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波罗村自拍电影《哭泣的桂花树》 明日首映
相亲剧照，傻根的造型让片场笑倒一片。
到山区用新衣换旧衣做戏服
詹菊英说她是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当初只凭着一腔热情就开始筹备拍电影，当真正进入拍戏程序时她才发现困难重重。
她想还原一场小时候亲眼目睹的数百人抢饭吃及弃农具逃跑的场景，可那数百件农具上哪儿找？村民赵伟说：“借。”为了能凑足当时的农具，赵伟和张云亮两人跑到双龙乡等农村向村民们借来了锄头、梨、钉耙等200余件农具。“当时我们拉了两小货车才拉完。”说到当时的情景，张云亮觉得很过瘾。
不仅是农具，大部分拍摄的场地、戏服、各种道具均是采取借的方式。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戏服，为了能找到贴近那个年代的装扮，詹菊英带着购买的新衣服跑遍了周边郊县的农村。有一次，嵩明县山区里一位老太太身上的蓝棉袄让她眼睛一亮，她用价值130元的衣服才换了回去，这件蓝棉袄也成了女一号的重要戏服。
当然也有交换失败的时候，当地一70多岁的老大爷身上的一件破旧军大衣她很是钟情，但老人死活不肯换，她说：“那个衣服就是那个年代的象征，太遗憾了。”
编辑：实习编辑徐婷
· ( 15:28:58)· ( 19:02:57)· ( 11:32:23)· ( 11:06:49)· ( 15:03:09)· ( 11:16:27)· ( 14:46:54)· ( 13:41:25)第B07版：博闻周刊·讲述
我为什么拍《哭泣的桂花树》
　　女一号、女二号和小詹菊英的扮演者（前）
　　即使带凳子坐在走道，村民也要多看几遍
　　《哭泣的桂花树》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开机仪式上，村里人自发赶来捧场
　　詹菊英一家和演员在一起
　　拍摄吃面条前“请示”的场面
　　村里的小朋友，化化妆就在戏里顶一个角色了
　　在波罗村仅存的一块菜地上拍摄女一号的戏
　　女三号小翠，是詹菊英逼着女儿出演的
　　一提到母亲，詹菊英便忍不住落泪
　　昔日波罗村口的大牌坊
　　波罗村后来变成这样了
　　□口述&詹菊英&&整理&&周华诚　　一开始根本没想拍什么电影。都是巧合。要不然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　　2009年5月，我们波罗村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说要“城中村改造”了。　　我们这个超过1000年历史、占地700余亩、全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将不复存在……　　1.　　800块钱，　　就拍个房子，　　有什么意思　　我是个农民，“城中村改造”意味着啥，我一下子也领会不了。我只知道，我们在波罗村住了好几辈子，村子说没就要没了。　　2009年村民大会后没几天，5月18日，小孙女2周岁生日，我在家摆了宴席，亲朋好友都来喝酒，顺便参观我家的新房。我们家的房子，一幢6层半的楼房，年初花46万元才装修过。我做过几年房屋中介，知道装修流行什么。　　一到四层用来出租，楼上两层半是我最花心思的地方，打通改成复式结构，顶层楼板上还镶嵌了长条玻璃砖，又有装饰效果，采光又好。楼顶天台，一半辟作花园，另一半搭建了洗衣房，晚上看星星看月亮都舒坦得不得了。　　那天宴席吃到一半，有人来测量房子面积。我央求改天再量，这么多客人，你说房子要拆了，多不喜庆。他们说，这是编了号一路测量下来的，资料等着归档，一定要测量。　　好吧，那就测量吧。结果，明明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登记能补偿的只有900平方米。我心里不好受，说房屋装修得很好，你们拍两张照片吧。领头的小伙子说，到时候赔偿是按建筑面积的，哪里管得了你装修！　　我感觉可惜啊，当即就掉下了眼泪。有个朋友叫小敏，跟我一起唱花灯戏的，也来喝酒，就安慰我，说干脆找个摄像师给房子拍段录像吧，刻成光盘也算留念了，只要800块钱。我马上就应承了。　　结果晚上我就后悔了。800块钱，就拍个房子，有什么意思？不过我又拉不下面子说太贵不拍了。丈夫李成彬说：“有本事咱们编个故事拍出来。”我心想，故事还用编么？我自己的经历，不就是一部电影么？　　2.　　我爸一死，　　我们家就再也　　没有快乐过　　我妈14岁那年，学校组织学生欢送抗美援朝上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我妈把一双连夜赶制的鞋垫，送给了一名战士。4年后，一个叫罗振华的士兵从战场回来，来到波罗村找当年送鞋垫的姑娘。　　说实话，4年前送行场面一片乱糟糟，谁还记得谁嘛。人家说是，就是了。罗振华就向我妈家提了亲，大队长爱人做的媒。转业军人，我妈也光荣嘛，就嫁了。他们结婚以后，生了3个女儿，我是老大。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我爸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几句话：“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不能搞内斗了，农民不种田，工人不上班，百姓的日子太凄苦了。”信没寄出，我爸就被抓起来，去了安宁县五七农场劳改。　　1967年春节过后，我妈接到农场来信，说罗振华已经死了。原来是到了农场不久，我爸遭到造反派毒打，被弄死了。那年我才8岁。我爸这一死，我妈可苦了！我们一家就再也没有快乐过。　　为了把三个孩子抚养大，我妈改嫁给了村上一个政治清白、老实巴交的农民。这个有些“憨”的后爸，我们三姐妹都很难接受。后来家里又添了弟弟，我妈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一家4个孩子，后爸没什么能力，全靠我妈撑着。　　我弟一岁多，有次病得厉害，为了找钱给他看病，我妈让后爸去生产队里支5块钱，后爸却空手而归。一气之下，我妈把家里一头60公斤重的猪偷偷卖了。消息传到了生产队长那里，紧急召开党员会，后爸被迫把卖猪所得的67元钱全部上缴了。　　为了救弟弟，我妈只得偷偷把二妹、三妹送了人，收了人家8元钱订金。我发现妹妹不见了，又气又心痛，跑到一个亲戚家里打听，亲戚偷偷告诉我，二妹被送到了元谋县，三妹送给了市区金碧路一户人家。　　我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小焦妹，小焦妹有个姨妈在铁路局上班。我俩身无分文，找到了姨妈，姨妈通过关系打听到元谋铁路上有户人家领了个小女孩。好心的姨妈买了两张火车票、两个干面包，把我们送上车，然后又叫同事帮忙在元谋接站。　　我们两个十来岁的小孩真的找到了那户人家，人家不仅让我俩吃下住下，最后还让我俩把二妹领回了家。后来，我俩又找到金碧路那户人家，一个好心阿婆提醒我们让居委会的人帮着去领，不然人家是不会给的。　　我们就找了居委会主任，她带我们去，我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睡觉的三妹。上铺还睡了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他说家里大人上班去了。居委会主任说，小妹妹的姐姐要把她带回家了，小男孩点点头。连大人都没见到，我们就把三妹领回了家。　　3.　　咱们好好做一个片子，自己演主角　　我说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因为总要在家里帮忙，上起学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实际在学校不到100天。　　1969年，小学排练舞蹈迎接“九大”召开，我跪在地上举着一朵向日葵，拼了地摇啊摇。因为看见台下我妈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此我就决心多参加表演，让母亲开心。　　离开学校后，我进了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花灯戏宣传党的政策。凭这点底子，我在地方电视台的方言节目里，经常客串表演。可这终究只是我的瞎弄弄，真要把我们家故事拍成录像，我可什么都不懂。　　我费了好多心思，先是把我爸我妈的故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想一次就掉一遍泪。但光有我爸妈的故事，还不足以撑起这个片子，我就又想了一些村里的人在“文革”里的事。　　有了人物素材，我找来自己的小学语文老师，已经70多岁的徐志扬老人，我讲，他写，就这样写了一个剧本。我找小敏合计，她说6万块钱，她来张罗，这个片子能拍出来。　　得，我拿6万块钱，咱们好好做一个片子，咱们自己演主角！4个多月后，中秋节一家人团聚，我说了拍电影的事。搞服装批发的女儿一下就急了：“妈你疯了，异想天开，你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么？”　　丈夫把她按住，叫我慢慢解释。我说，一是波罗村要拆了，这里曾是上一辈生活过的地方，要拍个片子纪念一下；二是片子里的人物可以由孩子们和街坊邻居来演，也算一份难得的记录。　　孩子们没一个支持我的，讽刺，笑话，吵成一锅粥。我这个人就是倔脾气，你支持我做，我兴许就打退堂鼓了。我这人一辈子没有错用过一分钱，麻将牌都不认识，你们全反对我，我就偏要做，我就算是花几万块钱打个水漂玩儿，又怎么样！　　吵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丈夫发话：试一试吧，不试怎知道成不成功？丈夫李成彬是村里同代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片名是他起的：《哭泣的桂花树》。　　为什么起这个名儿？我在整理我妈遗物的时候，发现一本书里夹了几片干枯的桂花树叶子。我想起来，我爸被带走前，我妈过生日，我爸摘下几片桂花树的叶子给我妈别在头上，说等到桂花开了，再送花给她。我意识到我妈对我爸的感情有多深。　　另外，丈夫也说了，波罗村要改造，许多村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也是“哭泣”的另一层含义。　　4.　　戏停拍，他们天天问，我的脸没处搁　　第一次开机是日，仪式热热闹闹，全村人都知道我要拍电影了，几百个人过来帮忙煮饭干杂活。结果开机才4天，小敏竟然撂手不干了。　　你说小敏为什么撂手不干？开拍的时候，她跟我提条件，说我们两个人合作，我出钱，导演、艺术总监、女主角，都是她，都要打上她的名字，制片人也是她。　　那天化妆师小唐跟我闲扯，说詹老师，这个片子是不是你投资的？我说什么叫投资？她说谁出钱就是谁投资。对啊，钱是我拿的，6万块。那啥叫制片人？制片人就好比你买一套房子，产权人的名字是你。　　我一个晚上没睡。第二天我找小敏商量，我说咱们是几十年老朋友了，这事先说好，我啥事都答应你，可我拿的钱，制片人要挂我的名。小敏不仅没答应，她还把整个摄制组全撤走了，拍了四五天的资料也全带走了。　　4万块钱打了水漂。钱还是小事。开机那天我们招待村民就摆了15桌，拍也是全村总动员，大家不要报酬，有的还带着米和菜自发为剧组免费煮饭。戏一停拍，他们天天过来问，什么时候还需要他们？　　不干了？我在全村老小面前，脸不都丢光了吗？以后我还在波罗村怎么待？我的脸没处搁啊。丈夫说，咱们穷也穷过，怂也怂过，可脸没丢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做下去！　　我只好另外找了家影视工作室，我说拍一场好的电影要多少钱，人家嘴巴张得老大。拍一个电影，几千万上亿都是小菜一碟，好的电影，那更是没个数了，无底洞！　　听说我是准备在波罗村拍个电影，人家合计了半天，最后报出一个数字，吓了我一跳，60万元！我没想到要这么多钱啊，当时脑子一热，折一半，30万元，能做就做！人家也跟我实话实说，30万元也能拍，但是很多地方只得抠着使了。　　我们家人这点好，被人欺负了，我们更团结。孩子们说了，这件事再亏我们也要做，大不了少五间房子。这30万元是一次性付清的，儿子出10万元，女儿出12万元，我出了8万元。　　5.　　我学到好多东西，全是拍电影问懂的　　女一号（我母亲）和女二号（地富子女），是影视工作室找的演员，女三号小翠（造反派），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我看了看女儿，还有比她更合适的么？她小时候也爱唱歌跳舞，有表演基础，人也长得胖乎乎的，很符合我们预想的小翠形象。　　女儿不肯上。我说这次你不演，以后碰到任何困难，我也不会帮你了。就这样，她也被我逼着鸭子上架了。　　片子里的情节，都按照我自己的记忆来安排，我去找村里的老大爷老大妈聊当年的事：怎么糊的高帽子，怎么戴的，造反派怎么敲的桌子……拍的时候，演员走个过场，围观的大伙儿就说了，不对不对，这个帽子应该这样！　　我也学到好多东西，什么地富子女、狗崽子，什么走资派、当权派，全是拍电影才问懂的。还有个情节，我爸去世后，我妈从地里下工回来，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我妈打发我们姐妹们睡觉。我问妈，还要不要向毛主席请示了？　　我妈一下怒了，她说：“你怎么这样憨，都没有东西吃了，还请示什么？你这样说，外面有人听到，又要去说我们家的坏话了。”那天晚上妈给我们每人冲了碗盐水，又在我们的肚子上绑上一条宽宽的带子，这样饿起来能觉得好受些。我就这样睡着了。　　有的情节，是村民自己的经历，比方说扮演小翠母亲的老人，叫完琼珍。有一场戏是，生产队每天中午收工时，就有小学生拿着竹竿挡在队伍面前，每人背一条语录，才能放行吃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有力量”，她就背成“八个篮子有一两”。　　6.　　许许多多的往事细节，好像复活了　　许许多多往事细节，在拍戏的时候，好像在我记忆当中复活了。　　得到我爸去世的消息后，我妈带我一起去五七农场。到了农场，接待干部说，罗振华3个月前就走了。我不明白“走了”是什么意思，以为是爸被人毒打，逃走了。　　干部端来一大盆米饭，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豆腐，还有一碗豆豉，招呼我们吃晚饭。我吃了一碗，还添了一碗，我妈一粒米都没有动。吃完我扭头就睡，我妈一直坐在我旁边。　　后来妈才告诉我，门外就有一塘水，那天晚上她看看我，又看看门外，心里想着寻死，又舍不得我们几个孩子。　　第二天，干部带我们去看我爸，我还以为是哪个好心人把逃跑的爸收留了。直到走到一片坟岗，我才渐渐觉得不好，是不是出事了。我妈咣当一声在一个土包面前跪下来。　　我一看，是一个大大的木牌，上面写着“罗振华之墓”，于是眼前一黑，也跟着跪了下来。　　拍这场戏时，我的两个朋友扮演干部，扮演我妈的演员朱雨诺，在土包前哭得撕心裂肺，我的眼泪也跟着痛快地流啊，好像把当年的泪水一块儿流出来了。　　我们拍戏经费不足，衣服都是借的。有的是村里的老人把当年的衣服拿来，让我们挑。我还带着新衣服，到邻县的村子去换人家的旧衣服。　　女主角身上有一件蓝棉袄，是我从嵩明县山区里找来的，一老太太身上穿了件蓝棉袄，我觉得很合适，就用130元的衣服换了回来。中山装、旧军衣，也是这么换来的。　　有一场戏，要拍几百个人丢掉农具抢饭吃的情景，可是几百件农具哪里找去？我们发动村民到处去借，借了锄头、犁、钉耙200余件，拉了两小货车才拉完。　　7.　　我妈大概觉得，　　人生痛苦　　也总算到头了　　我在戏里演一个慈祥的老人。为什么？我欠我妈的。每次想起我妈，我都不知道要流多少泪水。　　30岁之前，我甚至有点恨我妈。离开五七农场时，干部交给我妈一个帆布箱，里面有8块1毛钱，2斤1两的粮票和4枚抗美援朝的军功章，那是我爸的全部遗物。我亲眼看到我妈在路上扔掉了军功章。　　等到“文革”结束，要给我爸平反昭雪，组织上向我妈要这军功章，我妈坚持说是我在路上弄丢的。我一直不解她为什么要让我来担这个责任。1990年，我30岁那年除夕，已经嫁人的三姐妹都回家过年，我妈准备了丰富的年饭。　　晚饭后，我妈坐在火塘边跟我们交心，她说自己说不好哪天就不在了，现在要嘱咐你们，做女人一定要吃得下“三碗面”：第一要撑得起门面，第二要懂体面，第三要顾情面。　　这时，我又提起军功章的事。我妈说，从农场回来，要是有人查到军功章，她解释不清楚来源，把她带走怎么办？平反昭雪时，她如果告诉组织上军功章是她扔的，又被扣上一顶帽子怎么办？　　“文革”才刚刚过去，我妈还担惊受怕，只能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别人无法追究。　　1993年，我弟弟结婚，我妈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把我们叫到跟前，对我们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是不许就我爸的死找任何人寻仇，那样会导致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第二是即便她不在了，也要我们好好对待后爸。　　我妈走，是2001年10月，刚满60岁。她拿了几斤自家种的空心菜，搁在马路电话亭边上卖。几个男人过来，说这里不准卖，把她秤折了。我妈一生节省，多心疼那秤啊，她就去抢，结果7个男人围起来打她。我们后来赶去帮忙，人家又寻上门要打架。　　最后，我妈喝药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这一辈子，就是苦。等我们长大了，她大概是觉得，人生的痛苦，也总算到头了，终于撒手了。我妈走了我才知道，我妈是真正伟大。　　她在世时，我们一家老小都照顾周全，没一个手脚留伤。她走了，等我来撑这个家，我就没这个能力。　　8.　　我一下成了名人，几十家媒体采访我　　2010年10月，电影终于拍完了。有一家影院很支持，放他们那儿免费公映。结果看的人是那么多啊，全村的人都去了，有的看了七八遍。全是身边人在演，大家一边看一边抹眼泪。连影院的过道都坐满了人。　　电影连续公映了5天，15场，后来还进大学校园放了好多场。我一下成了名人，几十家媒体采访我。我成了政府、开发商、村民几方竞相拉拢争取的对象。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终于安静下来，可是片子到底也没有公开发行，没法卖，30万元的投资，当然也没有一分钱回报。不过，把波罗村拆掉建高楼的房地产公司老板，想跟我合作。他们说把村口一块广告牌改成大屏幕，每天播我的片子。　　我对他们的意思，心知肚明，我没理会。全村1300多户，90%的人家和他们签了拆迁合同，还有100多家没签，我们家就是没签的之一。但不管怎么样，波罗村还是快消失了。推土机整天在轰隆隆地响，你也看见了，村子都成了废墟。　　我们这个村，元朝就有了，4个姓，一个是完，就是完颜阿骨打，满族的姓；还有杨，赵，李。一条街一个姓，街这边一个姓，街那边一个姓。美国飞虎队导航台也在村里。现在你看，几个月下来，什么都没了。　　本来拆迁是好事，我不反对。是改善生活，是社会发展。但是有个统一安置问题，很多老人经不起折腾。短短几个月，村里就故去好多老年人，心理冲击太大了。　　钱来得太快，有的人家掌控不好，黄赌毒什么的也惹上了，家就败了。两兄弟，一个签，一个没签，开发商就来挑唆，兄弟二人也会起矛盾。离婚的离婚，分家的分家，有的邻居之间的宿怨，也集中爆发了。　　村庄变成城市的这种趋势，任何人也没办法阻止。早些年，要是哪家失火，全村老少都会赶来救火。没有水桶，用碗也要把水端过来。说是，将来会搬进43层的高楼。到那时，波罗村还有人情味吗？　　《哭泣的桂花树》，我用这部电影，把我们家的故事永远留在波罗村人的记忆里，也把波罗村，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詹菊英、周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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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三号的“超人”造型让她觉得很雷人。
《哭泣的桂花树》是昆明市盘龙区波罗村村民詹菊英出资，拍摄的关于其父母的爱情故事，明日该片将在昆明北辰财富中心影院首映，并连放三天。詹菊英表示，连放三天是为了答谢昆明的父老乡亲，可以免费观影，每天早上9：30开播。
她说如果没有父老乡亲的支持可能坚持不到现在，特别是波罗村的村民们给了她很大支持，有的人家还自发为剧组煮饭，连锅、米和菜都是从自家带去的，而且这样的人家有好多户。
该片没有一个演员出身于科班，大部分演员是波罗村的村民，非专业的拍摄团队、非专业的演员，他们是如何完成拍摄的？昨日记者专访了该剧的几名主演以及执行导演龙海浪，揭秘幕后的故事。
首拍4天即告终 从头再来
说到此剧的拍摄，詹菊英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之前从未提及的“秘密”——剧组从开拍到上映其实用了两拨演员。
去年11月6日，满怀激情的詹菊英找来了其唱花灯的朋友小敏（化名）及其一干朋友，小敏演剧中女一号也就是她的母亲罗绍之。该剧在拍摄了4天后戛然而止，因为此时她和小敏在表演方式上出现了分歧。
在拍摄中，詹菊英发现小敏身上花灯味太浓，表演过于夸张无法还原当时的生活，而小敏却固执地认为其表演很到位，于是不欢而散。之后小敏带走了她请来的摄影团队以及主要演员，4万元也随之打了水漂。
小敏这一走让詹菊英一度心灰意冷，想放弃的念头也油然而生，后来在丈夫的鼓励下坚持了第二拨演员的挑选继续拍摄。
编辑：实习编辑徐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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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出资拍摄电影，这在当下还真是一件少有的事。那么，是什么原因坚定了詹菊英这个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村民拍摄电影的决心？
　　这就要从城中村改造拆迁说起。詹菊英对自家在波罗村的房子的不舍，加上丈夫的一句气话，诞生了《哭泣的桂花树》。这部电影对詹菊英来说，是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是对生养她的波罗村的留恋，还有对父辈生活和感情的见证……这些就是詹菊英拍电影的初衷。虽然在拍摄中遇到了重重阻碍，但是，有几百号村民的无偿支持，这就是社会凝聚力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积极表达着自己以及丰富着自己的精神生活。
　　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近《哭泣的桂花树》吧。欢迎从北京回来的罗绍芝。这是波罗村仅存的一块菜地。詹菊英（卷发）和客串电影角色的波罗村村民。上演“批斗地主”。供图女一号、女二号和芳芳（詹菊英原型）的扮演者。　　缘由
　　旧屋拆迁催生电影
　　如果昆明没有城中村改造，那可能就没有《哭泣的桂花树》的问世。日是詹菊英孙女小欣洳的生日，当天恰逢波罗村拆迁前夕工作人员上门丈量詹菊英家城中村的房子。
　　詹菊英在波罗村的房子是1993年建好的，3年前，她花了很大的心血把家里装修得很讲究，屋里的每个细节的布置她都很满意。虽然早闻城中村拆迁之事，但当真要面对时难免不舍。她说，丈量房子的那天，她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伤感。
　　当她把这种伤感和前来参加孙女生日宴的朋友一说，热心的朋友当即就掏出电话要为她预约一位摄影师，想用镜头拍下老房子作个纪念。而当天晚上，詹菊英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她认为单拍一个空的屋子总好像缺少什么。
　　“有本事你在这个房子里编个故事一起拍进去”，丈夫李成彬一句气话激发了詹菊英的灵感，也催生了《哭泣的桂花树》。
　　父辈的爱情故事
　　今年已经50岁的詹菊英，只上过小学三年级，虽然经常被丈夫戏称为“文盲”，但并不能阻挡詹菊英拍剧的激情。思前想后，詹菊英决定拍父母的爱情故事。
　　詹菊英告诉记者，有一幕至今让她忘不了。在她7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她来到父亲的坟前哭泣。回家的路上，母亲把父亲留下的唯一能证明身份的四枚军章弄丢了，从此，詹菊英的母亲再没笑过。每次说父母的故事，詹菊英都会泪流满面。
　　2009年9月，由詹菊英口述，同村70多岁的徐老师记录整理，剧本初步完成。影片讲述的是“文革时期”詹菊英的母亲罗绍芝等三个女人的三段不同的婚姻、爱情。 影片的名字是由李成彬取的。不过，李成彬告诉记者，波罗村里并没有桂花树。他记得“文革时期”龙头村挨批斗的人都是拉去一桂花树下，灵感一发就引用了桂花树的名。他说：“能代表波罗村的只有一棵很粗的大树，不过前几年被砍了很可惜，不然电影名字应该以那个树名来命名。”
　　全村总动员拍电影
　　如果詹菊英不说，许多人可能不会知道戏剧从开拍到上演其实用了两拨演员。最初，詹菊英只打算用6万元的拍摄成本，每每说到此处，李成彬都很坦诚地告诉记者：“她最初就想着拍拍，如果申请不到版权就整点山寨碟子。”
　　去年11月6日，满怀激情的詹菊英找来了唱花灯的小敏（化名）等一干朋友来演这部电影。小敏演剧中女一号，也就是詹菊英母亲罗绍芝。电影在拍摄了4天后戛然而止，因为詹菊英和小敏在表演方式上出现了分歧。拍摄中，詹菊英发现小敏身上花灯味太浓，表演过于夸张无法还原当时的生活。小敏却认为其表演很到位，于是不欢而散。之后，小敏带走她请来的摄影团队以及主要演员。4万元钱也随之打水漂。
　　当詹菊英心灰意冷想放弃时，李成彬丢给她一句话：“不拍可以，我们搬着房子离开波罗村。”李成彬说，之前拍摄的四天，波罗村的几百号村民都来围观，拍摄的第一日招待参与客串的村民他就摆了15桌。而且在拍摄中可以说是波罗村全村总动员，客串的村民不要任何报酬，还有好几个家庭带着米和菜自发为剧组免费煮饭。他认为如果电影不拍了，不仅没有面子也很愧对父老乡亲的热心和期待。
　　主意打到女儿孙女身上
　　说到第二拨演员的选角并不顺利。半个月的时间中，虽然公开选角，但詹菊英在数百人中都没有找到她心中理想的主角。“来应征的都是浓妆艳抹的，有的头发又红又绿，一看就没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后来，素脸朝天的肖无暇第一个被相中，选为女二号。女一号在电影即将开拍的前几天被带到了詹菊英的眼前，她说：“她笑起来很甜，从她身上能看到我母亲的影子”，女一号也就这样定了下来。
　　为了节省演员的成本，詹菊英把主意打到了家人身上，连两岁的孙女也不放过：女儿李丽娟客串女三号小翠的嫂嫂，孙女小欣洳演罗绍芝的三女儿。后来小翠的角色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只好让李丽娟顶上。
　　李丽娟坦言，她并不想演戏，是被詹菊英逼得没有办法才不情愿地上了“前线”。
　　找到男一号王振华的扮演者可谓巧合，他是导演的朋友，来玩时被詹菊英一眼相中：“我爸爸年轻时很高大英俊，就是他了。”
　　小翠的对象扮演者，在詹菊英的设想里应该是一个英俊且有气势的人，但是选角中总找不到这样的人。有一次，好不容易来了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大学生来试镜，但是穿起军装后詹菊英直言：“他没有那种气质。”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副导演郭荣辉拉进来顶上了，“他穿军装还是比较神气的。”
　　由于演员有限，波罗村的村民参与了大部分情节的客串，实在找不到人，摄制组的人也顶上了。执行导演龙海浪自称“最丑男人”，客串了和女一号相亲的傻男人。而总导演陈明也客串了一个被王振华所救的跳水无名氏，此段跳水戏连拍9次，当时正值冬天，陈明被冻得不轻。
　　跑遍周边县，新衣换旧衣
　　詹菊英说，她只是一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民，当初只凭着一腔热情就开始筹备拍电影，当真正进入拍戏程序时才发现困难重重。
　　拍摄中，她想还原一场小时候亲眼目睹的数百人抢饭吃及弃农具逃跑的场景，可那数百农具上哪里找？村民赵伟说：“借”。为了能凑足当时的农具，赵伟和张云亮两人跑到双龙乡等村子借来了锄头、犁、钉耙等200余件农具。“我们拉了两小货车才拉完”，说到借农具的情景，张云亮觉得很过瘾。
　　戏剧里的服装也很让詹菊英折腾。第一次拍摄时的服装是村里老人把很多年前的衣服拿到村里会场，让她挑选。此举让詹菊英十分感动。不过和导演交流后，觉得选的服装还不是很满意，詹菊英只好带着购买的新衣服跑遍了周边县的村子，希望换到满意的旧衣服。
　　有一天，在嵩明县一山区里，一老太太身上的蓝棉袄让詹菊英眼睛一亮，她用130元的衣服换了回去，这件蓝棉袄也成了女一号身上一件很重要的戏服。之后，新夹克衫等一一换成了中山装、旧军衣…… 除了服装道具花费了不少心思，由于演员都是业余的，拍摄起来比较吃力。在哭戏中，为了能让女一号哭出来，龙海浪编了多个故事“刺激”她，而有时他自己先哭了女演员却还没有想掉泪的感觉。
　　当然，在拍摄中，也有让詹菊英担心不已的片段。比如，陈明第一次演跳水时由于太逼真，她以为出事了大喊周围的人去救，结果让第一次跳水戏NG掉。
　　而拍枪战场面时正值今年元旦，当时天气干燥加之枪声是用鞭炮声代替，放鞭炮时荒草忽然燃烧，詹菊英吓得赶紧喊人一起又滚又打进行灭火。“烧了桌子大的一片，如果真引发火灾那我可能要去蹲（监狱）上几年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詹菊英还心有余悸。
　　观众在又哭又笑中看完影片
　　10月19日上午9时，《哭泣的桂花树》在昆明北辰财富中心影院首映。当日场面十分火爆，影院走道坐满了人，之后的两日观影，热潮不但没有消退还愈演愈烈。放映初期只决定放三场，谁知观众热情十分高，接下来的两天昆明北辰财富中心影院临时每天加映一场，仍座无虚席。
　　前来观影的以中老年人占大多数，观众都是在又哭又笑中看完影片。戏中罗绍芝撕心裂肺的哭坟场景哭点最高，最高的笑点出现在小翠父母争夺被窝战。
　　看完影片后，年纪大的观众都表示，影片是“文革时代”的再现，让他们重温了当年背标语、饭前要请示的记忆。“饭前向毛主席请示、背语录，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过来的。”赵大妈边说边给记者示范起当年喊口号背语录的姿势。
　　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潘先生走出片场时脸上还残留着泪痕，他忍不住对詹菊英说：“你尊重事实、再现了那个年代，是昆明的脊梁，你的精神胜过三十万、三百万、三千万。”
　　80后的君君（化名）也在影院看完了《哭泣的桂花树》，看惯大片的她坦言，影片的业余让她从头至尾都很不能进入角色，但她却有耐心看下去。“虽然我和里面的角色是分割开的，但是影片透着的质朴却让我能一直看下去，里面表演的痕迹很重，但是他们悲伤时我也会感觉悲伤。”君君用“应该尊重历史铭记历史，也应该活在当下笑对人生”来总结观影后的感受。
　　同样是80版的陈丽之前是前卫镇城中村的村民，前卫镇城中村拆迁后她住进了小区。她表示，她一直很怀念以前城中村的邻里情。在波罗村拆迁前，詹菊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记录历史的同时也留住波罗村文化，这种精神很让她敬佩。
　　专家看法
　　别样的记录，值得提倡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杨学政对现在村民自发拍电影记录历史的方式十分肯定，他认为历史文化除了传统的历史记载方式，也可以用民间的方式来表现。《哭泣的桂花树》之所以那么受50岁观众喜欢，是因为它没有修饰的表达方式把那一辈人带回到了当时的情境里。詹菊英能用民间的方式来讲述文革时期这段历史，是一种别样的记录历史和文化的方式，值得提倡。
　　杨学政表示，现在社会物质文化比较发达，自娱自乐的形式本就应该多样，《哭泣的桂花树》的“出世”也说明了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在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以及丰富着自己的精神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意义。
　　记者手记
　　永久的记忆
　　如果不是城中村改造，如果不是对自家在波罗村的房子的不舍，如果不是丈夫的一句气话，《哭泣的桂花树》或许就不存在了。不过，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因为影片《哭泣的桂花树》实实在在地问世了。
　　詹菊英是波罗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在城中村拆迁之际想用镜头留下她的老房子和所成长的村子的点点记忆，还有对父辈生活和感情的见证……但是通过电影的拍摄，她留下的不仅是波罗村的菜地、会场这些简单的外貌，还记录了村子的社区文化。
　　这部毫无修饰的影片把大家带回到了“文革时期”这段历史里，真实感人，虽然在拍摄中遇到了重重阻碍，但是有几百号村民的无偿支持，这就是社会凝聚力的体现。
　　不久的将来，波罗村的村落会在昆明城中村改造中消失在昆明的版图上，虽然新的建筑会在波罗村的土地上再生，但那真正意义上的波罗村只留在詹菊英拍摄的影片和记忆里。
(本文来源：云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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