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大听《中国检察制度讲座》_艾米易读(天涯易读网)
在宁大听《中国检察制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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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季羡林_3
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妆玉塑，“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在这四时变换、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那就是西山的紫气。“烟光凝而暮山紫”，唐朝王勃已在一千多年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这样，清华园不是一首诗而是什么呢？6.　　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第一个关口是要过“拖尸”关。“拖尸”是英文toss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里边对新生进行“拖尸”。具体做法是：几个长得壮实的老生，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铺在地上的垫子上，就算是完成了手续，很像《水浒传》中的杀威棍。体育馆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果然，室内游泳池的门开着，随时等候入水者。　　按照惯例，新生入学，男生们是人人都要过这一关的。季羡林很自然地随人流到了体育馆，接受“拖尸”这一关的考验。但是，正当他要轮到被“拖尸”时，老生中有个叫许振德的人，是山东老乡，又是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长，站出来为季羡林保驾，使他没有被“拖尸”。后来，季羡林才意识到机会难得，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被自己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所以至今想来，他还颇以为憾。　　季羡林认为“拖尸”是清华大学校风清新活泼的表现。他在回忆中说：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活泼，就是指的这种“拖尸”，还有其他一些行动。7.　　这种“拖尸”，仅限于在男生中间进行。当时的清华大学，虽然接受美国的庚子赔款，且有许多外国教授，但男女之间的防线还是非常牢固的。男女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英才，但是气氛是平静而严肃的，男生与女生之间的接触很少，而且女生与男老师之间的接触也非常少。　　清华学堂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正式完成了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大学的过渡，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由于有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究其原因，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自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很少，而且，即使是中国教授，也全用外语授课。这对于新生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季羡林在考上清华以后选择系科的时候，却有过一阵心血来潮，想改学理科的数学或经济。可是，季羡林高中读的是文科，几乎是没有学过数学，所以在高考时数学成绩还不到十分，只有4分。这样的成绩想学数学或是经济，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自然，他想学数学或经济的愿望，只能落空。在经过一番冲动之后，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选择了对新生文科学生吸引力比较大的西洋文学系。　　当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的学生。但德语和法语，是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语一上来就念J．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语专门化与德语和法语的专门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给季羡林教课的主要老师，教大一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他教课的水平不低，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在模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此学生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季羡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学问问题，一个同学问他一个英文问题，他竟狮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学面面相觑，再也不敢问他问题。教他们大二的是毕莲（Miss Bille）。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英国人吴可读，他同时还教中世纪文学。教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语的是一位华兰德（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杨丙辰、石坦安（Von den Steinen）、艾克（Ecke）。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　　杨丙辰（字震文）是一、二年级的德文老师，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他德文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译过德国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b、c、d时，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之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杨老师的代号。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因为同时兼五个大学的教授职务，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元。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戏。老师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应用在教学上，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有一个同学，脾气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竟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所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也脆弱了。　　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他教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他们。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心不在焉，讲德语只用英文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请求他用德语讲，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反应不过来，结果还是用英语讲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致使学士论文也是在他影响和指导下写出来的。
　　华兰德小姐也是德国人，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法语课的学生被她骂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羡林、华罗庚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学生们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去她家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季羡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老师是白俄人陈作福，他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用直接教学法教学生，但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季羡林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再听了。这门课，他只学了一些单词和几句话，便结束了第一次学俄语的过程。　　另外的几门必修课，老师水平大多也都不高。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教英文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当教本，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古典语言她一点都不懂。第二学期，换了课本，第一堂课讲乔叟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她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上下去，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这第一段。她不懂中古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著作。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却不可靠。原来原著他没读过，连译本都没读几本，只是抄了一些别人书中的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他却成为清华当时的名教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觉得，4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4年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相反，使他感到满意的，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正是这两门课，使他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朱光潜先生开的“文艺心理学”，季羡林作为选修课，认真地听了一年。他对这一门课的印象之深，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它非同凡响，比那些外籍教师所开的课不知好到多少倍。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者，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于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10.
　　朱光潜先生那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是兼课。朱先生从香港大学文学院肄业，于1925年在国外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1933年回国后即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大概三十四五岁。　　朱先生在清华的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等等。这些西方学者，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而且，朱先生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在美感经验当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实用的态度不相同，美感的态度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朱先生讲的许多理论，季羡林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仍能记忆不忘。　　陈寅恪先生在东京上高中，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学习，精通梵文、巴利文和东方古文学。1925年回国后，即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被清华聘为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讲授的主要课程是佛经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陈先生讲课与写文章一样，特别重视资料，有一些文章，他往往先罗列资料，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分析与评断，如剥春笋，愈剥愈细，最后画龙点睛，点出要害。到了此时，读者往往会豁然开朗，或者小吃一惊，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人们会想：“原来是这样子呀！”顿时得到一种解悟甚至顿悟的快感。陈先生在讲课时，往往也重用这种办法：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资料，然后再开讲，根据的就是黑板上的资料。学生们得到的感受，同读他的文章完全相同。9.　　陈先生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所用的课本是《六祖坛经》。此书略称《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记载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慧能的基本主张是佛性为人心本有，万法尽在人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他认为人性即是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慧能的一首偈特别有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对于这些，季羡林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知道，中国同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扩了他的眼界，增强了他研究印度的兴趣。　　吴宓先生开设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也给季羡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10.　　这三位老师，都是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他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显然是受朱光潜先生和吴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清华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非常完整，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也是很富余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甚至是偷听自己感兴趣的课。教师不以为忤，学生也各得其乐。季羡林旁听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是非常顺利的，且还和郑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是他同一群学生去听冰心先生的课。当时冰心先生极年轻，但已名满天下。她是燕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兼课。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这么多学生，知道有“诈”，便威仪俨然地下“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季羡林他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的讲堂。11.想不到四十多年后，她由怒目金刚而变为慈眉菩萨，和她谈起此事，一笑了之。对于这些选修课，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郑西谛（振铎）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有意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12.　　季羡林觉得这些先生们的课，水平都很高，至今让他忆念难忘。他自认在清华期间，真正获益的，不是必修课的那些“正课”，而是这些选修课和旁听课。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4年间，学习兴趣相当广泛，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涉及到了。　　在专业课方面，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德语学了整4年，但是，最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系里要求的不是用德语写，而是要求用英语写。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指导教师是艾克（Ecke）。他本人当时认为这篇毕业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大学4年期间，季羡林继续写作散文。他相继写成《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多篇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的报刊上。《年》发表在由叶公超主编的《学文》上。本来已经准备编成一个集子，定名为《因梦集》，郑振铎先生准备编入由他主编的一套丛书之中。后来因为忙于办理出国手续，没来得及编成。这些散文中有几篇，后来编入《季羡林散文集》。　　除了散文创作，季羡林还从事翻译。他先后翻译的作品有德莱塞的《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的《蔷薇》，杰克逊（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马奎斯（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荷尔德林的一些诗。其中《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正式发表了，尚有一些没有发表。季羡林在清华时的兴趣还表现在对西方的所谓“纯诗”上，但他与西方的“纯诗”观有一定的分歧。西方的纯诗观主张废弃韵律，季羡林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的话，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就是不能叫作“诗”。即使印度泰戈尔主张废除韵律的观点，也没能说服他。当时，他最喜欢的西方诗人，是法国的魏尔兰、马拉梅和比利时的维尔哈伦等人。魏尔兰对于“纯诗”的主张是：首先是音乐，其次是明朗与朦胧相结合。这种观点符合季羡林当时的口味，只是后来他反对现在的所谓“朦胧诗”，怀疑现代的“朦胧诗”是“英雄欺人”，是以艰深文饰浅陋。因为文学艺术是要人了解的，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或者连作者自己也不见得了解，那么文学艺术还有何用？除了所谓“纯诗”，他还喜欢英国诗人的所谓“形而上学诗”。
　　对于中国文学，季羡林仍喜欢六朝骈文，唐代李义山、李贺，宋代姜白石、吴文英，这些都是唯美主义的，讲求辞藻的华丽，这些诗作和骈文，至今仍在影响着季羡林，唯美仍然是他的嗜好。　　他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梵文。由于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他对梵文的兴趣。但是陈寅恪先生当时不开设梵文课，也没有其他人教梵文课，所以此时是空有兴趣，而没能开始学习梵文。这个愿望后来到德国留学期间实现了。　　季羡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且申明：“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13.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期间，虽然发愤读书，兴趣全在各种知识的获取，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是置国难当头于不顾的人。　　当然，季羡林对政治活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起初，刚入大学的时候，季羡林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安静的清华园内，国共两党在学生中的势力也有激烈的斗争。与季羡林同年考入清华的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一边在历史系读书，一边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于1930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胡乔木和吴组缃等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里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夜校，以便宣传革命。胡乔木本人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在学生洗脸盆里塞上传单，就是出自于他之手。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一天深夜，胡乔木去西洋文学系找到季羡林，动员他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季羡林还没有意识到革命就等于爱国，加上胆小怕事，他没敢答应。只答应到由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稍后，国内政局更为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在拼命“安内”，终于在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包括清华大学师生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清华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读高中时就对国民党官员没有好感，再加上国民党杀害了他的老师胡也频先生，他对国民党群魔乱舞的统治十分痛恨。此时，新仇旧恨一并爆发，季羡林便毫不犹豫地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南京，季羡林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没想到，学生们满腔爱国热情，结果却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最后是铩羽而归。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是后来曾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的翁文灏，这时他的思想还算开明，手里拿着左派学生的名单，一个个叫来谈话。翁文灏叫来积极组织学生活动的胡乔木，对他说：“清华园好比一座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戏台塌了，就谁也演不成戏了。你演的戏太危险了，会把戏台搞塌的。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今后不再参加此类活动。”14.
　　翁文灏的话，并没有起作用，胡乔木在1931年8月便被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虽然离开了仅读了一年书的清华这座戏台，但到社会上更大的戏台去担任角色了。其他同学，自然也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爱国政治活动。这正如季羡林后来所说的：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15.　　可以说，季羡林在清华时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爱国为主线，谈不上是积极参加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说，高中时期他曾为“革命”所动，写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一篇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本来准备在胡也频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16.
　　清华大学的门槛很高，有一批全国知名的教授。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　　学生中经济地位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季羡林家几乎是贫农，他在清华上学期间，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为筹集学费和膳羹，要颇费一番苦心。由于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还不算多，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40元学校并不使用，在毕业时，学校把所收的学费如数再还给学生，做他们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也不收住宿费，每月膳费只收六块大洋，顿顿有肉食可吃。即使这样，季羡林家对这样的费用还是开支不起。季羡林的老家清平县，本来是个极贫穷的县，但因为季羡林是惟一的国立大学学生，县里便把他视为“县宝”，每年都提供给他一笔奖学金，补贴他五十块大洋。没有这一笔奖学金，他恐怕很难念完大学。另外，季羡林还写点文章，得点稿费，这样，家里的负担就能减轻一些。所以，季羡林的大学生活是颇为拮据的。　　虽然有这样的鸿沟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和教授开玩笑。季羡林回忆说：　　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17.　　第二个玩笑是和吴宓先生开的。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18.　　高兴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就把自己新写成的旧体诗印发给学生，《空轩》十二首，就是他发给学生的。这十二首诗，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确切地指什么，学生并不清楚。学生们只知道，他当时正在多方面地谈恋爱。他在追求毛彦文是众所周知的。诗中有一句说“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是夫子自道。于是，引得编《清华周刊》的秀才们，把这些旧诗译成白话，刊出一首七律今译，与吴先生开了一个不大不小又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吴先生则一笑置之，不以为忤。直到现在，季羡林还记得这首七律的前半阙：　　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盯梢也挨刷。　　下半阙的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诗中的人物简直呼之欲出，熟悉清华今典的人，都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开吴宓追求毛彦文的玩笑。
　　学生们同俞先生、吴先生开这样的玩笑，学生们觉得好玩，威严方正的教授们也不以为忤，无形之中，就填平了师生之间原来存在的鸿沟。　　但是，有一种鸿沟是填不平的。有的老师，专门给学生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多么用功，也不管学生成绩怎样，定下的不及格指标却一定要完成。这位老师因此而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　　还有一位老师，则正好相反，他不是对学生过严，而是要求过松。考试时，他预先向学生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算及格，然后多答一题加十分。考完以后，这位老师根本就不看学生的试卷，学生一交卷，他随手就给学生打分，结果自然是没有不及格的，学生们皆大欢喜。如果有个学生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这个学生：“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给他增加十分。　　季羡林自认平生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拜访人。所以在清华大学期间，他拜访的老师，也只有少数的几个。　　在大学4年期间，季羡林同吴宓先生接触比较多。吴先生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季羡林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喜欢给《副刊》写点书评和散文一类的文章，因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学生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作客，也被请到在工字厅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他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19.　　后来，季羡林离开了清华，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里，他只在60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吴先生。吴先生在抗战期间去了西南联大，北大和清华复原到北京，吴先生留在了四川，没有回北京。　　另一个交往比较多的教授是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十多所教会大学之冠，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所设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是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的新式的对称型宫殿建筑，连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该塔被称为“博雅塔”。　　郑先生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季羡林旁听过他的课。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有大量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学生们印象是非常深的。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20.
　　清华的学生们原以为燕京大学的郑先生，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同他一接触，他们马上感到，他与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的架子。　　郑先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从来不觉得比学生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们。学生们在背后都议论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郑先生同巴金、靳以先生正在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编刊物，按照惯例，是要找一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因为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吸引力，扩大发行量。郑先生虽然也找过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羡林这些清华既无名又年轻的大学生，他也决不嫌弃。学生中有的人当上了编辑，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这样一批年轻人的名字，都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自然都感到沾沾自喜，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他们感到郑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恐怕并世无二。　　郑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兼职很多，常要奔走于北京城内城外。进城要经过长途跋涉，校车虽有，但非常少，有时候进城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郑先生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深，走路总愿跨大步，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　　郑先生爱书如命，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认识许多书商，从来不与书商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临时手头不一定有钱偿付书费，先留下书，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书费，实在凑不齐钱，就用自己出的别的书来对换。比方他印过一些珍贵的古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就用这些书去还债，书商愿意拿他的什么书，就拿什么。　　1921年，他与沈雁冰、王统照等名家组织起文学研究会，1923年又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开始在上海、北京任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主编文学刊物。他的代表作除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外，还有《取火者的逮捕》、《中国俗文学史》，并编有《中国版画史图录》。所以，在清华的学生眼中，他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不足道了。　　学生们尊敬他，但从来不畏惧他。他们看到他偶尔坐上清华大学的校车，就打开皮包，拿出稿纸，写起文章来。他们便觉得他好玩，觉得他很可爱。还不免在背后常常议论他，说他的笑话，笑他走路跨大步的样子，就像一只大骆驼。　　和没有架子的郑振铎教授之间，师生之情却亲如兄弟，老师没有师道尊严，学生们却更为尊师爱教，这正是师生关系的辩证法。　　其他老师，季羡林接触比较多的是叶公超。他教英文，也喜欢英国散文，正好与季羡林爱好相同。季羡林自己常写散文，也翻译散文。他翻译过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L. P. Smith）的《蔷薇》，发表在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而自己写的一篇散文《年》，就发表在与叶公超有关的《学文》上。但总的来说，季羡林与叶公超的关系，不如与吴宓、郑振铎那样毫无间隔，既受过他的鼓励，也碰过他的钉子。
　　在清华，季羡林另一个有交往的人是沈从文先生。当时，他喜欢读沈先生的作品，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就是沈从文先生。因为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就能立刻辨认出来，决不含糊。　　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季羡林读过以后，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就写成一篇书评，发表在郑振铎、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以后，他听说沈先生有点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先生，同时也请郑先生在杂志再版时，把自己的那篇书评抽掉。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季羡林认识了沈从文先生。　　虽然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季羡林是一个穷学生，社会地位简直如云泥之隔，但沈先生却把季羡林当作自己的知己好友。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由胡适证婚，出席者名流如云，而一个穷学生季羡林也在被邀请之列。　　在清华读书期间，季羡林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志趣相投，常在一起玩，聊天。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是清华园的“四剑客”。　　李长之是济南人，和季羡林是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季羡林和他联系最多。有一年暑假，他们一块回到济南探家。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季羡林作陪。老舍先生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要自己陪老舍吃饭，季羡林有点受宠若惊了。在李长之家中见到老舍先生，没想到全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老舍先生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他说一种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季羡林感到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通过李长之，季羡林认识了老舍先生　　在清华的时候，季羡林同这几个好朋友经常在工字厅的临湖大厅聚谈。临湖大厅离吴宓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不远，有名的“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大厅的后边。厅很大，里边摆满了红木家具，气象高雅华贵。　　这里平常很少有人来，因此很幽静。季羡林便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相约到这里来闲谈。当时他们还年轻，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起话来，海阔天空，旁若无人。他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去臧否历史人物、帝王将相，就是挥斥当代文学家。茅盾的《子夜》刚出版时，他们几个人便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意见截然分成了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季羡林否定，吴组缃肯定。大家推心置腹地争吵，实际上是在侃大山，类似于文学沙龙，各自把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结论。争论完一个问题，又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　　在清华的一批学友当中，胡乔木、乔冠华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李长之后来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是著名文学家。只有吴组缃和林庚，成为和季羡林一样的学者。
　　季羡林由于6岁就离开母亲，一直有一种孤独感。虽然在济南时叔父、婶母都像父母似地关怀自己，但始终不能代替母亲。　　离开济南到清华大学读书，叔父和婶母又不在身边，进一步增加了季羡林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课堂上、图书馆里，都没有机会显现出来，在与学友的交往中，也被快乐赶跑了。可是一回到宿舍，这种孤独便袭来了。　　回忆很不好说。究竟什么才算是回忆呢？我们时时刻刻沿了人生的路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有东西映入我们的眼里。——即如现在吧，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清浅的水在水仙花盆里反射的冷光，漫在水里的石子的晕红和翠绿，茶杯里残茶在软柔的灯光下照出的几点金星。但是，一转眼，眼前的这一切，早跳入我的意想里，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再看起来，想起来，说起来的话，就算是我的回忆了。21.　　穷人子弟上大学困难，等到上高年级时，又要为自己的未来忧愁了。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22.　　1. 《枸杞树》，《季羡林散文集》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2. 《枸杞树》，《季羡林散文集》第1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3. 参见曹俊杰编著：《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第10—11、185—18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4. 参见曹俊杰编著：《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第10—11、185—18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5.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4期。　　6. 《清华颂》，《季羡林散文集》第438—4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7. 《梦萦水木清华》，《季羡林小品》第2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8.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季羡林小品》第152—1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9. 季羡林：《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文史哲》1996年第4期。　　10. 《回忆雨僧先生》，《季羡林小品》第2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 《回忆陈寅恪先生》，《怀旧集》第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2.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4期。　　13.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收获》1995年第5期。　　14. 曹俊杰编著：《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收获》1995年第5期。　　16.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4期。　　17. 《梦萦水木清华》，《季羡林小品》第26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18.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3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9. 《回忆雨僧先生》，《季羡林小品》第2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20. 《西谛先生》，《季羡林散文集》第403—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21. 《回忆》，《季羡林散文集》第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22.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4期。
　　季羡林说，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4年生活，是我一生最难忘、最愉快的4年……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走了不短的一段路。看来我要走的道路也还不会是很短很短的，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1.　　1934年夏天，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　　他对清华充满感激。但是，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正当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歧视，找工作就更难。　　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何去何从？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初尝人生的季羡林面前。　　季羡林并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4年的西方语言文学，带着满脑袋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在毕业即失业的30年代，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吗？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出国。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才。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2.　　季羡林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他自认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以季羡林的家境，私费留学，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是希望甚微的。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而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待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说：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3.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于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经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而季羡林心里可直打鼓，他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但是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季羡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走马上任，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　　这时，他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他自己上小学时就干过这种事，现在轮到自己当教师了，自己会不会也被“架”？对于这种“面子”，季羡林在1995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绪”（inferiority 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4.　　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至少可以合三千多元。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其他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止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5.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真讲起课来，才感到问题的复杂。济南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英文教师满了员，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编”。国文教师已有三个，人手略嫌不足，因此季羡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教国文。分工自然是一个教师教三个班，三个老教师都是科班出身，季羡林还记得其中的两个，一位是山东籍的资深国文教员冉性伯，一位是是江西籍的童经立，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据季羡林当时的学生杨翼骧回忆，那另外一个应该是作家李何林，他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的著名教授。他们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可三位老教师每人挑去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备课、教课只有一个头，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初出茅庐的季羡林了。
　　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不仅备课要兼顾三个头，而且还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季羡林是念过许多遍的，但是自己念和现在教课，是大不一样的。要教人，自然自己先要弄懂，不然就没法教学生。可真正弄懂这三个头的古典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三位老教师，本来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老师，有的还教过他国文课，遇到问题本来是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但是，季羡林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关系，而是饭碗的争夺者。在老教师的眼中，这位年轻人几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处在敌对的位置上了。由于这样的敌对关系，即使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绝不会告诉他的，这就是“同行是冤家”的深意所在。　　没有办法，季羡林只好放“单飞”，随时都要冒险。怕学生“架”自己，要保住知识分子的“面子”，季羡林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课文中有的典故在《辞源》里查不到，有时急得半夜还绕着宿舍彷徨。　　屋前的木槿花正盛开着，枝叶繁茂，花朵鲜艳，不时地，有阵阵暗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而他自己却心急如焚，一点也宁静不下来。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为人所遗弃，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大哭上一场。只是顾到男子汉的“面子”，他才没有去这么做。　　老教师因为饭碗问题不帮季羡林备课，但他们也并非全然不顾这位老学生，他们自然也担心这位老学生会在第一堂课上出丑。于是他们面授机宜：上课之前，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因为学生名字里经常会有一些生僻、古怪的字，有这样的字，先要查一查《康熙字典》。一位新教师如果第一堂课上就有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是念错了，在学生心目中，这个老师就不值钱，毫无威信了，老师就不容易再当下去，自然会影响到饭碗能不能拿牢。如果查了字典，点名时临时又碰到了不认识的字，点名时，就不点这个名。点完其他人的名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这时那个没被点到名的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老师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了那个字。如此，就不至于丢“面子”，威信就可以保得十足了。季羡林实话实说：　　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6.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又怎能完全回答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呢？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个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这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在季羡林教过的学生中，杨翼骧是佼佼者。他1932年入济南高中学习，国文老师李何林、季羡林等都曾给予他多方面的教育。他的文学才气在中学时已表现出来。193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　　另外一个是著名的301医院的医学权威牟善初教授，他1936年毕业于济南一中，1943年毕业于南京前中央大学医学院。解放后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一级教授、总后勤部专家组成员。　　他俩之外，有个年龄不大但是聪明可爱的吴传文，则经常和季羡林一起打乒乓球。就是他正在忙着备课或者写文章，只要吴传文一来，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去学校游艺室打乒乓球，经常打起来就乐而忘返。　　但是，宋还吾校长邀请季羡林来这个学校，绝非仅是为了教教国文，还要让他当他的客军，助一臂之力。可惜季羡林没学会这方面的本事。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也想学习他们一下。但是，却来了问题：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怎样请人家呢？如果只说：“这是礼物，我要送给你。”或者：“我要请您吃饭。”虽然也难免心跳脸红，但我自问还干得了。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还要耍一些花样。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我仿佛看到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7.　　没有办法，季羡林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只有保持沉默和安静。　　人情世故之复杂，实在让他提心吊胆！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我把自己归入这一类。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见，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长给我下的断语：“安静”，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还侥幸有万一的幻想，因此在仓皇中还有一点镇静。8.　　夏天的济南高中，校园里的景色更美了。木槿花还在开着紫红或白色的花，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卵形而三裂的大叶子。玫瑰花也开得正旺，一丛一丛的，煞是好看。池塘里的水浮莲，也开出黄色的小花，倒卵状楔形叶片，昂立在水面上，长而悬垂的根须清晰可见。正可谓“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漫步之时。但上中学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