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建筑工程　施工技术　混凝土　低碳建筑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论文关键词】 建筑工程　事前控制　事中控制　事后控制　质量控制
　　【论文摘...摘要：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高校科研经费来源多元化且数...论文关键词：建筑施工　管理职责分配
　　论文摘 要： 随着我国不断深化建筑施工...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娱乐的追求进一步提升，对国家行政事...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
我国资源型城市曾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资源枯竭、市场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些城市出现经济衰退、环境恶化、大量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枯竭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和多种分析方法,始终围绕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展开研究。
论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研究对象的背景与意义出发,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在简要回顾了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结构与创新。第二部分首先探讨了什么是资源型城市,在此基础之上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特殊阶段,并总结出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第三部分通过借鉴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验,总结出这些经验对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些启示。第四部分以白银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提出了白银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其次阐述了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最后对白银市潜在的接续产业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且构建了白银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年共十六年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法对白银市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白银市的经济转型取得较好的效果,目前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较快,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五部分借鉴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经验和对白银市的具体分析,提出了五条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对白银市的进一步经济转型有借鉴作用,并有益于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7【分类号】：F290;F224【目录】：
中文摘要5-6
Abstract6-7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7-8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8-11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11-12
四、论文的结构12
五、论文的创新12-13
第一章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解释13-24
一、资源型城市的界定13-16
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理论解释16-20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20-22
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22-24
第二章 国外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启示24-32
一、德国鲁尔区经验24-26
二、法国洛林经验26-27
三、日本九州经验27-28
四、美国匹兹堡、休斯敦经验28-29
五、国外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29-32
第三章 白银市可持续发展的案例32-48
一、白银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32-34
二、白银市经济转型的实践34-36
三、白银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36-48
第四章 白银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48-52
一、加快白银市的市场化进程，优化城市经济结构48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接续产业的培育进程48-49
三、弱化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49
四、协调经济、环境与资源之间的关系49-50
五、积极寻求国家政策性支持50-52
参考文献54-56
附录: 白银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原始数据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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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4号　　【摘 要】环境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渊源，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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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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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环境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渊源，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开发【关键词】城镇化 生态环境 对策 中国论文网 /2/view-5915336.htm　　一、城镇化理念 　　城镇化，是指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同时，参照城市先进的经济技术社会标准，在我国广大农村建设中小城镇。它具体包括农业人口逐渐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多数居民要转到统一规划布局的小城镇之中。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义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城镇化就没有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内生动力的基本依托，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举措。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问题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方法开展调研，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表面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设布局凌乱，对城市未来的发展缺少预知性。城镇规划是建设“龙头”，是城镇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一些地区在建设小城镇时，出现了先建设、后规划或边建设、边规划，始终是先有建设后规划的不科学现象。规划缺乏全局观念，导致城镇功能定位不清，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为以后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环境意识淡薄，社会制度缺失。首先是环保跟不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其次是政府的宣传教育没有重点关注农村，政府只注意到大量重点企业的显性环境问题，忽视了农村的宣传教育。再者，由于中国政府的强烈的行政色彩，总使得市民有一种，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情，缺乏一个主动参与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三）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分治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农村的环境保护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生作用长期受到忽视，政策和法规体系对农村的保护不力，农村的环保基础设施不完善，环保经费等也供给不足，由此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四）工业引起的环境污染。由于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加上城镇面积的限制，城镇内各种门类的农村工业集中排污极易造成各种污染物之间的交汇作用，结果或扩大原有污染物的污染能力，或派生出某些新的污染物。 　　（五）消费型环境污染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化，城市面临的人口压力将更突出，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各类资源和产品总量将大幅度提高，水资源短缺、生活污水、垃圾等废弃物产生量的大幅度增加，机动车污染加剧，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加快退化等一系列城市环境问题，给城市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四、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 　　（一）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 　　（二）政府考核机制制约环保。区委区府对镇街主任、镇长的考核内容主要是重经济政绩而轻环保政绩，使领导没有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使有关部门不重视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三）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据调研组调查，城镇垃圾处理方式采用简单填埋方式处理，其危害主要集中在“毒气”、“毒水”两方面：填埋垃圾产生的有害气体，未经净化即直接排放；防渗系统有缺陷，造成污水下渗污染地下水。 　　（四）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发展经济时必须提环保，并且要有具体的行动和环保数字。 　　（五）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监督不力。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 　　五、农村城镇化建设环境优化的对策 　　（一）做好城市总体规划布局。提高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地位，把它作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经济发展计划的基础，并做到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积极引导城镇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避免区域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实现区域共享和有效利用。 　　（二）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加强环保意识。当今许多城镇问题都是由于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导致的，因此必须从普及和提高意识着手。与自然对抗，违背自然规律，造成资源枯竭，农村城镇化建设应该体现生物圈和技术圈协调，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三）走出二元结构下“城乡分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统筹治理城乡环境。我国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偏向是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国家制度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同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一样也处于弱势地位。 　　（四）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水平。在发挥政府对环境基础设施投入的主导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运营效率。在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从源头上降低人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的排放量。 　　（五）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财力保障机制，加大环保监督。政府着力加强城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保障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正常运行。同时，要加大法律监督。 　　总之，为了使城镇呈现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来应对所出现环境问题，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合理的农村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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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研究
姓名：阳彩频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张忠伦
历史车轮已经步入2l世纪。科技昌盛、社会进步的今日，现代生态危机使人类的
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这一困境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且还表现在人的意
义世界的丧失。自然生态环境内在价值理论是在人类违背了生态规律造成人与自然关系
恶化的背景下，随着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而提出的。正确估计和评价生态环境的内
在价值，有利于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有利于认识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性，制定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合理利用生态资源，防止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为解
决人的现实生存危机提供一条重要途径。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和价值论的角度出发，用全
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观念，以生态伦理学的“内在价值”为理论参照，树立
正确的自然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自然环境对人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有其自
身的价值――内在价值。突破了传统的“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服务于人
的，自然是向人生成的，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的价值观念。人们爱护自然环境不能只是
出于对人的有用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内在性、独立性的尊重
和敬畏，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内在价值和维护人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绪论
论文类别：
论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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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政府部门、甚至普通公民的重视。而生态环境的演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渐进过程，需要将其回溯到久远的史前阶段才会看得清楚些。夏是我国古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建立的国家。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人们对夏商两大王朝的历史面貌、年代框架、发展脉络已经有了较前清晰得多的认识。这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上古文明史的内容，又有力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探索夏商历史、拓宽其研究领域的热情。夏代又是上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时期，它既是最早建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王权制国家，又是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联结的纽带和交汇点，也处在地球地质和古气候史上的重要时段。而在目前的学术界，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的专门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更缺乏生态环境与变迁方面综合研究的成果。本文将对史前及夏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作一较系统的探讨，以加深人们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并祈望对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和借鉴。
有关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简略回顾
一、古代先哲的见解
对包括夏代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周易?谦卦?彖传》中，就提出“地道变盈而流谦”的看法，认为地壳的高低形态会发生变化。《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歌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实际上已认识到在漫长的地质时代发生的极为悬殊的海陆变迁。葛洪《神仙传?王远》提到的“东海三为桑田”，即为表达海陆变迁的成语“沧海桑田”的出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座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沈括根据太行山麓岩石中嵌有螺蚌化石及沉砾岩的沉积带，推断这里过去曾是海滨，又利用尧舜时代的历史遗迹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比较方法，进一步说明现在的广袤平原过去却是浩渺的海洋，并指出华北平原的形成是由于黄河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成的。这就把前述“沧海桑田”的假说建立在有力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华北大平原形成原因的首次科学解释①。对于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元代金履祥曾精心研究了古代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代所栽培的经济作物，做出了古代要比元朝气温高的推论②。此外，清代学者张标和刘献廷分别在其著作《农丹》和《广阳杂记》中，怀疑历史时期气候的恒定性，提出各朝气候常有变化的见解。如果考虑到20世纪初期欧洲仍有若干天文学、气象学家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今气候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③，那么我国古代哲人的上述认识显得多么睿智和富有远见。
二、近代学者的认识
到了近代以后，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率先进行研究的应推蒙文通先生。他于1930年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以后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在《图书集刊》上发表了《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等论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④。
夏商周密切相连，被统称为“三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商史研究首开三代先河，其中也包括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较早、用功最勤、建树颇丰者当为胡厚宣先生。1933年，胡厚宣发表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文中“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⑤。1938年，他又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在文中他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⑥。1940年德者魏特夫格(Karl August Witffogel)发表《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一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5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313页。
②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十三孟春条下，嘉庆十七年刊。
③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光明日报》―28日。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④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南京中国史学会出版；《古今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3月北平禹贡学社出版；《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3月出版。
⑤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
⑥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民国三十三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①。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于1942年发表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②。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异议，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胡厚宣于1944年又发表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的长篇论文，该文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的气候状况。文中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③。胡厚宣的这篇力作是在殷代气候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及《再谈殷代气候》④等文中，仍对胡厚宣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坚持认为殷代气候与今世“实在无甚差异”。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了董作宾与胡厚宣在殷代气候上的“根本不同”的见解。
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状况的变迁。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他根据甲骨文中“获象”、“来象”的记载，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之传说，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并诠释了“”字“从又牵象”，“实为殷人服象之证”。他还根据西方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⑤。1928年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之后，伴随古代器物出土有一些古动物标本，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⑥这篇专门研究殷墟古动物的论文。之后，杨钟健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Karl August Witffogel，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GeograpHcM Review Vol．xxx No．1 Jan．1940。又见陈家芷译：《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月刊《大学》一卷一、二期。
②董作宾：《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刊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所集刊》第3卷1―4期合刊。
③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
④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作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篇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⑤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⑥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
其意义》①，杨钟健与刘东生合作发表《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②等论文。文中将殷墟哺乳动物共分为29种，指出这些动物的种类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以上这些有关殷墟动物的研究，对认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包括夏商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虽未出现过热潮，但也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1957年，台湾学者张秉权发表了《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一文，该文力图从材料上驳倒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有关殷墟气候观点的“极为正确”③。他在后来发表的《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专门列有“殷代的气象”一节，坚持己见。另一位台湾学者丁X于1965年发表了《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他根据对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推测出夏代之前及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地貌状况，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一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④。狩猎是商王的一项经常性活动，狩猎的动物及其分布区域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就提到过商代田猎的地域问题。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涉猎了田猎区域问题。1956年陈梦家先生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论述了沁阳田猎区及有关田猎的方法。李学勤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中也认为商代有田猎区，并考证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而1964年台湾学者黄然伟先生的《殷王田猎考》则是较早系统论述商代田猎的专著。文中不仅对商代田猎卜辞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卜辞中田猎的诹日和采用的方法，还对田猎的禽获物、田猎的区域做了较深入细致的讨论⑤。姚孝遂先生于1981年在《甲骨刻辞狩猎考》一文中论述了狩猎的手段、种类、参加者和狩猎的性质⑥。此后孟世凯⑦、杨升南先生⑧等也对商人的狩猎活动作了探讨。而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对甲骨文中的田猎地点及田猎中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和论证。这类有关田猎的文章在一些方面涉猎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信息，但还缺乏将二者(即狩猎活动与生态环境)有意识联系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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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钟健：《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②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③张秉权：《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学术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57年。
④丁X：《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0期，1965年。
⑤黄然伟：《殷王田猎考》，《中国文字》第十四册，1964年。
⑥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孟世凯：《商代田猎性质初探》，载《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五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展开对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收录了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完成的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其中的《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古代的关中》等文章对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的状态及其变迁有所论述。进入80年代以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周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及《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①等论文，着力从多角度和多层面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但对于史前及夏商时期的环境变迁，正如作者所述：“商以前，由于文献阙略，黄河情况十分渺茫，难以实指”，“就是商代也难以具备。”②因此，对夏商时期生态环境的论述，极为简略。朱士光先生也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作有较深入的探讨③。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气候变迁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的学者应推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早在1924年竺可桢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问题，曾先后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④等论文。1966年他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以后又补充修订发表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上。该文发表后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他对“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温的推论，对我们认识从仰韶文化至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大有裨益。这篇论文还有力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气候变迁史的研究。如文焕然等在1978年发表了《近六、七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初探》的长篇论文，以后，文焕然还对中国历史上植物和动物的变迁⑤、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变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根据新的材料将竺可桢提出的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更具体地修正为“距今约8000年―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距今2500年前―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⑥的新认识。而施雅风院士总主编、张丕远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则对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是一部集大成的学术专著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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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3页。
③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
④见《科学》第10卷，第2期，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3期，1925年。
⑤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⑥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文焕然、徐俊传：《距今约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地理集刊》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⑦施雅风总主编、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以周昆叔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他们在介绍西方环境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加以探索，分别在西安、洛阳和济南举办了三次环境考古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两辑《环境考古研究》论集。关于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周昆叔指出：“环境考古的任务是解释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人类形成以来整个第四纪时期与人类有关的环境问题。不过，由于阶段不同，内容和重点也有差别。对旧石器时代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的影响较小和文化水平低，故基本上是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历史时代的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社会已进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智慧时期，人已具备了相当的适应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加之该期较短，故一些研究有赖于历史地和。只有史前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或延续到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还处在较原始状态，生产力低下，对环境的依赖还很明显，对环境的影响也有限时，环境考古可以发挥明显的作用，故为研究的重点，并着重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问的关系。”①宋豫秦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②。
最早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应属李民先生。他在1989年参加在安阳召开的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③的论文，该文以盘庚迁殷为例，来探索先民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商人原居都城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而殷地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才促使盘庚作出将殷作为“用永地于新邑”的历史性选择。这为认识生态环境对夏商社会的影响有重要启发。王晖、黄春长的《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一文，则论述了商代后期气候变异对古公宜父迁岐、文王迁程迁丰、帝乙帝辛向南发展及周武王克商的社会影响④。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联合组成的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正合作进行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工作，其总体目标是“研究史前及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洹河流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⑤。这项中美合作应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的环境考古调查项目的顺利完成，可望推动史前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的进展。而对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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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宋豫秦主编：《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⑤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址的发掘和研究则是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尝试，被誉为“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典范”①，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也对史前城池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也对文明中心及国家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所涉及②。
综上所述，对我国远古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史的探索从古代就已发轫，随着近代考古学尤其是殷墟发掘的出现及进展，当代环境考古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尤其是史前环境考古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向着自然和人文、科学与社会相互结合和交融的方向进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加之夏商时期文献资料的匮乏，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较为单薄，有许多重要问题或研究力度不够，或还未能涉及；并且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把夏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还属学界的空白点。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显得尤有必要。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研究的旨趣与方法一、当前的环境问题与复原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意义
所谓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遭到破坏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甚至给人类带来灾害。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的迅速增长，使环境问题迅速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像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森林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及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国际水域与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和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的纲领性文件，涉及与地球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行动蓝图。我国政府也迅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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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淳：《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典范――读&洛阳皂角树&》，《中国文物报》日。
②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通常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首先发起的，她在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以具体的例证描述了有机氯农药污染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都“寂静”了的可怕现实，从污染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这本书中提出的“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的理念确实表现出作者惊人的胆识和远见，以至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生物学时代”的开始②。不过，若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环境史研究者则更早提出了环境破坏对人类威胁的警示。
远的不说，就以1955年出版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为例，美国的环境史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他们合作撰写的这本书里就明确地指出：“除了很少例外情况，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达30―60代人以上(即800―2000年)。”“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就迅速地衰落、覆灭下去，不得不转向新的土地。”“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他们在对史学家们通常所持的造成文明衰落的诸如战争破坏、气候变化、道德败坏、政治腐败、经济失调、种族退化和无能的领导等原因进行剖析后认为，这些原因都不是文明衰亡的根本原因，而“在绝大多数地区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是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为此，他们惊呼：“今天，一切民族都必须储存自己的资源并且根据自己的资源计划自身的未来；保护自然资源已经变成当务之急，绝非仅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③这些见解可谓振聋发聩，表现出超前的胆识。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在1962年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④一文，指出东汉以后之所以出现黄河长期安流的局面，主要是西北游牧民族大量迁徙入黄河中游一带，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农耕土地恢复成为草原，阻遏侵蚀，减少流人黄河中的泥沙，从而使下游河道趋于稳定，因而保持了安流局面。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森林植被较好，在阻遏侵蚀方面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⑤。他们这些精辟的见解，指出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的要害和黄河泥沙剧增导致洪水泛滥的根本原因，而对古代黄河中游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复原以及黄河安流状态的翔实论证，为根治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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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曲格平主编：《环境保护知识读本》，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③[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峻、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⑤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害、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①。环境史学家或历史地理学家之所以能做出超前的判断或预见，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时期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探索和真切了解，这使得他们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深切的历史责任感来坦诚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地区(如黄河中下游地区)面临的水土流失、沙尘肆虐、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等环境恶化的境况绝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上这些地区确曾有过草木蓊郁、气候适宜、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的时期。复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展示历史的真实，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而且更可以引导和鼓励人们采取适当的策略，有利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本身也就有力说明了研究和恢复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作用。近些年来，国际科学界联合发起了庞大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lobal Change Studv)，其中包括“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子计划。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和丰厚的考古学遗存，有责任并有条件在这项事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前景的研究中有所贡献。
二、新石器时代及夏代生态环境的特殊地位
本文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从新石器时代至夏代这一时段。这正处在整个气候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在所有环境因子中，气候是最为活跃的因子，其他各种因子响应气候变化，从而引起区域环境的演变”。从全球环境变迁的历史上看，第四纪大冰期是由若干次长度约几十万年寒冷的亚冰期及两个亚冰期之间相近长度的亚间冰期所组成，这个时期是从距今约350万年前开始的，正是人类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衍成长的时期。第四纪又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时期。全新世的起点约在距今10000年前，其气候变化总体是由初期的转暖，中期达到最暖，后期又转凉的过程。而在全新世中期出现的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出现在距今年之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②在我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某些联系，所以也称之为“仰韶温暖时期”。③竺可桢先生提出的第一温暖期(B．C)，即相当于仰韶文化至安阳殷墟的文化时代正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夏商时代恰处在这一气候变化史上的第一温暖期亦即“仰韶温暖期”的后段。宋豫秦先生曾将殷墟卜辞与国际性的环保合作研究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联系起来，指出殷墟卜辞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并强调“殷墟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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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黄流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③段万倜：《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所记载的环境信息虽然地域范围不大，时间跨度不长，但它却是一个气候聚变期来临之前的典型，这样的典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对于‘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的意义极不寻常”①。并且，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石器取代旧石器的技术革命；在满天星斗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放异彩，最终成为全国文明的中心；在这里崛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中央权力规模的夏王朝。因此，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及夏商时代的生态环境对“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问题
史前及夏代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与研究方法的应用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一)资料的收集范围
夏代是我国文明形成、国家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代。从考古发现看，尽管夏代已经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而商代的甲骨文则被公认为是最早且又相当成熟的文字。《尚书?多士》道：“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惜商代的典册大都未流传下来。不过，幸好我国自远古时代起，就有“祖述尧舜”、“信而好古”的传统，先秦文献中有不少追忆夏商时代的传说，如《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禹贡》和《汤誓》、《汤诰》、《盘庚》篇等。《夏小正》中包含有许多夏代的史料。《诗经》中的一些篇章，也多反映了夏商时期的史影和对山川风貌、风土人情、草木花卉、鸟兽虫鱼的描述。包括《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在内的汉代文献中，也保留了古人对夏商时期风物的记载。这都给我们研究夏代生态环境提供了尽管是间接的，但却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已发现记录在案的甲骨约120000片。②这就使因“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③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甲骨刻辞中记载了殷代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生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有关狩猎、求雨、耕作、物产等方面的记述也包涵有生态环境的信息。由于夏代与商代同属环境变迁史及气候史上的“仰韶温暖期”，而且殷承夏制，往往夏商并称，因此，甲骨文提供的一些史料也可为夏史研究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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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豫秦：《殷墟卜辞与全球变化研究》，《黄河文化》1999年第2～3期第39页。
②王字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③王字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对史前及夏代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自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遗址、蓝田人遗址、北京人遗址、\河遗址、丁村人遗址、小南海遗址、下川遗址等的发掘，使旧石器文化已成系列；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分布可谓星罗棋布，发现的数量在整个考古发现中堪称独占鳌头。这其中不仅提供了史前人类丰富的文化遗存，而且还揭示了许多环境信息，对我们开展“仰韶温暖期”的环境变迁研究尤为重要。夏代考古的最重要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经过40多年的勘察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和一批墓葬、房基、陶窑、铸铜遗迹等，并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此外，在豫西洛阳和冀南、冀北和晋南及陕西关中地区等地也发现有内涵丰富的夏商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夏代生态环境的重要资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对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夏文化往往有地层上的叠压和羼杂关系，且学术界也有持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①，或主张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文化的看法②。这都说明龙山文化与夏文化甚至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仰韶文化甚至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也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资料来源。这是因为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在内的新石器文化时期与夏商时期同属“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在同一气候期段内的生态环境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可以弥补夏代时期相关资料不足的缺憾。
自然科学及交叉学科方面的资料在夏商环境史的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环境史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而在自然科学当中，它又包涵有、气候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具体地说，地质学中的第四纪地层、气候学中的历史气候变迁、生态学中的古植被与古动物学、地理学中的历史地理、环境科学中环境变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是开展夏商生态环境史研究所应参考的材料。
(二)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生态环境史作为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历史学和考古学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即用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来叙述或阐明历史事件或人物在当时所处背景条件下的实际情形，以揭示历史事项的真相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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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金槐：《试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与夏代文化早期的关系》，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0页。
②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史又与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生态环境变迁史或简称环境史也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因此，跨学科研究是其运用的基本方法。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①，达到从整体上把握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的目的。如在环境变迁学和历史地理学中采用的树木年轮断代、湖泊纹泥断代、冰层年代、14C年代测定、古地磁年龄测定等方法，以及利用孢粉分析方法来推论过去一定时期的植被特征和气候状况及方法，都可为我们进行夏商时期生态环境研究所参考借鉴。
尤其是环境变迁研究常运用的“将今及古”的思维方式很值得借鉴。这种思维方式认为，目前在地球表层进行着的这种内外力的作用过程，在过去也都发生过。如流水的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冰川的活动及其侵蚀、搬运、堆积作用，风力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等，这些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沉积物记录了当时的地理环境特征。所以，根据这些遗留至今的沉积物可以认识过去的环境变迁②，“由今及古”的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在环境史的研究中有广泛的适用性。当然，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精确性不能避免其分散、难以融合的缺陷。因此，应该由历史学来加以整合和归纳，这是因为历史学在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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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③J．Petulla，Toward a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In Search of a Methodology，Environmental Review，I(1977)，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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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和空间地域的界定
一、时间范围
本文把“仰韶温暖期”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即大致从裴李岗文化到夏代约五千多年的时期。2000年11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夏商周年表》表明，夏代开始的年份为公元前2070年，而夏桀亡国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④。这样本课题的研究也侧重在夏代大约470年生态环境的历史。应该认识到，生态环境史与人类社会史的阶段划分是有区别的，也不应采用同一的划分标准，这是因为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往往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地质时期的演替过程，而在同一个地质时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也往往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前所述，夏代属于地质年代第四纪的“全新世最适宜期”的范围之内。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不能脱离全新世晚期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商代与夏代同属“仰韶温暖期”，因此也不宜将它们截然分开。并且，为了对环境变迁有一更为系统完整的了解，我们也有必要穿越时间隧道，对全新世以前的生态环境变迁加以考察，以使我们对当今所处的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有一更为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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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
二、空间区域
生态环境史的研究，除了与具体的时间范围关系密切外，也与一定的空间范围有着密切联系。
本课题将研究的主要区域界定为夏代活动的地区，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关于夏族的始源地，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和含糊不清，考古资料的局限和混杂，造成了认识上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纷纭局面，大体上有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安徽说、四川说和浙江说等。李民先生和张国硕先生在《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一书中，将这些歧说一一辨析，经过翔实的考证，认为夏族起源于豫西，到夏禹后期又控制了晋南。在夏王朝时期，其统治的地区尽管随着其势力的强弱有所扩大或缩小，但其中心地区是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①。其控制的势力范围西达关中东部，东至豫东地区，南及长江北岸的鄂北一带，北抵晋南和豫西北地区。据此，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应以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为主要范围。当然，也应看到，夏商周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周和夏是同时存在的三大部族。商的祖先契、周的始祖弃与舜、禹是同时代人，并且，三族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应把三代活动的空间范围联系起来。
与夏族起源地的众说纷纭一样，商族的起源地也是学界长期纷争的公案，李民先生等经过长期的仔细甄别和缜密研究，认为商族最早活动于关中地区，昭明时迁至晋南、晋中地区，相土时东迁，短期到达泰山附近，最终定居发展于豫北、冀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南下，西指灭夏，建立商王朝。河南省的中部、北部和河北省的南部地区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控制的陕西关中地区虽然不属于夏商时期统治的中心地区，但与本课题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先周文化与夏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族最早活动于晋南地区，可以说是与夏族同源。周人始祖后稷曾在夏王朝任职，其先祖不也曾在夏朝做官，“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窑，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②。也可以说，先周文化也与夏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把先周控制的关中地区作为研究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史前及夏代的生态环境，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重点的，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份，这也基本反映了夏代统治的中心区域。当然，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气候变化常常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的，这种影响往往会突破一定的地域界限。竺可桢在研究我国古代气候的变迁时，曾引用了日本从9～19世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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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②《国语?周语》。
记载的京都樱花开花的日期等资料，发现了“在这一段时间，中国气候和日本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①共同规律。这说明研究生态环境的历史，在确定了基本的空间框架的前提下，视野可以放得宽阔些，以便发现普遍的规律。因此，本文的研究，在必要时也将不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局限，适当地利用更多的与课题相关的各种资料。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相关概念及观点
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是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历史科学等学科在内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了解这些学科、尤其是上述前两大学科中的相关概念及其原理和规律，有利于加深对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
一、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的基本概念
环境是个抽象、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与某一主体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被称为这一主体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所指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客观世界，也就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各种自然要素及其构成的环境综合体，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干扰和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人为环境。
生态环境生态是指某一生物(生物系统)与其环境或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对状态或相互关系。生态环境则是指除人类种群以外的不同层次生物所组成的生命系统为主体的外部条件或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对环境要素的分类和认识分歧较大。在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环境要素即指环境中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行为和分布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包括气候因子(如温度、湿度、光、降水、风、气压、雷电等)；土壤因子(土壤结构、有机和无机成分的理化物质、土壤生物等)；地形因子(如地面的起伏，山脉的起伏、坡度和阴阳面，地质历史条件等)；生物因子(如地面和土壤中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等)；人为因子(如人类开垦、采伐、引种、栽培等情况，列出人为因子是为了指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的影响)。
生态系统与生物圈生物在自然界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结合成生物群落而生存的。这种在自然界一定空间原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就叫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由生物部分的生产者(主要指绿色植物)、消费者(主要指动物及某些寄生的菌类)、分解者(主要指有分解有机物能力的微生物及某些以有机碎屑为食的动物)和非生物环境部分(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能量及其生活场所，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壤、无机矿物质等生物以外的所有环境要素的总和)所组成。地球表面由于气候、土壤、水文、地貌及动植物区分不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而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各类生态系统组成一个巨大而极其复杂的生物圈，各类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有各自的特点，起着特殊的作用，共同维护着生物圈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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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
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生物与其环境总是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与信息的交流，但是一定时期内，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这种生物物种之间和生物与生态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流动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就叫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平衡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因而也是脆弱的。任何内部或者外部因素的改变，都可能使这种平衡发生变化，甚至导致生态破坏。不过，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动调节能力，或称为缓冲内外变化冲击的能力。当系统的某一部分出现了机能异常时，就可能被不同部分的调节所抵消。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越多样，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途径越复杂，其调节能力就越强。相反，成分越单纯，结构越简单，其调节能力也越小。只要外界或内部的变化不超过它的缓冲力，在被冲击之后，其平衡会逐步得到恢复。但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再强，也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调节就不再起作用，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
二、生态学的基本规律
生态系统之所以得以保持平衡，这是由于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决定的，了解了这些规律，就等于抓住了生态学的本质。也有助于分析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变化。
物物相关律
即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同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异种生物间也存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不同群落或系统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依存与制约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立即表现出来的，有些需滞后一段时间才显现出来。因此，在采伐森林、开垦荒地、猎捕动物、排放废弃物等生产活动中，都需弄清自然界诸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相生相克律
即通过“食物”而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协调关系。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彼此之间形成食物锁链联系，被食者为捕食者提供生存条件，同时又为捕食者控制；反过来，捕食者又受制于被食者，彼此相生相克，使整个系统(或群落)成为协调的整体，并使生物保持数量上的相对稳定。所以，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就不得任意向某一生态系统引进原本没有的物种，也不得在生态系统中随意去除某一物种，以免打破生态系统相对协调的稳定关系。
有效极限律作为生物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资源，在质量、数量、空间和时间等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供给，这就是说任何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通常都有一个大致的上限。每一个生态系统对任何外来干扰都有一定的忍耐极限，当外来干扰超过此极限时，生态系统就会被损失、破坏，以致瓦解。这是由有效极限律决定的。所以，放牧强度不应超过草场的允许承载量，采伐森林、捕鱼狩猎和采集药材时不应超过能使各种资源继续利用的产量，排人生态系统的污染物也不应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还必须使对生态系统的冲击周期长于其自我恢复的周期，如规定适宜的禁猎期、禁鱼期、封山期等。
协调稳定律即只有各部分协调的生态系统才是稳定的。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一般地说，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生物种的多样性增大，连接各物种的食物链增多，系统的稳定性也相应增强。所以，对于某一个地区来说，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种类越多，抵抗外来干扰的能力越强。然而，由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机制，主要由其结构和功能的协调、物质输出输入的平衡所决定，因此，稳定的系统不一定都是结构复杂的系统。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尤其要注意保持生态系统多物种的合理结构及生物多样性，以维持自然机制的正常进行，确保系统的稳定，防止因过度利用导致资源枯竭，系统瓦解。
互利共生律
即在生态环境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最初生长在岩石表面的地衣，由于没有多少土壤可供着“根”，当然所得的水和营养成分很少。但是地衣生长过程中的分泌物和尸体的分解，不但把等量的水和营养元素归还给环境，而且还生长不同性质的物质，能促进岩石风化而变成土壤。这样环境保存水分的能力增强了，可提供的营养元素增加了，从而为高一级的植物苔藓创造了生长的条件，接着如此下去，便逐步出现了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生物与环境就是如此反复地相互适应和补偿。而多种生物共同栖息在一起，共生共存，互相补偿，维系着整个生态和谐发展。但是，如果损害了生物与环境或生物间的相互补偿与适应的关系，比如某种生物的过度繁殖，或是单一性的土地利用，都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时空有宜律
即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组合，构成独特的区域生态系统；同时，这一区域生态系统也随时间发生变化。比如，在成熟林多的地区可以根据用养结合的原则，对林木进行采伐，但河流上游的水源林和用于保持水土的林区，其主要功能是涵养水土，预防水土流失，那就只能允许少量择伐，绝不允许皆伐。如对某地某种狩猎的动物，只能在种群数量过大时有计划地猎取一部分，以使其与所需资源相协调；相反，如某地某种狩猎动物种群很小或正处于生育期时，就不应猎捕，以促其种群繁衍，防止物种绝灭。这就是说对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生态系统，都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
限制因子律在诸多的生态因子中，处于最小量的因子或接近耐受极限的因子对生物的生长发育起主要的限制作用，甚至因该因子的超低量导致生物的死亡，生态学中将这个因子叫限制因子。因此要学会从复杂多样的生态因子中，找出限制因子，并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比如鹿群越冬要受到温度、降水、食物、天敌等因子的影响，如果确定食物是越冬的限制因子，就可以在冬季森林中投放补充饲料，以使其种群量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位原理生态位是指生物所占据的多维生态因子空间以及生物所起的生态作用。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理想的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和就是生态位势。生态位势的存在驱动着人口、能量、物资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变化。为了获取更高的生态，人类往往会不断开拓和占领一切可利用的空余生态位①。
三、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人类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生态环境，改变着自然生态的面貌。从整个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演化过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直到工业社会以前约300万年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应对自然能力的限制和生产手段的落后，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表现的较为显著，有时人类甚至处在无可奈何的屈从被动状态。人类社会进入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生产手段和技能的全面进步，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干预程度凸现出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正像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始社会就开始不同程度地对生态环境发生密切关系、并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样，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生态环境也依然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彼此程度和广度不同或彼此消长起伏而已。
(一)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孕育人类产生的“母亲”，它提供的适合于人类生存的阳光、温度、水和源自于绿色植物的食物等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也可以这样说，没有生态环境也就没有人类的诞生和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也正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人类一刻也脱离不开养育他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必需的、广阔的舞台。人们都习惯地称地球为人类之家，地球表层分布着土壤岩石圈和水圈，为人类的生活、生产提供了立足之基和生存空间。尽管人类科技的进步已经可以把人们送到包括月球在内的外层空间，但这些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地球的须臾不可或缺的依赖。人类如果没有与之相依的生态环境，不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活习惯、生理特点、心理特点有着深刻的影响②。比如我国南北方饮食习惯有较大的差异，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这与我国南粮北麦的农业种植结构有关，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繁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劳动方式。从对人类生理特征的影响来看，最突出的莫过于人种的差异，如生活在热带非洲的人皮肤黝黑，而耐酷暑；生活在北欧的人皮肤白皙，不畏严寒；生活在西藏的人则适应于高原生活等，则反映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理特征的影响。生态环境也对人类心理和精神有着一定的影响。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生态环境为人类生产提供物质资源等各种物质基础，从而决定生产活动的内容。如没有矿产资源，就谈不上矿物的开采和冶炼。这正应照了“有此未必然，无此必不然”的道理。同时，物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进展程度和水平。比如在资源条件较好的黄河流域适宜早期人类繁衍生息，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由于生态环境条件恶劣，生产劳动较为艰难，文明的演化也较缓慢。并且，生态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如平原适于种植，山区宜林，草原宜牧，水域宜渔等。这种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差异是与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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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英旭：《环境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儒冰等：《普通生态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颜明等：《环境地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
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也产生有重要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长期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就会形成较为稳固的对事物的看法、思想和观念，进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想文化。比如生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民族因长期处在四周环海的环境当中，创造的是颇具冒险精神的海洋文化；而长期生活在为高山、大海相隔的陆地上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民们，创造的是求稳敦实的大陆文化。就拿中国南北文化的对比来看，也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江南文化婉约细腻，北方文化粗犷豪放，上常说的“京派”“海派”之争，其实正是生态环境对影响的反映。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自然规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但是，决不能改造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正如管子指出的那样，“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将导致“天不予时，地不生财”①。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消失，都与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当然，我们重视和研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绝不是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客观地认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实际作用，正确地看待自然规律的客观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生态环境的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并且也同样重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之，正如胡兆量先生等指出的那样：“自然环境是社会发展的舞台，对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或深或浅，或偏或激，与环境决定论有本质区别。”②我们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形成我国文明中心地位和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只是根据客观事实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作用的客观评价，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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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形势辨》。
②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二)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曾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认知过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我国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时，是将环境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都兼容并蓄地引进，比较客观地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不是“控制”，承认人类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也出现了过于强调人的作用的思潮。反映到思想上，盛行“生产关系决定论”，地理虚无论、唯意志论、人定胜天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不但阻碍了对人地关系(即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认识的正确发展，还导致了经济实践中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肆意发生，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害。直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对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重新有了正本清源的客观认识。
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关系。人作为唯一具有制造工具和劳动能力的群体，从一诞生起就开始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施加影响。在人类的童年及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程中，正如前苏联学者格拉西莫夫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通过从周围环境取得能量和物质并以变换过的(工业的、家庭的和其他的)形式予以归还时，干预了自然过程的动力平衡循环。然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已具备了恢复被破坏的自然过程的能力。……这样，从整体上说，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顶得住人为干扰的能力，虽然也发生过局部的不可逆转变化。”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总强度已经超出地球表面许多大面积地区的恢复能力，导致了不但是局部而且是区域性的不可逆变化。”①这大致反映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步增强的状况。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就其对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地形地貌、河流湖泊、气候状况等环境要素的影响略加评述。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植被的影响上。英国学者安德鲁?古迪指出：“在开始考虑人对环境的影响时，一般应从植被开始，因为人对植物生命的影响要比对周围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影响更大。人通过给植物带来的变化改造土壤，影响气候，影响地貌变化过程，并改变某些天然水体的质和量。实际上，整个景观性质的变化都起源于人所导致的植被改变。”②人类的砍伐树木、焚烧森林草原、垦田种植等活动，极大地破坏和改变了原始生态的自然地貌和空气的质量。而对动物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对动物的驯养、传播、宰杀、灭绝，人类活动在造成为人类所食用、役用等的动物畸形膨胀的同时，也伤害甚至灭绝了大量动物，这其中损害某些动物的自然环境是最主要的原因。总之，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扰乱破坏了植被，减少甚至灭绝了大量动物种群，破坏了生物平衡，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沙漠化加剧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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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erasimov，I．P．1976：Problem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in Soviet Constructive Geography．Progress in Geography 9．75～99．
②[英]安德鲁?古迪：《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中国环境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对水域的利用和改造由来已久。在公元前五千多年的古代埃及，就开始建造水坝，《圣经》中也有挪亚方舟的记载，我国更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人类用水消费包括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为满足这些需要人类建造水库、修建运河及渠道；并随着森林的减少和水土流失，加速了河道淤积和湖泊萎缩的过程，这些都大大改变了自然界的水分循环和水资源的平衡状况，并影响了气候的变化。如再加上水污染的蔓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为严重。
人类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明显表现是对地形地貌的改造。人们在盖房、筑路、采矿、建坝、开挖运河的过程中，把大量的土壤、覆盖物和基岩，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固体物质机械迁移的消极后果是毁灭植物，引起侵蚀和冲刷，造成采石场、废石堆、土堤等人造小地形，触发陷坑、塌陷、滑坡，改变地下水网络①，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后果。
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已越发明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光化学烟雾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酸雨泛滥，导致“温室效应”发生，遭到污染的空气，不但危害了生物的生长，而且也威胁着人体健康。
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由于本文主要针对的是中国远古时期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在此不做深入的探讨。但这已足见当代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我们在这里列举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甚至破坏，并不是说这种影响在历史上始终占主导地位；也不否认人类具有认识和适应自然规律，“合理”地控制自然的能力；更不是说这种干预和“破坏”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余地。并且，我们仍然对改变人类社会与环境不和谐的状况、实现二者的协调互宜的前景抱以乐观的态度。因为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不仅有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非凡创造力，而且有保护和珍重自然的理性认识能力。人类是靠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孕育而生，毁灭了生态环境，就等于毁坏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睿智使得他们能够做出理智正确的选择。同时，也促使他们反思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和谐或者说破坏环境的历史。正如安德鲁?古迪指出的那样：“尽管对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的不希望有的结果的分析更多地集中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方面，但是我们并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环境引起的很多重要的变化曾经是和正是非工业化社会所造成的。”②因此，我们研究环境变迁的历史，要解决当前面临的世界性环境问题，就有必要研究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状况及演变的历史。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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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②安德鲁?古迪：《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中国环境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以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一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①这其中亦道出了重塑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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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1页。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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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绪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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