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道德的核心问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作者：童世骏
编者按：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本报约请该校几位知名教授就思想启蒙与公共文化建设撰文，以飨读者，本文为系列第一篇。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要做出选择。在迄今为止的多数时代，甚至在现代社会的多数场合，选择的依据比较确定，选择的范围相当有限，但恰恰是在需要我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择的时候———
在选择的依据不那么确定、选择的范围不那么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选择，我们的行动才具有道德意义，我们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存在。
我们的所有选择，都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有什么东西”、“做哪类事情”、“成何种人格”，分别对应于任何语言当中大概都是最为基本的三个词：“有”(having)、“做”(doing)、“是”(being)。
道德首先是关于“做”什么的问题。从不能损人利己，到不能见死不救，道德规范的要求难度有高低，适用场合有多寡，约束效力有大小，违规惩罚有宽严，但所有道德规范都告诉我们，在某个或某类特定场合，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必须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不可以做的、决不能做的)。
道德规范要求我们非但不能损人利己，而且应该先人后己；非但不能见死不救，而且应该舍己救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对这种“做什么”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转化为“有什么”的问题：我们的损人利己或见死不救行为会不会被发现，会不会受到惩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或者，我们的先人后己或舍己救人行为别人是否知道，知道后是否会奖励，会给予什么样的奖励……
当只是考虑自己的道德行为或非道德行为是否会被发现、是否会受到奖励或惩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样的行为即使旁人全无所知，但我们自己，也就是做这件或那件事情的那个人，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或许并不因为做了好事而得到好报，并不因为做了坏事而得到恶报，但我们将因为如此这般行事而最终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这才是最为沉重的人生判决。也就是说，道德选择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重点常常放在告诉教育对象应当做什么上———
告诉孩子不要说谎、告诉学生不要作弊、告诉官员不要贪污、告诉企业家不要偷税，等等。这种工作必须做，但不难做。有多少孩子不知道说谎是不对的？有多少学生不知道作弊是不对的？有多少官员不知道贪污是不对的？有多少企业家不知道偷税是不对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应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选择问题，并不复杂。当然，诸如“忠孝难以两全”、“苏菲的选择”之类的道德两难让我们印象深刻，但多数情况下道德选择并没有那么困难；而且，这类道德两难之发生，恰恰表明道德问题不应该仅仅理解为行为对错的问题。
道德问题当然首先是行为对错的问题，但从社会(或从事道德教育者)的角度来说，还要设法把行为对错与利益得失联系起来。功利主义倾向于对道德问题做这种理解，它作为一种道德理论有混淆范畴之过(把“做哪类事情”的问题混淆为“有什么东西”的问题)，但作为道德教育理论，作为一种研究社会如何把道德规范从社会成员的外在约束变成他们的内心呼声的理论，功利主义却可以提供重要启发。道德教育不仅要让被教育对象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而且要让他们把有关行为对错的知识从理智层面深入到意志层面和情感层面，转化为习惯和爱好。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说教必须辅之以道德褒贬和道德奖惩：行为的对错应该通过一个有效机制转化为社会舆论的毁誉和个人利益的得失。
道德问题从其本身来说是行为对错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还是一个利益得失问题，从个人或道德主体的角度来看，还是一个人格好坏的问题。行为对错与人格好坏并非直接对应：好人也会做错事，坏人也会做对事，但有些人我们比较愿意称为“好人”，有些人我们比较愿意视作“坏人”，对此我们可能都有切身体会。道德与法律、习俗等的区别在于，它说到底要依赖于每个人的自律。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做什么样的人”这个角度来理解道德选择，有特殊的重要性。
德性论倾向于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道德问题，它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像功利主义一样有混淆范畴之过(把“做哪类事情”的问题混淆于“成何种人格”的问题)，但作为道德修养理论，作为一种研究道德主体如何把道德规范从外在约束变成内心自律的理论，德性论也可以提供重要启发。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有没有品质、有何种意义，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的选择。选择之所以为选择，是因为它总是多样的。现代社会变化快、联系广、诱惑多、禁忌少，我们每当准备做某一个选择的时候，总有许多理由或借口让我们去做另一个选择。在职业场所，在选择要恪守职业道德的时候，会想到既然同行都不守规矩我为什么要讲道德，或者既然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要全身心投入；在日常生活中，当准备抢救路面躺着的奄奄一息的幼童的时候，会担心这样可能带来许多麻烦，等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选择做这个还是做那个，并没有他人知道；或者说即使他人知道了，也并不会带来让我们觉得“不划算”的后果。但我们不妨想想，自己正要选择的，不是做此事还是做彼事，而是做这种人还是做那种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的选择甚至可能在人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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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老子在《道德经》里论述道：“是以圣人之治，空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之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句话告诉统治者使治理下的人民能按自然的规律去自我管理是执政的最高境界。管理也是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理念中，对于管理一个国家和一个组织做到无为而治，就算达到了管理的至高境界。道家的文化核心思想的无为而治中的“无为”并非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管理者一定要遵循大千世界和自然界的规律，尊重人的个性，在与约束人的行为上要收放自如，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同时老子很形象的把治国比喻成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应当像煮鱼一样，不能随意去搅扰它，否则小鱼就会残碎的。同样，企业管理的也就像烹小鲜一样，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员工感受不到管理者的存在，员工能够目标明确、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并把个人价值与企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既给员工一定的自由度，管理者又对员工有相对的控制力，可以随时纠正员工的一些错误行为，做到管控有度，这其实就是无为而治的真正涵义。这就如同放风筝，管理者是风筝的操纵者，员工就是风筝，管理者应该给员工一个像风筝一样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的空间。要把风筝敢于放向蔚蓝的天空，这也是体现管理者的一种胸怀。但是也能随时可以把风筝收回来，这体现管理者管理的管理艺术，管理做到了象放风筝一样收放自如，也就到了一种象老子说的那种无为的境界。管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授权，但是如何把握授权的尺度是一门管理的艺术。授权到什么程度很重要，授权的节奏也很关键。对于下属的每个成员像风筝一样放了出去，但是手中线的粗与细及长与短，风力和天气及风筝自身的好与坏都是者需要考虑的。风筝飞的过高，就要把手中线紧一紧，风筝飞的太低，就要把线松一松，并要根据风的大小和方向，首先使风筝飞起来，然后循序渐进的使它飞的更高更远，所以授权也要讲究节奏。放风筝看似很简单，但是放好了，并能放到了一种境界是很难的。同样，没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实践，要想放好员工这支风筝其实也很难。达到收放自如的无为而治的境界也就难上加难。风筝放的好坏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空气，风力的大小。第二，好的风筝和线。第三，放飞的技术。这与成功企业具备的三个要素一一对应。风筝飞的空气和风力犹如企业所处的环境，包括社会与人文环境，企业一般很难去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如何适应只能是应用中国化的传统哲学管理思维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处的是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环境，所以一定要用中国人的思维去处理各种社会与人文关系。风筝本身毋庸置疑就是指企业的所有员工，风筝的线就是指企业的战略定位、组织结构、绩效制度、管理流程等制度。这些就是所谓的企业管理的物质层。放风筝的技巧，就是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也是企业的精神层面。与放好风筝一样，只有构建一个好的企业环境和氛围、打造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建立一套科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培育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才能管理好一个企业。其中塑造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尤为重要。GE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非常成功的企业，韦尔奇在总结GE成功的经验时说，GE虽然业务多元化，但是文化非常统一，用统一的文化代替了统一的业务。所以像GE这么庞大的集团，它像放风筝一样是给员工高度授权的，各事业部权利非常大，但它的战略与企业文化却是统一的，做到看似无为而实则有为的收放自如的放风筝的最高境界。所以韦尔奇堪称是放风筝的高手。领导和管理企业是一门艺术，它如同放风筝一样，如果管理者完全掌握了放风筝的哲学理念，并把它应用在实践中，那么他就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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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之纯：国人的慈善之心未必需要教育
评论作者中华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将与教育部门合作制定慈善教育计划，指导学校在德育课程中培育慈善意识。 中华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将与教育部门合作制定慈善教育计划，指导学校在德育课程中培育慈善意识，弘扬慈善行为，并推动学校逐步把慈善纳入到学生素质评估中。（《京华时报》11月9日）客观说来，慈善进学校这一做法本身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非要将其纳入学生的素质评估当中，便可能遗患重重。参与慈善除了要有意识，还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或时间精力，对于学生来说，这种能力和精力从何而来？而且，即便对于成年人，慈善与否也必须完全自愿，而并不是公民义务。那么，一名学生怎样才能算是慈善素质“过关”？是“察其言、观其行”，还是通过考试来认定？有网友问得好：“是不是家里越有钱捐得越多，素质就越高了？”通过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考验，早已经证明当代国人同样有着高贵的恻隐之心，目前利用微博平台正在成功开展的“免费午餐”等民间慈善活动，证明国人很多都有着蓬勃的慈善热情。完全有理由说，目前某些慈善机构之所以遇冷，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所谓的慈善教育和慈善素质，而主要是相关机制有欠缺，法律不健全，特别是某些官办慈善机构的表现一直不够良好，令公众丧失信任。所以，比推进所谓的“慈善教育计划”更急迫的，是对慈善机构自身进行彻底整饬。尤其想对某些官办慈善机构说：不要看到自己的事业开展不利，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国人慈善素质低，需要加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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