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军民伤亡3500万 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中国抗战：军民伤亡3500万 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1)
15:42:37 &《当代军事文摘》 & &上一张下一张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军民的伤亡战后中国军民伤亡统计数字国统区军民伤亡数字。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9065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解放区晋察冀等7个抗日根据地民众伤亡数字。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统计：“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数字。《抗日战争8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载：“中共军队负伤29万人，阵亡16万人，被俘4．6万人，失踪8．7万人，合计58．3万人。”全国军民伤亡总数。约为2200万人，剔除国统区军队因病死亡的40多万人的数字，为2100多万人。此统计数字未包括台湾省、香港、澳门、东北地区和没列入统计的其他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的调查统计数字1987年在北京“七七”事变50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也提出：“抗战8年，中国人民生命牺牲多达2000万。”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军民伤亡有如下的概略统计数字：“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国军队和地方研究机构与政府调查统计部门共同就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人。”上一张下一张侵华战争造成的伤亡有待深入研究关于劳工伤亡。日本侵华期间，曾在中国的北平、塘沽、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大同、浦口、海南岛等地建立战俘劳工集中营，把战俘当作特殊工人送往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战俘在集中营内遭到虐待而大批死亡，如石家庄集中营和济南集中营死亡率为40％～50％。同时日本又采用骗招、摊派、抽调、抓捕等办法，大量强掳平民充当劳工。据统计，日本占领当局从1935年至1945年8月共强征、役使中国强制劳工总数为1500余万人。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称：“现已发现的这种万人坑就有80多处，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日军在同苏联接近的东满和北满修筑大量的军事工程，先后驱使几十万名劳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造成劳工大量死亡。辽宁省台安县1941年和1942年被日军强征劳T2972人修筑军事工程，致死1500多人修筑兴安岭筑城工程致使6000多名劳工死亡，改修穆兴水路工程致使1700名劳工死亡I修筑黑龙江省孙吴军事工程群，形成掩埋3000多名劳工的乱坟场。日军于军事工程完成后屠杀全部劳工，其中仅7项工程就秘密杀害劳工3万多人。日军建成海拉尔军事要塞、虎头工程、哈尔滨平房731细菌部队工程、兴安岭筑城工程后，都将中国劳工全部杀害。日本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枯竭的问题，强掳中国平民和战俘押往日本国内从事繁重劳役。据日本官方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共强掳青壮年人41758名，押解上船之前死亡2823人，乘船以后以及在各企业单位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关于细菌战伤亡。据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8：细菌战与毒气战》所收资料统计，日军曾在我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有27万多名军民死于细菌战。这仅是当时当地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不包括在当地继续蔓延和向周围地区传播后的死亡人数，也不包括农业细菌战造成各地饥荒的死亡数字。近年来，经过调查，又收集到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的罪证。例如，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军多次在浙江衢州各地撒放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造成当地疫病大流行，至1948年末，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年日军在浙东作战和湖南常德作战中进行细菌战，使1万多名中国民众受到伤害，在山东鲁西北，日军“围剿”抗日根据地，施放霍乱菌，造成中国民众20多万人罹难；日军对云南保山地区实施细菌战，造成20多万名民众受到细菌伤害。日本战败后，遗弃大批细菌，致使当地不断发生传染病。例如731部队所在的平房地区连年爆发鼠疫，1947年的鼠疫就夺走3万多人的生命，在内蒙古东部的王爷庙(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等地区也因鼠疫流行死亡4万多人，等等。上一张下一张关于活体实验伤亡。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细菌感染实验、冻伤实验、压力实验、毒气实验等活体实验。1949年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俘时，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731部队任职的川岛清少将供认：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600。据此推算，有3000人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这一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该部队杀害的人数。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人被害于由石井四郎直接控制的(北京、南京、广州)细菌战死亡工厂里，这还不包括1部队败逃时屠杀的准备用于活体实验的人。侵华日军为了医学教学实习，也大量进行活体解剖实验。据日军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军医汤浅谦供认：根据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各师团为进行军医教学，一年做两次手术演习。汤浅谦共参与了7次人体活体解剖，每次1～4人。仅日本华北方面军就有30万人，有20多个陆军医院、军医数千人，其活体解剖杀害的数字是很大的。关于化学战伤亡。据统计，日军曾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之多，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万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余人，受伤4．1万余人；还在中国居民区施放毒气，并在水井和河水中投毒；日军化学战对中国军民的伤害人数在10万以上。另据统计，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产746万发化学炮弹，大多用于或存于中国战场。近年来，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发现日本遗弃的毒气弹约200万发，已经使2000多人受到伤害。关于强暴妇女造成的伤害。据估算，侵华日军在中国用抢夺、俘虏、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以上。至于侵华日军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的14年间，对占领地区中国妇女的伤害，尤其是在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作战时强奸杀害的中国妇女的数字非常大。据历史学家吴天威推算：“日军先后在华作战的官兵在500万人以上，其所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万人。”日军强暴杀害中国妇女的数字也非常大。仅1941年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曲阳郑家庄，“用汽车抢走我妇女同胞427人，运往东北去当娼妓做牛马”。在冀南地区，“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恐怕不下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在慰安所里的中国“慰安妇”更是幸存者寥寥无几。“据统计，当年数千名被逼为侵琼日军'慰安妇'的海南妇女幸存下来而至今尚健在的仅几十人。”关于制贩毒品造成的伤害。日本侵华8年期间在整个中国贩毒总额，约略估算如下：东北(伪满洲国)的年平均鸦片生产额为2200万两，以每两批发价7元计，每年所获的售毒款额即为1.54亿元。华北每年售毒获利额为1．65亿元，其每年售毒总额约为5．5亿元。华中每年售毒总额10亿元。上一张下一张华南(广州、厦门为重点)的售毒总额估计为华中的1／3，即应为3．33亿元。4者合计，日本占领当局在全中国占领区的毒品贩售总额每年约为20．37亿元(日元)。这个数字与美国人乌马克对1939年所估计的日本在华贩毒总额3亿美元(即日币12亿元)之数相比较，虽然相差8亿元(日元)而偏高，但却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论数字。关于战争灾害造成的伤亡。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灾害，大体分为4类。侵华日军出于军事目的而制造的灾害。例如，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平原实施“三光”作战，利用冀中、冀西河湖水暴涨之机，决堤128处，致使当地6752个村庄受灾，淹没良田153．82万亩，冲毁房屋168904间，灾民达200万人。1943年秋日军在山东鲁西北进行“三光”作战，掘开卫河3处堤坝，并且实施霍乱细菌作战，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6万人死亡。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掠夺，造成当地的灾害。例如，“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严重灾难，以致有难民26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约有1000万人颠沛流离在死亡线上”。侵华日军对占领区的残暴统治而造成的灾害。例如，据河南省统计，自1938年起至1945年秋季，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1938年之黄泛与1942年之旱灾为最，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300万人。据湖北省统计，自1938年至1943年被灾区域达63县，其中27县遭受日寇灾害最烈，牺牲最巨，遭受水灾者27县，估计被灾面积1．22亿亩，灾民凡44年鄂北各县受灾县份共21县，待赈人数达130万人。日军占领广东中山县三灶岛8年，致使3500多人饿死。侵华日军于1939年8月占领广东潮阳县海门镇，致使月间发生饥荒，全镇饿死17000余人，另有1．5万余人流落外地。侵华日军战火逼迫民众逃亡而造成的灾害。战后，国民政府《全国人民生命损失及人民劳力损失统计表》统计，全国难民战时流亡数人，几近1亿人。难民的死亡数肯定较和平时期高出很多。上一张下一张残酷的经济掠夺及其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日本在对东北14年的统治中，仅年，就从东北掠夺了2．23多亿吨煤、1100多万吨生铁、580多万吨钢。年的3年间，征收的粮食970万吨被直接运往日本。据统计，1944年末，日本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公顷，占东北全部耕地的1／10。日军侵占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后，决定以军用手票支付不包括华北在内的侵华日军军费。此票不编号，发行量全由日本临时军事会计来确定，要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1937年末，发行额为137万日元；一年后猛增到3680万日元，1942年12月，发行额已达5亿日元；到1943年4月，军票才停止发行。日军凭暴力强制规定军票与法币的比价，不断使军票升值。1939年8月规定法币与军票等价，1940年5月成为100：7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票价值扶摇直上，1942年5月法币与军票的比价降为100：8。日本侵占香港后也发行了大量的军票。日本为了支付其巨额军费开支，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公债，仅以日元计值的就有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割引国库债券、中国事变国库债券、战时报国债券、日本国库债券、日本债券等45种之多，计为当时的日币26亿日元，加上以伪满币、中储券、中联券、旧台币计值的，按当时的外汇兑换比值计算，日本战后残留在中国的公债约为471亿日元，这还不包括日本在抗日根据地周边和伪蒙疆地区发行的公债、日伪发行的变相公债、在台湾发行的邮政储蓄券等。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仅据全国金银币、金银条、船舶、工矿、道路、交通、港口、农村水利、住房私产、资源减损、军费损失等各项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不完全统计，即达559．43844亿美元。例如湖南全省78县市，被敌沦陷者44县市，被敌侵扰者11县，被轰炸者9县。总计全省人口伤亡262．2383万人，财产损失达当时国币12．万亿元(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损失之巨冠于各省。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巧取豪夺和劫掠子中国大量文物。查明有据统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日本侵华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海外华侨大肆掠夺，造成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华侨所受财产损失6亿多美元。菲律宾受损失的达1．2万家，新加坡7300余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国军队和地方研究机构与政府调查统计部门共同就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至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工业化迟滞所产生的损失更是数额巨大。(李元山摘自解放军出版社《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媒体披露刘汉曾欲花1000万元买仇家人头刘汉刘维特大涉黑集团以暴力手段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又以通过实施更大的罪恶来维护和扩张。连日来，法院庭审进入举证质证环节。公诉机关出示证据、事实和被告人供词供述，一步步撕开刘汉刘维黑道内幕。本网将继续解析刘汉刘维特大涉黑集团罪恶路。抗日战争中的白刃战：日制三零式刺刀占据很大优势日军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三零式刺刀与敌进行白刃战。三八式步枪全长为1276mm，上刺刀的全长为1659mm，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随着自动武器的广泛出现及战场火力的不断增强，在二战中的大多数战场，刺刀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中国战场却是一个例外，这是由交战双方的装备水平、战术思想和军队传统等决定的。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尽管日本陆军常备军只有17个师团共45万人，但他们大多是经过长期训练的精兵，在拼刺技术和士气方面占据优势。拼刺训练是日军新兵的基本训练之一，通常每个中队都会配备拼刺训练教官，而陆军部队的联队长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白刃战训练计划。据说在抗战爆发初期，在白刃战中我方需要三到五名战士才能对付一名日军士兵，日军拼刺技术之强可见一斑。说到日军拼刺技术的渊源，尽管有中古时期开始发展的被称为“剑道”的独具特色的器械搏击术，但它与刺枪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与中国不同的是，战国时期“足轻”们所使用的竹枪是被武士阶级所不齿的，因此枪术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实际上，对于日本而言，大规模的刺刀技战术训练仍然始于19世纪末期。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陆军中，受法国陆军重视白刃战传统的影响（1873年颁布的第一版《步兵操典》就是译自法文），刺刀训练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期间，精于近战格斗、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西乡军在白刃战中曾给予政府军以重大杀伤，战后，日本陆军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普通士兵的白刃战训练，同时，针对日军士兵特点的“銃剣術”技战术动作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04年在上海，日本军事剑术队与英国皇家海军刺枪团的对抗性表演中，日本方面经过精心设计的无懈可击的单兵刺枪术曾给予在场的各国观察员以深刻的印象。与西方列强相比，日军将所谓的“精神力”和意志的作用被提高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强调进攻精神，把精神力作为战斗力的主体；认为以刺刀突击才能取得最后的决胜，因此“以肉搏战制胜”的观点在当时的日军高层中大行其道。这固然是因为日本与当时的西方列强相比，工业和经济实力仍然相对落后；但军部高层对陆军火力的进步对作战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胜，使日军片面的依靠所谓的“白兵突击”，对于速射火力可以改变战场形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一战中欧洲战场残酷的堑壕攻防战，对于日军来说并没有直观的认识；欧洲人眼中的“大战”，对于日本人来说只不过是在亚太地区几场“轻松的胜利”而已。因此在昭和7年（1932年）的步兵操典中，仍然强调“充溢的攻击精神可以凌驾与物质的威力之上”。残酷的白刃战白刃战的残酷性，主要表现在战斗中，阵亡者的比例通常要远大于伤者的比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有人曾以军医在临床时，“很少看到刺刀伤，除了偶然的情形以外”为理由，论证“在未来战争中刺刀的地位会完全被推翻”；我认为上述论据有失片面。与一般的火力战不同的是，白刃格斗阶段时，敌我双方的交战距离极近。在面对面的交锋中，刺刀等冷兵器所造成的伤害，更多的集中于胸腹部和喉咙等人体要害部位。在这种情况下，被刺中的战士即使未当场死亡，也会由于流血过多而性命堪忧，很多伤者实际上在撤到后方之前就已死亡；此外，在近距离作战中，只有控制战场的一方，才能有效的收治和救助伤员；这些可能就是为什么军队的医疗部门很少有刺刀伤案例的原因吧。对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来说，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的日本军校教育的背景，似乎并未对部队拼刺训练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而黄埔军校自建立之初，就将所谓的“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培养的军官在战术素养方面似乎还不如北洋系的保定军官学校；这么说来，苏式刺枪术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而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军事合作中，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德国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由于德国陆军在传统上更重视步兵射击的速度及战场上持续性的火力，只有在巷战或者堑壕突击战等个别情况下，德军步兵才使用手榴弹、匕首和工兵铲等装备进行白刃战。这一点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和以日本为假想敌作战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就是由新旧军阀拼凑而成的混合体，不但政令和军令无从统一，步兵训练水平方面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擅长白刃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抗战爆发初期，进入白刃战阶段后，国民党军的部队普遍缺乏组织，火力点的配置也无法对士兵起到掩护作用，即使在士气较为高涨的情况之下，广大官兵们也只能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与敌人死拼，由于拼刺训练的不足，一般来说伤亡比普遍较大。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李宗仁的所谓“广西军”，由于在省内普遍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并在部队中保留了大量的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尤其是班长，因此在突击作战和白刃战的组织中颇有其独到之处。台儿庄战役中，以广西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最终打垮了日军的精锐师团仙台师团，就是其实力最好的体现。另外一支擅长白刃战的国军部队，则是隶属西北军序列的29军。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29军的“大刀队”即已名声大噪。在1935年的长城抗战期间，喜峰口一役更是大振民心士气。流传下来的西北军刀法“破锋八刀”可能就是他们最好的诠释了吧。刀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原29军老兵马玉槐就叙述了七七事变之后，其所在部队在宛平城外与日军的一次白刃战，当时他是班长。“一打白刃战，我们的步枪就背上，手里拿着大刀……由于我在前面，就一对一跟敌人打起来了。当时什么也顾不上了，没有想法，就是'你死我活'。周围都是厮杀声，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战友被敌人刺死，也看见敌人被我们刺死……”“有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就对着我刺来，嘴里还喊着：'呀呀呀。'日本人打仗是有两下子的，气势汹汹……我抡起大刀，用刀背用力往左磕他的刺刀，他的刺刀歪了，然后有个回力，我的大刀借着回力从后往前抡了一圈，再向前一刺，刺中了他，再使劲儿一拧，我听见他'啊'地一声惨叫，死了……”最终马老所在的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这次进攻，对于这次战斗，他只是淡淡的叙说道，“整场战斗，我只刺死了这一个敌人，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敌人刺死。”日制三零式刺刀与军用刺刀的基本结构所谓的“三零式刺刀”，原是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一种使用无烟火药的弹仓式步枪-三零式步枪所配备的，但在著名的友坂三八式步枪（1907年）上，仍然沿用这一配备。三八式步枪全长为1276mm，上刺刀的全长为1659mm，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三零式刺刀全长50mm，由刀柄、刀身、护手、卡环及连接机构组成；此外还包括刀鞘、挂件等辅助配备。其刀身为当时流行的下单刃式样，其两侧铣有宽血槽。刺刀护手的上端为枪口卡环，下端为向前方伸出的护手钩。卡环内径比枪口外径稍大，可与刺刀座配合固定刺刀；护手钩在当时的步枪刺刀上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在拼刺时还可起到钩挂对方兵器的作用（但是这样往往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连接机构位于刀柄末端上侧，为一T形长槽，用与枪管下方的刺刀座接合，槽内右侧有弹簧控制的刺刀驻笋，上刺刀时与刺刀座上的缺口相配合，可将刺刀牢靠地固定在步枪上。需要卸下刺刀时，只要压下柄尾左侧的圆形按钮，使驻笋缩回，即可将刺刀向前方取下。三零式刺刀的刀鞘大部分为铁制，也有部分皮质的，其端口部焊有一个用于加固鞘口边缘的部件，被称为“鲤口”，刀鞘尾端的“水滴”，称为刀胆。它可增加刀鞘的强度，并在刺刀训练时减缓冲击力。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白刃战一直就是我军所经常进行和擅长的作战模式。早在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在进攻武昌的贺胜桥战斗中，在突破敌军阵地之后，在被敌三面包围的形势之下，仍然与敌军展开了坚决的白刃战，并最终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道路。而在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工农红军的装备极其落后，所以也只能更多的依靠近距离作战来解决问题。据史料记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早期，由于武器的不足，甚至出现了“梭镖营”、“梭镖团”，例如在某独立营中，共有官兵500余人，其中步枪仅有60支，梭镖（红缨枪）倒有400多支。在这种情况下，白刃战也成为了我军补充装备的一种有利途径。但是，客观上讲，由于当时红军的对手鲜有能够承受白刃战压力者，所以红军在白刃战时依靠的主要是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士气，同时在长期的运动战中，也很难对基层官兵进行系统而完善的白刃战训练。在逐渐取消冷兵器的情况下，由于刺刀数量的不足，很多红军战士仍然携带大刀或者长矛作为白刃战之用，而这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经典形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为八路军，并于1937年秋开赴山西的抗日前线。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经过长时间的作战消耗，大多数已经不堪使用，步枪仍以老式的“汉阳造”和其它的杂式步枪所组成。在八路军120师参谋长的周士第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全师的4092支步枪和卡宾枪中，只配有117把可用的刺刀！这个数据乍看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尽管刺刀属于冷兵器，但是它的批量制造仍然需要较高程度的机械加工工艺的支持，指望刺刀能像大刀长矛那样在铁匠铺中打造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说刺刀驻笋及卡环必须要能够与枪身紧密接合。因此，在影片〈太行山上〉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八路军战士仍然在白刃战中使用厚重的大砍刀。平型关战斗中的白刃作战平型关之战是抗战初期一次比较成功的伏击战，也可以说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捷。平型关是日军入侵山西的必经之地，但战斗实际上发生在平型关关口以西从关沟到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公路沿线，而这里也是地势最为险要的地段。9月25日晨，林彪率领的115师有三个团已到达指定位置，并控制了战区内公路南侧较为坡缓的高地。上午11时左右，日军第21旅团的辎重部队及部分后卫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战斗打响了。在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日军开始组织兵力，向686团防区对面，公路北侧的老爷庙高地发起冲击，试图夺取这唯一的突破口。看到这一情况之后，685团一部也开始从南侧高地冲下，两军展开了登山比赛。根据当时参战者的回忆：在山坡上，穿黄军装的日军和穿灰军装的八路军混杂着开始生死攸关的“登山比赛”，彼此之间甚至连厮杀都来不及了。但是由于落后过多，老爷庙高地还是被日军抢先占领了，战士们被敌火力压制在公路旁。在这种情况下，686团也加入了冲击的行列。根据686团3营排长田世恩的回忆：“我们连接到了夺取老爷庙的任务，我带着全排战士立刻向老爷庙冲击，战士们的喊杀声，像霹雳似的震撼着山岩。当我冲到坡下的时候，见前边的一个鬼子正往老爷庙那边跑，我就拼命追……紧爬几步就追上了那个鬼子，我屏住了呼吸，憋足了劲，向他背上猛劈了一刀，这家伙还没来得及叫唤就滚下山坡了。”“……在侧翼连队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冲上了公路，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没有刺刀的同志便拔出砍刀和鬼子杀起来，有的战士连大砍刀也没有，就徒手与敌撕拼扭打。我端着刺刀朝一个矮个子鬼子刺去，不想那家伙一下就转过身来，我猛一松劲又朝他胸部刺去，那鬼子又用劲一挡，硬跟我顶起来了，我趁机往后一撤，抽出枪刺来，但我的刺刀被挡弯了。正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从我右膀下穿过，那家伙见我中弹了，正要松动一下，我咬了咬牙，把腰一闪，调过枪托抡起来，纵身一跳，照准他的脑袋直劈下去，连枪摔在地上，把那家伙打倒在地，我顺手抄起他的长枪，朝他肚子上乱扎了两刀。紧接着，又跟冲过来的一个鬼子军官拼上了。他拿的是东洋刀，没有我拿的长枪吃劲，我一刀就把他刺倒了……”“足足拼了半个小时，鬼子顶不住了，纷纷钻到车下，我们乘机直奔老爷庙。占领老爷庙的一小股敌人见我们开始往上爬，机关枪扫个不停，这时，沟里的鬼子又从后面涌上来。幸亏2营的战士及时赶到，消灭了涌上来的敌人……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冒着弹雨，匍匐前进，在离山顶不远处向敌人投弹。敌人的机枪哑了，他们就端着刺刀冲下来……但我们的人多，三五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一个鬼子最少也要挨上两三刺刀。我们占领老爷庙后，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打得沟里的鬼子无处藏身……”话随如此，但此战对于八路军指战员来说，他们意识到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与国内革命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敌人。以精锐之师占据有利地形，仅仅与日军的二流部队打出了一个1：1的伤亡比。由于白刃战训练的不足，在1939年11月的雁宿崖之战中，雁宿崖村西北无名高地上的八路军，在弹药耗尽后，面对数量劣势的敌人竟然与其互掷石块，白刃战演变成为了石头战。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了。白刃战中“老套筒”、“汉阳造”“老套筒”和“汉阳造”实际上是对中国汉阳兵工厂所仿制的德式1888“委员会”步枪的俗称，之所以称为“老套筒”，是因为早期的进口型和仿制型的枪管外，套有一个约1mm厚、隔热用的钢制套筒。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普遍装备了这种武器，在抗战之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期战争中，红军也缴获了大量的“汉阳造”。作为步兵的主力装备，汉阳造步枪比日制三八式步枪整整晚了一代，不过实际上在中近距离上交火时差异并不大。不过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尤其是共产党军队）的此类步枪由于经过长期的使用，已经破烂不堪；根据记载，很多步枪的膛线都已经被磨平了，射击效果可想而知。按理说，原版“汉阳造”步枪在白刃战中并不吃亏。汉式步枪全长约为1250mm，其原配的刺刀刀身长约为40mm。以上参数与三八式步枪相差甚微。但是由于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所谓“原版”刺刀的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大多说汉阳造步枪所配备的刺刀仍然是各地兵工厂所生产的，相对较短的杂式刺刀。这些刺刀大多不仅长度较短，而且加工质量也参差不齐。拼刺刀退子弹，真实还是传说？不知为何，近年来很多影视及文学作品中经常反映日军步兵在拼刺之前退子弹的问题，无论是风靡一时的小说《亮剑》还是2005年八一制片厂的大片《太行山上》，都曾经反映过这一情节。但笔者经过查阅资料及分析，认为这应该是一种讹传。三八式步枪是日俄战争后设计定型的一种旋转后拉枪机式非自动弹仓式步枪。尽管它的设计参照了德制1898式步枪，但是它又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三八式步枪的安全装置就是位于枪机尾部的一个圆形缺口。将枪机打开，压入五发弹夹并闭锁后，缺口为竖直位置，即“待发”，但将缺口按下并右旋45度之后，即可锁定枪机与撞针，进入“保险”状态；而这个操作并不复杂。退一步说，即使担心在意外情况下保险被误碰后击发（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要在进入白刃战之前将枪膛内的子弹射出即可，由于枪膛内还有弹壳，显然是不可能“走火”的。没有必要在进入白刃战之前，重复退弹－上膛的动作。笔者翻阅了日本陆军在明治31年（1898年）、昭和7年（1932年）和昭和15年（1940年）所颁布的《步兵操典》，根本就没有发现这项规定。在最为详细的昭和7年版步兵操典中，讲述单兵战术的“突击”一节中曾提到过，在突击发起的时候，如果听到“准备射击”的命令后，要打开保险，然后根据“射击”命令射击，也就是说，在突击发起前，步枪保险应该是由士兵自行关闭的，这是一个常识。至于为什么在很多回忆录中提到“退子弹”的问题，我想很可能与三八式的结构有关。这种步枪在关闭保险时，需要用右手掌心下部按住保险盖，然后右旋45度；这个动作在较远的距离上看时，与“退子弹”的动作很相似。我想这可能就是传说的由来吧。红缨枪的威力在1938年3月的神头岭伏击战中，参战的八路军386旅新建部队由于步枪数量严重不足，很多连队完全是用红缨枪装备起来的。当时的红缨枪，其长度一般在两米左右，枪身由俗称的“蜡杆”制成，韧性很好；铁制枪头末端固定的红缨可以阻止血顺杆流下，导致枪杆湿滑难以握持。据史料记载，战斗打响之后，遭到伏击的日军“在这狭窄的地形上，基本排不成战斗队形，既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也无法发扬火力”，很快386旅就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在宽度不到100米的山梁上，在这“独木桥”上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红缨枪显示了其特有的威力。对于新兵来说，首先，它的长度也可以保证在与日军步兵肉搏时保持一定的心理优势；其次，与双手持的大砍刀相比，由于使用时所需空间较小，这种武器更便于多人协同作战；同时，对于使用红缨枪的战士来说，只需要有较强的臂力即可，并不需要高超的武艺，也比较适合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的部队来使用。但是，如果红缨枪的木杆被刺刀所斩断的话，那么战士立刻就会陷入赤手空拳的境地；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我方的人数占优，三五人一组的话足以使日军相对较强的拼刺技术无从发挥。其实日军在白刃战时，对这种武器也比较畏惧。例如，1939年2月的第二次长生口战斗中，叶成焕的772团布下疑阵，在白刃战中再次大破敌军，并抓获了一名被红缨枪刺伤的日军俘虏。此人在被俘后仍心有余悸的供称“你们的武器配备好，长剑厉害。”但是使用这种武器毕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它在短兵相接中的优势无法抵消其劣势，因此在八路军的装备逐渐得到改善后就换去了这样旧式的武器。滑县战斗--拼刺高手的成长之路在华北乃至全国的正规战基本结束之后，八路军主力开始分兵到敌后，进行更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前一阶段预设战场的伏击战不同的是，现在他们要在各种可能的条件下与日军作战，例如在著名的八路军拼刺英雄李仕亮的回忆中，就谈到了这样一次白刃战：1939年5月，李仕亮当时任副排长。部队的两个连在行军途中，夜宿河南滑县五龙镇。第二天凌晨，滑县县城驻扎的日军100多人突袭该镇，哨兵发现敌人的时候，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到镇子里，短兵相接，一场激烈的巷战由此展开。李仕亮与战友冲出院子大门的时候，一群敌人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大家立即持枪迎战。这是他入伍后第一次与日本兵拼刺刀。练过无数次的拼刺路数虽早已熟记在心，但由于仓促迎战，准备不足，他与第一个敌人格斗时稍显慌乱，被刺刀刺伤小腹，刺进自己的右手衣袖里。李仕亮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拨开敌人刺刀，一个“中刺”刺中敌人胸部，致其当即毙命。这时，第二个敌人又冲上来。有了刚才的“第一次”，李仕亮信心倍增，两个回合下来便刺死对方。仅仅过了几分钟，在与第三个敌人格斗时，他对于如何应用拼刺战术已经了然于胸了。于是双方都是先在防守上下功夫，并寻找对方的破绽。一来二去，双方的刺刀架在了一起。李仕亮用力往下压，敌人拼命往上抬，试图避开刀锋。双方相持十多秒，都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招儿。这个当口，李仕亮抢先出招儿，反手用枪托砸在敌人的左脸颊上。敌人喉咙里咕噜一声，倒在地上。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发现这个敌人颈部的动脉血管被枪托砸断，已经死亡。在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的《练兵纪要》中曾谈到，士兵只要能够将其平时所学的武艺在战场上用到“十之一二”，就能够在白刃战中取胜。尤其对于新兵来说，在白刃战中了熟于胸的战术动作，在实战中往往不能充分发挥。平时的训练中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的模仿实战环境，是一方面；此外，“突刺”等战术动作，只有经过认真的反复多次的练习，面对敌人，才可能下意识的完成出枪、突刺、防刺等一系列的动作。“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白刃战中，战士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战术动作做出过多的考虑，在他们头脑中闪过的，一定是如何将对方干掉，在短兵相接中生存下来吧。20世纪初的东南亚华人：被土著压制激发民族主义东南亚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也是离中国本土最近的地区。在中国近、 现代政治生活中，东南亚华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东南亚华人之所以长久地关心中国的前途，支持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世纪初兴起了华人民族主义。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和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和发展的追求和理想”。本文所讲的民族主义，是指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全面忠诚与奉献。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始于清朝末年，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认同与忠诚，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其核心。由于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涉及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更关系到东南亚众多华人的生存环境，国内学者没有做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只有弄清了华人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解决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因此，本文着重探讨为什么20世纪初在东南亚会兴起华人民族主义。一辛亥革命以后，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认同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 清朝末年萌发的华人民族主义情感，到20世纪30年代末发展成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潮。东南亚华人前仆后继地参与祖国抗战，作为移民及其后裔的群体，其爱国热情及参与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本土国民。作为20世纪的庞大移民群体，东南亚华人并非独特现象，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有庞大的移民群体，但他们与移出国的关系似乎都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那样，东南亚华人狂热认同于祖国，这实在是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东南亚华人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首先，中华文化中强烈的宗亲意识是东南亚华人民族情感的基础。这种宗亲意识是中华伦理观念的基础，它包括崇拜祖先、重视家庭和宗族等。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组织是在家庭基础上的以伦理组构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伦理关系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华侨重视家庭、家族和家乡，甚至其个人价值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家族、家乡的认可，“富贵不返乡如锦衣夜行”的观念迄今仍为很多东南亚华人尤其是第一代华人所奉行。华侨社会依血缘、地缘、语缘而分帮结派，基本上就是其宗亲观念的放大。辛亥革命前，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在南洋进行宣传之所以成功，也在于将华侨这种对家庭、宗族、家乡的认同引导到对中国的认同上。积极投身于祖国抗日运动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李清泉、邱元荣、蚁光炎等，无一不是造福桑梓的热心人，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奋起抗争，成为爱国主义的楷模。至于中、下层华侨，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华侨，他们大多不熟悉也无力从事当地的社会、政治事务，在当地无恒产、无地位，其移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在家国存亡之际，其对宗亲、家乡的关注，就更容易升华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可以这样认为，中华文化中强烈的宗亲意识是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和思想基础。其次，大量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华人社区规模的扩大， 是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从18世纪末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向海外移民的浪潮， 而这些移民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人向海外移民更加方便，加上东南亚一些地方的殖民当局对华人的到来持欢迎的态度，部分华人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从而吸引华人大量涌入东南亚。正如王赓武教授所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在槟榔屿建立至新加坡建立之间这段时期(年)。这两个地方是首先对华人积极表示欢迎的殖民地，而且是华人在不久后就取得社会和经济优势的地方。”清政府顺应潮流，于1893年解除了自明朝以来的海禁，加上中国战乱和灾荒不断，大量华人移入东南亚。一战以后，南洋的经济开发出现热潮，与之相应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移民到南洋的热潮。年间，从厦门、汕头、香港出洋的移民约550万，主要前往南洋。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移出， 年，仅从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就达380万人。新移民在国外时间不长，对家乡、祖国的感情仍然强烈；他们受教育较少，通晓当地语言或殖民者语言的人就更少了，再加上当地政府对华侨法律身份、政治权利的限制和经济上的排华活动，他们难以认同当地政权而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政府来保护自己。东南亚华人的增加是华人民族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二华人在东南亚的人数虽然较多，但从总体上说只是东南亚的外来少数族裔。 他们既要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又要受占人口多数的土著种族的嫉妒和排挤，经济上还要受日本人的打压。虽然他们在各个地方的遭遇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都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迫使华人团结求存，同时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他们坚强的后盾，从而刺激了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首先，西方列强的打压迫使华人寄希望于中国的强大， 从而对中国产生了更多的认同。东南亚基本上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 美国等西方列强为了达到长久霸占的目的，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对华人进行打压。政治上，华人至多是二等公民，处于无权和被统治的地位。殖民当局一般都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一方面可以保证殖民者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不同的种族之间挑起矛盾和冲突，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例如荷兰殖民者就把荷属东印度的居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欧洲人，第二等是东方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第三等是印度尼西亚人。“非欧洲人(即华人)穿西洋服装和剪辫子是被禁止的，除非得到许可证。”殖民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使华人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境地，并且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殖民当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歧视华人。 殖民当局制定法律并不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而是想方设法限制和剥夺华人的正当权益。在东南亚，殖民当局普遍推行居住区制度和通行证制度，命令华人居住在限定的区域里，华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不能在指定的居住区以外的地方旅行。华人只要犯了小小的刑事上的过错，就会受到警察裁判所的审讯，甚至受到地方法庭的审讯。由于华人在法律上受到歧视，“华人把警察裁判所看成是专横的，把地方法庭看成是下等的”。华人当然希望中国政府帮助他们改变其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虽然华人在东南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但这并不是殖民当局允许、 鼓励华人发展经济的结果。相反，华人的经济成就引起了殖民者的不满。殖民者在经济上限制和打击华人，想以此阻止华人经济的壮大。殖民当局采取措施限制华人取得更多土地，废除税收承包制以取消华人税收承包商的资格，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华人经济。例如荷属东印度当局从1870年开始禁止华人拥有新的耕地。殖民当局的做法引起华人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华人的经济利益。19世纪末，“当荷兰人推行道义政策(Ethical Policy)打击华人财政金融实力时，华人的不满达到了顶峰”。殖民当局在各方面采取歧视华人的政策，必然导致华人对殖民当局的失望和不满，华人于是转向了对中国的认同。其次，东南亚华人与日商的经济利益冲突不断加剧， 由于日商在东南亚得到了日本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华人自然希望在与日商的争夺中同样能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支持。一战以后，日本迅速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 欧美资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与华商合作来进行的，而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是一种由政府推动的，试图全面控制从资本投入、原料开发、产品生产到批发零售的所有环节的经济扩张。作为实现这种控制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设立了南洋株式会社，鼓励并协助大批日本人向东南亚移民。日本的这种扩张方式，尤其是以日本移民组构东南亚商贸网络的方式，直接威胁和削弱了东南亚华侨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损害了作为原料组织、产品销售中介人的华商的利益。“在马来半岛，为了推销日货，日商入乡与土人结拜，领导土人组织合作社。”在荷属东印度，“日本商界的野心不止于输入日货，他们认为从日本生产者到印尼消费者，每个环节都应由日本人构成”，日本人的商业深入到荷属东印度的腹地。1924年日商仅在爪哇开设的商店就达424家。日商还刻意培养印度人成为日本公司的零售商，以减少对华商销售网络的依赖。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成效显著。 日商的经济扩张是建立在侵蚀、损害华商传统经济领域的基础上的，即使在与华商合作期间，其伺机取代华商的目标就已确定。当时的一些日商认为，华侨是“我国(日本)对南洋贸易的一个大癌，而且(日本在南洋之贸易)不能振作的根源，也就是对华侨的错觉所产生，至于如何来切除这个大癌，为当前最主要问题。”陈嘉庚当时亦痛切地感到日商的压力，他说:“以前(华商经售)的各项日用品多自日本运来，其后日本训练组织本国商人散布各处，自行销售(以)与华侨竞争，(华商)受其打击甚形惨重。”“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1899年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侨民取得了与欧洲人平等的权利，此事激发了华侨的民族意识。”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使东南亚华侨尤其是华商感到切肤之痛，而抵制日货成为东南亚华侨反日运动使用最为频繁的武器，不仅是配合祖国的抗日大业，更重要的是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与维护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以反日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容易被东南亚华侨接受。最后，由于华人在土著居民看来是外来的少数民族，&华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又在土著居民之上，在殖民当局的挑拨离间下，土著居民有一种排斥和敌视华人的心理，东南亚华人因此往往成为土著居民发泄不满的对象。这种情况虽然不利于华人与土著居民的融合，但增强了华人的民族意识， 激发了华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也是在20世纪初兴起的，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欢迎华人加入他们的民族运动，因为他们认为华人是外国人。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党，包括 1927年成立的激进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 都把华人视为外国人，而拒绝接受他们入党”，从而使得“印度尼西亚华人本身，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东南亚不断发生土著居民与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冲突事件在东南亚各地几乎都发生过，在一些地方还十分激烈。例如，1918年底，在中爪哇的一个小城镇古突士(Koedoes)发生了华人与印度尼西亚人的种族冲突事件，即古突士事件。当地华人的财产被洗劫，一些华人被土著居民杀死。“事件震动了东印度华人，使得某些土生华人更加强了民族一致性的觉悟，以及寻求足以保证华人安全的地方的思想。”当华人在东南亚被看成外国人并受到排挤时，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起中国，想起他们祖先的土地。三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清朝末年开始， 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南方的地方政府对东南亚华人都给予了很多关心。中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由于各种原因大批涌到东南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唤起了华人的中国情感。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定与日本的侵华等都对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从19世纪末开始，清政府开始关心东南亚华人， 因为这时清政府认识到东南亚华人是其政治和财政支援的来源。清政府派官吏前往东南亚促进和监督华侨教育，并且提供奖学金给华侨子弟回国学习。特别是在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国籍法，宣布:“凡是中国人的后裔，包括合法出生或超越法律出生的，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或者母亲是中国人而父亲不详)，这些孩子都算是中国籍人。”这实际上宣布所有的东南亚华人都是中国籍人，从而促进了东南亚华人民族意识的增长。1923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了华侨事务局，其目的在于“保证海外华侨在侨居地受到平等的待遇，鼓励海外华侨回国学习，保护华侨投资”。这些措施无疑有助于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应当说，南京“国民政府”在对东南亚华侨的民族主义教化中起过关键性作用。 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约50项侨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规，规范海外侨教，其关键是将国内教育宗旨作为海外华侨教育的宗旨，要求海外侨校的管理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使东南亚华侨教育成为中国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据统计，1940年6月，东南亚共有侨校2605所，其中在国民政府立案的有351所，仅占13.5％。虽然立案学校占少数，但这些立案的学校多属于师资、设备、经费较好的学校(这也是能立案的条件之一)，在东南亚侨校中影响较大。这些在国民政府立案的学校着重培养华侨的中国国民意识，和国内学校倡导三民主义教育一样，“华侨教育目标也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深受侨教熏陶的华侨学生，其认同倾向不但指向中国，而且指向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理念的国民政府。反日意识也不断地渗入民族主义教化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侨教中也灌输了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1931年9月， 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在华侨学校教学内容方面，强调要注意“国民移殖和民族主义之关系……日本南侵和华侨生存的关系”。很多侨校和报刊在民族主义教化中强调对中国的认同，尤其是将这种认同引导到对政府的认同上；在振兴民族的教育和宣传中，逐步将民族的敌人定位于日本。在这种教化下，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认同与反日情绪相结合，极大地鼓舞了东南亚华侨参与中国抗战的热情。王赓武教授认为:“南洋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意识， 完全是由于那些事实上生活在他们社会外的人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从中国邀请出来或派遣出来的人所作的宣教工作。”在王赓武教授看来，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一种热情的自我发现所决定的，而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受过教育的华人巧妙游说所决定的。同时，他认为这是一种从外部宣导、训练出来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把东南亚华人的一切问题都归纳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保护他们。这一论点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它说明了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大量的中国人长期在东南亚宣传鼓动有着重要关系。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主要通过在东南亚地区创建新式华校来传播中华文化， 这大大推动了东南亚华人民族意识的发展。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大批维新派人士为了逃避清政府的抓捕来到东南亚。康有为1900年先到新加坡，后又到槟榔屿，他主张华侨子弟应通习中、英两种文字，兼学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科学，以期在重建中国时贡献力量。康有为亲自参与了新式学校的创办。康有为的弟子吴宪子曾说:“林文庆和邱菽园创立新加坡女子学校时……这些学校的章程由康起草。康有为也派遣弟子到各校任教。南洋华文学校之多，主要应归于康有为打下的基础。”在康有为的劝导与影响下，其不少弟子不但在各处华校任教，有些还成为新式学校的创办人。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党人认为“华侨是革命之母”， 十分重视在东南亚华人中宣扬三民主义，其主要方式是创建新式华校。对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而言，新式学校是灌输新思想的场所。 维新党人倡导建立新式学校，期望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华侨的民族意识，并能接受维新派立宪改革的主张。康有为常在华校演说，宣传其保皇维新救国的主张；梁启超宣扬“勿认朝廷为国家”，宣扬中国为华侨的祖国，号召华侨认同于中国。革命党人在倡导建立华校方面起步较迟，但却充分利用夜校、书报社、集会、演讲、剧社等平民教育形式发动华侨，抨击清朝政府和维新党人，号召华侨关心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中国本土的政治势力推动华校建立的第一要务都是号召华侨关注中国事务，在华校内灌输中国的文化和国家意识。民族的凝聚力首先体现在同质文化精神上。国语教学有利于从文化上认同于整体的中国，语言统一对文化趋向的一致起了重大作用。“当海外学子在文化上认同于中国时，这种文化精神会结合自身的血缘，自然导致在民族性上认同于中国，这是华侨积极参与中国事务的思想基础。”无论是维新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积极向华侨介绍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发展变化， 使东南亚华人时刻关注中国社会政局，在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时积极投身于中国事务。中国的民族危机以及因民族危机而引起的抗争从未间断，这就为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搭建了平台。东南亚华人在这些事件中展现了华人民族主义，华人民族主义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感。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这一事件是东南亚华人关注中国的转折点，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兴衰与他们休戚相关。辛亥革命增强了东南亚华人对中国前途的信心，推动了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南洋华人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南亚华侨在陈嘉庚的号召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政府和东南亚各地侨领的共同推动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正式成立。与以前的反日运动不同的是，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不再限于筹款，他们或者回国直接参战，或者以机工身份回国参加后方支前活动，或者深入敌占区刺探情报乃至从事暗杀、绑架等活动，为中国抗日战争立下了不朽功勋。“七七事变”以后的东南亚华侨参与抗日的热情与献身精神及被动员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国内人民，他们不但认同于民族，还认同于国家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推动下，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综上所述，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华传统文化使东南亚华人在内心深处保持着对中国的情感和认同，这是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东南亚华人的生活极为艰辛，西方殖民当局歧视他们，日本势力排挤他们，土著居民嫉妒他们，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对中国的希望和认同。中国近、现代的危亡时局，中国政府和大量政治人物的深入宣传，引发了东南亚华人对中国更多的关注和认同。这些都是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揭工体"外围女":陪吃一顿饭可赚5000元据北京的模特经纪人王先生介绍说，“外围女”只不过是打着模特旗号，从事色情活动的特殊群体。2013年4月，由“海天盛筵”事件发酵起的新名词“外围女”成为网络热词。北京知名模特经纪人王先生介绍，“外围女”只不过是打着模特旗号招揽皮肉生意的特殊群体。“外围女”的共同标志是：微博大多加着V，职业认证是“演员”“模特”，但谁也没有看过她们出演的剧集，也没有在时装杂志上看到她们露脸;她们有着尖得神乎其神的下巴，一张自拍照上，浓重的眼影睫毛膏厚厚的粉底以及身后“不经意”露出的带有Logo的奢侈品包模糊了她们本身，透露出千篇一律的关键词：年轻、漂亮、身材好，以及不加遮掩的——爱慕虚荣。此次，COSMO对话三位90后“工体外围女”，从日料店到夜店，从刚起床的下午到凌晨，听她们讲故事，跟她们聊购物，也看她们发呆，听她们叹气，COSMO得到她们的许可，把她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Sasa，19岁，专科院校表演系学生，天蝎座第一眼见到Sasa，完全看不出来眼前这个穿着白色皮草、戴着厚厚假睫毛的姑娘只有19岁。倒是在跟她吃饭时，一口三文鱼还没咽下去，又“咕隆咕隆”地喝了一大口巧克力摩卡的样子让人觉得她确实还很小。她以为自己有计划，但也会被噩梦吓醒，她不用再借别人的包自拍，说：“到毕业了我就收手。”借名牌包自拍我想买一个包，挺贵的，周围好多同学都有这种，你看，就是这种。我当时拉下脸跑去跟一个北京亲戚借钱，她告诉我：“你20多岁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不属于你的。”当时我就想，我就想要不属于我的东西，不可以吗?2012年，我从老家来北京一个专科院校学表演。刚来时我住在寝室，偶尔上上课。我们学校可以用一张“跟某剧组拍戏”的假条请整整一个学年的假，没上多久学，我就搬出来住了，递了张假条后再也没有回过学校。在寝室住那会儿，刚开始大家都才从老家过来，还比较安分，但没过多久，舍友每天晚上讨论的话题都是谁的男朋友比较有钱、今天约了哪个导演吃饭之类。女孩儿都有攀比心啊，我也不想认输。陪所谓的导演、制片人吃饭，这是没有费用的，因为都抱着“能认识更多人”“有机会接戏”这些想法，我们都挺乐意的。而且那种吃饭的排场可不是几个闺蜜AA一下能去得起的地方。刚开始那会儿，不为别的，就为能用手机拍几道摆盘特别高级的菜、银质的筷子、豪华的装修，然后发一发微博、朋友圈。图为早前以暴露走红的巨乳嫩模YY，据网友爆料她也从事“外围”工作。慢慢的，我也希望自己的其他生活细节能“配得上”这种高级的场面。没钱买名牌包，就借同学的自拍，偶尔有机会坐一坐豪车，就抓紧在车上自拍，不怕你笑话，在车上自拍，我还得想办法拿一个角度，把车标也拍进去。“我不是提供色情服务的人”有次，一个在饭局上认识的姐姐问我，愿不愿意晚上陪人吃饭，就吃顿饭，2000。“打扮漂亮点儿，打车来。”她跟我说。那是夏天的时候，我化了个挺浓的妆，穿了条绿色的裙子，按照地址如约赴宴。到了地方后，同一桌还有另外两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儿，看身材都挺像模特的。这次吃饭跟之前陪导演吃饭没什么不同，但另外两个女孩儿看起来比我更老练，知道怎么自我介绍，知道什么时候该接话儿、什么时候该敬酒。我挺紧张的，一直冒汗，眼影都晕了一大块儿。但我挺擅长学习，慢慢地就绝对不止是傻坐着，所以这种找我去陪吃饭的活儿也越来越多。有一回印象特别深刻，刚开始就是跟以前一样，陪几个老板吃饭，吃完去唱歌，在KTV包厢，老板问我，愿不愿意结束后跟他去别的地方。我说不愿意，老板拿出一摞钱摆到桌上，2000，愿不愿意?不愿意。再垒一摞，愿不愿意?不愿意。就这样，一摞摞钱垒了6、7沓……后来我还是没答应，我不是提供色情服务的人。当然，钱我拿了。他摆都摆出来了，难道还好意思拿回去啊?他们根本不会在乎这么点儿钱。“我的工作是保证一顿饭不无聊”Sasa说，我没觉得自己是提供色情服务的人，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聊这些。陪吃饭，2000起价，四五千一顿也有，我没觉得这钱是白拿。你知道吗?一顿饭吃下来，我手心里的汗不少。有人请Boss吃饭娱乐，我们是陪同，也是“娱乐项目”里包含的东西。这个“娱乐”是什么?就是得保证这顿饭大家吃得不无聊，有趣儿。首先，你得有眼色，“会来事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聊什么，我得能接着话儿，不能冷了场啊。而且，你得真的有点儿东西，他们那些人见的漂亮姑娘多了，谁会愿意花钱跟几个除了漂亮什么多话也说不出来、什么特长也没有的姑娘吃饭?比如有次，陪吃饭的时候有老板问我，你是学表演的，给我们表演点儿什么呗。我盯住他没说话，他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过了半分钟，我哭了出来，不出声光流眼泪的那种，我能看出来，他们当时又惊讶又满意。这是不是特像以前看的周星驰和张柏芝的电影《喜剧之王》?里面张柏芝穿成学生妹的样子陪老板吃饭，老板放了一堆钱在桌子上，说你们都是假的，谁能真哭出来这些钱就归谁，张柏芝聪明，吃了桌上的芥末，就流眼泪了。我觉得这挺能说明问题的，在饭桌上哄男人开心这种事，就是要聪明、能灵机一闪地满足他们的突发奇想，知道他们希望你是什么样，演出来，给他们惊喜。害怕?会有，尤其是刚开始那阵儿。有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陪一群老板在吃饭，喝了好多酒，我就自己走了出来。我沿着一条路一直走，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身上的裙子没有了，结果我居然走到了我的小学门口。外婆在门口接我放学，她看到了我，说：“乖乖，外婆给你穿的裙子去哪儿了?”当时我就醒了，哭得枕头上全是眼泪。我没有要博取你们同情的意思，干这个，是因为想要更多我现在给不了自己、家里也给不了我的东西，我确实得到了些东西，起码现在不用借别人包自拍了不是?但这种事，我绝对不会让家里人知道。到了毕业我收手，反正我现在才19。Linda，24岁，公司前台，水瓶座“商务模特”这个词，在圈子里的意思就是以一定价格参加饭局、接待、娱乐或者其他活动的女孩儿。之所以称作“模特”，是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学习或者从事模特行业。介绍Linda给我们采访的一位“商务模特”经纪人说，Linda“特别会来事儿，绝对有故事”，这是他的形容。Linda要求采访在北京一家夜店进行，她说，这次就是几个朋友在夜店聚一聚，不是“接活儿”。当晚，在嘈杂的夜店，Linda确实向我们展示了她“特别会来事儿”的一面，除了有条不紊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外，还极其自然地加了这一桌和隔壁一桌所有男生的微信。当晚她没有喝酒，“你可以喝，喝爽了，我开车送你回”，Linda说。“我是‘白富美’、‘外围’之外的第三类”有的姑娘确实缺钱，但我不是，我还算过得去。我不图钱，我想换个圈子，认识更多更高圈子里的人，他们可能会帮到我，或者作为“储备力量”吧。一个姑娘在北京，谁知道你会不会遇到需要牛人出马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么说很傻，这些在这种场合认识的人，才不会真的去帮你。其实不是这样，要看你以一个什么方式跟他们接触、怎么接触、你能给到他们什么别人给不到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情”，有“情”的地方就会有特例。我是学模特的，毕业以后没签公司，因为我觉得做模特的话，不可能一辈子靠这个吃饭。我刚毕业进了一家公司当前台，挺安稳的。但我觉得自己的圈子太无趣，而且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当时我就下决心，要进到更牛X的圈子里去。我有一个当模特时认识的朋友，他认识一些挺厉害的人，我就让他带我去参加他们的局。想围进他们圈子的女孩儿有三种，第一种确实是“白富美”，但肯定富也富不过他们，她们一般是那群人的女朋友或者姐们儿;第二种就是“外围”，拿钱的，他们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没皮没脸的事儿多了去了，但想往里“围”的姑娘还是特别多，为什么，因为钱多啊;第三种就是我这种，我头几次去没提钱的事儿，也坚决不陪睡，但我又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接纳我，我就得想办法。他们爱谈论什么?股票、实事、跑车、豪华游、奢侈品，我就得做功课。我说的做功课是真的做功课，我搜他们的微博，看他们常发的车的名字、奢侈品的牌子，我就去百度，记下来，他们每个人是什么脾气，喜欢什么，我跟他们接触两次就能大概摸透。既能卖萌抖骚，又能谈股论金有很多想进这个圈子的姑娘，她们没什么钱，但先得装成一副还算有钱、见识颇多的样子，因为谁都知道，男人除了挑长相外，还挑档次。所以我接触的圈子高了，自然给人感觉档次也会高，比如，我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在海边穿比基尼、端着酒杯晒太阳的照片，定位显示是“济州岛”，当然我没有说是和谁去的，这样别人看到了，会觉得我能这么消遣，肯定不会是“脏Low”型儿的，所以高级圈子里的人才会愿意叫我。这样我就慢慢能朝一个更高的圈子走近。“海天盛筵”传得太神乎其神了，那根本不是常有的事儿。但是确实会有三五个人一起，带着几个女孩儿一起去度假。好几天都呆在一块儿，所以他们对这些女孩儿也会有所选择，年轻漂亮身材好什么的当然不用说，还有就是要能跟他们聊到一块儿，不事儿，上得了台面。我当然都挺符合的，所以普吉岛、济州岛什么的，我都跟着他们去过。在那几天里，既是他们的女朋友，又是他们的玩伴儿，酒得能喝，话得能接，场面得能应付，“卖萌抖骚”“谈股论金”，这几招我都还不差。“我爱你帮我换了个工作”第一次跟一个人有实质性的进展，他带我回了他家。之前他在几次局上单约了我好几次，我没有答应，但私下里我们一直有联系，发发微信什么的。我得让他觉得我是被他“追”到的，而不是“买”到的。过后他跟我说，他有女朋友，我说我知道，我不会跟你闹。我从头到尾没提钱，但我知道他不会亏了我。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给钱，给了钱之后，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没有责任、不怕纠缠，两清。我一开始就说过，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情”，但我这个角色，不能有感情。感情的基础是什么，是依赖。我见过那些动了感情的姑娘，别人除了钱之外给她买了几件东西，可能送她回过几次家，说了些动感情的话，她就没底线了，但到最后都挺惨的，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就会去闹。“闹”是我们这些人的大忌，一旦你闹开了，自己崩溃不说，也很难再混下去。男人嘛，肯定会说些逗你的话，有一次，一个认识挺长时间的男人问我：“你爱我吗?”我说：“爱啊。”他说：“你爱我什么?”我说：“爱你帮我换了个工作，让我明天不用早起了。”后来，他托人帮我换了个工作，是个外企的前台，还有五险一金的。你一直没有问我，会不会自我鄙视，我觉得你是在给我面子。我会，我有羞耻心。虽然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是冲着钱去的，我是想进入一个更高的圈子，但我都做了什么、换到了什么，本质上和“外围”没有任何区别，这我心里清楚。有一次，大学一个闺蜜生了小孩儿，我去看她，她家小孩儿我特别喜欢，抱着不松手，我说：“小东西，以后你上小学，干妈给你找人，上最好的学校。”闺蜜说，：“自己也生一个呗，跟他上一个小学。”我听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受，那种“哐当”一下往下沉的感觉，真比宿醉后从酒店出来要难受无数倍。Nana，22岁，“商务模特”，天秤座在对话的这几个“外围女”中，Nana是让人最揪心的一个。她不愿意接受当面采访，但会经常在深夜发来一大段话，有笑有泪。她说自己特别爱整容，动刀打针都做过，“有点儿钱就想去整整，脸上基本都整过。”这从她朋友圈的自拍照里也能看得出来。“再攒点儿钱就退出”我是签了经纪人的，就是那种“商务模特”经纪人，他了解我们的档期、特长，会给我们安排活儿。当小模挣钱太慢了，你们应该知道，一般的模特上杂志特难，拍一次钱也不多，平时再接一些展会、小平面之类的，租房、打车、买衣服，根本不够用。而且做模特，每天接触的都是奢侈品、豪车、大编辑、有钱的商家什么的，自己也不想输阵仗，就得备点儿硬货撑场面。我读模特那会儿，我男朋友也是模特，我们俩住一块儿，刚开始还好，但后来为了柴米油盐斤斤计较越来越觉得没劲，最后就分手了。“商务模特”是什么，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有几个模特同学在做，后来她们就把我介绍给了这个经纪人。你去看看，朋友圈里那些没有工作，家境一般，但是整天进出高级餐厅、拎着大牌包、动不动就去度个假什么的姑娘，不出意外都是这一行的。有的人表现得挺自然的，就好像这个钱挣得光明磊落，或者干脆装成一副天生“白富美”的样子。但我不行，我脸皮薄，但有的东西又想要，所以我挺纠结的，老想着再攒点儿钱就退出，但每次稍微攒点儿钱，就想把脸上哪儿再整整。“我们老家没有三里屯”我是遇到过危险的。有次接了一个接待和陪人吃饭的活儿，吃完去三里屯。那天我“大姨妈”来了，特别不能喝，吃饭本来就喝得不少，去了三里屯又继续喝，我中途去厕所吐了好几次，回来后还是得喝。到后来，我不记得有几个人搂过我，从这个人怀里到另外的人怀里，甚至有次我要去厕所的时候差点儿有人跟着我一块儿进去。到了后半夜，他们都走了，带走了同去的其他几个女孩儿。我迷迷糊糊地自己走在街上，觉得特别害怕，但脑子怎么着都不好使，最后也不知道给哪个闺蜜打了电话，她把我接了回去。所以我说我真不想继续了。前几天我跟一个男人聊，他说：“我觉得你挺好的，心地挺善良的。”我开玩笑说：“那你把我娶了呗。”他没接话，特别轻地笑了一下。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傻，什么都不是。有时候我会想，干脆回老家吧，安安分分地找个工作，过几年嫁人。但有时候跟几个朋友去三里屯玩儿，喝得挺High，跳得也High，而且我知道我在舞池里有多惹眼，那种感觉又让我觉得挺好的，回老家，可是我们老家没有三里屯啊。三里屯，从三里屯北路东侧到工人体育场这一片区域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云集了北京60%以上的酒吧。白天，这里孕育并催生了北京的时尚文化产业，黑夜，则化身为北京“夜晚经济”的符号。霓虹闪烁中放眼望去，舞池里尽是随着音乐疯狂扭动身体年轻男女，如一首歌里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里也是北京时尚潮流的最前沿，冬天可以看到美丽“冻”人穿短裙露大腿的姑娘，夏天也可以看到造型迥异的时尚潮男里也是北京时尚潮流的最前沿，冬天可以看到美丽“冻”人穿短裙露大腿的姑娘，夏天也可以看到造型迥异的时尚潮男。猛的一抬头，在这里总能发现一个让你心颤的倩影，关键在于是否有胆上前搭讪。只要你敢，说不定就能和那个心动女生共进晚餐夕阳西下，晚霞给三里屯的现代建筑群带来了别样的风情。这里的气场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当时间一过晚上九点，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一眼望去，刚从鸽子笼里解放出来的白领居多。不要以为夜幕中的活动场所往往是艳遇频频出现的地方，孤独而忧郁的浪子经常会遇到风情万种的姑娘，然后一见钟情，现实的情况是，只是想找一个发泄口场。在三里屯这片不大的区域聚集着北京60%的大小酒吧，也就是说这方圆一公里以内有200多家夜场林立。白领们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是为了在酒吧喧闹的环境中放松，忘记生活中的不快，这种追求甚至会成为习惯。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酒吧，演艺的静吧、露台上的风景CLUP、喧嚣的DISCO夜场应有尽有，不论那一刻都有忠实拥护者。喝酒、跳舞看表演，是常到这里放松的白领们经常做的事，酒吧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容易相信陌生人的环境，更容易排解郁闷。在顶层找个喜欢的位置坐下，安静的听着音乐，来一点小吃和两杯long drinks，不知不觉工作一天的烦躁就会随着露台的微风飘散而去。当然，点上百八十瓶啤酒敞开怀使劲喝的也大有人在。今朝有酒今朝要醉，疯狂一把，管他明天头痛不头痛。工人体育场夜场，是北京最为出名的。MIX老外多，Coco有钱人多，Babyface是上班族的首选。进入工体会发现这里犹如豪车车展，据说门口只能停放300万人民币以上的豪车。进入大厅，狂野的电子舞曲马上喷薄而出，“先生您好、小姐您好”“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这是工作人员与客人的对话，震耳欲聋的音乐让别人即使趴在你的耳朵上大声说也很难听得清楚，诸如此类“你说什么”的对话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个别的夜场里会组织一些主题PARTY。如“猫女郎之夜”、“你有一颗航空的心”无不能让整场high到爆。“酒醉金迷”或许是这里最好的诠释。香槟、威士忌各国洋酒应有尽有。帅气的调酒师，眩目的鸡尾酒，真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北京，毕竟是华北城市，这里的夜生活比不上沿海城市。只有在这里能够找到不夜的北京。时间已经悄然的来到凌晨，但人声依然鼎沸、一座仍就难求。世界知名DJ的现场表演才刚要开始。尖叫声中，来自英国70岁高龄的DJ Mamy登场了。她花白头发夸张地向天直耸，鼻子上架一副最新款的墨镜，穿缀满亮片的上衣。没错，她就是整场的灵魂。表演的歌者与舞者都非常的专业，一首一首劲爆的的歌曲从她们的嗓子里低吼出来毫不费力，会让你感觉不虚此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高富帅，喝着原产法国的酩悦香槟左拥右抱。也会看到这样一个人孤寂的独处，或许她只是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这喧嚣的地方坐一坐，让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扭动过后回到座位静静的抽一支烟，随手看一下手表，原来此时已经凌晨三点，声音依旧鼎沸，人群依然汹涌，在这里似乎你永远不会感觉疲惫与困顿，也许这就是人们喜欢这里的原因。酒过五巡，冲动的年轻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在路边打了起来，马上过来三五个膀大腰圆的保安把他们分开，如果这时再劝解不开，店家应该就会报警了。陈冠希在这里就曾因与人争吵进过三里屯的派出所。夜色掩盖不住这里的灯火，每个周末的深夜，三五成群的都市青年结伴去夜店喝酒、泡妞是很平常的事儿，也许这只是他们发泄剩余荷尔蒙的其中一种办法，也许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下的他们只对此项业务乐此不疲。曝金正恩心仪乐队女主唱被李雪主送进集中营据“脱北者”经营的“北韩知识分子团结组织”网站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妻子李雪主视牡丹峰乐团主唱柳真雅为威胁国母位置的劲敌，所以把柳真雅送去政治犯集中营。据报柳真雅相貌标致，才华横溢，成为牡丹峰乐团快速窜红的一颗明星。据朝中社消息，她是首位获得“功勋演员”称号的牡丹峰乐团成员，奖项去年7月21日由金正恩颁发。图为朝鲜牡丹峰乐团主唱柳真雅。报道指李雪主因丈夫对柳真雅“有感觉”，嫉妒下找罪名陷害柳真雅，把她送进咸镜北道清津市的监狱集中营，服刑五年。一旦被关进清津集中营，囚犯一般永无出狱之日，不过自2002年起，清津集中营引入非终身监禁制度，同时保留原有的终身监禁制。报道说，李雪主会在柳真雅快将刑满前加刑。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清朝末年开始， 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南方的地方政府对东南亚华人都给予了很多关心。中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由于各种原因大批涌到东南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唤起了华人的中国情感。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定与日本的侵华等都对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从19世纪末开始，清政府开始关心东南亚华人， 因为这时清政府认识到东南亚华人是其政治和财政支援的来源。清政府派官吏前往东南亚促进和监督华侨教育，并且提供奖学金给华侨子弟回国学习。特别是在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国籍法，宣布:“凡是中国人的后裔，包括合法出生或超越法律出生的，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或者母亲是中国人而父亲不详)，这些孩子都算是中国籍人。”这实际上宣布所有的东南亚华人都是中国籍人，从而促进了东南亚华人民族意识的增长。1923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了华侨事务局，其目的在于“保证海外华侨在侨居地受到平等的待遇，鼓励海外华侨回国学习，保护华侨投资”。这些措施无疑有助于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应当说，南京“国民政府”在对东南亚华侨的民族主义教化中起过关键性作用。 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约50项侨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规，规范海外侨教，其关键是将国内教育宗旨作为海外华侨教育的宗旨，要求海外侨校的管理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使东南亚华侨教育成为中国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据统计，1940年6月，东南亚共有侨校2605所，其中在国民政府立案的有351所，仅占13.5％。虽然立案学校占少数，但这些立案的学校多属于师资、设备、经费较好的学校(这也是能立案的条件之一)，在东南亚侨校中影响较大。这些在国民政府立案的学校着重培养华侨的中国国民意识，和国内学校倡导三民主义教育一样，“华侨教育目标也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深受侨教熏陶的华侨学生，其认同倾向不但指向中国，而且指向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理念的国民政府。反日意识也不断地渗入民族主义教化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侨教中也灌输了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1931年9月， 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在华侨学校教学内容方面，强调要注意“国民移殖和民族主义之关系……日本南侵和华侨生存的关系”。很多侨校和报刊在民族主义教化中强调对中国的认同，尤其是将这种认同引导到对政府的认同上；在振兴民族的教育和宣传中，逐步将民族的敌人定位于日本。在这种教化下，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认同与反日情绪相结合，极大地鼓舞了东南亚华侨参与中国抗战的热情。王赓武教授认为:“南洋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意识， 完全是由于那些事实上生活在他们社会外的人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从中国邀请出来或派遣出来的人所作的宣教工作。”在王赓武教授看来，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一种热情的自我发现所决定的，而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受过教育的华人巧妙游说所决定的。同时，他认为这是一种从外部宣导、训练出来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把东南亚华人的一切问题都归纳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保护他们。这一论点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它说明了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大量的中国人长期在东南亚宣传鼓动有着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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