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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王志民：中国早期文明的“重心”――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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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文明的“重心”――齐鲁
――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演讲
引言――“重心”的提出
&&& 七十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的老校友、老校长傅斯年先生在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夷夏东西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便是齐鲁。这些话虽在大体上是秦汉的局面，然也颇可以反映三代的事。”[1]在这里，傅先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自三代至西汉末，这段时间，中国文明的发展是有“重心”的，而且，“重心”只有一个，就是齐鲁。无独有偶，早此两年另一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也提出了一个相近的看法，他说：“秦汉以前，齐鲁为中国文化最高区域，必有文化上的凭借。”[2]
&&& 无论是傅先生的“重心”说还是徐先生的“最高文化区”说，都强调了齐鲁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它对于理解齐鲁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进而正确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 但是，由于傅先生所论主题是关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和交流，徐先生所论则重在论述殷商文化的源流，以及殷商文化与龙山、仰韶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论文中没有也不可能对“齐鲁为中国早期文明重心”的问题作出系统的论说。七十多年过去了，随着考古事业的重大进展和齐鲁文化研究的深入，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印证了傅、徐二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这一重要问题作一系统地论述了。对此，我不揣浅陋，愿意把自己不成熟的见解讲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在正式讨论问题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从逻辑上讲，要想全面论证齐鲁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心”，至少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各个区域文化比较看，为什么唯齐鲁而非它处为“重心”？这可叫“外证”；二是从齐鲁文化内部的发展及其贡献看，何以见得齐鲁为“重心”？这可叫“内证”。限于时间、篇幅和我的水平，我今天仅就第二个问题谈一些肤浅的认识。因此，我这个讲座的全部学术意义，就在于：为一个著名历史学家的学术论断，按照个人的粗浅理解，做一个不完全的注脚。其二，我赞同傅斯年先生的论断，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漫长的历史过程，我认为这个“重心”地位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贯串了傅先生所说的“自三代至西汉末”的整个时期，我把这个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即：史前期与夏、商时期的“重心”奠基阶段；西周、春秋时期的“重心”生成阶段；战国时期的“重心”展现阶段和秦汉时期的“重心”结晶阶段。
一、“重心”地位的奠基
&&& 我认为，齐鲁“重心”地位的奠基，经历了从史前时期到商代这样一个漫长的阶段。
&&& （一）在史前时期，山东地区就是一个文明发达的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 1、山东地区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明发源地
&&& 20世纪30年代初，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队开始挖掘的现今山东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发现、独立发掘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以其命名的龙山文化（约距今4600――4000年），是探求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史前期之一。正是从城子崖以及在全国许多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址的挖掘中，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的龙山时代的看法。而其出土的大量造型优美的黑陶器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之誉的蛋壳黑陶和发达的轮制陶艺技术，也确实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先民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城子崖挖掘之后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山东和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针对龙山文化的来龙去脉，在山东地区作了大量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探明了山东地区（海岱考古文化区）史前文明的发展是沿着：北辛文化（约距今7500――6200年）――大汶口文化（约距今6200――4600年）――龙山文化（约距今4600――4000年）――岳石文化（约距今4000――3500年）的序列自成系统发展的。其进一步证明：高度发达的龙山文化是在由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有着深厚根基的相对独立的高文化区。正是这个自成一系的山东史前文化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最早源泉之一。
&&& 2、诸多文明要素的最早发现
&&& 在考古界，人们常把文字记载、城市、冶炼金属称为“文明三要素”。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也给文明起源地之一提供了众多证据。
&&& （1）山东地区是发现最早文字的地区之一
&&&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文字是在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后才形成了象甲骨文那样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而在这个漫长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与年代较早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直接的关系。在山东地区，除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有刻画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外，其后又在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此外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挖掘的灰陶背壶上还发现了有用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更有人认为在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我国古文字学界公认发现最早的文字”。[3]
&&& 当然，是否真如有的专家说的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就是我国古文字学界公认发现最早的文字，学术界存有较大争议，尚有待考古界在今后的挖掘和整理中继续证明。但是，早至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是最早发现文字的地区之一，就充分表明了这一地区确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 （2）龙山文化城市群的发现
&&& 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走向阶级分化的反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在山东地区出现之早、之多，集中反映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水平之高。近二十年来，山东考古界对城子崖遗址不断的钻探、试掘和研究，公认其最下层是一个山东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另外，又先后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一个十二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临淄桐林遗址发现一个十五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寿光边线王遗址发现了五万平方米的城址；在胶县三里河也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等一系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更值得提出的是：近年在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进行的考古挖掘中， “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距今4800年以上……在龙山文化中期城，人们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蓄水池、排水沟和出水口等设施”。这不仅将山东地区城市的出现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而且进一步证明了龙山文化时期城市功能的齐全和筑城水平之高。凡此种种都进一步反映了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之高。
&&& （3）金属器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发现
&&& 就金属的使用讲，虽然目前只在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铜器，但这是继在西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中发现黄铜器片之后，发现的较早时代的金属器。另外，据考古挖掘证实，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骨凿中附着的铜绿，含铜达到99%，这也有可能说明，在山东，铜的冶炼还会出现的更早。
&&& 总之，当年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挖掘，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吸引了考古界、学术界对山东史前文明的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也使人们对齐鲁地区在中国早期文明，尤其是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城子崖〉序》中就高兴的宣示：“凡此一切都给予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就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徐中舒当时也认为：“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篮。”夏鼐在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黄河流域是早期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长江下游是另一个中心，山东地区文化的发展自有序列，是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另一个文化圈，这是三个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最密切。”凡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问题：齐鲁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重心”地位，就是奠基在这样一个史前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上。
&&& （二）齐鲁为商代东方文化中心区之一
&&& 根据考古学界的一般看法，“岳石文化是介于山东龙山文化与二里岗上层早商文化之间的考古文化……基本上处于夏代的纪年之内，因此岳石文化是夏代山东地区的文化”。就目前情况看，对岳石文化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证明和研究，山东地区夏代情况可信的文献文物资料亦缺乏，因而夏代山东地区的文化及其在夏代文明中的地位可留待以后再论。但齐鲁在殷商文化中的地位，则可以有较清楚地说明。
&&& 随着二十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与商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山东商文化的面貌、山东与商文化的关系都逐步显露出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山东地区在商代文化中的地位，主要有四点：（1）山东地区在商人立国前，或者说商文化发展的早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中心，曾为商人早期建都之地。持这种观点的，可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早在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就在他著名的《说亳》一文中，提出汤都在亳，而亳即为今山东曹县一带。在此后，傅斯年先生又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进一步肯定了王氏之说：“王国维君证汤之亳为汉之山阳郡薄县（今山东曹县境），以《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景公曰，薄宗邑也’为证，其说至确。”
&&& （2）认为山东环渤海一带是商人的文化发源地。这主要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一部分学者的意见：徐中舒在《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中也提出：“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遗物有咸水贝与鲸鱼骨，即殷人与东方海滨一带交通之证。秦汉以前齐鲁为中国文化最高区域，必有文化上的凭借。……我以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篮。”著名考古学家唐兰甚至提出：商“最后迁的一个都城是奄。……那就是由曲阜一带向西北渡河到安阳”。著名甲骨文及商史学者胡厚宣先生在论商文化中占卜之来源时曾说过：“殷人袭东方之黑陶文化，仍行占卜，并大加革新。”这里黑陶文化即指的龙山文化。胡先生意在说明：山东龙山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源头。这些前代学者的意见，随着后来商史研究的深入，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如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在他的《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仍对李济先生提出的“殷商文化的基础乃是山东的龙山文化”表示赞同之后，又通过若干考古资料分析指出：“殷商的统治者，亦即子姓的王朝，是来自东方的一个政治集团。”
&&& （3）山东商代文化的考古发现证明：山东商代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高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在山东青州苏埠屯等地发掘出了大量的商代墓，出土了大批精制的青铜器和其他随葬品，说明在青州一带商文化发展水平是很高的。尤其是，2003年3月间，在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卜甲，这个被李学勤先生称为“具有界标意义”的“历史性重大发现”，震惊了我国考古学界，认为“这是自殷墟首次发现甲骨文104年后的第二次发现”，证明济南一带很可能在商代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
&&& （4）从有关文献记载商末山东两个强大的方国：商奄和薄姑的情况看，商末山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高的。商奄是以曲阜为中心占有汶泗流域较大范围的方国，薄姑是以当代山东博兴、临淄一带为中心的方国。关于它们的情况，历史记载较少，但是，从周初叛乱它们是主要力量来看，国力应是较强大的。据《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又据《汉书?地理志》：“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
总括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商代山东地区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高的，这也应是奠定齐鲁在中国早期文明中“重心”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 、“重心”地位的生成
&&& 齐鲁“重心”地位的生成，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的两大变革紧密相关：一是商周之变，二是春秋之变。
&&& （一）商周之变――齐鲁地位的提升
&&& 就商周之变讲，诚如王国维先生说的：“中国制度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正是在这次巨变中，齐鲁之地发生了文化上的重大变革。
&&& 西周初年，姜太公与周公旦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东封齐、鲁，为这一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带来了新的契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 从传说中的史前社会，到夏商以来，齐鲁的重要文化地位看来，对起于渭水流域的黄土高原的周人来讲是影响巨大、高度关注的。因而，齐鲁封国，对周初政权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这有三个方面的证明：
&&& 1.周得天下，首封齐鲁。
&&& 《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师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 2.封功臣母弟，特重齐鲁
&&& 首封齐鲁的姜太公和周公在周王室是地位特殊的重臣。可见齐鲁之重要。
&&& (1)姜太公，又名太公望、姜子牙，在周初，他是地位最高的功臣：一是文王之师：“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载与俱归，立为师。”（《史记?齐太公世家》）二是灭商统帅：《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三是安邦首辅：《史记?齐太公世家》：“师尚父……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迁九鼎，修周政，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 (2)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 3.特殊政策，扶持齐鲁
&&& (1)授齐以征伐特权，奠定霸业基础
&&&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成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这种特权成为齐国称霸诸侯，拓展疆域的重要基础。
&&& (2)厚赐鲁国，培植礼乐中心
&&& 《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纾暮笫现飧钢比酢哉阎芄鞯隆！！⒆凇⒉贰⑹罚肝铩⒌洳撸偎尽⒁推鳌！保ㄗ捍舐贰⒋纾撼瞪现鹇贰⒘纾淮箬合拇奶熳又鳎飧腹拇蠊蛔＃笞＃蛔冢谌耍徊罚疾氛撸皇罚罚慌浔缸ㄋ纠窭种耍槐肝铮悍铮坏浼虿幔俟伲ù吐嘲俟伲┳诿砑漓肜衿鳎独窦恰っ魈梦弧罚骸胺菜拇鳌⒎⒐伲臣嬗弥枪剩常趵褚病！
&&& 4.建国之策，提升齐鲁
&&& 齐鲁立国之后，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建国政策，发挥各自的文化优势，大大提升形成“重心”的文化基础。
&&& 齐国：简政从俗，工商立国，尊贤尚功――奠定霸业基础
&&& 鲁国：崇礼革俗，强农固本，尊尊亲亲――强化礼乐之邦
&&& (1)《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 (2)《吕氏春秋?长见篇》：“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说明齐的霸业之策，鲁的礼乐之策。
&&& (3)《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这也说明齐没有对当地的风俗采取重大变革，而鲁则采取革除当地风俗，把鲁建成周礼乐文化中心的措施。
&&& 总而言之，周初将对齐鲁两个重臣分封到山东地区，以及齐鲁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为“重心”地位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春秋之变――齐鲁“重心”地位的形成
&&& 西周灭亡，周室东迁，带来了春秋时代的巨变。这种巨变主要表现为：周室衰微，王命不行；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交伐中国。
&&& 而这样一个春秋巨变的乱局，给齐鲁“重心”地位的生成却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 其一，周室东迁，镐京被毁，典章文物大半流失，这为鲁国成为春秋时代颇受各诸侯国关注的礼乐文化中心创造了条件。
&&& 其二，周室衰微，列国内乱，戎狄横行，为齐国以霸主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带来了机遇。正如钱穆先生所云：“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网解纽……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4]
&&& 1.春秋之鲁――周文化之重心
&&&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是说，三代文化，周最盛。可见，周文化应是三代文化的总结和代表，而这个以礼乐文明为突出特征的周文化的设计师和创制者正是鲁国的始封者――周公。《礼记?明堂位》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所以，人们把孔子称圣人，而将周公称为“元圣”，即第一个圣人，最早的圣人。而以其子伯禽代就封地的鲁国，就成为周公着意经营的东方周文化的重心。春秋巨变，使鲁国周礼中心的地位大幅攀升，成为各国公认的周礼代表，据《左传?闵公元年》：“齐桓公问于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可见在霸主齐桓公看来，鲁是秉持周礼、不可轻以侵犯的。这应该代表了当时诸侯的一般看法。而据有关资料证实，至春秋末期，鲁国的周文化重心地位已有很深厚的积累。《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礼乐之盛，即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周初封建，“以蕃屏周”，晋、鲁都是周天子的宗亲之国，而且春秋晋国势力强大，但是晋人到了鲁国，也盛赞“周礼尽在鲁”，可见鲁为公认的周文化的重心。
&&& 而就在此前不久的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考察音乐，鲁国的乐师将各诸侯国的地方音乐――《风》尽数演奏，并将歌颂周之先王和业绩的《小雅》、《大雅》歌诗也一一奏来，季札“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最后感叹：若有“它乐，吾不敢请已”，就是看了鲁国的音乐其他的音乐就不用看了。周王室之雅乐及各诸侯国之俗乐都集中于鲁，而且让人叹为观止，可见周之礼乐文明，鲁为集中代表。春秋之鲁，实为周朝礼乐文化的重心。
&&& 2.齐桓首霸――促进齐鲁“重心”地位的形成
&&& 与鲁国以礼乐文化展示其中心地位相映成辉，齐国在春秋时期以另一种形式发展其“重心”地位，这就是盛极一时的齐桓称霸。而“齐桓称霸”的突出贡献，既展现在政治上，也突显在文化上，使之成为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孔子于《论语》之中，三论管仲，两赞其文化贡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是说：齐桓公称霸靠会盟而不是兵车武力，这就是最大的“仁”啊！没有管仲，我们早就变成落后民族的俘虏了。
&&& 观齐桓霸业，征伐与盟会是主要形式，而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其在文化上的贡献尤为突出。首先是征伐：一是伐楚，二是北征戎狄，曾“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目的都是为了遏制南北方落后民族对中原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着眼点主要是对文化的捍卫。其次是诸侯盟会。我们从《左传》作过详细计算近半个世纪间共大的会盟诸侯就十九次。从会盟的的内容看，既有政治、军事的，也有文化的。《左传?僖公七年》把盟会的内容概括为“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而《孟子?告子下》则记载了葵丘会盟的一些具体条款，如要求诸侯“诛不孝”、“尊贤育才”、“敬老慈幼”等。所以清代学者马X总结齐桓霸业的盟会是：“衣裳兵车之会，大率尊天子而亦仁义。”
&&&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的称霸事业，从当时的时代意义讲：荆楚受盟，刑、卫重封。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是“在‘尊王’的旗帜下，把当时中原的诸侯国组织起来，并逐步消除诸侯国之间的界限，这是统一中华民族的一个步骤”。而从齐国自身而言，则是以“尊王”为号召，在当时“礼崩乐坏”局面下，应是一次加强中心地位的努力，这对齐鲁在春秋列国中“重心”地位的形成是一个极大促进。
&&& 纵观春秋之世，鲁从礼乐文化，齐从霸权霸业，都在春秋之世突显了其重大影响和中心地位。我们认为，从此开始，齐鲁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重心”地位开始形成，并一步步走向高峰。我们认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傅斯年先生说的：自春秋始，齐鲁为文化重心是很有道理的。
三、“重心”地位的展现
&& 战国以降，大国争雄。在文化上，则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此时代，随着齐、鲁文化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及列国纷争形势的造就，齐、鲁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进一步显现出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1．诸子大半出齐鲁
&&& 战国诸子学术的繁荣，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臻于极盛的重要标志，而其发生、发展的中心区域即在齐鲁之地。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于齐鲁或受齐鲁之重大影响。《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其学派主张传之后世，代表人物可考者，实际只有六家。即：儒、道、法、墨、阴阳、名家六家。从诸子六家的代表人物来看：(1)儒家之孔子、孟子，墨家之墨翟，都是鲁人；阴阳家之邹衍、邹]，都是齐人。儒家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游学齐国稷下，“三为祭酒”，久居三十余年，实可作为齐人。可见，儒、墨、阴阳三家代表人物，俱出齐鲁，已占去半壁江山。(2)其余三家，虽然情况复杂，但都与齐鲁关系密不可分：首先看道家，道家之代表人物老、庄、虽皆非齐鲁之人（庄子为现今山东东明县人，地近齐鲁），但道家思想之产生却与齐国有密切关系。一是《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列伊尹与太公（姜尚）为道家之首，也将《管子》列入道家著作，反映出在老、庄未出世前，道家思想萌芽或与齐国有更密切关系。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道家之学，源出齐太公对商代伊尹思想的继承。二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完成的。齐人田骈、接子及环渊等一大批齐之稷下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次看法家：后世法家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却源远流长，甚为密切。一是学术界已有论者提出：法家与兵家同渊源于殷周之际的兵家始祖齐太公；二是春秋时期，辅齐桓称霸的管仲就是一位法家的先驱人物。齐国有一个管仲学派，号称齐法家，其思想大多集于《管子》一书中。所以有人说：“孕育法家思想的基地，一个是齐国，另一个是晋国”。荀子的思想及理论体系受到了齐国法家学说相当强烈的影响，而正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完成了法家集大成的任务。最后看名家：现知名家代表人物较公认的有四人：邓析是郑人；另一位是公孙龙子是赵人，但据考证是孔子的弟子；另两位名家学者尹文和宋则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曾长期在齐国久居。可见，道、法、名三家与齐鲁文化实在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由以上六家分析，说诸子大半出齐鲁，实非虚妄之词。
&&& 2．“百家争鸣”之中心在齐国稷下学宫
&&& 战国学术文化之重心区域在于齐鲁，还与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置有更直接的关系。田齐统治者在齐国都城临淄一带，“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人数曾多至“数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稷下学宫，展开自由争鸣，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作总汇的《管子》，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被郭沫若称为“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并认为当时的稷下确实“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 这里要说明的是：战国时代，礼贤下士为时代风气，纳贤养士也是一时风尚，像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所谓“四君子养士”也都是知名人。但与齐之稷下相比，却有如下差别：一是稷下先生多为各家学派的高层学者，被齐统治者封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而“四君子”所养却不乏“鸡鸣狗盗之徒”，正如钱穆先生说：“四公子门下，真士少，伪士多。”（《国史大纲》第110页）二是稷下学宫为官办，历经五代国君，长达数一百三十多年，影响整个战国之世；四君子等为私人养士，因一人而兴起，因树倒而猢狲散，因而说，稷下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中心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3．儒、墨“显学”俱出于鲁
战国诸子之中，儒墨两家并称“显学”，也是齐鲁“重心”的重要展现。这两家在当时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就其共同特点看，一是弟子众多。所谓：“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二是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三是影响巨大。《吕览?当染》称赞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四是品次极高。儒家之中不仅产生出如孟子、荀子、子思、曾子等儒家大师，还产生出众多传播、发展孔子思想的“圣贤”之人，如七十二子等。墨家学派也产生出如公输般等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明星。
&&& 就儒、墨两家来看，其称“显学”，实为两大品次极高的智力集团：儒家重教育，主要培养精神之贵族；墨家重实务，则主要培养科技实用型专家。前者开中国教育先导，是当时中国哲学人文科学的顶端；后者实开中国科技教育先河，代表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之高峰。
&&& 儒墨两大“显学”，俱出齐鲁，既是“重心”的产出，也是“重心”的硕果。
&&& 4．先秦兵学最盛于齐
&&& 我认为：先秦齐鲁兵学的发达，也是其“重心”地位的一大展现。先秦时代号称有六大兵书，即：《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而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而著《吴子兵法》的吴起是卫国人，也曾在鲁国出仕多年。事实上，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还不止以上数部，《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晚子》一书，班固自注曰：“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大约也是一部齐人的兵书。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膑、田单，乃至田忌、齐威王都是卓尔不群，照耀中国军事史的。我国先秦时期，尤其春秋战国五百年间，列国争霸，诸侯称雄，兵学之盛本不为奇，但众多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于齐，则反映出齐国悠久的兵学传统和深厚的兵学根基。为“重心”的展现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重心”地位的结晶
&&& 齐鲁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重心”地位，在经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分裂割据之后走向统一的秦汉时期，既进一步得到展示，又以其丰硕的思想文化成果，对秦汉时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 1．齐鲁对秦代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 （1）齐国阴阳家“五德终始说”为秦所用
&&&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认为“天下大定，今名号不定，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为此，他需要一种理论能为其统一天下，作出合理解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五德终始说满足了秦始皇的要求。
&&& 《史记?秦始皇本纪》：“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
&& 《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P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 五德终始说是在战国中后期被称作“帝制运动”的封建统一大趋势中应运而生的一种理论。它的主要创始者就是齐人邹衍等阴阳家。它的产生、发展及传布源地主要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其思想核心就是将土、木、水、火、金五行相生相克、循环不已的理论附会到人事和朝代更替上。即是说，新的朝代的兴起，必因前朝德衰，在五德中得到符应，显示出朝代更替是上天的安排。秦始皇认识到这种理论对促进统一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因之，采用这一学说，成为其制定各种典章制度的理论依据。
&&& (2)齐鲁之地对秦始皇产生巨大吸引和影响
&&& 大概秦始皇这个偏居西方一隅的关中主宰者对齐鲁这个东方的文化圣地早已十分向往和迷恋，所以他在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后，对齐鲁文化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概括讲，可用他的三个“最”来描述。一是他最迷恋齐鲁大地的人文和山水。他在全国统一后的十一年中，只有五次大的巡狩，其中四次东巡，有三次都到齐鲁之地，他最后是死在由齐鲁返回的途中：沙丘。秦始皇几乎踏遍了齐鲁的名山大川，走遍了山东半岛的海岸线。二是最相信齐鲁方士之言。他听信方士“不死之药殆可得”的说教，甘心于神仙之道。《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既已，齐人徐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他的轻信方士之言，造成了“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趋咸阳者以千数”。三是最憎恨齐鲁儒生。统一之初，秦始皇对齐鲁的儒生是关注和重视的，其“东行郡县，与鲁诸生议望祭山川之事”即是证明。然而由爱到恨，最终演成“焚书坑儒”的惨剧，一方面反映出齐鲁文化与秦晋文化、儒学与法家思想尖锐的对立，另一个重要原因应是儒生固执的偏见和迂腐的“冒犯”以及方士的欺骗，导致了这位刚愎自用的暴虐君主将一部分儒生、方士“坑”掉。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而从文化的影响看，也折射出当时齐鲁文化对秦代政治的影响之大。
&&& 2．齐鲁文化对汉代的重大影响
&&& 齐鲁文化对汉代政治、文化的重大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全国性的、全局性的影响，展现出齐鲁作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心”在汉代逐步走向大一统的文化局面下，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 （1）黄老之学在汉初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主要形成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是假托黄帝、老子之言形成的一种道家思想，齐亡后一直在齐地的胶西一带传播发展。曹参相齐，首先以“黄老之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因而倡言“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的黄老之学，就成为颇受汉初统治者欢迎的治国良方。当曹参代替萧何为惠帝时的相国时，即在全国推行开来。正如钱穆所言： “汉初之兴，未脱创夷，与民休息，则黄老之说为胜。”据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其治尚清静无为”，而景帝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可见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黄老思想的重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武帝建元年间提出“罢黜百家”时方才结束，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
&&& (2)齐鲁士子对西汉经学发展的垄断式贡献。孔子以六经教授弟子，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历经战国以迄秦汉数百年间的代代授传，在齐鲁之地形成了儒学丰厚的社会根柢和人才基础。秦始皇东巡泰山封禅，一次能在鲁地征召七十余名大儒；齐人叔孙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都见出齐鲁之地经学之盛和儒者之众。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鲁之人，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言汉初传经大师为：“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ㄌ锷谎浴洞呵铩酚谄肼匙院闵挥谡宰远偈妗！蔽寰耸Γ辛皇瞧肼持耍匀硕偈嬗肫肴撕闵肴斯蚴僦茏樱滴胙Т笕濉Ｇ掠小蹲郧胤偈楹笾梁何木笆贝┦俊芬晃模汲龊撼蹙Р┦渴耍渲邪巳耸瞧肼持浚芷胙У亩偈妗㈥舜泶锸酥啵杉撼跗肼持慷跃稻萋⒍系匚弧
&&& 汉代经学，“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经学宗师，既出齐鲁，所谓汉代经学的昌明、极盛时期，实际也就是齐鲁之学弥漫的时代，所以两汉经学的繁盛，实为齐鲁之学的繁荣。齐鲁为“重心”的“余威”如此，实为文化史上一大景观。
&&& 3.儒学的复兴到“独尊儒术”的提出――“重心”地位的结晶体
汉家起于楚地，高祖刘邦又是一个“谓读书无益”之人，素对儒生无好感，但是面对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秦代二世速亡的教训，他还是虚心听取了儒道兼治的大学者陆贾等人的警告：“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他重用齐人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并按照他的意见“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还于高祖十二年在平淮返回途中，亲赴曲阜召见儒生，并用太牢之礼隆祭孔子，成为历代帝王中第一个祭孔者。
&&& 文景时期，虽然“黄老之学”在上层统治者中颇有市场，但由于经学的传布，儒学发展也成难以阻挡之势，儒、道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到了武帝时期，随着笃信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去世，和“董氏儒学”的发展，儒学迅速复兴的情势不可阻挡了。
&&& 董仲舒为赵人，但负笈求学于齐。《公羊序疏》引《孝经》言其受学传承为“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他既得孔学真传，又得齐学之教，正是一位在新的大一统社会文化环境下能够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一代儒学宗师。而实际上，汉武帝思想的形成也是受齐鲁之学的影响。据《史记.?儒林列传》：“兰陵王臧，受诗申公，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说明，鲁人大学者王臧是武帝做太子时的老师，正如钱穆所说：“王臧尝傅武帝，特见亲信，帝之好儒术，渊源当在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董仲舒不能，非汉武帝不成。
&&&& 董氏儒学，既推明孔子，阐扬仁学，又采齐学之阴阳五行，大讲天人感应，并兼采墨、法等尚同、法治等等思想，将儒家改铸成新学说，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从此以后，由齐鲁之学形成的董氏儒学登堂入室，成为全国的统治思想，并使儒学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所秉持的统治思想工具，区域的齐鲁文化的思想精华上升为民族的文化主流。这可以说是齐鲁“重心”地位的结晶体。
[1]&刊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1年1月。
[2]参见徐中舒1931年发表的《安阳发掘报告》，《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
[3]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字的年代》，光明日报日。
[4]《国史大纲》，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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