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八思巴文圣旨碑：文物珍宝隐没山野
　　　　浩毕斯嘎拉在锡林浩特蒙元文化博物馆识读石碑上的八思巴文　　　　包祥为记者介绍他收藏的云南王藏经碑拓片　　　　《法术考》中八思巴文部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盖瑞.莱德亚德指出谚文中五个辅音字母来自八思巴文　　听说过八思巴文的人本就不多，见过八思巴文实物的人恐怕更少，为此次报道，记者展开了八思巴文遗迹发现之旅，收获颇丰。　　隐没山野中的八思巴文圣旨碑　　听闻北京平谷的太后村曾经有一座大兴隆禅寺，如今寺庙不在了，却完好地保存着北京地区唯一一通元代八思巴文圣旨碑，记者在地图上找到大体位置后便驱车前往。没想到穿过平谷县城一路往北却总是不到太后村，每次问路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还往北。”继续开了约10公里后终于找到了太后村，只见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橙黄色的“小灯笼”挂满树梢，瞬时抹去了秋日的萧瑟。.cn　　村子依山而建，向上爬了几步，记者便碰到了推着老伴晒太阳的张老先生。张先生今年70多岁，是村里的贫困户，但知道的典故可不少，而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位亲眼见过大兴隆禅寺的人之一。听闻记者来意，张先生断断续续地讲道：“这个庙原来叫‘藏经庙’，据说藏有从顺义某个寺庙搬来的经卷，我们只管它叫‘大庙’。庙可大了，我小时候还经常在庙里跑着玩呢……传说萧太后就是在我们这儿出生的，是一个姑子的私生女，所以我们这儿叫‘太后村萧家院’……你找的那两块石碑‘文革’的时候推倒了，前几年政府又重新立起来了。”.cn　　顺着张先生指的，记者继续向山上攀爬。离岔路口不远处，两通石碑孤零零地矗立在大山之中，尽显沧桑。走近一看，两通石碑连同仅剩的一个龟趺底座一起被圈在栅栏里，栅栏外有一小碑，上书“平谷区文物保护单位大兴隆禅寺碑刻(元代)——平谷区人民政府立，二〇〇二年九月”，再无详细说明。两通石碑一高一低，高的那通一面阴刻汉文，碑额篆书“皇恩特赐圣旨译本”——正是记者要找的圣旨碑！正文为楷书，磨损得很厉害，将近一半碑文无法辨认。仔细阅读后发现是元代白话文，虽然有些拗口，但不难明白意思。绕到石碑另一侧，一整篇八思巴文赫然入目。与碑阴的命运大不相同，除了行间的几个弹孔，碑阳整篇刻石保存完好。也正是通过八思巴文，学者得以将碑文的汉文部分补充完整：.cn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向在大都路所属蓟州平谷县瑞屏山的兴隆寺、净严都老法严寺等寺院的太章老兴觉二人颁发了收执的圣旨。在他们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向他们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土地、河流、园林、碾磨、店舍、铺、浴堂等一切物品。他们也不得因持有太章老兴觉二人收执的圣旨而做无理的事。如做岂不怕？.cn　　圣旨，马儿年六月十二日写于上都。刘嗣正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八思巴文专家照那斯图考证，“马儿年”应为至元三十一年，即1294年，立碑时间则为大德三年，即1299年。　　记者又将目光移到了旁边矮一些的石碑上，这通石碑两面都是汉文，碑额篆书“大兴隆禅寺创建经藏记”，看来之前张老先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八思巴文专家蔡美彪在其所撰《平谷元兴隆寺圣旨碑译释》一文中推断，大兴隆禅寺的建寺时间可以追溯到辽末金初。.cn　　虽然通往山顶的路还没有修好，从城里自驾车来此过周末的游客仍是络绎不绝，然而当他们爬山经过石碑时最多瞥上一眼便大踏步前行了，没有人会凑过去细查究竟，更不要说绕到背向山路的那一面去读八思巴文圣旨了。看到记者趴在栅栏边细读碑文，不少游客都露出诧异的表情。记者不禁感叹，这通石碑当初身世如何显赫，如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了。.cn　　在石碑旁几米远处，有几眼方方正正的石井，石井已经干涸。一位中年村妇向记者解释：“这儿原来有个‘龙潭’，这几口井是50年代末挖的，引的就是‘龙潭’的水。地质学家说这儿是风水宝地，‘两山夹一嘴，不出金子就出水’。”.cn　　村妇姓刘，40多岁，经常在附近砍荆条编篮筐，不久前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专门来看八思巴文石碑的老先生，听他讲了一些关于石碑的事，看到记者一直在石碑旁徘徊，便凑了过来。“你看这个碑上雕的是水龙，另一个上面雕的是火龙”，刘女士像专家一样为记者讲解道，“抗战的时候八路军曾经藏在村里，日本人就把村子连庙一起给烧了。”.cn　　环视四周，大兴隆禅寺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记者在石碑附近的山上转了好几圈，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山间小路的草丛中，记者发现了残损的八角形经幢盖、柱础构件和沟纹砖，只能借此想象禅寺当日的繁华了。.cn　　从山上下来，看到太后村村委会还亮着灯，记者就走了进去。村委会主任张先生闻讯赶来，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村里的情况：“我们村1300口人，现在村委会出钱修路，想发展农家乐，开发旅游。村里也找了专家正在给兴隆寺写书，为旅游做宣传。碑上提到的‘瑞屏山’我们这儿叫‘平顶山’，传说当时萧太后要在山上建‘望海楼’，可惜还没建成就死了。”.cn　　700多年前的圣旨碑在沉寂多年后竟可以发挥余热，成为村里的旅游招牌，这恐怕是当年的立碑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吧。　　藏身寺庙的变体八思巴文箴言　　根据八思巴文变体研究者乌力吉白乙拉的提示，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旧城区的大召和席力图召寻找八思巴字遗迹。“召”在蒙古语里是“庙”的意思，“大召”这个名字是个汉蒙混合词，是该庙的俗称，意为“大庙”。走进大召，立刻感受到了藏传佛教寺院的金碧辉煌，无论是庙宇还是佛像都令人叹为观止。一路向里走，记者发现大殿一律采用藏式门面，寺院整体却是中原建筑结构，很有民族文化融合的味道。来到了最深处的经堂，乌力吉白乙拉曾告诉记者，八思巴字就在经堂的大门上。记者上下左右细细寻找了一番，却没有发现一个八思巴字，只看到了屋檐上横写的藏文。因为八思巴文是根据藏文创制的，难免相似，记者不放心，走到屋檐下一位眯缝着眼睛晒太阳的中年喇嘛身旁请教：“请问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文字呀？”“是藏文。”喇嘛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庙里有八思巴文吗？”喇嘛诧异地看了记者一眼，摇摇头说：“这个不知道。”.cn　　疑惑中，记者又来到一路之隔的席力图召。明万历年间，三世达赖受邀到蒙古东部各部传教，这是历史上藏传佛教第二次进入蒙古，这座喇嘛庙就是为迎接三世达赖的到来而修建的。三世达赖圆寂于呼和浩特，其转世灵童——后来的四世达赖是蒙古人，当年岁数小，只得由西藏高僧抱着坐床，“席力图”就是“法座”的意思。席力图召比大召小得多，也不如大召气势恢宏，但汉白玉覆钵式白塔和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的康熙征噶尔丹纪功碑记载了它的辉煌。四处寻觅，记者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八思巴字，问经堂里的喇嘛，他确定地说屋檐上写的是藏文，还为记者读了出来；金色的转经筒上也刻着文字，问寺里的导游，她说是梵文。那八思巴字又在哪里呢？.cn　　赶紧请教乌力吉白乙拉教授，他坚持八思巴字就在经堂大门的门框上，看记者疑惑的样子，他提出和记者一同去乌素图召。乌素图召也建于明万历年间，是席力图召的附属寺之一。车开到呼和浩特西北部郊区，一座大山兀然伫立，山脚下便是乌素图召了。没有大召的金碧辉煌，乌素图召主调为罕见的灰色，外墙斑驳脱落，大门紧闭，朴素而苍凉。.cn　　乌素图召住持乌日查个子不高，穿着与普通人无异，与记者想象中的住持形象相差甚远。他带我们从旁门进入寺庙，庙内并不见一人，甚至没有喇嘛，房屋有些破旧，像是很久没有修葺过了。“现在寺里有多少喇嘛？”记者问道。“有十几个，”乌日查答道，“香火鼎盛的时候曾经有200多个喇嘛呢。”到了经堂门前，乌力吉白乙拉兴奋地指着门框两侧的“花纹”对记者说：“你看，这就是八思巴字变形体。”记者定睛一看，原来那不是花纹，果真是八思巴文！记者问乌日查是否能够读懂，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个我可不懂。”乌力吉白乙拉告诉记者，这里的八思巴文转写的是藏文，意思是“佛的三宝(即身、语、心——记者注)永驻”。以记者看来，这里的八思巴文与对联的功能相似，既起装饰作用，又有一定的含义。走进经堂，里面的大佛像金光闪闪，威严而华丽，与外面破旧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了住持才知道，原来政府刚刚出资将佛像修缮一新，整座寺院的修缮也指日可待。.cn　　住持又带我们参观了其他几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有一间经堂，门框上都刻着同样的八思巴字，里面供奉的却是不同的佛像。在一个小院子里有一棵1725年种下的菩提树，被寺里的喇嘛称作“神树”。乌力吉白乙拉虔诚地用额头轻触树枝，他告诉记者这是在祈福，祈祷家人安康、祖国繁荣昌盛。.cn　　博物馆与研究所里的八思巴文珍宝　　记者采访内蒙古大学包祥教授时得知，他将一枚八思巴文圣旨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如今这枚金牌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记者于是来到博物馆欲一睹真容，谁知找了半天，才在二楼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静静躺在玻璃橱窗下的金牌，仔细一看原来是仿制品。据包祥透露，真品是藏在保险箱里不对外展出的。.cn　　通过内蒙古大学社科处齐海春老师的帮助，记者第二次来到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希望能够见到金牌真品。　　来到馆长办公室，馆长贺其叶勒图教授正坐在电脑前认真地工作，原来媒体报道又有一枚八思巴字金牌被发现，贺其叶勒图经过辨识后认为很有可能是仿品，正在撰写相关文章。“我们这里的金牌2006年经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报道后名声大振，此后很快大量八思巴字牌符被‘发现’，”贺其叶勒图谈到仿品显得又无可奈何，“仿品层出不穷，但是因为仿造者不懂八思巴文，错误百出。有人拿着一块估价200万、号称从尼泊尔带来的、西藏活佛手中收藏的八思巴字金牌请我辨识，结果我发现连‘皇帝’二字都写错了，本来应该分开的两画竟然连到了一起！还有一枚河南某博物馆收到的八思巴文印章，从网上传来请我们辨认，包祥教授看了之后说：‘只有两个字还勉强能认，其他字都是错的’。”.cn　　“假文物影响很坏，特别是这种国宝级文物，仿品过多甚至影响国家形象，”贺其叶勒图严肃起来，“既然牌子在我这儿，我就必须说话，我曾经学过藏文，又懂蒙语，因为这块金牌我还特意学习了八思巴文，这样说起话来才有权威。”.cn　　记者提出想看一看金牌真品，贺其叶勒图同意了。记者随他来到一个隐秘的房间外面，工作人员拦住了记者：“您不可以进去，里面也不能拍照。”不一会儿，贺其叶勒图拿着一个蓝色的长方形盒子出来，打开盒子，里面的金牌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贺其叶勒图小心地取出金牌，告诉记者正反两面八思巴字的含义：“正面写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的名号神圣’，背面是‘的，谁若不从，斩首问罪’，正反两面连起来读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一些仿制者只见过金牌正面的照片，仿制的时候就将背面的‘的’字漏掉了，用蒙古语读句子就不完整了，一看就是仿品。”征得贺其叶勒图的同意，记者将金牌拿在手中仔细观看，金牌长约25厘米，宽将近10厘米，有一定的厚度，但比较柔软，以至于整个金牌表面不是很平整，除了正反两面的八思巴文外，金牌背面穿孔边缘处还刻画了“张字九十六号”几个汉字，正面的穿孔边缘则破损了约四分之一。掂了掂，感觉相当有分量，想来元朝使臣将它挂在腰间长途跋涉虽然辛苦，心中却是无比骄傲吧。.cn　　告别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的圣旨金牌，记者又来到收藏八思巴字圣旨银牌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很不巧，所长陈永志告诉记者，银牌正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当时收藏银牌的过程是怎样的呢？”记者问道。“这枚银牌是1998年在内蒙古清水河县下城湾古城村发现的，当时出价5000块钱。当地文物部门不懂八思巴文，不敢收购，文物贩子也不要，我们看到后认为很有价值就征集回来，并做了考释，发表于《中国文物报》。”陈永志对当时的收购过程记忆犹新。.cn　　陈永志为记者展示了圣旨银牌的，经过和内蒙古大学金牌的比较，记者发现两枚牌符正反两面的八思巴文从文字到排列都完全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顶部穿孔外缘上的小字，银牌上刻的是“丁字八十号”，金牌上则是“张字九十六号”。陈永志向记者解释：“这是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牌符特有的一种编号体系，便于官府统一掌管发放。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曾下诏规定：‘已上牌匣具系营造小尺，上以千字文为号’。由此可见，这是在中国使用阿拉伯数字以前借《千字文》中的汉字进行编号的一种方式。比如这里的‘丁字八十号’，‘丁’源自《千字文》中‘绮回汉惠，说感武丁’一句，是千字文第560字，‘八十号’则表明‘丁’字母系统下的第80号牌符。而内蒙古大学金牌为‘张字九十六号’，是目前发现的一个母系统下的最大牌号，如果以一个母系统下最大牌号为100计算，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牌符的发放量至少有十万枚左右。”.cn　　交谈中记者意外得知，除了圣旨银牌，研究所还藏有相当数量的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的元代八思巴字纸质文书。在记者的要求下，陈永志请工作人员取来了几篇。这些文书都残破不全，有些甚至只剩小块残片，文物工作者已将其整理并粘贴好。记者在一幅较长的汉文文书上看到了两枚八思巴文印章，其他文书则是手写八思巴文附汉文对照。“我们和日本大学合作进行了考释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陈永志介绍。.cn　　离开呼和浩特，记者又来到元上都所在的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在锡林浩特新城区，一座宏大的现代建筑引人注目，这就是隶属蒙元文化苑的蒙元文化博物馆。听当地八思巴文爱好者浩毕斯嘎拉图说里面有一块刻着八思巴文的石头，记者便与他一同前往博物馆一探究竟。.cn　　在博物馆里寻找“石头”的过程中，记者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八思巴文文物，有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印章、石刻、书籍、牌符、文书，也有从未听闻的八思巴文砚台和最终找到的那块“石头”——八思巴文墓志铭，还有那一幅幅精美的唐卡，令记者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蒙元文化的繁荣。.cn　　浩毕斯嘎拉图站在一枚枚精美的八思巴文印章前久久凝视。“看着这些印章能够跟随作者一笔一画地勾勒感受当时文人的胸怀、精神和创造性，感受800年前文人与今人的距离。同样一个笔画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变化无穷，但又都遵循着秦汉的轨迹，从中可以体味出秦汉风韵，”浩毕斯嘎拉图完全沉浸在艺术的享受中，“我看印章看到的不是字，而仿佛一座座宏伟的宫殿展现在眼前，如何在之间将这样的层次感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实在令人叹服。”.cn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文/图)　　八思巴文大家谈　　八思巴文虽然早已成为死文字，但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珍贵。记者此次对多位八思巴文研究者和爱好者进行采访，希望能从多个角度为读者呈现目前八思巴文研究界的真实状态。.cn　　八思巴文专业研究者凤毛麟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是中国目前比较著名的八思巴文研究者之一。蔡美彪介绍，其集60年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已读完四校，最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然而接受记者采访时，蔡美彪的观点令记者颇感意外，对于这门研究了60年的学问他显得有些不以为然：“八思巴文只是历史学的研究工具，本身不能算是独立的学问，更谈不上绝学，也没必要让很多人研究。八思巴文主要是用来做历史研究和文物鉴定的。目前掌握的材料就这么多，再有无非是一些‘小玩意’的考释。”.cn　　虽然说得如此轻松，但像蔡美彪这样几十年寂寞坚守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八思巴字变形体研究尚存空间　　正如蔡美彪所言，八思巴文资料不多，使得研究进展受到阻碍。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八思巴文研究并没有走到尽头，比如八思巴字变形体就经常出现在藏传佛教寺庙内，尚待研究。记者此次就遇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八思巴字变形体的学者——乌力吉白乙拉。.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八思巴文的，当时怎么想到要做这个题目？　　乌力吉白乙拉：主要是因为我的博士导师贾拉森活佛。他当时对我说，目前研究八思巴文的人很少，希望能够后继有人，并建议我研究八思巴字变形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是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人文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您还在继续八思巴文的研究吗？　　乌力吉白乙拉：我自己并没有放弃八思巴文的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甘肃和内蒙古的一些资料，出版了专著。2009年我专门去了西藏，调研了很多寺庙，发现不少寺庙的门框上都有八思巴文，一些寺庙还将八思巴文作为文字学课程教授。虽然教学、行政工作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影响了科研，但我还是要求自己每年写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cn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可供研究的资料多吗？还有地区在使用吗？　　乌力吉白乙拉：八思巴文曾经是元朝官方文字，因此我认为应该有很多文献，只不过目前还没发现。寺庙和民间的八思巴文文物很多，特别是藏区有很多八思巴文变体，但错误比较多。寺庙中，布达拉宫的八思巴文保存得最好，但是不允许拍照，我还没能整理出来。因为八思巴是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所以八思巴文能够在藏区流传下来，特别是作为藏文书法的一个字体继续使用。.cn　　在和乌力吉白乙拉的谈话中他不时提到自己的导师贾拉森活佛，言语间对导师充满敬意。　　据记者了解，贾拉森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1946年出生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三岁时被认作转世灵童，成为贺兰山南寺第六世活佛。12岁时机缘巧合得以进入小学学习，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文革”期间南寺被毁，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劳动，之后得到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逐渐走上学术道路。1981年南寺重建，贾拉森于是拥有了两个不同的身份――教授与活佛。.cn　　很幸运，经常出门在外的贾拉森刚好在呼和浩特，推脱再三之后他终于抽出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研究的整体状况如何？您在八思巴文方面有哪些研究？　　贾拉森：在八思巴文研究方面全国有几个比较有成就的学者，照那斯图的成就是国际公认的，还有我的老师包祥等。他们的成果多，学术论文也多。我是1985年从日本进修回来后开始研究八思巴文的，1988年左右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讨论了八思巴文与印、藏文字的关系。八思巴文是根据藏文字形创制的，因为我懂藏文，所以就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八思巴文与藏文的比较研究上，这个角度以前没有人做过，现在做的人也不多，比较有特色。第二篇论文是用汉语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讨论的是八思巴文如何转写藏文地名等，有些观点是从藏文的角度出发的。.cn　　现在没有太多的新资料，所以研究工作也有些停滞不前。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作为文字停止使用，但作为藏文艺术体保存了下来。通过八思巴字，藏文也可以竖写了，现在藏区寺庙里经常可以看到用八思巴字竖写的藏文对联，所以对八思巴字变形体的研究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cn　　我对八思巴文最近的研究是因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建立八思巴字国际编码，中国和蒙古国提出了共同方案，我作为文字学学者参加了两次工作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的八思巴文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字学时很多东西比较笼统，但建立编码时，人家问某种字体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我们往往回答不上来。现在已经建立了八思巴字国际编码，但变形体还没有收入，也还没有输入软件，主要是因为没有市场。.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担心八思巴文研究缺少后备人才吗？　　贾拉森：这个我不担心，我们学院的文字学老师都学习过八思巴文，也在教授八思巴文，后面的人才已经起来了。　　除藏文外，八思巴文与朝鲜文字的关系也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很多专家认为朝鲜世宗命人创制的训民正音是受到八思巴文影响和启发的。　　虽然训民正音解例本中阐明谚文的子音与母音是根据人的口腔构造、中国古代的天地人思想及阴阳五行学说而创制出来的，并没有提及八思巴文，但查阅历史不难发现，八思巴文创制于13世纪，而谚文创制于15世纪，高丽曾归附元帝国，八思巴字必定在朝鲜半岛，特别是僧侣中流传过，而僧侣在当时正是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cn　　从外形和结构上看，谚文与八思巴字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盖瑞?莱德亚德教授(Prof. Gari Ledyard)甚至具体指出谚文中的五个辅音字母直接来自八思巴文。　　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初见成果　　贾拉森提到的建立八思巴字国际编码是整个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大学的萨如拉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记者对她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您了解，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进展如何？　　萨如拉：我参与了八思巴字国际编码的制定工作，这个工作当时主要是由蒙古国专家和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合作完成的。北大方正和微软都推出了各自的八思巴文输入系统，2007年我到北京帮助微软完成了蒙文编辑系统；北大方正的软件我也参加了调试工作，去年他们将软件的版本从6.0升级到了10.5。.cn　　得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下设有蒙古语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中心，记者对该中心进行了采访。中心的巴图赛恒对记者说：“我们于2002年完成了蒙古语WPS2002的制作。目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了蒙文专项，我们已经完成了八思巴文字库，下载安装后就可以在电脑上阅读并通过软键盘输入八思巴文。”.cn　　八思巴字艺术价值难获认可亟待系统整理　　通过位于锡林浩特的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记者结识了八思巴文研究民间学者浩毕斯嘎拉图。缘于对蒙文书法、篆刻艺术和蒙古文化的热爱，浩毕斯嘎拉图自学了八思巴文并到处收集八思巴字文物资料。记者在其锡林浩特的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八思巴文书法、篆刻艺术？　　浩毕斯嘎拉图：因为对八思巴文的不同书体非常感兴趣，我收集了一些元代篆刻资料，比如黄编辑的《元代印风》，里面辑录了很多八思巴文印章，刻法非常高超，艺术精湛，对我的书法研究很有帮助。八思巴文的使用当时主要是政治和军事考量，但仅从艺术角度来看，八思巴文也具有极强的美感。由于藏文是横写的，八思巴文本来也设计为横写，但因回鹘文竖写，忽必烈命令八思巴文也要竖写，这样使八思巴文的连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八思巴文每个字的结构依然非常漂亮。八思巴文是从好几个民族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虽然作为文字不再使用了，但八思巴文不会消亡，将作为艺术永存。.cn　　翻开《元代印风》，浩毕斯嘎拉图详细地为记者讲解了八思巴字篆刻艺术的魅力：“借鉴汉文篆刻手法，八思巴字篆刻有美术体和篆体之分，美术体即印刷体，在此基础上将笔画曲折称为篆化。与汉文一样，八思巴文也有三种篆法――大篆、小篆和混合篆。秦汉刻石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字艺术高潮，元代印章艺术不仅达到了这个境界，而且在形式上发展出很多细节变化。同样，八思巴文书法也借鉴汉文，有美术体、楷书体、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等，如黑河文书就是用行草写成，圣旨金牌则是楷书美术体。”.cn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汉文篆刻、书法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详细，而八思巴文却鲜有研究”，浩毕斯嘎拉图不无遗憾地说，“比如《三希堂法帖》是乾隆皇帝命人镌刻的，收录的却仅是汉文书法作品，如果能有类似的八思巴文书法作品集就好了。”.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收集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情况如何？　　浩毕斯嘎拉图：我因为爱好八思巴文，一直在收集全国的资料。从目前我掌握的材料来看，全国有十几个寺庙藏有八思巴文石碑，但大部分文物都在西藏。　　我退休后有两个心愿，一是系统整理蒙文书法，二就是继续收集八思巴文资料并逐个走访八思巴文遗迹。　　关于八思巴文的艺术层面，记者还采访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朝洛蒙。他在篆刻、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是为数不多的蒙、汉双文书法家。他于1996年出版《蒙文篆刻》一书，收录了不少八思巴文印章。为了篆刻，朝洛蒙下了很大工夫自学八思巴文，保证自己的篆刻作品不出错误。.cn　　采访中，朝洛蒙为记者介绍了不少元代篆刻知识：“八思巴文虽然成了死文字，但其篆体是方块字，适合在印章内摆布，因此作为艺术流传了下来。很多汉人也喜欢刻八思巴文印章，照那斯图送给我一本他的《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不知被多少人借去复印，足见人们对八思巴字印章的喜爱。印章不是蒙古人传统，因此八思巴蒙文印章特别少见。汉人私印当时时兴‘元押’，格式一般为姓氏后面加上‘记’字；官印个体比较大，常见八思巴文，但必须有汉文对照，否则除了一分两半的‘合同印’大多难以辨认。照那斯图的《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资料辑存》收录了很多官印资料。元代的印章是铸造的，清代才开始用石头刻印。所以很多玉石八思巴印一看就知道是假文物。”.cn　　交谈中记者得知，朝洛蒙如今已将创作重点放在汉文篆刻和书法上了，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评价体系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蒙文篆刻很难获得承认，这无疑令人感到遗憾。　　民间研究力量需要扶持　　记者在查阅资料时意外发现，在民间也不乏八思巴文研究者，记者通过网络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沈阳的“赏月斋”因为爱好收藏牌符钱币，无意中购买了带有八思巴字的牌符，从那时起开始了八思巴文的学习和研究。如今他专门开设了博客，将自己收藏的牌符和研究成果放到网上，希望与更多的人交流。记者浏览了他的博客，发现他通过运用历史文献及相关语言文字考释牌符上的八思巴字，非常严谨。另一位南京的八思巴文爱好者“alibaba”也是因为爱好文物考古而开始学习、研究八思巴文，他向记者推荐了《法书考》，其中有八思巴文基本字母的汉字对照表。.cn　　交流中，民间八思巴文研究者普遍提出了几个困难：一是很难找到老师，只能依靠自学；二是不懂蒙语，更不要说古蒙古语，这使得他们的八思巴文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三是缺少交流，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很难找到“同道中人”，学者专家又高不可攀，几乎联系不到。另外，他们手中的文物和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很难为人所知，成为了专业研究者的盲区。.cn　　记者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学会性质的八思巴文研究团体，这些满怀热情的民间研究者也许就不至于求助无门，他们的文物和研究成果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文物考古支撑八思巴文研究继续前行　　因为八思巴字圣旨银牌，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对蒙古汗国及元代的牌符颇有研究，他从文物考古和历史文化的角度向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八思巴文的文物整体情况如何？　　陈永志：从考古发掘角度来说，我们曾经发现元代瓷器底足和其他器物的边侧有八思巴字，以姓氏为主，如“张”、“赵”、“李”等，也有年号，如“至正”、“大德”等。在浙江出土的一个碗底上，我们发现八思巴字是在瓷器烧制过程中模印上去的。.cn　　从元代文物角度来说，由于蒙古没有碑刻文化，因此在内蒙古地区八思巴文碑刻发现较少，碑刻主要集中于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八思巴文是以“国字”规格颁布的，因此在正式公文和钱币上出现较多，如“大元通宝”就是用八思巴文铸造的铜钱。我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还发现了元代纸质文书，因为内蒙古地区气候干燥，纸质文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文书有些只有八思巴文，有些是八思巴文和其他文字对译的，应该可以代表元朝官方使用八思巴文的情况。.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八思巴字的文化及历史意义？　　陈永志：八思巴字的颁布是一种刻意的文化行为，元朝时，汉文化处于鼎盛时期，是当时的主导文化，蒙古文化则相对处于弱势。即使是元朝的国号也是来自《易经》的“大哉乾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元政府统一中国后希望借鉴女真、契丹等民族的做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保留民族的文化，这代表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文化倾向。但元政府靠国家命令强行颁布、推广八思巴文，势必和汉文化发生冲突，不可能行得通。历史表明，八思巴文从始至终也没有能够让民众接受，甚至在元朝中后期就已经被边缘化了。.cn　　另外，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无论是元曲还是简化汉字、白话文，都表明文化已开始在民间普及。元朝以前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汉文化圈，而元朝开始则形成了中国现在的文化格局。蒙古政权并没有泯灭文化，而是发展了文化。因此，八思巴文不仅在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文物保存稀少，因此非常珍贵，值得研究。比如1985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杜尔基苏木色音花艾里发现的一枚元代铜质圆牌――天字拾一号夜巡牌，正面中心一个大大的“元”字，我考证应为元朝国号之意，两侧环绕着吐蕃文和汉文，背面中心刻有一行八思巴字，左侧为畏兀儿字蒙古文，右侧为波斯文，这个“大元牌符”能够证明中国从元朝开始成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cn　　八思巴文研究并不局限于蒙古学，也是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藏学中的八思巴文研究，记者采访了世界中亚研究重镇――著名蒙古学家海西西教授创建的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藏学家迪特?舒教授(Prof. Dr. Dieter Schuh)向记者介绍了他的八思巴文研究。.cn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研究在您的藏学研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舒：八思巴文研究是西藏法律文书研究的一部分。在古文书学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判断文书的真伪，判断的依据之一是文书的外部特征，包括书体、书写材料，特别是公证方式。西藏文书的公证方式除了少数用手指画押和近代签名外，大部分都是使用印章。八思巴文虽然是13世纪创制的，但是从17世纪一直到近代都是西藏政府官员最常用的印章用字。因此，如果研究西藏印章，对八思巴字的系统研究是不能忽视的。.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八思巴字的研究情况如何？　　舒：整个西藏印章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八思巴字研究情况也大体相同，主要是缺少系统的文献资料。近来不断发现新印章，有官印也有私印，还有寺庙门上的八思巴字，我正在努力收集这些材料，建立数据库，作为研究的基础资料。拉萨的档案馆里收藏着大量古代西藏政府的官印资料，如果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摹本，将对我们的八思巴文研究非常有帮助。.cn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字在转写藏文时与转写其他语言有区别吗？　　舒：八思巴字转写汉语或蒙语时都是按照发音转写的，所以通过八思巴文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些语言的读音；而转写藏语时是完全按照藏文字母逐个转写的，并没有记录下当时藏语的读音，这是八思巴字转写藏语的不同之处。.cn　　记者：八思巴文在德国大学作为课程教授吗？您认为八思巴文研究前途如何？　　舒：德国的一些大学教授八思巴文，我在波恩大学任教期间，我的所有学生都必须通过八思巴文考试，因为这是古文书研究的必备知识。据我所知，拉萨的档案馆里藏有数以百万计的没有研究的西藏法律文书，仅就这些资料，八思巴文研究就大有作为。八思巴文研究与藏学密不可分，只要藏学存在，八思巴文研究就不会消亡。(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文/图).cn　　八思巴字文物的鉴别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元代的八思巴文与辽代的契丹文一样，随着创造使用这种文字的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而相继失去其功能，逐渐成为 “死文字”。元代文物存世量较少，带有八思巴字的文物更少，主要集中在元代的符牌、碑文、诏书、钱币及印章上。.cn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八思巴字对研究13世纪蒙古民族政治、历史、文化提供重要依据而得到研究部门的重视。尤其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以“发现圣旨金牌”为题介绍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金牌的电视节目播出后，收藏界兴起一股八思巴字文物热，随之而来的是元代八思巴字圣旨牌的不断被“发现”。笔者这两年见到过两块所谓的“八思巴字圣旨牌”，与内蒙古大学收藏的金牌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银牌对照后发现，其中的一块混淆了八思巴字的[ra]和[da]、[a]和[ya]，读不成句；另一块竟然把八思巴字的“皇帝”[]写错。而且这两块牌子上的文字镌刻不规范，不是官方符牌上的正楷八思巴字。.cn　　2010年6月，“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暨契丹文物精品展览会”在京举行。展览会特别展出国内一位资深收藏家收藏的蒙古汗国与元代的两面圣旨金牌和一面圣旨银牌，并附有文物。这几件文物如果是真品，无疑是国家一级文物，应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笔者对“惊现于世”的元代“虎头职官金牌”特别感兴趣，力图解读牌子上的文字，但解读结果令笔者产生了很多质疑。.cn　　在当今文物市场真假文物鱼目混珠的现实下，对收藏者来说，受鉴别水平所限，收藏几件普通文物的赝品在所难免，用行话来说只是“打眼”或“交学费”而已，损失的仅仅是收藏者的钱财。而代表国家、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级文物，一旦被文物鉴定部门“打眼”，损失的则是国家的声誉，带来的后果则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歪曲。为了尊重历史，维护国家级文物的尊严和真实性，特撰本文，愿对八思巴字文物的鉴别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与同行专家共同探讨。.cn　　文字书写方面的质疑　　文字是一种特殊符号，笔画上的微弱区别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意思。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中忽略这些细微区别，出现一些“错别字”、“白字”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皇帝颁发、官方精心制作的圣旨牌上的文字如果出现书写方面的错误，似乎难以解释。.cn　　1. 牌子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应为 [ri]，但写成[di]。八思巴字中这两个字的形状比较相近，犹如汉字中的“天”、“夭”、“夫”。　　2. 牌子第二行的第一个字[in]和第三行第一个字[rig]中间的辅音书写很不规范。　　3. 牌子第二行的第二个字[hu]不是破损所致。八思巴字中的[hu]没有这种写法。　　[STRONG]对牌子形状外观的质疑　　据史书记载，元代有虎头圆形金牌。那么，牌子上的虎头究竟是什么形状？是平面还是立体？真像“虎头官制金牌”那样酷似佛教“六道轮回图”吗？　　人们之所以相信元代有虎头金牌，依据就是元代李志常编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所记“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另外就是国内外已经发现的三块不同材质的元代圆形牌子可供我们参考。1.俄罗斯托木克的波克托尔发现的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银字圣旨圆牌； 2.甘肃省博物馆藏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银字圣旨圆牌； 3.西藏扎什伦布寺藏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金字圣旨圆牌。三块牌子上部都有虎头花纹。有人认为，铁质金字圣旨圆牌就是史书所记载的虎头金牌。.cn　　这三块牌子上均阳文镌刻五行正楷八思巴字。不但内容完全相同，每一个字在牌子上的位置也都一样，即：“”，译成汉文为：“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　　元代圣旨牌无论形状、质地如何，均为发给官人或使者尊皇帝圣旨执行公务所用。为了便于持牌者把牌子系在腰间，牌子上部有可以系带子的圆孔环。当时制作这种带子的最好材料莫过于熟好的优质皮条。制作牌子时圆孔必须足够穿过一定宽度的皮条，而这块“虎头官职金牌”上的圆孔比其他牌子都小，并且与虎头为一体。.cn　　对牌子上所写文字内容的质疑　　这块“虎头官职金牌”上的“”(对军队百姓们)一句，经过查阅相关八思巴文资料发现，在忽必烈皇帝于牛年(1277年或1289年)下达给太原府石壁寺的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文(石碑)左下方正好有这几个八思巴字。为什么这块牌子与其他圆牌从外观到内容存在如此多的区别？.cn　　这次“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暨契丹文物精品展览会”上还展出了一块蒙古汗国时期的汉字圣旨牌和一块元代八思巴字圣旨金牌。蒙古汗国时期的牌子上刻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十个汉字，另一块元代八思巴字牌子上的文字内容与已经确认的几块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牌完全一样。本文对 “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这块牌子的有关问题不进行讨论，在此只就这两块牌子的外观等进行对比。.cn　　制作年代、制作工艺的对比与质疑　　成吉思汗()生活在蒙古汗国时期，而八思巴字的创制、应用是1269年以后的事情。从成吉思汗在北方草原上打天下到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时代相隔久远，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块牌子虽然刻的不是同一种文字，但材质、大小、品相、成色以及牌子上部的圆孔环造型等都惊人地相似。文字镌刻方面除了八思巴字牌子正面第三行开头三个字的间距过小外，在书写准确度上找不出什么瑕疵。.cn　　对牌子圆孔环上所刻文字的质疑　　两块牌子上部圆孔环上分别刻有“甲字拾九号”和“乙字九”，字体非常相似。　　1. “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牌子正面圆孔环上刻的是“甲字拾九号”。“拾”为“十”之大写，为什么 “九”却是小写？　　2. 八思巴字牌子正面圆孔环上刻的是“乙字九”。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6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发现圣旨金牌》节目结束时说，元代金牌上为什么有简体“号”字呢？对这一问题，有些研究古文字的电视观众专门给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打电话或写信，说明隋唐时期就已经有“号”字。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银牌上同样用“号”，为什么这块牌子上刻的是繁体“”呢？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历经700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文物，牌面已经“遍体鳞伤”，但在牌子正面的上半部还能看到“当年”工匠刻字时所画的规矩线。.cn　　3. 已发现的金、银圣旨牌在牌子背面圆孔环上分别刻有“张字九十六号”和“丁字八十号”字样，而这两块牌子的“甲字拾九号”和“乙字九”却刻在牌子的正面。元代八思巴字圣旨牌的圆孔环上刻有几个汉字，对这一点人们不会产生疑问。然而这几个汉字应该刻在牌子正面环上还是背面环上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借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所藏金牌参加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的“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展”并编辑出版大型画册《成吉思汗》时，因金牌圆孔正面环已损，人为将前后环作了调换后拍照，所以《成吉思汗》一书中刻有“张字九十六号”的背面完整环出现在金牌正面。.cn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八思巴字文物鉴别方面应当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考虑文字的书写、镌刻是否规范。文字与图案不同，文字的每一个笔画都有严格规定。一般来说，元代官方文物上的八思巴字除个别印章外都是正楷。　　其次，八思巴字虽然是“死文字”，但不是“天书”，学者们对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哪一个字怎样拼读、如何发音等已被确认。略有古蒙古语常识的人只要能够读出文字，其意并不难解。　　再次，八思巴字文物还包括印章、私人押等。元代刻印章时是否也用玉石等名贵石材？这对鉴别八思巴字文物关系重大。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位同仁曾寄来一大一小两张上刻八思巴汉文的寿山石水坑冻(又名玛瑙红)印章照片，让我转交给内蒙古大学包祥教授解释印文。包教授在回信中写道：“大印章第一个字多一笔，第三个字为‘之’，第四个字应是‘印’，却误刻为‘云’。小印章的第一、第二字没法读，第三个字为‘bang’，第四个字应该是个‘印’，只是字刻得面目皆非。在元代八思巴字通行不很顺利，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字还不至于乱到这个地步。”.cn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56个民族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遗产。文物是历史文化的承载体，通过对历史文物的考证、研究才能发现历史真面目。保护先民们创造并留给后人的民族文化遗产，对历史文物的真实性负责，维护国家级文物的尊严，这不只是文物收藏界和文物鉴定部门的职责，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cn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贺其叶勒图系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　　记者手记〉〉　　忽必烈命令创制八思巴文并在全国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具有相似的政治意义。然而秦始皇成功了，忽必烈的八思巴文却没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文字让国人接受并传承下去，其原因恐怕在于文化基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的传承绝非朝令夕改之事。虽然没有成功，但不能否认八思巴文的推广是一次豪迈的民族融合的尝试。忽必烈没有要求全国人民使用蒙古语和蒙古文字，而是接受了多种语言并存的事实，特意创制了超越民族的八思巴文。这种尝试在不经意间记录下了中世纪各民族的声音，带给后世音韵学家无限惊喜。.cn　　限于各种因素，记者不可能在一次报道中遍访所有学者，但还是在采访中感到，全国研究和爱好八思巴文的人本就不多，却又各自为战，相互间交流甚少，照那斯图先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很多内蒙古八思巴文研究者竟然还不知晓。在行程中，记者先是无意后是有意地为各地八思巴文研究者和爱好者牵线搭桥，以期他们能够借此次报道之机相互认识，多多交流。由于八思巴文独有的文化包容性，记者特别希望蒙汉学者能够走到一起，发挥各自语言、文化优势，共同进行八思巴文的研究。.cn　　此外，记者接触的所有学者都认为不必担心八思巴文研究后继无人，这样的众口一词是记者采访之初没有料到的，着实令人欣喜。无论是从八思巴文专业研究人员还是从民间学者、爱好者身上，记者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对蒙古文化的无限热爱，特别是在当今社会，这种执著和热情令人感动、令人钦佩。.cn　　记者不懂蒙语，对蒙文化也知之甚少，但凭借对文化的敬意与好奇心，得以走进中国大地上的另一种文明，感受蒙古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情，打开另一种解读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元朝的历史、文化意义，不虚此行。.cn　　在蒙古汗国及元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碑碣与出土文物的发掘整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蒙古汗国及元代文化作为草原文化与欧亚文化对接融入的重要载体，推动和创造了人类历史文化并以巨大的影响力震撼了整个世界，它遗留下来的各种珍贵石碑及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物、遗迹，现存于当今欧亚各国的广袤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国内现存的各类元代碑碣中已发掘的共40余通，其中八思巴文碑将近30通。目前，中外学者卓有成效地对元代镌刻的种种碑碣、碑铭、碑刻进行大量发掘整理工作，也有许多碑碣镌刻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这对蒙古汗国及元代诸多历史事件的考证和元代各种文字应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cn　　已发现的元朝碑碣按照文字大体分为苏克达蒙文碑，回鹘蒙文碑，蒙汉文合碑，汉文碑，蒙、汉、八思巴、梵、藏、西夏六文合碑，蒙、汉、八思巴文合碑，八思巴文碑等，这些碑文内容涉及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法律、宗教、地理环境、各民族分部和风俗等诸多方面，对历史学、宗教学、天文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均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cn　　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多次颁布保护、弘扬儒教、佛教、景教、道教、伊斯兰教的白话文圣旨，元世祖忽必烈及后嗣许多蒙古皇帝倍加崇拜各门宗教，曾颁布过许多圣旨，各类圣旨碑随即产生。　　八思巴文碑碣则铭载了宫廷颁布的蒙古公牍文圣旨，是研究八思巴蒙古字碑铭及镌刻艺术非常重要的资料。现已发现八思巴文碑碣20―30通，存于国内陕西周至、韩城，甘肃泾川，山西太原，河南安阳、许昌、浚县，河北易县，山东邹县等地的寺院内。其中北京居庸关过路塔信通道东西墙壁上镌刻的八思巴文宗教功德碑和甘肃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文碑最为著名。八思巴作为元代鼎盛时期萨迦派法主，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因具有统治者心目中无法替代的心灵上的凝聚力而备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尊崇。因此，以皇帝为首的官方最高层使用“蒙古新字”镌刻的碑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cn　　元统治者在将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大量吸纳了孔子思想，将孔子思想有机地融入到“蒙元大国的大札撒”中，圆了中原王朝几千年未能完成的大一统梦想。重庆白帝城汉文孔子碑等均含有探究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尊崇儒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重要史料。.cn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土了诸多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的文物，如南水北调工程河北段已出土文物6000多件，易县东市村发掘古墓出土汉白玉石碑1通；泾汕(小苏庄遗址)高速公路发掘元代瓷枕、瓷碗、陶砚、陶窖、骨篦等；焦作中站发掘出元代古墓出土文物83件，包括精美的彩色陶制车马阵及说唱俑等；甘肃渭源元代墓葬出土青瓷碗、酱铀瓷各1件；内蒙古包头燕家梁村发掘元代遗址，出土文物200余件，有瓷、铜、铁、陶、骨料器、刀、马镫、牌饰、钱币、围棋、料珠、耳环等。.cn　　蒙古国境内现存蒙古汗国及元代文物也非常多，部分碑碣上的回鹘蒙古文多年来没有人考察认定，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蒙古地区历史文化遗址》(勒?达稀尼玛编著，2006年蒙文版)一书中记载器文化遗址共19处、岩画群72处、鹿岩画群47通、古墓葬56所、古城镇遗址废墟34所、镌刻各种古文碑碣和金石碑63通、古刹和古庙宇及遗址39所。这些文物、遗址文献资料浩繁，零散分布于409个处所。.cn　　除上述列举之外，另有柬埔寨吴哥古迹浮雕、印度、尼泊尔、泰国及阿拉伯一些国家和地区、东欧一些国家博物馆尚存许多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的文献资料和文物。　　蒙古汗国及元代文献资料和文物的发掘整理工作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用草原文化建设的战略眼光来认识，周密规划、统筹实施。要充分重视文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发掘整理与旅游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cn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浩毕斯嘎拉图系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 本报记者 刘潇潇/摄)　　大师已然离去 研究后继有人――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八思巴文研究者胡鸿雁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八思巴文专家照那斯图在北京去世。本报试刊号曾就绝学问题采访照那斯图先生。在扼腕叹息大师离去的同时，记者欣慰地听闻照那斯图曾经的学生胡鸿雁正在继续着照那斯图未尽的事业，并在进行照那斯图文献的整理工作。记者就此对她进行了采访。.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怎样开始八思巴文的学习和研究的？　　胡鸿雁：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藏语言学。博士毕业后，我有幸进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古文献研究室工作，从那时开始接触民族古文献文字研究。2008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殊学科之一，由照那斯图研究员主持的八思巴字绝学项目获准立项，选择我担任这个项目的学术助手，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八思巴文。现在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藏语言学和八思巴字及其文献研究。.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照那斯图老师有哪些共同研究的经历？　　胡鸿雁：承担了助手工作以后，照那斯图老师主要安排我做八思巴学科的外文资料收集工作，协助他的科研工作，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八思巴字。2008年10月，照那老师为我们开设了八思巴字课程，系统教授八思巴字。在照那老师的指导下，2009年7月，我去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调研，收集当地新发现的三通八思巴字碑刻的材料，回来后和老师合作完成了《新发现三份八思巴文碑刻资料》，发表于《民族语文》2009年第6期。从2009年3月开始，我们就着手组织以“八思巴字及其渊源、演变和影响”为主题的八思巴字国际会议，这是2009年7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第16届世界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的专题会议之一，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会议如期召开，也比较圆满，可惜照那老师因为健康原因没有能够参加。?.cn　　照那老师的严谨、刻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病重期间仍然每天笔耕不辍，撰写论文，修改旧稿。　　在和照那老师共事的一段时间中，他时常叮嘱我做事要注意轻重缓急、提高效率、明确目标；在研究中，一定要重视资料的收集，要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文章不必写得很长，但一篇文章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前人的成果，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照那老师的这些教诲为我现在的工作和学习指明了方向，也成为我前进的动力。.c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评价照那斯图老师对八思巴文研究的成就和贡献？　　胡鸿雁：照那斯图老师是继罗常培先生和蔡美彪先生之后研究八思巴字及其文献最有成就的一位学者。他一生出版了五部和八思巴字有关的著作以及数十篇相关论文。　　具体来讲，照那斯图老师在八思巴文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八思巴字文字系统和正字法理论方面的探讨。照那老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如《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1)、《八思巴字的零字母符号》(《民族语文》，1989.2)、《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语文》，1999.3)、《八思巴字研究的近况和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2005)。在这些文章中，以及在给我们授课的过程中，照那老师一再强调，用“’”这个符号转写的八思巴字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语音，也不是元音[a]的专门符号，而是表示某些元音前的零声母(零辅音)符号。元音[a]在八思巴字中是以零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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