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钊韬：他的经历本身堪称一部人类民族志
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中评价梁钊韬“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1994年，美国学者顾定国在他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一书中以梁钊韬的生平为线索描述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梁钊韬作为中国人类学的焦点人物之一？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后来主持复办人类学系当属梁钊韬里程碑式的成就。然而，在顾定国看来，选择梁钊韬更重要的理由是，“梁先生的一生是与他所倡导的学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
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舶来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几经沉浮。从最初“西学东渐”的热潮，到解放后“文化人类学”成为不可说的禁区，许多有天分的人类学者就此陨落，再到人类学系复办后的复兴……时代与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命运紧紧交缠在一起，而在人类学发展每个关键节点上，梁钊韬都是亲历者和积极的参与者。
“梁钊韬不得不竭尽全力与影响他的研究领域及工作的中国历史对抗。”对于这位中国学者的学术之路，顾定国这样写道。志虑忠纯者方能“成一家之言”，在人类学“被打倒”的漫长岁月里，梁钊韬依然选择了坚守，这或许是他留给后世学者们的最大精神财富。
一场为人类学正名的辩论
“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1981年4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被撤销29年后，“人类学”这个名字终于得以再次出现在社会科学的大家族中。同年，梁钊韬成为被国家第一批授予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授之一。作为新中国首个复办的人类学系系主任，梁钊韬的名字注定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上。
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人类学传入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在1958年之后更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人类学系相继撤销，“文化人类学”一词被禁用，甚至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不少人类学专家不是改行就是受到批判，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文革”之后，“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还有人对我讲，人类学是殖民主义者的工具，达尔文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值得学习，等等。”梁钊韬招收的一个博士研究生格勒在描述“文化人类学”被禁的岁月时回忆道。
美国学者顾定国在他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日，梁钊韬的70大寿在中大的餐厅里举行，中大的前任校长、党委副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向他敬酒，对他在人类学这个时常遭受到攻击的领域内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或许这个夜晚的意义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这个庆祝活动本身。仅仅在十年前，他们的前任没有一个人会在公开场合和梁打招呼。”结尾，顾定国略带调侃地说。
在与梁钊韬相识多年的顾定国看来，梁钊韬“是带着一个经过历史考验的人的自信着手他的重建计划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梁钊韬的学生杨鹤书的证实。虽然时隔多年，但他对于1978年那次大辩论记忆犹新：“1978年冬，梁师与我和陈启新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西藏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杨鹤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段时间，梁钊韬解释得最多的，就是民族学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要为民族学和人类学“正名”。在与教育部主管领导的一次会面中，梁钊韬激动地说：“在别的国家都有这一学科，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众多的资料——如果我们不研究，谁来研究呢？我们绝不能把这一学科让给外国人！”
一部被称为“破天荒”的教材
《中国民族学概论》首次堂堂正正地亮出“民族学”的招牌，并在香港、日本发行，有人类学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中，梁钊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不仅是因为他的勇敢，也因为他具有广东人特有的务实和精明。杨鹤书说，早在1977年，梁钊韬已经有了恢复民族学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梦想，除了当“说客”，还要有计划地引入师资、编写教材，为复办人类学系做好一切准备。
在梁钊韬的设想中，复办后的人类学系拟成立两个专业：民族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而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便是：两个专业都需要通论教材，但中断已久的民族学没有任何国内外的教材可供参考。于是，在梁钊韬的倡导下，杨鹤书和陈启新从无到有地开始编写《民族学概论》的初稿。
今年已经75岁的陈启新还记得，日，他接到梁钊韬先生来函，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回母校工作。为加快他的调动步伐，梁钊韬先生不但给他写了十多封信，而且向学校和广东省领导写了报告。几经周折，陈启新于翌年秋调回中大历史系。
窝在中大简陋的宿舍里，陈启新与杨鹤书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20多万字的《概论》初稿。1979年秋，给考古专业77级本科生和文化人类学硕士生试讲，学生反应很好。从而坚定了梁先生复办人类学系的信心。1980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这本讲义首次在全国亮相，立刻在整个民族学界引起轰动，会后，许多民族院校纷纷来函索赠教材，云南民族学院还拟派教师来进修。
这本后来被编订成《中国民族学概论》的讲义所引发的“地震”，早已超过了两个编者的想象。《中国民族学概论》不仅在国内出版，而且在香港、日本等地发行，成为中国第一部堂堂正正亮起民族学招牌的教材，有人类学者称其为“破天荒的一件大事”。随着这一禁区被打破，民族学研究也迎来了一股新的热潮，各种民族学著作，如杨堃的《民族学通论》，李绍明的《民族学》，和其他院校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民族学专著相继出版。
对于中大人类学系来说，这部教材更是“稳住阵脚”的一仗。在写给杨鹤书的信中，梁钊韬满怀深情地写道：“1979年，您们开始写这本讲义，首先恢复这门课程，引起了校内外的重视，因而才能成立民族学专业，1981年批准并成立人类学系。在此期间，我甘做‘开路先锋’，几年来，百事需举，哪能允许我伏案写书呢？幸得您们埋头苦干，终能把这本书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可以说，我们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
一堂特殊年代的考古课
在那个特殊年代，他钻了“开门办学”的空子，把教学地点搬到了考古工地现场。
现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的杨耀林是1973年中山大学考古系开办后的第一届学生，在他的记忆中，1973年并不是一个“安心念书”的年份，“工宣队”进驻校园，组织“批林批孔批周公”，把不顺眼的老师当作“土围子”攻打，劳动、运动、“开门办学”成了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
“梁先生琢磨着大学学制缩短到三年，再这样折腾下去，开创考古专业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不就废了吗？于是，他钻‘开门办学’的空子，把教学地点搬到了考古工地现场。”
杨耀林说，他们先后到马坝石峡、南海西樵山、湖北红花套、广西合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实习，梁钊韬就地讲解，在广西博物馆时，梁钊韬讲《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听讲的人很多，因此讲堂由室内移到室外，除了博物馆的全体员工外，还有不少附近机关事业单位的求知者，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听到专题学术报告会实在是件难得的事。
对于梁钊韬那一辈的人类学家来说，踏踏实实做研究是一种“奢侈”。师从杨成志，抗战的烽火中，梁钊韬他们只能边躲避战祸边学习；解放后风华正茂，却又经历人类学系撤销的命运，不能随心所欲地做研究；文革时被关进“牛棚”，走出“牛棚”之时，女儿已经因白血病病死，夫人因为伤心过度视力受损，就连他本人也得了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梁钊韬仍然扛起民族学的大旗，复办人类学系……梁钊韬是中国人类学从奠基、初步繁荣到被打倒和复兴的亲历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本身的经历堪称一部人类民族志。
时代的变迁总是让人唏嘘感慨，伴随着中国人类学命途多舛的过程，许多有天分的人类学者被打倒甚至因为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含冤去世，或者被迫选择了放弃、转行，但梁钊韬依然选择了执着而冷静地坚守。人类学在1952年被取消至1981年恢复这段时间，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其实并没有中断。梁钊韬转到历史系民族考古教研室，参与了国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先后在瑶、畲、黎、佤、拉祜、怒、独龙、傣、景颇、白等少数民族地方做过田野调查和考察，并对马坝人的体质特征作出最初的鉴定。“这是在特殊年代的选择，当时人类学中偏重文化观念解释的取向受到了批判，所以人类学的学者开始关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史的这些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建民说。
但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大鸣看来，正如他创造性地将课堂搬到考古工地一样，在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选择中，梁钊韬在进行考古学调查的同时，引入了民族学、民俗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因而提出一些有新意的观点：“文革时期他在北大做讲座的时候就把少数民族部落和炎黄部落相比较，把各种各样的动物看作是图腾，这些都不是纯历史学，而是倾向于人类学，所以他的研究是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周大鸣认为，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跨学科研究如果能把民族的、历史的结合得很好，做考古学研究一定会有成绩，这种国学功底、外语能力的培养对现在的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挑战。
■学人名片
梁钊韬（），广东顺德人，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经过梁钊韬先生的不懈呼吁和奔走，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了停办29年之久的人类学系——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学科体系上，明确以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四个部分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流派特色。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评价梁钊韬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顿国庆节“加餐”的午饭
“我们睡考古工地附近的生产队仓库，借宿学校教室，为了不影响上课，晚上打开铺盖，天亮卷起来。”
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杨成志教给学生的第一堂课就是：“人类学家是用两条腿走出来的。”深入异族他乡，用脚丈量不同文明的尺度，承受着内心的孤独与寂寞，人类学家注定是孤独的行者。
几乎所有梁钊韬的学生回忆起恩师，最难忘的都是田野调查的经历。“脚勤、手勤、口勤、眼勤、脑勤，这‘五勤’是先生给我们立下的‘规矩’。”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崇岳说，1963年，梁先生带他们3位研究生从昆明出发，跨越美丽的澜沧江和湍急的怒江，深入滇西少数民族进行田野调查。“进入交通不便、条件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先生与我们一样坐运货的卡车，大多是徒步，爬山涉水，住简陋的招待所。有时候便叫我与他同住一个房间做伴，躺在床上聊天，从学术到生活‘穷聊’。”黄崇岳说，当去到云南西南部中缅边境西盟佤族自治县，做佤族原始社会历史文化残余调查时，不仅生活艰苦，而且形势复杂，有时还会听到边境的枪声，因此西盟县政府专门配了2位公安战士保护梁钊韬一行下乡调查。“我们就住在丛林中乡公所的木屋里，有一天半夜，突然发现梁先生不在床上，公安战士生怕先生黑夜被野兽或坏人袭击，急忙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原来先生外出在树林里‘方便’了，大家虚惊一场。”
梁钊韬始终坚持言传身教，他在后辈学者中流传颇广的一句话是：“不经自己核实的材料不能用，不经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要写”，特别对于人类学的研究，他说：“作为人类学家，更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第一手资料，自己调查得到的材料，更为可贵。”正是因为如此，他从来不做“甩手掌柜”，每次田野调查，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会一起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梁钊韬已经快50岁了。
“外出实习十分艰苦，无论学生老师，无论远近，无论寒冬酷暑，书籍、考古工具和被盖辎重随行。我们睡考古工地附近的生产队仓库，借宿学校教室，为了不影响同学们上课，晚上打开铺盖，天亮卷起来。”杨耀林说，他印象最深的是1974年国庆节的一顿午饭，“那顿是在西北大学学生饭堂吃的，高粱加大米煮的饭，白肉煮白菜，这算是过节的加餐了。那时全国物资供应紧张，缺少肉食油水，一顿半斤粮食填不饱肚子。梁先生体谅我们，以考古专业特殊为由，向学校和粮油部门申请到每月供应36斤大米指标，要比其他专业多出6斤。”
一次“造假”引发的风波
“我从未见过温和的梁师如此恼怒，过了良久，他压低嗓音说：‘考古是一门科学，不能造假’。”
在学生们眼中，梁钊韬是一个温和亲切的老师，“很少有老师对学生这么好，除了学术上愿意跟学生毫无保留地交流外，在生活上、精神上、经济上也会给予支持。”周大鸣说，有个学生要去日本做访问，梁钊韬自己出钱给他买了个照相机，“上世纪80年代，一个照相机要超出老师工资的好多倍，所以当时我们觉得他都是借钱给学生买的。”
“我身体不好，容易疲倦，这是衰老的必然现象。但愿你们的事业、贡献远远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得到的安慰！您说我对您像父亲一样关心，师生关系应该永远如此。望您到西藏后给我写信，或到什么地方随便给我写几个字给我也好。”这是1985年梁钊韬给自己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格勒写的信。格勒在成都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先后收到梁钊韬十多封信，大部分是用毛笔写的，合计四十多页一万多字。
正如无论学术环境如何恶劣，梁钊韬依然选择坚守一样，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师生已经变成最危险的关系之一，老师随时可能被学生看作是“告发”或“斗争”的对象，梁钊韬依然对学生们保持“父亲一样的关心”。黄崇岳说，上世纪50到70年代初鼓励学生“革命造反”，师生之间的关系大多是紧张对立的，但梁先生却一直对学生无微不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副食品全部采用定量的票证供给制，一般教职工也不例外，唯有照顾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们，发几张特供票，可到指定的大饭店去饱餐一顿。当时梁先生却惦记着我们三个研究生，不时请我们去家中吃饭，或用特供票去饭店共享。”黄崇岳说，1963年去滇南田野调查时，按照出差的规定，学生只能坐硬座，先生可以坐软卧，梁钊韬便招呼他们到软卧车厢轮流休息。
不过，亲切和蔼的梁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杨耀林说起一个故事：1974年第二学期，梁钊韬带研究生去西樵山史前遗址考古调查，有一位同学恶作剧，将一块燧石模仿敲打出几件“细石器”，大呼小叫地跑到先生跟前，报告考古发现。梁钊韬接过石块观察，神情严肃，未等先生开口，该同学心虚坦白造假。“先生当时气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从未见过那种难以言状的恼怒。”杨耀林说，过了良久，梁钊韬克制自己的情绪压低嗓音说：“你们记住，考古是一门科学，不能造假。”这句刻骨铭心的教诲在杨耀林以及同学们漫长的学习工作中成了座右铭。
知名人类学者黄淑娉、王建民、周大鸣评价梁钊韬学术贡献：
梁钊韬对近30年中国人类学影响深远
与历史学社会学等“显学”相比，人类学堪称边缘，以至于给不甚了解的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人类学家们扎根原始部落，为了解读图腾崇拜的意义；或是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只是为了探寻一种近乎绝迹的仪式……他们孤独而执着地寻找远古文明的蛛丝马迹。
这样一个与现世关系并不明显的学科到底有何意义？对于梁钊韬这一辈的人类学者来说，扪心自问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他们是完整亲历人类学中国化过程的一代，既见证了解放前人类学风起云涌的热潮，也见证了文化人类学被列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打倒，在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被迫选择了放弃，甚至退而质疑中国不需要人类学。
梁钊韬是坚持者，也是实践者。1981年，他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正名，而且没有采用当时更为流行的苏联模式，而是坚持按照更利于学科发展的美国模式来办学，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许多外国学者眼中“真正的人类学系”。南方日报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著名教授黄淑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民，以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请他们解读梁钊韬对这30年人类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复办人类学系奠定了30年人类学的繁荣
南方日报：复办人类学系当属梁钊韬被后世铭记最多的贡献，这个过程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几度沉浮。放在中国人类学发展这个大框架下，如何评价梁钊韬复办人类学系的贡献？
黄淑娉：梁钊韬复办人类学系，不仅因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人们所称颂，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办人类学系的指导思想和专业设置及课程结构都自成新的体系和新的特点。梁先生全面分析了国内外人类学的情况，总结了国内解放前后开办人类学专业的经验，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并征询有关专家、学者意见，提出与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四个学科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系的主张。
诞生在西方的人类学是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至40年代末，有了初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曲折的道路，从受压抑到复苏走向振兴。经梁钊韬先生的奋力筹划，中大人类学系在被撤销了31年后，在1981年复办起来。后来，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相继重建人类学系。可以说，梁先生对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他的努力，很难有后来这三十年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繁荣。
王建民：中山大学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得比较早的一个地方。早在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设在中山大学，当时由傅斯年任所长，所里第七组叫“民物学与人类学组”，杨成志作为助理跟着白俄人类学家史禄国到云南去做民族调查，史禄国因为担心匪乱放弃了去滇东考察，杨成志独自一人前往，在那里做了田野调查，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人类学研究传统就在中山大学开展起来，招收硕士研究生。
抗战胜利之后，杨成志先生倡导在中山大学创建人类学系，将人类学教育从研究生扩展到本科，1948年就正式建立了人类学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政治变动的关系，人类学系停办，人类学这个学科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学科，因为研究文化涉及到信仰、观念，而被判定为唯心主义的，在当时受到了批判，人类学专业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因为当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人类学只保留了对生物、古人类、古生物方面的研究，跟考古学相关联。但是社会文化这一块儿基本上停滞了。当时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去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当时梁钊韬先生做的重点就是关于考古和少数民族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才有了一个环境得以重新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重新认识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及贡献。梁钊韬先生就是在这时率先复办人类学系。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第一个人类学系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起来，这个对于中国人类学科的重建，人类学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南方日报：除了在创办人类学系上的贡献，如何评价梁钊韬先生在自己研究领域的贡献？
黄淑娉：梁先生对百越民族研究得很早。他是第一任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他撰写的关于百越民族史的文章，对于我国百越民族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马坝人头骨的发现，曾昭璇先生作了肯定。他认为“最先发现马坝人的，应该是梁先生”。
1958年，梁先生对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引起国内外考古学界的瞩目。他的这一发现，为西樵山石器时代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梁钊韬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对马坝人头骨化石的鉴定。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复查确证为距今十三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头骨化石。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的发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最重要的人类化石。马坝人的发现，是梁先生的一大功绩，在学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它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古人类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这一发现填补了从猿到新人的中间环节，对了解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周大鸣：首先他的一些研究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比如他对百越民族的研究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下只能做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这也是当时他主要集中在滇西和原始社会，把现在的少数民族看成原始社会的遗存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百越民族作为原始社会史的一部分，他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会把各种学科的资料融合在一起，就会提出一些观点，有新意；比如文革时期他在北大做讲座的时候就把少数民族部落和炎黄部落相比较，把各种各样的动物看作是图腾，这些都不是纯历史学，而是倾向于人类学，所以他的研究是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来研究早期的中国历史和原始社会史。
此外，马坝人等考古发现也是具有唯一性的。在推动学科发展上还应该看到，虽然当时粱钊韬先生的许多研究没有能够发表出来，但是他在学校任教期间曾经为学生编写过不少教材，这些资料他也传给了此后的不少老师，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大人类的一些课程都是使用他编写的教材，而这些材料确实是先进并且照顾到了国内外的资料信息。
多学科融合是他突出的治学特点
南方日报：后来的学者将人类学分为南北两派。作为继承杨成志南派的代表，梁钊韬跟他的老师相比，两人的学术倾向和研究方向有什么异同？如何看待南派和北派的分野？
黄淑娉：杨成志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梁钊韬是他的学生。杨先生在解放前做了不少田野调查，尤其是1928年在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影响非常大。而从后期来看，梁先生做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超越了他的老师，因此在考古学方面有很多建树。
早期的中国人类学的特点，归结起来，一是表现了理论方法上的不同特色，二是学者们共同探索人类学中国化。由于研究的主题和理论方法上的不尽相同，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表现出两种类型，研究者称之为“南派”和“北派”。“南派”以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南方一些大学的人类学家们为代表，接受了早期进化学派的一些观点，但更多地受后来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相结合；相对来说不大注重理论，而偏向材料的搜集和解释。“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基础，以吴文藻为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为代表。他们讲理论、重应用，明确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
无论南派还是北派，以及其他人类学者，都在寻求人类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只是北派注重理论，提出一些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南派则注重历史研究，力图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并给国内各民族以系统的分类。
王建民：我不是特别同意南北两派的说法。它是人们饭后闲聊的一种说法，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严格的学术理论流派是有许多界定的。可能在学术倾向上，以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这样一个传承来说，他们有自己的学术倾向研究上的特点。我认为呢，在20世纪前半期，有三种学术倾向，在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流派，只能说有了一些学术发展倾向。一个是中国功能主义学派，一个是中国历史学派，还有一个是中国文化学派，当然那时学派还没有真正建立，我说的是形成了这样三种学术流派的倾向。那么杨成志和梁钊韬比较偏向于历史文化这边。我个人觉得其实谈论学派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做出扎扎实实的研究。
与杨成志先生相比，梁钊韬先生在人类学与考古学、民族学等的融合方面比杨先生要做了更多的实践。杨成志先生虽然也有提倡，但在付诸实践上面，还是梁钊韬先生做得更多些。相对来说，杨成志先生的研究主要还是对每个地方的民族学田野研究作为主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钊韬先生在对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融合方面的研究作了更多的贡献。
南方日报：梁钊韬先生一直强调东西方的融合和跨学科之间的融合，包括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等学科之间进行融合，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从而对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如何看待他的这一治学主张？
黄淑娉：梁先生是民族考古学的先导者。他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1983年，他和张寿祺先生合写的《论民族考古学》中，就认为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必须重视民族考古学，认为过去民族与考古两门科学各搞各的，或“貌合神离”是不好的，应该合为一门科学。“‘民族考古学’之为‘民族考古学’乃在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于一些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并认为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都必须重视民族考古学。梁钊韬对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是他对我国考古学的又一大贡献。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性质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为了探讨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具体内容，用以追索古代百越历史情况，曾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加以结合作为印证和研究的途径。后来我们将这种做法名之为‘民族考古’。”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是很不容易的，梁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就是通过长期实践得来的。
总体来说，梁先生的学问很广泛。这也跟他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是受过多学科的训练有关。他本科开始就读的是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受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郑德坤教授和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的影响下，使得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上都是有所涉猎，后来转读中山大学历史系，指导他的老师有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民族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以及哲学史学家朱谦之等。后来，他进入中大研究生院深造，在导师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的精心指导下，除了继续攻读人类学、民族学外，还认真研究原始社会史及宗教学。
王建民：这个跟梁钊韬先生在中山大学接受的人类学训练有关。他在中山大学接受的就是按照人类学的四分支（注：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来训练的。在他的学术训练里，他就掌握了比较好的考古学方法和资料，同时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受到限制，只能在考古学和民族学等领域做有限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也是更多地强调历史发展，所以，他在这些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做更好的学术实践。他原本的学术训练，加上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实践，使得他在考古学、民族史、历史学这些方面就有了更多的体会和认识，可以把人类学和民族学、历史学等很好地结合。
人类学家是用两条腿走出来的
南方日报：顾定国在《中国人类学逸史》中说“梁先生的一生是与他所倡导的学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经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沉浮，像杨成志、梁钊韬这一辈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和精神？
黄淑娉：杨成志先生说：“人类学家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而在科研中，梁先生坚持“不经自己核实的材料不能用，不经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要写”，他认为“作为人类学家，更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第一手资料，自己调查得到的材料，更为可贵。人类学的研究，既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要有田野的实践，光有空洞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可以看出，两位先生都十分重视实践和调查的作用。
中大的学术传统保留得是比较好的。人类学研究一定要去亲自调查才能有所发现。有的同学可能对于到偏远地区做调查有顾虑。我们以前做调查，交通很不方便，就靠两条腿，或骑马、上山、下山，有时候下着大雨都要骑马，人很困倦，跌下马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地上。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好很多。
王建民：人类学是一个非常重视应用的学科，因此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做田野调查，取得一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学术研究要想取得成果，就必须吃得起苦，必须要花大量时间，集中精力，脚踏实地地做研究。老一辈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一方面是做出了楷模。
《中国人类学逸史》实际上是以梁钊韬作为一个焦点，来写中国的人类学，梁钊韬这本书其实是想通过梁钊韬这个学者的经历来看整个中国人类学科的一个发展，通过把历史和个人联系起来，变得更生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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