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集?杂文集?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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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调子已经唱完①
──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②。──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③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④，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⑤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⑥，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
　　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
　　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
　　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⑦”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⑧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⑨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⑩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同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曾予转载。
“特别国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仍旧贯”：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出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贸、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而失败。
元朝将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贵，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贱。按汉人指契丹、女贞、高丽和原金朝治下的北中国汉人；南人指南宋遗民。
关于西洋人用神话哄骗非洲土人的事，参看《热风?随感录四十二》。
　　⑧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语见《论语?公冶长》。
贾凫西（约）：字应宠，号木皮散人，山东曲阜人，明代遗民、鼓词作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于明亡后他作的《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昼夜商议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悬才知道命有差。”
　　⑩ 参看《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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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
9：00&22：00
我的老调子还没唱完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主持人：中国论文网 /9/view-3836935.htm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校长，我们的开幕式现在正式开始！当代教育家沙龙2012年会在茅山镇召开，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庞茂琨先生、王少伦先生、何红舟先生将他们的艺术作品无私提供出来，作为每一届当代教育家沙龙的重要呈现，所以今天的沙龙开幕式同时也是三位画家作品展的开幕仪式，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此请允许我代表组委会向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致词嘉宾，他们是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美国教育部前副部长苏姗女士、芬兰校长联合会名誉会长奥马先生、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教工委副书记胡金波先生、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周德藩先生、无锡蠡园中学校长邱华国先生。下面我们有请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尊敬的顾明远先生向与会嘉宾致开幕词。　　一个称为学校的地方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校长，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教育家沙龙，这次沙龙在句容市茅山镇这么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来开展，可以说是呼唤教育回归到了我们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非常有意义。刚才谭总讲了一番话，虽然不是直接讲教育，讲的是一盆花，但他讲得非常有哲理，我觉得很好。　　其实我们的教育一定要回到原本的地方，最近王伟博士买了一本书，叫做《一个称为学校的地方》，我让他也给我买了一本，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当然这本书是批评美国教育，各个州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没有切实的计划，学校没有满足家长的一些期望，这本书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只是从书名上有所感触。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育恐怕也都要回到一个称之为学校的地方。　　关于教育的问题，说实在的我没有多少话好讲，好几次论坛我都是唱的老调子。过去鲁迅有一篇文章叫《老调子已经唱完》，我说我的老调子还没唱完，还需要唱，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唱的老调子，到现在还没有实行，还没有践行，还没有实现。你们新的校长们，年轻的校长们，最好能够看看如果老调子有道理的话就应该践行。　　昨天上午我跟武汉的校长做了一次报告，做报告以后呢，有一个校长就提问了，就说你这个讲得就挺好，理念都很先进，但是怎么能够实行呢？我说你们既然都是优秀的校长，实行那就要靠你们了。　　我觉得我们要回到称得上一个学校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家都可能知道，前几年往往是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到国外去，觉得在国内考大学没有希望，到国外就很容易，哪怕进一个普通的大学慢慢发展。而且出去的学生确实都还有很大的发展，我知道的很多学生在国内肯定考不上大学，但是出去以后现在发展得很好。但是现在是考得上国内好大学的学生，也往国外跑，今年出去的留学生达到了35万，是前几年的好几倍，我心里就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教育失去信心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改革在哪？改革在基层，在我们每一个学校。当然，现在从中国的整个环境来讲，从教育生态来讲还不很如意，特别是评价制度、高考制度。但是为了我们的改革，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结合点呢？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结合点的，改革并不等于说就要降低学生的水平，就要降低学生的成绩。　　改变我们的培养模式需要创新　　最近的《中国教育学刊》第六期，我的一个博士后项贤明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现在负担过重是一个伪命题，美国的学生在好多学校负担也非常重，但他们很刻苦学习，为什么呢？他们有兴趣学习，他们自己愿意学习。我忘了他的文章具体是怎么写的了，总体意思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不是负担过重，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我们的培养模式。　　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也不完全同意。我认为负担过重不是伪命题，负担过重是一个事实，仍然需要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培养出入才来。但是怎么减轻负担呢？减轻负担并不等于说不要学习，很重要一点还是要让学生学习，我们现在的学习是“被学习”，是没有兴趣的学习，如果我们引导他有兴趣学习，他就不会觉得负担过重。　　所以当前不管大气候如何，我们学校的改革，教学的改革还是应该坚持下去，改革我们人才培养的模式，这是《教育规划纲要》一个中心的思想。不管“钱学森之问”也好，什么问也好，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培养的模式太落后了。　　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培养模式，那么就能出人才。怎么改变这个培养模式呢？那么就要我们来创新，关键是我们的校长要创新，我们的老师要创新，要想出办法来，就像过去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讲的，教学品质最优化，即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效果，我想我们大家都动动脑筋。今天我的老调子就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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