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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史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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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的大同思想
中国近现代的大同思想
16:52:22&字体：&&&&&
摘　要：摘　要：摘　要：《礼运》尽善尽美地对大同之世进行了描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分别站在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进行阐释与运用；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赋予大同思想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大同思想实践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大同思想；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小康社会
&《礼记?礼运》中记载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者有所能，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一代代炎黄子孙千古如斯般地憧憬着大同之世。
一、洪秀全的大同思想
农民阶级出身的洪秀全所倡导的大同社会具有进步性，受历史条件制约，且具有空想性。19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我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剧，洪秀全站在历史前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于1956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部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农民革命纲领，其基本指导思想是按照“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平均分配，实现“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社会。[2]“地上天国”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充满着平等色彩的理想社会模式，其构想是大同社会理想与基督教平等思想的结合。
《天朝田亩制度》中贯穿着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分配上，天国实行以“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为特征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商品经济领域，天国取消商品流通的原则，否认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这种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会财富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大同理想是被压迫阶级在思想上的一种期待，追溯其认识根源，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不仅是人们纯主观的心理感受，也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没有超越一切经济条件或经济关系的绝对平等。这种经济上的平等观念表现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最大特色是坚持“人无私财”的原则。尽管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实现过一段时间，但它超越了历史，是不可能持久实行的。圣库制度也不过是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向往平等的愿望。洪秀全率领广大的农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而全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同社会，因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能是美好而虚幻的理想大同，再现了农民阶级探索救国图强道路的勇敢与局限性。
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其大同思想主要来源于《春秋》之“三世说”、《礼记》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描绘出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之世，把中国的大同思想发挥到极致的美好。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具体设计了未来大同世界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其一，大同社会的政治。行政分为三级：公政府、度政府、地方自治局。全球设立公政府，地球分为一百个度。每度设立一个度政府，也就是邑政府。度政府下面再设若干个地方自治局，即乡政府，属基层行政单位。其二，大同社会的经济。废除一切罪恶和不平等根源的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农业实行“工农”，工业实行“公工”，商业实行“公商”，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其三，大同社会的社会结构。“既无帝王、君主，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社会实行自治制度，“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3]。这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关键是男女平等，而实现男女平等关键是废除家庭。“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是人人独立自主的理想社会[4]。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的集大成者，其对剥削制度的尖锐批判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美好的大同之世的追求，有利于民主主义的宣扬传播。但是，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其大同思想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其所追求的大同社会也是一种空想，无法付诸于实践。
三、孙中山的大同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把美好的大同之世作为自己毕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蓝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其间也体现着中华传统的大同思想。
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深入人心，孙中山秉承这种民有、民治、民享的西方思想，并融合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创立了“三民主义”。孙中山认为大同世界的实现与三民主义是不可分割的，革命的首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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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二作业　　宫崎寅藏与日本政府对康有为的营救　　提要：本为旨在将宫崎寅藏所回忆的有关康有为避难日的情况与其余各方的记录与陈述相对照,试图分析各方对此事件陈述的差异,理清事件的始末,并借此进一步明确宫崎寅藏在此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宫崎寅藏
日本　　有关宫崎寅藏这一传奇性人物的研究,中日两国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多局限于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关系上,而对宫崎寅藏与其他中国政治团体的关系的研究则不多.而有关康有为流亡日本情况的研究已经十分全面,王树槐先生的《外人与戊戌变法》、茅海建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事考》、及日本学者河村一夫利用日方档案材料所发表的诸多专著与论文已经使此课题的研究变得十分深入.然此课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尤其是在一些细节上,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例如,此前的并未对宫崎寅藏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故本文便以宫崎寅藏为核心,展开对康有为流亡日本这一事件的考证.　　一、宫崎寅藏、康有为与日本外务省对康有为避难日本的记述　　康有为于戊戌政变期间,在英国人援助下,躲过清政府层层的搜捕,安全抵达香港.自9月29日夜抵港,至10月19日离港赴日,康有为共计在香港逗留了20天.在此期间,康有为与日本驻港的外交人员和民间人士频繁沟通,最终得以促成康有为避难日本.而参与此时的各方,均对此事有所记录与回忆,然其中又有一些差异与出入.　　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与信件档案,较为可靠的记载了事件的具体时间与大体的过程：　　9月29日晚,康有为抵港抵港,居于中环警察署,受当局保护.　　9月30日,康有为派弟子赴日本领事馆,求见日本领事上野季三郎.日本领事于下午即以私人身份赴警察署,但由于警长不在,未经允许,未能会面.　　10月1日,康有为派弟子委托日本领事转发电报与信件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内阁大臣大隈重信及在日的徐勤,其内容以请求庇护和密诏为主.　　10月4日,大隈重信回电住港领事：“通知康,矢野来电,用电报难以全面答复,但将立即写信.”　　10月7日,日本领事上野季三郎与康有为正式见面,面谈一小时左右.康表达失望之情,再次请求赴日避难.　　10月8日,上野季三郎再度电询大隈重信,请示是否可以给予康有为保护.　　10月9日,大隈重信回电,称：“通知康,他将在日本受到适当的保护.”　　10月10日,上野季三郎与康有为再度见面,康希望英日两国援助维新派.　　10月17日,上野季三郎致电国内,转述康有为请求日本政府资助1000元旅费（上野当时婉拒其请求）.　　10月19日,康有为在日本人的护送下,登船赴日,上野季三郎资助其350元,以付船票及路费.　　而在康有为所著的《我史》中,也较为简略的叙述了其在港期间与日本方面联络：　　9月29日,（旧历八月十四日）抵港.　　10月7日,（旧历八月二十一日）,移居于何晓生家.　　10月19日,（旧历九月五日）赴日.　　在此期间,康有为还记述说：“时日本人宇佐稳来彦偕日本领事上野季次郎来见,以大隈重伯在相位,有志营东亚,先欲至日本求救,隈伯电许保护速之来,先是日人宫崎寅藏,托梁铁君来送金二千,却之.日本诸士皆好义,周旋恳挚,故以九月五日东渡,乃议游欧美焉.”　　宫崎寅藏于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较为具体的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其未有具体的日期,皆言“翌日”或“越数日”,但根据事件相对的先后顺序亦可推断其大体的日期：　　约9月30日,康有为抵港后,派弟子与宫崎寅藏联络,试探宫崎寅藏的态度.宫崎寅藏坦然而答,批评维新派“徒赖君权以一纸书而翻转政府”之荒谬,言自己欲实现共和之理想.后宫崎寅藏感觉康有为等人有意赴日,于是至日本使馆交涉,遭冷落,未许.　　约10月1日,宫崎寅藏再赴日本使馆,再次遭到拒绝,且不许电讯国内.后趁领事外出,向副官叙述康有为之事.　　约10月2日,日本领事招见宫崎寅藏,表示愿以私人身份拜访康有为于警署.　　约10月3日,康有为派二弟子偕光绪之密电,望宫崎寅藏转发于大隈重信及日本公使.宫崎寅藏经过领事将其转发.　　约10月4日,国内返电称：“非文书则意不尽”.　　约10月8日,再次致电大隈重信,请求庇护康有为.　　约10月9日,大隈重信回电同意给予康有为保护.此后康有为方才同意与宫崎寅藏面谈.　　约10月10日前后,宫崎寅藏首次拜访康有为,康有为希望借助日本志士刺杀慈禧.宫崎寅藏讥康门无能,弟子千人而无荆轲、聂政之人,却欲求助别国之人.　　约10月13日前后,康有为二弟子前来拜别宫崎寅藏,云欲北上行刺杀之事.　　约10日14日前后,康有为再度约见宫崎寅藏,言：新任的清驻日大臣李盛铎为荣禄之心腹,恐对自身不利,望宫崎寅藏转告大隈重信,勿使李盛铎赴日,否则康有为自己难以避难日本而赴英国.宫崎寅藏拒绝其无理要求,并且讥讽康有为之怯懦.康有为无言以对,忠言逆耳,最终决定赴日,且邀宫崎寅藏及宇佐等日人通行.　　约10月18日前后,宫崎寅藏拜访日本领事,报告了康有为的赴日的行程.同时,宇佐联络邮船支店长三原,长三原大奋侠气,决定明日出发,且处于安全考虑,拒绝一切中国乘客,并以小蒸汽船护送康有为登大船.　　10月19日,宫崎寅藏及宇佐等人陪同康有为赴日.　　二、对各方关于康有为入日事件的陈述的差异的辨析　　由上文可见,各方对于康有为入日事件的陈述存在些微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非是因为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各方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文字出发的角度不同,故而各有侧重和一定程度上的隐瞒与篡改.　　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记录固然十分精确可靠,但主要限于对本土与香港间报告、请示与答复,对于事件的具体细节与双方非官方的民间的交涉则大体忽略了.而康有为在《我史》中所叙述的则更为含糊不清,并且多有避讳,以掩饰自己流亡之时的狼狈,非但没有提及他曾向日方多次要求庇护,也没有提及宫崎寅藏对他的批评和帮助.而宫崎寅藏的记述则忠实于亲身的经历,前后经过较为具体,但由于其实际的身份的局限,他对于事件的总体没有准确的把握,对于康有为等人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交涉不甚明了.　　忽略各方在细节上的差异,现仅就一些明显的出入加以辨析.　　第一点,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康有为抵港的次日便曾求见日本领事,而驻港领事于当日下午便曾以个人身份赴警署拜访康有为,因警长不在所以未能会面.而根据宫崎寅藏的回忆,在与康有为所派的弟子交谈后,曾三赴日本使馆,而皆不得要领,其后日本领事忽转变态度,表示愿以个人身份拜访.与此同时,外务省档案记载,10月1日,康有为就曾派弟子赴日本使领馆秘密托付领事将密诏的情况与请求庇护的电文转电大隈重信与矢野文雄.而按照宫崎寅藏的记述,当在此数日之后,康有为之弟子才委托其转交这两份电文.　　因而,不难看出,康有为在直接的与日本驻港领事进行秘密的正面交涉的同时,他也在借助宫崎寅藏等半官方的管道进行间接的侧面的交涉.而宫崎寅藏本人并不了解康有为与日本领事之间的交涉.故多次奔走,而不得要领,且误以为领事态度的转变是由于自己在二者间的奔走和斡旋.而康有为之所以求助宫崎寅藏,是因为宫崎寅藏半官方的身份使其交涉的弹性更大,更为灵活,可以作为与日本当局正面交涉的补充.而日本驻港领事上野季三郎由于其官方的身份,不便向宫崎寅藏公开表态,最后,以顺水推舟的方式表示愿意以私人身份拜访康有为.　　第二点,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康有为只身外套,身无分文,故康有为曾向日本当局要求过1000元的资金援助,而被日本领事拒绝.而康有为《我史》记载,宫崎寅藏曾转赠康有为2000元,而被康有为婉拒.　　由此可见,康有为明确地认识到宫崎寅藏的特殊身份,知道宫崎寅藏其与日本外务省等官方机构不属于一系统,且知其积极参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以即便生活困窘,也不愿接受可能来源于革命派的资金援助.而日本领事出于谨慎的考虑,拒绝了康有为的要求.与宫崎寅藏主动主动提供资金的行为相对比,这进一步体现了宫崎寅藏在此事件中的灵活性,其作为民间人士不需顾及诸多日本领事所不得不面对的束缚.　　第三点,《三十三年落花梦》记载,在大隈重信同意给予康有为保护后,康有为才同意约见宫崎寅藏.言外之意,仿佛因为宫崎寅藏等人的奔走促成了日本当局同意给予康有为保护,因而康有为对宫崎寅藏加深了信任,于是约见密谈.宫崎寅藏亦详细记述了二人有关刺杀与庇护的谈话的情况与内容.而康有为对此只字未提,也未提及为何于大隈重信复电后才与宫崎寅藏会面.　　宫崎寅藏以民间身份所进行周旋,自然不能左右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当局早有意庇护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故宫崎寅藏于此处贡献不大.但康有为于此时会见宫崎寅藏实是另有目的.在获得日本政府的保证后,康有为已经解决了燃眉之急,故而进步在政治方面进行长远的打算.因此,其与宫崎寅藏第一次会面所谈的内容以行刺慈禧诸人为主.这也从另一角度表现了康有为在积极争取英日等国政府介入中国内政的同时,也在暗中寻求日本民间秘密组织的援助,企图借助宫崎寅藏秘密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　　第四点,据宫崎寅藏曾回忆,康有为曾因为李盛铎就任驻日大臣,恐对其安全不利,而托宫崎寅藏致电大隈重信,请求日本政府拒绝李盛铎赴日就任.而《我史》与日方档案均未记载此事.　　可见,此事康有为只曾向宫崎寅藏提及,而未向日本领事提出.而康有为首先向宫崎寅藏请求此事,而不直接与领事进行交涉的原因在于,康有为深知以自己政治难民的身份向给予庇护的日本政府提出此种有违外交原则的要求是极为无理的,可能由此开罪于日本当局.因而,康有为希望借助民间的间接的管道,以一种弹性较大的方式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此种担忧和要求.而宫崎寅藏半官方的身份正是较为合适的人选,而不料仅仅是宫崎寅藏便以严词拒绝了此要求.　　第五点,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述了康有为离港登船时的具体保护措施,但并未说明此保护由谁组织与安排.而根据宫崎寅藏回忆,此番对康有为的保护皆由日本民间的侠士自发组织,而未有日本外务省的指示.　　从康有为离港前尚需日本领事提供船票之费及临行前宫崎寅藏向领事通报康有为行程的情况来看,康有为具体的赴日的行程是由宫崎寅藏等日本民间人士安排的,而日本外务省此时并未出面参与,仅在旁给予密切的关注.而之所以如此在于,日本外务省为政府机构,考虑到与清政府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需要,其仅仅可以在国际公法的许可内,决定是否给予康有为保护,而不便于进一步公开的给予过多的资助,故其尽可能的利用民间的力量,以尽量避免外交上的麻烦.　　三、宫崎寅藏在康有为赴日避难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宫崎寅藏受犬养毅资助,以调查民党为名游中国,而实际上自有其秘密的运动. 因而,宫崎寅藏虽有官方的背景,而无公开的正式的政府职务.因此,其在争取康有为赴日避难的事件中,宫崎寅藏实际上与外务省各行其是,故其反复的奔走并不会对日本政府的决策构成任何影响.而宫崎寅藏具有价值之处在于其所具有的半官方身份,故较之外务省尽量谨慎低调的行为,宫崎寅藏半官方的身份使其活动更为灵活、广泛,且周旋的余地更大.日本政府早有意庇护康有为,康有为也有意赴日,所以,康有为赴日之事其实早已在预料之中,双方所需进一步处理的仅是一些细节问题.在诸如具体行程等细节问题上,当外务省不便出面时,便可由宫崎寅藏代为组织；在诸如请求拒绝李盛铎赴日等细节问题上,康有为不便与外务省直接交涉时,便借助宫崎寅藏代为转达.可见,双方都在利用宫崎寅藏这一半官方的管道解决具体的细节问题,以尽快促成此事.　　而宫崎寅藏于此时以次种半官方的身份现身于香港,也并非偶然.乃是犬养毅预见到中国维新运动不久将有变动,而预先派宫崎寅藏等人前往中国,以备不时之需. 故与宫崎寅藏偕康有为赴日的同时,与宫崎寅藏属于同一组织的平山周亦偕梁启超到达日本.且宫崎寅藏本人也希望能够促成康有为能够赴日,以便促成维新派与革命党人之间的联合.因而,宫崎寅藏才得以在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身份促成康有为避难日本.　　因而,宫崎寅藏在康有为避难日本事件中,固然未起到关键性或决定性的作用.但自始自终,宫崎寅藏以自己独特的半官方身份积极地的奔走,广泛联络,对此事件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其如润滑剂一般,加速了事件的解决.　　参考书目：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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