将领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中描述，这时的杨秀清“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第791页，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3页。，阴谋夺取正权的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了。根据原作者张笑天授权，黎钟在改编的《太平天国》中这样描写过“杨秀清代天父下令杖打洪秀全”的场景：有一次因要不要杀一个天王府的黄门官刘央一事，杨秀清和洪秀全意见不一致。杨秀清认为这个小小的黄门官挡了他的驾，煞了他的威风，坚持要斩了黄门官刘央；洪秀全当然不忍心手下被斩，建议杖打一百了事。可是，“杨秀清不肯，他坚持要斩了刘。他刁蛮的态度引起众人的不满，台下百官一片议论之声。杨秀清见势不妙，马上全身发抖，口中念念有词。他妹妹杨云娇及时喊了声：‘各位小子们，天父临凡了，接旨……’在洪秀全身后，大家都跪倒了……只见杨秀清手舞足蹈了一阵，便代天父开言了，他的矛头直指洪秀全，说‘尔身居深宫，不理国事，又纵容臣下，连你的黄门官都目无尊长，这还了得。’”黎钟：《太平天国》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88页。最后，洪秀全被杖打四十。洪秀全被杖打四十后，不仅使他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而且也使整个天国思想开始出现混乱。这种混乱的思想最终演变成一场天京变乱。那场充满血腥的天京变乱将已经凝聚在一块的、令敌人胆寒的太平天国力量送上了土崩瓦解的不归之路。太平军拿下南京后，太平天国里出现了多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情况。一是，太平天国由于过早定都天京，以至于“清妖”始终被吸引在天京附近，在战略上迫使太平军由战略进攻转为被动防卫；二是，洪秀全日益走向腐化；三是，杨秀清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最后竟然要“逼封万岁”；四是，太平天国的一些将领也开始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终于引发了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在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近两万人被韦昌辉滥杀。随后，野心膨胀的北王韦昌辉又向石达开一家老少大开杀戒。石达开在接到洪秀全的诏旨后发兵讨伐韦昌辉。这样，北王府男女老少也没有逃过血光之灾。天京事变持续了两个月的大屠杀，杀来杀去，使3万左右的太平天国骨干无辜牺牲，其中大部分都是久经斗争锻炼的、忠贞的优秀分子。他们是太平天国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在那场血腥屠杀中死去，乃是太平天国无可补偿的最大损失。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太平天国自己人帮敌人完成了敌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是亲痛仇快。血的教训证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来攻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然而，一方面由于石达开本人自负于他自己军事上的成就，滋长了目空一切的骄傲自满情绪；加以在他之上的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等人都相继死去，太平天国又新遭分裂变故，使他和天王洪秀全本来应当和衷共济、力挽危局的局面，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也由于过去的分裂惨剧给洪秀全的刺激太大，生怕石达开又成为第二个杨秀清或韦昌辉。为防万一，洪秀全干脆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使“主军政”。正如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中所言：“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第792、795页。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6页。洪秀全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十万精兵远离天京。更为可怕的是，天京事变还引发了太平天国一场空前的信仰危机：在太平天国的兄弟们心目中，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血淋淋的现实将他们的信仰击得粉碎：为什么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却无法逃避人家的屠杀？为什么他都不能显示出“无所不能”的本事？人们不断在追问和怀疑原来虔诚相信的东西，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的信仰开始出现严重危机，太平天国的凝聚力趋于崩溃！这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日，《人民日报》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中曾提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它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社论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虽然已经是在古老的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中国已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出现近代的工人阶级，因而太平天国革命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的纪律，以便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日《人民日报》社论。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1页。虽然，太平天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激发了农民千百年来对拥有土地的渴望，然而，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通过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来凝聚人心。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政新篇》，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努力，但它也无法凝聚力量，更是无力回天。二、维新志士的教训19世纪60年代初，晚清政府里的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壮大统治阶级的力量。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大清王朝因一时自欺欺人的“自强中兴”而自我陶醉，上上下下陷入了歌舞升平的美梦之中！然而，这种梦幻好景注定不能长久。1894年爆发的甲午海战让洋务派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灰飞烟灭，日本政府还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的国运开始迅速走向衰败。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不仅没能从洋人那里增强力量，还将自家的老底给打光了，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导致洋务派自身威信扫地，在国内失去了市场，更谈不上什么凝聚力量了。帝党的力量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直接导致了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戊戌变法的发生。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又将怎样展示自己的力量？又将如何凝聚力量呢？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当中国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败国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至北京时，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这就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在这次“公车上书”事件中，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大主张。上书虽然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将革新的力量寄托在哪里呢？他们重点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维新派还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俄国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俄国。维新派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顾问。在面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时，维新派又打算依靠袁世凯的力量对抗反对派。那么，维新派人物依托的力量靠不靠谱呢？先看光绪皇帝的力量。光绪皇帝，名叫爱新觉罗·载湉，其父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其母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光绪四岁登基，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死后则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听政。这样，晚清政府的大权实际上就掌握在慈禧太后一人手里。光绪皇帝18岁那年，虽说名义上亲政，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帝一生受到慈禧太后的挟制，未曾掌握实权。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也蒙受到难以承受的耻辱与刺激。他痛心疾首，痛感国事危艰、危亡在即，不得不发出“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的感叹。维新运动中，光绪帝发布不少御令，企图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改良性运动。据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描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光绪“在北京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他以奋起救亡号召会众：‘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5页。可见，光绪皇帝还是有决心大干一场的。但是，光绪皇帝遇到的阻力令他始料不及。到日这一天，慈禧太后干脆以“训政”的名义发动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光绪皇帝的力量不行，那么换一个皇帝行不行呢？换一个皇帝依然不行。维新派的改良运动梦想依靠皇帝来凝聚力量、重整山河注定是要失败的。从本质上看，皇帝其实就是个独裁者，实行的是家天下。当世界潮流发展到近代，尤其是当中国发展到20世纪之交时，任何皇帝都无法凝聚民心，无法凝聚力量了。后来的袁世凯握有重兵，称雄天下。但是，一旦他想当皇帝了，不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他，就连他身旁手握重兵的亲信将官们都反对他，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天下人群起而攻之的下场。袁世凯当了83天的皇帝便一命呜呼了。再看帝党官员的力量。既然皇帝都毫无实力，帝党们的力量就可想而知了。帝党们官位级别低、资历浅，没有掌握到实权，更没有掌握兵权。关于这一点就连日本的《时事新报》也对中国维新派的力量提出了疑问：“在皇帝的庇护下，依靠这些地位低下的人的力量能实现改革吗？”当时，慈禧太后虽名义上归政给了光绪皇帝，但暗地里又牢牢把握重大人事权和兵权。慈禧太后规定，凡新任职的两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必须向她谢恩，兵权也由后党重要人物直隶总督荣禄掌握。下面具体看看几个有典型代表的帝党官员的力量。康有为，日受光绪皇帝召见时，最高官职是任总理衙门的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按照大清有关规定，章京的官衔一般为正五品，其中领班章京官衔可以达到正四品或是副三品。看来，帝党官员的职位级别的确不高，连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才是个总理衙门的章京，更何况其他人。梁启超，一直到1898年7月，也才被光绪皇帝赏六品衔，负责的工作只不过是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据史料介绍，梁启超之所以被光绪皇帝封了一个小小的六品衔，是因为梁启超当时满口的广东话，光绪帝在召见他时，因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所致。再看戊戌六君子的情况。谭嗣同、刘光第与林旭、杨锐四人在百日维新中被称为“军机四卿”。谭嗣同，其父官至湖北巡抚，算是官二代。1898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康广仁，康有为的胞弟，历史上记载他“自少鄙弃八股科考，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杀，那时才31岁。杨深秀，早年中进士，曾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到百日维新前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林旭，举人出身，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杀，那时林旭只有24岁。杨锐，举人出身，先后任内阁中书、侍读。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刘光第，早年中进士，曾授刑部主事。百日维新中，也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著名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帝党的力量：“帝党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后党的斗争很是软弱，他们只是想从后党的控制下获取权力，并不敢与后党真正决裂；只敢对声名狼藉的李鸿章公开申讨，对实际掌权的慈禧却还要‘察言观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0页。与虎谋皮1898年初，日本参谋部派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三人到中国，游说和拉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这三个日本人曾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又在汉口同维新派的谭嗣同谈过话。谭嗣同的朋友唐才常在《湘报》上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中说，这三个日本人向谭嗣同表示极为赞赏湖南的新学运动，而且表示日本愿同中国结成盟好，并说：“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唐才常在文章中高兴地说：“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第104页。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1页。这种联合日本和英国的想法是维新派中许多人的共同主张。然而，维新派幻想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帮助自己变法维新，那只是痴心妄想。那么，为什么日本人在那一时期愿意游说和拉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呢？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文字，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时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日本在1895年到1905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感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成立于1901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费正清（美）：《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475页。日本帝国主义包括英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俄国进行争夺。因此，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正对维新派虎视眈眈时，维新派竟然异想天开地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自然是落了个空。当年，康有为还想通过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推进中国的维新。日下午，康有为专门到日本使馆拜访伊藤博文。康有为首先表达了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的热切期望，并请其指教。但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没有给予任何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康有为忘记了伊藤博文最重要的是维护日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那么，当时日本在华的利益是什么呢？分析一下当时的国际局势就能看清日本的在华利益。1894年日本虽然打败了大清帝国，并于1895年签下《马关条约》，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便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俄国还用武力支持干涉，摆出了如果拒绝干涉就立即诉诸武力的姿态，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日表示完全接受三国干涉，放弃辽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伊藤博文等强烈感受到日本与西方列强相比还只是个“次等强国”，虽然日本想独吞中国，但那个时候没有那个能力，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以不触犯西方列强为底线。因此，当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亲自拜访伊藤博文，并诚恳希望得到伊藤博文及日本政府支持时，伊藤博文回应他的只是盛气凌人的质问和冷淡。维新派要想得到包括日本等西方列强力量的支持，无异于与虎谋皮。有气无力的“笔刀”有一种力量，维新派的志士们接触过，而且还能够比较熟悉运用的。这种力量就是举人们手中的“笔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在清政府面前吃了闭门羹以后，转而面向社会舆论，他们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开学会的构想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制造舆论宣传维新。开报两个月后，发行量增三倍，影响巨大。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参与起草《强学会序》，初步打开士大夫闭塞的思想。这一期间，梁启超有机会担任外交参赞，但被他婉拒了。后来，张之洞又以一千二百银两的高薪招募梁启超入幕，梁启超毫无兴趣，依然醉心于他的舆论宣传，他下了决心要通过报纸唤醒民众。这一期间，他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变法通议》、《西政丛书》等50多篇文章，在当时形成极大的社会影响。照理，举人们本应将他们手中的“笔刀”挥舞自如，迎来阵阵喝彩，进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遗憾的是，当他们尽情挥舞“笔刀”时，并没有赢得太多喝彩。这是为什么呢？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并没有将他们的理论传播到中国人口最多的人群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当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是这样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舆论宣传的力量本应当是一种唤醒民众、凝聚人心的有效力量。遗憾的是，维新志士们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无法从理论上彻底说服群众，更不愿意折下身段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用自己的理论去掌握群众。维新派的理论宣传始终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并没有也无法将舆论宣传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还有一种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还有一种力量维新派的志士们就更加不敢、不愿、甚或是不屑运用的。这种力量就是以农民阶级占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从本质来看，维新派惧怕人民群众。这种力量，有时看起来既弱小而分散，实在人微言轻、微不足道；有时却能让人感受到它的气势磅礴、雷霆万钧、势不可挡。当时的中国农民阶级是非常向往革命的。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实则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按常理，田赋缴纳的规则是，田多则多交，少田少纳，无田不纳。然而，由于清朝吏治腐败，以致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达官豪绅虽然拥有成千上万亩田产，但可以不纳田赋，或巧为规避；相反，小户穷民不堪剥削，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久而久之，小户农家仅有的几亩薄田，也为大户所并吞侵夺。这种情况是不是清政府不知道呢？清政府知道有这种现象。翻阅《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其中就有《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折》。同治三年十月，左宗棠在该奏折中就曾经向朝廷反映：“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当时有人估计：各省地丁钱粮，富户所纳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偿于小户。大户地主买田收租而不完粮，致使小户人家，田地已卖出数年，数十年，仍然照旧纳赋，这样就加剧了两极分化，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民怨沸腾，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间纷纷而起。1842年至1898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大大小小超过百次以上，农民群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饱读诗书、关心国家大事的维新派人士不是不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威力，也不可能不知道天地会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力量，但维新派人士就是不敢、不愿从农民阶级身上凝聚力量。不仅如此，维新派还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下层群众将会起来造反，使皇帝及其大臣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既然维新志士们没有也不敢发动人民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就只能依靠袁世凯的力量。为此，谭嗣同曾经面劝袁世凯出兵解决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然而，袁世凯不仅没有对慈禧太后下手，反而将消息转告荣禄，使后党先下手为强。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悲壮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7页。表现了为改革维新以死相拼、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但也反映出维新派的力量实在有限，同时又不知道到哪里寻找力量。正如谭嗣同所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谭嗣同始终也没有找到“回天之力”。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在1925年12月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第一段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为后来者擦亮了眼睛。三、孙中山的教训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了百日维新的教训，从一开始就建立自己的革命团体。但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派系林立，其组织涣散，凝聚力不强。人心涣散的革命党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檀香山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叫兴中会，建立于1894年11月。日，孙中山又将兴中会总会设到了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不久，又在广州设分会，对外称农学会，并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那么，孙中山发展革命团体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孙中山主要将发展对象锁定在防营、水师以及广州附近的会党、游勇、绿林里，其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对这些人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日，革命党人黄兴也成立了革命团体。他借自己30岁生日宴会，邀集同党人士商定建立华兴会。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为会员证，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扑满”即是打倒满清统治，隐喻“扑灭满清”之意。谢远学：《狂潮中国百年风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合作，发起光复会。该会的政治纲领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为什么光复会选择以暗杀为主要革命手段呢？这跟光复会的起源有关。据朱建华、宋春在《中国近现代党史》中介绍：在海外的“军国民教育会的杨笃生、苏鹏、周咏曾等人发起组织暗杀团，他们回国后发展蔡元培入暗杀团，章士钊、刘师培、陈由已亦相继加入。蔡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军国民教育会的龚宝铨、陶成章、魏兰等人回国活动，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建立。”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35页。该会会员最初仅数十人。1905年初，徐锡麟加入，其后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使会员增至数百人，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匠，亦有少数地主士绅。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的1905年7月，还只是芜湖安徽公学的一名教员。那一年，他与进步军官柏文蔚在安徽发起创立岳王会，并亲任会长。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会员共计三十余人。当年，他们集会于芜湖关帝庙，借烧香宣读誓约，订立章程，以反清为宗旨，其用意是“盖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后又在南京、安庆设分会，由柏文蔚、常恒芳分任会长，运动新军。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大部分成员入同盟会。十多年后，岳王会的总会长陈独秀则逐渐成长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手、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1905年至1906年间，孙中山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此外，他还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很多史料都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建立了众多的革命团体，他们反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内部存在大小不同的分歧，以至于组织涣散、号令无法统一。例如，日，张百祥、邓文辉、焦达峰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虽然自称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但将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改为“平均人权”，并设置了自己的旗帜——十八星旗。本来，共进会成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实际上是从同盟会分离出来的革命团体。共进会成员主要来自川、鄂、湘、赣、皖、浙、粤、桂、滇等省的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首领及部分同盟会员，成立之初约有百余人。当时成立的背景就是认为同盟会“行动舒缓”，不重视在长江流域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以结纳会党为主，谋求在长江发难。据谢远学在《狂潮中国百年风云》一书中描述：“黄兴曾质问焦达峰，同盟、共进‘二统将谁将为王？’达峰笑说：‘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谢远学：《狂潮：中国百年风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1909年初，湖北武汉新军中还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叫文学社。该革命团体是由振武学社改组而成的，原振武学社社长蒋翊武沿任文学社社长。该社的宗旨是“兴汉排满，推翻专制，驱逐满奴，夺回汉室江山。”他们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吸收社员五千余人，几乎遍及湖北各标营队。文学社有严密的组织，入社会员需经严格的考察，以防不测。学社连续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机关，发行《大江报》为机关报，增设支部，加强交通联络和对新军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就这样，文学社的组织发展日臻健全。湖北地区其他革命小团体相继并入文学社。文学社的领导骨干们默默地、脚踏实地地做了许多艰苦的组织工作和革命宣传活动，在新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文学社，这支掌握近代先进武器的革命武装力量成立后不久，就与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取得联系。在黄兴的鼓励和中部总会的促进下，文学社和共进会达成联合协议，组成统一指挥起义的领导机构，从而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上的有利条件，并最终共同发动了武昌起义。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增强革命力量，文学社最终又归并入同盟会。光复会与同盟会也是有分歧的。光复会在反满的立场上与同盟会是一致的，因而在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员加入了同盟会。但同盟会的政纲中还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这是同盟会不同于旧式会党，成为具有近代政团性质的关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光复会却不能赞同。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徐锡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章炳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此外，在革命运作的方式上，光复会主张“在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之力行及实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施民主政治”；认为“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其领导居国外为多，宣传因之多于力行”。由于与同盟会的观点和宗旨存在较多的不同，“弥隙难缝”，不久光复会就退出了同盟会，并开始以光复会的名义独自进行活动。不仅如此，光复会在国外，尤其是在东南亚一带还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1909年9月，陶成章到槟港，竟以驻荷、英属殖民地的川、湘、鄂、广、浙、闽几省同志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孙文罪状》的传单，对孙中山进行诽谤诬蔑。”谢远学：《狂潮中国百年风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章炳麟）表示不等孙中山回国就选总统，主张“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作对。”吴玉章：《武昌起义后到二次革命》，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1页。据谢远学在《狂潮中国百年风云》一书中介绍：“1912年3月，四川籍的革命党人在南京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孙中山亲自与会。而章炳麟送来一副诬蔑革命党人的挽联，联词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公然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其用心不可谙。”谢远学：《狂潮中国百年风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光复会这些行为，严重削弱了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于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力量都很难凝聚在一起，谈何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无怪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曾感叹：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为《辛亥革命回忆录》题词。该题词既高度肯定了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功绩，又明确指出了辛亥革命的不足：“敌我常常未弄清”，此外，还通过歌颂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暗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足：“进行革命新民主，领导有方群有力，端资干部一条心。”董必武最后说：“成功失败都非偶，总结应知教训深。”该题词全文如下：倏忽经过五十年，盈虚消息迹斑斑。清朝帝国龙旗号，投与江流逝不还。旧民主革封建命，遗孽当权阻力多。帝制已如花堕溷，两番复辟一南柯。阶级存时自斗争，其间矛盾本分明。回思往事将微赧，敌我常常未弄清。三座高山压力重，人民团结势居优。进行革命新民主，才使中华得好休。领导有方群有力，端资干部一条心。成功失败都非偶，总结应知教训深。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同盟会成为合法组织，于当年8月25日联合数个小型政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组成国民党。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发动了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逃亡到日本。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1914年，孙中山按照传统党会的形式，重建组织，命名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孙中山本拟举黄兴为协理，但是，就连黄兴也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拒绝入党。自1914年7月至1915年12月，中华革命党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40多次，并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活动。由于中华革命党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社会影响力不大，凝聚力量不足，参加的人数也很少。在经历护国运动后，中华革命党被迫宣告停止一切党务。1919年10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带有帮会性质的苛刻条件，并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广泛地吸收党员。新党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十元者即可入党。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建立了很多革命团体，但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能广泛凝聚革命力量的政党。先以同盟会为例，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当然，孙中山对黄兴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在叙别宴上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1916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与孙中山重新携手，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10月31日，黄兴因患胃血管破裂而逝世，终年42岁。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通告，主持丧务，并作祭文、挽联，盛赞战友的才干和贡献。政治上软弱而迂腐的革命党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失败不仅表现在他们“人心之涣散”，还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例如，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本来应该从革命团体里推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进一步凝聚革命力量。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不敢激流勇进，顺应时代潮流，满足革命需求，挑起领导革命的大任，相反，还非常迂腐地非要找一个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不可，于是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据季宇在《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中描述：黎元洪一开始还极不情愿，“他面色惨白，舌头打颤，一个劲地推托，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又说：‘此事体太大，务要慎重，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还是另举贤能。’”季宇：《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他的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差一点被革命党人拉出去枪毙了。但是，随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元洪则迫不及待地剪掉辫子，发誓“无论如何，我总算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就这样，黎元洪与立宪派结合起来把持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不仅如此，黎元洪还假借袁世凯之手将辛亥武昌起义领导人“三武”之一张振武杀害。又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夺取政权后，最初由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部分立宪派与旧军官发动政变，将焦、陈杀害，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谭延闿，湖南茶陵县人，也是个典型的旧官僚。据史载，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四月参加殿试，因其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一是春霖书法亦佳，二是天下大旱，春霖之名甚为吉利。谭延闿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谭延闿28岁时又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看，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软弱无力，自己用鲜血和革命烈士的头颅换来的革命果实轻易地就被旧官僚、旧军官或是立宪派给夺过去了。当然，谭延闿还算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为人做事又极为圆滑，在当年的各派势力中有“甘草”之称。一开始，他支持立宪；辛亥鼎革，又赞成革命，追随孙中山，后与汪精卫合作，又与蒋介石结盟，最高官位竟然做到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连谭延闿还不如，他们获得大权后只是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蛻变为新军阀、新官僚。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叫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手无兵权的“梦想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忠诚于革命党的强大武装力量。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日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于同年3月经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是，在那个年代，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的政党，就不可能有话语权。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国民会议竟决议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在革命高潮中附从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软硬兼施迫使清帝退位，并假惺惺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无奈，孙中山只好表态辞职。但孙中山毕竟对袁世凯有点不放心，辞职前提出要“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狡猾的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起哄，以迫使革命派再次妥协，按照袁世凯的意图定都北京。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后，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有军事为依靠的袁世凯北洋政府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更加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7月至9月，又以武力镇压了南方七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同年10月，在总统选举中，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看到了孙中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一面后，便变本加厉起来了。1913年11月，他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他又停止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同年5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面对软弱涣散的孙中山资产阶级，袁世凯步步紧逼，越来越张狂，以至于发展到日，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遭到举国反对，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苦于无军队去直接打击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幸好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袁世凯从1月1日到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袁世凯死后，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1917年7月，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再一次为没有一支革命党人的强大武装而束手无策，只得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虽然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并打响了护法战争的枪声，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孙中山在没有自己的军队情况下，就连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一开始并没有足够重视他。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它刚刚成立之时，为打破孤立状态，基于自身的利益，在对华政策上一开始选择了握有重兵、正在崛起的直系实权人物吴佩孚。在当时的苏联人眼里，孙中山虽执著于中国革命事业，但手无兵权，只能是个“梦想家”。相反，那个时候的吴佩孚正虎踞洛阳，在其最鼎盛时期，拥有数十万雄兵，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当时全国有18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就设洛阳，洛阳成为各方所仰望的中心，被时人称为“西宫”。曹锟等人更加露骨地说：“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全国各地来洛阳向他祝寿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及各国驻华使节就有六七百人之多。已经下了台的末代皇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就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恭维有加，吹捧吴佩孚大帅“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由于吴佩孚当时已成为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洛阳实际上就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孙中山开始意识到应当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但是，在那时他还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创建革命军。手中没有武装的孙中山还得借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1920年8月，孙中山借驻闽、粤的陈炯明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的是陈炯明。陈炯明虽然曾经也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并担任过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但是，他毕竟与孙中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本质上看，陈炯明就是个借“联省自治”之名，搞独立王国之实的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无望后，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好不容易凝聚的一点革命力量又被打散了。当孙中山一败再败时，俄国革命却取得了胜利。屡遭挫折的孙中山深有感触地说：“俄国革命虽迟我六年，却获得了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却仍失败。”转引自金一南、徐海鹰：《苦难辉煌》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3年，第10页。痛定思痛，孙中山认识到列宁才“是革命的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圣人，是最好的模范”。孙中山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初驱逐陈炯明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军校，以训练革命武装干部。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于广州黄埔建立军官学校。同年5月3日，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会场。依托国共合作，国民党从此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第二章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第二章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这200余万的产业工人会是一种什么革命力量呢？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这种革命力量。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一、工人阶级有力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最先呐喊的人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了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学生们打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98页。令反动派始料未及的是，北洋政府的镇压不仅没有吓倒爱国学生，反而引发了规模更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起来支持。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逮捕学生170多人。日，再次逮捕学生800余人。学生爱国运动大有烟消云散之态。据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执行得更为热烈。‘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7页。唤醒后的工人阶级正当学生的爱国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展示了自己伟大的革命力量。邓中夏在他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回忆说，五四运动“相当地启示了工人，认识罢工的威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自然后者是为当初资本家所不及料的。”邓中夏还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自然他们就想要来影响工人归附于他。首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开破天荒的公开讲演大会，头一个题目就是‘劳工神圣’。另有一个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在上海着手组织工业协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载《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0、431页。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有不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当他们手无寸铁面对北洋政府的无情镇压时，当他们感觉凭自己一介书生无法与反动军警抗衡时，他们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正是当年的亲身感受和亲眼目睹，再加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都将凝聚力量的战略方向聚焦在工人阶级身上。中国共产党从一创立开始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党的中央机构设在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革命启蒙为了在工人阶级当中凝聚力量，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上海的《劳动界》虽然办刊时间不长，从日在上海创刊，到日出版最后一期，总共才出刊了24期，但它是我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工人刊物。《劳动界》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周刊，32开本，陈独秀担任主编，参加编撰工作的有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等。刊内设有“演说”“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时事”“诗歌”等栏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利用《劳动界》为媒体，广泛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状况，通俗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启发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为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当中凝聚力量提供了有效的媒体。1920年11月，《劳动音》在北京创刊。该刊是我国通俗性工人刊物，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办，邓中夏、罗章龙任编辑。日，邓中夏同志以“心美”的笔名在创刊号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说明了四大办刊宗旨。第一个宗旨是提倡“劳动主义”，排斥那班“不劳而食的人”。邓中夏在文章中说：“有一种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他们都不去劳动，从事有益于人生的生产事业，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我们真正的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来侵占了去，供他们的生活，供他们的快乐，唉！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这样没道理、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辛辛苦苦的做来，他们安安乐乐的拿去，使我们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排斥那种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第二个宗旨就是“使工人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文章说：“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第三个宗旨就是“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第四个宗旨就是“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场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工人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见，对于家庭的关系等一切情形，随时详详细细的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发表出来，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邓中夏：《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个〈劳动音〉呢？》，载《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北京的《劳动音》办刊时间也不长，1920年11月在北京创刊，主要发行于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地区，每期约销2000份。日的第五期出版后遭北洋政府查禁。但是，它起到了在工人阶级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作用。二、在工人阶级中凝心聚力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中国工人阶级迫切希望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劳动条件。关于这一点，就连美国学者费正清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就分析过当年中国工人状况及其思想情绪，他说“反帝情绪在一些大城市里最明显。新兴的工人阶级大量集中于上海、广州、武汉和天津这些城市。在那里，工厂虐待劳工的恶行几乎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一样所在皆是。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左右；一周工作7天，只有很少的节假日可以休息；农村来的非熟练工领取计件工资，随时会被退货；童工和女工一样受到剥削，女工在工作时经常把婴儿放在用来缫丝的沸水盆下。工厂没有任何措施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工人经常和中方包工头、外国管理人员及督工头发生争执；工人的工资极低，家中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就是这种让人回想起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场景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了动力。”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536页。改名换装，跟工人交朋友中国工人阶级就像一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点燃。怎样才能点燃工人阶级中的那堆干柴呢？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当年的维新派知识分子那样，不屑与劳苦群众打成一片，相反，他们穿起了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向工人学习，与工人交朋友。李立三，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乳名叫凤生，学名叫李隆郅。1919年，李隆郅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李隆郅回国后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派李隆郅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行前，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你改一改。”李隆郅一想也是，如果要与工人兄弟打交道，“隆郅”这两个字实在太难认了，于是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能至”。“‘能至’本来是采用‘隆郅’的谐音，可是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精明能干，成绩卓著，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拥戴，工友们便称他为‘能人’，纷纷传言‘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1924年11月，根据党的指示，李隆郅到上海吴淞口工人俱乐部参选俱乐部主任。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邓中夏认为李隆郅这三个字，工人不会写，甚至认都认不得，怎么投你的票？于是建议李隆郅改一个简单的名字。“李隆郅认为邓中夏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两人在思索中，邓中夏见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脱口说道：‘叫李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从此，李立三就成了他的名字，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来李隆郅这个名字了。俞秀松，五四运动时是杭州著名的学生领袖。日，他与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举行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大会，举行了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1920年，俞秀松与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发起人中最年轻的一员。后受陈独秀委托，负责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为了更好地联系工人群众，他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与工人交朋友，去工人集中的小沙渡办俱乐部，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邓中夏，五四运动时，他被推荐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五四运动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与何孟雄等人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邓中夏就决定去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邓中夏一开始并不知道怎样动员工人起来斗争。有一次，邓中夏到街上动员洋车夫要求增加待遇，由于缺乏经验，将洋车夫们集合到大街上阻拦马路，结果响应的人并不多，后来，反动警察竟将拦在马路上的车都给砸了，洋车夫们见自己不仅没有增加待遇，反而赔上了老本——自己吃饭的家伙都给砸了！于是，洋车夫们不得不扯住邓中夏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他：“工运搞得怎么样了？”其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而中断了对他接济。邓中夏并不气馁，他在教训中认识到：拉洋车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得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于是，他于1920年12月转移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中，以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为名开展工人运动。日，邓中夏等人领导长辛店3000余名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终于，从长辛店铁路工人那里，邓中夏获得了力量，并积累了动员工人、凝聚革命力量的初步经验。日，邓中夏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一文，该文就明确指出，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和兵士。他说：“俄国三月的革命，谁也知道是始于资产阶级要求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难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使我们坚信而无丝毫怀疑。此外如法兰西大革命和土耳其独立运动，都没有不靠这三个群众为主力的。此类例证，举不胜举。”正因为邓中夏看到了工人阶级等群众的革命力量，所以他大声疾呼，号召青年们：“俄国这三个群众所以能够革命，实因革命前俄国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到群众间去；实因青年学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识一套一套送予这工人农民兵士的群众，所以俄国革命便成功了。我们处在这内外交攻的反动政局之下，我们所受的压迫和苦痛已是无以复加了，我们有没有人心？我们有没有民气？我们如不甘为曹家狗，亡国奴，我们便该迅速的从事这三个革命主力的群众运动。我们便应该大家转相告语着，成群结队的，到民众间去，完成我们重要的光荣的使命。青年们！去罢！”邓中夏：《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载《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41页。原载《中国青年》第8期，署名：中夏。1925年，在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邓中夏赴广东领导省港大罢工。在省港大罢工中，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邓中夏组织动员各界把成千上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得非常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此次罢工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通过这次大罢工，工人阶级充分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扩大了。1929年，邓中夏写下中国工人运动史和工会组织史上最早的一本专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早期著名领袖之一。工人自己的学校凝聚力量需要搭建平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以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会等形式作为凝聚革命力量的平台。最早的工人补习学校以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最有影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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