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家世_游子苍生的博客_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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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网传——“相州王”“新城王”家族史略（人和事)　　
吾乃黄帝后裔,姬姓,周文王、周武王至东周灵王，共二十二代周天子为血缘祖先，灵王太子晋触怒灵王，自废为庶民，始得王姓（氏）,又至十六世，秦大将王翦，祖孙三人先后为秦大将军,王翦、王贲父子灭五国,为秦统一中国立下了盖世奇功，父子封侯，翦孙王离与项羽“巨鹿之战”,兵败自殉,离长子王元避难山东，为琅琊王始祖,次子王威留太原，为太原王。天下王氏有二十个望族，以琅琊、太原尤著。　　相州、营子、贾悦、新城（桓台县）王氏皆为诸城王一支，而诸城王为琅琊王的一支。从网上偶遇网文论及王氏，特别是有关诸城相州王及新城王的文章，余采集收藏多年，在此编辑一集，原名为《王氏网传》，现改为《王统照家世》。而本人大部分文章，多查证于此传，可为佐证矣。也供族人与读者查阅之方便耳。 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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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页/238条记录我玩。我的世界空中建筑。别的不做，只喜欢空中写字。
我的世界怎么把动物怎么把动物弄到房顶之类的地方去我看到别人在一个空中之城里养了牛猪鸡之类的、请问那是怎么做到的、我只知道鸡可以用鸡蛋砸、但是其他有办法把他们移到那种地方吗?_百度作业帮
我的世界怎么把动物怎么把动物弄到房顶之类的地方去我看到别人在一个空中之城里养了牛猪鸡之类的、请问那是怎么做到的、我只知道鸡可以用鸡蛋砸、但是其他有办法把他们移到那种地方吗?
可以引诱啊,牛和蘑菇牛用小麦,猪用胡萝卜,羊用草,狼用任何一种生肉（据说是任何肉）,猫用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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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写字，各种字体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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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手机版木牌上写字怎么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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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刘仲回忆录：我的世界我的诗（童年部分）
我 的 世 界 我 的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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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农历的8月初三，伍隍场糖坊坳罗幺爷家里添了一个男丁。这是我，罗德刚罗秀才的外孙——他没有孙子：6年前儿子罗英当兵去台湾了，因此他要我叫他“爷爷。”
伍隍场位于资阳县东南，距县城约30公里，地形是北高南底。糖坊坳处于北部长山岭下的高地，可北眺瓢儿山，南望麦子山。站在镇东南的西佛寺，可以看到伍隍是建在一个山丘之上，场外是一圈圈的田沟和层层山峦，有如八卦拱卫太极，煞是壮观。这个千年古镇，是因五座大型寺庙和道观而得名。旧时这儿僧侣道士上千，香火旺盛得很。天知道伍隍人为什么要供养这么多宗教人口。
现在的伍隍场街道是混凝土路面，建筑以砖混结构居多，旧时的小青瓦吊脚楼缮架房所剩无几，青石板街面也成了一种记忆。其实，这儿过去是泥土街面，平日尘土飞扬，一到下雨天便是满地泥泞。民国初年，本地乡绅朱干庭发起募捐，为街道铺上了石板。石料是青砂石，采自场外的老坟山和稍远一点的郑家洞。材质坚硬，而工艺也十分精细，让来来往往的伍隍人整整踩踏了80年。
朱干庭是场外朱家沟朱氏宗族的族长，爱下棋，是个武术家，中过武举。他的豪宅是当时罕见的三层楼房，土筑瓦盖，极是气派。1950年土改后，分给了30户人，也就是说住进了大半个自然村。1970年因建双石水库拆迁，非常可惜。
作为伍隍最大的望族，朱家的故事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朱干庭带伤考武举和他一口大刀斩杀20多个“拳匪”的传说。总之他是伍隍的风云人物。他的儿子朱敬元也非同小可。一根20斤重的青铜烟竿是他身份的标志。作为伍隍的头号绅粮兼袍哥龙头舵爷，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是当地的慈善家，更是说一不二的强人。挨他耳光的人比挨他烟竿的人多。他自称是“刀子嘴豆腐心”，但共产党不这么看——1950年，他位列48个死刑名单的第一名，罪名是恶霸地主。
1926年的上川东战争，伍隍曾是战场。杨森的北洋兵烧杀抢掠，是这儿遭受过的最大的兵灾。尤其是妇女受害最惨，所谓“大，北洋兵的就大！”这句骂人的话背后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据说伍隍的缮架房，大多是清末重建的。原因是一场大火：一个老道士拿着一根粗大的红苕挨家挨户问：“烧不烧？”形象猥琐，态度轻佻。受到拒绝后口里念着：“你不烧，我烧。你不烧，我烧。”如此这般，走遍了全场，最后来到糖坊坳。一个正在煮饭的老太婆忍住恶心，不无厌恶地说：“拿来，我给你烧！”将红苕煨进了灶膛的热灰。老道士说：“你烧，我不烧。你烧，我不烧……”当夜，整个伍隍场成了一片火海，只有老太婆一家幸免于难……
关于道士在伍隍的奇行异术，还有许多不见于经传的故事。其中最近的是1949年初，一群衣衫褴褛的道士来伍隍场游行。走在前头的端着空碗哈哈大笑，走在中间的端着半碗米不哭不笑，走在后面的端着一碗米一路放声嚎啕。一个领队的老道士一路高叫：“有的，没有。没有的，有啊……”不久，共产党来了，土改开始了，人们想起道士的“妖言”，终于弄懂了什么是天翻地覆乾坤颠倒。
糖坊坳实际上是最大的场口，逢场天十分闹热。主要是卖篾货木器水果及面食之所在，吆喝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一条水巷子从这儿通往两里外的雷波井：这古井是大半个场镇的饮水水源。几个挑水匠就是在这口井里打水，以每挑5分钱的价格卖给场上的居民，盘家养口。他们的木桶长了青苔，每桶装水50斤，桶沿置一篾圈，以防水桶晃荡时溅出来。驼背和汗水是他们职业的标志。
我家离水巷子有4个店面的距离，住的是后堂。门是朝向南华宫后山围墙外的小路。这里古木参天，荆棘葱茏，人迹罕至，阴森之中时有虫蛇出没。高大的黄蓼树上鸟语声声，一窝白翅鸦雀住在上面：它们是伍隍场的常住居民。我的家就在白翅鸦雀的鸟窝下面。住后堂是因为房租低——当时我们家确实是穷到了极点。由于门外是田野，离孙家大房子不远，蚊子多得很。在我的印象中，难得回家的父亲曾拿着小喷雾器在草坡上灭蚊——他总是给这个贫穷的家带来新鲜的玩艺儿。
伍隍场的南华宫是建于康熙年间，规模很大，有三重宝殿，大门是从神龛戏台下穿过，观内雕梁画栋，屋脊二龙抢宝，建筑精致，美轮美奂，香火鼎盛时道士达300余人。1949年后，这里是伍隍区党政首脑机关，两边的厢房是区干部们的宿舍，顶重大殿是大型会议室。缮架房跨度不能太大，几根抱大的木柱支撑着屋顶。会场是通过一大排亮瓦采光。
爷爷的照片早就遗失了。但炭精画像还在。老人头戴罗宋帽，身穿毛领大衣，家脸庞削瘦，门齿微微显龅，脸上有一种孔孟之徒独有的威严。他是王二溪大佛寺罗家祠人，现在资阳的“湖广罗”，都是我的表亲。我外祖父自幼父母双亡，靠姐姐拉扯长大。他从小给人放牛，是躲在私塾馆窗外偷听先生讲课自学成才，后来考取了末代秀才，成了家，有了一双儿女。但“四步功名”他只走了一步：科举终结了，大清亡了。他只得来伍隍场刘家祠教私塾养家糊口。
36岁那年，他被迫闭馆歇业。王法太凶打跑学生固然是缘由，旧文化的没落才是主要原因。当胡适之、鲁迅、郭沫若辈登上舞台时，王国维这样的遗老遗少就只有跳湖的份儿了。恰逢这时，秀才娘子病故，17岁的儿子罗英尚在场外的寿民中学读书，5岁的女儿秀华更是嗷嗷待哺。饥饿、病痛、绝望——他几乎挺不住了。
绝境之中，远嫁南津驿观音堂王家的姐姐带来一个消息：兔子坳刘海湾的当家太婆要将新寡的儿媳张氏出姓，要价是30块生大洋。秀才难住了：张氏的贤惠能干远近闻名，但30块生大洋上哪儿去找呢？姐姐心一横：“跟我走，去观音堂找你姐夫！”
观音堂离伍隍场30余里。彼时不通车，崎岖的山路就显得遥远。在这儿，王家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有地几千亩，都是出种的肥田沃土。还开得有糖坊——观音堂的红糖是红糖中的极品。秀才的姐夫是个小地主，家道殷实，住青砖瓦房，因大斗进小斗出和六亲不认而恶名在外。由于娘家无人势，姐姐的处境有如那皂角树上柔弱的藤蔓，非常艰难。秀才对此早有所闻，但困境之中有求于人，此刻只得低声下气。姐夫半闭着眼，历数罗家这样罗家那样，总之是没本事，待他这个女婿不好。绕了半天，就是不说借钱的事儿。秀才忍了半天，一跺脚冲出门去。姐姐急得追了出来：“德刚！德刚！你转来！你转来——你就再给姐夫下个小，打个会嘛！”“打会”就是请客，请客就是请中证人。万般无奈，秀才只得再向姐夫借5块大洋，置办一桌酒席，当众签下借贷协议才借得钱来娶回张氏。
四川人管“回来”叫“转来”，而“下小”就是低头，放下自尊去哀求别人。事后多少年，我外祖父提起此事仍是狠声不绝。身为儒生，如此受辱是生平第一回。他恨姐夫铜臭，更恨世风不古。至死不愿与王家往来。公正说来，外祖父借姐夫这30块钱是物有所值。没有它，就没有我外祖父母的姻缘，没有我母亲，当然也就没有我——更不会有《在河之洲》。
刘海湾位于伍隍北面的兔子坳坎下，浅丘地貌，坡势平缓，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一株巨大的风水树，荫蔽着一个庞大的院落。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刘家大祠堂。但这个祠堂不是我的宗祠。我的祖籍是在资中威远地界。在那一带，我的少字辈在刘氏门中辈分不低。刘海湾是刘姓的另一支，据说祖上出过四品高官，还立有贞洁牌坊。到了我外祖母嫁过去的时候，这个昔日显赫辉煌的大庄院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了。当家太婆统治着一大群儿孙，不准分家，近百人的家庭在一口锅里舀饭吃。剧我外祖母讲，她的新房就是没门没遮拦的厨房兼食堂，而婚床是一只大斗筐。显然，太婆和众上是欺侮作贱她这个穷家女子。有老辈子还在半夜闯进来骚扰。但一心要以妇德贞行给刘海湾增辉添彩的张氏，还是在这斗筐里为烟鬼丈夫生下了两儿一女。宗族是神圣的。礼教是伦理的基础。维护族权的“家法”是篾片棍棒等刑具，甚至还有抬穿“心杠子”、吊“鸭儿凫水”、沉塘溺毙等私刑。外人只道是大户人家家规严门风正，其实自民国以来，这个祠堂不管是道德还是经济都已近崩溃。《在河之洲》第四卷《节妇与烈女》中的“翰林院”，就是这个家族的真实写照。
我外祖母的前夫小她一岁，死于吸食鸦片过量。族里众上不愿让这个年轻的寡妇分财产，千方百计逼她出姓。改嫁时，她留在刘海湾的三个子女少不更事，在老辈子们的挑唆下，追在被卖掉的母亲身后大骂“丧门星，”说她是“骚货”，“把刘海湾的米吃贵了。”骂得她哭天无路。后来，我这几位远房亲戚，老大刘民国当放牛娃后来被卖了壮丁；老二刘金凤当了瓢山沟陈家的童养媳；老三刘志全去威远黄荆沟煤矿当了童工。
我母亲罗芝兰是我外祖父母的独生女儿。她的出生为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听外祖母讲，我妈从小面目清秀，聪明伶俐，极讨大人喜欢，外祖父视其为掌上明珠，姐姐秀华却有些嫉妒。但总的说来，她还是爱这个妹妹，因为我妈的幼年，大多是在她的背上度过的。她大我妈6岁，长得很像我外祖父，读书不行，脾气却很大。解放初是共产党最看重的那种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她复杂而单纯，善良而邪恶，可恨可爱又可怜，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在河之洲》里的“葛菊”，是她真实形象的摹本。& && &
一天，刘海湾刘民国刘志全两弟兄来到化钱路秀才门外，堵着门口骂自己的母亲是“丧门星、骚货、不要脸。”秀才大怒，扑了出来。两弟兄拔腿就逃。但不久，他们就折回来，拼命朝秀才房子上扔石头，直气得秀才捶胸顿足，口吐白沫。外祖父认定是大人唆使。大人是谁呢？就是刘海湾族里众上——他们现在嫉妒被卖出去的张氏，认为她现在的好日子是打刘海湾的耳光。几十年后我姨孃谈起这事时仍是义愤填膺——她对刘氏兄弟始终没有好脸色。
外祖母（我叫她“奶奶”）张氏，出身贫寒，娘家在30里外的堪嘉坝，父亲是个“槽头匠”，以长途挑卖煤炭为生。张氏以嫁大户人家为荣。在族里众上逼她出姓改嫁罗秀才后，仍对刘海湾魂牵梦绕，至死解不开贞节牌坊情结。刘海湾的太婆患恶性痢疾，子孙们没人敢近前，是她去护理并给这个迫害过自己的“恶嘎娘”送终。太婆悔愧交加，临终前“封”了她不少好话，说她的后人中要出文曲星，这令她异常兴奋自豪。
伍隍场是个古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文化随处可见。这儿在北周时曾是一个县城，文化底蕴丰厚。后因战乱荒废，直到清初才被从荆棘丛中发现。镇上庙宇众多，街是丁字形，原是碎石街面，后由本地绅粮捐资铺上了石板。房屋多为小青瓦缮架吊脚楼，街上的铺面是松木门板。在岁月侵蚀下，木板的纹理都凸了出来。几条巷子都是斜坡，后来被铺上了石梯，所有的巷子都通往雷神菩萨的居所——川主庙。这儿地势开阔，人们习惯叫它“川主坝。”庙外古井边，一株14个人合抱的长满苔藓的大黄角树，荫蔽着场镇的腹部。每到春天，黄角树长出粉嫩的芽笋，让孩子们爬上去大饱口福。他们管这略带酸涩的重机枪子弹似的笋苞叫“洋笔。”秋后指尖大的树子儿散落一地，软软地，不几天就烂成粉末。这儿是猪儿市和粮食集市，隔天一个场。每到逢场日，天还没亮，大小猪只刺耳的叫声就在大庙宽阔的顶穹下回响，几里外都听得见。
川主庙后有一口堰塘，是伍隍场镇的消防水池。水源来自全场镇的雨水。彼时农耕社会，场镇粪便都被农民买去作了肥料，厨房污水也被乡下人挑去喂了猪，加之人口少，生活污水流入下水道的不多。故堰塘水不甚污浊，是妇人们洗浆之所在。初到罗家，张氏的日子是白天在堰塘边帮人捶洗衣服，晚上在清油灯下纳鞋底，青春消耗在无尽的期待和挣扎。秀才则放下斯文架子，去30里外的小院寺挑米卖，一斤能赚5分钱。每到傍晚，张氏都要带着秀华和年幼的兰儿去路上迎接秀才，用扁背篼为他分斤减两。这时候，活下去是全家共同的愿景。日子是贫困的，但化钱路旁的草房是温馨的世界，相濡以沫的幸福充溢着心灵，成了终身的怀念。
灾难来了：秀才在贩米路上被疯狗咬伤，得了“阴症”（骨髓炎）；张氏的手指也因纳鞋底用力过度，被细麻绳勒断了神经，四根手指再也伸不直，成了残废。无奈之下，读高中的罗英自卖壮丁一去不回。秀才伤心透了，为生计当上了现在被称作中介人的“猪偏耳”。每日跛着脚同养猪户和那些来自安岳乐至的猪贩子打交道。
伍隍的“二方头老槽猪”是驰名川内的优良猪种。耐粗食、产仔多、生长快、抗病力强是它的特点。远来的猪贩子们是头天来伍隍场住店，找到“猪偏耳”，联系好卖主，第二天一大早就在川主坝猪儿市成交。按规矩，“猪偏耳”是身穿“围腰”，分别同买卖双方用围腰裹着手，捏手指头扳价钱，嘴里讲着：“这个数”，“要不得，少了”，“差不多了！”成交后两边收取中介费。在十来个本地“猪偏耳”中，我外祖父最为有名。这不仅因为他是前清秀才，满腹文章大材小用。更因为他生性耿直，最讲诚信。但正因为如此，他的业务异常惨淡：他太直了，不把愿病猪当作好猪介绍出去。这赢得了远道而来的猪贩子们的尊敬，却令卖主望而却步。如此经商，饥寒交迫在所难免。起初，张氏尚能随遇而安，与丈夫及子女和睦共处。但秀才家日子太清苦了，几年后，因为生存竞争而发生的怂祸和家庭暴力日渐成为常态。私下里，她开始抱怨秀才的暴虐和养女的自私，并怀念在刘海湾的日子，为后来的家庭悲喜剧埋下了伏笔。
“君子不言利，”秀才耻于以商贩为伍。但生存压倒一切：他除了挑过米卖、当过“猪偏耳”，还杀过瘟猪。那时肉食匮乏，穷人家瘟猪肉也是不可多得。爷爷以极低的价钱从农家买来病猪，一刀杀去，放尽污血，然后烧水吹气，刨去猪毛，再开边理内，裁下四大腿。这些活儿自然是全家上阵，一通忙乱。有时几天卖不了一头猪，臭肉就只好卤熟来卖。实在卖不掉就一家人含着泪打瘟猪牙祭。他们杀过伤寒、霍乱、口蹄疫病猪，幸而无人感染。这应了一句老话：“穷人命大。”
穷愁潦倒之际，大绅粮刘文雅“雅二爷”带着跟班登门来访。几块腊肉、50斤糙米，是他送给秀才一家的年货。他提议秀才租种他在场外庙湾山上的几亩坡薄地，租金从优。秀才喜出望外，带着一家把猪儿市的地皮泥狠狠刮了一层，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到地里，硬生生将那片只长丝茅草的薄沙土增厚了一尺。然后种下玉米，施以捡来的狗粪，再及时间苗、用稀释的尿水提苗、用大粪敷兜……一家人成天顶着风吹日晒，呆在地里，不是捉虫，便是除草，对那宝贝庄稼倾注了全部的希望。那年风调雨顺，玉米苗架粗壮，黑澄澄的，过路大爷都说看不出罗幺爷还是个庄稼把式呢。秀才心里说不出的舒坦。秋天来了，一家人把玉米棒子盘回家里：呵！真是丰收啊！柜子装满了，碌缸装满了，甚至屋檐下也挂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棒子。秸秆不能堆在山上，秀华下半年不用捡柴禾了，幺爷要给你两姊妹买花衣服……
雅二爷来了，这回他不是要接济可怜的秀才，而是祝贺佃户获得了好收成：“我早说过我那片地是宝地啊！怎么样？没有整你吧？明年再加把劲，肯定还要擒王莽！”雅二爷话头一转：“不过，这租子也该加得了。俗话说，救济不救穷。你罗幺爷知书识礼，算得来账，我的租子起价低，加上一倍不算多……”“雅二爷说的不假，地现在种熟了，加一倍租子也不算贵。但这是我秀才一家累死累活盘来泥巴加厚的土层啊！雅二爷，你人品如此。这地，我秀才不种也罢！”
事后，雅二爷没有说罗幺爷是酸儒。而我外祖父也没有说雅二爷心狠。但两个老熟人见面不再招呼——脸色都不好看。50年土改，刘文雅是伍隍的头号地主，上了人民政府要枪毙的恶霸地主名单。干部们来动员秀才去斗争大会倒苦水。我外祖父拒绝了。他对已是土改积极分子的秀华讲：“我恨雅二爷的刻薄算计，但决不落井下石。做人还是要记着别人的好……”
外祖父时常自责秀才经商是有辱斯文，总想为自己的国学宝贝找到继承人。他曾着力培养我母亲。几年的成果是我母亲把《女儿经》、《孝经》、《大学》、《中庸》背得滚瓜烂熟并写得一手好字。我母亲罗芝兰天资聪颖，极其好胜。一次在背诵《离骚》时卡壳，心头一急竟昏倒在地。她是我外祖父母唯一的孩子，从小乖巧听话，极受宠爱，12岁就帮着家里摆摊卖香烟凉粉，很是麻利。街坊们都跨罗幺爷家里有个能干的小才女。这令我姨孃罗秀华很是嫉妒。继母说她长相不行，读书也不行，打小工捆纸烟也比不上妹妹，又爱偷嘴理小话，秀才父亲的篾片经常抽得她满地打滚。她把这一切记在心里，在将来的岁月中，怀着爱恨交织的感情加倍回报了自己的亲人。
土改后期，场镇上建起了居委会。由于苦大仇深，我姨孃罗秀华先是在土改工作组里当干部，后又成了街道积极分子。幺爷不愿得罪的人她偏要狠斗严惩。尤其是对原来的东家，她打耳光抽篾片从不手软。斗去斗来，斗到了自己父亲头上。听奶奶说，斗争会场合不大，就两三百人，没人出手打秀才。但女儿扣的“封建魔王”、“家庭暴君”的大帽子令他老泪纵横：这不仅是斯文扫地。纲常崩溃了，人伦颠倒了。在大小会场上，众目睽睽之下低头向女儿认错——老爷子对此终身耿耿于怀。
母亲17岁那年，来伍隍中学（原寿民中学）油漆黑板门窗的刘鉴鑫请人来提亲，他大方又孝顺，一进门就带来家里一直稀缺的米柴，讨老人欢心。据我父亲吹嘘，当时他买回的米是装满了碌缸，柴块几乎塞满了屋里的空间。他断言这家人这辈子从未有过这么多生活资料。我外祖父开始很喜欢他，但他的过于完美和老练引起了怀疑。他走了，回到了资中县城，找到了年迈的师傅。不久又让徒弟来伍隍场找我妈，谎称他得了暴病。我母亲当时刚满17岁，懵懂无知，情窦初开，私自奔往资中去看望爱人。哪知一去便是生米熟饭，直到两个月后才怯生生地地回到伍隍场。当时老秀才只差没气死。但木已成舟，毕竟兰儿是掌上明珠，她的婚姻大事干涉不得。只好将错就错，置几桌水酒把喜事办了。
我成人以后母亲告诉我，我父亲最不像话的是把汪琴书和我哥哥的生母从资中带来，让她们为婚宴帮厨打杂。当时他说这是他的“表妹”和“表嫂”。母亲说这两个女人非常能干和卖力。我不知彼时她们心里是作何感受，但父亲的厚颜无耻却永远无法得到我的宽恕。
母亲临盆了，父亲却突然不辞而别，而且一走就缈无消息。一家人，尤其是产妇的饮食顿时没了着落。我姨孃罗秀华好上在区公所当炊事员的陈麻哥，弄回吃的，救了一家人的命，却给了我外祖父儒生的尊严致命一击——他至死不肯饶恕女婿的放荡和女儿的不贞。
我姨孃最后悔的是文化太少，说要不然早当上国家干部了。同陈麻哥的事儿败露后，她远嫁重庆，当上了我德容表姐的恶后母。但她勤快持家，是我那赌钱汉姨父的好管家。我不懂为什么她要我叫她妈妈。后来才知道她是我父亲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糖坊坳位于场镇北部边缘，石板街到了这儿就断了。一道叫“长山岭”的山梁那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伍隍中学。那儿古木参天，原是武王庙之所在。张献忠“大西朝”那些惯于杀良冒功的勇士，把川中丘陵变成了无人区，庙宇内的和尚也都成了无头骷髅。20世纪初，本地绅粮集资在废庙原址上办学，省长刘湘拨来200大洋，并为学校定名“寿民中学”，校长享受县团级待遇。首任校长陈光俊有“小蔡元培”之称。他广罗人才，搞兼容并包，高才高薪，一时间竟把个学校办得火红。
学校的最高建筑的位于武王庙三重宝殿后的“芳毓楼”。两楼一地，青砖木楼，是六个班的教室。众多的捐款人中，川军师长兰文斌捐款最多：200块大洋。但捐款30元的杨芳毓早年就读于云南讲武堂，和刘湘朱德是同学，加入过同盟会，与蒋介石、戴季陶一起留学过日本，在黄埔任过教官，当过川军中将，资格最老，大楼冠他的大名最孚众望。1949年后他由李济深保举，做了新政府的轻工业部顾问，文革中进京串联的伍隍红卫兵把他揪了回来，让他带着“历史反革命”的高帽和黑牌，敲着破瓷盆自报家门。武斗开始后，没人管他，他就到处找人下棋。我曾是他的对手。抑或是年纪大了，他棋艺差，又还爱悔棋。到后来竟然在大庭广众下随地便溺。儿子给他来信是空着头子，没有称呼。他说他理解儿子的苦衷。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照料着他，批斗会上被剪了头发，同他站在一起。他说这是他解放前夕在北京某胡同买来的侍妾，叫陈希文——他夫人早就死了，坟是红卫兵扒的。刚来伍隍时，满口普通话的陈希文煮不会作饭，不会和农妇交谈，上街买菜不会讲价。造反派见他们可怜，打招呼不准欺侮老人家。（他们已经是“死老虎”）两年后，他们成了地道的伍隍人：锱铢必较，诙谐幽默。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好多东西。
我舅舅罗英是寿民中学高三的高材生，很受师长器重。他和后来成为作家“邵子南”的董尊鑫是同学。卖壮丁去胡宗南部队后参加过抗日战争。1949年夏天是以上校军衔从上海去的台湾。同为国军的观音堂王家表叔在码头上遇见了他。他说他无颜回乡见父亲，这辈子埋骨他乡算了。上世纪70年代末，我曾从报纸上看到过对台湾歌谣派诗人罗英的介绍，不知是不是他老人家。
听我妈说，我出生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嗓子响亮，耳朵也较别的婴儿稍大一些。接生员张秀琴浑身是汗，似乎比产妇还累：她是刚从护校毕业，我是她接生的第一个生命。文革中她是造反派“大风大浪中前进战斗团”的干将，我是保守派“工农战斗团”的小头目。“二月镇反”中，她因出身不好又“跳得展劲”被打成“反革命”，五花大绑受我们批斗。团里大头目要我上台发言，我拒绝了——我知道她是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实在不敢伤害她。当时捆绑人犯是用棕绳，专政打手们都黑心，捆人的时候分外用力，捆绑时间一长，手臂就会坏死。张秀琴虽然没有落下残废，每到春天手腕都要脱皮发炎。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端庄秀丽的女人，丈夫是银行干部，两口子没有生育，抱养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一名大学生。
我出世后，母亲奶水丰沛，她的结拜姊妹杨文清抱来一个女婴。这吃我妈奶长大的女孩长大后叫我妈“兰孃”。我妈还在月子里，我们就被双方家长指定为“未婚夫妻。”然而命运给了我另一朵玫瑰：我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家长安排的幸福陷阱。
伍隍古镇原是在茂密的柏树林的环抱之中。大跃进时“大炼钢铁”煤炭缺乏，抱大的柏树就被砍来作了燃料。那时候，到处是旗帜、标语、牌坊和巨幅宣传画。街上的人被组织起来下乡去搞深挖。几乎天天都要开大会，表扬人，斗争人。表扬人是在主席台上给人戴大红花；斗争人是给人戴上尖尖帽，把他推上高凳，用篾片暴抽。当时有两句最响亮的口号：一天等于20年；深挖三尺就是共产主义！
时代是火红的，场面是壮观的。但我们家里却弥漫着悲哀：刘鉴鑫，这个我应当称之为父亲的人，在我出世两年后仍音讯全无。有人说他因作风问题在资中一煤矿劳改。有人说他在资中蔡家场乡下还有一个原配妻子和一双儿女。我外祖父仰天长叹：“老子早就晓得会有今天。兰儿啊，你是命苦呀！”母亲躲在家里哭了整整一天。当天夜里，她抱着我冒雨离开了家。
我懂事很迟，记事却很早。我记得那年我刚满两岁半，去资中蔡家场的路上是无尽的泥泞。母亲抱着我一路哭泣，一块油布遮住我不受风雨侵袭，她自己却在凄风苦雨中湿透了。
母亲发着烧，走了一夜一天，第二天晚上才到资中蔡家场的天竺公社狮子大队，在一阵狗叫声中千访万问，终于问到了我父亲原来那个家。这是一间垮塌了一大半的茅屋，土墙被柴草烟熏得漆黑，屋里一股刺鼻的霉味。汪琴书，我父亲的合法妻子，一个瓦刀脸的矮个子女人，带着一双得肿病的儿女就住在这里。拨亮半明半暗的灶火，看得出这一家三口已是奄奄一息。母亲和汪琴书相对无言，在幽暗中打量着对方。一声长长的叹息后，我母亲哭了。她俯身下去逐个抱了我从未听说过的哥哥姐姐，然后拿出了珍贵的冷馒头。我本来在母亲怀里昏昏沉沉，竹林里的狗叫赶跑了睡意。我很想对妈妈说我饿了。但那两对因饥饿而闪闪发亮的眼睛让我紧抱着妈妈不敢吭声。汪琴书走了过来，她却生生地叫了一声“幺妹！”就抱着我妈哭了起来。
现在，很多人不会理解我父亲刘鉴鑫这个登徒子为什么那样容易得手？按当时的标准，他中等个头，人才一般，国字脸，大耳朵，厚嘴唇，嗓音有些嘶哑但充满激情，说起大道理来一套一套的，既自信又豪爽，这使他有着异乎寻常的风度。他祖父是个赌徒，后来“赌命”当了煤黑子，一场瓦斯爆炸后成了唯一的幸存者；他父亲刘占云当过川军军官，干过土匪，当过袍哥龙头舵爷，开过烟馆，强横一世，到头来痛悔虚掷生命；他本人5岁丧父，7岁随母亲改嫁去了杨家。读了3年祠堂学馆后被赶出杨家成了孤儿。当过放牛娃、茶馆学徒、冥铺学徒、漆匠。被地主东家打聋了耳朵，在资中这个水陆码头，沾染了好色的恶习。后来他参加共产党，在土改中快意恩仇大开杀戒。但既结孽缘就必有后果：我祖母领着怀孕的汪琴书——我父亲怀着仇恨占有过的自幼指腹为婚的表妹，抱着我父亲与另一个女人生下的我哥哥，找上了他的工作单位。他害怕了，无脸再在共产党政府机关里待下去，回到社会上当起了漆匠。在把家小作了初步安顿后，他开始以烂为烂，八方流浪，四处骗婚。但他一直坚持说我母亲不是他的猎物，而是他在梦里追求已久的爱人。当然这不妨碍他此生以渔色为最大的乐趣。这回阴沟翻船，被送去资中一煤矿劳改，是因为一个姓董的中学老师指控他骗婚。
这次资中之行的结果是我外祖父母多了一双外孙儿女。我记得我和哥哥姐姐是在晚上回的伍隍。我姐姐素琴肿病严重，一路上老是喝水。吃饭的时候两个饿慌了的人狼吞虎咽，令我外祖母心酸得流泪。第二天，阳光下，外祖父戴上老花眼镜，一边给他们找虱子一边问他们的功课，这情景在我脑海里成了一幅永远抹不去的画。我姐姐文化很差，长相很像她母亲。非常善良能干。22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家有疯母亲的转业军人，相夫教子，孝顺疯婆婆，靠当裁缝和务农过上了小康日子。一双儿女都长得像我帅气的姐夫。听说现在都已成家立业。
伍隍中学外面有一条大路，旧称“化钱路”。“化钱路”，顾名思义，就是烧化纸钱的去处。路口有一块圆形巨石，很像修路筑坝的石碾子，人称“磙子石。”大路就是从这儿通往瓢山沟。在伍隍几十平方公里的浅丘沃土中，瓢山沟和不远处的盐井沟是深丘地貌。沟深200多米，沟底宽约400米，长约3公里。沟里是层层水田，两边是绵延的山梁，一边的一座山头酷似饭瓢，一边的一座丘峦活像甑子。两山遥遥相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往往会带来神秘的传说，这一代的农民都说自己是“守着饭甑子拿着饭瓢过日子”，但饥饿和贫穷一直是如影随形。
这片风水宝地，过去是地主廖明清的产业。他本是一个大学生，奉父命回来继承家业。但廖氏兄弟众多，分家后他的经济状况充其量只是中农水平。他开始在城镇上开店经商，办钱庄放高利贷。在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对家族及其相邻大片土地的兼并，成了深受家族痛恨的大地主。1950年他积极配合土改，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但兄弟们不饶他，在运动中对他施以私刑，差点儿置他于死命——他是在大跃进中饿死的。
瓢山沟沟底狭窄，“槽土”不多，耕地大多为“塝土”。地块斜斜的，为油砂泥，极是肥沃，按老农民的说法：“这土地出种。”柏树、油桐和刺槐长满了坡上的土埂。沟底水田的田坎上李子树异常茂密。瓢山沟的李子是有名的：果子大、产量高、脱骨的果子上有一层白粉，又脆又甜，非常好卖。到了初夏，农民便要在果林中搭棚守护，有的甚至要在棚子外栓一条狗。夏日雨后，风暴平息，山洪从两边的山坡上倾泻而下，带着大量红色的泥沙，直奔下面的双龙桥，留下一路轰响。而秧鸡则在迅速升起的雾霭下发出的“咚咚”叫声，与土蛙和鸡鸭及猪儿的叫声响成一片，非常好听。
我姨父陈友盛（我叫他“陈姑爷”）是瓢山沟的生产队长。小时候他曾是住岩洞要饭的“咕噜子”，长大后给地主廖明清当长工。刘海湾我外祖母留下的次女金凤是卖到陈家的“小包媳妇”。他们的长子是我表哥“火娃儿火哥哥”。外祖父认为刘海湾的子孙大多是不肖之辈，唯金凤除外。因为她长大后认了自己的母亲。故他对陈友盛一家关怀备至，而大姨父对秀才老丈人更是崇敬。但凡有什么好吃的，都要让火哥哥送上街来。小时候我是大姨父家的常客。有时是大人带着我去，有时是我个人偷偷跑着去。我4岁那年初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人们正忙于平整秧田，带我玩的火哥哥把我撂在田埂上，自己下田捉起了泥鳅，一有收获他就高兴得大喊大叫。我看得心痒，跟着跳下田去。当大人发现时，我已经成了个泥娃娃，穿着的光屁股棉裤早已湿透。哄笑声中，我被拎上了田埂，火哥哥却挨了一记耳光……
我爱去瓢山沟，华君叔叔也爱去瓢山沟。他时常带着我去他所叫的“大姐夫”家里，吃在灶堂里煨熟的红苕，或用芭茅编织宝剑、蝈蝈笼之类的玩艺儿。去水田里捉泥鳅黄鳝是他的最爱。这方面火娃儿远比他在行。初夏的夜晚，李子树丛中，躺在晒席搭成的棚子里听青蛙的叫声也是一件快事。起风了，雷电轰鸣，雨点和被风刮落的李子打得棚子砰砰作响。有叔叔在，我一点不害怕。而他似乎也喜欢这样的刺激。一天中午，雨后的田野上山洪成了涓涓细流，陈姑爷屋前的竹林里突地冒出几多鸡屎菌。我在门外大路的涵桥下看到了一只硕大的螃蟹，那凶恶的东西朝我竖着一对小眼睛，举着两只大钳向我示威。我高声叫唤：“火哥哥快来，帮我捉住它。”火哥哥来了，咵咵地嚼着半生不熟的李子，含混地说：“不理他。走，吃饭了。”我哭着去找华君叔叔，他跑过来一看：哪里还在！于是火娃儿头上挨了几“磕磕。”第二天，火哥哥为我送来了两只螃蟹，要小一些。我伸手去捉，被狠狠夹了一下，大哭起来。叔叔赶来又给火娃儿一巴掌——陈姑爷和大孃知道这个“野舅子”是幺爷的宠儿，拼命讨好他，任由他对火娃儿颐指气使。
爷爷是个严酷的老头儿，而我是个顽皮的孩子。小时候我挑食，在饭桌上哭，他就一手拎着锅盖罩在我头上，一手用竹丝刷把敲打锅盖。打一下骂一声：“你发饭疯！你发饭疯！”那时候锅盖多是笋壳做成，煮饭后边缘上沾满饭粒。经他一敲，饭粒边纷纷落在我的头上。但我哭得再响，也没人敢护——谁护谁挨打！一次我外祖母觉得他打我下手太重，上来护我，他将就手上的烘笼砸了过去，砸得我奶奶满头都是柴灰和燃着的桴炭。
两岁后，《三字经》《诗经》成了我的发蒙读物，我刚学会说话，就被这个急于寻找继承人的老夫子强行灌输他那套国学礼教。开始是朗读和背诵，然后是写毛笔字。老秀才找出一块木柜子盖，要我妈漆了，作为黑板，让我每天在上面写字画画。我先是画火车轮船，后来画人像。连环画上的关羽赵云是我的摹本。过往的街坊们夸我画得像，爷爷脸上满是得意。老夫子坚信天才是黄荆条子抽出来的。他爱我最甚，对我期待最高，下手也就最狠。但凡我倦学或调皮，用篾片打手心就成了家常便饭。“揠苗助长”的成语是爷爷教我的。但他老人家却是这个成语的实践者。他胃病严重，自知不久于人世，总想让我快速成才。因而他对我的教育异常严酷。他不信国学在新时代百无一用，要我坚守最后的斯文。
大跃进里，爷爷曾带着我去了一次重庆。这是我和外祖父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印象非常深刻。是姨孃罗秀华来接我们的：从伍隍场步行12华里到铜钟，再乘木船至登瀛崖，在河边的小摊上吃了一碗凉粉，辣得要命。火车来了，一声汽笛在山谷里回应，吓得我直哭。看到那扑哧扑哧直喷白烟的钢铁怪物，我哭得更厉害了，打死不上火车。被夹上车后仍是又蹬又踢，哭闹不止，一直闹到筋疲力尽，昏昏入睡。醒来时，火车已到小南海，看到长江：“好大的河呀！”我完全忘了昨天的恐惧，开始喜欢起这风驰电掣的感觉来。长江里一个小岛上的寺庙吸引了我：“爷爷，那是什么？”“庙子。”“庙子是用来干啥的？”“住人的。”“什么人？”“和尚。”“和尚是好人还是坏人……”满车厢的笑声中，九龙坡到了，该下车了。这时我又开始了哭闹——我喜欢上火车，不愿下车了。爷爷给我屁股上一巴掌：“听话！”旅行结束了。
刚进九龙坡黄角坪搬运西村，一个小男孩跑过来，伸手朝我眼睛一抹——是万金油！我大哭起来，姨孃罗秀华抓住那“凶手”劈头盖脸地一顿暴打。对方家长不敢惹她——在搬运西村这一带，这个制服了赌棍丈夫的母老虎是人见人怕的。
当然，我也不是听话的乖儿童。不几天，我就成了搬运西村几十个“肇包”中的一员。大人们在河边淘沙石，我们就分成两派打河沙仗。打去打来就“发牯”相互扔起卵石来。好在小孩自力气小，扔石子扔得不远，但即便这样，打中了脑袋还是疼得难受。有人哭了起来，引来大人，战役才告结束。然后是家长们吵架，要追究责任。河滩上一片喧哗，饭锅里的稀饭沸了，溢出锅来。于是又转移话题，骂咧咧地忙着熄灭灶坑里的柴火……在重庆城里，我根本不听招呼，一眨眼就钻进了人群，吓得姨孃哭着四处找人。在大众剧院看戏，花脸一上场我就喊打，说这是坏人，惹得哄堂大笑……
姨父张顺常“张爸爸”和德蓉表姐对我非常好。每次姨父下班都要给我带回好吃的。我爱吃皮蛋，恰恰那天他没有买。我横了，指着一堆炭球说：“家里有。”于是爷爷砸给我看——直到砸完最后一个。我恼羞成怒，一跟斗倒下去又蹬又踹。待我哭够了后，老秀才搬出了“家法”。这“家法”就是篾片，它让我懂得要讲道理，不能胡作非为……有时候，，爷爷带着我去长江边，看滔滔不绝的江水和江面上那些帆船和冒浓烟的汽轮。老夫子一边走一边动情地吟哦《离骚》，泪水潸然而下。我问爷爷为啥要哭？他说孙儿啊，你快些长大吧……他带回了一块长条形的卵石，作为重庆之行的纪念。这卵石在我伍隍的家中保存了40年，直到搬家进城，才不知掉在了什么地方。
大跃进里的重庆，萧条随处可见。饥饿写在每个人的脸上。黄角坪的大街上，一家餐馆门外排着长队：今天供应特价稀粥。是豌豆粉熬的，放了糖精，每碗一块钱，每人只准买一碗。姨嬢带着我们排半天队，好容易进了饭馆，可粥卖完了，所有的人都长伸着舌头舔着粥碗。姨嬢苦笑着看了一眼我们：“今天只有挨饿了，食堂里只有代食品，而且早关门了……”“代食品是啥东西？”我问爷爷。爷爷没好气地说：“啥东西？猪饲料！”对，猪饲料！按现在的标准，还是劣质的粗饲料。在伍隍场的大食堂，“代食品”就是红薯藤、粗康，好一点的是红薯兜把。重庆大城市，“代食品”只能来自铜梁、永川、巴县、璧山乡下。主料是花生藤、豆秸、玉米芯打成的粉，根本无法下咽。黄角坪一条小巷里，菜市散场了。我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站在那儿贼样地东张西望。突然，他弯下腰去，飞快地捞起一样东西——是一截又老又黄的空心菜（重庆人叫“藤滕儿菜”）。他三下两下把菜揉成一团，塞进怀里，看看左右，然后拍拍手，挺着胸脯扬长而去。爷爷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连声叹息：“斯文扫地，斯文扫地呵……”
4岁时我开始读《大学》《中庸》，学问没记住，体罚却永志不忘。我最怕的是罚跪——一跪就是一炷香：整整两个小时！即便这样，我还是伍隍最快乐的儿童。因为我有众多的玩伴——我和这些“毛根儿朋友”大多保持着终身的友谊。我们总是想法设法出去“打国”、“捉猫猫”，要不就是上屋顶去掏麻雀窝或下堰塘游泳。外祖父不怕我跑跳，就怕我摔死淹死。他在我手腕上盖上了他的四方大印，一旦“罗文明印”四个字没了，便是我犯规的证据。挨暴打的时候我还不敢哭嚎。后来我找到了保持印记的办法：铁器社门市会计的扁章盖两次很像外祖父的大印。这个伎俩成功了三天，三天里我是外祖父的乖孙子，备受赞扬。但诡计败露了：铁器社会计找上门来，问：“罗幺爷您的孙儿天天来我那里把私章盖在手腕上是什么意思？”同时有农业社干部来告状说我“洗冷水澡”摘藕叶“破坏生产。”这真是天塌地陷的灾难。后果是我遍体鳞伤和老夫子的胃痛病发作。
然而我是有名的“挨不怕”，只要有小朋友来约，镇外“万斤连”大堰塘还是最好的去处。一天，我们十几个“小二哥”（这是大人们对调皮鬼的叫法）正在水里打水仗闹腾，外祖父急冲冲赶来，恶狠狠看了水里的我一眼，二话不说，把所有脱在岸上的衣裤抱起就走。大家面面相觑：“怎么回家呢？”一个大一点的淘气包开始大摘藕叶，用小篾片缝成衣裙。大家如法炮制。于是伍隍街头出现了一队头戴荷叶头盔、身穿荷叶铠甲、手执荷尖枪的武士。大家大摇大摆，招摇过市，但一回到家里可就惨了。那一次我享受的是跪刑。不是跪在地上或板凳上，而是跪在一堆碎瓦渣子上……
“瓦渣子”就是砸碎的瓦片。旧时水泥叫“洋灰 ”，是稀缺物资。打地坪、晒坝多是用“瓦渣子”、石灰、炭灰拌成“三合土”，先以专用工具砸紧抹平，待“收汗”时再以卤水磨之，凝固后坚硬结实。那时候，场镇居民大多是“坐在青石板上，”一切都要花钱买。有的甚至吃水还要花钱请专门的挑水匠从镇外的古井去挑，每挑五分钱。而挣钱机会很难找到。因此但凡酱园择海椒、糖果厂裹口香糖，现场总是人满为患。至于“瓦渣子”，收购价不高：每箩篼一毛钱。但那是供销社、粮站长期需要的。故瓦片是宝，街上家家户户门外都堆着一堆。
爷爷是我的第一位导师。我把对他的崇敬和爱注入了《在河之洲》。但有些故事是没有写进长诗的：在我的童年，他是头上的一片祥云，始终罩着我。当我在瓦房上取麻雀窝下不来时，他和舅舅抬着梯子来了；当我和几个小朋友躲着学打牌时，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抓起牌来撕得粉碎；当我读书报名把墙上“为革命而学习”的宋体字摹写下来时，他夸我：“我孙儿真能干，将来当艺术家”。我上学后，有一天，他发现我多了一支铅笔，便问这是哪来的？在得知是同学李林富送我的后，他在我上课时赶到课堂上，问:“谁是李林富？这支笔是不是你送给刘仲的？”李林富回答：“不是，是我丢失的。我一直在找。”课堂上鸦雀无声，我这个贼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
一个叫廖龙成的同龄人让我至今耿耿于怀。
1960年冬，“大跃进”已近尾声，陈姑爷冒险打开保管室，让社员们把用作棉田专用肥料的花生枯饼搬出来，说：“过年了，没吃的，对不起大家。今天就打个枯饼牙祭。今后有事儿，我陈友盛担着就是了！”廖龙成的父亲也是生产队的干部，他跳出来说这是“犯错误”。老子吵闹，当儿子的也跟着起哄。我不服，仗着自己的大姨父是排长，同廖龙成先是争吵，后是抓扯。一直闹到陈姑爷家门外的桐麻地，“附带劳动”们刮麻的家什还没收捡，地里散落着白生生的麻杆。廖龙成个子大，拳头也大，他是照准我脸上招呼，打得我两颊起火眼冒金星。大人们追过来拉开我们。但我已情绪失控，近乎于疯狂。我挣脱出来，抓起一把刮麻的锈菜刀朝廖龙成砍去……几十年后，我和廖龙成相见，他已是一名老石匠，满脸沧桑，额头上那道又深又长的刀痕触目惊心。他已记不得这是怎么来的了。但我记得——仗势欺人的愧疚不可磨灭，直到我进入坟墓。
& & 在我的童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我的舅舅“发君叔叔。”他是吃我外祖母的乳儿，本名叶发君，是我外祖父的宠儿。正如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所说的：“我成了我父亲家里的新客了”。发君叔叔三岁后被送回叶家，但很快就跑了回来，宁愿挨冻受饿，也要和幺爷幺娘在一起——在我出世前他确是罗家的最爱。后来为了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他随我外祖父姓罗，大名“罗在上”——现资阳碑记半月山大佛寺“湖广罗”在字辈的，都是我舅舅。
我是在华君叔叔的背上度过的幼年，更是在叶家的连环画租书店里长大的。叶茂湘是我华君叔叔的生父。他父亲是地主，本人成分是学生，63年被下放前一直在伍隍中学教书。爷爷要我叫他“四老爷”，而其妻则叫“四奶奶”。“四奶奶”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是典型的欧洲人长相。我华君叔叔五姊妹都是皮肤白皙、头发卷曲、轮廓线条分明。他们在那个时代受尽压制。现在回想起善良的“四奶奶”戴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胸牌，每天被强制扫大街的情形，我会一阵阵不寒而栗。外祖父的国学我没记住多少，“四老爷”的连环画却教会了我阅读。我爱书，爱阅读。现在，让我在车站机场呆上半小时不读点什么是不可想象的。我终身感谢“四老爷”，感谢他的租书店。
华君叔叔是伍隍街上的娃娃头。他成天领着一帮喽啰下操、“打国”、或下堰塘洗冷水澡打水仗。出去拾柴禾、检二碳、检农业社没挖干净的红苕他也是带头人。大跃进里，他的收获减缓了一家人的饥饿。翻房子掏麻雀窝更是他的拿手好戏。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告状：“罗幺爷，你那个幺儿把我的儿子打伤了。”“罗幺爷，你那个肇包把我的房子踩漏了……”他经常是半夜回家。而家里摆小摊的零钱也经常失窃。有一次他又是半夜回来，悄悄掰开篾笆门，打开钱箱，突然一记闷棒打来——“哎哟，幺爷呀！”“哎哟我的儿，原来贼娃子是你呀……”稍大一些后，他“落正”了。凭着我外祖父给予的贫民子女成分，戴上了红领巾。还加入了区上的文工团，在《血泪荡》、《红云崖》、《红灯记》这样的“革命戏剧”里演一些特务、汉奸、狗腿子之类的角色。他追求进步，但我外祖父死了。在我父亲以投机倒把新资产阶级罪名被捕后，他选择了归宗——他宁愿回去当地主子女，也不敢留在我们家当劳改犯家属。在我的童年里，他一直是我的保护人。“叶发君的侄儿”的名片，在伍隍一带是很管用的。后来，他参加工作走了，受欺侮、挨打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我外祖母死后，他赶了回来，在坟头上哭昏了过去。那种撕心裂肺的悲恸，令我终身难忘。他有一子一女。同他一样，我大表弟是个淘气包，结婚后同父母关系很不好。二表妹则是个备受宠爱的极具南美风韵的混血美人。15年前，我华君叔叔死于肿瘤——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死讯。
我外祖父母还有个乳儿，是大地主廖明清的儿子，和我妈妈同岁，叫廖武成。他在我们家呆了几年，后来从伍隍中学考进了大学。他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受过他剥削的族人报复揪斗，看着他在大跃进中被强迫拉架车去威远运煤炭，最后饿死在破草棚里。廖武成是西南师范学院的数学高材生。由于出身不好，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巴县山区教中学。贫下中农出身的中专生老婆看不起他，两个女儿也看不起他。假日里，他常去九龙坡黄角坪秀华姐那里诉说苦闷，秀华姐没有忘记他生父的刻薄，但对这个兄弟是满怀深情，每次他来，都有好吃东西的招待兄弟。而武成吃了后总要提意见：“秀华姐，你的手还是那么重：太咸了……”20世纪80年代初，两个女儿都出嫁了，他狠下心肠把老婆离了。当时他患着鼻咽癌，来到资阳我们家，问：“罗芝兰在吗？”我母亲回答：“在——武成！你不认识我了呀？”他大叫一声：“姐姐！”跪了下去，我母亲俯身抱起他，两个人哭成一团……后来听说廖武成去贵州当上了大学教授——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数学狂。他曾批评我的诗语言不够精准，模糊概念太多。他说艺术的本质必须是生活的真实，而最真实的语言就是数学。当人类使用数学语言抒情叙事的时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在我童时的家庭中，还有一个重要成员：一只名叫咪咪的母猫。它长得灰不溜秋，头部很小，叫声带着虎气，是华君叔叔从场外坟坝捡回来的野猫崽。半年后，它长大了，而大跃进的饥馑也来了。食堂里开始供应粗糠薯藤制作的“代食品”。黄肿病成了要命的流行病。人们一家一家地饿死，以至于家里私藏的砂锅所煮的野菜、青蛙、蝗虫、老鼠成了救命的“营养品”。我母亲在现伍隍园艺场边的“青年养猪场”干活，她让华君叔叔在晚上偷偷带回的几把粮食，显然不够塞一家人的牙缝。这时候咪咪开始发威。它每天都要捉回几只肥大的老鼠，这使我外祖父喜出望外：这肉食太宝贵了。经盐腌风吹，再挂在灶口烟熏，然后蒸熟——那香味让人直吞口水。咪咪受到夸奖，自是倍加努力。但大家都在捉老鼠，它的战果越来越少。记得一天深夜，我从木板楼的床上醒来——是一种凉冰冰的感觉惊醒了我。月光透过亮瓦照了下来：天哪！是一条蛇——一条足足有两米长的大蛇！是咪咪拖回来的。我吓得缩成一团，一动也不敢动，瞪大着眼睛，浑身毛骨悚然，看咪咪是怎样对待这个俘虏。只见它坐在床的那头，不吭一声，只用绿光闪闪的眼睛看着蛇的动作。蛇慢慢地盘了起来，昂着头，吐着信子，突然向咪咪猛扑过去。咪咪身子一偏，伸出前爪在蛇头上拍了一下。蛇头马上缩了回去。但它没有屈服，而是展开身子，迅速把咪咪缠了起来。咪咪先是鼓气，让蛇发力，幽暗中听得见猫的骨骼在格格作响。我正为咪咪着急之际，它身子一缩，跳了出来，而蛇则瘫软下来。这样的游戏重复了两次，大蛇显然是受了内伤，加之消耗太大，到头来已是无计可施，缠绕无力。而咪咪此时也不再与精疲力竭的敌人逗乐子，猛地一口，咬住蛇的七寸，口里发出呜呜的叫声，同时使劲地甩着头，硬生生将蛇头咬了下来。然后它来到我面前，大声叫嚷。我知道它这是表功，是通知我接收战利品。而那没有头的蛇仍在那儿挣扎，尾巴抽得席子啪啪作响，弄得床上到处是血。第二天，爷爷剥蛇皮的时候引来了大群街坊。咪咪简直成了传奇英雄。但不久它又成了伍隍场的公敌：它有了“偷肉贼”的恶名。很多人家里的过年货成了猫崽们的牙祭——咪咪是被人毒死的。
《在河之洲》里大跃进“除四害”消灭麻雀的情景绝对真实。那是1960年的春夏之交，在进行了一整天的赶麻雀“人民战争”后，区公所在伍隍中学操坝放映“万斤田里放卫星”的纪录片。有人听见了场边大黄角树有鸟叫声。于是，一个叫张国成的汉子挑来了一挑箩篼，而单身汉刘驼子则提来杆鸟铳。一声轰响后，只听得鸟儿下雨般地噗噗噗往下掉。幸存者噗噗地飞走了，但赓即又噗噗地飞回来——它们是太累了，而黑暗的夜空又是那样的可怕。刘驼子再接再厉，歼灭了又一批麻雀。鸟儿们又是一阵仓惶逃窜，噗噗乱飞。但很快又不顾一切地飞了回来。第三枪后，鸟儿们不再飞，直到刘驼子把火药打光。最后几十只麻雀是区干部们打着电筒爬上树去活捉的。那天晚上，刘驼子的战利品张国成挑了两挑。第二天街上的几个大食堂都打上了麻雀牙祭。不少人被铁砂子咯坏了牙齿。然而两个月后，铺天盖地的猪儿虫为麻雀报了仇——大春作物被啃光了，饥荒加重了，人们开始吃蟾蜍和猪儿虫蛹，全家中毒的事件层出不穷。付家公社医院的何院长在黑板报上挂出实物发出警告，但是，因吃地瓜米、菜枯饼、炭疽病猪内脏中毒的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被抬来……
关于大跃进的饥荒，有一件事令我刻骨铭心。那是1961年，大跃进已是尾声，大食堂解散了，饿死人的却仍是事司空见惯。资阳川剧团来了。演出前，付修模等几个演员出来散布，我们一伙“追星族”跟在后面听他们吹牛。我们伍隍的“小二哥”都喜欢看戏。但都不买票——是从阴沟钻进川主坝剧场，或提前埋伏在剧场的屋顶上，演出中找机会抱着柱子滑下，钻进人群，看不要钱的戏。能跟在偶像们后面走，是一种了不得的荣耀。一行人走到伍隍中学旁边的化钱路，只见一个大汉抱着一个南瓜，贼也似地冲进了路旁的厕所，老半天了还不见出来。大家进去看：那南瓜已被啃去大半，而那大汉满脸南瓜瓤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显然他是太虚弱了。三天后，我们又去那厕所：大汉还躺在那儿，已是神色呆滞，气若游丝，满身爬满了蛆虫。有人说，送他去医院，一支葡萄糖就可救他回来。但有人不同意，说救回来又怎样？拿什么给他吃……第四天，他死了，一辆架架车拖走了他，不知埋在了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与此同时，全民深挖土地和建土高炉大炼钢铁如火如荼。街上的人，稍有劳力的人都下乡支农。深挖土地的标准是0.5米，每天傍晚由粮站抽调出来的干部马民斌验收。验收是用篾片插，深度不够就将就篾片打人。深挖的结果是板结的死泥巴压埋耕作层，当年庄稼就大幅减产。土地也没有松软：几场大雨就将泥土淋成泥浆，晒干后满地裂缝，有如放干水的稻田。后来人们才总结出教训：深挖不能使土地松软，只有增加腐殖质增厚耕作层，才能培肥地力增产粮食。
土高炉约莫高4米，是建在川主坝堰塘边的一块地里。大炼钢铁所需的矿石煤炭是用架架车从威远连界黄荆沟等地运来。运煤的人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疲惫不堪——路途太远了，而煤矿铁矿的产能又太小，根本不能满足川南川中各地大炼钢铁的需要。于是伍隍周围的百年老柏树遭殃了，半个月里被砍了个精光。土高炉增加两部大风箱，由6个人拼命推拉鼓风加氧，可就没有铁水流出来。待高炉冷却后清理炉渣——铁矿石和煤渣凝结成了一块。我记得炼钢的土技师是东峰寺的鲁富元，他每天都是浑身汗湿，满头炭灰，花眉花眼。情急之下他把没收来的上千口铁锅砸碎装进了炉膛——这下成功了：铁水流出来了，冷凝后成了一堆满是蜂窝状的硬块。人们用这种铁水浇铸轴承，其粗劣程度超过吴运铎兵工厂的产品何止百倍！除了毛糙得像毛铁，弹子还是扁的，根本转不动！鲁富元在文革中和我一派：是“老保”。他一直在极度的贫困中挣扎。上世纪70末，伍隍手工业联合社开发铸铁业务，请他来当翻砂工。他非常自豪，逢人便说：“党没有忘记我这一技之长。”总之，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然而手工业联合社的高炉不久就熄火了，企业也垮了。鲁富元不知所终。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伍隍场外的“万斤连”还对耐贫瘠的红苕施粪肥。支书朱志文是跃进先锋，他不仅把全连（大队）亩产搞上了“万斤”，还建起了全区最大的集体养猪场。在萧区长的支持下，他把周边的猪儿调来集中饲养，还从远近移来成年柚子树，建成“花果山”。每次县上省上来领导，必去他那儿视察。他对全连是实行军事化管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且严刑峻法，铁面无情，打人整人的的手段又多又狠，社员们怕他如怕阎王。给红苕施肥是他工作的又一亮点。他从县里开会走路回来已是深夜，但仍摸黑去坡上检查施肥情况。检查的方法是摸红苕藤叶子，然后闻闻手上有没有粪臭。结果可想而之：他打连长、连长打排长、排长打社员。当年的红苕没增产，浇过粪肥的还长了“里鼻虫”。朱志文却由此上了《四川日报》的头版头条，当上了省劳模。文革后他当上了县农业局副局长。只要有他参加的大会，他都要争取发言。发言的主要内容都是农业技术方面的“诀窍”。什么“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呀，“十早九好”呀，等等——他婚姻不幸，子女的婚姻也不幸。他晚景很凄凉。
大跃进里，区委在离场镇不远的地方办了两个直属养猪场。一个是邻近瓢山沟的“青年养猪场”，一个是园艺场边的“三八养猪场”。街上的青年妇女大多是在“三八养猪场”工作。管理是军事化的。主管干部是罗伯文，以严酷著称。乱说乱动者、小摸小拿者、私谈恋爱者、劳动不卖力者，都曾领教过他斗争大会的威力和篾片棍棒的厉害。收粮食，特别是收挖花生，收工时他总要大家依次去地头边漱口，检查有无食物残渣，如果有，可就倒大霉了：偷嘴的人是脸上挨耳光，直打得牙龈血肿也不能吭声。猪场死了猪，都要深埋。半夜里大家刨出死猪，分吃瘟猪肉。罗干部知道了先是暴跳如雷，后来他也经不起这美食的诱惑——他是让积极分子老婆代他来分肉——她怀有身孕却患着黄肿病，非常需要营养。从此，养猪场的制度开始废弛，罗伯文很快被撤换，调回供销社。而养猪场至此走向下坡。我妈是将全部“赃物”连夜送回家，让爷爷奶奶悄悄支起砂锅炖肉，一家人打个牙祭。
有一回，爷爷不意间提到酸菜煮鲫鱼味道鲜极了。我妈就把绣花针烧红弯成鱼钩，挖来蚯蚓，用丝线垂钓——居然大获丰收，不仅让爷爷大快朵颐，还送了猪场酒厂烤酒师傅几条。两位烤酒匠投桃报李，送给我妈几个放在酒糟上蒸熟的苞谷饼。那苞谷饼每个足足有半斤重，带着酒气，有一股甜酸味。那天晚上，妈抱着我哭了很久：她因拿吃的回家被开了斗争会。“盗窃国家财产”的帽子自是沉重，刘鉴鑫的问题更是把柄。我妈伤心，是因为她看到了绕不过的炼狱。
猪场里有个单身汉，身体瘦弱，寡言少语，干活踏实，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女人们经常取笑他，叫他“焉包箩”——意为“阉人”。他不怄气，再大的玩笑也不能让他发火。但有一次一个恶作剧让他当了真：他真的以为刘大姐喜欢上他了。于是一场历时半月的献殷情挣表现的喜剧上演了。他居然上门去向眼睛不大方便的刘大娘求亲，说愿意当倒插门女婿。结果是悲剧性的：一场单相思后，他病了，自觉无脸见人——他是上吊死的。
《在河之洲》里的“火幺叔”的原型也确有其人。他在社会商业合作社的茶馆里“吆黑鸡婆”（提茶炊，当服务员）。“三反五反”中，他充当“打老虎”的干将，检举茶馆经理刘文质“贪污木柴”。 刘文质屈打成招，声称那并不存在的“赃物”是和他分了。于是火幺叔也成了“老虎”，每月扣工资“退赃”。“大跃进”中，他半夜被唤起来给两位干部用大落井锅煮饭的故事也是真实的。他的儿子徐文德后来是我们公社的多种经营干部，踏实肯干，口碑很好。我们相互认识，有点头之交。但很少交集。
我的幼儿园老师姓黄，身材娇小，一副娃娃脸，成天笑呵呵的。她从不打我，只讲故事，爱夸奖学生。做游戏的时候她也成了孩子，在她面前调皮简直是罪孽。后来她调进了县石油公司。初中毕业以前，每次见了她我都要叫一声“黄老师!”然后立正敬礼。而她总是笑呵呵地夸我：“呵，刘仲啊，长得这么高了，真乖！”她丈夫朱济民是伍隍区公所的文书，文革中是保守派领袖，“二月镇反”后当过革委会主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伍隍政坛消匿了。
我们的幼儿园是在长山岭下的碉堡旁边，是打穿隔墙的缮架瓦房，规模很小，只有两个班。陈莲清：我妈奶大的女孩，母亲和杨孃给我指定的“未婚妻”，是最听话的班长。那一天，老师不在，她开始同大家一起疯闹。突然她抓起锯末往头上撒，大叫：“我是疯子!我是疯子！”于是我们高喊着：“打疯子哟！打疯子哟！”把她包围起来，朝她撒锯末。有男孩还冲过去打她。她哭了。是真哭——结果是在老师的严厉批评后，全班向她赔礼道歉。但对我来说事情没完：当天下午，杨孃牵着莲清找上门来，叫着我的小名：“宴平，你为啥要打莲清呢？她可是你的人哟……”
伍隍的文工团实力雄厚，有全套川剧锣鼓家什服装道具和藏、维、蒙、朝鲜族服装。由于台柱凌家姐妹去了专业剧团，1962年后就不再排演川剧，舞台上演的是话剧、歌剧和歌舞。所有的演员都是本地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导演是县文化馆下来的专业老师。由曾国柱老师编导作曲、葛明全、文素芳、李瀛凡主演的小歌剧《让种》还去省上获过奖。这个团是仅次于县专业文工团的全县第一，极受区委重视。《杜鹃山》、《雷雨》、《血泪荡》、《三月三》、《红灯记》、《红云崖》、《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朝阳沟》等，是他们演出过的剧目。其中《刘胡兰》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曲子改成慢板，由二胡慢弓演奏特别凄凉。这种背景音乐让扮演刘胡兰的刘德林分外投入，牺牲前的慷慨激昂激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很多人都哭了。我先是躲在台后，被当团长的区公所炊事员曹凯揪住耳朵赶到了台下。后来我爬上柱子，同那些大孩子一样，坐在川主坝大庙顶穹下的横梁上看完了全场。
除此以外，我童年的游戏是成天浑身汗湿的跑跳和亡命的冒险。除了爬树或上房子掏鸟窝，下堰塘洗冷水澡，便是“打国”、“逮猫”然后“发牯”打架——打过又和好如初。放风筝、跳绳、滚铁环、抽“地牛儿”（螺陀）也是玩耍的重要内容。最吸引人的是打“洋板子”：因为它带有赌博性质 ——几个“小二哥”用废纸折成的三角板参赌，放在小圈内，用小石块抛打，打出圈者归己……后来，爷爷一天天老了，再也管不住我了。他只能捂着胸口呻吟，抱怨我荒废学业：“千万不要忘了论语春秋唐诗宋词，那是宝贝啊……”当时我是以逃避爷爷和他的国学为快事，现在看到电视上的半灌水讲座我真想抽自己的耳光。
1963年初春，伍隍场外的刘家祠热闹非凡，田边土路上报名的学生和家长川流不息。冬水田里的冰凌融化了，水藻里看得见鱼虾在遨游。外操场边的十几株古槐绽开了花苞，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芬芳。这是一座由祠堂改建的学校。土筑瓦盖，一楼一底，外墙用白灰粉糊，墙上满是裂纹。大门两侧有二十四孝的浮雕，“忠孝廉耻”几个大字已被石灰水涂刷覆盖。“伍隍中心校”的木牌嵌在门楣上。迈过大门便要从戏台下穿过，由于体育课场地不够，这儿安放着一张柏木乒乓台，十几个学生排着队“打擂”。穿过戏台楼底便是内操坝，600平米左右，正殿是办公室，两边的厢房是一年纪的教室。一株长满青苔的木芙蓉掉光了叶子，讲述着岁月的艰难。
我的小学一年级班主任卓凤仙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脸胖胖的，很是和蔼可亲。她丈夫鲁焕然是志愿军军官转业，相貌堂堂，立过战功，但由于大哥是国军高级将领，在台湾做国民党的高官，他政治上不受信任，只能当学校的教导主任。卓老师崇拜丈夫，开口“我们鲁主任”如何，闭口“我们鲁主任”如何。但她更疼爱名叫“大虎”、“小虎”的两个儿子，对这兄弟俩的自豪和期待溢于言表。她也爱我，因为我是秀才罗幺爷的外孙，而罗幺爷也是教书匠出身，讲究师道礼数——他是背着丰厚的礼品领着我去报名的。卓老师一家在伍隍中心校呆的时间不长，文革开始后他们便被调往了别处。我记得1965年，鲁主任调走前，一张姓同学偷鲁主任的金笔被逮着了，为了立功，便举报我，说劳改犯的儿子说了“反动话”。这个“反动话”的原文是“洋马儿（自行车，当时很少见）跑得快，上头坐的反动派” ——这本是高年级的朱二姐说的，正在受“理抹”。我是好奇，询问大家是否有此事。但被张同学断章取义，作了告发。当时事情闹得很大。好在鲁主任处事慎重，仔细问明了原委，平息了这场风波，否则我的命运很可能将是另一种样子。
在一年级，我的同班同学有喻林成、姚世文、占全忠、杨蒙、陈莲清、文成等。文成的母亲是教高年纪的曾春芳老师，父亲是伍隍中学的王牌数学教师文国才。大姐文光当时是在伍隍中学读高中，后来当上了四川卷烟厂的书记；二哥文伟个子不高，比我们高一级，成绩非常优秀，当过知青，后来进校办玻璃教仪场工作，因父母婚变而精神抑郁失常；弟弟文碧当时还小，后来读书也很厉害。几姊妹中，文成长相最端庄，成绩最好。读二册的时候，得了脑膜炎。由于家里人口太多，没钱住院。她是躺在我们教室楼上的家里，大声背着九九表死的。文成家的住房是木板楼，家里人说话我们全听得一清二楚。那几天，我们每天上课时都听得到她父母低沉而发颤的安慰鼓励和她顽强的童声。卓老师最爱这个学生，听着她幼稚的生命同死神的搏斗，好几次放下粉笔放声痛哭。同学们也是哭成一片，根本无法上课。
陈莲清是和我同桌。她上课时没有精神，爱趴在课桌上。我没法写字，就在桌子上划一中线，要她守住本分，不要越界。但她总是不知不觉又趴了过来。我忍无可忍，给她手肘一下。她大哭起来，全班为我侧目。除了站在老师面前“讲道理”， 放学后杨孃的上门告状更使我无地自容。从她那里我头一回听说“老婆是不能打的。”
1963年，夏天到了，父亲外出不归，风闻要出事。外祖父开始
烦躁不安，他经常独自垂泪，仰天长叹：“遭不怕呵，遭不怕呵……”我问：“爷爷，谁遭不怕？”外祖父忍住哭泣：“你老汉遭不怕呵……”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极少回家，故当时我对他印象不深。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头戴呢帽、身穿皮夹克、腕戴进口表、脚穿牛皮鞋，风流倜傥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多少年后，母亲告诉我，他靠的就是吹死牛、绷面子在社会上混，处事是任性胡来，不虑后果。从革命队伍淘汰出来后，他还有过很多机会，比如：在成都市建设局和新津飞机场当技师——那时我们的家境是何等的好呵！可都被他搞糟了。他一直在放纵自己，一直在受政府打击。从资中一煤矿刑满后，又因腐化被送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劳教……每一次他都认错，但终究是不改。一个男人像他这样不负责任，真是世所罕见。
& & 爷爷长年患胃气痛，极爱吃糯米汤圆和炒干胡豆。一个叫王麻子的国民党老兵油子是他的朋友，王麻子身材高大，满口金牙，眼球凸出，说话声音嘶哑，梳个中分头，自称是罗英的部下。他逢场天头总要来我家门前坐坐，同老上司的秀才老爷子摆摆龙门阵，还经常给我祖父带来“特效药”。一次是步枪子弹，据说枪药治胃病很有效。但爷爷服后不见好转。另一回是一块人肝的干品。他说是他从日本人身上割下来的，是他的传家之宝。服用方法是拿人肝在盛酒的粗碗里磨几圈，然后把酒喝上几口——爷爷照办，果然有效。但连用几次就不管用了——王麻子是死在我爷爷的前头，他是个孤人——没人来我们家报丧。
我记得58年底，母亲听说刘鉴鑫又出事了。当时她正患重感冒，心头一急，便把三天的药一次吃了。药中有氨茶碱，扩张气管，过量要造成心衰。当时我妈生命垂危，是好姐妹江久云背着她去医院抢救的。母亲病未痊愈带着我上成都，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木综厂，她很想把这个登徒子痛骂一顿，然后和他分手。但一见了刘鉴鑫她心就软了——悲剧就这样得以延长，直到1963年刘鉴鑫再次入狱，法院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我对大跃进中的成都之行印象深刻。当时是元旦前夕，这座城市是彩旗飘扬、牌坊林立、灯笼火红，到处是大跃进的巨幅宣传画。但西风之下却是一派凄冷。匮乏、饥饿席卷着大地，城市角落里每天都有饿殍被发现。盐市口，一个叫花子突然从人群中蹿出来，抢去我手中的“锅魁”烧饼转身就跑，不意撞上一辆飞速驶来的汽车，尖叫声中，白花花的脑浆溅了一地……节日的夜晚，住宿难求。我们好容易找到一家旅馆，因为客满只能打地铺。我记得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来办理丈夫的抚恤，单位没能给她们救济，用免费的开水稀释酱油是这一家三口的主食……我不知道后续故事，却忘不了那三双绝望的眼睛。
从成都木综厂回来后，我父母进了铜钟木器社。这儿位于沱江边上，与资中阳明隔河相望，木帆船上通资阳，下通资中，是川中腹地沱江中段重要的煤炭盐巴和原木码头，过去是一个区。大跃进时，人们在江心一个石头小岛上建了一座水电站，用裸体铁丝给伍隍送电，几天后一场洪水淹没了铜钟，电站只剩下石头凿出的涡窟。铜钟场镇不大，但人气很旺。木器社是集体企业，业务繁忙。父亲带了不少徒弟，主要是生产家具和棺材。生意兴隆，工资也还过得去。华军叔叔也在这儿学手艺。但他是将伍隍娃娃头的德行和派头，用于对师兄弟们的统治。对这个师父的舅子、罗幺爷的宠儿，大家是又怕又爱：他耿直又残暴，大方又古怪，对“不听话”的人，总有那么多花样儿来让他们体验什么是痛苦。我记得一个叫“鲁胎”的小伙子，因动作迟缓，好几次被他从床上赶下来加班打磨家具腻子。还有一个叫“钟娃儿”的，也是他的“下饭菜”，动辄就是在脑门上一“磕磕”。没有反抗。因为漆匠手艺能赚钱，而工作实在太难找了。每天下班后他们总要去河里抓鱼，不管是清波、岩鲤还是刺博（淡水石斑鱼），最大的总是由他送回伍隍给老秀才熬汤喝——他希望幺爷能好起来。但老爷子没法好起来：女婿的放荡淫佚不可救药。在铜钟，他也是大话连天，风流韵事层出不穷——这方面的讯息老秀才耳朵都装满了。半年后，有被戴绿帽子的汉子放话要找刘漆匠算账，于是刘鉴鑫丢下妻儿又一次逃亡。
爷爷的大限来了，他躺在我母亲怀里喘息，不时大口地吐着鲜血。他完全有理由气愤：作为孔孟信徒圣贤子弟，他恪守礼教一生行善却落得这个下场。他绝对不服，但不知该怨恨谁。外祖母忙着准备后事，华君叔叔躲在楼梯下放声痛哭。“兰儿啊，你命苦哇！老子气呀！”这是我听到的外祖父的最后一句话。一声长叹，他去了。
爷爷死了，伍隍场人对我们家的最后的尊重也死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们能看到刻骨铭心的鄙视和厌恶。人们监视着我们，提防着我们，经常来我们家门口张望。外祖母说他们这是想知道你爸爸回来没有。一天，一个瘦高个子来到我们家，他和我母亲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看到母亲在哭泣。后来大人告诉我说这是我“表叔”。“表叔”能言善辩，当工商所（那时叫市管会）找上门来时，他理直气壮地大声抗议，说自己来看望“表叔娘”（我外祖母）没犯法。经过一番挣扎，他被强行带走，不一会儿，我外祖母也被带走。两人被隔离询问，结果证明“亲戚”是假的。而这个来自资中龙江的蔡某是刘鉴鑫的信使。为此，我妈抱怨外祖母“经不起压”：她向来反感刘鉴鑫鬼鬼祟祟的“地下活动”，但对蔡某无辜受连累深怀愧疚。十年后我去资中龙江天竺公社哥哥家，蔡“表叔”是农业社里最“扯把子”的社员。这时他已不是刘鉴鑫两肋插刀的朋友，但对我非常友好。提起往事，他淡淡一笑。连夸我：“好记性。”
两个月后，刘鉴鑫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此前，他曾在一个夜晚匆匆忙忙回来过一次——是拿衣物准备逃亡。我记得他押回来那天是戴着鸭舌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伍隍大街，然后被铐在区公所大门外示众。我母亲提着饭去喂他，受到公安朱志禹的训斥：“他不配！你要有自尊！”然后，他又转向刘鉴鑫，声色俱厉：“你会跑！跑到台湾也要抓你回来！”
那时的公安确实有威严。首先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清廉正派，极有理想和献身精神。反右前，县公安局驻伍隍的特派员是温公安。他很能干，极尊重。一次，他抓了一个女特嫌，这女人很漂亮。他守押了她三天三夜，由于不通汽车，县上一直派不出人来接。第四天，他终于抗不住，上了那女人的床。但他没有放走敌人，坚持看守，真到县局的同志到来。在办理移交手续时，那女特务突然回身朝他粲然一笑，他浑身一震，僵住了。当夜，他开枪自杀了。这事被捂了下来，伍隍人一直在暗地里揣测原因而不明就里。朱志禹不是特派员，而是刑警。他身材一般但相貌英俊，走路的时候也是正气凛然的样子。我妈一辈子都看他是专政的化身。
几天后，判决下来了：刘鉴鑫因投机倒把罪判刑八年；其与罗芝兰的婚姻关系为非法，应予解除……按理我们应是受害者。但专政机关没有放过我们：当时仍然是以“打土豪”来解决财政——刘鉴鑫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曾在1962年靠向伍隍一些熟人借公债来为财政做“贡献”，现在他坐牢了，并再次被罚款六千元——当时的大米牌价是一毛三分八，六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按法律关系汪琴书是他家属，应负连带责任。但她太穷了，没有能力交罚款。于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成了连带责任方。没有钱吗？那就用外祖父的大衣、外祖母的棺材来抵偿吧……华君叔叔回叶家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
看完了，说实话，我被感动了，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劳苦大众艰辛的历史。
我也在看。很吸引人。
想这些应该都是一些作者知道的真实事件吧？
和虚构的故事相比，我对这些真事更感兴趣。
少年时代的部分真的很感人，拉开了诗人丰富而坎坷经历的序幕。
回忆录将在近两个月内完成，我将陆续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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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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