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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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外交学　
19 世纪欧洲外交：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19 世纪至 20 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属于近代时期，之所以要分开论 述，是因为它对当代外交具有更直接而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影响世界的大事是拿破仑利用法国大革命上台，并发动席卷欧 洲的战争以及远征莫斯科的失败；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出现与争雄；英 国“光荣的孤立”政策的推行；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近代史，揭开 世界现代史的外交。革命与反革命在这个时期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其结果是 产生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这个时期粉墨登上外交舞台的主要角色是：拿破仑叔侄一世和三世，奥 地利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十一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英 国的几位首相。其中尤以梅特涅和俾斯麦最为耀眼，两人相继左右欧洲局势 达一个世纪之久。本节即以他们两人的表演为中心展开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
梅特涅和俾斯麦是欧洲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期的外交家，堪称近 代的纵横家。说来有趣，他们同张仪(前？—前 310)和苏秦(前 340—前 284)， 都从外交出身当了首相。不同的是：前者出生于贵族世家，是欧洲旧秩序的 卫道者，欧洲民主革命的死敌；而后者则出身贫寒，是旧秩序的破坏者，新 制度的献身人。梅特涅为人机智、矜持、才思敏捷，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 舵，在大学里便以狡猾、虚伪、浮夸闻名。他风度翩翩，谈吐优雅，在外交 界有“蝴蝶大臣”之称，是惯于拈花惹草的纨绔公子。他高攀奥皇重臣的孙 女为妻，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向上爬。他在出使巴黎期间，为了接近拿 破仑一世，竟勾引拿破仑的妹妹为情妇。而在奥地利处境最困难时，他设计 诱使拿破仑向奥皇之女求婚，借联姻加强奥地利地位。他曾坦率面告俾斯麦： “就我的策略来说，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忠”。①俾斯麦不像梅特涅那么斯文，①
斯尔比克：《梅特涅——政治家和为人》第 2 卷弟 529 页。而对革命人民的残酷性则有过之。他从小就有“野人”之称，秉性暴烈，桀 骜不驯，嫉妒自私，狡猾残忍，诡计多端，曾因一言不合与议会中的同僚进 行决斗。他继承梅特涅的衣钵成为国内外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最凶恶的敌 人，是迫害马克思终生流亡国外、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他力主在 普鲁士领导下通过战争统一德意志各邦，以“铁血宰相”著称。　　当年奥地利的处境是：东有力图左右欧洲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西有妄 图征服欧洲的拿破仑一世，卧榻之侧则有不安分的普鲁士。梅特涅不但要克 服普鲁士将德意志各邦统一起来的图谋，还要防止欧洲沦为拿破仑的属地； 既要利用亚历山大遏制拿破仑的扩张，又不让沙俄过于强大。梅特涅的外交 战略始终集中在孤立和打击普鲁士，镇压和扑灭国内外的革命运动这两个中 心目标。为此，他采取“远交近攻”、“声东击西”的策略，时而联合拿破 仑，时而拉拢亚历山大，纵横捭阖，忽左忽右，而以波兰、土耳其、巴尔干 国家为牺牲。1808 年他参与法俄联盟排斥英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与 拿破仑达成交易。而当拿破仑进军俄罗斯时，他却向亚历山大秘密保证，不 积极参战，以换取相应的保证，使奥免遭法俄夹击。随后拿破仑挥师进入维 也纳，梅特涅被迫与之缔结反俄联盟，但私下里他却转向沙俄以求“摆脱那 个套在整个欧洲身上的枷锁”。在拿破仑自莫斯科溃退途中，梅特涅由非自 愿联盟转为“武装中立”，跟着又采取“武装调停”，以免拿破仑被彻底打 败，欧洲霸权落入沙俄手中。　　梅特涅在外交上的得意之笔，除了促成法奥联姻，加强了奥地利的地位， 制约了拿破仑的对奥政策外，要算在拿破仑处境最困难的时刻，两人进行了 一场斗牛式的会谈，迫使不可一世的法皇就范。①也就在此时此刻，拿破仑后 悔娶了奥皇之女，认为干了一件蠢事。他说：“我同她结婚，是想把新的和 旧的中世纪的偏见和我这个世纪的制度融为一体。那是自己骗自己，现在我 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也许我的主座会因此而倒塌”。①在此时此刻的梅特涅 眼中，身材矮小而又装腔作势的拿破仑显得“渺小”而具有“喜剧丑角”与” 悲剧角色”一身二任的“讨厌相”。②历史注定他在军事上败给沙俄的独眼龙 库图佐夫()，而在外交上则输给纵横捭阖的梅特涅。1814 年在维 也纳举行由梅特涅主持的结束拿破仑战争以重新瓜分欧洲的会议，恢复欧洲 各国被推翻的封建王朝。为防止欧洲各国民族革命卷土重来，梅特涅又于1815 年在巴黎成立“神圣同盟”，纠合法、俄、普和欧洲多数君主国家加入 这个反革命同盟，以维护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镇压革命和民 族独立运动。这个堪与当年“佩六国相印”的苏秦比美，以欧洲国际首相自 居的“欧洲贵族院”头头梅特涅，得意忘形地扬言：一切革命的乌合之众都①
阿尔杰农·塞两尔：《梅特涅》第 117— 118 页。①
约翰·罗斯：《拿破仑传》下卷第 292 页。②
阿尔杰农·塞西尔：《梅特涅》第 50 页。将匍匐在他脚下。③他没有料到，不过三年工夫，他便在奥地利反封建、反专 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出国门，亡命英伦。　　有当代纵横家之称的亨利·基辛格以师承梅待涅自许，他对德国历史哲 学家斯宾格勒()推崇备至。斯宾格勒因阐发中国纵横家鼻祖鬼谷 子的纵横捭阖之术而被目为现代鬼谷子，而基辛格则被比作现代的张仪、苏 秦。④梅特涅的外交谋略是在新形势下发展了中世纪已有的国际均势的外交实 践，而保持国际战略平衡以维持国际秩序正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基辛 格的这一思想已被当代资产阶级外交家奉为圭臬。就是这位基辛格，也坦白 承认他曾经说过一些“用心善良的谎言”。⑤　　拿破仑一世的外交谈不上什么艺术性，那是一种掠夺性的、战争的、专 权的、不择手段的外交，他的杰作之一是推行欧洲大陆政策，将崛起的英国 摈斥在欧洲大门之外。这个以贸易封锁政策闻名的措施几乎维持到他垮台为 止。　　一如梅特涅视普鲁士为心腹之患，俾斯麦认为奥地利是德国统一的绊脚 石。梅特涅憎恨拿破仑一世，俾斯麦视拿破仑三世为普鲁士世仇。①俾斯麦虽 然对拿破仑三世极尽讨好之能事，却把他当作同梅特涅一样的棋子。俾斯麦 也推行“远交近攻”策略：远交法俄，近攻奥地利；远交英俄，近攻法国。 他在外交实践中既有承袭梅特涅的一面，又有青出于兰，超越梅特涅的许多 做法。　　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和称霸欧洲是通过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 和普法战争(1870)的胜利并实行联盟战略取得的。俾斯麦耍了一个小小的花 招，激怒法皇挑起战争，使法国陷于孤立被动。这便是欧洲外交史上有名的 “埃姆斯急电”的故事。威廉一世()在柏林郊区埃姆斯温泉接见 法国大使会谈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后，将情况电告出使巴黎的俾斯麦。
俾斯麦对电报未加增减地作了精心编排，突出侮辱性口气，故弄玄虚地 透露给报界公开发表；他深信这将起“红布刺激高卢公牛”的作用。电文公 布果然在法国激发一片反普鲁士的歇斯底里，使拿破仑三世怒火中烧，以此 为口实，对普宣战。这场战争是俾斯麦策划的，给人的印象却是法国挑起的。 俾斯麦事前已得到沙俄不介入的保证，法国孤立无援，屡战屡败，在色当陷 入名将毛奇()的重围时，拿破仑三世亲率十万法军举起白旗，亲 笔致函威廉国王：“愿将佩剑呈交陛下”。②两天之后，巴黎爆发革命。法兰 西第二帝国被推翻了，第三共和国成立。逃亡凡尔赛的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③
《梅特涅回忆录》法文版第 3 卷第 482 页。转引自《梅特涅》第 234 页。④
房立中：《鬼谷子全书》第 623、626 页。⑤
马丁·梅耶：《外交官》第 91 页。①
俾斯麦说过：“我的祖先没有一个不曾同法国人厮杀”。见艾伦·帕专尔《俾斯麦传》第 7 页。②
《俾斯麦传》第 178 页。屈辱的“城下之盟”。俾斯麦出于阶级本性，他仇恨革命甚于对波旁王朝的 憎恶，乃挥师长驱直入，包围巴黎。1871 年 3 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成立公 社，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凡尔赛政府在普鲁士支持下，血腥镇压 了巴黎公社。然而巴黎公社的血没有白流，它的经验与教训推动国际共运以 更加波澜壮阔的气势向前发展。　　俾斯麦在制眼法国之后，便掉转头来对付俄罗斯。他害怕俄法接近甚于 憎恨法国。俄国因恐波兰失控，宁愿接受俾斯麦的欧洲新秩序，他则支持沙 俄对出海口非军事化的要求，双方以此成交。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同拿破 仑三世作三次长谈，争取同法国建立密切关系，同时挑动意大利与奥交恶， 陷奥于两面受敌之境。奥被击败后，俾斯麦又与拿破仑三世达成交易：普鲁 士承认法国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主权要求，法不干预普在德意志范围内的行 动。有时他则扮演法俄调解人的角色，斡旋于法俄两国之间。然而一旦波兰 发生反俄起义，他又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镇压政策，与沙俄联 合行动。镇压波兰民族要求，维持专制统治，是俾斯麦离间俄法关系的策略。 镇压巴黎公社后，为了遏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又推动奥地利弗兰西斯·约 瑟夫一世()、拿破仑三世和威廉一世于 1873 年成立“三皇同盟”。 为了对抗沙俄的扩张，俾斯麦又于 1878 年在柏林同英奥缔约，瓜分俄国在土 耳其的利益，压缩沙俄势力范围，并于 1879 年与奥订立秘密军事同盟，防止 沙俄侵袭，开创了欧洲近代史上结盟外交新时代，①因而导致 1882 年德、奥、 意三国军事同盟。 年由俾斯麦倡导在柏林召开欧洲 14 国瓜分非 洲的国际会议，确立了臭名昭著的“有效占领”原则。1887 年俾斯麦又策划 签订两个《地中海协定》即近东联盟，支持土耳其抵制俄国。俾斯麦这一系 列活动导致 20 世纪初年欧洲正式分裂为英、法、俄与德、奥、意两个帝国主 义集团，从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由于俾斯麦的大日耳曼主义，第一 次大战后又发展为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将世界投入第二次大战的烈火 之中。
19 世纪梅特涅的奥地利重建了欧洲协调，而俾斯麦的德国则以强权政治 的铁血游戏重造欧洲外交。①1896 年清朝特使李鸿章在参加以“血腥的沙皇” 著称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专程到已卸任而受冷 落的俾斯麦隐居地向他请教中华帝国现代化之道。这使推行过侵华政策的元 凶感到意外，他说他唯一的建议是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军队。李鸿章表示 感谢，并以中国人传统的礼仪对主人说：“君将无憾于此生。”而俾斯麦却 很悲观，他回答说：“这里和中国一样证实了古希腊一句谚语：‘物无常住， 一切皆流’。”②建立一支德国式的军队，遂成为从李鸿章到蒋介石的信条。①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第 756 页。①
亨利·基辛格新著：《外交》英文版第 17— 18 页。②
《俾斯麦传》第 306 页。　　1898 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欧洲，随着俾斯麦的去世，近代外交史 画上了句号。而在正受列强瓜分之痛的中国，由于周恩来的诞生却在阴霾中 透出了一线光明。　　被誉为具有外交天才③、曾三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在俾斯麦为德国建 立欧洲霸权的背景下，只能以“光荣的孤立”自命。“光荣的孤立”政策的 特点就是不结盟外交。俾斯麦的结盟外交将欧洲大陆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变成 为他所开创的同盟体系的奴隶。④“光荣的孤立”意在与结盟外交对抗，事实 上却成为德、奥、意三国同盟和俄法同盟(1891)的支点，如果英国加入其中 任何一方，就难以维持大陆的均势。所以“光荣的孤立”是英国为了保持自 己的行动自由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传统的均势外交的一种手段而 已。结盟与否，都是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一旦不结盟对它不利，它便弃 之如敝履，转而采取结盟政策。1902 年的“英日同盟”宣告了“光荣的孤立” 不再光荣了。　　索尔兹伯里只记得帕麦斯顿在外交学中留下的名言：国无常友，亦无恒 敌，只有不变的利益。周恩来外交学：逆资产阶级外交而生　　困扰着旧欧洲一切势力，特别是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①的共产主义 幽灵在欧洲徘徊②60 年之后，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彻底垮掉 了，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诞生了。从 1917 到 1992 年苏联解体， 这个苏维埃国家在 20 世纪的世界外交中起过独特的作用。　　潘尼迦称列宁的外交为新式外交，以区别旧式的传统外交。③列宁在组建 苏维埃外交机构时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国家机构中一个特殊的机关。我们 不容许任何一个曾在沙俄机关里稍有影响的人物进入这个机关。在这个机关 里凡是稍有威信的部门全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因此这个机关已经争取到(可 以这样大胆地说)一个经过审查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④这是为了划清与 资产阶级外交的界线而制定的“另起炉灶”的方针。与此同时，苏联决定按新方式确立国际关系原则，废除秘密外交，并且③
《世界外交史》第 3 分册第 48 页。④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第 757 页。①
基佐：（1787— 1874）为法国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曾任外长和总理，著有《欧洲文明史》等书，否 认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要性。②
《共产党宣言》引言。③
《外交原则与实践》第 11 页。尼科松则认为新式外交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其特征是殖民地扩 展的欲望；商业竞争的加强；交通速度的提高。（见《外交方法的演变》第 79 页。）④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633 页。在一个半月内就出版公布了七卷沙俄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文件，包括 100 多项条约和其他重要资料。①这就给秘密外交和外交谈判的机密性以重 大的打击，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强烈反对，而要求停止秘密外交的呼声则响彻 欧洲。　　列宁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我们公布了一些秘密条约今后还要公 布。任何怀恨和诽谤都不能阻止我们这样做。资产者老爷们所以狂怒，是因 为人民已经看清他们是为什么被赶入屠场的”。②　　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之后，苏联的外交渐渐资产阶级化了。苏联后来不 但没有废除而且发展了秘密外交。从外交学的角度说，谈判在特定情况下保 持秘密，不但可行，而且必要。问题是为什么保密，保的是什么密。二战末 期，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所签 署的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5 年 2 月)，事先既不征求中国意见， 事后也不及时通告中国，这种秘密外交带有与资本主义列强分赃的性质，就 完全背弃马列主义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更加资产阶级化，这 是人所共知的。曾任苏联驻美大使达 25 年之久的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承认自 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欺骗工具”，甚至将冷战结束(指苏联解体)归功千里 根总统，③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外交学引进的另一个因素是“威尔逊主义”。美国总 统威尔逊()1918 年 1 月参加巴黎和会，打着和平的幌子提出帝国 主义的所谓和平纲领“14 点”，旨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威 尔逊是“公开外交”的倡导者，④他在“14 点”的第一点中规定将来应该有 “公开缔结的公开和约，今后不应再有任何秘密性国际协定”。“公开外交” 后来则披上“民主外交”的外衣。然而，他所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却不是 “公开缔结”的，他在密室里同英法等国首脑举行了 150 次秘密会议。①威尔 逊分不清”公开条约”与“公开缔结”，即政策与谈判的根本区别，而把自 己置于一个极其虚妄的境地。②一个月后，他又提出四项原则，包括建立国际联盟。第二年，这个提案被稀里糊涂地通过了。③
历史对威尔逊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他在竞选连任总统时失败了，美国 国会否决了国联盟约，美国也没有成为国联的成员。朝令夕改，正是美国外 交的一个特点，也是美国经常失信于国际社会的污点。①
维戈兹某等编：《外交史》第 3 卷第 88 页。②
《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323 页。③
多勃雷宁：《秘密》英文版第 477 页。他说“结束冷战”是指“在苏联内部和东欧各国最终实现自由化”（第 347 页）。④
尼科松：《外交学》第 83 页。①
②《国外外交学》第 124、84 页。③
详见《世界外交史》第 4 分册第 59 页。　　基辛格认为 21 世纪将是分崩离析与不断增长的全球化并存的世界。21 世纪至少有美、欧、中、日、俄，可能还有印度六个大国，再加上一大批中 小国家。美国的政策将大大不同于以往的孤立主义和冷战时期事实上的霸权 主义。而其他的主要国家也将面临其调整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的困难。然而 他竟主张已被美国实际上抛弃的“威尔逊主义”作为世界新秩序的准绳。④ 这就表明，美国外交已耍不出什么花招了。　　国联是外交史上第一个企图协调国际关系的世界性组织。它意味着欧洲 人垄断的外交结束了。⑤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有了国联失败的经验，才有二战 后在宗旨和体制上比较完善的联合国的建立。虽然，联合国也不能完全摆脱 主要由美国操纵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它不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 矛盾。事实上《凡尔赛和约》已孕育着第二次大战的矛盾。二次大战虽然由 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反法西斯战争，然而由于战争使帝国主义势力受到极大削 弱，被压迫上百年的一系列殖民地国家，从亚洲到非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 独立解放斗争，纷纷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形成了第三世界的强大力量，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了。于是出现了在二战中实力增强的美国 的“实力外交”，公然侈谈“美国必须保持其世界各国领导者地位的决心”。①出现了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说，主张不惜以原子武器摧毁“苏联铁幕”， 主张建立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同盟，主张建立“英语各民族同胞的联合”。② 于是在实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英法在敦刻尔克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1947年 3 月)，一年之后又在布鲁塞尔签订关于建立西欧军事政治联盟条约，跟着 又扩大为包括美加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方外交中传统的联盟战略又 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了。1954 年美日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跟着 美国又拼凑一个“东南亚国家组织”。1955 年 2 月又组织了巴格达条约集团。1955 年 5 月欧洲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华沙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组 织宣告成立。美苏争霸，时而对抗、时而勾结的冷战持续到苏联解体。　　 年曾任职北京并同周恩来有过频繁接触的印度大使潘尼迦 在离职后从事世界外交史的研究中，对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作了如下评论：随着革命的中国的出现，“以往远东国际政治的所有观念突 然垮掉了。过去一个世纪远东的地位是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的权威这一牢固的 基础之上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那种权威不复存在了。不幸的是，西方 国家在外交关系上未能作出必要的调整”。潘尼迦认为阻碍这种调整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对历史的延续性存有幻想。欧洲国家记忆犹新，④
《外交》第一章《新的世界秩序》。⑤
潘尼迦：《外交原则与实践》第 12 页。①
杜鲁门 1945 年 12 月 19 日的咨文，载美国《国会记录》第 91 卷第 12398— 12399 页。②
《纽约时报》1946 年 3 月 6 日。只不过几年以前，他们的炮舰一出现，中国便会立即屈服；从历史上说，现 在的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这种观念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幻想。他们拒绝接 受中国的变化。直到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一番较量，美国人才认识到，这是 一个新的中国，是一个同过去他们所了解的那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完全不同的 国家。二是由于种族偏见，欧洲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仍未消除，对欧洲人和美 国人来说，要他们接受他们在东方那段辉煌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不 愉快的现实，不是容易办到的。于是过去 100 年来他们在东方营造起来的外 交体系彻底垮台了。①　　潘尼迦的分析意味着新中国揭开了世界外交的新纪元，因为一个旧的外 交体系的垮台，必然有一个新的外交体系取代它；国际外交不会有真空。这 个新的外交体系，就是周恩来外交学；这个世界外交新纪元，是由周恩来开 创的。　　那么，周恩来所开创的外交新纪元在哪些领域有别于旧式的世界外交 呢？本书试图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只能简要地作几点 提示。　　第一，世界是一个其成员互相联系而共存的整体。这种联系或紧或弛， 但总的趋势是越发密切，谁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自外、凌驾于这种关系。　　第二，世界所有成员都谋求生存和发展，而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和平。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要求。国际外交应体现这种要求，并为其实现而努 力。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第三，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和贫富之分，但是大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 地位应当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这是和平与发展的条件。贫富的差别将长期 存在，国际外交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就是竭尽所能去缩小乃至消除南北之间 的差距。在这种差距消除以前，大国对小国只有多方照顾的义务，而没有压 迫欺凌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各国人民另一个共同任务。 第四，国际间的利害矛盾和争端在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应通过和平协商， 谋求友好解决。在协商中，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照顾对方的利益，做 到平等互利。求同存异、互谅互让是友好协商必须遵循的方针。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是强权政治的表现，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第五，坚决反对任何军备竞赛；主张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裁减常规军备，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第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权利。
第七，“革命不能输出”。中国不向他国输出革命，也坚决反对别国以 其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政治制度强加于人，反对以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的工 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多极化的世界，比一个单一的世界更有活力，更①
潘尼迦：《外交原则与实践》第 90— 91 页。加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 第八，和平共处是国际外交的总的要求。实现和平共处的主要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这些原则 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是互相联系的整体，离开任何一项原则，不可能和平共 处。　　周恩来所开创的这个世界外交新纪元，同资产阶级外交中的一切损人利 己的思想、行为、作风和倾向划清了界线，并宣告与之彻底决裂。然而新与 旧的更替和决裂，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周恩来生前身后，地区战争从未间断， 民族矛盾，国家冲突，领土纠纷，经济争端，仍然层出无穷。美国对新形势 新外交仍未作出必要的长期的调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在它的外交中仍占 优势。到了克林顿总统手里，美国实施其对外政策的手段只剩下“制裁”、 “人权”之类强加于人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棍棒，美国已无外交艺术可言。诚 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克林顿几乎继承了历任总统的一切弊病”。①另一 位美国评论家在分析克林顿出尔反尔的动机时说，别以为他的决定是基于道 义上的考虑，“首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从来没有受道德推动过，决定美国 议事日程的恰恰是私利”。②“克林顿政府的美国成了对敌对友既不可靠又难 以预测的国家。”③
当然，这种外交逆流阻挡不住周恩来所开创的世界外交新纪元的发展和 普及，周恩来所阐述的外交原理及其体现的外交艺术的普遍性是不能抹煞 的，世界外交新纪元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欧洲一位当代外交理论家早就说 过：“健全的外交原则是不可改变的，最终必将获胜，从而消除新旧外交之 间的过渡给世界造成的混乱”。④①
罗纳德·凯斯勒，《白宫内幕》，转引自《巴黎竞赛画报》1995 年 5 月 4 日出版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白宫：总统变得像君主，成了偏执狂》。②
《洛杉矶时报》1995 年 6 月 4 日。③
《华盛顿邮报》1995 年 7 月 30 日。第五章周恩来外交队伍的组建　　本章以周恩来外交队伍为题，意思是，这是一支周恩来式的、也就是社 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外交人才是外交工作的关键　　斯大林说：“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 义的资本。”又说：“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 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①“干部决定一切”成为苏联 当年干部建设中最流行的口号。　　我国早在古代已认识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称霸，肯赖管(仲) 鲍(叔牙)；楚材晋用，晋乃败楚；楚庄(王)用贤，始敢问鼎；秦举客卿，六 国尽灭。“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说苑·尊贤》)这是古时用 人的经验教训。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培养人才，首先 要进行教育。早在西周时期(前 1045—前 771)，统治阶级已十分重视对其子 弟进行严格的教育。京师设有“辟雍”(四周有水，形成壁环；像壁园又以法 尺，于雍水侧，像教化流行。明清年代改名国子监)，诸侯国设有“泮宫”(鲁 僖公作学宫于泮水之上，故名)、“庠”、“序”、“校”等学府，所以说“学 在官府”。春秋依然，孔子及其后始有私学。战国的“稷下学宫”已开百家 争鸣之风。秦汉以后.公私并举。这种施教方法，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对外 交人员进行专业教育，则始于近代的欧洲。　　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尤其重视群体的作用。早在 1914 年 9 月他在南开学校的一篇作文中便提出“爱国必先合群”的论点，把它提到“人 群不合，无爱国之真诚”的高度。所以他从小就爱结交朋友，“每得识一友， 辄寤寐不忘”。①在革命斗争中，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为了挽救同志，竭尽全 力，隐蔽精干，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了 保护党的骨干，他不怕入虎穴，下地狱。他对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 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②陈云也承认，“没有他，局势会变得更 加无法收拾”。③
发现人才，起用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成为周恩来思 想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外交人才的要求便被纳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373、458 页。①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13 页。②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528 页。③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441、440 页。入这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在人为。外交的成败，取决于执行政策者的素质 与才能。未雨绸缪：建国前积极筹划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时期，已有外交部的建制；王稼祥(1906—1974)任外交委员，即外交部长。实际上以外交代表名义同当年国民党地方 和中央代表进行谈判的只有潘汉年一人。④他是新中国的前身唯一的“特命全 权大使”。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央长江局工作，设立国际宣 传组，开始有组织的对外宣传，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系。周恩来自己也开始同 外国驻华使节接触。1939 年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央南方局工作，对外宣传小 组改称为南方局外事组，进一步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皖南事变后，又在 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1944 年 7 月美军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周恩来即致 函重庆外事组，明确提出注意储备外事人才的要求，并为中共中央起草《关 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军人员来边区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指出， 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①　　1945 年为了避免内战进一步发展，周恩来同国民党张群和美方马歇尔将 军在北平组成三人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地区又有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党开 始集中了 170 名外事干部，后来增至 600 余名，耿飚、黄华、冯铉、伍修权、 柯柏年、黄镇、董越千等人，都是当年这支队伍的中坚。②　　1946 年 11 月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后，预见战争 必胜，更加重视外交队伍的建设。在转战陕北的繁忙军务中，他便着手筹划 建国后的任务。他立刻把储存在脑中的重庆办事处、南京梅园新村、北平军 调部以及在其他地方做过外事工作的干部名单开列出来，同时将已在晋西北 的干部先集中起来，成立中央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 胜利，在已经解放的各地大中城市中相继建立外事机构。大量外事干部、翻 译人才的集聚和调配，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准备了一个基本班底。这些同志 在建国后成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骨干力量。③　　周恩来十分重视外事干部素质的提高。他强调要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思 想水平，提高业务工作能力，以适应将来外交工作的需要。他认为外事干部 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学习。第一，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思想整风。“必须从思想整风中打破资④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 79— 80 页。①
《周恩来年谱》第 580— 581 页。②
《叶剑英传》第 342、344 页。③
吴瑞章、王永钦：《周恩来在建国前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第 317 页。 重复引用时简称《周恩来研究》。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上主义也就 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①在外交工作中，他要求一定要站稳 民族立场，一扫过去半殖民地的奴隶思想，不要见了外国人就卑躬屈节。他 强调要有一种民族观念。他说，我们是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应该关心整个民 族的胜败兴亡。他要求把爱国主义与排外分开，坚持爱国主义，争取民族独 立，但不排外，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他要求外事干部一定要遵守外事纪律， 一切外事活动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领导要亲自掌握外事问题的处 理。他要求在接待外宾工作上一定要诚实朴素，不搞小动作，不要装腔作势； 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隐瞒，不掩饰，对于好 的建议和意见，要诚恳接受，虚心求教。他要求对外工作要采取认真的态度， 不是单纯的交际一番，人走了就完事大吉。一旦把门打开了以后，还要继续 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准备建国后做好新中国的外父。　　第二，他强调外事干部要深入实际生活，安排一定时间，轮流到群众中 去，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觉悟。　　第三，他强调外事干部要学习外语会话、写作和翻译，努力提高外语水 平，提高业务工作能力。　　周恩来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在学习中应该与外事组的工作有 机地联系，又要与参加土改和扩军等实际生活相联系。他特别强调要注意总 结过去的外事经验。他认为只有具备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 才能掌握政策，才能在外交场合中运用自如，以至战胜对方。①　　1949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了建国后的外交问 题，强调我国人民百年来在外交上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要有气概，要反 对恐美媚外，长自己的志气，去掉国民党买办作风。②　　由于周恩来这种“预则立”、“未雨绸缪”的筹措，新中国成立前夕， 外交工作已经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新中国成立：外交部的组建
新中国一成立，外交部随之诞生，外交工作也就开始了。周恩来以总理 身分兼任外交部长近九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外交部。前三个外交 部，即清代的总理衙门(后因《辛丑条约》改力外务部)、北洋政府的外交部 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都是周恩来所说的“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跪着办 外交”③的外交部，只有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才是独立自主的人民的外交部。①
周恩来在中央外事组学习计划上的批语，1947 年 7 月 31 日。见《周恩来年谱》第 741 页。①
《周恩来研究》第 317— 318 页。②
《周恩来年谱》第 806 页。③
《我们的周总理》第 537 页。外交部代表谁，为了谁，截然不同，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的差异。 建部伊始，急需两套人马：一套主持部内工作，一套派往国外担任重要职务。主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一是来自部队中各级领导，包括兵团级、军 师旅直至团级政工干部。首批驻外大使多数是兵团级干部，如袁仲贤、黄镇、 耿飚等。二是来自地方有过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如章汉夫、王炳南、乔冠 华、龚澎、宦乡、王任叔(巴人)等。三是自己培养的外事干部，他们多数充 任驻外使馆的秘书工作和部内科(处)级骨干，外语干部则充任翻译。四是国 际问题专家和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的起义人员，他们多数担任外交部国际法 顾问或专门委员，如周鲠生、梅汝■、李浩培、刘泽荣、凌其翰等。部内总 数只有 170 人。偌大一个部，开始只有章汉夫和李克农两名副部长(王稼祥挂 名出任驻苏大使)和王炳南(办公厅主任)、伍修权(苏欧司长、随后升任副部 长)、乔冠华(代沈端先即夏衍任亚洲司长)、宦乡(西欧非洲司长)、柯柏年(美 澳司长)、龚澎(新闻司长)和董越千(国际司长)等八九条枪便把全部的主要工 作撑起来。这百把人构成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骨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法制、军事等方面的人才，都是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的精英。这种 干部构成既体现了“另起炉灶”的精神，也是为了适应外交关系多方位多层 次的需要。　　外交机构的建立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而铺开的，是一个由下而上又由 上而下的过程。1948 年秋，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下设外事处。这是党在政权 建设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具有实际职能的外事机构。1949 年初，北平解放了， 军管会设外事处，接管了国民党驻北平外交特派员公署。新中国外事工作中 一些经常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后，外 事处随之成立，周恩来亲自安排各处负责人。①全国解放后，又在昆明、拉萨 等地设立外事处。　　培养外事人才的院校也是从解放区首先建立起来的。早在 1941 年已在延 安建立了外国语学校，其后辗转华北各地，解放后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现 为外国语大学。1946 年组建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学院并以之为基础成立了外 事学校。全国解放后，华北联大改建为中国人民大学，内设外交系。1955 年 以人大外交系为基础扩建为中国外交学院。同时在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 设立东方语系和国际政治系，并从全国重点大学招收研究生。这些院校为新 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外事人才。
50 年代中期，一批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外交部首先成立国际 关系研究所(后改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各外事部门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研 究所，如苏联东欧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拉美研究所等。现在属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地区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已将全世界问题的研究囊括在内。各地各 院校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机构，著名的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广西印支研①
李棣华：《建国前外事工作的片段回忆》，《外交学院学报》1990 年第 1 期。究所、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及其后的台湾研究所等。　　50 年代中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一系列外交干部的 管理和培养体制。如外交部总体布局的构想“三三制”，即 1/3 在国内，1/3 在国外，1/3 储备培训，以解决国内外定期轮换以及管理、培养、调配、使 用等问题。1955 年制定了《培养外交干部十二年规划》，随后修订为《培养 外交干部七年()规划》。在培养翻译干部方面，又于 1958 年制定 了以通用语种为主，提高质量，增加数量，补齐语种为中心任务的《十年规 划》。1959 年制订了培养 56 个语种的初级翻译的三年规划。1964 年又为外 事口制订了培养初级外语人才的五年应急计划。这就不但为外交部充实和扩 大了外事队伍，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作了相应的准备。　　我国规定外交部的主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办理外交事务，发布国 家重大对外政策和决定，公布外交文件和声明；负责外交谈判和交涉，签订 有关条约、协定等外交文件；参加联合国和政府间的有关国际会议和国际组 织的活动。①这实际覆盖了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外交队伍的思想建设　　周恩来十分重视外交队伍的思想建设。解放战争期间，已对开始形成的 外交队伍进行过一次整风，重点是划清与旧中国外交的界线。此后，他仍经 常强调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鲜明提出，对旧中国的外交要采取否 定和批判的态度，要同它彻底决裂，要摆脱任何屈服外交传统的影响与束缚。 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 史。我们不要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 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①　　建国前夕，周恩来己明确地阐述了即将创建的新中国所要采取的基本外 交立场，他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 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②他生前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一外交立场。 周恩来进一步提出，贯彻新中国外交方针，在思想领导方面，必须绝对 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下列七个方面：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尊重和学习。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①
《中国政府机构名录》1996／上卷第 2 页。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 页。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21 页。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关系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一定很危险。外交工作中不容许个人打算， 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 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 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提倡 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把原则当教条不是政治，是教 条主义。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①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向广大干部宣讲过好“五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 但一般干部，所有外交人员都要过好这“五关”。他把过好“五关”提到解 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 属关和生活关。没有人不同这“五关”相联系，过不好这“五关”就谈不上 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谈不上革命，谈不上做好外交工作。　　周恩来说，过思想关就是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 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辈子的事。思想要不落 伍，就得跟上不断前进的时代。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思想改造也 就没有止境。　　过思想关要联系自身的阶级关系，还要联系自己工作的周围环境的工作 关系，接触事物中的阶级关系。这对外事工作者尤为重要。周恩来以自己为 例，现身说法，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谈到统战工作中同国民党高官和美国 显要的复杂关系，从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谈到周围环境的复杂情况，联系自 己的思想。他还自告奋勇带头改造思想，经常反省，经常“洗澡”，一直改 造到老。　　1963 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勉励在国外工作的同志说：“入污泥而不 染”(北宋周敦颐《爱莲说》)，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 命品质。他一向反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①　　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方能看出 立场稳不稳；而且不是看一时一事，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要看工 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和党性，特别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否知 过必改，帮助人进步。　　　　过社会关之所以重要，因为中国社会特别复杂。在这个社会里，旧的、 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 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旧社会的 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一个北京城，到处都可以看 到旧的习气。要把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需要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周恩 来讲这话已经 30 多年了，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了吗？可见周恩来对这个何等 艰巨的任务作了多么深刻的剖析！　　亲属关不只是指直系亲属，还有本家，亲戚。到底谁影响谁？如果解决 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 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过这个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 容易了。周恩来显然已经觉察到干部子弟问题，认为十分重要。他呼吁领导 干部做出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他 还以秦二世亡秦为例，大敲警钟。——提倡计划生育后，涌现了一批又一批 “小皇帝”、“小公主”，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生活关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物质上应知足常乐，使艰苦朴素 成为一种美德。这样就会心情舒畅。自己节约，增加集体福利，为国家增加 积累，尽快将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上应全身心放在共产主义 事业上，以人民疾苦为忧，以世界前途为念。这样，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 精神境界就会高尚。①　　周恩来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做一个好的革命者要树立四个观点：第一 是革命观点，第二是阶级观点，第三是群众观点，第四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这无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扼要的概括，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世界观上 最完备的教科书。关于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周恩来也讲得很清 楚。他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类是公而忘私，第二类是先公后 私，第三类是半公半私，第四类是自私自利。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该追求高 的境界。但是“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因而又提出 “先公后私”。对世界观的改造，周恩来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干 到老，改造到老。”他认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②　　周恩来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这些论述，是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大贡 献。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懈，也要求所有革命干部严于律己，不断 进步。对外交人员的这种要求，在世界外交学中则未之前闻。周恩来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在同一场合的讲话中，历数官僚主义的20 种表现，“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③50 年代许多老部长最怕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常当众给那些有官僚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3— 428 页。②
《我们的周总理》第 443— 444 页。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8— 422 页。主义作风的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责问：“这就是你们弄的 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么！” “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当面 汇报更难：怕问数字，怕问细节。有时被问得满脸通红，浑身冒汗。有这样 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①　　周恩来对外交部各级干部的要求同样严格，很少有人敢对工作采取马马 虎虎的态度。十六字诀：外交人员的金科玉律　　1951 年周恩来为外交干部规定了“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 钻研业务，严守纪律。这 16 字便成为所有外事干部的座右铭，也应该是全国 各条战线工作人员的准绳和箴言。它是周恩来长期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是 对干部德才兼备的概括与提高，是理论升华的结晶，是永远策励干部不犯或 少犯错误的金科玉律。　　周恩来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这 16 字诀作过详细解说。就总的方面而 言，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 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反对失掉民族自 尊心”，他说，“加强我们的自信，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对我们外事工作 者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它与国际主义是 结合着的，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②以下就 16 字诀逐条举例说明：　　站稳立场。早在 40 年代，重庆有一名外国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当 你信仰的共产主义与你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 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①当年有一种别有用心的诬蔑，说 中国共产党员没有国家观念，因为他们的祖国是苏联。解放后，也有些记者 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周恩来的答复表明，都是共产主义者，由于国别不同，他们考虑问题的 出发点是不完全一样的。共性之中有个性，这是经常要注意的问题。
周恩来对作为中国人的感受是很深的。他经历了中国人受尽帝国主义欺 凌的年代，经历了中国人陷入苦难深渊的年代。拯救屈辱的祖国，解放受迫 害的人民，成为他献身革命的动力。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牺牲，新中国诞生了， 人民翻身了，应该为国家争气。政治上站稳立场，首先就是要站在中国人的①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 138— 139 页。韩念龙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也谈了类似情况，列举了很多生动的事例。②
《我们的周总理》第 356 页。①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 23 页。立场，要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周恩来多次说过，一个不爱家、不爱国的人，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作为一个外交干部，首先要处处体现出他是一个中国人。周恩来在这方 面堪称典范。他穿的服装，用料一定要国产的。一旦有了国产手表，他便戴 上，并向外宾介绍，引以为荣。有了国产轿车，他便不再乘坐洋车。迎送国 宾的汽车一律改用国产的。甚至剃须刀片他也要求用国产的。周恩来经常接 触外宾，也让外宾从服饰和容貌上首先感到他是一个庄重的中国人。他以作 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爱国必须了解本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国情。周恩来从小就注意中国 历史的变迁，熟悉历史掌故。他几乎了解全国两千多个县市的方位。在同印 度人谈判边界问题时，他了解具体地点的情况令对方吃惊。①对于中国的传统 文化，他更是情有独钟，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对于国情，他也是了如指掌， 不仅令外宾敬佩，连主管同志也自叹不如。　　爱国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国家利益，既包括阶级的 和民族的利益，也要顾及全人类的利益。周恩来的国家利益观，正是由这三 部分组成的。国家的最高利益莫高于国家主权。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诸 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 是国家的领土不容侵犯，人民的生活不受他国干扰，内政不让他国干涉。外 交，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不仅表现在内政不受干涉和诸如拒绝赫鲁晓夫组建中苏联合舰 队和设立长波电台等重大的问题上，许多看似细微末节的小事，电不能忽视。1971 年 1 月，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美国总统发言人向我方提出，美方己准 备花 100 万美元租用通讯卫星以供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大批记者播发电视，图 片、电讯之需，要求我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方承担。 周恩来闻报后，立即指出，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问题， 并指示答复美方，请他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在租用期间，所有权 属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同意美方事先申请使用权的要求，并向使用者收 取费用。这位发言人听后很惊讶地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同意 你们的办法，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尊严。②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由于周恩来的坚持，也出于对周恩来的尊重，尼 克松不得不放弃乘坐自己专机的一贯做法。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①周恩来这种处处维护国家主权的类似事①
据韩素音在《我与周恩来的九次会见》文说：“一位见过周总理七次的印度驻华大使写的回忆录里，说周总理对中印边界比谁都清楚，山多高，谷多深，什么村子，他都知道。印度外交部都不清楚的，他清楚。 他们觉得要知道自己的边界、要问中国人。”见《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404 页。②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311— 312 页。①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 250 页。例，列举出来，可以编成一本畅销书。 掌握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②，党的生命也涉及国家民族的生命。这是每一个干部都明白的道理，外交人员尤须铭记在心。周恩来早在新 中国外交部的成立大会上就已提出告诫说：“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 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 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 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 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 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 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 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③　　大家都知道大使是“特命全权”代表。在我国春秋时期，已有“臣义而 行，不待命”的思想和做法。《公羊·庄公十九年》解释说：“大夫受命不 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这是因为当年信息传 递全靠人马输送，应允许出使人员拥有处理未及请示或虽有训令但不合事宜 的权力，否则将使国家受损。这也是欧洲中世纪外交的通例。鲁国叔孙豹在 参加“弭兵之会”(前 546 年)对如何处理晋楚两霸要求各自的与国“交相见” (轮流向对方霸主朝贡)的问题，断然不顾国内“视邾滕”的指示(采取与小国 邾滕相同的立场)，毅然与诸侯并列缔约，从而避免将鲁国降为附庸的屈辱地 位。叔孙并未因此受到朝中的责难，可见他贯彻了“臣义而行”的思想。降 至战国时期，纵横家“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还被认为是他们的专长(《汉 书·艺文志》)。春秋战国的这些外交人物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意义的“特命 全权大使”。然而当代外交，其范围和内容之广泛复杂已大大超过古代，而 且现代的电讯传递只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完全来得及请示国内并得到及时 的指示。所以周恩来常常告诫说：“特命全权”其实是“授权有限”。　　陈毅曾对一位新任驻外大使说：“特命全权，好像有多大权力似的。跟 你实说，权力有限。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请示汇报。”他继续说道：“不要 说大使，就我这个外交部长，也权力有限嘛。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我们 国家外交政策，外交动态，都是主席亲自过问，总理亲自掌握的。你们刚到 外事口，还不晓得外交的厉害。你在外边，往来电话、对外交涉，都要详细 记录在案，一事一报。占书上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改几个字送 给你，叫做‘大使在外，不可自作主张’。”①诚然，授权有限只是对内而言， 对外一言一行，人们仍以为是代表国家的。掌握政策，可不慎乎？钻研业务。前已说过，周恩来关于学习的名言是：“活到老，学到老、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98 页。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 页。①
《中国外文官丛书·开启国门》第 258— 259 页。干到老，改造到老。”公元前 521 年晋卿士鞅访问鲁国，因为不知道鲁先君 之讳，闹了笑话。他回国后，逢人便告诫说：“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 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也。”(《国语·晋语九》)其实当时已有“入乡问 俗，入门问讳”(《礼记·曲礼上》)之诫，士鞅太大意了。周恩来熟读经传， 这个故事无疑对他一生好学起了策励作用。他不但向历史学习，而且向现实 学习；他不但向书本学习，而且向群众学习；他不但向中国人学习，而且向 外国人学习。他时时学习，处处学习。②　　有一位外国学者说：“周恩来的领导才能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那就是 他对外部世界有广博的知识。中国领导人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在外国的资 历。甚至著名的列宁，能否同周相提并论，也是值得怀疑的。”①　　周恩来懂英、日、法、德、俄五种语文，能熟练运用英语。这在党和国 家领导人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正因为周恩来深深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他不但强调外事干部要学习，而 且亲自为他们安排，甚至现身说法，手把手地教导。　　早在武汉时期(1938 年)，周恩来就在亲自领导的国际宣传组强调外事干 部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搞外事工作一定要多动脑筋，还要做到五勤：一是 眼勤，就是要多读马列和毛著，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针。二是耳勤， 要多听和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三是嘴勤，要积极地有效地宣传我 们党的方针政策，批驳错误的东西。四是手勤，凡事要自己动手、决不可养 成懒惰的作风，依赖旁人。五是腿勤，要多走动，广泛结交，不能深居简出， 等人上门。②周恩来 1914 年在南开的一篇作文中便提出了“一生之计在于勤” 的思想，认为“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③“五勤”正是这一思想的 发展和运用。到了重庆以后，外事工作进一步展开了，外事干部需要学习的 迫切性也随之提高了。有一次他在接见《新华日报》的同志时，要求他们“努 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也要博，不要自满”。④ 即使是在国内外斗争已日形尖锐激烈的南京梅园新村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放 松对外事干部的学习要求。　　建国后，他经常勉励外交干部，要有四海为家干一番事业的抱负，要一 辈子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学习和掌握外交业务知识，做到“又 红又专”。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 文化教育等基本知识，还应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①要搞好外交业务，还要努力掌握完成本职工作的基本功。除了上述“五①
费力克斯·格林：《围墙内外》，《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128— 129 页。②
《回忆周总理在解放前的外交战斗》，《敬爱的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续编，第 122 页。③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7 页。④
《周恩来传》第 503 页。①
②《研究周恩来》第 303 页。勤”，他还要求外交干部做到”四多”、“一化”。“四多”已如前述。“一 化”指“外语化”，要学会外语。②他甚至要求主管国别事务的同志，成为了解该国的一本“活字典”。 周恩来要求驻外使节向驻在国学习，指出一个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长处，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要学习驻在国语言，尊重驻在国风俗习惯， 熟悉驻在国情况。周恩来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1952 年召开使节会议 时，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主义表现，便抓住这个问题，大讲大国沙文主义的 危害，提倡平等待人。他说，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孟子·梁 惠王下》)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万隆会议时，周恩 来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谈话，强调要用阿拉伯语翻译。他还说，去阿拉伯国 家的留学生要学《古兰经》，了解宗教情况，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吃牛 羊肉，尊重人家的款待。他自己就同主人一起吃当地的饭菜，主人很高兴。③　　周恩来对外事人员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千方百计提高大家的学习自觉 性。有时他利用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机会，向在场的同志询问国际上和各方 面的情况。如果属于重要情况，主管同志答不上来，他就要责备，然后耐心 他讲解学习业务知识的重要性，外事干部应具备的知识范围和怎样提高业务 知识的水平等，引导大家钻研业务。他有时还考问一些中外古今的地理历史 和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引导大家注意掌握必要的广博的知识。①　　一位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建国初期，从部队调来一 批干部，总理为他们开办外交业务学习班，还亲自参加讲课，使他们逐渐学 会办外交。他还要求使节到农村参观访问，了解国内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 要使节列席一些重要会议，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全局，以便更好地代表国 家出使国外。②使节出国前，他在接见中往往介绍该国的主要情况、对外政策以及同我国的关系，并交代使馆的职责、任务、机构、编制原则和工作方 针、方法以至如何开展工作等，使他们心中有数。凡有使节回国，他总是亲 自接见，听取汇报，一起研究问题，给予具体指导。人所共知，周恩来对干 部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对外交干部也不例外。周恩来经常提醒各级领 导，要公平地对待和使用干部，以团结为重，律己严，责人宽。对犯错误的 干部，真正做到“改了就好”，从不抓辫子，打棍子。“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一再叮嘱外交部的当权派，下放干校的司级干部，非经他同意，不得擅自 调离，从而为外交部保存了一批外交骨干。他关心职工的群众生活。他自己 常常在节假日深入到部内食堂，与大家聚餐，或参加周末舞会。即使他不再 兼任外交部长了，也从不问断，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止。遵守纪律。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③
《我们的周总理》第 537 页。①
②《我们的周总理》第 537— 538、538 页。弱了一点(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 无产阶级。”③周恩来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有口皆碑。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 已在实际斗争中体会到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党员入党，遵守纪律成为誓词的 主要内容之一。泄密对党的危害，有时可以使整个组织遭受破坏、所有负责 人被捕杀的严重地步。他对不该透露的事情，真正做到守口如 瓶，即使对 朝夕相处的夫人也不例外。周恩来对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叶剑英从长期的并 肩战斗中深有体会。据当年参加北平军调部工作的李聚奎将军回忆、叶剑英 对此作过如下交代说，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第一，话不 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考虑，话一说出口就不好改变；第二， 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第三， 要注意保密，防止他人钻空子；第四，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① 不言而喻，这正是周恩来的要求。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一个个大城市即将解放的时刻，周恩来再三为中 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指示“凡有关外交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决定， 必须报告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方可执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 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跟着又严令各部队入城后必须“遵守城市纪律， 坚守城市政策，不得违犯”。②“凡外事上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央已定方针可 循的，一概不要忙于答复，以便向中央请示，并留回旋余地”。③ 年 4月 23 日南京解放后，立即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发出指示：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 使馆、公使馆，我们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不要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 但对其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也不必进行登记。随后又发 出指示说：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④　　建国后，他经常对外交干部说，路线的正确执行必须靠纪律来保证。外 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事关涉外大节不准边斩边奏，更不 准先斩后奏。因为某一事件从局部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局看，这 样做又是有损全局的，因此必须请示中央全面考虑，作出决定。他对驻外大 使们说，外交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外交如同一个交响乐团， 所有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都要统一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指挥下，进行有规律的合 奏，才能有效地配合，演奏出优美和谐的乐章来。周恩来出国参加会议或访 问，每天不管多晚，都要写电报向中央报告请示。凡遇重大问题，立即请示 中央，一直等到中央复电才执行。周恩来在遵守各项工作纪律方面，给大家 做出了表率。①周恩来绝不容忍违犯外事纪律的言行，对谁都不宽贷。有一次，某驻外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01 页。①
《李聚奎回忆录》第 237 页。②
③④见《周恩来年谱》 年记载。①
甄小英：《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 131 页。大使，是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应该国总统之请，向与之有龃龉的该国总理转 达意见。周恩来阅报，指示秘书立即起草电报并亲自签发，批评这种卷入驻 在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做法“荒唐之至！”这是作者亲闻目睹周恩来对驻外大 使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正是爱之深，责之切！　　周恩来留给长期在身边工作人员难以忘怀的印象是：惊人的记忆力，非 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 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 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②在主持和领导外交部工作的几十年中，周 恩来结合外交工作的特点，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倡导和培育了外交战线的一 代新风。他要求“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他的外交风格就是这 样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坚持原则，策略灵活；庄重大 方，不亢不卑；推己及人，交友以诚；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光明磊落，“言 必信，行必果”；平等协商，以理服人。周恩来身上那种神奇的魅力，吸引 力，不是别的，正是他这一整套外交风格或外交艺术所发生的作用。它们无 处不在，无时不在，为新中国赢得朋友，赢得尊敬。③对外事翻译的要求　　翻译的职能是为双方沟通对话。翻译人员和外交人员在历史上是同时产 生、同时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同义语。我国古代已有专职的翻译，名称很费 解，叫做“象胥”(《周礼·秋官》)，后来则称为通译官。到了清代，自己 的译员不用，竟聘请洋人当翻译，这些洋翻译才是真正的里通外国者。　　周恩来需要翻译，不是因为自己不懂外语，而是在正式场合使用本国语 言，是自尊自重的表现。1950 年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侵略朝鲜 问题，台湾“代表”在发言时不使用联合国通用语文之一的中文，而使用英 语。此人就是蒋帮一肚子洋墨水的名教授、老官僚蒋廷■()。伍 修权抓住他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说：“我怀疑这个发言 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他连中国人民的语言都不会讲”，弄得那位蒋家“代 表”十分狼狈，①在会上抬不起头来。1954 年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在 机场上对前来欢迎的印度总理等高级官员和外国驻印使节发表谈话，由译员 先口译印地语，然后译成英语，以示对东道国的尊重，并照顾听不懂印地语 的人。
周恩来自始就很重视翻译工作。早在武汉长江局和重庆南方局年代，翻 译——宣传——外事就已经构成外交工作三个紧密相联的环节。组内成员个 个都是一身三任“又红又专”的精英。建国后他们都成为外交战线的中坚，②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 160 页。①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第 58 页。几乎全都担任外交部领导。据 1989 年粗略统计，外交部现职正副司长和大 使、参赞级干部将近 60％是周恩来在世时期选拔培养的翻译。周恩来生前已 把翻译当作外交人员的重要来源。②所以翻译人员既是外交队伍中的一支特殊 “兵种”，翻译工作又是锤炼外交人员的“战场”。　　应该说，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的一切成就，都有他的译员的一份功劳。 周恩来说，他们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他们，重要的事，双方坐在 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①一场重大的翻译工作下来，周恩来都要向他 们表示感谢。周恩来对翻译的理解、体贴，感人至深。他对翻译说：“我们 两人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会谈前，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 他们看到有关文件或讲稿，预作准备。他最理解和体会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 艰苦性，他说：“不让翻译参加政治业务学习是最残酷的。”内部聚餐他为 之敬酒，设法让翻译吃饭；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有一位朝鲜 族翻译听不懂上海话，总理就反过来替他当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 学习方言”。②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深深懂得培养翻译人才任重而道远。所以 他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就在解放区设立外国语学校。建国后，除各院校原有 的外语系，又创建了许多外语院校，以应急需。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部内和各驻外使领馆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每个干部 都要学习一门外语。到 1957 年，由外交部安排培养的外文和翻译干部已达27 个语种 600 多人。然而形势急速发展，仍有捉襟见肘之感。周恩来觉察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 国家语文的翻译”。③　　1957 年 11 月周恩来接见来访的埃及文化代表团时说，我们的阿拉伯文 翻译太少了，一有事就拉刘瑞麟教授，他身上北大的校徽是对我们的一个抗 议。周恩来井当场交代外交部陪见的司长，要他在两年内培养第一批会阿拉 伯文的人，几十个或几百个能写会讲的人。①　　周恩来对外交部的批评一个多月之后，又一次类似的情况使他陷入尴尬 的境地。　　1957 年底，周恩来在机场欢迎中东某国副首相来访时，阿拉伯文译员因 一时紧张听不懂来宾的讲话，翻译中断，出现冷场，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文 翻译顶替。
1963 年 8 月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访华。由于索马里的历史情况，周恩来考 虑到意大利语比英语更通行，交代这次接见要配备意语翻译。当时外交部尚②
《研究同恩来》第 316 页。①
③《研究周恩来》第 316— 327 页。②
《我们的周总理》第 538— 539 页。①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222 页。无意语翻译，临时从外语学院借调一名刚从罗马留学归国的青年女教师。因 舍马克也懂英语，会谈基本上没有使用意大利语，但周恩来仍指定这位教师 参加。一些参观活动则尽量用意语翻译，让她有锻炼的机会。毛泽东接见时， 周恩来也安排她参加，并在接见结束后为她引见毛泽东。周恩来颇感自豪地 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意文翻译，是专门派去意大利学习的。将来我们要 做到世界各国的语文都要有人去学，我们搞国际主义就要这样做。毛泽东微 笑称是，并和这位青年女教师亲切握手问好。这充分显示周恩来对新生力量 满腔热忱的爱护，更是对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的重视和关切。②　　翻译干部十年培训规划就是在两次出现阿拉伯语翻译问题之后根据周恩 来的指示制订的。1973 年周恩来批准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计划。他在审批 这些规划中特别强调配齐语种，将报告中三处提到的“小国语种”逐一改为 “非通用语种”，体现了他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　　除了教学上的培养，周恩来也很强调在职锻炼，多次指示要重点抓好高 级翻译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要为翻译多提供实践的机会，要让他们参加和 熟悉外交业务，了解政策。　　周恩来对翻译人员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他们练政治思想基本功、语言 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要求翻译加强形势政策学习，看有关的文件 资料，不要当传声筒，而要参与业务。做口译的则要对领导同志所谈的问题、 外宾可能提出的问题，预作准备；要熟悉领导同志的意见，领会精神，还要 当好领导的参谋，帮助把关。他还不止一次他讲过，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译 得准确，而且要译出领导同志的口气和感情。重要的词句怎样译，他是很注 意的。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当即提出纠正。①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 60 年代 初，有一次周恩来会见外宾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 民反抗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74 章》)的成语。因为翻译未理解好，译得不准确。周恩来就解释成语的含 义，再让他准确译出。②　　偶尔为周恩来当翻译的一位外交部处级干部(原北京外语学院英文教师) 说，她因为译不出“越俎代庖”(《庄子·消遥游》)受到批评。她说，周总 理对我语气虽温和但意思却很严峻地说：“你是章行老(章士钊)的女儿，行 老古今中外，知识渊博。你怎么未能继承？连‘越俎代庖’都不懂吗？你们 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太少了。”她后来将此事告诉当时担任 周恩来主要翻译的同事，据说周总理也嘱咐他要通读《资治通鉴》。③翻译界老前辈师哲深有体会地说：翻译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口译则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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