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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双语教学研究——以喀什师范学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为例.pdf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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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新疆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双语教学研究??以
喀什师范学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为例
姓名:王予锋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教育学
指导教师:郑家福
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皇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皇曼曼宴曼曼曼曼曼
一曼曼曼曼鼍曼曼
新疆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双
语教学研究
??以喀什师范学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为例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王予锋
指导教师 郑家福教授
双语教学起源于世纪。我国的双语教学始于世纪年代。世纪年代起至今,
在新疆高校民族学生中广泛开展的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是新疆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进入新世
纪以来,新疆各级各类学校都开始实施双语教学。各高校为提高民族教育质量、提升少数民
族学生综合素质,大力开展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全面推进了学科课程双语教学。双语教
学在新疆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高等师范院校是培养双语教学师资的重要机构,研究高等师范院校双语教学存的问题,探
索应对措旋,对提高师资培养的教学质量和双语能力,促进新疆双语教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观察法、作品分析法等方法,通过对新疆天山以南南疆
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两所师范类民族院校喀什师范学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的调研,通过定
量、定性的分析,以双语教育相关理论、教育社会学、民族教育学理论等为指导,描述当前
南疆师范类民族高校在历史专业课程双语教学方面的现状,揭示民族高校历史双语教学在观
念认识、师资、教材、学生、教学评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论证南疆师范民族高校实
行历史学科双语教学的有效性,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更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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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类课程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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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类课程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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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助彝汉双语教学有利于彝区的脱盲与经济发展
摘 要：彝族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民族，其文化对本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彝族人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彝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应该摒弃各种观念，要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尽快统一表音表意的文字，使得统一的文化有统一的载体，这样才便于各地的彝汉双语学习，便于对外交流。要通过各地彝学会及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等组织的协同努力，我坚信彝汉双语教学一定会实现并多出人才的。彝汉双语教学不仅是学会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引导思维，学习另一种文化。我们要从教育手段入手，完善教学体制，加大投助彝汉双语教学才有利于彝区的脱盲与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彝汉双语教学；彝文起源； 彝族古籍文化.
　　彝族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民族，其文化对本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彝族人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一个古老民族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在共同文化内涵影响下形成的深层次的共同心理因素即彝族自身的文化，这一因素的文化使得在同一地域生长和生活的同一民族对事物的理性认识都具有他的不可变更性和共同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在认识自身悠久文明的同时，就更应该接受更先进的汉文化和国外文化，这样，我们的民族教育才能同其它国内外民族和地区同步迈进。在理性认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时，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做好推行彝汉双语教学的工作，就是要把先进的汉文化同古老悠久文明的彝族文化结合起来，互补长短，互通有无。社会主义建设是百年大计，在艰难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坚持遵守“团结、平等、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同时，更不能忘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西部大开发”在引进沿海资金和人才的同时，我们自身更是要培养后继双语人才。目前，彝族地区的教育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双语人才更是缺乏，推进彝汉双语教学有利于各种人才的培养。一个彝汉双修的建设者更有利于彝区社会经济的建设和对外的沟通与引进，他将更全力以赴地全身投入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建设事业，只有各民族实现繁荣，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的复兴。彝族以自己独特的魅力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独树一帜，怎么说也是与他的文化分割不开的，彝族文化的方方面面现已成为世界民族学者、专家和有志之士们的研究对象。要让外界对彝族有一个完整、正确的认识，必须靠大家的努力，但更应该靠的是彝族人民自己本身的努力，彝族学者只有精通汉语言文学，才能把彝族自己的古老文明介绍出去，也才能把彝族文化传颂出去，这就是彝族有志之士的希望，而彝汉双修文化是目前我们必备的条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高水平的管理、经营民族地区需要高素质双语人才，“西部大开发”中，针对的内陆贫苦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势必管理和经营方式就应有自身的特色，管理者和建设者既要因地制宜，又要善解民意，就应该对该地区民族自身状况有认识，特别是在彝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就应该要对彝族的古老文化有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作出相应的认识和符合当地建设的决策，这一点合乎《宪法》规定，合乎《区域自治法》规定，这些工作，一个彝汉双修的建设者是应该更能做好的。推行彝汉文化教学是多方面的需要，是合乎“西部大开发”，合乎整个彝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最需要的大业，是切实可行的。现今，贵州多个地区也推行了彝汉双语教学，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目前的成绩上，省语委应积极推广这一教学课程，为培养彝区自身的建设人才打好有力的基础。
　　1、首先应该在彝族聚居村寨区域内创造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目前有许多彝族地区贫穷落后，省语委民族工作部门和教育部门应给予关心重视，采用扶贫形式，例如送书建校舍，解决和改善彝族聚居村寨教学条件差的现象，要对这些地方做好宣传，确保彝族适龄儿童不失学，关于教学问题不应该只针对学生，对这些地区的成年人也要采取适当形式给予脱盲教学。对于彝族文化在它自身的发展史上是辉煌的，但要比之汉文化，有它落后的一面。对于它的教学体系目前还不够系统，主要因素是表现在彝汉双语语言文字不统一。彝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应该摒弃各种观念，要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尽快统一表音表意的文字，使得统一的文化有统一的载体，这样才便于各地的彝汉双语学习，便于对外交流。要通过各地彝学会及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等组织的协同努力，我坚信彝汉双语教学一定会实现并多出人才的。彝汉双语教学不仅是学会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引导思维，学习另一种文化。我们要从教育手段入手，完善教学体制，在一些彝族地区，例如在贵州的彝汉双语教学中，目前彝文课本是小学六册一直用至大专。这一点就永远跟不上正在快速发展的教育形式了，我们不能就识字而识字，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仅仅达到识字能力是不行的。这一点确实影响了许多学习者的积极性，打击了许多学习者对彝汉双语教学的热爱，也对博大精深的彝族文化没了感情，失去了学习彝汉双语的兴趣，所以彝族语文课本亟待新编与改革。
　　2、关于彝汉双语文课本教册的新编出版问题，必须要让多数学员在今后的现实中能读懂各种彝文科技读物，对高等院校的彝汉双语学员更要能达到阅读古籍与独立整理古籍的能力。
　　彝族有自已古老的文字——古彝文。彝文起源较早，约在公元一、二世纪时就已初具雏型，到了公元十世纪以后，逐渐发展成熟。彝文过去曾被称为“爨文”，是一种表意的音节文字。八、九十年代开始是彝族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两个高峰，几乎涉及了彝文献的各个方面，出了不少的佳作，研究水平已达到同类行业中的先进水平，且有许多新的突破。正如河有源头，细流不涓，方能成浩荡之势。在改革开放后呈现的彝文研究蓬勃发展的喜人状况，使得研究者更有丰富积累和深厚基础。
　　彝文是一种比较完整的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说文解字。也可以梳理和阐释字与字之间的复杂深层关系，可以揭示彝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原生状态及至全面准确地把握文字的演变心脉。如果我们只简单的识认几个古彝文字，是很难理出其中头绪的，但只要研读过大量的古彝文献，认识大量的古彝文字，并能准确区分出正体字和异写字，就能从浩如烟海的彝族文献中爬梳整理，比较鉴别，勾画和描写出古彝文最初的轮廓和细节，起到“点睛”的作用。诚然，目前对古彝文，追根溯源的研究比较多，对古彝文的属性却没有像彝文字起源那样被耕耘过千百度。古彝文本来就是一种一字一音，一音一义的表意文字，但由于文字的传承关系，异体字较多，加上后来的一些误导，造成了昔日清水长流的古彝文字变成水道淤塞，难以疏浚。误导了一些学者把彝文认为是表音文字。
　　3、古彝文在古代主要是由彝族知识分子布摩所掌握传承，并逐步形成卷帙浩繁的彝文典籍文献。彝文的传承在古代是由彝族布摩来教化传承于世的，有家传和师传两种，家传以父传子为主，也有伯传侄，师传也多限于舅传甥之类的亲戚集团中。起初的古彝文基本是一致的，字也不是那么多，但就是在这样的传承过程中，各地的异体字越来越多，有些布摩在传教过程中，又出现笔误现象，故彝文字变得更复杂。我们就以文字比较成熟规范的汉代来讲，彝文字在被阿可大布摩整理出来时，被称作“韪书”即让人学习的正确的标准字。实词都可以说文解字，它可以用一个字造出许多与其相关的字，如“水”古彝文写作“ ”，这是一个水波的象形字，在这个“ （水）”右上的加一横变成“ ”，意为“浮”，在“ （水）”上加竖变成“ ”，意为涉水，加在前面变成“ ”，意为划水，加上两竖变成“ ”，意为水面在跳动，两竖加在右边变成“ ”意为变化。加上一个圆圈变成“ ”意为湖泊或海洋。但无论怎样变化，其意思仍是一个字一个义，一个义一个音，读音不同，字形不同，意思也不同。古彝文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带有规范整理的痕迹，如“稻”彝文写作“ ”这是一株弯腰的稻穗，但后来书写需要变成了“ （稻）”。“树”古彝文写作“丫”，这是一棵树的形体，但为了书写方便，就改写成“ （树）”。“麦”古彝文写作“ ”，这是一个麦穗的形体，但书写方便写成了“ （麦）”。“鸡”古彝文写作“ ”后规范为“ （鸡）”。有人认为，实词如此，但虚词不会如此，其实不然，古彝文的虚词是从实词中演变而得的，如“之、乎、者、也”彝文写作“ ”，此字就是从彝文“ （鸡）”这演变而得的。象声词同样如此，如“喂”古彝文写作“ ”，此字是由彝文“头（ ）”字演变而成，彝语“头”的发音与“喂”的发音一致，古在“ （头）”字上加“ ”表示“喂”，即象形表意字增益声符。各地彝族布摩使用的彝文字数不等，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1978年编辑的彝文字典，收集了七千三百多个单字。
　　4、从上述可以看出，搞好彝汉双语教学将有利于彝族古籍文化的继承，而整理与出版彝族古籍是我们继承和发扬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事业，也是我国彝族精神生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向十分重视民族文化，他们多次作过重要指示。“整理民族古籍，把祖国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江泽民同志也提出：“整理出版民族古籍，是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我们要整理彝族古籍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们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一总目标，把彝族古籍工作的任务落实，“七五”期间至今后的工作，一是要“救书、救人、救学科”；二是要培养专业的双语人才，搞好彝族自身建设；三是要努力保持全国彝族古籍的重点项目总数和经费的基本平衡。“八五”期间彝族古籍的规划以整理、翻译出版等彝族古籍为重点，以综合研究和适应宣传为辅，稳定、充实、调整、改善已有的总体方案，在各地彝区都根据条件，有领导、有步骤地适时扩大宣传，规划彝族古籍整理任务的内容和范围。要在“九五”期间，落实彝族古籍工作的中心任务：（1）根据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要求，各地彝区都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彝族古籍工作的指示精神。（2）加强各地彝区的基础开发建设步伐，确保有关经费的投入，确保各项规划任务的完成。（3）强化管理和不断提高彝族古籍整理者业务人员素质。同时，为做好跨世纪的彝族古籍工作，国家民委强调，（1）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2）积极开创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领域；（3）做好少数民族古籍的社会工作和跨省区的协作工作，引起领导、部门和全社会关注；（4）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办发（84）30号文件精神，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强化机构、稳定队伍、多出精品；（5）重视调查研究。首先，要摸清底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我国的彝族古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彝族古籍抢救、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成果显著，基本弄清了彝族文字古籍的数量，编制了部份目录索引和出版一部份资料。但这项工作由于起步晚、基础差、任务重、难度大，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主要是全国彝族古籍到底有多少？口碑古籍有多少，现在还很不清楚。有句成语叫“如数家珍”。我们彝族古籍的“家珍”，各地各彝族都有，必须要加大调查研究力度，搞清“家珍”底数，并分门别类搞出编目，分清精品、次品，构筑彝族古籍档案资料库，列入长期出版规划。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法规，全社会对民族文献的保护，还没有提到一定的高度来认识。大量珍贵的彝族文献被不法分子廉价收购，倒卖出境，口碑古籍也面临无继承人而自然消失的危险。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国家有关立法部门必须抓紧立法工作，用法律加以保护。要搞好彝族古籍的重点项目论证，在进行彝族古籍资源调查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认真地选择项目，进行必要的项目论证，审慎地作出决策。在制定项目计划时，应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既要从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考虑，又要从本地彝族古籍资源和双语人力、财力的实际出发，使规划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还要把彝汉双语教学纳入民族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纳入整体发展的轨迹，这样民族文化传承才后继有人。
　　一、我国的民族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德智体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指出了德育突出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六大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必须要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我们民族的高等教育是整个民族教育的龙头和终端，我们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今后要依靠民族双语教育，主要是依靠高等民族双语教育。民族高校培养出来的双语人才是民族聚居区社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民族科学技术在民族聚居区是第一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离不开本民族双语人才的作用。他们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掌握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对社会主义的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生产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民族的素质教育状况决定了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面貌。
　　因此，民族高校处在整个民族教育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直接决定了民族大学德、智、体育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要以培养高素质的民族双语人才为目标，全面推进彝族聚居区的彝汉双语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彝族双语教学的质量。要求每个彝汉双语学员坚持背单词，兵贵神速，记单词要量化，要使记忆单词的量大于遗忘单词的量。从彝汉双语教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记单词不仅要下苦功，还要下巧功，才会有较好的效果。同时彝汉双语教师要传授学生记忆单词的方法，使学生对彝汉双语词汇的学习，由自发阶段转变为自觉阶段，从而提高彝汉双语教学的水平，特别是有文字的彝族，他们的语法、语言、语音、词汇、语义，还有他们的双语现象等差异都应当收录作比较研究。如乌撒土语区的威宁、赫章读音标号，毕节、大方、水西土语区的读音标号，水城特区盘县土语区读音标号，以及云南、四川、广西等彝区内，我们要面对以上各大方言区内的彝语彝音认真总结研究，读者可在各方言土语区内互相对照学习，以冀逐渐走向相通，这样才能提高彝汉双语的教学质量，才能培养出彝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双语人才。
　　彝族文化普及教育与语言教学研究是提高彝族文化素质，发展彝族地区经济的关键，没有文化素质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从民族现实上看，彝族地区普遍为偏远的高寒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的整体素质低，人才短缺而影响了西部大开发中的经济发展，这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开发教育提高彝族地区文化素质是决定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因此，在今天的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彝族地区文化的落后是最为可怕的。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实再难得，彝族地区只有优先发展彝汉双语教育，才能培养更多适应西部大开发的专业彝汉双语人才，才是实施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关键。以彝汉双语文化推动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促使今天社会的文明，这些都是彝族地区彝族先民所具有的优良传统，也是今天文明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1、我们应当了解古代彝族文化的普及教育。早在六千多年前，彝族先民就以天文、地理、人文、数理、哲学、阴阳疗疾、伦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八卦易理哲学来行使全民教化，从而提高人类的文化素质以推动农牧和冶炼产业经济的发展，于是促使了彝族古代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是发展各民族经济的基础，各族人民的社会文明是文化和经济的集中体现。彝学家龙正清教授在彝族先民的八卦易理文化教育中说，古代彝族不仅仅是五日为一个气象火候，而是三候为一个气节，六候为一个时气，全年360天共分十二时气，四个大季节的农牧业生产时制知识，还把八卦天文的易理文化推理规律谱写成《开天辟地》的诗歌文学，即按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合的历法推理格局、三合历的盘古文化、五脏应五岳、四时天柱、十二宫辰、起运时间、运律格局、天地阴阳的卦值、世纪年数、六十甲子、三皇五帝、阴阳太极、禽星形象、金乌玉兔、日月升没、补天织地、年月日时的历度换算、诸星宿的命名、地盘的八卦五行龙、天干地支的盘图分布、阴晴和晦明的规律、人体相似于天地格局等的节奏乐章，结合礼仪制度传播于全民。
　　如此的古代彝族教育方法，先由教化师的布摩系统以私塾形式进行书本教育，通过实习合格而出师之后自立实业而培养布摩学派，文化的理论知识即由布摩师徒门弟子们面向彝族社会而铺开全民教化。闲暇夜晚为授学时间，节庆及婚丧祭祀活动是互相竞比知识的大赛课堂。妻子上场显身手时，丈夫要背起小孩打亮照明为之助威，男人参赛，妻子关心支持，因此，古代的彝族人多数无不通晓天文地理的，从小就养成一批一肚子文言而出口成章的劳动者，巧用掌法掐算年月日时的进制气候环节而进行农牧业生产活动。此开天辟地的文明文化教育历经乾阳运数约为1800余年，坤阴远数约为1800余年而至人文文化鼎盛时期的彝族六祖时代，自六祖时代迄今约为2800余年。彝书中简称恒布、特布和举布三个漫长的文明历史文化教化时代，约为6400余年的辉煌历程。
　　2、彝族人民时时刻刻都在运用彝语进行交际，每个人不管他的文化程度如何，都至少能掌握两种语言，有的还能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是要问他们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文字，恐怕能回答的人是不多的。彝族语言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彝族语言的性质，彝族语言的结构，使人们能了解并掌握有关彝族语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从而提高学习彝汉双语的效率和使用语言的水平。
　　3、彝族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由于语言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跟人们有密切关系，所以人们很早就开始注意它，远在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就出现了巴尼尼的《梵语语法》，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第欧尼修的《希腊语法》，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为研究古书服务的，只涉及古书语言中的某一方面的现象，所以后人把古印度、古希腊的语法称为语文学语法。我国汉代时期的彝族语言跟上古三代已经有所不同，所以汉代时期彝族人想读懂汉代时期的彝族古书，首先就有一个文字释义的问题。这就要解释汉代时期彝族古书的字义和研究字义的演变，由此而建立了“恒斗头朵学”、“娄苏数那哲”、 “娄喽独哲学”、“娄苏哲摩”（彝族古字典）、 “米斗密多学”等等古书。它如同汉族的“训诂学”主要是解释字义的，但有时也涉及语法现象和其它语言现象。分析古代彝族文字的结构及其意义的文学译做“文字学”、“彝字学”，用它来研究彝汉字的读音情况及其发展的文学译做“音韵学”、“米斗密多学”、“恒斗头朵学”、“娄苏数那哲”、“娄喽独哲学”、“娄苏哲摩”（彝族古字典）。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这几个部份组成了彝语文学，通称为“布哲学”。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在汉代以后，“布哲学”的研究相当发达，专著很多。这些著作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探索彝语言的本质、规律。一般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属于前武彝族语言学范围。
　　4、到了十九世纪初，由于交通的方便，科学的发达，商业活动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彝族人们的交际范围随之扩大，对彝语言表达的要求提高了，这些条件促使人们在前人布摩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对彝语言本身进行探索。十九世纪20年代，彝族的布奢岩、娄则恒吐，恒吐纪帛等彝族语言学家相继出现，开始用彝族历史比较法去研究彝族语言，建立了彝族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基础，使彝族语言学摆脱了过去的附庸地位，把彝族语言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到十九世纪中叶，彝族普通语言学也建立起来了，但许多彝族的语言学书籍都未得出版。
　　5、彝族语言学可以根据它研究的不同范围或不同的具体对象、不同的方法以及应用于不同的学科等方面，可划分为不同的门类。另如彝语言学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别：彝族理论语言学和彝族应用语言学。彝族理论语言学从理论上研究彝族语言的性质、功能和结构。彝族理论语言学以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个别彝语言学和一般彝语言学。
　　6、一般彝族语言学以一般彝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又可称为普通彝族语言学，它可探索各种彝语言所共有的特性、共同的规律、结构上的共同特点和一般原理。本研究属于一般彝族语言学范围。
对构成彝族语言的各要素以及对彝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分别进行理论的研究，形成一般彝族语言学的各分科，如彝族语音学、彝族词汇学、彝族语义学、彝族语法学、彝族修辞学、彝族风格学等等。
　　7、个别彝语言学研究个别彝语言的结构体系和结构规律，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日语语言学等。对个别语言可以从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语言的历史演变，研究语言的结构体系和语言的各个要素从古到今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彝族语言发展中的一个横断面进行静态研究，研究彝族语言某一阶段的结构体系和结构规律，如现代彝语、近代彝语、古代彝语等。
　　对个别彝族语言的各个要素以及语言运用的各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就建立了个别彝族语言学的分科，以汉语为例，可以有汉语语音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义学、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等。
　　8、应用彝语言学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应用彝语言学应该专门研究彝语言教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是一门彝语言教学法的学科。广义的应用彝语言学是指这样的学科：它把彝族语言学理论运用于彝族语言学有关学科的研究当中，从而建立新的彝族语言边缘学科，并解决这些彝族语言学科所涉及的实践和应用的研究问题。
　　9、广义的应用彝语言学范围比较广。一方面，与彝族语言本身直接有关的一些实际工作需要彝族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如彝族词典编纂工作需要彝族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来作为它提供划分义项的依据，彝族古今的典籍翻译要借助于个别彝语言学对彝语言体系、彝语言结构的分析以及彝族词汇学、彝族语义学、彝族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把彝族语言学原理运用到一些学科的研究中，就建立了与彝族语言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这些彝族语言边缘学科包括：彝族社会语言学、彝族人类语言学、彝族逻辑语言学、彝族心理语言学、彝族原理语言学、彝族神经语言学、彝族数理语言学、彝族工程语言学等。
我们彝族只要有了以上这些学科之后，无论是在彝汉双语教学方面还是在彝族人才教育学方面都定会取得较好的成绩，给贵州省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打下有力的基础，特别是有关彝汉双语教学问题定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推广和提高。
　　10、我们再来探讨贵州彝族语言使用的情况有如下几种类型：（1）在彝族聚居区，人们平常交际时都使用彝语，这些地区除妇女、儿童和部份老人不懂汉语外，一般都能说双语。（2）在汉彝杂居区，彝族无论老少，均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有的以彝语为主，汉语为辅，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县）东南部的猴场镇，本民族内部交际时使用的都是彝语（赫章次土语），与外族往来时，以汉语作媒介；在家说彝语，外出说汉语。（3）使用彝汉两种语言，但以汉语为主，彝语为辅，又如威宁县猴场毗邻的二塘镇的彝族，也属汉彝杂居区，他们在族外交际中，均广泛使用汉语，彝语的使用仅限于家庭范围和祭祀活动等时使用。（4）部份三种民族杂居的地区，普遍存在“三语”现象，以一种语言为主，另两种语言为辅。再如威宁县龙街镇是威宁苗族最聚居的乡镇，同时也是彝族人的第二大聚居地区，又杂居着汉族。该地的彝族除懂彝母语外，不同程度地掌握着苗语和汉语，在同苗族和汉族交际时使用苗语和汉语。
　　11、根据贵州省语文办主任张和平等同志的调查统计，目前贵州省内能使用彝语彝文与汉语汉文的彝族地区有下列聚居区：
①水城特区的盘县北部和南部的株栋、板桥、马场等地区；②水城县的南开、发洱、玉舍、舍戛等地区；③威宁县的大部份乡；④赫章县中平、妈姑、珠市、新发、可乐、恨底、财神、六曲等乡镇地区；⑤纳雍县姑开、以各等乡镇地区；⑥毕节县龙场营等地区；⑦大方县坡脚、达溪等地区；⑧织金县三塘等地区；⑨兴仁县大山等地区；⑩晴隆县三宝等地区。
　　12、以上聚居地区的彝族人口合计约58余万人。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过去曾被分为北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东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中部方言等六大方言区。住在贵州的彝族使用东部方言的黔西北次方言和盘县次方言。黔西北次方言中又分水西土语、乌撒土语、蒙部土语、乌蒙土语。水西土语，包括古代安氏统治长达千余年的水西地区、涉及今毕节、安顺、六盘水、遵义等地州市的金沙、织金、纳雍、清镇、六枝、仁怀、普安等县（特区）彝语和水城县南部彝语，毕节县毗邻的云南省镇雄县东南部，亦说水西土语。乌撒土语包括古代乌撒彝族君长统治的区域范围内的彝语，分威宁、赫章、恨可三大次土语。威宁次土语主要指以今威宁草海为界的西北部地区，涉及滇乐北彝良、会泽、宣威等县的部份彝语、赫章次土语包括今赫章县中南部和威宁东部地区的彝语，与赫章接壤的水城、纳雍两县的部份地区也说此次土语。
　　13、恨可次土语指赫章西北部的恨底、可乐两地的彝语。蒙部土语指云南昭通、鲁甸及永善部份地区彝语。盘县次方言包括盘南次土语和盘北次土语。盘南次土语指盘县南部、普安、兴仁、兴义彝语，盘北次土语指盘县北部，晴隆及滇东富源、罗平等县彝语。
　　14、以上这些彝族聚居地区的彝族人民群众，如今，不但使用彝汉双语，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类似的古籍文献典籍，这些珍贵典籍，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抓紧组织专业双语人才对这些千古传承的彝族古籍文献作分类与编目。要对浩如烟海的彝族古籍进行整理，第一步就是对其进行分类和编目，这除了借鉴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外，还要按我们彝族古籍的特殊性及现代学科的要求进行分类和编目。没有彝族古籍的图书目录是无法进行整理工作的。编制彝族古籍的目录必须建立在调查到和搜集到的彝族古籍的基础上进行，没有搜集到的古籍是无法进行编目工作的，特别是彝族的口碑古籍与原生载体古籍，是彝族古籍中的两种特殊古籍，对他们进行编目是以前没有过的。因此，对于彝族古籍的特殊性，我们要将它们分为书面古籍、金石古籍、口碑古籍、原生载体古籍来进行编目。对于彝族古籍的编目工作，我认为应借鉴中国历史文献学、目录学的知识。还有传统目录学中的著录、篇卷、注释、解题、文献、书评、类别等在彝族古籍学中同样是适用的，也是我们将来要编制全国彝族古籍联合目录的重要借鉴。
　　15、若要让我们以上的彝族古籍代代传承，就得提高我们彝族地区的教学质量，要大力发展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学，大力开发彝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人才才有希望发展彝族地区的经济，民族发展的百年大计是教育为本。彝汉双语教育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大业，彝汉双语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素质大计，现在的彝汉双语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着未来彝族子孙后代的兴衰成败。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彝汉双语教育事业，把彝汉双语教育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各级政府也十分关心民族地区的彝汉双语教育工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彝汉双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彝族地区始终起伏不稳，特别是现阶段已面临着滑坡的严峻形势。面对这一现象，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以拯救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子孙素质前途的高度，透过我国教育发展现象看到彝族聚居区的教育落后。并且充分认识到落后的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育靠其自身去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高寒山区的彝家子弟靠其父母微薄的农业经济收入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证明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只有依靠党和政府近快制定扶贫义务教育政策。加大力度对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育的投入，实行减免彝族地区学生的书杂费和增加寄宿制民族学生的助学金，并以政府行文采取彝汉双语教育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手段，让所有彝族适龄儿童都得以入学接受教育，不要让他们再世世代代地愚昧下去了。同时，要以政府行为，增加彝汉双语教学实施设备经费投入，改善彝族地区的彝汉双语办学条件。切实建设好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育战线上的师资队伍，加强彝族地区的彝汉双语师资培训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彝族双语教育教学能力，力求与发达地区教育相并进的效率为目的。要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彝族地区彝汉双语学校的优秀骨干教师，鼓励和安排师范院校毕业的优秀彝汉双语学生到彝族地区学校任教，充实和加强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应大幅度提高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缩短彝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差距。这样才有希望走向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明天，彝族子孙后代的教育素质提高了，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才有展望。
　　二、彝族的词汇直接反映彝区社会教育的变化，彝族地区教育事业之所以落后，除自然环境因素外，由于语言文化和语种的转化，人的整体素质从古代文明的高度降到了目前最低水平，人才的短缺直接影响着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彝族地区只有优先发展彝汉双语教育，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彝族地区应优先发展彝汉双语教育，要把培养人才提高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而加以落实具体情况。
　　（2）必须尽快恢复和发展行之有效的贵州“民族行政管理”三校式的寄宿制度来落实彝汉双语教育，政府应当负担大部份学习、生活费用，才可能早出、快出好的彝汉双语人才。
　　（3）彝族地区要尽快的选拔一部份在职的或中专毕业以上的彝汉双语毕业生到高校深造，必须尽快解决西部大开发中高层次彝汉双语人才的需求，不能流于形式而以彝汉双语假文凭冒顶人才而滥于充数。
　　（4）大力支援彝族地区的科技人才或是本地区的高科技工作者，要给予创造相适应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让他们安心地为彝族地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5）在贵州彝族聚居地区的历史上武夜郎在可乐建都立国时也曾使用过彝文。除手写的彝文书籍外，过去有些书信、契约、布告、柬帖、印鉴、碑刻、摩崖也都是使用彝文。如今各地彝文书籍中曾记录、保存有关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军事、政治、法律、法令、医药、农技、工艺、礼俗、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彝族的社会历史和古代民族关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6）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在云、贵、川三省彝族地区曾多次进行过彝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彝文的规范整理工作，同时还翻译、编印了大量的彝文书籍，为彝文推行及彝汉双语教学工作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通过实践，在彝族聚居地区开展彝汉双语教学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各地彝区也培养出了大批有用的彝汉双语人才，这些人才目前为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7）彝族语言是彝族人民独有的交际工具。古书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如同《红楼梦》第35回写道：“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另外，专家们对长臂猿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泰国北部的一种长臂猿用几种不同的叫喊来表达不同的信息，碰到可能是敌人便发出尖叫，别的猿听到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声，以便引起伙伴的注意；小猿碰到一起，有一种伴随着游戏动作的友好的叫声；还有一种叫声似乎是招呼在林子里觅食的同伴不要散得太开，等等。上述种种，可以看出，被人驯养的动物能够模仿人类语言；某些动作也使用某种特定的交际方式，就是一般听说的动物之间传递某种信息的“语言”。但是鹦鹉会说话，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它并不了解它说的是什么意思，更不能造出新的句子。至于长臂猿的叫喊，虽然在它们内部也起着传递某种信息的作用，人类语言和飞禽、走兽、昆虫等等动物的鸣叫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彝族语言与动物的鸣叫的区别:
第一、彝族的语言是具有音位系统、彝族的语素（或者叫“词素”），以及彝族的语素组合规则和组合模式的，从而彝族的语言可以组装成数目无限的句子，用以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动物的鸣叫不具备这三个要素（音位系统、彝族的语素、语素组合规则和组合模式），所以不是语言。第三个要素——语言组合规则和组合模式就是一般所说的“彝族的语法”。如果我们把“音位系统”和“彝族的语素”也包括进“彝族的语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彝族是语法的动物，其它的动物不是语法的动物。
　　第二、彝族的语言具有文化上的历史继承性；而且彝族语言本身也有历史上的变化发展。其它动物的鸣叫没有这种继承性和变化性的发展。
　　第三、彝族的语言是后天习得的；动物的鸣叫是先天具备的。
彝族语言的全民性，彝族语言没有阶级性，自古以来，作为交际工具的彝族语言从来就是全民的，它对彝族社会是统一的，对彝族社会成员是共同的。彝族语言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彝族社会、为彝族社会各阶级服务的。这就是说，彝族语言没有阶级性。
　　（8）彝族的阶级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任何事物都不存在阶级性的问题，彝族语言当然也不例外。彝族的阶级的产生和分化使得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增长率、道德等各种上层建筑无不深深地打上彝族阶级的烙印，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彝族人们交际的阻隔，不同种族交际之间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彝族生产力的发展和彝族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不同阶级包括敌对阶级之间的交际十分频繁，即使在发生冲突、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还得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彝语），而并不需要通过翻译。所以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白话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
　　当然，不同的阶级、阶层，甚至不同职业的人们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时候，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会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或者说他们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方言。如从前法国贵族阶层曾流行一种“沙龙语言”，沙皇俄国宫廷贵族流行一种俄语夹用语法的混合语；我国旧社会上层使用的“雅语”等。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由于内部联系密切、交往频繁、语言上逐渐形成许多特有的不同于其它阶级、阶层、职业的词汇、发音习惯、表达方式，有时候还对某些普通词语加以特殊理解，赋予某种贵族阶级、阶层或行业的色彩。但是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足以构成一种自成系统的独立的语言，人们交际时仍然必须遵循全民共同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因而并不影响语言作为全民交际工具的本质。彝族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全民的，是没有阶级性的，就是在古时的主摩年代也是同样如此。
　　（9）彝族词汇是彝族人民自有语言的建筑材料，彝族词汇跟彝族的其它语言要素一起构成了丰富的彝族语言，作为彝族语言要素之一，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例如彝族大布摩布麦阿钮曾经打过比方说：“词汇本身还不是语言，彝族词汇好比彝族语言的建筑的材料。人类要写诗歌，离不开语言；人类的建筑，离不开材料；牲畜的喂养，离不开水源”。如同斯大林说：“建筑业中的建设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还需要建筑材料，如果没有建筑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样，彝族语言的词汇也不就是语言，任何民族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彝族词汇的功能。再进一步，还可以看到，建筑材料往往因建筑工程的扩大而增加，彝族词汇也是这样，它对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只要在彝族社会中一出现新事物、新现象，就要立即用彝族语言的新词来表现它，等于要在建筑材料中添砖加瓦。彝族词汇直接反映彝族社会的变化，跟彝族语音、语法相比，彝族词汇的变化速度是最快的。
　　彝族的语言词汇自古就很丰富，所以就有几千年来的各种不同文体的古籍文献传承，但是，这些文献古籍传承，目前都需要校勘与辩伪。校勘和辩伪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方法和内容。它同样对彝族文献古籍学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彝族文献古籍的校勘和辩伪远远比汉文文献困难和复杂。从彝族书面文献来看，它的文字就有两种，文献数量不少，对其文字的注释已是困难，特别是许多已经消亡的彝族的古文字。但大多数的彝族文献古籍还是能用汉文或其它民族文字古籍和民族史等多种手段来加以校勘和辩伪的。但许多民族的书面古籍文献都是佛经或宗教经典，这在许多民族中都有相同和相类的本子，都可以互相利用这些本子来进行校勘。彝族金石古籍由于相同的古籍不多，对其校勘也可以通过文献和民族历史知识来进行，由于彝族古籍年代久远，许多金石古籍的字迹剥落和模糊不清，这些都有必要进行考证。对其原载的内容和史实也有必要进行考证和辩伪工作。彝族口碑古籍也要对其内容进行鉴定，进而得出史料和各种有用的资料。要从众多的神话和传说中去掉虚构的部份，还原资料的内容和本质。彝族原生载体的古籍也有鉴定的必要，这是由于记录有世界观和知识的局限性，对某一事件可能有错误的记录，因而彝族古籍都有校勘和辩伪的必要，就是对其内容进行鉴定。这是整理彝族古籍不可缺少的，在搜集和调查的工作中，我们强调对各种各样的古籍不论真伪、精华与糟粕都要一律加以搜集。这是力求做到全面，防止遗漏。这样就使鉴定的工作成为必不可少的一步。经过这一工作，我们才能辩出真伪，得出精华与糟粕。这样才能达到继承彝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目的，也才能成为可供彝族学科所利用的资料。
　　（10）彝族词汇的分类。彝族古籍与彝族语言所拥有的词汇是十分丰富的，词的数量一般可以达到几十万，它们构成了一个彝族语言词汇复杂的整体。为了了解彝族词语在整个彝族词汇中的功能和地位，为了了解彝族词汇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组成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彝族词汇进行分析。根据彝语单词在彝语词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划分，可以分为彝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彝语的基本词汇是词汇的基础部份。如举娄布佗说：“人们在相互说话中的语言，讲出的东西，发出的句子就叫做词汇，有了人类语言就有了人类的词汇。”他如同斯大林所说的：“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也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要少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彝族语言的基本词汇有以下几个特点。
　　（11）各地彝族群众常用性彝族语言基本词汇所反映的是与彝族人民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是使用彝族语言的彝族全体社会成员经常使用的。不论在什么场合，是开会还是谈心，也不论是哪一种彝族语言的文章体裁，都必须经常使用它（四川凉山）；不论方言分歧多么严重的彝族各地区，也离不开它。不掌握某种彝族礼节语言的基本词汇就不可能使用这种民族的语言进行交际。
　　（12）彝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在许多年代中都很少变动，是彝族词汇中最古老而又最必要的词，由于彝族有自己古籍文献的原因，所以，这些古老的词汇生命长久，在千百年中都长期使用，因而具有历时的稳定性。
　　彝族语言融合的结果。彝族语言在融合汉语的过程中，为什么有的汉语言成为胜利者而彝语言成了失败者呢？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所谓条件主要是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人口的多寡和各民族是否杂居等。在民族杂居的前提下，人口多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高的民族语言必将成为胜利者，政治中是否处于统治地位不是决定的因素。
　　（13）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和多种民族语言发生过几次大融合，而每次融合，汉语都最后成为胜利者，这是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与其它民族比较起来高得多，汉族的人口也多得多，而且跟其它民族杂居的时间又较长、汉族在政治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时候（例如清朝），汉语也是胜利者，正如恩格斯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份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14）民族地区与民族杂居区出现的双语现象，如彝族双语现象，①什么是彝族的双语现象？不同的彝族语言接触就会互相影响。这些影响除了互相吸收某些成份以外，还会产生双语现象和多语现象。双语现象和多语现象是指一个社会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这种现象产生跟民族间的接触，尤其是民族杂居区内，都是必然的联系。②人为的和自然形成的双语现象，双语现象可分为人为的双语现象和自然形成的双语现象两种。前一种是入侵者通过各种手段，强行推广宗主国的语言的结果。例如，入侵者确定宗主国的语言为国语，并在政府机关和学校大力推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形成了双语现象。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双语现象最初多属于这一种。后一种是在统一的主权国家内有多种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这些民族自然地以某一种民族（大多是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或通用语，这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形成了双语现象，既使用本民族语，又使用国语。例如，我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市的双语现象就属这一类，那里的彝族居民大多运用两种语言——本民族语和汉语；又如我省的威宁、赫章等地彝族居民也是同时使用两种语或多种语。就外国原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的居民也多运用本民族语和俄语两种语言。民族双语现象的复杂性是由于居民的组成状况、历史背景、语言政策、政治制度等多种因素，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
　　三、彝族的语言文字与古籍载体，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使用人口600多万以上，是我国使用民族文字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语言大族，彝族文字是一个彝族社会的全体成员约定俗成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约定俗成’是彝族语言和文字的形成的根本原则，任何一种文字都是经过‘约定俗成’形成起来的”。包括最原始的象形符号在内，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概念和思维。彝族古文字是远古彝族先民语言的记录，它是藏缅语族语言中的最古老分支之一，与其他彝语支民族及藏语、羌语等语言在语音及词汇的亲缘关系上可见相互间的古老影响。另一方面，从彝文古字本身这种符号系统的产生发展脉络，以及文字的存在形式也可看出其悠久后的重要的历史。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彝文是一种产生年代不太久远的文字。他们看法的形成可能基于如下三个方面：（一）一些文献的记载；（二）对彝族社会发展程度的评判；（三）对彝文古字及彝族文化的认识层面。
　　1、如清《一统志》说：“唐阿可，纳垢夷之后，隐岩谷，撰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韪书。” 《滇系o杂载》说：“汉时有纳垢酋之后可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华阳国志》中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说：“冉龙夷者…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可以看出对彝族古文字的产生，汉文典籍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对阿可。，说唐代，一说汉代。《华阳国志》中的“夷经”有人说不是彝文字经书，而是“格言、譬喻”，今彝族正有“布摩经书”遗存，如不是文字，“经书”二字当作何解释？其实明代以前就有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存世。《天启滇志》称：“有夷经，皆爨字，状蝌蚪。”后汉书中“其王侯颇知文书”之“文书”有人疑是汉文书，今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办学兴教、义务教育，如今的彝族地区高山上有不少儿童不能读书，何况后汉时期？“古代交通闭塞，语言不通，民族关系不像今日融洽，汉族语言文字不可能普及到所谓‘夷狄之帮’。”马学良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夷者王侯”以彝文而知文书是否更有可能？文字的产生在彝文典籍中也不相一致，创造文字的人也不止一个。在《西南彝志》中说彝族文字起源于父系氏族时代的原始社会末期，由“恒基阿鲁”创造，在另一处又说是由“伊阿伍”创造；在《爨文丛刻》中又说武老撮之时，上帝差来的祭司密阿叠创造了文字；四川凉山民间传说是布摩阿史拉则创造了文字。我们如果以彝族的先民河湟间羌人进入农业定居社会为上限，也是公元前五世纪。而布&阿史拉则是凉山曲涅支系阿尔家支布摩，距今才24代，以1代30年计约为元初人，文字产生年代的说法相距约近2000年，其实任何一种说法都不妥，在凉山阿史拉则创造文字的说法更难以为信。汉文典籍都称在汉或唐时阿可便创造了彝文字，这怎么会在阿史拉则时才又创造文字呢？他创造的字怎么可能在其后短短的几百年间传遍川、滇、黔、桂四省彝区呢？就是传遍凉山也需要时日。彝族文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某个时间内所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一种文字体系是某个民族历史上形成和调整的文字”。我认为彝文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它也和其他古老民族文字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文字发展的必经阶段：图画符号——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并向表音文字方向发展。图画文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类型，彝族文字必然经历了这个阶段。“在古埃及语中，‘画’和‘写’，‘绘画’和‘文字’，‘艺术家’和‘写书人’这几组词是相同的，——这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埃及文字最早与图画的起始关系，它最早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无独有偶，在彝语中“文字”其原始的意义也是“图画”，它的整个意思可理解为“一个一个的图画”。同时与“艺术”和“文化”相同。“图画文字中用的图形往往应某一具体情况而作，本身（不同于表意符号）常具有很不稳定和多义的性质。因此图画文字不形成‘文字体系’。但它是表词字文字体系借以发展的基础。”世界上许多独立发展的原生文字都正在沿续这个发展阶段。如苏美尔文字、汉字、美洲印第安图画文字、纳西族东巴文、尔苏人的沙巴文等。彝族古文字也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所以，那种彝族古文字是借鉴汉文创造而来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对彝族古文字符号的认识和理解基于一种合乎文字发展逻辑和文字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而不应是一种主观的臆断。
　　2、自古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四省区。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各地方言不尽相同，形成较小范围的地方语以及方言土语。根据彝族语音和词汇特点，被分为六个方言区的若干个次方言、土语、次土语区。各方言区辅音使用一致，元音使用多少不等。单音节词占优势，同音词、多音节词、近义词较多。复合式、联合式、偏正式、补充式、宾动式、主谓式、附加式、重叠式词组最为常见。如贵州赫章次土语系东部方言恒可土语区，词汇一般为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叹词、象声词等。虚词有介词、连词和助词。实词和虚词构成了最主要的语法手段。句子成份的主要次序是主——宾——谓结构。数词和修饰性定语在被修饰的成份之后，所属性定语前置，状语多在主语前面。句子类型有单句、复句、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赫章次土语受外来语的影响程度极小，保留赫章彝族中心语的比例较高，即使借用一些外来语的专有名词充当句子成份，语法形式始终没有改变。文献、歌谣、格言、谚语、歇后语等，修辞手法多样灵活而幽默。嗜好以物为喻。常以天文、地理、历史等典故编成故事文学，静者也能使之有声有色栩栩如生。每逢节庆盛会、祭祀和婚嫁的场合，都要举行赛艺活动。赫章彝族语言词汇的极为丰富和风格的典雅，是来自于布摩与文人的锺炼而通过彝族社会大熔炉再行高度的精炼。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予以概括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布老’，便为主（君）。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所谓南中即今彝族所聚居的西南地区；夷，即今彝族先民；布老，即指行德高尚的老年人；主，是彝语“祖”（君）的谐音称。
　　3、乌蒙山区是彝族古代先民中央皇国夜朗主摩的心脏，春秋战国时期，曾在沾益、曲靖、宣威、可乐等地建立过彝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城。赫章地区古属宣威，后属乌撒，语言系中心区“举弥”（龙场）土语，风俗文化历来都与可乐都城文化保持一致，因此，至今所保留的风规礼俗最为全面而独具特色。通行语言与古籍文献贴切吻合，与西南彝区相关的汉文献所载关键词的切合率也特别的高。比方说地名之类的，多数是彝语的音译，赫章地区彝族不仅保留了古老而典雅的语言、文字和文献古籍，还继续发扬了能歌善舞的优良传统，可说是彝族古老文明文化的一块活化石。对赫章地区彝族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将会引起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4、彝文字多为象形和会意。其发展历史源远而流长。自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象形符号记事了。后发展到远祖布弭遮时代，到了布弭遮时代以形成象形会意结合撰述天文八卦的五言经典文体了。如今的西安半坡出土的7000多年前的陶文符号均可用彝文识读不少。在赫章地区彝族居住境内出土的西汉时代铜质“万古擂钵”也是以彝文五言体题名铸造而成的古物。距今约有2000余年了。浩瀚的彝族文献古籍经典著作，是远古时期彝族先圣之所创而一代又一代的抄录流传到了现在。所载内容多为阴阳五行和天干地支的哲学理论，以及乾坤定就而开辟文明社会天地的先天八卦文学。据有关汉史学家的推断，先天八卦的发展和使用，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又根据彝族历史世纪年号的记载，先天八卦即八卦天文历法始源于布弭遮时代，历史乾阳运年的恒布教化时代、坤阴运年的特布教化时代和人文运年的举布教化时代迄今，已有6400多年了。汉族学者刘志一教授对古彝文进行了三十余年的考察和研究，他在彝学研究中云，全国除东北三省外，几乎各个省都出土发现古彝文。从而他的推断结论是：“彝文曾是一种古代官方文字，距今约有七至九千年的历史了”。
　　四、彝族文字与古籍文献的原生载体。彝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成员，分布川滇黔桂四省区，目前人口八百余万。彝族有古老的文字，而且在汉文化未在西南彝区占统治地位之前，彝族文字就出现了与“武咪”政权相适应的高度统一时期。如今，举世公认卷帙浩繁的各地彝文文献不可能相同或相近，如果是没有统一今天的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文也就不可能大多数相同了。据已故彝族文艺学家果基林哈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已发现的彝文文献已逾八千部。又“据统计，从川南的一本《献酒经》中共找出不同的彝文单字406个，其中与贵州彝文相同的字就有289个，占总字数据库71.2%；云南禄劝《凤氏碑》中有388个不同的彝文单字，其中185字与贵州彝文相同，占47%。”“这说明彝文至迟在明清之前，还是较广泛地流行于彝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并不只限于从事占卜祭祀等宗教生活方面”。又从各省区留存的关于彝族创世文献的对比分析上看，清代改土归流以前，彝文在彝族社会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于彝区的。
　　1、自历代统治者在西南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政策以来，使彝族各地区之间长期隔绝、互不往来，人为地加快了彝语方言的分歧和文字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秦汉开始就存在的问题，到了宋元后又有了质的转变，终止于新中国成立，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同时，隔绝造成了彝族内部地理环境改造与适应的不同，在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平衡，使彝语的发展也有了快慢之别，彝文出现了大量的同义多形字和通假代用字的出现。
　　2、历史上还因彝族曾先后建立过武米夜郎国，罗甸国、南诏国、自杞国、罗氏鬼国等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独立的地方政权，其语言曾影响过其它彝语支民族的语言，并被其它民族所采用，例如黔西北地区的白族和凉山彝区的蒙古族就是运用彝语比较早尚且今天还在运用彝语的民族。因此，对彝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及规范，既有利于彝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亦有利于使用彝语支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往来。因此，彝族文字对研究西南民族特别是彝语支民族的历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虽多，而有文字的民族则很少，因此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史、社会发展史，都离不开对彝族文字史源的研究。
　　3、彝族文字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与文字的符号形成及存在方式的息息相关，都在反映着产生文字环境的地理风貌。甚至还决定着文字的延续和消亡。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变化也决定着彝族文字符号形体和风格的变化。许多彝族文字学家都认为“书写材料对文字的字形有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材料也事先决定了书面文献的成形”。如古代的埃及文字最古老文献所用的材料，常是石板和骨片，到埃及“古王国时期”纱草纸已成了主要的书写材料。作为历史上专门制作用于书写的第一种材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了埃及典籍的形状——手卷。而苏美尔文字逐渐失去图画性质，变成约定的楔形线条的组合体（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许多人认为是因为书写工具和技术的改变。由削尖的芦苇杆在泥版上“画”符号过渡到带三角形尖头芦苇杆在泥版上压刻出符号，这无疑大大促进了苏美尔文字变成楔状笔画的结构。中国古代的文字也是由图画变成象形字，而成为约定的符号，它们是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字，后又发展成竹简木简，再后才发明了纸和毛笔。这就决定了汉字文字及文献的发展。毛笔的使用也改变了过去的单一线条，而变得粗细有别、浓淡有致，从而形成笔峰和写体，以此产生了一门专门写字的艺术——书法。在古代彝族古文字在使用石刀、骨针和金属刀时是刻写在兽骨、石块、陶片上的，后经布摩占卜用的牛、羊肩骨及大量岩画可看出来。再后来使用竹笔木笔后又写在羊皮、木块上，今存在的羊皮书轴的布摩鬼牌、军事上的司洛莫（木质令牌）可看出痕迹，后来又使用绸缎和纸。墨水的材料也从岩粉、木炭、生漆到动物血及锅烟和油泥相掺和的墨甚至蓝靛。其中，笔使用最广的是削尖的竹笔、木笔，墨最有代表性的是动物血有些驱鬼布摩经书相传是用人血写成的。所以古彝文的书写形成了现在均称简练、鲜明的特色。彝族古文字及文献因其无记时记年记作者的习惯及材料的可腐蚀性，在古代游牧搬迁的动荡生活，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等给彝族文献的保留形成了破坏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到了今天都对彝族古文字的历史模糊不清，并产生了一些错觉。
彝族是西南民族中少数有文字的民族之一，而且有丰富的文献材料，如果能有计划地把这些文献材料翻译整理出来，就可为研究西南诸多民族史提供重要的史料依据了。
　　五、彝族文字与彝汉双语教学。彝族是一个长期使用本民族传统文字的民族。彝文是彝族人民古今通用的传统文字，有悠久的文字历史，根据有关汉文历史文献记载，不同时期对彝族文字有不同的称谓，有：“爨文、爨字、韪书、蝌蚪文、天书、倮倮文、彝文”等多种不同的称法。这些不同的名称来自于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意识观念，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法，但他始终如一，是一种传统的彝族文字，这种文字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彝族人民表达思想感情得心应手的工具。彝族文字在彝族历史上，曾经为彝族人民的繁衍和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因此，他深深地受到彝族人民的爱戴和保护。多少世纪之交、朝代之变，几经风霜雪雨的反复洗礼，仍然永不变色地耸立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之中。有了它，彝族人民才从愚昧中解脱出来走向如今的文明。彝族文字曾经在历史上为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政治军事、科学文化、医疗卫生、经济贸易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有了它，彝族先民才谱写出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理论道德、天文地理、医疗卫生、生产生活……等等流传于后人。用彝文字记录下来的古典文献书籍，只要翻开它的扉页，逐一查看，就可以看到彝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景象，倾听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脚步声和不同时期的不同心房跳动。所以说：彝文古籍书是考证我国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来源，是一份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史实依据。因此，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引起了许多中外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高潮。研究彝族历史文化，首先要研究彝族的语言和文字，要从彝族的语言文字开始寻找彝族语言文字的渊远流长，特别是彝族的文字，字源及其历史问题仍然在争论之中，尚未了结。然而，彝族文字形成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是近几十年来彝学届到处谈论的热门话题，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也是当今研究彝族历史文化中最火暴的课题之一，虽然争论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共识，但这一股争辩的热烈气氛就足以说明：彝族文字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渊源了。
　　1、彝族文字起源是从结绳、刻木、垒石等记事当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符号。在上古的人类社会里，当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为了记事完全凭结绳、刻木、垒石等方法传承。彝族典籍《西南彝志》中记载：“哎君不知年，纪年树上看，哺臣不知月，纪月石上察。”这种垒石、刻木计数的原始方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在许多地方彝族民间还有人沿用。
　　“任何一个民族的书写符号只有根据其形式才能认出及确定。所以，如果既不考虑符号文学的意义又不考虑其形式，就不可能解决某一文字体系的书写符号的结构问题。”彝文古体字的符号体系与汉字的区别是明显的，尽管文字的使用频率和规范程度不及汉文，但在从文字结构本身来说自有它的特色。①彝文字强调笔画的简单。尽管它都属于表意的单音节文字符号，但是彝文的笔画明显少于汉字，彝文字笔画一般三至四画的居多，这在彝族文字发展规律上来说它先进于汉字，它更易书写又更节省时间。②彝文字的笔画书写中更讲究的是连贯和流畅，文字整体更符合于书写规律，一个字的书写程序是强调从上至下从左到右平向流水形的，笔画不强调向四方旁逸张突，书写时圆润、轻松、如行云流水。③传统的观念认为，彝文强调笔画的流畅，孤线的圆润和优美，不讲究笔峰及笔画的粗细，强调一致性。所有这些都是彝文古字在符号特征上与汉文的不同之处。
　　2、至于结绳，汉书《九家易》中说：“古者无文字，其有誓约之事，大事，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从寡，各执以相考”。《周易系辞》中又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样古老的记事方法直到解放初期，在云南、贵州、四川的部份少数民族民间亦都有使用的例子。
　　传至今日的彝族文字是在结绳、垒石、刻木的使用过程中相继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汉字根据汉文历史记载，说是仓颉所造，《帝王世纪》中又说：“皇帝时造史，仓颉始作文字”。《中国人名大辞典》也有记载：“仓颉，上古皇帝时为左史，生而神圣，有四目，观鸟兽之迹，体类像形而制字，以代结绳之政。字成，天雨粟，鬼皆夜哭”。彝族专家张启仁先生认为：仓颉是在古文字的基础上进行文字的规范，同时也可能在规范中创造了部份文字，功不可没。但是，把所有的汉文说成是他一人所创,这有点言过其实，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在仓颉以前已有文字，文字的起源，据记载应该是伏羲时代。《字源》中有说：“太昊（伏羲）时有文字，或云皇帝变古文为文字，”（距今约有6478年左右的历史了）。在有的史书中又说：“庖羲氏（伏羲氏）获景龙作龙书（距今6344年）；炎帝因嘉禾作穗书（距今5218年）；仓颉变古文，写鸟迹，作鸟迹篆距今只有4698年）；小昊作鸾凤书，取似古文（距今4598年）；高阳（颛顼）作蝌蚪文（距今4514年）；尧因轩辕龟图作龟书（距今4357年）；夏后氏（夏禹）作形仅篆”（距今4255年）。这些记载都足以说明：在我国的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文字出现，文字的历史是悠久的。我认为我国文字的起源历史还要远远超出这个距离，在文字有历史记载的前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空白，这段空白是没有文字依据可考证的。勿须怀疑，文字能系统的记载历史，是经过千锤百炼后才能达到今天的成熟阶段，才能系统的记载历史。所以，在文字还没有成熟前，隐藏着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这一段距离史前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我想把它说成是一段文字的历史空白是完全行得通的，这一段空白历史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只能人为地去推断。吕羽《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说：“照人类发明文字的演进及程序去推断，中国文字从原始象形图画到甲骨文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然而，在我国没有文字记载之前，原始先民就创造出许多刻画符号，这些符号也可以说成是当时的文字。如：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龟壳、骨头、石头等文物上有距今约为8000年以前的刻画符号；就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270多件标本上也有50多种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也是6000多年前的刻画符号了，从这些众多文物上的刻画符号琢磨，无需怀疑，它可以进一步证明：我国文字历史比历史记载的还要悠久得多，文物上的刻画符号应当是挖掘文字历史的有力证据。
　　3、从上述出土文物上的刻画符号论证，所有符号都应当是文字的前身，也可以说成是当时的图画文字，它是文字的源头。从半坡、姜寨、柳湾遗址出土陶器的刻画符号上看，半坡村出土的刻画符号比较简单，柳湾的刻画符号比半坡要复杂得多，但这些符号大多数都与彝族文字相似，特别是姜寨、柳湾遗址中的刻画符号更为接近，好多符号与今天的彝族文字一模一样，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很多专家学者都想找出这些刻画符号的准确答案，有的学者翻阅查找中国所有的古今文字进行对照，但都没有找到那一种文字是与其相似的字迹，只有彝族文字才比较相像。这些出土的刻画符号拿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请各省的彝族知识分子进行识别，彝族知识分子都认为，其中很大一部份是彝文字。而且还能破译文物上的很多刻画符号，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字与半坡、姜寨、柳湾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一定的牵连，我们不完全把它说成是彝族文字，但从字的形状、笔顺、部份刻画符号都和彝族文字相同,有的字还被彝文专家们所破译,从能破译的这个角度上看，彝族文字与这些刻画符号是有一定的历史渊缘的。
　　4、彝族文字是彝族民间通用的传统文字，它被彝族人民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使用，彝族文字为彝族人民的繁荣发展作出过历史的贡献，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记录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材料为全方位的研究彝族历史文化拓宽了道路，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同时也为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提拱了宝贵的资料，它为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贡献。难道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还不值得我们认真仔细地去加以研究和探讨吗？我们除了研究它的外貌特征以外，还不应该研究它的本身吗，就像汉族的《说文解字》一样，准确地摸索出每个彝族文字的来源，要让世人更加了解彝族文字，掌握彝文的造字规律。同时以让后人了解彝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发扬和继承先民的这种开创精神。在远古的历史年代，彝族先民就具备丰富的思维想象力，运用他们的思维想象能力为彝族人民创造文字。有了文字以后，彝族人民才从愚昧中逐步走进了今天的文明。
　　5、中国的汉族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发展过来的，他们的文字发展大体也符合这种历史发展的过程吧。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部落时代时，在外力的影响下人为地进入了封建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使他们失去了相应阶段应产生的（可能的话）和拥有的（如果有）文字发展阶段，而采用了其他民族的文字。如七世纪创制的用梵文字母的藏文，于滇、焉耆——龟兹文，四种老傣文，及参照藏文创制的八恩巴文。而与中原王朝争夺不激烈或与其他民族宗教、军事关系不密切、交往程度不深的民族，他们便保留着与他们民族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文字体系。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汉字与汉族社会相适应，以有一定亲缘关系的彝、藏、纳西三个民族来说：藏族社会已进入封建农奴制，凉山的彝族又是奴隶制，川、滇交界的纳西族（或摩梭人）是母系氏族制。藏族使用的藏文先进一步，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婚姻制度方面来说，彝族很早就实行一夫一妻制，而藏族还存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现象，这显然是普那路亚婚及族外群婚的痕迹，如果假设他们有原生文字，也应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期表意文字初期阶段的文字。从这里可以证明了他们的文字也只能是借来的，并借助了印度的佛教（人为宗教）文化，进入了封建农奴社会。对于纳西族还没有接触汉族封建文化的拥有东巴文的部份，还处于母系制，从这个方面看彝族先进一步。这种婚姻形式并不是简单的现象，它表明了一种社会进步的状态。这种进步状态正是与文化的发展即文字（原生）的发生状况是相一致的。如彝族奴隶制社会拥有象形成份又有表音倾向的表意文字（老彝文），母系氏族的纳西族拥有图画文字并已有表意倾向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藏族拥有的先进的表音（梵文字母的）藏文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原生发展程度的先进。因为它是在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直接借用的。从这一种角度上看，如果说文字由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产生，彝族由公元前二世纪末就进入了阶级社会，那么，彝文的产生至少有2200多年的历史。恩格思说：“从铁矿的熔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展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如果说文字一般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产生，从四省区的彝文典籍记述分析，从格莫阿尔、阿查阿告颇和武老撮时代计，距今约120余代，应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以文字非一人所能创造，从武老撮开始收集整理文字来看，文字的产生年代还应向前推进1000年，彝文的产生应在4000年以前（包括图画符号阶段）。还有一个可证明的现象是：彝族文字越古老其字体越一致，词汇也越相同，文字也越（到六祖分支为止）简练；反而是越离现代近，文字符号越有差异，越有复杂和原始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如云南省的石林一带有些文字象形的成份更浓，笔画朝几何状方向发展更明显，而贵州则又摩仿奴隶体字形或仿楷体表现发展。这一个问题说明了彝文原有统一的政权失掉后，被山川阻隔，交流更少了的一大因素。如像武老撮、举奢哲、确奢哲、伊阿伍、密阿叠、阿苏拉则等一类对文字规范的人少了；另一个说明是各个地区周围社会环境有异，受影响也不一样。受汉文化影响深或本人就掌握汉文化的人，有意无意地在用汉文化改进彝文，如贵州大方的罗氏家族。而一些在周围外族文化的包围中仍顽强的生存着，但必竟孤立无援交流困难，便靠自己生存自己发展着。彝族人口密集外族影响小的地区，如凉山、威宁、赫章、武定、禄劝等地，文字的变化不大甚至保持着原貌。所以，文字的发展状况与历史的因素是关系密切的，文字的存在方式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是相一致的。
6、古代彝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是面向社会全民普及、德智兼学，长期不松懈，是一种不用经济投入的法家治国教育制度。因此，多数彝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在过去人人懂法，文明礼貌，志于发展经济而投入建设。到了清朝时期的改土归流后，彝族地区的官文教育形式全被吴三桂废除，仅存民间习俗，高层次人才大大削弱，整体素质逐步减低，从先起步始学汉语，直至民国时期。彝族地区的汉语文秀才甚微，如此一来在彝区能识几个汉文字的人也只好充当了“先生”的角色了。彝族人民今天的文化落后就是因为语种教育的转化而所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彝族地区也跟全国各地一样，办起了乡村小学及初中。但由于适龄儿童的教育必须彝汉双语兼顾，再加上就地师资的水平较低，因此，文化知识的提高进步极为缓慢，时至如今还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处于文盲，不懂科技，不求发展，愚昧地相信圣经文学而成了基督的忠实信徒，这部分人不重视培养下一代，知识空虚，家景贫穷，与汉族地区教育发展差距过大。目前的学校逐步往高消费方向发展，彝族都聚居在高寒山区，大部份还没有解决温饱，无力承受高消费培养子女就学的能力。随着人口的增长速度，再加上没有文化的愚昧与落后，有可能会很快地滑入到原始群生活的危险性！令人当心啊。
　　7、在贵州彝族聚居区内虽是推行以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为先导，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从1955年开始，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彝文翻译组，也曾经翻译了不少的各种诗文及印刷了一批彝文史书。后来因“左”的思想干扰，彝文翻译组这个惟一的彝文古籍整理机构又于1966年被迫撤销，使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停止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重申，彝文古籍的翻译工作又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7年10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重新恢复。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国家民委于1979年颁发了（79）341号文件，文件强调指出：“彝族历史文献要继续搜集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为了落实此项任务，首先要发挥现有科研组织机构的力量……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根据自己的人力和藏书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纳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且迅速付诸实施。”这一精神传达后，我省的六盘水市和大方、赫章、威宁、仁怀等县民委和贵州民族学院也相继成立了彝文古籍整理机构，开展了彝文古籍发掘和整理工作。随着要求学习彝文的人越来越多，原有的彝语文工作队伍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推行彝族文字的工作由此在全国应运而生。
　　8、此项推行工作在贵州，首先在各地办起了彝文学习班，然后是毕节地区大方县中菁彝族乡和毕节县的龙场区三官寨，之后，纳雍、织金、金沙、赫章、威宁、黔西等县和六盘水市的六枝、盘县、水城等县区也在彝族村寨办起了彝文学习班。在这一时期内，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与一些彝文教师组织起来共同编写了贵州彝文课本，提供给群众学习使用。
　　到了1980年，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随后我省彝汉双语文教学试点工作也在全省开展起来了。如此一来这方面的工作在各地彝区开展得比较好，对这项工作坚持时间最长的是毕节地区。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和省教委、省民委《关于在民族学校进行民族语文实验的通知》精神，毕节地区有计划地在一些乡村学校内开展起彝汉双语文教学。1982年，该区开办的彝汉双语教学班（点）达63个，彝文教师有75人。1983年9月，毕节地区民委为了解决彝语文师资的问题，在毕节举办了60多人彝语文师资教学班，来自我省六盘水和云南省镇雄县的学员参加了培训。1984年6月，省民委又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民族语文编译培训班，其中有来自各地的彝文教师。这些学员学成后分别在彝族村寨办起了彝文学习班和在学校参加教授彝语文课。到1987年元月时，全省有农村彝文学习班75个，学员3,686人；实行彝汉双语文教学的学校27所43个班，学生1,182人。后来由于经费及其它方面的原因，使很多双语教学班（点）得不到巩固，彝汉双语教学工作就这样下坡了，到了1991年时，毕节地区的彝汉双语教学班（点）也只剩下了17人。
　　9、为了保证彝汉双语教学能在彝区维护下去，1991年到1992年毕节地区民委在毕节地区分别办了两期彝文辅导进修班，共有98人参加学习。1992年又在毕节地区民族工作会议上，毕节地区民委把双语教学工作作为一个问题向地委、行署汇报。地委、行署在毕地发（1992）32号文件《关于加强民族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把民族双语教学纳入正常的教育管理轨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地区教育局、地区民委近期要抓好培养双语教学师资力量的方案，经批准后，尽快实施。”结合该区实际情况，地区民委和地区教育局共同拟定了《关于把我区民族双语文教学纳入普通教育的管理体制》的报告，报经毕节地区行署批准实施。1992年9月，地区民委决定在毕节地区民族中学高中部增设彝、苗文选修课。第二年，在毕节地区民中高一的两个班中开设了彝文选修课，参加彝文选修的学生有47人。1993年起，又在毕节师范学校内增设彝汉语文和苗族语文双语教学师资班，列入全区计划内执行，经地委、行署同意后，同年9月，第一届毕节师范双语文师资班正式开学，全班学员40名，其中彝语学员20名。通过努力，截止1994年5月，毕节地区双语文教学班（点）又增到44个（包括苗、布依双语教学班），彝族双语在校生达2,227人，彝语教师30人。为培养彝语文专业人才，加强和充实彝语文工作队伍，进一步搞好彝语文的推行和彝文古籍的整理工作，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民语三系于1982年开始举办彝文专修班，当年在贵州招生8名，之后每隔两年招一届。1985年在贵州民族学院民语系也开始设立彝文专科班（现已改为本科），为贵州的彝语文工作培养骨干力量。这样，彝汉双语教学工作从乡村发展到城市，从民办小学发展到中学和大学，从短期培训发展到列入长期教学的计划。在这期间各级民委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形式对民族双语文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了双语教师的素质，为双语文教学点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0、在教材和读物方面，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等单位组织编写了小学课本（油印）和一些课外读物。1983年至1984年，毕节彝文翻译组在试点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小学《彝文课本》一至六册及《彝文知识课本》，这些教材和读物基本满足了小学阶段彝汉双语教学和农村初级扫盲之用，对双语教学和农村扫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11、在民族地区实行彝汉双语教学，可以大大提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升学率。如毕节市三关寨彝文试点中学，1982年开始在初中部增设了彝文课，学生学习彝汉双语文后，当年的入学率就达83%，巩固率达96%，升学率也有显着提高。该校小学八三届48名毕业生升学录取38人，占76%；八四届毕业生46人，参加毕节地区会考，总平均分名列前茅，录取38人，升学率为83%；八五届39人毕业生统考全部录取，升学率为100%，八六届51人毕业，毕业录取48人，升学率占94%；八七届42人，录取39人，升学率93%。
12、在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证明，彝汉双语教学符合彝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需要，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和效果。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9%，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分部地区之一，也是多种语言文化和宗教交汇的地区之一。我们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又是少数民族教育长期照搬内地的教育模式，在课程设置、教学用语、学历学制等方面都忽视了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这种照搬模式的教育方法是不对的，必须要尽快改进。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如何发展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双语教学自身的教育事业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个西部人眼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双语课程作为实现现代化民族教育的主要手段，对提高民族文化教育与素质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强力呼吁中央地方省市县乡镇领导及有关教学主管部门，应该尽快采取有力措施落实民族双语教学的各项决策，才能推动西部地区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古籍整理传承人才的蓬勃发展。
注：①春秋战国时期和华夏周围地区一些民族语言的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民族语言的融合，隋唐以后和契丹、女真、满等民族语言的融合。
②《礼记&曲礼》，见世界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书》1231页。
③《红楼梦》7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④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515页。
⑤《贵州彝学研究》2000年7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张和平、余海，《贵州彝汉双语教学的回顾与前瞻》，286页、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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