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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这回事啊？
09-09-03 &匿名提问 发布
对,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有复杂的政治环境,彭总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说了真话而被错误地批判,并被罗织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和他一起蒙冤的还有黄克诚大将,张闻天同志,周小舟等人.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７月３日至１０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１９５８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７月１５日结束。７月１４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根据在其故乡了解了生产和生活情况之后，深为农村形势焦心，于是思绪万千，连夜挥笔抄下《故乡行》诗句：“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刚正直率的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大胆直呼了。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１９５８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彭德怀在这封信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其实，全国解放不久，毛泽东就开始大脑发热，不顾当时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规律，片面地追求高指标、高数量、高生产，导致国民经济严重滑坡，周恩来和陈云曾指出他的不现实设想，但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的农民已经有大批饿死现象出现。彭总是在家乡调研之后，真实地看到了农村的情况才写了这封信，下面就是一心为民，刚直无私的彭总给毛泽东的那封招致被打倒在地并被迫害致死的信。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日）然而令彭德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会议上，他看到自己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彭德怀的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他的头上。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但毛泽东不同意，并急召林彪上庐山，准备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进行彻底批判。在对彭总进行批判之前，毛泽东曾经约黄克诚谈话，意思要黄克诚和彭总华清界限，但正直无私的黄克诚却甘愿陪绑。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账。彭德怀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在小组会上，敢讲真话的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７月２３日毛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并无限升级。其中，以罗瑞卿批彭德怀最为激进。这也是当年在八路军时期结的怨。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７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４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１４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先后为这些同志平反)彭德怀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共和国一代为民呐喊的元帅最终被迫害致死。可叹可悲。其实，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历史上曾有多次摩擦，趁此机会导致毛彻底算总帐。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之间合作是主流关系，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个人的主见以及性格上的差异，毛泽东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彭德怀产生过一些嫌隙和误会，以至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震怒之下翻出陈年旧账，不够冷静的说过：“30年来，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1．毛泽东将责任记在了彭德怀身上 由一代绿林好汉成长为红军将领的袁文才、王佐，于日被湘赣边界特委以策划“军事阴谋”的罪名错杀。当时，袁王部队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鉴于此，边界特委负责人想到了红五军。 彭德怀听说要红五军出兵解决袁王及其队伍，甚为吃惊。但是红五军受边界特委节制，彭德怀只有同意派部队前往永新。与此同时，边界特委将袁王及其部队骗来，当晚热情款待，翌日凌晨发起突袭，将袁文才、李筱甫打死在床上，王佐等人择路出逃，骑马过河时被红五军击沉河底。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王被杀，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毛泽东在想这些的同时，自然联系到了彭德怀，认为如果没有红五军的介入，边界特委是杀不了袁王的。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觉得彭坏了革命的大事。这是彭德怀始料不及的。 2．毛泽东认为彭是“立三路线”的追随者 1930年6月起，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路线，提出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于7月27日第一次攻占长沙。7天后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围攻和英帝国主义炮舰配合轰击而撤出。 同年8月下旬，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兼三军团军团长。不出10天，中央又给红一方面军发来再攻长沙的电令，敌我双方在长沙城下对峙半个月，红军折损甚多。毛泽东心急如焚，极力陈说利害关系，终于让红军于9月15日从长沙撤出。 尽管后来彭德怀省悟过来，支持、服从总前委的一系列部署，但毛泽东对于他在两次打长沙中的表现，留下了不佳的印象。其实，彭德怀攻打长沙，完全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否则党内纪律不允许。 3．被毛泽东看成“王明路线的急先锋” 1932年春，彭德怀受军委之命，指挥红军攻打赣州。经过40天的苦战，不能得手，红军不得不退出战斗。 攻打赣州，实际上是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打赣州一事。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赣州是国民党军把守的坚城，还是以不打为好。朱德、刘伯承等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反对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主张打赣州，军委于1月20日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毛泽东明白赣州的久攻不克，主要责任在于临时中央，但对执行命令的彭德怀，依然有“王明进攻路线急先锋”之见。 4．毛泽东怀疑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 遵义会议开过之后，已经握有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调度红军四渡赤水，红军终于跳出十几万敌军的重重包围。 但是，有的红军指战员抱怨这跳跃式战略，造成了部队精力的极大损耗。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就怀有强烈的埋怨情绪，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这样的指挥真叫人担忧，再这样下去是要垮台的呀。还是你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彭德怀说：“你这话开不得玩笑。”“我不跟你开玩笑！”林彪放下电话，就提笔给中央军委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要求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开门见山端出了林彪的信，然后就“四渡赤水”作了酣畅淋漓的战略阐述，最后批评林彪道：“这是对胜利缺乏信心产生的不满情绪，严重违背了中央精神！”林彪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的想法，主要是心里烦闷……”毛泽东以嘲笑的语气说：“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听了这句斥责，林彪无以对答。 风波虽然过去，然而毛泽东一直记着此事，其后曾四次提及。而彭德怀却一点也没介意，认为反正与自己无关。直到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重提此事时，彭德怀才感到不申辩不行了。他盯着林彪发问：“林彪同志，请你把话说清，你写的这封信，与我有没有关系？”林只好说了真话：“这封信与你无关，当时你不知道。”到这时，毛泽东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5．毛泽东对彭德怀极不高兴 直罗镇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决心。可是，身为红一军团主帅的林彪，却三番五次闹着要去陕南打游击，三次致电中央，力持己见。 毛泽东想到林彪与彭德怀的关系甚好，便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彭德怀，请他出面做林彪的思想工作，打消去陕南打游击的想法。 彭德怀在接连两次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是否找林彪做了说服工作，不得而知。只是林彪仍旧向中央软磨硬缠，要去打游击。毛泽东颇为恼火，估计彭德怀一定没有找林彪，马上联系到彭德怀对陕北的看法。彭曾在一次会上讲道：“陕北只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不能容纳大的红军，因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若向南发展要好得多，不过要同东北军打仗。”想到这一点，毛泽东认为不能寄希望于彭德怀了，日23时，中央向林彪发出最后通牒：“接电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 林彪在毛泽东等人的说服教育下，打消了此念，回到一军团准备渡河东征。 红军东渡黄河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彭内心又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黄河，二是渡过黄河后，如果蒋军大举增援，红军能否安全撤回？他除了几次向中央说明上述顾虑，又亲自带着侦察队伍，用7天时间详细勘察各个渡口的情况。 可是彭德怀不曾料到，他这种以求万无一失的稳重做法，引起毛泽东的极为不满。毛曾带气地对张闻天说：“他（指彭德怀）求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6．毛泽东认为“百团大战”操之过急 日至12月5日，彭德怀发动和指挥了“百团大战”，摧毁了大批伪政权，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承认“损失巨大”。 然而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实行疯狂的报复；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129师的伤亡大大超过预计数目。 毛泽东不但看到了上述几点，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已呈报中央军委，但未等批准，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所以，毛泽东不由对彭德怀发动这一战役的动机，产生了某种怀疑，认为彭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 7．彭被看成“高饶司令部”的人 自1953年12月起，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道：“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按说彭德怀是不沾边的。前一段时间，他身在朝鲜战场，回国后又全身心地扑在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上。然而在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眼里，特别是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应该算“另一个司令部”的人。 事实上，彭德怀与高岗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是志愿军总司令，高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事情牵涉到东北。这样一来，两人的接触自然较多。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高岗利用了。 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有所暴露后，彭德怀仍无察觉，直到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他才感觉到情况的严重。当时，军委正在召开全军高干会议，彭德怀打算会议一结束，就向中央报告与高岗接触的情况。没想到被繁忙的事务一拖，就捱到了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到这时候，彭德怀报告也好，揭露也好，不但成了马后炮，还被毛泽东看成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 8．毛泽东把彭的信看成是“下战书”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日写给毛泽东一封信。彭德怀在这封信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令彭德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会议上，他看到自己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彭德怀的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他的头上。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但为时已晚了.
庐山会议上，彭对浮夸等行为不满，中央有人说他右倾，说他建立了“军事俱乐部”
  由于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万言书”，其实就是一封信，反映当时全国各地的浮夸和大炼钢铁以及农村虚报产量的事情，实际上是正常的反映真实情况，被毛主席给“打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报纸的原话）。
是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反对毛主席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他敢于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方针和口号，后又写信给毛泽东，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这些正确的意见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遭受不白之冤的暴风雨般的批判时，彭德怀并没有低头，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为了使党的路线更正确而开展批评并没有错。1962年，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会议给他的罪名是不符合实际的。下面是那封信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楼上的回答比较系统和全面。这里补充几点：1.高饶的圈子里的确有彭，还有林、陶等；高看错了两个人，陈云和邓小平；而饶是陈毅的死敌。但高饶其实只是毛动周、刘失败后不得已放弃的棋子，所以文革中毛曾说高要不死也可以出来工作。2.彭脾气太直，军人作风，唯军令行事，为他以后被整埋下了伏笔。略举几例：朝鲜战争中，38军曾经放跑了美韩军队，被彭大骂，但在以后的一次战役中全歼美韩军队，又被封为“万岁军”；朝鲜战争期间，一次回国，因为战事紧急，曾直闯老人家的寝宫，老人家虽然当时没有发作，待彭离开后却把警卫团干部狠克了一顿；就是这次回国，在一次周恩来主持的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的会议上，对与会的各部委负责干部发了火；停战回国后作为国防部长，主持批判了粟裕代总参谋长，也是上纲上线。所以59年被批判时，除了被纳入军事俱乐部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外，只有钟伟少将直言犯上（被萧华当场摘去军徽和肩章，开除军职，押出会议室），林彪将信件事件说清楚（这个问题上没有落井下石），所有的军队干部（包括老帅们）都对他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所以，彭的性格注定了他的结局：只能是军事元帅，而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元帅。沾上政治，注定是条死路。其实，后来的贺龙、林彪等都是如此。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元帅是最聪明的。被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后，他就干脆到南京安安静静地办自己的军事学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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