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纪录频道总监：纪录片要拍故事而不是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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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近照及央视纪录频道部分作品海报。制图：蔡华伟扫描二维码看更多内容15日，《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首映式举行，引起不小关注，也让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问题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据统计，2013年我国共生产纪录片约11000小时，其中自制纪录片约5000小时。可以说，中国纪录片产业已经由萌芽期进入高速发展期。但同时，问题也不少，产能不足、人才匮乏，市场化程度不高，产业链也不完善，这些都对纪录片产业升级造成阻碍。接下来，中国纪录片如何向成熟产业进一步蜕变？15日，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受邀做客人民日报第二十四期《文化讲坛》，讲述他对中国纪录片产业的思考。好的纪录片要用影像本身表达故事主持人：您刚从第五十届戛纳春季电视节回来，国际同行对今天的中国纪录片有什么评价？刘文：整体来看，他们为中国纪录片近3年来的变化感到吃惊，我们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很快。他们认为，单从画面看，中国比较优秀的纪录片影像质量已经跟国外相差无几，但人物视角、故事表达方式差别仍比较大。主持人：过去几年，纪录片究竟要不要讲故事，一直是中国纪录片行业内颇具争议的问题，而不管是您还是央视纪录频道，都一直在强调纪录片的故事化呈现。刘文：我多次在参加国际评奖时与国际评委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论来自西方的美国国家地理的副总裁，还是来自东方的日本NHK公司总经理，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用影像本身表达故事，并且能够打动我们的，就是一部好的纪录片。相比之下，国内用这种方式呈现的纪录片太少了。中国传统的纪录片表达方式是用解说词来表现故事，观众不一定看得懂画面，解说词是故事推进的驱动力。而国际化的纪录片表达方式里，故事用影像来讲述和驱动，即使没有解说词，观众也能感受到纪录片传递的信息和情感。换言之，前者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后者的故事是拍出来的。这正是二者的区别所在，我们正向国际化纪录片表达方式转型。一部纪录片要产生影响力，首先得让观众接受，因此，从选题到方案到表达，都必须关注观众的需求。纪录片展现的角度应该是一种平视的角度，创作者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观众去观察和思考，这样才能真正走近观众，将自身的感受有效地传递出去。将产品做成品牌，是纪录片理念的更新主持人：《舌尖上的中国》如今已成为一个知名品牌，但并不是每一个纪录片产品都能够做成品牌。您认为，一部纪录片要实现品牌化，必须具备哪些要素？刘文：真正的纪录片品牌，必须既具备社会效益，也经得住市场考验。首先，它要具有稳定的专业质量；第二，它要有吸引观众的选题；第三，要具备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舌尖上的中国》正是达到了这些要求，才成为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卖价最高的中国纪录片。主持人：过去许多年，中国纪录片的定位更多停留在宣传片上，但最近几年，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非常快。您如何看待中国纪录片这几年的发展？刘文：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应当说，《舌尖上的中国》对中国纪录片最大的贡献是为行业打入了一剂强心针，让人们看到，原来纪录片会产生这么大的市场影响力。过去我们花两到三年做一部纪录片，播出时间只有一到两周，播出结束后除了重播，就只能做成光盘，市场没有得到有效拓展。这样的模式压抑了其市场潜能。《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是我们的一次尝试。从立项到进行拍摄的一年时间，我们启动了“一城一味”等活动，包括网络美食达人的甄选、地道食材征集等。这涉及到了线上线下的宣传，新媒体多渠道的传播等。通过上述尝试，我们完成了将作品传播转变为品牌传播的过程。和国际同行相比，中国纪录片的营销才刚刚起步，像英国的BBC，美国的探索频道、国家地理，市场营销非常成功，我们需要加紧追赶。类型化、模式化，是纪录片产业发展必经之路主持人：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只有几个品牌显然不够。央视纪录频道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纪录片模式，这种引进会对中国的纪录片产业带来什么影响？刘文：这几年，我们不断从国外引进栏目品牌模式，是希望我们也能做出自己的类型化、模式化纪录片。这样，要想拍一部纪录片，只要有节目大纲、分析文案、节目流程、预算手册，一个基本业务合格的导演就能拍出一部不错的作品。推而广之，我们还可以尝试旅游类、户外探险类甚至博物馆类纪录片的产业化。只有类型化、模式化后，纪录片才能量化生产。这是国际纪录片大的制作机构目前采取的模式，也值得我们尝试。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观众的需要，也能不断扩大纪录片的受众人群。主持人：相比国际先进的生产模式，中国的纪录片产业的差距主要在哪里？刘文：欧美的纪录片行业相对比较成熟，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环节，而是完整的产业链。资金、人才、提案，再加上比较科学的市场化监理，比较通畅的营销渠道，为纪录片产业的丰厚回报提供了保障。在这些环节上，我们都是刚刚起步。比如，国外拍摄影片会设置一个项目监理人，在制作期里，他会不断看方案，不断看拍摄进度，从而让影片质量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准。但在国内，我们最现实的困难就是人才短缺。国内的纪录片创作者要学会并熟悉国际通行的表现方式，还需要大量培训和时间。此外，我们与国际水准的差距还体现在，能否针对选题写出具有高水准的文案。国外的纪录片拍摄非常重视文案，调研、写作时间的投入常常占整个项目的一半；而国内轻文案，时间投入只占20%―30%。实际上，按照一个既定的高质量文案进行拍摄，整个项目会有90%的成功率。而国内的情况是，文案的变化比较大，甚至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动，这就导致拍摄成本大幅变化，也成为模式化生产的一大阻碍。去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纪录片制播联盟，目的就是调动起全国各地电视台等机构的力量，在一个相对规范的行业标准下，帮助更多的纪录片制作人、制作机构、电视台等更快成长。　（刘阳、巩育华、肖家鑫、陈苑、涂胜芳采访整理）
2009年以来，GMIC一直走在移动互联网行业最前端，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行业大会。评纪录片《盗火者》：直戳中国教育最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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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孩接受摄制组采访时手中仍拿着木匠工具。摄制组走进大山深处跟拍。继《先生》之后，深圳市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邓康延和他的团队再次将目光投到了教育之上。不同于纵向回溯民国反思当下教育的《先生》，这一次，纪录片《盗火者》尝试以最直接的方式“炙烤”当下的教育。这部由深圳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基金支持的纪录片，前后谋划数年，拍摄剪辑1年半，素材时长超过100小时，最终呈现的则是整整10集，每集30分钟，分别是《重回人的语文》、《寻找马小平老师》等。10集纪录片，初看之下，章法似乎有些凌乱，但内核却一脉相承，总编导刘晓梅将其解释为“最能打动我们的东西”和“最痛的东西”。邓康延则将此总结为中国当下教育中最需要关注的死角、暗角。面对教育的危局，朱学勤、钱理群、王小妮、张鸣、周国平、杨东平、陈丹青等名家一一发声。上周，《盗火者》在凤凰卫视中文台连播5集，反响热烈，有网友在微博留言，称纪录片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刘晓梅自己则总结，“灰蒙蒙进去，透着光亮出来。”缘起两年前便已萌生拍摄愿望去年，邓康延终于将酝酿10年的想法付诸实践，拍摄了10集纪录片《先生》，欲为“一塌糊涂”的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邓康延从不讳言对于“教育”题材是如何的钟情。如果说最初编撰《老课本 新阅读》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用邓康延自己的话来说，在经过《先生》纵向回溯民国人的路途之后，终于以《盗火者》“炙烤”当下教育。虽然相比《先生》，《盗火者》的酝酿要晚很久。但早在两年前，邓康延就已萌生拍摄这部原名《教育启示录》的想法。不过，《盗火者》起初的模样和现在相差甚远。在最初的版本里，《盗火者》计划以“五四”为始，无断层地谈至今日。其中，“家国童年”讲五四新教育的气象，“西风烈”说留学教育，“乡村建设”谈农村教育的维度，“苦难辉煌”赞民国大学的教育奇迹，“大师之风”呈现民国学人的师德师风、师生关系。此后，教育在“政治与学术的维度”中“失落与喧嚣”，再后，“教育革命”、“大学突围”直至“孔子归来”。但最后，邓康延和他的团队决定推翻原来的计划。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经历过文革时没有师道尊严，也无书可读的年代；也经历过恢复高考后，信奉知识改变命运，每个人都挑灯夜战、勇于担当的“最好时代”。然而，邓康延慨叹，伴随着近些年教育产业化的步伐，学术尊严已在垂直坠落。他忽然发现，教育又重新进入了历史的重复。“我们已经不是在用教育的正常思维来培育人，培育灵魂向上的人。”邓康延发现，与其去谈论遥远的时空，不如将眼光重新放回当下，去记录“最切肤的痛感”。最终，在获得深圳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基金的支持后，《盗火者》准备就绪。反思教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为了采访滑索上学的儿童，摄制组前往贵州，却意外碰见留守儿童董仁发。他一个人住在一栋破房子里，晚上连电灯都没有，说起未来的打算却是“如果初中收费就不再读了，出去打几年工，回来把自己的房子修起来”。面对镜头，他忽然要哭出来，哽咽着表示“我感觉我就不应该投生在这个家庭，我已经受够了”。《天梯》那一集里，当摄制组将镜头对准寒门学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视为信仰的“知识改变命运”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这条供人们向上攀爬的阶梯，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伴随着超级中学和青春流水线的日益庞大，则是农村学校的加速消失、农村学生辍学率的不断上升。即便通过高校扩招进入二三类大学的农村学生，毕业后面对的亦是无法预知的未来。《重回人的语文》里，独立教师们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逻辑不通”的语文教育已经让孩子们失去了判断基本是非的能力，而作文更是演变为“假话大话空话”，但面对此情此景，更多人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镜头俯拾皆是，一位嫁给北京人的外地妈妈说起儿子不能在京高考，悲愤地表示，一棵幼苗快要长成参天大树，却忽然被砍掉了脑袋；幽暗的地下室中，一位毕业生坦言曾落魄街头10多天，只能睡马路边、睡公园、睡学校操场；另一位毕业生则表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儿时的理想已经“完全没有了”。纵观10集纪录片，这其中有为异地高考奔走呼号的家长，孩子希望和绝望的眼神；有农村留守儿童在四壁空空的家中说起父亲时突然涌出的眼泪；有日渐凋敝的乡村学校和表情木然的老师与孩子；也有用西方模式打破应试教育魔咒的田园学校；更有推广国民阅读的乡村图书馆和力促教育改革的第一线教师联盟。《盗火者》的总编导刘晓梅坦言，最终成型的10集纪录片谈问题多于谈改革，“很多问题不是说得太过，而是说得还不够。”刘晓梅透露了一个细节，在调研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小升初的问题异常严重，但为了保护那些孩子和家长，最终，摄制组不得不割舍了直面这一尖锐问题的机会。矛盾记录最真实的东西VS把握可播映的尺度相比邓康延接受教育的年代，刘晓梅要晚了很多。但幼年时期的教育经历，也给刘晓梅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晓梅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化学课的情景。对新学科满怀期待的她，一上课就被泼了一瓢冷水，因为老师第一句话就是“化学是一门非常枯燥的学问”。回忆当初的场景，刘晓梅仍有些不平，“你恨这门学问就不要来教书育人。”另一件对刘晓梅影响至深的事情，则是她作为一个“左撇子”的惨痛经历。小学时学校举办运动会，她发现所有人都是用右手扔铅球，从右边跳高，以至于习惯用左手的她，很快就被淘汰。不过，更大的困扰随之而来，老师采用了各种方法去纠正她的习惯，以让她用右手写字。现在，已习惯用右手写字的她，仍保留着用左手吃饭的习惯。负责《重回人的语文》的80后编导况冶，也曾遭遇过中国教育的尴尬。自中学开始，况冶就开始在日本接受教育，而她前往日本读书的最重要原因，是交不起北京高昂的借读费。到日本后，况冶不仅不需要交借读费，还会得到一笔来自政府的补助。然而，在进入拍摄状态后，刘晓梅却又是另一番心态。在整整大半年时间里，当她带着5个80后的编导上下奔忙，从城市到乡村，从大学到小学，从田园学校到乡村图书馆时，她想得最多的却是如何把握纪录片的尺度，以让它能够在主流媒体上播映，“我自己以前就在凤凰卫视做历史类节目，所以这个片拍的时候就是按照凤凰的尺度在把握。”虽然一直在把控尺度，但实际做的时候，刘晓梅还是发现，尺度变了。有些在刘晓梅看来是“不得不说的话”，有些则是因为在片子历时半年多拍摄完成后，原来能说的话又变得不能说了。上周一，《盗火者》的第一集《重回人的语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播出后，刘晓梅给邓康延发了一条短信，“精华给删了，唉”。邓康延则回复，“不要紧，我们出碟”。最终，《盗火者》在凤凰卫视中文台连播5集，邓康延最担心不能播出的其中一集，也在上周五播出，虽然凤凰卫视最后修改了串场词，以至于生出“别样的味道”。最后播出的时候，整体都有所删节，但实际呈现的画面，还是让观众看到了“最痛的东西”和希望所在。邓康延表示，在播出的时候，出于政策层面保护的考虑，《盗火者》的副标题最后被取为“中国教育改革调查”。但在之后出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将“改革”改成“现状”，“这样更贴切一些”。□观点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无论是刘晓梅，还是邓康延，都坦言《盗火者》最后将更多的镜头给了“当下”和“问题”。但纵观10集纪录片，观众们仍会发现，对于民间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和行动，《盗火者》关注颇多。在这些民间行动者身上，甚至依稀能看到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民国先行者的身影。刘晓梅将自己在拍摄整部纪录片的感觉描述为，“灰蒙蒙进去，透着光亮出来”。在《重回人的语文》这集里，一批对于现行语文教育颇有不平的人，最终因不甘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开始发声、开始行动。独立教师郭初阳的说法颇能代表这群探索者的心声。在他看来，除非将自己看作流水线上的一颗钉子，否则作为一个人，就一定会思考，有思考就会产生行动。《呵护童年》这集中，摄制组将镜头对准成都华德福学校，这所借鉴德国模式的学校尝试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家长和教师们将其称之为学园、花园、菜园和家园。《守护乡村》讲述的则是专注推广国民阅读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这所由北大毕业生建立的乡村图书馆，致力于在广袤的土地上找到不屈向上的灵魂，并为他们的成长和自我完善打开一扇门。摄制组发现，这一行动不仅影响了学生，也影响了家长，甚至是老师。茶坝中学老师乔精一坦言，如果不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他或许只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但如今，他认识到“教育是唤醒，是点燃，而不是施与。”在对教育的看法上，邓康延与乔精一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去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盗火者”是一种隐喻，含有“偷”的味道，它是要去偷取暗夜的光亮、发热的希望，给孩子，也给教育者。“所有看这些纪录片有共鸣的人都是我们的战友，与我们相挽相扶，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邓康延表示，虽然受制于资金和传播平台，仍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原因无法触及，但能够借《盗火者》给家长、学校甚至是决策者提供参考，就有看得到的希望。纪录片拍摄快结束时，刘晓梅给每一位受访的嘉宾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时候或节点教育改革会被重新拉动？虽然不少嘉宾强烈批评政府迟迟不动的态度，但他们都相信，无论如何，教育改革重新启动的时间，都不会太晚，因为民间已经在开始积极行动。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邓康延给南方日报记者发来了他集中西名家观点而作的《盗火者》歌词：“一棵树 摇动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守着东方一张课桌/大地母亲悄悄在问/今天交给你一个孩子/明天还给我一个怎样的青年？”纪录片的拍摄者相信：当每个人都开始发问，问题的解决或许就不远了。（张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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