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之一范文程
大清军师范文程
大清朝有个特别有才能的军师范文程，他为大清朝打江山立下的不世之功，不亚于历史上的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等人。但是，他却被冷落了，他的名字对于民间的百姓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就是史书上记载也较少。
范文程（）是清朝声名卓著的开国宰辅、文臣领袖，被列为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之一。他所建议的一些政治谋略，为清朝开国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其作用不下于汉之张良、明之刘基（伯温），而他所处的时代和遭遇，比张良、刘基又要复杂、尖锐得多，也更曲折乃至带有传奇色彩。
范文程据说是范仲淹的后裔，原出身于明朝仕宦人家，曾祖父范锐为明嘉靖时兵部尚书，祖父范沈为沈阳卫指挥同知。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本人十八岁时考取沈阳生员。他究竟在何时、何地、如何归于清朝？在几乎所有的清代传记中，都说他在天命三年（1618）于抚顺归清。现代人更认为他是“有感于明衰清兴的形势，‘仗剑遏军门’，毅然投奔了努尔哈赤”。然而，果真是如此么？
仔细翻阅清代的范文程传记，会发现康熙年间与雍乾以后的传文至少有两点不同：在范文程如何归金问题上，康熙年间的传文记为“得公”、“始得公”、“归国”，不仅看不出范文程有主动投奔的迹象。却很有被动之嫌。而雍乾以后的传文，除《清史列传》外，则分别记为“谐兄来归”、“以诸生来归”、“杖策揭太祖”等等，清楚确切，分明是毅然投奔；关于范文程归金以后的行动，康熙年间的传文说：“六师于迈，皆扈从”、“皆以公从”、“从定辽阳……”，反映他当时的地位并非显要。而雍乾以后的传文多明确说，“所在行营，必参帷幄”、“太祖善遇之，参与帷幄”、“参预帷幄”，这又分明是以军师的重要身份投身于后金的开国事业。这两点显然彼此矛盾。如果说，范文程主动投奔后金之事属实，那肯定会在清代官方的实录、秘籍中有所反映，可惜没有，而且更没有记载他那时的活动。也就是说清代传记中的这些说法不是事实。
真实情况是，范文程在考取生员的次年至抚顺奔丧，后遇努尔哈赤率军南进，攻破抚顺等地，大肆掳掠。“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文程就是这样被掳的。努尔哈赤对于明朝的衣冠人物（包括儒生）十分反感。他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要杀尽斩绝。但非常偶然的是当范文程等引颈就戮时，努尔哈赤看到范文程硕长壮伟的体魄，感到不像一般书生，就向他问话，范的回答也使努尔哈赤满意，便没有杀他，而是隶于镶红旗下为奴隶。当时范文程二十一岁。直至太宗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考试儒生，始出奴隶籍，而拨置文馆使用。后来逐渐升迁，受到重用。
范文程的以上经历，在有关记述中，包括他死后的墓志铭，都讳莫如深，而且被美化了。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范文程既对清朝建国有过重大贡献，又在汉族士庶中有重大影响。说他早年被掳获为奴,而且几乎被当作牲畜一样杀掉，无论对于范文程本人或者是对于清朝政府在政治上都不好，因而回避了。
蛟龙出世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人，出身于明朝官宦之家，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裔。范文程小时候聪明好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秀才)，时年仅18岁。正当他踌躇满志，决心在仕进道路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厄运却降临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政权首领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了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分赐给有功官兵，2l岁的范文程也在被掳之列，从而论身为奴。
　　努尔哈赤对明朝的“书牛”非常反感，他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恨不能将这些人斩尽杀绝。努尔哈赤在攻占抚顺等地后，对明朝的“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在成批的“书生”引颈就戮时，由于范文程相貌堂堂，仪表非凡，与一般的迂腐书生迥然不同。努尔哈赤偶生恻隐之心，便放了他一条生路，将其赐给了镶红旗下为奴。范文程这次死里逃生，为他以后的出人头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即位，改元天聪。皇太极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登基后，对各项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范文程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八天，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汉官之清正者统之”，从而使百分之四十的汉民奴隶恢复了民户的地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更新观念，摒弃了努尔哈赤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与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赢得了不少汉族和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甘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躬之得失”。目的是为了知兴衰、明得失。文馆设立后，急需有用之才供职其中。于是在同年八月，皇太极颁布了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
　　这次考试的生员一共300多名，最后取了200名，范文程有幸名列其中。这样，范文程因祸得福，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计除袁崇焕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在整顿好内政后，便大举出兵进攻明朝，范文程也随军出征。自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挫败身死之后，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一线与袁崇焕也进行过反复较量，但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因此，皇太极心中十分苦恼。
　　范文程感激皇太极的真心相待，便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袁崇焕此人不可小看。宁远一战，此人所显示的军事才能和敢战、敢守、敢拼、敢胜的气魄，在明朝将领中是少有的。更令人担忧的是，此人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不因坚守宁远、掠取锦州、大凌河、杏山、连山诸城堡的胜利而自满，也不因晋升为辽东巡抚而陶醉。他能清醒地看到自身目前的弱点，这就是在宁远战斗中损失的兵力需要补充，掠取的锦州、大凌河诸城堡需要巩固，新任辽东巡抚后与辽东各地明军将领的关系需要调整。所以他在加紧战、守的同时，要以'议和’使我们上当受骗，目的就是要拖延时间来解决以上问题。由此看来，袁崇焕不除，终将成为我军西进叩关的羁绊。”听了范文程的一席话，皇太极便向范文程请教对策。范文程建议：以“议和”对“议和”。对此策略，皇太极心存疑虑。范文程非常坚定地认为：“'议和’自然不能除掉袁崇焕，但'议和’产生的流言可以除掉他，'议和’产生的猜疑可以除掉他，'议和’破裂后的结局可以除掉他。只要'议和’的消息传到北京，袁崇焕'先主守而后战’的方略就说不清楚了……”并进一步分析道：“袁崇焕借'议和’积蓄力量，汗王(皇太极)借'议和’调整部署，两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汗王亲自决定'议和’，大臣贝勒明其要旨，必全心拥护；而袁崇焕决定'议和’，纯粹是自己所为，即使征得明朝皇帝的默许，也会为反对者提供口实，招致明朝群臣的猜疑。遭受猜疑的边臣边将能够长期执掌兵权吗?况且，袁崇焕生性刚烈，行事果敢，遵奉的信条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宁远之战前夕，他曾经对抗兵部尚书、辽东经略使高第的军令，拒绝撤兵，因此结怨于明廷擅权的阉党。凡此种种言行，都是招致'猜疑’的土壤。”范文程的一番话，使皇太极大彻大悟，于是依计而行。
皇太极这次大举入关，曾俘获两个明朝太监。撤退途中，他密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等坐在离两个太监很近的地方，并故意悄声说道：“今天退兵，其实是汗王设下的计策。前不久，汗王单骑到袁巡抚阵前，跟袁巡抚派的两个人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图明的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之后，又故意给姓杨的太监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北京，立即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禀报了崇祯帝。当时，朝中一些反对袁崇焕的人早已纷纷诬告袁崇焕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卅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祯皇帝一向多疑，听了杨太监的密奏，便不分青红皂白，召袁崇焕问罪，将其下狱。第二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范文程略施小计，使明朝杀了袁崇焕，扫清了入关的最大障碍。
　　收服洪承畴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而定族名为“满洲”。第二年五月，又改“大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当上了皇帝。他称帝后，对政府文武机构进行了扩充，把原来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汉语称为参领)。
　　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地位虽然相对较低，但所掌握的都是国家的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信的撰写等等，都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范文程实际上充当着皇帝秘书长的角色。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却往往参与着政府内外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而且对朝廷要员的任免，他从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皇太极对范文程的倚重，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皇太极每次召见范文程，商议政事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经常是刚被召见回到家中，还来不及吃饭和休息，即马上被再次召入宫中。凡遇军国大事，皇太极总要问范文程是否知道。有时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便问大臣为何不跟范文程商议。若大臣回答说范文程的意见也是如此时，皇太极便批准同意。各种外交文书，均由范文程批复或草拟，起初皇太极还要亲自过目审查，每
一次都感到非常妥帖，后来通常的文书便不再看了。有一次，范文程因病告假，好多事情因一时拿不定主意而无法决断，皇太极便谕令等范文程病愈后再行决断。皇太极对范文程言听计从，成了他离不开的智囊。
　　皇太极从即位之日起，到清朝崇德六年(1641年)间，历时十五六年之久，虽曾三次率军突入关内，但却总因拿不下山海关与锦州而难以实现他的宏愿。于是，皇太极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自己人关的最大障碍——山海关与锦州一线。崇德四年(1639年)，明蓟辽总督换成了因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名的洪承畴。崇德六年(1641年)，清军开始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锦州。这年七月，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13万人马驰援。大军云集宁远之后，便分头向杏山、松山缓缓推进，准备步步为营，稳中求胜。但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以持久费粮为由，派员临阵监军督战。洪承畴经不住催促，便轻易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笔架岗，仅率6万兵马贸然前行，命其余兵马随后赶上。洪承畴到达松山、杏山一带后，将骑兵驻扎在松山东、南、西三面，将步兵布防在离锦州仅六七里地的孔峰岗，与清军成对垒之势。
　　皇太极获悉这一情况，便于八月亲率大军从盛京(今沈阳)赶来，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截断了明军的联系，断绝了洪承畴的归路。随后，又派兵夺了塔山的粮草。洪承畴失去了战机，固守松山半年之久，被部下出卖，清军城破后被俘。皇太极知道洪承畴对自己将来入主中原会有很大的用处，就一面派人款待洪承畴，一面让范文程前去劝降。
范文程来到洪承畴的囚室，洪承畴知道对方的来意，便大骂范文程没有骨气，投身事清，为人走狗，并慷慨激昂，立誓要杀身成仁，绝不投降。范文程并不和他争辩，而是随便与他谈古论今以及生死得失。谈话间，屋梁上偶尔掉下一撮尘土，落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紧用手将灰尘轻轻拂去。范文程看在眼里，心中已有了打算。他辞别了洪承畴，便去告知皇太极：“洪承畴必不肯死。”皇太极问他为什么，范文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洪承畴对衣服尚且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呢?”皇太极听了，非常高兴，便亲自去看望洪承畴。见洪承畴衣着单薄，当即脱下自己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洪承畴身上，并关切地问道：“先生还冷吗?”这一招使洪承畴大为感动，目瞪口呆了半晌，方才叹道：“真不愧是救世之主啊!”说罢伏地便拜，叩头请降。
　　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还有皇太极利用自己的爱妃用美色诱降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范文程能从“拂尘”这一细节中得出洪承畴不想死的结论，真正做到了“见微知著”，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谋略家。
　　定计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二十六日，顺治帝福临登基。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在这场斗争中，范文程由原来的镶红旗被拨入了镶黄旗，险遭不测之祸。不久，范文程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竟然要抢夺他的妻子。范文程费了一番周折，保住了自己的妻子，但因得罪了多铎，范文程不免忧心忡忡。从此以后，他更加谨慎小心了。
　　尽管处在这样的环境下，范文程还是以大局为重，竭尽全力为朝廷献计献策。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范文程在上书中分析道：
　　明国必亡，清将与农民起义军争天下。他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认为此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于是向多尔衮提出，此次进取中原，应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卅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四月初九，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率十万大军出发攻明。四月十四日，明平西伯吴三桂突然派人前来求兵。多尔衮听了这一消息，对李白成的农民军有了惧怕心理，就想停止进军，以观动静，但一时又拿不定主意。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多尔衮忽然想到了范文程，就立即派人到盖州，把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请来商议大计。范文程分析了李白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后的所作所为，果断地做出了“李自成必败，清军必胜”的结论，从而坚定了多尔衮继续进军的决心和信心。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白成果然大败而走，清军获得大胜，并乘势追击。
　　范文程抱病随征，所到之处，张贴檄文，安民告示，按照自己的主张所做，果然稳定了民心。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入居北京城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清军占领北京后，范文程又协助多尔衮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抚人心的措施，很快稳定了北京地区的局势。
　　清军根据范文程制定的政策，顺利南下，势如破竹，顺治二年(1645年)就平定了江南。
　　清统一全国已成定局，多尔衮志得意满，为所欲为，竟然不顾众人的反对，在全国强制推行了“剃发令”。随着“剃发令”的实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而这时的清朝统治者又恢复了大肆杀戮的本性，对抗清势力进行了血腥镇压。多尔衮的所作所为与范文程的政治抱负大相径庭，范文程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这就引起了多尔衮的不满。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衮以范文程多年来身体不好，不宜劳累为由，削夺了范文程的权力，不久又因为一件小事而把范文程下司法问罪，后将他释放。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在内部斗争中再次获胜，一人独揽大权，更加嚣张。他令大学士刚林等人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范文程参与其事。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便借故养病，闭门不出。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亡。第二年初，顺治帝开始亲政。有大臣告发多尔衮的种种罪行，顺治帝一怒之下，将多尔衮及其母、妻的尊号统统削去，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他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都被处死。范文程由于有先见之明，终于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他复出后，很快就辅佐顺治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迅速扭转到以德治天下的轨道上来。当时，清政府还面临着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范文程建议实行屯垦政策，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同年十一月，他还建议顺治帝为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多尔衮降罪革职的官员进行了平反，昭雪了一大批冤案。范文程还建议顺治帝对选拔官员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到了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政府把六部尚书的官阶统一定为二品，进一步消除了满、汉官员之间的人为隔阂，实现对满、汉官员的平等待遇。康熙帝继位后，这时的范文程虽然年老体弱，但依然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
　　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这位三朝元老终于寿终正寝，享年70岁。康熙帝亲自做文，派人前去谕祭，并御书“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以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
&中国历史上有颇争议的人物：范文程
　　范文程(1597年-1666年)，字宪斗，号辉岳，祖籍江西。曾事清开国之四代君主。他所建议的一些政治谋略，为清朝开国起了重要作用。范文程是清初一代声名卓著的开国宰辅、文臣领袖，被列为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之一。
　　一、人物简介
　　范文程()清初汉奸，汉族人，字宪斗，满族旗属镶黄旗，号辉
，初为一不得意秀才，因为在中华得不到重用，转而投靠满清出卖民族大义，以屠杀同族为乐，换取荣华富贵。
与秦桧、汪精卫等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满清统治阶级对其美化，因此在名气上比秦、汪要小一些。
　　二、出身背景
　　是宋朝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他的六世祖名叫范岳，明代初年在湖北云梦县任县丞，洪武年间获罪，于是全家就从江西的乐平县被谪往当时的边陲重镇辽东都司的沈阳卫，范氏自此成为沈阳人。范文程的曾祖名叫范锪，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后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书，因其为人刚直不阿，受到当权大臣严嵩的排挤，只好弃官离去。范文程祖籍江西，出生于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
)，是清朝声名卓著的开国宰辅、文臣领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范文程“仗剑谒军门”，参加后金政权。清太宗时，为主要谋士之一
，深受倚赖， 凡犯明的策略、策反汉族官员、
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对清朝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三、生平经历
　　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投奔努尔哈赤后，对清廷一片忠心，无论换了哪个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经历的整个清初的三朝四代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进奏章，多关系到重大的决策问题，所以在他监修太宗实录时，把他草拟的奏章一概焚烧不留，而在实录中所记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这样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个人。但从各种史料里，从我们能见到的记载里，也足可以看到范文程确是一代名臣。时势造英雄，有他这样的人辅佐，清朝受益匪浅。他最后多次因病上疏请求休养，顺治帝才“暂令解任”，还想病愈之后再来召用。但是范文程功成引退，离开朝廷“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亲故，徜徉其中;时以诗书骑射课子弟，性廉慎好施与。”就这样平安地度过晚年。
　　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逝世，终年七十岁。玄烨亲撰祭文，赐葬于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几十年后，康熙亲笔书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字，做为祠堂横额。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他的最高的评价了。皇太极为招纳更多人才，千金买马骨，重用范文程，委以重任，给以重权，君臣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终成大业。在清初取得的重大胜利，范文程不愧为英才称号。
　　四、范文程的一生
　　范文程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阳，居抚顺所。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父范楠，有两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学，聪颖敏捷，十八岁时，与兄同为沈阳县学生员。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
1618)，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阳、辽阳，七年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皆从征。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范文程蒙努尔哈赤善遇，“参与帷幄”，但语焉不详，具体情形无法知晓。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时称“天聪汗”)统率满蒙大军五万余人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时在汗之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系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阵”，“率枪炮手，杀敌甚众”。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明军来攻，“清军前锋被围，文程突围力战，援之以出”。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
　　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朗，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汗“即付文程养之”。
　　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遣兵劫掠黄河一带蒙汉人家，并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
　　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拆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
　　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
　　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①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范文程的另一具体建议，暴露了其汉奸本质。这位熟读先师之书的儒士，竟劝汗资粮于敌，大掠大抢，从雁门入关，因其“居民富庶”，“可资饱腾”，可见其投奔后金实为了个人前程，枉顾中原同胞生死。
　　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实录》记为“嘉纳之”。
　　范文程益自磨砺，尽心国事，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来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吴赖、白格、塞古德，赍汗谕往探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
　　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
　　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
　　清崇德元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
　　皇太极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
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之为满人之走狗，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为了个人前程，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
　　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发钱二贯，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多尔衮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清实录》载称：“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制定了满清的税收政策。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安抚百姓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奸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原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其亲弟多铎亦因入关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断高升，初由郡王复封亲王，再晋德豫亲王，顺治四年又进封“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辅政王”，具体主持日常政务。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镶黄两旗忠于皇太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追革一等公图赖之爵，没其家产，革一等昂邦章京鳌拜世职，“免死赎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职，罢其官，籍没家产，遣发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睿王权大逼帝，同僚刚林希宠背主转附睿王，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满。兼之，几年以前豫王多铎谋夺己妻遭罚，难免有恨，恐将恃权报仇。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谋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睿王，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引起多尔衮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仅于顺治元年被委任为《太宗实录》总裁官。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第二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睿王妄改《太祖实录》删去大福金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不久，范文程即复官。第二年，顺治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
　　范文程继续尽心竭力佐治国政，顺治九年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命革退程可则，惩治考官胡统虞等人。②
　　此时，因兵火连年，军费浩繁，民不宁居，土地荒芜，各地钱粮缺额，田赋亏欠，军饷不足。范文程于九年十月三十日特上大兴官屯之疏：
　　臣见直省地方，土地荒芜，钱粮阙额至四百余万。民赋亏，则兵饷必绌，国家大害在此。然民地荒，则军屯可兴，国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尝言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亦当元季乱后，旷地甚多，能行官屯故耳。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寇乱日久，人民稀少，若待招民，穷民无力，何能开垦?若任现在道府各官，庶务繁多，势必迁延不力。臣请行兴屯四事。一、在选举得人。……其官吏俸廪，初年于兴屯本内关支，次年以子粒补偿。……一、在开垦收获。开垦必用牛种农器……于州县库贮钱粮内分用支给。……地之无主者，即为官屯。有主而抛弃者，多方招来，过期不至，亦为官屯。凡土著流户，愿来耕者，官为给地，量助牛种，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后，便为永业。……一、在积贮转运。……一、在责成考课。……臣又谓，今孟冬将尽，若复不决，明春难耕，日复一日，四百万之课，是永无足时矣。
　　范文程此奏疏，既表明他确实关心国事，竭力想为帝君分忧，欲图解决顺治一朝入不支出军饷短缺的大难题;又反映出此时他已江郎才尽，料事大不如前。军屯官屯一事，明中叶以后，不少大臣奏请恢复明初之制，有清一代，亦常有人以此为富国足兵之妙计，其实，包括范文程在内的这批建言者，对于明代的军屯，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了解其产生、发展、衰落的基本历史和决定其盛衰的根本因素。由于土地私有化的时代潮流和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强大威力，明太祖朱元璋佥征上百万军户垦种六、七千万亩田土的军屯之制，到明中叶已迅速衰落，明末更是名存实亡。历史实践证明，欲仿明初之制的大兴军屯之议，不过是可言而不可行的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此实为下策和无策。
　　正是由于无法行此古制，所以，虽然顺治帝对范文程之疏予以赞扬批示，“此所奏甚是，著议政诸王及大臣等会议具奏”，但并未能够付诸实行。
　　顺治十年正月，文程复上保举连坐法，奏请允许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举所知之人，若被举之人任官后称职，奖励保举者，如其不称职，按罪之大小，“保举官议以连坐”。他认为，“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顺治帝下诏从其议。
　　顺治十一年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请休致。顺治帝谕告吏部：“大学士范文程，自太宗时办事衙门二十余年，忠诚练达，不避艰辛，朕所倚赖。乃近以积劳成病，虽暂假调理，仍夙夜在公，未得专事药饵，旦夕奏效，深系朕怀，暂令解任谢事，安心调摄，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昭朕眷礼大臣至意。”十四年，加秩一级，帝遣画工至范文程府宅画其像，“藏之内府，不时观览”。康熙元年(1662)，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号恸，几不能起”。
　　康熙五年(1666)八月初二日，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岁。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康熙五十二年，帝又亲书“元辅高风”四字，为其祠横额。其子承谟、承勋等，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
　　五、相关史料
　　多尔衮帅师伐明，文程上书言：“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及流贼李自成破明都，报至，文程方养疴盖州汤泉，驿召决策，文程曰：“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又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翌日，驰赴军中草檄，谕明吏民言：“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皆署文程官阶、姓氏。
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
　　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
　　文程疏言：“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乱久民稀，请兴屯，设道二、同知四，令督抚选属吏廉能敏干者任之，以选吏当否为督抚功罪。官吏俸廪，初年出兴屯母财，次年以所获偿。自后皆出所获，官增而俸不费。屯用牛，若谷种，若农器，听兴屯道发州县仓库以具。屯始驻兵，地荒芜多而水道便者，以次及其馀。地无主，若有主而弃不耕，皆为官屯。民原耕而财不足，官佐以牛若谷种，分所获三之一，三年后为民业。编保甲，使助守望，绝奸宄。若无财，官畀以佣值。民将逭饥，流亡当大集。初年所获粮草，听屯吏储留，出陈易新，为次年母财;有馀，畀近屯驻军，勿为额以取盈。三年所获浸多，僦舟车运以馈饷。毋烦屯吏，毋役屯民，毋用屯牛。屯所在州县吏受兴屯道指挥，屯吏称其职，三岁进二秩，视边俸;不职，责抚按纠举;有所徇，则并坐：所谓信赏必罚也。”
　　十年，复与同官疏：“请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惟其才，各具专疏，胪举实迹，置御前以时召对。察其论议，核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为何如人，则其人堪任与否，上早所深鉴，待缺简用。称职，量效之大小，举主同其赏;不称职，量罪之大小，举主同其罚。”上特允所请。
　　文程言：“前此遣满、汉大臣巡方，虑扰民，故罢。今四方水旱灾伤，民劳未息，宜罢遣使。现禁重囚，令各省巡抚详勘，有可矜疑，奏闻裁定。”上从之。文程论政，务简耍，持大体，多类是。
　　六、个人成就
　　范文程还大胆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会用人，他针对清朝重满族轻汉族和任人唯亲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议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荐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当各级官吏。范文程这样选拔、培养人才，博得了顺治皇帝的赞许。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为了表彰范文程的功绩，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后又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恩诏加秩一级，并将其画像收藏在皇宫之内。
　　七、范文程-主要贡献
　　范文程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为清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他的功绩可与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相提并论。但由于范文程是帮助少数民族夺取汉人的天下，以致人们对他的“叛逆”长期怀有某种偏见。范文程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这说明他自己也为此受到过煎熬。
　　其实，范文程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不仰人鼻息，不随风摇摆。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巧妙地转变为现实，从而为人民的痛苦、社会的退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八、范文程-语录
　　1)“我曾经怀着进京赶考的愿望发愤读书。然而没想到，这回赶考赶的不是科举考试，而是治理国家的考试。而我是骑着清军的战马入城的。曾经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即将在一个新的王朝实现，我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在这个新的王朝里，我的建议就意味着决策，就意味着权力，因为我是宠臣，所以我是事实上的权臣。我要用手中的权力造福百姓。”
　　2)“一切都将过去。我不可能去干涉后人对我的评价，但我希望在后人给我盖棺定论的时候，能把“汉奸”、“叛徒”的字眼去掉。我虽然吃的是满族的俸禄，但我的所想和所做，都是为汉族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总希望让他们安稳一些，舒服一些，少一点罹难，少一点困难。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家乡。当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向城外广袤的平原瞭望之时，我渴望所有的百姓幸福平安。”
　　九、范文程-评价
　　封建“愚忠”思想观点认为：范文程对满清功劳卓著，历事四朝，于满清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多所贡献，却对汉民族和明王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也有观点认为：当祖国不能重用自己，并且执行不义的时候，范文程毅然对祖国进行惩罚，主动剿灭不义的祖国，是个大英雄。
　　十、《范文程凭什么始终稳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
沈阳故宫博物院特供稿件
　　他出身名门，乃宋代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
　　他满腹韬略，乃公认的史上“十大谋士 ”之一。
　　他辅佐清初几代帝王，为满清开创帝业立下了不朽之功。于是，有人说他是千古第一大汉奸。
他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功绩堪比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于是，又有人说他是远见卓识的谋略家，至于那个腐朽的明朝廷叛了也罢。
　他就是清初一代重臣、文臣之首、汉官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范文程。那么，在“满官”“汉官”矛盾尖锐的清初朝廷，范文程凭什么能历经四朝，在皇权更迭的血雨腥风中，始终稳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呢?
　　8年寂寞的冷板凳
　　范文程，字宪斗，生于公元1597年(明万历25年)，卒于公元1666年(清康熙5年)。今辽宁沈阳人。他祖籍江西，按谱系，他是宋代名儒、名臣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他的曾祖名范锪，曾任明兵部尚书。因其为人刚直不阿，受到当权大臣严嵩的排挤，只好弃官离去。后来，他家族流落辽东沈阳，范文程就出生在这里。
　　关于范文程投清，清史上说的不那么清楚。有种说法流传比较广泛，说范文程考上秀才后，正赶上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范文程“仗剑谒军门”，也就是毛遂自荐，请求加入后金政权。努尔哈赤接见了范文程，知道他是名门子孙，很高兴，郑重嘱咐他的儿子们和诸大臣，要好好对待他。
　　不过，这种说法颇有疑点。当时范文程也就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他凭什么资历去“仗剑遏军门”，并得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收纳和肯定?仅凭老祖宗范仲淹?殊不知，当时的努尔哈赤，对汉人十分鄙薄。他当时的政策就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惯常的做法，第一是杀，第二是籍为奴，同时，努尔哈赤对明朝之衣冠人物(包括儒生)也十分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可见，范文程根本不可能被“重用”。
　　倒是野史有一种说法可信些。据说，努尔哈赤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其“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氏兄弟，亦当在降民之列。由于范文程长得又高又大，引起努尔哈赤注意，便招至席前问话。范文程是何等聪明机敏!估计他给努尔哈赤留下的印象很好，于是，努尔哈赤便将范氏兄弟分给了镶红旗。
　　《清史稿》记载：“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皆在行间
”，用词很妙，“行间”是什么?可以是谋士，也可以是随从，更可以是随军打仗的汉人奴隶。
　　显然，范文程并未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也没得到努尔哈赤的充分信任，热闹了一段时间后，就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章京的位置上坐了8年的冷板凳。
　　章京这个官衔可大可小，一般小章京指的是那种文书类办事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中央政府机构里科级主任科员或副处级调研员之类。
　　这8年的时间里，范文程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相当寂寞。
　　遭遇伯乐皇太极
　　正当范文程郁郁不得志之时，皇太极即位，范文程的春天来了。
　　皇太极对范文程另眼相看是因为一件事。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攻打林丹汗，占领了归化(今呼和浩特)，林丹汗却率众渡过黄河，向西逃走。后金几万大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进攻敌踪不明，原路退回士气必将受损。
　　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主张进攻明朝：当乘其不备，直抵北京，讯其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皇太极依计而行，满载而归，士气大振。
　　慧眼识才的皇太极对这个年轻汉官的才学和谋略备加赞赏，他很快把范文程招到自己身边，让他参与了军国大政。二人惺惺相惜，堪称知音。
　　皇帝与臣子的情谊，通常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相互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然而皇太极与范文程，却似乎是个特例。他们君臣之间真挚的情感，默契的配合，让人感叹。
　　皇太极的忠实御用智囊
　　皇太极即位，面临君权与满洲贵族利益水火不容的处境。范文程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站到皇太极的阵营中，成为御用智囊团主要成员之一，从而深得信任与倚赖。
　　不仅忠诚，作为名人之后的范文程也相当有谋略。皇太极执政时期制定的许多策略，不能说都是范文程一个人的智慧，但至少，他给皇太极出了不少好主意。
　　宁远之战后，明朝派袁崇焕督师辽东，蒙古又背叛了与后金的盟约，后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此时袁崇焕整顿军备需要时间，提出议和。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将计就计，提出以议和对议和以争取喘息的机会，并提出了征抚蒙古，恩抚朝鲜，招抚明将的策略，有力地扭转了不利局势。
　　皇太极执政之初权力不稳，范文程又针对四大贝勒共治国政所造成的权力分散的弊病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建立适应皇帝权力的政体制度，以利大权集中，政令通顺。
　　在袁崇焕做好充分准备即将攻打后金之时，范文程又向皇太极提出借道蒙古，绕过锦州宁远攻打北京，使袁崇焕被动地回师北京，造成其引八旗军入关的假象，遭致杀身大祸。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蒙古林丹汗妻子来降，带来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后，建国一事提上日程。范文程审时度势，提出“侵扰、等待、建号、建制”的方针。即继续侵扰明朝，等待时机。大凌河战役胜利后，大批明将来降，明朝的辽东防御土崩瓦解。恰逢此时，范文程进言皇太极称帝。这既可表明皇太极不再是和蒙古诸汗一样的边族之国，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是后金征伐事业的新起点。
　　肝胆相照的君臣际会
　　皇太极在对范文程的使用上，做到了“用人不疑”，从而为这段君臣际会的佳话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据说，为表示尊重之意，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相称。皇太极不仅对“范章京”言听计从，而且每逢诸臣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先问：“范章京知否?
　　每当群臣意见不一议事不决的时候，皇太极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
”只有当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
”皇太极才最后批准。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没上朝，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
”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
　　君臣二人私下的关系也极为亲密。皇太极经常将范文程召入宫中议事，二人经常一坐就是几个时辰。有时，范文程深夜刚刚离开皇宫回家躺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进宫议事。
　　皇太极还经常让范文程陪同进膳。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对美味佳肴，想到家中的老父亲还没有尝到过，迟迟没下筷子。皇太极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立即派人把这桌美味佳肴原封不动地送给了他的父亲。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农历七月，皇太极赐予范文程一等大臣的品级，此时的范文程俨然稳居清政权汉族文臣第一人的位置。
　　险遭夺妻之辱仍以大局为重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离世，形势对于范文程急转直下险恶万分。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旗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漂亮的老婆，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一千两银子，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的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大功。
　　将自己撰写所有文件的草稿付之一炬
　　范文程是满清开国功臣，功盖一时。然而，他又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他知道，他是汉人，相对满清皇室贵族而言，出身卑微，一奴才也。因此，其一生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既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他的一生，凭借智慧，应付自如，多次化险为夷，终使自己的地位安如磐石。
　　范文程为人深自谦退，从不矜伐其功。这一点，在满清权力更迭的残酷政治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信守一条基本原则，始终保持谋臣的公允地位，从不参与权力之争。但是，他是皇太极的最重要谋臣，难免招致摄政王多尔衮的诸多猜忌，顺治五年，摄政王多尔衮大权独揽，曾命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恐有杀头之祸，遂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果然，多尔衮死后即被问罪，清史记载，范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
”他的机智谨慎，终使其安然无恙。
　　范文程一生所进奏章，数量惊人，尤其是皇太极当政时期，众多重要的奏章多出自范文程之手，但是，他却焚毁了他撰写的所有文件的草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事实上，历代伟人之作，很多都出自属下之手，但凡渲染此等事者，均无好的下场。范文程深知其中之奥秘，从不居功自傲。他的做法，就是不说，也不存，统统付之一炬。
　　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帝福临特加封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显然，顺治皇帝福临对范文程是相当敬重的。他说，“文程在盛京时不附贝勒，后亦不附睿亲王，众所共知。
”但这时，范文程却急流勇退了。他上疏称谢的同时，却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顺治皇帝福临温谕慰勉，同意他“暂令解任”，一个“暂”字，说明顺治皇帝还是想待其病愈后再召用他的。顺治甚至还亲自为他调药;遣画师为其画像，藏于内府;又经常赐给他御用衣物，因为范文程身体高大魁梧，还下令为他特制衣冠。
　　然而，范文程去意已决，政治之凶险，他是了然于胸的。“乞休
”之后，他干什么呢?与好友亲朋种种花木，写写诗词，教教学生，从此不问政事世事，一心一意安度晚年了。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庚戌，自称“大明骨大清肉”的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70岁。康熙皇帝“亲为文”，赐葬于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此后，康熙还亲笔题写“元辅高风”，以为范氏祠堂的横额。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范文程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不仰人鼻息，不随风摇摆。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急流勇退。几经血雨腥风仍能稳坐“大清第一文臣”的位置实在是因其大智大慧。
　　十一、感动大清人物之范文程
　　获奖嘉宾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台领奖
　　【颁奖词】(民族脊梁)
　　他是个足智多谋的汉人，一个一出世就注定给大清做奴才的好男人。他被前明不重用而改而追随后金政权努尔哈赤。参与后金的帷幄，是我大清鼎立之前一个主要的谋士而深受努尔哈赤倚赖。凡打击明朝的策略、争取汉官归降他都参与决策，任劳任怨。他那无私奉献，他那虚怀若谷，深深的打动了他每一个主子。
　　感动大清帝国推选委员郑亲王济尔哈朗，在推荐范文程的时候这样写：一个人做奴才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主子，只当奴才。
　　人物介绍:范文程() 满清大臣。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 )人
。自称范仲淹后裔 。 18
岁时补秀才。十九岁为渖阳县学生员。他是东林党的人，但因明朝后期不被朝廷重用，所以自己隐居起来。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後金攻占抚顺，范文程二十一岁，与其兄文寀(生卒年不详)，自愿投效努尔哈赤。
　　以上由黑郁金香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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