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好英国硕士毕业论文_英国优越论文James_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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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硕士毕业的季节，毕业论文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头疼的.现在分享一些过往经验和小窍门给大家，帮助研究生解决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毕业论文所占的学分非常的多，也是对于研究生一年学习的一个反馈和完美总结.无论学校还是我们自己，甚至家长对它都尤为重视.毕竟写一篇10000字左右的毕业论文是很困难的，万一出了问题这一年的研究生学习都有可能白费心血.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从小接触的语言环境就和英国当地的学生不一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相对轻松的，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呢？保证100%PASS，甚至拿到高分！
首先大家要知道毕业论文的准备工作如何进行，写作当中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理，中西方的论文思路差异.
一般情况老师会在会在4月5月左右刚给学生提出论文的大概题目，也就是称为PROPOSAL毕业论文的研究计划.PROPOSAL研究计划是极为重要的，通常他会占论文总成绩的10%，即使有些导师并不把PROPOSAL占位总成绩的分数，但也是对毕业论文有着纲领性的作用，一句话，你的PROPOSAL不通过你后续就不要想进行.你的PROPOSAL写好了，后续的10000字的论文就好搞定多了.
1.&格式问题：大家在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开始要先了解英国毕业了论文的标准格式以及各种写作方法.很多留学生最容易出错的就是REFERENCE.切记哈佛格式才是英国毕业论文的唯一标准.REFERENCE必须在文章中标示出来，有些学校是不允许使用网上引用的，这些留学生们都必须注意了.
2.&研究计划的肯定:首先当然是PROPOSAL的肯定，在写PROPOSAL之前先了解导师的要求和偏好，写好后及时和导师沟通，得到导师的肯定之后，学生就可以进行接下去正式论文的写作了.
3.&毕业论文的两大难点：1.literature&review文献综述，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不通过或者写不好其中之一的问题就是这个，简称LR，为什么难，为什么处理不好？因为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经历去搜集超级多的文献和相关学术的资料，并且要根据文章内容思路整理出重点.2.&Methodology方法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定性分析的还不算特别难，问卷调查等就可以，要是遇到定量分析的，要熟悉各种软件应用：SPSS、SAS、MPS、stata、eviews等，再加上现在普遍学生出去都是商科的，金融，银行，会计，经济等专业都是用定量分析的，难点不言而喻了，所以以上两点大家在写论文或者找代构的时候必须了解清楚和重视起来，以上两点要是写好了，论文就至少一大半已经PASS了.
4.&思路逻辑：根据大量的资料表明，中国留学生普遍论文挂科的原因之一，逻辑问题，偏题，跑题，要求只写了部分，表达太过于浅层，说白了，导师没有觉得学生写出来的思路是很大的符合要求的.这就是中国留学生极度普遍的一个问题，不能说是从小教育的思路问题吧，但是普遍性论文都是泛泛而谈，没有直达要点，把自己的观点总结表达清晰.很大程度是为了充字数.所以除了基本的理论知识，对于毕业论文的每一个要求的表达必须清晰重点表达.
5.&英语问题：上述4点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语言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最常见也是最无法解决的缺陷，从小的语言环境，思考逻辑，都导致了我们的毕业论文存在语言问题，浅一些的就是语法，其次中式英文，到过于简单的语句又或者刻意复杂语句但表达不合理的英文.所以建议留学生可以在在家写好论文之前或者之后找相关老师或者机构帮助.&如：&，就可以查看优越论文的案例.基于89c51单片机ic卡读写器的毕业设计论文
要有详细的格式和正文啊谢谢
09-06-24 &匿名提问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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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口退税是国家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实行部分或全部退还的一种政策措施。2008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式的变化，国家两次调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本文截取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评价出口退税政策的客观效果。结论是：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纺织业的出口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国家和企业还应该采取其他措施来促进纺织业的发展。 　　[关键词] 出口退税率 纺织业 回归分析 　　 　　一、我国纺织业出口现状 　　纺织业是中国的传统行业，也是中国对外依存度最高、实现国际化最早的产业之一。近20年来我国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在全球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纺织品的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1440亿美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的14.9％。纺织品的出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自2007年以来，受国际经济形式，以及国内政策环境的变化，纺织行业出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口增速开始放缓甚至有下降趋势。为了减轻纺织行业面临的经营压力，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自日起，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10月21日又联合下发通知，决定自11月1日起再次上调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至14%。3个月内两次上调纺织品退税率，表现了国家对纺织行业的重视，有助于市场信心恢复，对于支持纺织企业和产品出口也将产生一定影响。 　　二、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构建模型 　　通过经济理论分析，笔者认为，纺织业的出口会受到其总产值、出口退税率,以及汇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计量模型构建为: 　　 　　其中，EX代表纺织业当年的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分别为:Y——纺织业当年工业总产值，r——当年的平均汇率，T——当年的出口退税率，μ为误差项，它体现了EX的变化中没有被以上解释变量所解释的部分，即除以上解释变量外其他所有对EX产生影响的因素的综合体现。样本区间为1990年～2007年。 　　2.回归分析 　用Eviews软件对上面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OLS估计，结果如上表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R2=0.954341，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好。DW值为2.126715，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性。n=18,k=4,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Fα(3，14)=3.34，在表2中得到的F=97.54053,明显显著,说明“纺织业工业总产值”、“汇率”和“出口退税率”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纺织业出口额”有显著影响。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与 对应的t统计量值分别为15.687,1.060812，临界值只有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出口退税率”变量对“纺织业出口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整体来说，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对于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出口退税率，对纺织业出口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数据收集有一定的难度，使得样本容量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精确性。再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解释，一是调整了的出口退税政策与实际出口之间存在着时滞性，往往是当年的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并不会对当年的出口构成影响，而是会对下一年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二是我国的纺织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产业模式，出口退税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成本，纺织品的出口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在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纺织出口的促进作用将会是有限的，国家还应该出台其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以助纺织企业度过“寒冬”。同时，我国的纺织企业还要积极发展“内功”。一方面转变市场结构，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另一方面还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生产设备的升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以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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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也不断深入，成绩斐然。但是，问题亦不少。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历史教学中一些带有原则性的基本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会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进行，甚至还可能将改革引入歧途。历史基础知识的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中，至今仍存在一些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提出几点意见来，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80年代以来，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关于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通过讨论，不少人认为，认识已经清楚，问题基本解决。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似乎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定论：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能力”的培养。因此，历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从过去的重视“知识”的传授，转到重视“能力”培养上来。对这样一种观点的认可，甚至出现在某些地区的教育机构、教研部门指导历史教学的文件中，影响甚大。　　这样的论点是否成立？换句话说，我们的历史教学改革能否建立在上述见解的基础上？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当前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成败。笔者认为，上述见解表明，在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的认识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将忽视能力培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归结为是由于过于重视历史知识教学所造成的。这一误区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关系的深入研讨，而且对在教学中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和后果。　　这个认识上的误区是怎样形成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十分复杂。究其深层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二：　　其一，是历史的原因。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是与新中国的教育一起涎生、成长起来的。其间，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最初，我们全面吸收和借鉴了原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经验。公正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其过分的依赖，亦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凯洛夫教育思想体系中过于重视书本知识的局限及存在的问题，在长时期里，我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5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左”的思潮又逐渐泛滥起来，并渗透到各个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也毫不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影响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学历史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一方面强调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一方面又用打上鲜明极“左”烙印的“思想政治教育”，冲击历史基础知识的教学。可以这样说，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研究，因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片面性。主要有：机械强调书本知识的重要；在历史知识中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其它不少内容被硬性砍掉或削减，从而造成历史基础知识体系的极不完整。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极“左”思潮影响的消除，经过调整，历史知识体系日趋完整，历史基础知识中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然而，机械强调书本知识重要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思考就被忽略，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入到了对知识与能力关系的大讨论之中。这样，不仅历史基础知识本身失去了一次从根本上研究、解决所存在问题的机会，而且，使得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的探讨，从一开始就在许多方面显出了严重的先天不足。　　从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历史基础知识教学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严重冲击；同时，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长期把历史基础知识局限、封闭在教科书中；80年代以来，又将培养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简单、轻率地归结为是由过于重视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而造成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建国至今，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长期缺乏深入研究。而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却认为：以前，我们是过于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了。可想而知，如果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以及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的研究和实践，将会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　　其二，是认识上的原因。在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中，历史基础知识教学和能力培养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重要、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主观上认识并在实践中处理这种关系时，却人为地将其分割、对立起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比较复杂，但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在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各种事物的时候，注重从事物自身的矛盾性入手，一般说来，这没有错误，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过于看重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忽视其统一性，片面地强调“不破不立”是事物的发展。直到今天，我们的一些同志仍习惯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来认识问题，其表现为，注重或强调事物的一方面时，就要否定或轻视事物的另一方面，不顾客观地随意夸大矛盾，似乎只有这样才是事物的发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这样的情况，屡出不鲜。如，教学中，强调教师教的时候，就忽视学生的学；注重学生的学，就轻视教师的教。在课堂上，各种形式的“满堂灌”、片面强调“学生活动”等，都是其必然产物。再如，教学中，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为了说明某些方法好，就不惜轻率地贬低另一些方法，以至在一定的时间里，使许多一线的老师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得不到要领，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学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　　在认识和处理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问题时，亦是如此。在一些同志看来，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大，重视了历史知识的“传授”，势必就会削弱能力的“培养”；历史知识“传授”多了，能力“培养”就会少了。在教学实践中，不少老师在课堂从形式上尽量少讲，多让学生进行读书、回答问题等“活动”；有的地区、学校甚至教条式地硬性规定出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时间，超时即有“满堂灌”、不注重能力培养之嫌。这样一种状况的存在，使我们不能像注重培养能力那样，全面、深入地关注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问题。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以及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的片面认识，长期存在，危害甚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今后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应该怎样端正认识，尽快消除误区呢？　　首先，我们要对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构成，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如上所述，在过去的一个很长时期里，我们受“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片面、机械地认为历史教科书里所讲述的知识就是历史基础知识，在这方面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我们在反思这方面问题时，又出现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轻视书本知识。要全面、正确认识历史基础知识，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必须正确认识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以及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在历史基础知识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教学中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教科书在历史基础知识中的定位是否准确，非常重要。　　其实，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完整意义上的历史基础知识是由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及教师教和学生学三方面构成的，这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的“内容要点”，是衡量、确定历史基础知识的统一标准，它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基本要求。至于这一标准、要求，是详是略，是具体还是笼统，都可以进一步研究、探讨，但是不能缺少。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的具体化，它依据大纲的“内容要点”，具体设计出了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其知识框架的式样，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不能没有。同时，历史教科书还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作出了安排。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则是依据历史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统一标准，以教科书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所作的安排为尺度，最大限度地充实和丰富教科书所设计的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这是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最后落实。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学历史基础知识不同于其它类别和级别的历史知识，它明显带有一些特点：　　一是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确定，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要体现国家的要求，不能带有随意性。　　二是历史教科书内容只是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而不是全部历史基础知识。没有它，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历史基础知识的宏观统一标准无法实现，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学习也失去了坚实的依托。　　三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形成历史基础知识的最后一环。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作用不是简单条理教科书内容的线索和脉络，为其补充史料和史实；学生的学习也不是单纯的只听教师的讲。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过程，应该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通过这种师生双边的创造性活动，教师和学生要把教科书所设计的知识框架，最大限度地丰满起来，并使教科书中的文字知识“活”起来，“立体化”起来。教学中，能否做到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最后形成的历史基础知识的质量和水平。　　四是在构成历史基础知识的三个方面中，越是对宏观的方面，要求越严格；对微观方面，则要求充分体现灵活性，教师和学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潜能。　　从上述构成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三个方面，以及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的特点，可以看出：历史教科书是构成历史基础知识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连接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与教师教、学生学的重要纽带，缺其不可。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教科书就是历史基础知识，准确地说，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是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因而，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拔高或贬低历史教科书作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其次，我们要自觉克服认识问题过程中的缺陷，使我们对教育的主观认识最大限度地符合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处理好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从而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法则，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即事物内部矛盾各方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处理过程中，过分强调其内部矛盾各方的对立，忽视统一，在教育领域中亦是如此。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我们应引以为戒。　　其实，在客观世界中，事物内部的矛盾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立是促进发展的催化剂，而最终实现发展要通过统一。只讲统一不讲对立是不能实现发展的；反之，只讲对立不讲统一亦不能真正实现发展。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是一对矛盾。如上所述，我们在认识这对矛盾时，不能只看到对立，不看到统一。在教学中处理这对矛盾时，特别不能人为地加深其对立，而应该积极促成二者由对立转化为统一。只有这样，教学才能顺利进行，教学任务才能圆满完成。　　在教学中，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由对立转化为统一呢？我们认为必须“取得以下几点共识：　　（一）历史基础知识和能力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概念，二者不能等同，不能相互替代。在教学中，那种认为只要“培养了能力”，不需要花费多少气力，自然而然地就能教好、学好历史基础知识的观点，与认为只要“传授”好了历史基础知识，自然而然地就培养了能力的说法，同样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到目前，我们对二者各自的特性及其规律，还缺乏研究和认识。然而，在历史教学中，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又有统一性，二者统一在同一教学活动之中，统一在同一受教育者的认识活动之中，相互依存，不能分开。这与人类认识历史的活动是一致的。历史学家、历史工作者在认识某一问题时，既需要获取充分的史料，又需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思维，进行细致、深入的辨析，得出结论。二者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而这些工作都统一在同一史学研究活动中。因此，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的研究和认识，也一定要以二者之间的统一性为基础和前提。　　（二）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能力培养对知识教学有很强的依存性，离开了历史基础知识，能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里，有一种说法须要澄清。在谈到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人曾经学习很差，但能力很强，很能干。并以此为据，来证明能力非常重要。其实，这种说法正说明本文所论及的误区的存在。即，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知识的全面、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只看重书本知识，轻视书本以外的知识，特别是不能将书本知识和书本以外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有的人书本知识学得不够好，但学到了不少书本以外的知识，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其能力也会得到相应训练和提高。这个例证，倒是提醒我们要注重研究，在历史教学中，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能转化为历史能力，什么样的教与学的方式更有利于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　　（三）能力对知识有很强的依存性，但能力一旦得到发展，就会转而为新知识的开发创造条件。因此，能力又是开发新知识的工具。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那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能力培养当作是教学的终极目标，或把“传授”历史基础知识作为教学最终目标，而将能力培养简单看作是为“传授”知识服务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明显违背了教育、教学的基本目的的。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对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并没有认识得十分清楚，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关于什么是历史基础知识、什么是历史能力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历史教学的改革是艰难、任重而道远的，这其中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探索，有许多设计、构想，要经过反复试验、反复修正，而不能轻易下结论。历史教育、教学的改革，决不会一蹴而就。 官场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今日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扭屁股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地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投身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然，对于领导重使用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眼见得，各个系统，各个级别的领导们，就大趋势而言，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越降越快。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马屁只是副产品而已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到了这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在人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博士生的总量，超过了美国。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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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也不断深入，成绩斐然。但是，问题亦不少。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历史教学中一些带有原则性的基本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会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进行，甚至还可能将改革引入歧途。历史基础知识的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中，至今仍存在一些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提出几点意见来，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80年代以来，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关于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通过讨论，不少人认为，认识已经清楚，问题基本解决。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似乎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定论：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能力”的培养。因此，历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从过去的重视“知识”的传授，转到重视“能力”培养上来。对这样一种观点的认可，甚至出现在某些地区的教育机构、教研部门指导历史教学的文件中，影响甚大。　　这样的论点是否成立？换句话说，我们的历史教学改革能否建立在上述见解的基础上？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当前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成败。笔者认为，上述见解表明，在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的认识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将忽视能力培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归结为是由于过于重视历史知识教学所造成的。这一误区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关系的深入研讨，而且对在教学中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和后果。　　这个认识上的误区是怎样形成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十分复杂。究其深层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二：　　其一，是历史的原因。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是与新中国的教育一起涎生、成长起来的。其间，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最初，我们全面吸收和借鉴了原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经验。公正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其过分的依赖，亦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凯洛夫教育思想体系中过于重视书本知识的局限及存在的问题，在长时期里，我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5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左”的思潮又逐渐泛滥起来，并渗透到各个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也毫不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影响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学历史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一方面强调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一方面又用打上鲜明极“左”烙印的“思想政治教育”，冲击历史基础知识的教学。可以这样说，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研究，因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片面性。主要有：机械强调书本知识的重要；在历史知识中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其它不少内容被硬性砍掉或削减，从而造成历史基础知识体系的极不完整。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极“左”思潮影响的消除，经过调整，历史知识体系日趋完整，历史基础知识中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然而，机械强调书本知识重要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思考就被忽略，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入到了对知识与能力关系的大讨论之中。这样，不仅历史基础知识本身失去了一次从根本上研究、解决所存在问题的机会，而且，使得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的探讨，从一开始就在许多方面显出了严重的先天不足。　　从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历史基础知识教学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严重冲击；同时，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长期把历史基础知识局限、封闭在教科书中；80年代以来，又将培养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简单、轻率地归结为是由过于重视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而造成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建国至今，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长期缺乏深入研究。而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却认为：以前，我们是过于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了。可想而知，如果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以及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的研究和实践，将会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　　其二，是认识上的原因。在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中，历史基础知识教学和能力培养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重要、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主观上认识并在实践中处理这种关系时，却人为地将其分割、对立起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比较复杂，但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在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各种事物的时候，注重从事物自身的矛盾性入手，一般说来，这没有错误，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过于看重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忽视其统一性，片面地强调“不破不立”是事物的发展。直到今天，我们的一些同志仍习惯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来认识问题，其表现为，注重或强调事物的一方面时，就要否定或轻视事物的另一方面，不顾客观地随意夸大矛盾，似乎只有这样才是事物的发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这样的情况，屡出不鲜。如，教学中，强调教师教的时候，就忽视学生的学；注重学生的学，就轻视教师的教。在课堂上，各种形式的“满堂灌”、片面强调“学生活动”等，都是其必然产物。再如，教学中，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为了说明某些方法好，就不惜轻率地贬低另一些方法，以至在一定的时间里，使许多一线的老师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得不到要领，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学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　　在认识和处理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问题时，亦是如此。在一些同志看来，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大，重视了历史知识的“传授”，势必就会削弱能力的“培养”；历史知识“传授”多了，能力“培养”就会少了。在教学实践中，不少老师在课堂从形式上尽量少讲，多让学生进行读书、回答问题等“活动”；有的地区、学校甚至教条式地硬性规定出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时间，超时即有“满堂灌”、不注重能力培养之嫌。这样一种状况的存在，使我们不能像注重培养能力那样，全面、深入地关注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问题。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对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以及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关系的片面认识，长期存在，危害甚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今后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应该怎样端正认识，尽快消除误区呢？　　首先，我们要对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构成，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如上所述，在过去的一个很长时期里，我们受“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片面、机械地认为历史教科书里所讲述的知识就是历史基础知识，在这方面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我们在反思这方面问题时，又出现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轻视书本知识。要全面、正确认识历史基础知识，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必须正确认识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以及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在历史基础知识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教学中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教科书在历史基础知识中的定位是否准确，非常重要。　　其实，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完整意义上的历史基础知识是由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及教师教和学生学三方面构成的，这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的“内容要点”，是衡量、确定历史基础知识的统一标准，它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基本要求。至于这一标准、要求，是详是略，是具体还是笼统，都可以进一步研究、探讨，但是不能缺少。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的具体化，它依据大纲的“内容要点”，具体设计出了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其知识框架的式样，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不能没有。同时，历史教科书还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作出了安排。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则是依据历史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统一标准，以教科书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所作的安排为尺度，最大限度地充实和丰富教科书所设计的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这是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最后落实。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学历史基础知识不同于其它类别和级别的历史知识，它明显带有一些特点：　　一是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确定，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要体现国家的要求，不能带有随意性。　　二是历史教科书内容只是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而不是全部历史基础知识。没有它，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历史基础知识的宏观统一标准无法实现，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学习也失去了坚实的依托。　　三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形成历史基础知识的最后一环。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作用不是简单条理教科书内容的线索和脉络，为其补充史料和史实；学生的学习也不是单纯的只听教师的讲。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过程，应该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通过这种师生双边的创造性活动，教师和学生要把教科书所设计的知识框架，最大限度地丰满起来，并使教科书中的文字知识“活”起来，“立体化”起来。教学中，能否做到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最后形成的历史基础知识的质量和水平。　　四是在构成历史基础知识的三个方面中，越是对宏观的方面，要求越严格；对微观方面，则要求充分体现灵活性，教师和学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潜能。　　从上述构成中学历史基础知识的三个方面，以及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的特点，可以看出：历史教科书是构成历史基础知识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连接历史教学大纲（历史课程标准）与教师教、学生学的重要纽带，缺其不可。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教科书就是历史基础知识，准确地说，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是历史基础知识的框架。因而，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拔高或贬低历史教科书作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其次，我们要自觉克服认识问题过程中的缺陷，使我们对教育的主观认识最大限度地符合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处理好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从而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法则，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即事物内部矛盾各方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处理过程中，过分强调其内部矛盾各方的对立，忽视统一，在教育领域中亦是如此。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我们应引以为戒。　　其实，在客观世界中，事物内部的矛盾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立是促进发展的催化剂，而最终实现发展要通过统一。只讲统一不讲对立是不能实现发展的；反之，只讲对立不讲统一亦不能真正实现发展。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是一对矛盾。如上所述，我们在认识这对矛盾时，不能只看到对立，不看到统一。在教学中处理这对矛盾时，特别不能人为地加深其对立，而应该积极促成二者由对立转化为统一。只有这样，教学才能顺利进行，教学任务才能圆满完成。　　在教学中，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由对立转化为统一呢？我们认为必须“取得以下几点共识：　　（一）历史基础知识和能力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概念，二者不能等同，不能相互替代。在教学中，那种认为只要“培养了能力”，不需要花费多少气力，自然而然地就能教好、学好历史基础知识的观点，与认为只要“传授”好了历史基础知识，自然而然地就培养了能力的说法，同样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到目前，我们对二者各自的特性及其规律，还缺乏研究和认识。然而，在历史教学中，知识教学与培养能力又有统一性，二者统一在同一教学活动之中，统一在同一受教育者的认识活动之中，相互依存，不能分开。这与人类认识历史的活动是一致的。历史学家、历史工作者在认识某一问题时，既需要获取充分的史料，又需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思维，进行细致、深入的辨析，得出结论。二者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而这些工作都统一在同一史学研究活动中。因此，我们对历史基础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的研究和认识，也一定要以二者之间的统一性为基础和前提。　　（二）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能力培养对知识教学有很强的依存性，离开了历史基础知识，能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里，有一种说法须要澄清。在谈到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人曾经学习很差，但能力很强，很能干。并以此为据，来证明能力非常重要。其实，这种说法正说明本文所论及的误区的存在。即，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知识的全面、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只看重书本知识，轻视书本以外的知识，特别是不能将书本知识和书本以外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有的人书本知识学得不够好，但学到了不少书本以外的知识，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其能力也会得到相应训练和提高。这个例证，倒是提醒我们要注重研究，在历史教学中，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能转化为历史能力，什么样的教与学的方式更有利于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　　（三）能力对知识有很强的依存性，但能力一旦得到发展，就会转而为新知识的开发创造条件。因此，能力又是开发新知识的工具。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那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能力培养当作是教学的终极目标，或把“传授”历史基础知识作为教学最终目标，而将能力培养简单看作是为“传授”知识服务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明显违背了教育、教学的基本目的的。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对基础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关系，并没有认识得十分清楚，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关于什么是历史基础知识、什么是历史能力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历史教学的改革是艰难、任重而道远的，这其中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探索，有许多设计、构想，要经过反复试验、反复修正，而不能轻易下结论。历史教育、教学的改革，决不会一蹴而就。 官场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今日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扭屁股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地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投身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然，对于领导重使用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眼见得，各个系统，各个级别的领导们，就大趋势而言，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越降越快。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马屁只是副产品而已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到了这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在人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博士生的总量，超过了美国。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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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简述题　　1. 信息的特征？　　答：1共享性，2扩散性，3传递性，4扩充性，5浓缩性，6替代性。　　2. 拉扎斯菲尔德通过对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写出了《人民的选择》，其中提出一系列理论的假说，这些假说都是什么？　　答：《人民的选择》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194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围绕大众传播的竞选宣传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实证调查的研究报告，调查结果表明，在整个竞选过程中间，改变了原来投票意向的人只占8%，大部分人始终没有改变投票意向，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并没有直接左右选民投票意向的力量，它只是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一，而且不是主要因素。　　研究者通过这项研究否定了早期魔弹论的效果观，提出了对后来的传播效果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其中包括：　　1政治既有倾向假说（人们就选举或其他政治问题作出的决定，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是基本取决于人们已有的或迄今所持有的政治态度）　　2选择性接触假说（指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传播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　　3“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理论（大众传播的影响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一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　　4对大众传播效果类型的概括（可能产生的三种效果：1强化效果2“结晶”效果3“改变”效果）　　3. 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有什么区别？　　答：批判学派和传统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差异表现在：前者是哲学思辨的，后者是科学实证的。具体地说，批判学派采用的研究方法，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卢卡奇的“总体性”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总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之和，总体包含着部分所没有的东西。用总体的眼光审视传播，才能洞察其内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联系。传统学派采用的是实证方法，以“科学性”见长。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等研究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根据一项理论假设，去寻找有关的实际数据，然后据此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证明或否定这一理论假设，简单地说，就是提出命题，定量分析，得出结论。　　4. 问卷调查中提问设计的原则是什么？　　答：合理性，科学性，艺术性　　5. 报纸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长处：1信息容量较大2保存信息的能力强3受众选择的主动性强；报纸信息容量虽然受到篇幅的限制，但可以通过扩版增张扩大信息容量。报纸是印刷品，易于保存和查阅。读报的时间，读报的方式都任由读者决定。　　短处：1传播信息的速度不如电子传媒，因而新闻的时效性逊于广播电视　　2传播形式缺乏图声并茂的电视节目的动感，也不如以声传情的广播节目来的新切　　3读报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限制了读者的范围　　6.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什么？　　答：传播学虽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与新闻学并不存在“血缘”关系，不同之处在于：　　1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新闻学的研究路线是：实务-历史-理论；传播学的研究路线是：多学科理论探索-对传播实践的调查，分析与指导-理论上的提高与发展）　　2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新闻学思辨型定性分析方法，传播学采用实验型的定量分析方法）　　3研究对象虽有重合之处，但亦不尽相同（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传播的内容制作和传播者；传播学研究遍及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的全过程）　　传播学和新闻学各自独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闻学的继承与发展和传播学的引入与探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7.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信息”的科学概念是由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创始人申农提出的。消除或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确知讯息或关于该事物的确定状态。而讯息（或消息）则是信息的物质载体，用以负载信息的传递和交流。　　新闻和信息是密切相关的，新闻是信息的一种形态，是信息“大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新闻源于信息，而又终于信息；新闻的特点：　　1新闻要求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2新闻要求具有完整，连续的总体性　　3新闻信息要求公开传播，为众多的接受者所共享，是一种“大传播”的信息　　4新闻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　　8. 确定样本大小的四个因素是什么？　　答：1研究总体中样本单位之间的差异程度2课题要求的精确程度和把握程度3课题研究的时间，人力，财力及研究本身的要求4调查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以及统计分析方面的要求　　9. 简要评价一下拉斯韦尔的“5W”理论。　　答：1948年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提出了这个模式。由于这一模式各个五一节的第一个英语字母都是W，故称5W模式。谁，说什么，对谁，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这一模式的贡献：它第一次比较详细，科学地分解了传播的过程，为什么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出了具体的环节（或要素），从而使传播研究的细化，深化成为可能。同时把5W规定为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为后人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一次为传播学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理论构架，从而使传播学的最终确立成为可能。　　不足之处：直线性，即从传播者开始，到效果结束，即没有反馈，也看不出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孤立性，没有涉及传播过程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联系，不符合实际情况。　　10. 语言的三个特征是什么？　　答：根据波兰学者柯日布斯基等人的研究，从语义学角度来看，语言的特性主要有以下三种：　　1语言是静态的，而客观实际是动态的2语言是有限的，而客观实际是无限的3语言是抽绎的，“抽绎”　　是指经过选择和舍弃而从中引出头绪来　　11. 大众传播的受众有什么特点？　　答：1广泛性，大众传播是面向全社会公众的传播活动，因而决定了它拥有人数众多的受众，而且受众成员广泛分布在各个地区，而不限于某个狭小的范围　　2混杂性，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复杂的，异质的，由特点各异的受众成员组成。他们表现出年龄，文化程度，民族，职业，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　　3分散性，大众传播要通过媒介工具进行信息传递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受众与大众传播没有直接的接触，不能展开面对面的对话交流，受众与传播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分隔开的。而且，受众分散各处，成员之间互不相识，互不联系，处于分隔状态。　　4隐匿性，大众传播机构对受众成员既不认识，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即使可能了解受众总体的一些主要特征和愿望要求，也难以确知受从成员的个人情况。从这个角度看，广大受众处于隐匿的状态。　　12. 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是什么？　　答：传播效果依据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即指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2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指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上的变化3行为层面上的效果，即认知和心理，态度所发生的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也有三个层面：1环境认知效果2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3社会行为示范效果　　13. 传播学诞生的条件是什么？　　答：从主观条件看，人类认识能力有了空前提高——伴随着封建专制时代的终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为之面目一新，并日趋“整体化”，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正确，各种新理论，新学说大量涌现。在此背景下，对传播现象，传播活动的全面把握和系统，科学的认识，终于成为可能。　　从客观条件看，传播的作用和影响高度凸现——工业化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其必然结果之一是：传播活动日益频繁和复杂化。特别是传播的相对独立化和职业化，给人类带来一种全新的重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终于引起全社会对传播现象，传播活动的高度重视。　　总之，可能与需要相结合，催生了作为20世纪众多新学科之一的传播学。　　14. 简述赖利夫妇模式的特点？　　答：由美国学者赖利夫妇提出，属于社会系统模式，该模式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一是“基本群体”，又称初级群体，首属群体，如家庭，邻里，亲密伙伴等，二是“更大的社会结构”，指关系比较松散的次属群体，如工作单位，学校，社团等；三是“社会总系统”，指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等隶属群体。　　15. 简述马莱茨克模式的特点？　　答：该模式由德国学者马莱茨克提出，属于社会系统模式。它详尽地色画了传播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展开了社会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在该模式中，传播者一方，要从大量的材料中进行“内容选择”的工作，但又要承受“讯息的压力”和“媒介的压力”。受传者一方，同样要对大量信息进行“内容选择”，会受到“媒介的压力”，而“感受和效果“也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在该模式中，传播者和受传者都要受到三个层面的制约和影响：一是个人层面，即“自我形象”和“个性结构“，二是组织层面，即传播者的”工作环境“，包括媒介组织和工作伙伴，受传者所在的”受众群体“，三是社会层面，即”社会环境“　　此外，该模式还展示了“传播者”“媒介”“受传者的反馈”，媒介与受传者彼此“心目中的形象”等，这些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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