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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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成千上万的群众将自己创作的诗词张贴在天安门广场,更有千百万群众将这些诗词抄录下来传遍祖国大地,形成独特的(天安门诗抄)四五运动被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运动后,这些诗抄在全国范围被查缴.现抄录部分诗词如下:
一& &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 & 　　　　　二& &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 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 　　　　　三& &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 　　　　　四& & 大鹏暝慧目，悲歌恸九重。& & 五洲峰峦暗，八亿泪眼红。& & 丹心酬马列，功过任说评。& & 灰撒江河里，碑树人心中。& & 　　　　　五& & 噩耗惊四海，哭声遍九州。& & 碑如朔风啸，哀似寒水流。& & 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 & 行路原多难，此去更堪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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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诗6首& & 　　　　　　　一& &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 & 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 & * 周恩来于日逝世。& & 　　　　　　　二& & 云水苍茫意未平，中霄起坐恸无声。& & 诗心一点寒梅血，独吊重霄万古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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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素纸黑纱含恸剪，苍松翠柏和泪扎。& & 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 & * “天安门事件”前夕，江青曾宣称献花圈是旧风俗，要改革。& & 　　　　　　　
当时有众多矛头，皆暗指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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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公司　谁镇压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
谁镇压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
有的网友提醒我，不要过于相信《炎黄春秋》。事实上，我并非完全相信这个杂志，或者准确地说，不完全相信这个杂志上登载的文章。例如今年第6期有马懋如先生撰写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一文，我就有些不同意见。
马先生的文章是批评原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在同一杂志今年第3期上的文章《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吴忠的文章，由于他的经历和认识，自然有可商议之处。但是马先生自己的文章也有些问题，主要一点就是：谁镇压了天安门事件，或者说，谁镇压了四五运动？
马先生的文章说，这一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打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吴忠将军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包围天安门调兵的当事人，是‘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被迫上阵）。”
那么，是“四人帮”迫使吴忠“上阵”的吗？大家知道，“四人帮”里官最大的是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据说，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毛泽东让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了，可是没一个司令站起来。点名都没人理，能听他们的话镇压群众吗？
况且，事实经过如何，只能凭当事人回忆。根据吴忠的叙述，所有指令均来自中央。作为中共党员、中共领导的军队的将军，听从指挥是很自然的，无所谓“被迫”。不管是否“被迫上阵”，“‘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这顶帽子，不但吴忠将军不能承认，广大读者亦不认可。
根据吴忠文章披露，在四五事件以前一段时期，他所得到的指令有这样几件：
周恩来逝世后“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但吴忠又说，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似乎是指毛泽东未参加周的遗体告别事。“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
4月1日群众开始往天安门送花圈。“这时吴德、倪志福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说不要搞这个。”吴德“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说中央这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样大。”但是花圈还是越来越多。
4月4日，广场上有人讲演，公开骂江青。鲁瑛汇报上去，江青发飚，吴德给吴忠打电话，叫抓那两个人。“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本来政治局决定6日收花圈，但是5日凌晨改为立刻收。吴忠说是张春桥建议的，但是“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
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军队。这时主持军委的陈锡联召集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和司令吴忠到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的还有秦基伟、梁必业。此时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陈锡联谈到外地一些情况，又谈到部队调动由军委下命令，调到北京的部队由吴忠、卫戍区指挥。所以，四五事件的关键环节调动军队完全按规程进行：政治局——中央军委——卫戍区，与四人帮没直接关系。
到了5日，事情越闹越大。警卫一师、二师不顶用了，又请示陈锡联，调警卫三师、四师五六千人进城。
事情继续发展，有一些人砸汽车，烧警卫部队的小红楼。“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
以上吴忠讲的是否全为事实？不敢打包票。特别是他未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的事如政治局会议上谁的发言，就未必准确。他也可能有文过饰非的地方，也可看出他尽量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但无论如何，他所叙述的主要举措是政治局通过的这一点，恐怕无可怀疑。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上级（军委）的命令是他的天职。他所做的结论“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无法推翻，除非有更过硬的材料。
另一当事人吴德的回忆可以作为参照（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吴德说，关于不在单位设灵堂的通知是四人帮“指使”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的。他可能说的对，因为当时几乎无人理睬这个通知。
但是吴德又说，当时“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这实际上激化了矛盾。
4月4日，政治局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好像没参加，毛远新列席，主要由吴德汇报情况。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当然主要是根据他的汇报作出的（和13年以后的事有些类似），所以吴德本人应对四五事件应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对此，他的回忆录中没有完全回避。
这其中，发生广场上有人骂江青和抓人的插曲。到了4日晚12时，江青建议结束天安门悼念活动，收花圈。作为主持人，华国锋拍板作了决定。
4月5日下午，政治局会议在人大会堂开会。会议进行期间毛远新拿了毛泽东一个条子进来说，毛主席指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于是决定出动民兵，由吴德作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广播讲话稿，决定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吴德的回忆与吴忠的文章大体符合。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四人帮，当然包括四人帮在内。马懋如的文章说是四人帮镇压的，却没有给出任何根据。相对来说，吴忠的文章更忠于史实。
马懋如承认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但是他说“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经毛主席圈阅。”在这里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说明这一决定是在江青等人左右下做出的。
马懋如批评吴忠的文章，说事情的起因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而吴忠说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问题。吴忠说的是诱因，可以商量，但不完全错，因为包含四人帮的作用在内。
马懋如指责吴忠文章将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是少数人闹事，胡闹。实际上，吴忠指的是砸汽车、烧楼房那些人。他说是“一伙小流氓”，自然不对，应说是愤怒的群众，但这样的行为似也不值得提倡。
至于吴忠的文章未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整体判断，也是他个人思想的局限所致，不能过高要求。他能如实叙述事情的经过，就算对历史有个交代了。我想他基本上做到了这点。
下面再进一步对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的性质和在当代历史上的地位做些讨论。这个问题有许多学者讨论过，但是看了马懋如的文章，我还想说两句。
如上述吴忠吴德回忆所披露的天安门事件细节，镇压决定是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主要责任者按次序排一为毛泽东，二为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华国锋，三为汇报现场情况的吴德。四人帮肯定起了很强的煽动作用，但不能单纯说是四人帮镇压了这个运动。
另一方面，从参与群众来说，所反对的也不单纯是四人帮。在讲演和挽联诗词中明确反对四人帮的是很少数，更少数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正如吴德在汇报中所讲的，有48起是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而冲突的焦点是官方不允许老百姓到天安门去，而老百席偏偏要到天安门去。几乎所有老百姓和官方较的就是这个劲。所以当时和后来官方通过各单位追查的，是你是不是到天安门去了，而不管你是否发表什么言论。
就此而言，老百姓所反对的，就不仅是四人帮了，也包括北京市委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发布的不许到天安门去的禁令。而不管是北京市委独立做出的，还是在四人帮“指使”下发布的这一类禁令的初衷，实质上是不允许老百姓参加任何非官方组织的活动，不能惯老百姓这个毛病。今天你允许他们冠冕堂皇地到天安门悼念总理，事实上给了他们独立组织集会的权利和先例，明天他们说不定就会利用这个权利干什么。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包括笔者在内，所表达的是怀念周恩来的情思，所争取的是悼念周恩来的权利，更一般地说，是随便到天安门广场上干自己所愿意干的事情的权利。
这就是理解四五运动实质的症结所在。四五运动意味着广大人民公民意识觉醒，初步摆脱了毛泽东文革理论框架的思想控制，独立自主开展争取最低公民权益斗争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十年了，老百姓什么也没得到，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什么巴黎公社原则之类的许诺一条也没兑现，官员们离人民公仆这个形象越来越远。他们心底的怨恨达到了极点，对报纸上任何虚假的宣传都不相信甚至反感。现在，连天安门这个地方都不许去，还谈得到什么人民的权利？
百万群众由纯粹政治原因聚集到天安门广场。27年来，在这个广场上召开了无数次群众大会，然而，这是第一次群众自发聚集的聚会。10
年前，毛泽东君临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呼百应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百万人民以自己的集体无意识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题目，选择了最大公约的目标，演出了这一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活剧，在专制体制最薄弱的地方打开了缺口。所说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只是一种外在的包装。当时当政的人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四人帮覆灭以后长期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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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1976年的四五运动始末
天安门事件:1976年的四五运动始末
　　清明节前夕，北京近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
　　献花圈，诵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
　　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遭到镇压。群众手挽手，肩并肩，高唱
　　《国际歌》，冲向指挥镇压群众的&指挥部小楼&。
　　日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大抗议运动。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是&四人帮&一伙竭力压制群众活动，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风俗，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集合到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4月4日是清明节，群众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朱德、李先念、许世友未参加)，讨论这个情况;并向作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报告，说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决定当晚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报告得到重病中的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发现花圈被撤走并销毁了，守护花圈的人也被抓走。于是，数万群众异常气愤，强烈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广播宣传车&在混乱中受到破坏，所谓&工人民兵指挥部&的小楼着火。9时半残酷镇压开始了，这就是&天安门事件&。4月7日经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经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所谓&现场报道&，诬称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在上海、天津、杭州、郑州、太原、西安、青岛、合肥、成都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群众运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天安门事件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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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五运动罕见旧照[图]
四五运动又称四五天安门事件，是以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大批北京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纪念活动背后有人操纵，定性为“反革命”性质，当晚开始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5日，在广场的群众发起大规模抗议，与清场的民兵、工人、公安发生冲突。当晚，北京出动1万多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驱散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事后，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78年，四五运动获得平反。周恩来于日去世后，遗体遵其遗嘱火化。灵车沿长安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时，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数十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表达哀思，全国各地也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周恩来骨灰于1月15日由一架安-2运输机机载着邓颖超分三次分别撒在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及黄河入海口（山东滨州）。3月19日，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最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许多群众仿效，几天内天安门广场放满了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人们写挽联、祭文、大字报等表达哀悼，文体以诗歌居多，一时情绪激愤。与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形成对比，“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刻意压低对周恩来逝世纪念活动的报道规格。更有传闻称，在2月6日，姚文元控制的政府媒体《内部参考》还转载香港杂志上攻击周恩来的文章，这些做法引来全国范围的不满。3月5日，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转发新华社纪念雷锋的报道，但遗漏了周恩来为学习雷锋的题词，许多人认为这是刻意而为。25日，《文汇报》头版显着位置发文不点名批判邓小平（代以“那个走资派”和“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中“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本指邓小平和周荣鑫，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揭露和声讨《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影射周恩来的事件。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恩来巨幅遗像和大花圈前往梅园新村悼念，途中大批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掀起了全国抗议《文汇报》和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数百名学生在街道张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30日在南京火车站工人帮助下，将标语刷在列车上，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呼声传向全国。南京三·二九事件后，警察开始少量逮捕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者。4月2日，警察累计已逮捕26人，包括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小字报《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作者）。政府设立由北京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座三层小楼的联合指挥部掌控局势。4月4日（清明节）～4月5日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诗歌悼念周恩来。据后来政府人员估计，最多时约有200万人。人们隐讳地攻击张春桥、江青等领导，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有人表示支持正被批判的邓小平。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用许多卡车运走花圈，联合指挥部派人清场并逮捕在场民众数人、封锁天安门广场。有人焚烧了几辆汽车并包围联合指挥部希望谈判，指挥部拒绝，随后指挥部小楼被民众焚烧，指挥部人员从南面窗户逃离，无人受伤。联合指挥部人员前往中山公园成立新指挥点，决定使用武力清场。4月5日晚上，一万多民兵、工人纠察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民众大部驱散，少部分被捕。根据官方报道，由于清场人员仅携带木棍未携带枪支，且当时毛泽东在群众中还享有崇高的威望，故未发生流血冲突而事态得以解决。
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4月7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指示：“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中山公园停止开放。4月8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发表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该运动的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4月28日，《人民日报》梁效发表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东北小组讨论会上提出：“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因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所以陈云的发言得以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全体出席者很快地知道了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因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表现积极，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所以东北组勇于支持陈云的发言。陈云的提议引起了巨大的共鸣，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因此，依据党内多数的意见，华国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受迫害及被捕入狱者获得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四五事件被写入中学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北京市民“十里长街送总理”也被写入小学语文教科书。
在此次运动中的目标表面上是纪念周总理实际是抨击四人帮，大多数民众都对压制纪念周总理表达强烈不满。当时毛泽东可能采取措施控制局面，因此事态得以草草收场解决。事件发生后，四人帮主导的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被逮捕之后，此事件得到平反，并被定性为“革命事件”，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许多人认为，此次运动打击了毛泽东的心理，鼓舞了群众以大规模运动的方式参与国家大事的热情，是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迅速失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四五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一次民众自发反对运动。政府在平反此次活动后，将天安门广场以及各地流传的诗歌编辑出版，名《天安门诗抄》。山西太原坞城路铁三局机电队青年王立山的《扬眉剑出鞘》成为名作：“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11年后，邓小平谈起这件事时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原北京市长吴德在回忆录中，谈到“四五事件”时指出，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了，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四五运动罕见旧照。四五运动罕见旧照。《人民日报》对于“四五运动”的报道。四五运动罕见旧照。四五运动罕见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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