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号茶室】二胎，生还是不生？　　“我姑姑万心是妇产科医生，风调雨顺的那几年，姑姑接生了无数婴儿，是活菩萨的象征。1965年底，人口急剧增长，姑姑成为计划生育国策的坚决执行者，坐着船在高密东北乡驰骋，结扎，追踪超生的孕妇，拖倒邻居的大树和房子迫使躲藏在地窖的孕妇现身……在宣布退休那晚姑姑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在莫言长篇小说《蛙》中，他以自己姑姑为原型，从乡村妇产科医生万心的视角，描绘了国家为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所走过的艰巨复杂历程。　　莫言的小说如同一个缩影，近些年，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此起彼伏，而关于计生政策调整的言论也几次上演罗生门，但最终都被官方澄清乃不实之说。　　直至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生政策调整终于明朗。　　此后，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新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经省级人大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后组织实施，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由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　　日，浙江率先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江西、安徽、北京、上海等省紧随其后，纷纷将该政策“落地”。　　为什么是现在?　　持续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此时有了一次大的松动?　　一种说法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　　民间学者易富贤便持此种观点。　　这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多年来一直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07年，他曾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但此书一度被国内视为禁书，“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对方都不敢要”。　　易富贤表示，直至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他的文章，虽不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表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2013年3月内地版《大国空巢》出版，与香港版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框架一致，都是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揭示大国空巢的人口危机。　　易富贤的“空巢之说”未见得被人口学界广泛认可，但他的“起伏”经历，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口政策调整已成某种共识。毕竟，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人感觉，“加速的少子化”、“加速的老龄化”等问题，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2012年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集合蔡昉等20多位中国著名人口学家，研讨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明确指出，上世纪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针对人口过快增长而做出的权宜选择。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57%，远低于上一个十年的1.07%，中国的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虽然未来10年人口总量还能维持惯性增长，但之后将是持续减少之势，人口负增长已很难避免。　　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应引起重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由33.6%下降到16.6%，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7.62%上升到13.26%，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4.9%上升到8.9%，这意味着老龄化的加快和未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国际上，如日本的经验显示，即便是在收入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技术先进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老龄化也很可能导致经济的大幅度减速，更何况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　　在劳动力供给方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之后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趋于下降，尤其是新生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据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显示，2008年，18～22岁人口规模为1.24亿，2011年减少到1.08亿，未来10年将平均每年减少700万，到2050年新生劳动力规模将比现在减少近一半，而新生劳动力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源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另外，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得中国儿童人口规模处于缩减之中。该《报告》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少年儿童将缩减为1.74亿，而同期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9亿，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数量1.5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不仅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还是一个少子化社会，这很可能使中国陷入“少子老龄化陷阱”。　　从微观角度而言，一个冷酷甚至残忍的现实是：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　　安徽省60岁的盛海琳就有这种切肤之痛。2009年年初，在失去独生女儿和女婿后，她冒险选择再生，以安抚失独后的创伤，并于2010年5月借助试管婴儿手术成功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同是4年前，60岁的失独母亲郭敏用试管婴儿生下一对龙凤胎。她独自抚养儿女，尽力让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即民间所称的“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失独带给为人父母的，不光是心灵之痛，还有如何养老等一系列问题。　　作家莫言在今年两会中就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故乡山东省潍坊有2100户“失独”家庭，涉及3000多人。莫言建议，应将他们全部纳入政府养老和医疗体系，优先入住养老院、享受医疗资源，并减免相关费用。　　种种现实表明，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已进入关键时期，调整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一代人的约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看来，关于计生政策调整，早在30多年前已有伏笔。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参与人，田雪原表示，1980年9月中央发表的那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已经预见，“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据田雪原回忆，在《公开信》发表前的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曾先后组织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讨论的焦点都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作为会议的亲历者，田雪原记得，参加中南海第一次、第二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国家计委、民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领导25人，从事神经、妇产、泌尿、遗传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家19人，从事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研究的专家19人，共63人。“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上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平心而论，不是如有的文章或网上帖子所说的，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当年，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发言踊跃，大家基本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紧张，劳动就业困难……除此之外，卫生部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列举了民间的一种说法，叫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最聪明、最机灵的要数老三，俗话说“猴三儿”。那么，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留下老大，老二、老三没有了，会不会引起儿童以及整个人口的智商下降?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会议主持者赶紧组织力量查阅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证，当时有人甚至找到了美国飞行员中约有40%都是“老大”的相关数据，以此证明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进行复杂的工作。　　田雪原当年不仅亲历会议，还负责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据他回忆，无论座谈会上还是《报告》中，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已经给出肯定答案。怎样应对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报告》提出，要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即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对生育率进行必要的调整，适当抬高生育率和出生率，将老龄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田雪原因而认为，“说1980年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时根本没有考虑人口老龄化，没有考虑由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社会负担难以承受等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他也觉得，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论证还不够深入，没有也不可能结合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做出深一步阐释。　　当年除了撰写座谈会《报告》，田雪原还完成了一份相关“附件”，题目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他给出的答案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以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为宜。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控制住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又使老龄化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依其观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既不能搞上三五年就草草收兵，那样要不了多久，效果会消失殆尽;也不能搞上两代人、三代人，那样人口年轻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　　虽然赞成“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但田雪原并不认为，“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某县调研时，就和当地几个独女户坦陈，如果生育一个孩子对家庭和个人那么好，还给奖励干什么?对家庭和个人说来，那是一种损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承受的一种损失。　　作为“一代之约”的亲历者，2009年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公共配套，准备好了么?　　很多人觉得不解，如田雪原这样的“计生元老”都已表态，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却始终抱定，应坚持一胎政策不放。　　中国人口学界如今已然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但和侯东民持类似观点的，只有小部分学者。　　侯东民因此显得势单力薄。　　但他之所以坚持一胎政策，源于对资源等问题的担心。在他看来，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至于老龄化，他认为应对的方式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而不能依靠人口增长。　　和侯东民观点不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认为，在如今的人口形势下，放开“单独二孩”是必要且合乎时宜顺应民意的，但他同样觉得，靠多生孩子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的根本之策还是在于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　　在“单独两孩”的强烈支持声中，其实也有隐忧——政策实施后，会否造成出生人口堆积?　　据翟振武介绍，在全国范围内，“单独两孩”政策将影响1500万至2000万人，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显示，这一人群中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由此推算，“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婴儿数。当总和生育率小于2.1，代表其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上一代人的数量)会有所提高。特别是新政启动后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波动在1.6～1.7左右，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曾提出的，未来一段时间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为宜较为相近。　　正因如此，翟振武并不认为现在应普遍推行二胎政策。他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经高达7左右，人口增长率高达2.5%。上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并随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继续下降，目前已降至1.5～1.6。尽管经济发展造成民众生育意愿下降屡有出现，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一些人想象的程度。“如果一下全面放开，短期的累积效应会使生育率大幅上升，大大突破更替水平，出生量和人口总量也会大幅度提高，对长期发展不利。”　　并非所有人口学者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势必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　　最著名的例证，就是曾经的“人口特区”——山西翼城。　　翼城是中西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县。1985年，它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曾表示，据其调查，目前而言翼城人口增长率不但不高反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很多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与翼城一并试点的还有：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三地。顾宝昌和其他一些专家，曾花一年时间对这些地区生育形势进行实地调研，所有成果汇集成报告《八百万人的实践》。　　据顾宝昌等人的调查，宽松生育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化，而二孩生育政策也更接近群众的生育意愿。“推行二胎是大伙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在调查中，当地一位计生干部对顾宝昌说。　　除了担忧人口堆积，面对“单独二孩”政策，很多人也对与之相关的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是否准备完善心存疑问。　　医院，成为社会承载力首当其冲的挑战。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妇产科本就长期床位紧缺，面对“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和即将来临的出生高峰，医院能否化解压力?　　另外，“单独二孩”的产妇不可避免要面对年龄问题。高龄产妇无论从受孕、妊娠和分娩上都将考验医院临床处理能力。　　同样要面对挑战的，还有教育业。有声音就表示，在外来人口子女教育仍未完善的当下，“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短期堆积将会使幼儿园、小学配置更趋紧张。　　除此之外，北京市一中院今年初曾表示，该院近三年审理女职工因“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权利受侵害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110余件，该院预测，随着北京市“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此类案件将会增多，如果国家没有配套政策，将加重女性就业难。　　有人因此感慨，享受权利是一回事，但是享受得起权利又是另外一回事。　　回归为家庭的决策　　即便对相关公共服务配套仍存疑问，但还是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夫妇在新政落地后，开始坚定地“备战二孩”，他们给出的理由大多是——一个孩子太过孤单。　　而摆在雄心勃勃父母面前的，恐怕还有如何处理“老大”“老二”的关系。此前有媒体调查显示，很多小学生表示，并不想拥有弟弟或妹妹。　　在作家龙应台记述两个儿子成长经历的文章《葛格和底笛》中，她曾这样写道：妈妈听说过许多恐怖故事，都跟老二的出生有关。老大用枕头闷死老二;老大在大人背后把老二的手臂拧得一块青一块紫;老大把熟睡中的老二从床上推下去;老大用铅笔刺老二的屁股;老大用牙齿咬老二的鼻子……　　现实中，龙应台的老大安安自然没有这么暴力，但他也会蜷曲在被子里把枕头哭湿，只因看到了妈妈抱着弟弟，一直亲他，看着他笑，让安安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　　龙应台觉得，安安作为第一个孩子，曾独占父母的爱和整个世界，当他面对弟弟时，要被迫学会分享，他的人生态度因此是紧张、易怒、敏感的。但也正因为是老大，他是个成熟而有主见的人，带领着弟弟。　　或许对于每个家庭而言，生育第二个孩子，不仅要有经济支出、生活成本等方面的考量，同时也要有精神方面的准备与思索。　　但这种思索也正表明，随着“单独二孩”新政在多地逐一落地，也让生育更多地回归为一个家庭的决策。而对于政府而言，唯有让社会更加公平，让想生育又符合条件的家庭心愿得偿。　　家庭政策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对人口政策的一种补充，已引起了社会学界普遍的关注，国内学者张秀兰、胡湛、彭希哲、吴帆等人相继提倡应构建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主张。在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之前，亦有专家建议将“计生委”更名为“人口和家庭政策委员会”。　　“现有社会政策只针对个人而忽视其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所带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蔡巧玉在今年两会上亦直言不讳地说，在她看来，家庭政策不能只针对个人，而是要更多关注家庭需求，从家庭整体利益出发，以家庭为单位来设计政策，应该完善一套体系:即一系列强化家庭功能的政策体系。　　(连接)　　3.1人　　近30年来，我国家庭平均每户人口数从4.5人左右降至3.1人，减幅达30%，比印度同期的户均规模小30%以上。　　“单独两孩”不等同于“单独二胎”。如果“单独家庭”的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话，该家庭就不再适用此次新政。　　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开始的　　1971年　　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并在当年制定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　　在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晚”即晚婚晚育，“稀”即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少”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9年3月　　山东烟台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倡议《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我们这136对夫妻，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听党的话，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二胎。　　1980年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号召。　　1982年　　中共十二大上，将计划生育定为中国基本国策，并在12月颁布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超载的产床：“单独两孩”开放后供给平衡面临考验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韩丽近些天有点纠结。作为1982年出生的独生女，如果她和爱人愿意，他们这个“单独”家庭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迎来第二个孩子。　　与爱人跃跃欲试准备再当父亲的态度相比，韩丽却纠结犹豫。其实她并非坚定的“独生子女主义者”，最想给儿子添个伴儿的恰恰是她自己。然而，抛开钱和精力的因素不算，去哪生二宝?光这个现实难题就让韩丽头疼不已，她可不愿3年之内再次陷入一个拥挤不堪筋疲力尽的循环之中。　　2010年底，怀孕6周的韩丽和大多数北京孕妇一样，开始寻找孩子未来的出生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成为他们的首选，第一次挂号，韩丽和爱人特意比放号时间提前半小时赶到医院。当时天色未明，北京妇产医院团结湖院区的半圆形大厅里挂号队伍排了几圈，队尾都无从辨认。挂号窗口一开，队伍迅速前拥，门诊号瞬间被抢完，叹息、咒骂弥漫在人群之间。　　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韩丽，最后找“黄牛”买了一张副主任医师号，价格比实际高出不止十倍。　　挂上号才意味着准妈妈有资格进入建档程序，据韩丽说，第一次挂号找“黄牛”似乎是在大医院建档的孕妇口口相传的“诀窍”。而此后至怀孕28周，孕妇还未获得医生预约号的权利，韩丽的爱人学着“前辈”的样子在凌晨四五点到挂号大厅“占坑”，每月一次，寒冷的北方的夜，小板凳、热水壶和厚大衣，成为这群准爸爸的标配。　　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争夺“产房”将是准妈妈们的必修课。这正是让韩丽心中打退堂鼓的重要原因。这也将成为各大医院产科面临的新挑战，初产妇和经产妇生育意愿叠加的现实速度将超过医生、助产士及病床增加的可能性。　　一床难求?　　3月8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产科又度过了一个异常忙碌的夜晚。　　当天晚上，孕妇一波又一波，产科病房的病床、待产床和产床全部满额，还不停有人入院，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孕妇。扎堆入院让产科床位调配出现暂时性困难，医护人员只好把还没有床位的孕妇临时安置到长沙发上。孕妇或躺或坐，等待着医护人员的医疗处置，沙发一、沙发二、沙发三成为她们临时的床位号。　　生命的到来极具不确定性，瓜熟自然蒂落，产科无法预见“旺季”和“淡季”。海淀区新生儿数量大约占北京市的1/5，作为北京市12家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之一，北医三院是海淀区的“产科大户”，早已出现了一床难求的现象。　　林欣欣有过亲身体验。2011年她在这里生下了女儿，那一年北京市有19万新生儿诞生，超过了“金猪宝宝”和“奥运宝宝”的数量。　　因为前置胎盘和胎儿脐带绕颈两周，根据林欣欣的自身情况，医生决定提前给她做剖宫产手术，并定好了手术日期。但林欣欣在手术前3天，都还没接到产科病房通知入院的电话。爱人索性到病房去问，得到的答复是，鉴于病床紧张，通常在手术前一天或当天入院。9月28日下午3点半，林欣欣得到入院通知，5点到达产科病房。护士给林欣欣戴上了“16床”的住院病人腕带，并告诉她还要等一会儿，16床马上就办完出院手续。病房护工说，医院产科是大热门，基本没有空床，基本上都是一边在办出院手续，另一边就在等床位了。　　当天晚上，林欣欣的床位号改了两次，每次都还没来得及收拾，就主动把床位让给了刚做完紧急剖宫产手术的产妇。床位实在太满了，护士只好把林欣欣带到待产室休息。晚上九点半，一位需要催产的孕妇把林欣欣从待产室换了出来，这才住进了病房。　　林欣欣入院当天，产科孕妇分娩出现了“扎堆”。尽管是剖宫产，但72小时后她就出院了。而顺产的产妇基本上都是24小时出院。　　据北京三院产科赵扬玉主任介绍，北医三院产科疑难危重病人比较多，最近几年疑难胎儿疾病也在增加，会出现压床(住院时间延长)的现象，使床位周转受限。产科搬至新楼后，床位较之前增加近一半，赵扬玉说，目前产科病房拥有77张病床、13张待产床和3张产床。　　但新生儿出生曲线的快速上扬使大医院产科病房依旧显得空间不足。　　北京市卫生局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近3年，北京常住人口新生儿数量分别为：2011年约19.1万、2012年“龙宝宝”数量较多约22.4万、2013年约21.6万，近三年的平均分娩量为21万。　　“二胎”政策落地后，这一趋势增长或会短期凸显。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北京市20岁至49岁(以妻子为标志)的单独已育一孩的家庭占20岁至49岁全部家庭的比例为23.69%，约45.1万户。其中，绝大多数符合新政条件且具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会在5年内完成第二个孩子的生育。　　但是，这一数据显然并未包含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北京市社科院2013年发布《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与户籍人口的比较研究》的报告显示，流动人口明确表示要第二个孩子的比例为48%，比北京市户籍人口高16.6个百分点。当近800万流动人口中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加入京城生子的大军中，对于日趋紧张的医院产床来说，将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建不上档的妈妈　　2011年，北京妇产医院开始实行建档限制，每月最多建档1100个。　　赵丽的孩子来得有些意外，她发现怀孕时已超过10周。因为没有感到任何不适，赵丽想等到12周去做第一次B超时再建档。家住望京的她，首选离家较近的北京妇产医院团结湖院区。但护士告诉她，已经没有建档名额了。赵丽顿时傻眼了。回家后，她又打电话询问了多家三甲医院产科，结果基本相同。　　建档，决定了准妈妈是否可以在固定医院进行完善的产检，直至分娩。　　由于孕妇数量激增，与产科接诊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母婴安全，北京市几乎所有医院产科都会对建档人数进行限制。据了解，目前几家热门的三甲医院产科，预产期在今年11月底之前的孕妇即便挂上号，也不能建档了。《小康》记者走访了几家三甲医院产科，候诊孕妇大多在怀孕6周左右就着手建档了，有的产科甚至要提前至4—5周。　　供给不平衡的现状，必然意味着有些准妈妈无法跨过建档这道门槛。　　产检时，医生曾建议赵丽去二级医院建档，她听了默不作声。北京市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各级助产机构产科核定床位数共计4466张，按一位产妇住院分娩6天计算，一年可满足25万新生儿。但实际上一床难求的三级医院产床床位使用率为110%，且长期加床，而二级医院床位使用率为60%至80%，空床至少仍有两成。　　赵丽拿定主意，即使不能建档也要在三甲医院产检。接下来的日子，赵丽夫妇开始了电话挂号、找黄牛、挂特需门诊的“折腾”，几个月下来，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医院、北大妇儿、北大人民医院，甚至军队所属301医院她都看了个遍。　　“虽然没有建档，但挂上号了，医生一样给产检，没觉得有什么区别对待。也赶上过特别好的大夫，不仅给开了B超检查单做大排查，还在结果出来后给我加了门诊号。”赵丽在辗转产检至32周后，觉得基本可以放心了，她回到了山东莱州老家，托了熟人把产检档案一并转到当地一家医院，在那里生下女儿。　　大多数孕产妇并没赵丽这般执着，《小康》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无法在大医院建档，34.8%的受访者会退而求其次，在二级医院建档，21.7%的人会继续托关系尝试在大医院建档，13%的人会转向私立医院，仅有8.7%的受访者会不建档但坚持在大医院产检，另有21.7%的人另谋他法。　　到了分娩时刻，直接冲进大医院的孕产妇也是有的，甚至这种方式被未在大医院建档的孕产妇当成一种“捷径”。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访医院均表示，对于此类孕妇一般不会拒绝。非但如此，赵扬玉还强调，在产检过程中，只要挂上号，就会完善此类孕妇的产前检查。　　非高危孕妇是否有必要在大医院建档?调查结果中，34.8%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必要，30.4%的人认为不一定，21.7%的人认为没必要，13%认为无所谓。针对孕产妇钟情于大医院，赵扬玉表示，正常孕妇其实没有必要非在大医院建档，不过她也理解孕产妇的选择，三级医院在医疗水平上优于二级甚至一级医院是不争的事实。　　“生孩子和其他疾病治疗不一样，即使一个非常正常的孕妇，在生产时随时都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救治水平跟不上，就会很麻烦。”也因此，赵扬玉亦表示，现在他们能容纳尽量容纳。不过她也担心，如果正常的孕妇都挤进来，真正的疑难危重孕妇收治就会受到限制。因为要承担危重症孕产妇救治工作，北医三院产科希望能对正常孕妇进行一定控制，要为危重症或大龄孕妇留出空间。　　产科医生经常也会因此而感到委屈，限制建档会引来孕妇的抱怨，而尽量收治孕产妇，必然床位紧张，就诊人多，又会遭到“没能力谁让你们收这么多人”的责骂。就像挤公交车时的心理，在车下的时候恐怕挤不上去，使劲挤，一旦上了车，马上就又嚷嚷人太多太挤了一样。　　产科医生忙与累　　北京市2013年12月抽样调查显示，符合政策的单独家庭，生育二孩意愿比例约为50%—60%。按照这一比例测算，政策放开后平均每年将新增加出生人口5.42万人左右。　　赵扬玉告诉记者，目前高峰还没有到来，据她估测，2013年底孕产妇数量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通常遇到羊年，与其他年份相比，产科相对轻松一些。不过，对于想生二胎的孕妇而言，主要考虑因素是年龄增长，“明年的分娩量整体应该不会降，而真正的高峰可能将在2016年出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说，2012年她觉得龙宝宝扎堆的日子暗无天日，再看看马年的孕妇，再一想二胎就要来了，顿时特别怀念龙年。她一周出两次门诊，每次一整天。出门诊的日子几乎都是同一节奏，上午8点半查完病房就急匆匆赶到门诊，诊室门口必定已经排了一队等候加号的孕妇。她告诉记者，最多一次她一上午连同加号在内，看了68个号。她说这两年孕妇实在太多了，她基本上喝口水、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前出特需门诊还比较轻松，现在特需一样孕妇众多。　　让她记忆深刻的是日，集中了做了一天的剖宫产手术。　　从当日早晨8点开始，她就像流水线的工人一般，熟练地把胎儿从子宫中“捞”出，指导辅助医生缝合刀口，期间有不符合顺产条件的，有为了让孩子提前一周出生不至于晚一年上学的，还有紧急手术的，一直忙活到午夜时分。第二天一早，她还替一位换班的同事出了门诊，她说不能抱怨什么，现实就是医生少，孕妇只愿意来大医院。　　....　　将“独生”进行到底：中国“核心家庭”变化渐成时尚　　李默的短信里有一条丈夫的留言：我是爱你的，但是父母命不可违，如果你执意坚持……　　看到这个省略号，李默一阵心痛又有一丝“好笑”。丈夫张岩提出离婚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我不能做不孝之子。从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李默就和婆家开始了一场谈判——生二胎。这使李默很是憋气，她不愿意自己被二胎“绑架”，毕竟生育权在自己手里，她一向坚持“独生”主义，但是这一次，李默似乎也走在了生与不生的纠结当中。　　李默的烦恼并非个案，由《小康》联合新浪的调查显示，8%的人表示受到家庭等方面的压力现在还不能“表态”是否要生二胎，而41%的受访者表示“绝对不考虑二胎”，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单独二胎政策丝毫不会动摇他们“独生”的想法，有受访者感叹：生一个孩子的女人是聪明的女人，生两个孩子的女人是伟大的女人，而她们觉得这样的“伟大”实在担当不起。　　“独生”有理?　　“难道我们就不吃不喝了吗?”　　养不起，这是横亘在生二孩选择面前的最大障碍。　　李默和老公八年前来北京打拼，目前夫妻俩年薪加起来17万左右。2009年对于李默夫妻来说是一个“双喜年”——两人用存款及父母资助首付买下了东五环外的一套两居室，不久女儿豆豆的到来，给了这个家庭无限的欢乐。然而女儿一降生，经济上“束缚”也随之而来——房贷每月5000元、伙食费2000元、豆豆奶粉及婴儿用品2500元，这已经花出去将近一万。　　也就从这一年起，夫妻俩再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去过一次高档餐厅，偶尔去商场也只敢在打折专柜前停步，不过夫妻俩觉得这都是生活的必然节奏——养孩子，哪能不付出呢?　　2012年，豆豆已经3岁，在李默夫妻看来，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千万不能耽误，他们给孩子报了一个有名的早教班，一个月下来需要支出近2000元，这时李默感到经济上面临的不仅是“束缚”，而是有点捉襟见肘了。　　2013年，这种捉襟见肘再次升级——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豆豆只能去私立幼儿园，一年的学费13000元，加上衣服、零食、玩具、医药费用，豆豆一年花销就将近5万元，这时李默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李默无法想象，再生一个孩子，一年就要多开销5万元，这就意味着，除去房贷存款已所剩无几：“难道我们就不吃不喝了吗?”　　在北京，李默夫妻俩的年收入属于中等水平，这就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和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可以尽力给到孩子最好的生活、教育条件，但是再生一个马上“难堪”。　　最终李默决定用“算账”的方式和公婆沟通，当真实的数据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公公摇头叹息道：“你们在北京打拼已经很不容易，再生一个孩子确实是很大的负担，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愿意你们那么辛苦，豆豆培养好了也一样光宗耀祖。”　　一场家庭风波平息了，当李默偶尔拿这件事出来“秋后算账”的时候，张岩总是理亏地转移话题：“我一定多赚钱，让你们娘儿俩过上更好的生活。”　　李默的境遇并非个案，放开单独二胎后，城市人群的选择并非立即响应，更多人会算算“成本账”。　　《广州日报》访问了当地28个广州户籍家庭，让他们计算自己的育儿成本，仅从孩子出生到上小学前，保守估计要花20万元左右。上海市社科院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上海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22岁的成本已近百万元，比10年前涨了一倍。　　养小孩的边际成本极高，导致很多人并不愿意生二胎。央视调查全国10万个受访家庭，发现东北三省、京津沪、青海的家庭生育意愿最低;而广西、广东、海南、山东及西藏的家庭生育意愿最高。但同时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超过70%，但真正付诸行动的有可能不到一半，其中经济因素占比不少。　　“你有没有精力照顾好每一个孩子”　　没精力!　　明星马伊琍不久前诞下了二胎，怀孕的时候她曾表示：生二胎不是经济问题，我纠结的是有没有精力照顾好每个孩子。　　马伊琍的纠结代表了很多拒生二胎者的心声：即使金钱不是问题，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种心态，在大城市人群中更为普遍存在。　　35岁的张敏欣和老公都是独子，地道上海人，收入稳定，房产四套，存款百万，双方父母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经济条件较为优越，已有一子的她却坚定地表示：一个孩子刚刚好。尽管单独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其实早就在上海农村户籍家庭中实行，而城市“双独”家庭本来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张敏欣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今年10岁的儿子是张敏欣和丈夫的骄傲：身体健康，学习优异，弹得一手好钢琴，也能玩转各种球类，前不久还代表学校获得了少儿机器人大赛银奖，很多人都问张敏欣的育儿秘诀，她都是这样回答:搭上自己的全部精力。　　从怀孕之初，张敏欣就状况不断，胆战心惊熬到足月生产时又闯了一回”鬼门关”。从儿子落地那一刻起，张敏欣就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哺乳期内，她没有一次能连续睡上三小时，长期的睡眠不足使得她一度患上神经衰弱，这些在她看来还仅仅是体力上的劳累。一旦儿子生病，就是她最受煎熬的时候。很多次夜里，张敏欣和丈夫抱着发烧的儿子奔向医院，看着孩子痛苦扭曲的小脸，她经常六神无主，那些日子里，张敏欣和丈夫的工作几乎停滞，“如果再生一个，家里不得要乱套了!”　　这些在张敏欣看来还只是生活层面的操劳，孩子上小学后，一家三口都进入了“学习”状态，夫妻俩每天要不断补充新知识以跟上儿子的学习节奏，一到周末，两人带着孩子穿梭在几个兴趣班之间，为了能让孩子开阔眼界，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举家旅游，“我‘玩’的时候都在想儿子的作业习题。”　　“一个孩子已经‘占用”了我们这么多精力，再生一个意味要长出三头六臂，我不赞成穷养富养之说，孩子就应该享受到最好的成长条件!”张敏欣说，他已经和丈夫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把儿子培养成才。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即有人分析认为，这项政策的受惠群体大多为70后，因为80后一代大多是“双独”。对于刚刚进入中坚年代的这群人来说，在“房奴”、“车奴”的压力之下，要再次成为“孩奴”，不能不说是一个颇为艰难的抉择。　　上海市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户籍家庭中满足条件、有生育二胎意愿的约有40%—50%，多年下来平均为42%。但2008年至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市共办理双独或单独再生育审批约16000例，而实际生育数占申请量的51%。　　“不能绑架彼此的生活”　　要自由!　　颜林也是坚定的“独生”主义者，她在一家知名外企担任时装设计总监，毕业十年熬到这个位置，颜林付出了很大牺牲，为了升职，她到35岁那年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高龄，她的怀孕之路一直冠以“高危”的标签，不过最后还是收获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　　为了不耽误工作，月子里颜林就在家里办公，往往一手喂着奶一手通着电话，家人劝她别那么卖命，可她总是这样回答：“我一停下来就会被别人赶超。”　　“对身处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就像一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它一方面代表了某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提速就要被甩下来。”
2013年《人民日报》一篇《80后为何暮气沉沉》的文章在网络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有很多人认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但也有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同。　　这一代人想要追求自己的生活，也必将为这种生活付出代价。　　颜林们的选择空间其实并不大，她和丈夫工作繁忙经常出差，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四位老人身上。年届六旬的老人们对女儿灌注了巨大的心血，不仅把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学习最先进的育儿方法。看着老人们日益花白的发丝，颜林时常感到愧疚——没生女儿之前，父母都是资深驴友，他们希望晚年能完成年轻时的梦想。但为了颜林，父母毅然停止寻梦。生二胎，谁来照顾孩子就是一个大问题，她和丈夫都不愿意找保姆，这就意味着仍然要四位老人帮忙，而这是颜林“于心不忍”的：“如果让父母带，他们肯定还是愿意，但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完全可以安享晚年或者追求梦想，我们不能为了二胎去绑架彼此的生活。”　　80后们不再视隔代养育为必然，他们期望解放自己，也解放父母。　　“不生二胎也有自己的私心作祟，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势必会牵绊奋斗事业和享受生活的脚步。”颜林说，公司接下来会派她到巴黎时装学院学习，那是全世界设计师都梦想的殿堂，如果怀孕就要错失这个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年过四旬的她渐渐领悟：家庭并不是女人的全部，她希望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瑜伽、旅游、思考。而要做到这些，“一个孩子刚刚好。”　　大多数的“独生主义”者都持有和颜林同样的看法，传统的尺度对他们并无束缚，他们无意扩大现在的家庭，而愿意保持“三口之家”的稳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实际上大城市中家庭户平均数已降至3人以下。国家卫计委的分析称，成员只有夫妻两人及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目前核心家庭占中国全部家庭的比重超过70%。　　颜林、李默、张敏欣们选择“不生”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其结果却相当一致：这种核心家庭会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更趋稳固，而这种趋势带来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中国“全面二胎”：是方向问题抑或时间问题?　　当“单独二孩”政策还被热议时，很多人开始翘首以盼：全面二胎何时放开?有人猜测，“单独二孩”是中国计生政策调整大门开启的第一步，全面二胎应是方向。　　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全面放开二胎没有时间表。在她看来，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所以政策可以调整，但国策不能动摇。　　在官方表态前，人口学界关于是否放开二胎早已争论很久。　　逐步渐进寻找平衡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看来，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既有人口数量问题，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人口结构问题，而这两方面要统筹解决，寻找一个平衡点。“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不能非此即彼，只能相互照应，相互妥协。因为，未来的中国不能忍受庞大人口总量的压力，也同样不能承担人口过度和快速老化的剧烈震荡。”　　至于放开二胎是否可以进一步缓解老龄化问题，翟振武在与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建新共同主编的《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一书中表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不变，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出现上升。这也就是一个金字塔上部基本不变，底部收缩的过程。而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60年内是否增加，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因为，无论人口目前处于老龄化过程，还是处于年轻化过程，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否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　　翟振武因此表示，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由于25年至65年以前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它不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从长远的角度看，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出生人数大大降低，它将在65年后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缩小，从而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　　翟振武在多次面对采访时均表示，应对老龄化的根本之道在于全面完善社保制度，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而非急于在当前全面放开二胎。　　在他看来，二胎全面放开要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否则在短期内累计的生育量会非常巨大。　　和翟振武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在国家卫计委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她表示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则表示，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他认为，目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只会影响到2074年以后老年人口总量，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降作用，但是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下降作用。　　原新同时表示，“单独二孩”新政在各地落实后，毫无疑问将增加人口总量，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竞争性。而在近期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他也有类似表达，即马上放开全面二胎会出现一个抢生堆积现象。“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这个问题时，都应该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我们已经有了13.6亿人，我们已经有了2亿老年人口，我们不能抛开这样一种现实。”　　而在去年11月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与会人口学界专家在谈及是否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时，基本都认为，目前就普遍实施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不仅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总和生育率短期内反弹到更替水平以上，出现比较严重的“出生堆积”，而且人口总量有可能突破国家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给我国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刘爽还表示，她近期在北京做过一项调研显示，北京的幼儿园学位尚不能满足目前的孩子入园，如果在近两三年内再出现出生人口小高潮，将直接导致孩子入园更加困难。　　全面放开刻不容缓　　与以上观点不同，北京大学社会系李建新教授等人则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主题沙龙”上，李建新曾指出，“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因为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微观家庭、宏观的人口架构发生了变化。”　　而在日举行的以“家庭、生育自由与计生政策”为主题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上，李建新再次强调，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由数量众多带来的，而是由结构失衡带来的。他表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主张改变政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错失良机，我们人口依然在人口数量的泥坑里没有拔出来。”　　李建新的看法，其实在他与梁建章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也可看出，两位作者在书中表示，“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开放、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著有《大国空巢》一书的民间学者易富贤显然也属于这一阵营。　　在参加3月12日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时，他表示，依其研究即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阻止我国人口锐减。　　易富贤以上世纪80年代实行“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地为例，得出30多年的计划生育，多数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态”。“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长期适应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即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很难跳起来。”　　和易富贤一样，原哈佛大学助理教授黄文政也对中国的少子化表示担忧。　　在他看来，中国生育率已居世界最低之列，而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长期极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黄文政不认为，在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的当下，减少人口可缓解资源压力。“耕地不足，淡水危机在中国早已耳熟能详，但权威的报告却显示，中国的耕地和水即使在人口峰值也足够。靠减人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坚持一胎不放　　黄文政所驳斥的资源论，某种程度，直指坚持一胎政策不放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两人在此前参与腾讯网《深水区》访谈时，观点始终针锋相对。　　在谈及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问题上，侯东民表示，曾有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大宗矿产基本上全要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危机意识反而拼命增长人口，这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态度。”　　侯东民甚至认为，到2080年中国的老龄化也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影响。“目前放开二胎，到2080年我们国家相对要增加4亿人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计划生育减少的4亿人口基本被抵消了。在老龄化初期，匆忙放宽乃至取消计划生育结果只有一个，只能是加重中国的人口发展矛盾。”　　和侯东民同属一个阵营的，还有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参加《一虎一席谈》时，李小平表示，人口政策的核心是使人口尽可能向着适度人口规模靠近。“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比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GDP只等于美国的一半，建设美丽中国会因为我们放宽生育政策而打了折扣。”　　分步放开二孩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集合蔡昉等人口学界专家于2012年末调研出版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也对放开二胎发表了见解。　　该报告指出，放开二胎并不一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根据甘肃酒泉、湖北恩施、山西翼城、河北承德，这四个曾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试点情况看，它们在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人口都保持了低增长，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反弹。而且，宽松的生育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几个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和人口年轻结构的合理化。　　因此针对生育政策调整，该报告曾提出“分放二孩”的方案：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该方案的提出，是在分别对“政策不变”、“同放二孩”、“同放单独”、“分放单独”和“分放二孩”这五种方案下我国人口到2050年时的变化进行预测和模拟的基础上做出的。“不同政策调整预测结果表明，仍保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而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两种方案的弊端，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且‘分放单独’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　　卢迈因此认为，与其他调整方案的预测结果相比，“分放二孩”方案下的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比“政策不变”、“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方案要高，但要比“同放二孩”方案低。此外，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产生冲击，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分放二孩”方案和“同放二孩”方案相比，可以拉大生育高峰的出现时段，降低政策调整后出现的生育峰值，有利于对放开二孩的结果进行观察，积累经验，稳步推进。　　多年来人口学界的诸多争论或许刚好表明，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它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复杂性可能是举世无双的，因而计生政策的调整才更需谨慎。　　“在破解中国人口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争论并不奇怪，重要的是，争论应该成为通向真理的桥梁。”在与李建新共同主编的《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一书中，翟振武如是说。他表示，自己和李建新非属一派观点，但坦率、犀利和针锋相对都是为了寻求规律探索真理。来源：.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6&id=1053367&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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