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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大学毕业时节~此时便是大四生找工作写论文的紧张时刻~前两天公司的一个大四实习生还正好问起我毕业论文该怎么写，于是心血来潮就干脆今天把我的学士论文晒出来了~
　　不过看了这篇论文的人可不要来和我讨论什么学术问题，比如张爱玲的小说我都只是写论文前才去买了本盗版合集走马观花地翻着看了看而已的~
　　这种程度的“用功”混混考试还是绰绰有余的~想当年我们上《西方文学史》，老师特别列了个书单要大家一定要把它们都熟读一遍，还威胁道“考试一定会考”！我自然不可能有那份闲心去读这么多好厚好厚的书~考试前就只是把这些书的梗概看了一遍，然后再背了几个书中的句子——这样，只要知道内容大意答题就不至于太离谱，再加上几句货真价实的原话就更显得出好似对作品烂熟于心的样子~于是乎考试顺利过关~
　　这篇论文也大量进行了剪刀加糨糊的工作，真正抄袭的东西都已巧妙地融入文中，而文后所谓的“参考文献”则多半是拿来装装样子的（论文固定格式据说一定要列出所谓的“参考文献”）~
　　剪刀手的工作可是一门伟大的艺术，抄得太烂了会被一眼发现然后打回去重写，抄得太好了那更惨！说不定会被评为“优秀论文”，而优秀论文则是要被老师们慎重审查的，那时再被发现抄袭就不是打回去重写那么简单了~所以说，应当把自己的幼稚观点与学者们的成熟理论巧妙结合，所谓“抄袭”与“借鉴”其实就隔一条线而已~能写得出一篇还算人模狗样但又比较平庸的东西来正是最不值钱的学士论文之写作奥义！
　　英文摘要是我们班长超哥帮忙给翻译的，特此鸣谢！　　当然啦，上面的某些话并没有教坏祖国花朵的意思=
=，大家还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哦！
从张爱玲到安妮宝贝
&&&&&&&&&&
——海派文学管窥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以张爱玲和安妮宝贝为个案梳理海派文学的发展变迁，进而研究海派文学的社会基础、地域文化特质、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和艺术特点，海派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天然联系及在此基础上所起到的积极意义是本文思考的重点。
Abstract: Taking the works of Mrs. Zhang Ailing and Anne Baby for a
point, this article was telling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Shanghai School、base of social class、regional culture、connotation
of spirit、view of value and art characteristics. The inner relation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Shanghai School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it playing positive role on this base, these are the
focus of the article.
关键词：张爱玲& 安妮宝贝& 海派文学
Key Words: Zhang Ailing& Anne
Baby& the literature of Shanghai School
　　上海，“东方的巴黎”，在近代历史上，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外文化的汇集地，中国新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上海是电影业，出版业，报刊业的中心，各种新的文化思潮和文化流派在上海萌生起源，上海的文化以强劲的力量向全国辐射，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走向。海派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萌芽以来即以其独具一格的风格品位，及与时代潮流的紧密贴近，都使海派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为不可忽视的流派之一。
　　然而，海派文学虽为一个流派统称，但所属作家人数不可不谓多，风格不可不谓杂，作品不可不谓浩渺，倘统统拿出来论之，恐非笔者这一个小小的本科生能力所及。故笔者拟摘取海派文学代表人物一二，以点代面，管中窥豹地观察分析海派文学这个大世界，能窥得其一斑即足矣。
　　以笔者个人愚见，上海虽立城百年，但海派文学前前后后亦不过60年历史。其发展脉络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19世纪末—1949年，后一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其间的40年时间，前30年是文学沦为政治奴隶的30年，这一时代的文学，往往与极左的政治观念紧密关联。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下，追求个性化写作且与普通市民情趣相通的海派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被“革命”的首要对象从而几近消亡（当然也有另一脉继续发展于台港和海外，但本文将仅以上海为地域背景进行讨论）。比较有争议的是对于80年代文学新时期的研判，这一时期有诸如被称为“海派文学传人”的王安忆等人的出现。但笔者以为80年代从政治经济上都只能看作我国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时期，迟至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初步建立，全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先在部分发达地区（例如上海）趋于成熟，一批生长并完全适应于国际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大都市的“新人类”长大成人，随着创作环境的渐趋宽松和个人意识的逐渐突起作家的创作状态因而更为自由——而这些，则正是海派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前一阶段的海派文学里，笔者选择的研究样本是张爱玲，正如登琨艳所说：“上海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曾经是那个悲苍荒凉岁月的独行客，是她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上海。张爱玲就是海派文学之母，是她创造了甜腻戏弄的海派现代文学。”选择张爱玲为前一阶段的代表可谓是众望所归。
　　选择后一阶段海派文学样本则比较困难，因为时代较近，这时期的作品还未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世纪末纷乱复杂的上海文坛中，在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中，笔者最终选择了成名于网络的安妮宝贝。之所以选择她，既是因为其创作与上一阶段的海派文学存在某种延续性，而且在被各种利益驱动的浮躁的文坛，安妮宝贝的创作态度无疑是健康的。相比之下，近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以先锋作家姿态出现卫慧、棉棉、九丹、韩寒等人，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以外似乎“做秀”“抄作”的成分都过大了些。
　　于是，笔者最终选择了四十年代成名的张爱玲和九十年代末出道的安妮宝贝，如果能从这两个相距时间近半个世纪的海派作家身上寻找到某些相通之处，或许能对海派文学探知一二。
一、海派文学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
　　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名词于极左时代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乃至今亦在不少人头脑存在偏见。当中国的道路在78年发生转折，当“臭老九”、“孔老二”、“割资本主义尾巴”在今天变为笑谈，如果还对“小资产阶级”持有本能的嗤之以鼻，岂不愚昧可笑？
　　在1911年—1937年的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在上海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文化上兼容并包的殖民口岸，小资文化由种种士大夫习气、自恋情结以及对文字的过分沉溺衍生而来。从徐志摩、废名、郁达夫到张爱玲，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将其一手推动。有人说张爱玲是小资情调的鼻祖，她的作品充满了洋房、香烟、咖啡、爵士等等。
　　90年代是中国的关于资本的神话将要演变为现实的时代，同样在中国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城市的新市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发达国家的主流人群开始形成了，加之仍然在台湾继续绵延50余年的另一脉旧有文化的回归，小资文化作为一种状态，情调和生活方式亦泛滥于都市知识阶层。安妮宝贝的小说同样在时时谈论着哈根达斯、真锅、爱尔兰音乐、纯棉布、蓝色鹫尾、杜拉斯等等。
　　笔者以为，社会的现代化必然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在此期间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作为现代市民之主体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品位、情趣、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理应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主流。如张爱玲，安妮宝贝等作家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为一种浪漫化的审美化的人生样式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权力。诚然，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中有着某种颓废、做作与虚荣，但这样的瑕疵不应当成为否定其的理由。审美的浪漫的精神是小资文化的灵魂，也是人性中所追求的东西。那种认为快乐和欲望是一种肤浅而对其鄙夷的看法，其实是对人的身体以及人性的一种漠视。
二、&海派文学与上海
　　正如陈思和先生指出的，“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有理由要求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所以上海，这么的一座城市必然在海派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张爱玲不少作品的背景都在香港，但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却表现出其发自心底的对上海的认同，安妮宝贝也写过“所有我小说里面的故事，都发生在上海。只有上海。”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而非小北京，小香港，皆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与中国其它城市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笔者以为就是自近代上海开埠以来，上海凭借其半殖民地地位形成的浮华，即灿烂和糜烂共存的特点。
　　一方面，上海是灿烂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它都是中国最接近于现代化的地方，在近代它是“东方的巴黎”，旧上海的文化是中国现代性历史中唯一具有国际性和消费性的文化。经过49年后的沉寂，今天它又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象征和时尚与繁华的中心。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社会造就的大致相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笼罩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它造成了一种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通俗文化。对物质的消费、对欲望的肯定、对轻松自如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对城市的迷恋、对人性的张扬，这种上海文学的内在气质，从描写堕落的张爱玲到叙述绝望和孤独的安妮宝贝，海派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上海”作为现代化的主体想象成为了海派文学世界的大背景，欧美现代派文学中的种种痛苦与欢乐真实地再现于海派作家的笔下。身为都市人的张爱玲，叙写着对某种都市文化的自审、自嘲、自恋，跟自我解嘲。而网络时代的“新人类”安妮宝贝在采访里说：“我会伤感地观望这个城市……更多时候城市只是一个背景，是一块黑色的底纹。那些被衬托着的神情淡漠的人群才是我所关心的。”
欧美现代派文学在生活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王蒙手里只能体现为对某种写作手法的借用，只有到了经济基础相仿的海派作家那里才赢得了精神内涵上的真正共鸣。
　　另一方面，上海是糜烂的。现在上海人引为自豪的昔日繁华的“家底”，却是在丧权辱国的租界阴影下形成的。不错，正是因为上海的繁荣是建立在殖民统治上的畸形发展，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作为某种象征符号的“上海”和“中国”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两点：一是现代的，发达的，开放的“上海”与贫穷的，落后的，封闭的“中国”的对立。二是代表西方舶来文化的“上海”与代表中国本土文化的“中国”的对立。向来被视为“琐屑叙事”的张爱玲，流露出了由“上海”和“中国”的对立而带来的痛苦与困惑。在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连环套》中，霓喜往来于不同种族、不同身份的男人之间，突显出殖民地身份“认同”的“杂揉”性和“被动”性。这种对立，也是最招致垢病的。海派文学乃至上海市民常常被冠以“等级病”和“崇洋媚外”的帽子，比如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中，VIVIAN曾说：“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衫的男人。你平常喜欢用蓝格子手绢。你只穿系带子的皮鞋，从不穿白袜子。你不用电动剃须刀。你用青草味的香水。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喝。”这样的一段话就被一些人斥为“上海市民炫耀身份”，又成为其追求西化生活的罪证。且不论这种指责是否公允，即便海派文学确有“等级病”和“崇洋媚外”的倾向，笔者亦以为这根本还是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和现代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弱势地位的现状造成的。这与其说是上海的悲哀，倒不如说是全中国人的悲哀。
三、海派文学的精神世界
　　现代市民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
　　接上所述，海派文学应当被视做中国最具现代性的文学流派。那么信仰危机，就应当是海派文学的精神世界中最为核心的部分。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所有人类社会所创造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那么在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现代社会，吃饱穿暖已完全不成问题，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就因此更加迫切。49年前的十里洋场已被我们的文学史反反复复描述成一个精神空虚堕落的销金窟。78年以后随着世俗化、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们同样也切身感到了“信仰危机”这个现代工业文明的附赠品，而之前的“
文革”则客观上瓦解了旧有的理想，进而加速了这一危机的形成。
　　当精神上缺乏了寄托，于是生活就变得迷惘，缺乏目的性，于是爱情就扮演起了某种“救世主”似的角色。加之上海本地的吴越文化特色，及张爱玲和安妮宝贝都是情感更为细腻的女性作家等因素，“爱情”就成了她们创作的最常见的主题。
　　有趣的是，虽然她们常常叙写“爱情”，也都曾与琼瑶同被划作“言情小说家”，但读过她们的作品就会发现，所谓的“爱情”竟也是如此的空洞虚无。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也是少有的圆满结局。白流苏，一个自私的女人，需要一种生活，所以需要婚姻。范柳原，一个自私的男人，需要一个女人，所以需要婚姻。这么一对现时的男女，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战争爆发，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于是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
　　结局少有的圆满，却也是不可琢磨的，荒诞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结尾处“他收起了他的甜言蜜语把它们留给别的女人，这是好现象，说明在他眼里已经把她当作自己人，名正言顺的妻子。”
使人反而更有一种悲凉。而文中处处可见的妙语“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则无不对爱情充满了挪揄嘲讽。柳原吟的诗“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如此背景下则更显悲凉。一切也正如人所言：“张爱玲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梦，她是打破我们的梦的。”
　　《告别薇安》是安妮宝贝的代表作，也是同样使人悲凉。小说中的林是一个“心里还有百分之十的爱情，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都市的白领，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毫无重量的方式，看不到任何这种生活的实质性内容。在对于生命的虚无感中他在寻找救赎自己的良方，而在网上恋上的薇安和现实中恋上的VIVIAN则成了他所认为能救赎他的良方。然而结果却比安妮宝贝所崇拜的杜拉斯还绝望，杜拉斯在《情人》的结尾还让他来了一个电话，说他至今还爱着她。而《告别薇安》在结尾是彻底地摧毁了他仅有的百分之十的爱情。林在公用电话厅里对薇安电话的等候中耗尽了他的爱情，他唯一的出路最后只有远遁异国。　
　　由此可见，张爱玲和安妮宝贝的精神内核是虚无的。主人公在对爱情渴望之中不断地行动，可是一切却又都宿命式地落空，从而更显虚无。也正是因为这样情感上的虚无，使她们将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具体的可感知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上。
　　于是，强调物质性，强调金钱至上与她们对爱情的绝望和超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爱玲始终认为生存的需要要大于爱情的需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都是凭籍着年轻貌美而依附于有钱男性。张爱玲对于这样的“堕落”未必赞赏，却也并不谴责。张爱玲曾说过：“现代社会既无中世纪的浪漫，也无唐朝的典雅，如果没有物质的享受，是体会不到生活的快乐。”对于自己的虚荣、欲望，也从不遮掩，她曾对胡兰成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同样的态度也在安妮宝贝身上出现，安妮宝贝曾在《人淡如菊》一文中对“有自己的工作，聪明果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女性大加赞赏。但《告别薇安》中的VIVIAN却说：“我和那个男人同居已经有三年。他永远也不会离婚。但是他帮我维持我想要的物质生活……你以为我有谋生的资格吗……我只是想这样生活下去。不想贫穷，也不想死。”
同样地，作者也并不加以谴责。《告别薇安》中的林也是一个沉迷于生活的细节的人物，他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从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到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他同样也是个很自私的人，对于他并不爱的乔，他从她那里通过满足性欲来填补心灵的空虚，但却任凭其自杀也不与其结婚。
　　可见，在代表都市新市民的海派作家的价值观里，具体的可感知的现实物质世界远比虚无的情感道德真实，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有权力不惜破坏道德规范，不吝身份面子也要抓住自己的利益和机会。而那些“社会理想和精神价值的神圣传统”与人类对自我欲望的满足相比则不免显得虚伪空洞。这种虽自私但独立,
虽世俗又有理性,
虽物化又不失一种主动选择的把握和认定的现代市民，不禁让人联想到了西方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着力刻划的“好色好物”自我意识觉醒的“新人”。他们的价值观可以被视做市场经济形态的“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的观念对人的思维、精神的渗透。应该说，这对于封建意识积淀深厚的当代中国来说是有其革命意义的。
四、海派作家的创作特点
　　“视野狭隘,
题材单一，语言天地狭小，情调悲观，看得见风花雪月,看不见苦难的芸芸众生”，这些都是时下无聊文人对于海派文学最多垢病的地方，但在笔者看来这不但不是缺点反而应是引以为傲的优点。
　　对文学的这种在“视野”和“题材”上的判断标准乃是过去功利的文学观的残毒。在极左的时代，作家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的主题之下，从而在宏大的叙事中失落了自己的本性。他们创作的那些“以政治历史感为背景，以群体、抽象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宏大叙事”
显得如此高高在上，光明而空洞，已被实践证明为文学的自我毁灭。而在一个价值观念趋于多元、文化消费趋于多元、文学本身也趋于多元的时代，小说家们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空间。随着写作环境的宽松和文学的本体化，采用微观性的叙事角度，从个人对生命的体验出发的“个人写作”必然成为主流。诚然，这样作品会显得“单调”“重复”，但却才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可以不夸张的说，这种“个人写作取代共名状态中的集体性话语”的文学创作应当算是社会进步的一种。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于人类，于社会皆十分动荡，意义重大的时代，但身处如火如荼的“革命”或“反革命”的文学中的她却似一个异数，难以“左、右”的地位去界定她的位置。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却似超然物外，在她的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她的视野确也是窄逼的，她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上，而非整个变幻莫测风起云涌的社会。在一部《倾城之恋》里人们似乎看不到所谓的惊天动地的“战争”，看到的只是男与女的战争。然而其冷冷的文字却燃烧着都市人无可名状的热情。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到：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不禁赞叹：“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张爱玲喜爱的虽是这样的一点雕虫小技，却无不散发着人性的灵动。
　　安妮宝贝同样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以一副俯视下来教育或教训的嘴脸出现的“社会学家”。她衡量文学的标准同样是“你的书是否进入了读者的灵魂。这是一个作家能够检验自己的创作是否具备意义的唯一标准。”网络的自由和个性化带给了她以真诚地面对读者，无掩饰地表露个人情感与思想的机会。安妮宝贝在一篇叫作《伤口》的网文中写道：“有时也会在路上偶然邂逅，和我想象中一样的男人。平头，穿灯心绒衬衣和绒面的系带皮鞋。我想我是否能够走上去对他说，你好，今天是否过得好。然后和他聊天，吃饭，散步，直到做爱。在我想象的瞬间，他已经消失不见。虽然那一刻，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只剩下5公分。”这是典型的性幻想。然而在比现实世界中要自由得多网络中，安妮宝贝，却将这些在现实中耻于表现的，在网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来。
五、海派文学的演进
　　如本文以上不惜笔墨所论述的，张爱玲和安妮宝贝同样生活在一个“落后的中国”与“先进的中国”，“落后的中国”和“先进的西方”相对立统一的时代，并且同样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时尚的、独立的且富于勇气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她们的文学创作因而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但也不应当忽视两者共性之中的异性。
　　张爱玲与安妮宝贝生活的时代一个很大的共性即在于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趣和方式的出现，但在张爱玲那个“大写”的时代这却又是既为“左派”，又为“右派”所皆无法包容的。处于这种社会压力之下的张爱玲，只有身着奇装异服以确立个人的价值，却从不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其痛苦可想而知。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他们是被看的，并不具有自我意识。而张爱玲本人则站在暗处，点上一枝香，讲一段香港与上海的故事。以其冷冷的文字叙述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冷酷的现实所嘲弄的欲求。
　　另一方面，张爱玲表面上固然疏离着“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在批判现实主义占主流的时代，她似乎是个只会大谈儿女私情的小市民。然而也应当看到，她并不能完全脱离那个“大写”的时代，她仍然在不时地关心着政治，并且在四十年代“集体主义强制规范”下以诡异的方式张扬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精神，在五十年代一片颂歌中继承了“五四”冷静批评现实的传统。一篇《五四遗事》，描写的是一对知识青年追求婚姻自由却又结成了一夫多妻旧式家庭的荒诞过程，看似嘲笑的是五四时代推崇的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实是痛惜着五四传统的失落与变革的不彻底。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题材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中，我们看不到通常左派类似题材作品中常见的积极向上和歌功颂德，却看到了饿着肚子被拉出来扭秧歌的农民；积极推行僵硬的政策，但并非不晓得民间疾苦的“王同志”；以及下乡体验生活粉饰太平的作家顾冈。诚然，张爱玲或许真的不熟悉农民，她的这部分作品亦长期以来被指责为失真和歪曲。然而其中流露出的对主流社会的忧虑与关怀，却又与“五四”以来大的人文环境相一致。
　　如果说张爱玲是被“集体主义的强制规范力”重压着，那么安妮宝贝就是被“集体主义的强制规范力”拉着后腿。小资产阶级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渴求，尽管仍然被极左时代的残余意识所批判，但终归已被新一代的现代市民所广泛接受。而更为自由和个性化的网络的出现，则为她提供了受正统的导向压制太多的传统媒介所不能给于的创作空间。故而其作品则更显出极为的个性化，私人化的特点。她的小说不追求情节的复杂，不追求精致的构思，而是致力于写出个人的情绪流动和心理的变化。仿佛是靠激情，靠才气信笔去写，虽有些松散而粗糙，但却能真诚地表达出现代人的心理困惑与无力的挣扎。与张爱玲对自己作品的有限介入相对比，安妮宝贝则是充满激情地跳入自己营造的艺术世界之中，并在其中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在安妮宝贝的艺术世界中，文学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为疏远，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甚至连张爱玲式的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有限思考都不复存在。
　　安妮宝贝通常使用的叙述方式是“卸掉面具”的“倾诉”：运用心灵独白、白日梦境、心灵一刹的直觉等意识流式的心理描写技巧来剖白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她并不着墨于张爱玲笔下处于被观察地位的“恶俗”的普通市民。她笔下的主角都是一些自传性质的“精神漂泊者”，是压抑而敏感的都市边缘人，是那些生活在工业化的大都市里，有着冷淡神情灼热灵魂的选择了边缘路线的行走者。在《彼岸花》中的乔、小至、森、南生等等人物都生活在自己独特的圈子里，其情感很难融入普通众生的世俗生活，但从未妥协和放弃，是一群执着的灵魂游离者。他们的共同点很简单：即如作者自述的那样“他们内心深处有潮湿茂盛的花园，隐藏在冷酷面具下，依然盛放着纯粹，唯美的梦想。即使一直在承受分裂和伤害。”这样的几个极其类似的人物，与其说是有着各自个性的几个人，倒不如说他们只不过代表的是作者的不同侧面。
　　由此可见，四十年代成名的张爱玲和九十年代末出道的安妮宝贝，两人虽相距时间近半个世纪之遥，却同样体认了上海这座中国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的现代性和独特风情，两人的创作的确应当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血缘关系。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萌芽以来的海派文学，在四十年代这样“大写”的时代由“孤岛”中的张爱玲推向第一个高峰。而其后的50年历史里却似被黑洞吸去般消失的无影无踪，及至世纪末乃在安妮宝贝等沉迷于个人世界的作家手里复苏，断裂的文学链条至此终于被接上了。
参考文献：
①《小资情调》，包晓光著，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②《新人类》，苗凡卒著，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③《写作的转折：“中产意识”的文化含义》，张姬武著，《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4期。
④美国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 年版。
⑤《张爱玲的启示：我们如何面对都市》，宋明炜，刘志荣，孙晶著，《上海文学》2003年第2期。
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李今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文学评论》1999年6月版。
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望》，陈思和著，载于《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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