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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
杜甫的生平事迹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因曾居住在长安城南的少陵以西，所以从前人们叫他做杜少陵。他生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死于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终年五十九岁。
他处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变化剧烈时代。由于隋朝末年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唐朝开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在政治、经济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才出现了初唐和盛唐的经济较为繁荣、政治比较开明的局面，以人口来说，开元二十八年已达到四千八百多万，超过了隋朝。又如陇右养马，开元元年只二十四万匹，开元十三年就增加了一倍左右，杜诗所谓“当时四十万匹马”（《天育骠骑歌》）便是。物价低廉，贞观四年米每斗三、四钱，开元十三年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较之其后每斗千钱以上甚至数万钱得简直无法比较。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开明也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封建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是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这就注定了较为繁荣、开明的局面只能是短暂的，甚或是表面的，而长期的、内在的和本质的趋向却是衰微和混乱。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就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当时政治日益败坏，封建最高集团日益腐化，唐玄宗、杨贵妃姊妹、李林甫、杨国忠等都是十分骄奢淫逸，使人民租税负担日益加重，社会矛盾更行激化。到了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便发生了安史之乱，社会生产大遭破坏，人民被杀戮和由于饥饿、流离失所而死的难计其数。经过八年，安史之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唐朝的统治还继续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左右，但在大乱期中，国事紊乱如麻，人民生活十分痛苦。而且乱定以后，优势吐蕃、回纥的侵扰，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这些在杜甫的诗中都有比较深刻地反映。他对国事很关心，对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当然，他的关心国事和同情人民，都是从维护封建朝廷和封建统治出发的。还有，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1年），社会虽然比较安定，但封建统治的开明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作为封建士大夫阶级成员之一的杜甫也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他的诗中常常有加以美化的地方。
当时诗歌的发展也经历曲折的道路。初唐的王绩和“四杰”（王勃、杨炯、卢兆麟、骆宾王）等人开始把诗歌由六朝的绮靡余风引向清新刚健，陈子昂的改革诗风进一步奠定了唐诗的初基，而盛唐的李白、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和杜甫等人则把唐诗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特别是李白和杜甫的成就最大。杜甫的创作开始于盛唐时期（指开元、天宝时），而更活跃于中唐初期的一段时间（肃宗、代宗时），他的创作的主要和成熟的时期就在中唐这十多年间（公元756——770年），至今流传最广的作品大多是他在安史之乱以后写的。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
参考资料：/question/4589946.html/f?kz=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秦安县），隋朝末年其先租因罪住在中亚细亚。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李白就诞生在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碎叶城，五岁时随父迁到绵州昌隆县青莲乡。
李白性情豪放，喜爱纵横家的作风，爱好任侠之事，轻视财货。早年在蜀中度过。他的父亲是个富商。李白二十五岁开始漫游全国，走过湖北，江西，河南，山东等地。
李白蔑视权贵，传说他喝醉酒，曾在玄宗面前使高力士给他脱靴。高力士认为这是很大的耻辱，就摘取李白诗句激怒杨贵妃。玄宗每次让李白做官，杨贵妃就加以阻止。李白知道玄宗的亲信对他有意见，于是恳求还家。玄宗赐给他财物，放他离开。
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他的诗豪迈瑰丽，诗里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散文具有清新明朗，奔放流畅的特点。
著有《李太白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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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于美，巩县（今尚河南）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哟封建官僚家庭。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开元中，年轻的杜甫曾漫游吴、越、齐、赵一带。天宝三载（744）在洛阳与李白相识，结下了深厚友谊。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应试落第，困顿京城十年。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时，才被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微职。安史乱起，在流离颠沛中被叛军所俘，后从长安只身逃奔凤翔，受任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经关陇。泰州、同谷入蜀，定居成都浣花溪草堂。西川节度使严武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社工部。永泰元年（765），离蜀东下，滞留夔州二年。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衡阳一带。五年（770），病逝于湘水上的舟中。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表、祸乱迭起的时代。在政局日趋腐败的形势下，他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彻底破灭，饱经忧患的不幸遭遇使他对人民大众的苦难有了亲身的感受。他的诗歌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充满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感情，被誉为“诗史”。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善于从一切优秀文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并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他兼长各体，尤其对七律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许多反映民生苦难的诗歌，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又有自己的开拓和艺术创造，是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作品有《杜少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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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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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家三口人被评为唐宋八大家，称“三苏”，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在政治上属旧党。豪放派词人。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元丰二年 (1079)，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方有如此刑名之狱。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生平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
1036年 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苏轼降生
1054年 娶王弗
1057年 中进士，母丧，服孝（9.6）
1059年 举家前往京都
1061年 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
1064年 任职史馆
1065年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
1068年 娶王闰之
1069年 返京；任职史馆
1071年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年 任密州太守
1076年 任徐州太守
1079年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 谪居黄州
1084年 往常州
1085年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元佑年间太后执政（）
1086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年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苏轼的三个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苏轼的四个儿子
　　王弗为苏轼生了长子苏迈，王闰之为苏轼生了次子苏迨与三子苏过。这三个儿子都由王闰之一手抚养成人。公元1083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遁，可惜不久就夭折了。
　　注：以下轶闻仅因流传甚广，为后人津津乐道而摘录于此，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唐诗里少不了说李白杜甫。“诗仙”李白的咏月诗相当多，比如脍炙人口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我更喜欢他的《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满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影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在这首诗里，李白的豪放不羁，潇洒超脱的个性一面跃然纸上，而他奇妙的想象力构织的意境也让人陶醉。 诗歌作品更具有现实主义的“诗圣”杜甫的诗篇就更苍凉和沉重，比如他的咏月诗名篇《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在月色下是特别容易怀念故人的，何况远在边塞的诗人，于是思乡和想念弟弟之情都油然而生，只是在杜甫凝重的笔触下这些又混杂着对国家的忧思，显得格外苍凉。 相比而言，从鉴赏角度，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王维的诗体现的“诗中有画”更值得细细品味。我特别喜欢他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在这首诗里，一幅月下山涧的幽静、安宁的山水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飞起的鸟的叫声更映衬出空荡的山涧的安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意境里，多少可以感受到诗人忘却尘世、怡然自得的心性，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儿“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