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南方都市报)[楼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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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 日09:50 孙志刚是学美术的，他家人手中拿着的是孙志刚生前的自画像。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3月17日：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 　　3月18日：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 　　3月18日：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救治站宣布事主不治 　　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他的尸体现在尚未火化，仍然保存在殡仪馆内。 　　孙志刚死了 　　先被带至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之后不治 　　孙志刚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因为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 　　当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 　　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 　　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 　　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 　　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 　　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孙的朋友赶到殡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尸体运到。 　　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日10点25分。 　　孙志刚是被打死的 　　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死亡 　　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在向法医提出尸检委托时，院方的说法仍是“猝死、脑血管意外”。据3月18日的值班医生介绍，孙志刚入院时曾说自己有心脏病史，据此推断孙志刚死于心脏病。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孙志刚家属和同学的反驳，孙志刚父亲表示，从来不知道儿子有心脏病。 　　同样，法医尸检的结果也推翻了院方的诊断。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虽然孙的身体表面上看不出致命伤痕，但是在切开腰背部以后，法医发现，孙志刚的皮下组织出现了厚达3?５厘米的出血，其范围更是大到60×５0厘米。孙志刚生前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四、肩宽背阔的小伙子，这么大的出血范围，意味着他整个背部差不多全都是出血区了。 　　“翻开肌肉，到处都是一砣一砣的血块”4月3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孙志刚尸体，孙志刚的两个叔叔孙兵武和孙海松在现场目睹了解剖过程。“惨不忍睹！”孙兵武说，“尸体上没穿衣服，所以伤很明显。” 　　孙兵武说，他看到孙志刚双肩各有两个直径约1?５厘米的圆形黑印，每个膝盖上，也有五六个这样的黑印，这些黑印就像是“滴到白墙上的黑油漆那样明显”。孙兵武说，他当时听到一名参加尸体解剖的人说“这肯定是火烫的”。 　　孙兵武说，他看到在孙志刚的左肋部，有一团拳头大小的红肿，背部的伤甚至把负责尸检的医生“吓了一跳”，“从肩到臀部，全是暗红色，还有很多条长条状伤痕。”医生从背部切下第一刀，随着手术刀划动，一条黑线显现出来，切下第二刀的时候，显现出一砣砣的黑血块。 　　法医的检查还证明，死者的其他内脏器官没有出现问题，“未见致死性病理改变”。 　　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亡的原因，就是背部大面积的内伤。 　　鉴定书上的“分析说明”还指出，孙的身体表面有多处挫擦伤，背部可以明显看到条形皮下出血，除了腰背部的大面积出血以外，肋间肌肉也可以看到大面积出血。 　　“从软组织大面积损伤到死亡，这个过程一般发生在72小时内。”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介绍：“软组织损伤导致细胞坏死出血，由于出血发生在体内，所以眼睛看不见，情况严重会导致广泛性血管内融血，这一症状也被称作DIC。DIC是治疗的转折点，一旦发生，患者一般会迅速死亡，极难救治。所以类似的治疗，早期都以止血、抗休克为主，目的是阻止病情进入DIC阶段，没有发生DIC，患者生还希望极大。” 　　3月18日晚上11点30分，孙志刚被收容站工作人员送到医院(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天值班医生在体检病历“外科情况”一栏里的记录只有一个字：“无”，“精神检查”一栏里的记录是“未见明显异常，情感适切”，初步印象判断孙志刚患有焦虑症或心脏病。 　　对于孙志刚背部大面积暗红色肿胀，双肩和双膝上可疑的黑点以及肋部明显的红肿，病历上没有任何记录。在采访中，当晚的值班医生承认，由于当晚天黑，没有发现孙志刚的外伤，第二天，“由于患者穿着衣服，也没有主动说有外伤”，还是没有发现孙志刚严重的外伤。 　　“(护理记录中)所谓的睡眠很可能其实是休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由于内脏出血，血压下降，患者会出现创伤性休克，这是发生DIC症状的前兆之一，应该立即采取抢救措施。” 　　但是护理记录上，还只是注明“(患者)本班睡眠”。 　　按法医的说法，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而且不止一次。“一次打击解释不了这么大面积的出血”，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医在看完尸检结果以后说。 　　从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身体表面的伤痕并不多，而皮下组织却有大面积软组织创伤，法医告诉记者，一般情况，在冬季穿着很厚的衣服的情况下，如果被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3月17日至3月20日的有关气象资料表明，广州市温度在16℃―28℃之间，这样的天气，孙当然不可能“穿得像冬天一样”。 　　那3天，孙志刚在黄村街派出所、收容站和医院度过的最后生涯，看来远不像各种表格和记录中写得那么平静。 　　孙志刚该被收容吗？ 　　有工作单位，有正常居所，有身份证，只缺一张暂住证 　　接到死者家属提供的材料以后，记者走访了孙志刚临死前3天呆过的那3个地方。 　　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称必须要有分局秘书科的批准。记者赶到天河分局，在分局门外与秘书科的同志通了电话，秘书科表示，必须要有市公安局宣传处新闻科的批准。记者随后与新闻科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被告知必须先传真采访提纲。记者随后传了采访提纲给对方，但截至发稿时为止，尚没有得到答复。 　　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的一位副站长同样表示，没有上级机关的批准，他无法接受采访。记者随后来到广州市民政局事务处，该处处长谢志棠接待了记者。 　　谢志棠说，他知道孙志刚死亡一事。“收容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人员，打人是会被开除的，而且收容站有监控录像”，谢志棠说，孙为什么被打他不清楚，但绝对不会是在收容站里被打的。在发现孙志刚不适以后，他们就立刻把孙送进了医院。 　　“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把握可以保证，收容站里是不会打人的”，谢志棠说。谢志棠还说，孙被送到收容站的时间并不长。 　　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一样，收治孙志刚的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医教科负责人也表示，孙的外伤绝对不是在住院期间发生的。这名负责人介绍，医院内安装有录像监控装置，有专人负责监控，一旦发现打架斗殴，会立即制止。记者要求查看录像记录，该负责人表示，将等待公安部门调查，在调查结果没出来前，他们不会提供录像资料给记者。 　　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 　　民政局认为收容站不可能打人，救治站否认孙的外伤发生在住院期间，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 　　在离开收容站前往医院时，孙志刚曾填写了一张《离站征询意见表》，他写的是：满意！感谢！感谢！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孙志刚当时的心情，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连写两个“感谢”，是在感谢自己被收容吗？ 　　记者在翻阅有关管理条例并征询专业人员以后，才发现，孙志刚似乎并不属于应该被收容的对象。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日通过并已于同年4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在本省城市中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的收容遣送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黄村街派出所的一位侦查员在填写审查人意见时写道：“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第九条第6款的规定，建议收容遣送。” 　　这一款是这样规定的：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应当予以收容： 　　……(六)无合法证件且无正常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而流落街头的； 　　《规定》中还明确规定：“有合法证件、正常居所、正当生活来源，但未随身携带证件的，经本人说明情况并查证属实，收容部门不得收容”。 　　孙志刚有工作单位，不能说是“无正当生活来源”；住在朋友家中，不能说是“无正常居所”；有身份证，也不能说是“无合法证件”。 　　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很清楚记录着孙本人的身份证号码，但是在黄村街派出所填写的表格中，就变成了“无固定住所，无生活来源，无有效证件”。 　　孙志刚本人缺的，仅仅是一个暂住证。但是记者在任何一条法规中，都没查到“缺了暂住证就要收容”的规定。记者为此电话采访广州省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仅缺暂住证，是不能收容的。 　　能够按广州市关于“三无”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的，仅仅是不按规定申领流动人员临时登记证，或者流动人员临时登记证过期后“未就业仍在本市暂住的”人员。 　　但不知为什么，在黄村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在“你现在有无固定住所在何处”和“你现在广州的生活来源靠什么，有何证明”这两个问题下面，也都注明是“无”。 　　成先生已经向记者证实孙志刚确实是住在他处的，此外，记者也看到了服装公司开出的书面证明，证明孙是在“日到我公司上班，任平面设计师一职，任职期间表现良好，为人正直，确是我……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为何在有孙志刚签名的笔录中，他却变成了无“生活来源”呢？这现在也是个未解之谜，民政局的谢处长对此也感到很困惑，“他一个大学生，智商不会低，怎么会说自己没有工作呢？” 　　于是，按照询问笔录上的情况，孙志刚变成了“三无”人员，派出所负责人签名“同意收容遣送”，市(区)公安机关也同意收容审查，于是，孙志刚被收容了，最后，他死了。 　　孙志刚的意外死亡令他的家人好友、同学老师都不胜悲伤，在他们眼中：孙志刚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有些偏激，有些固执。孙的弟弟说，“他社会经验不多，就是学习和干工作，比较喜欢讲大道理。” 　　孙志刚的同班同学李小玲说，搞艺术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孙志刚很有自己的想法，不过遇事爱争，曾经与她因为一点小事辩论过很久。 　　孙志刚死亡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采写：本报记者陈峰王雷/摄影：本报记者景小华 转自 翠微居 []> ※※※※※※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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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又看到没暂住证而死的例子/cgi-bin/bbs/view?forum=cuiweiju&message=302580 世纪沙龙 　　 　　 　　　　昨天下班回到宿舍，经过莲塘商业街，几个人拖着一个已经几近瘫倒中年妇女，嘴里还大叫着：“再跑就打死你。”那个妇女惊恐的眼神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心里有想流泪的感觉。后来知道原来是她没办暂住证。回到住处后，我拼命的翻原来的资料，翻原来记载的一些东西，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下边把这篇文章发在这里，希望大家能看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只能暂住？同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要厚此薄彼？为什么我不能流浪要饭？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就可以这样被轻贱？法律规定的平等就业权难道只是一句戏言？到底是谁之过？ 　　 　　 　　　　亲爱的同胞，不妨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面：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孕妇不期而遇，一位未来的母亲对另一位未来的母亲说：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要高人一等。 　　 　　 　　　　面对此情此景，你一定会说，这是一位没有教养的妇女。孩子还没有出生，凭什么说，一个相对于另一个就是人上人？ 　　 　　 　　　　不幸的是，你错了。不是这位妇女缺乏教养，而是法律确实赋予了她和她的孩子与生俱来的特权。中国的户籍制度使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可以这样夸耀。 　　 　　 　　　　如果林肯的母亲是在中国，面对这样趾高气扬的羞辱，她也无言以对。因为她是农民，因此林肯也只能是农民。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这是法律的规定。未来的林肯不能在北京找工作，因为他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就是想当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也不行，因为没有北京市户口的人，要干这两种工作就必须有初中文化程度。尽管有限的教育也会使他念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可北京不欢迎他，这样，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也就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因此也就租不起房子，窘困不堪的林肯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按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本身就已经是违法，他将随时被抓进收容遣送站，然后驱逐回原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他没有北京户口。如果另一个人和他的处境完全一样，仅仅凭北京户口，就能够得到政府的关爱，领到一笔救济金，更不会因此失去自由…… 　　 　　 　　　　在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市不是这样对待没有该市户口的农民。 　　 　　 　　　　当然，它们这样做都能够找出政策甚至法律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或者政策针对着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但我想说，人人生而自由，并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不想引用什么玄妙的理论，但我要告诉那些主张隔离的人，农民也是人，也是中国人，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理由被解读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农民除外”！ 　　 　　 　　　　对农民的理解，人言言殊。我这里指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中国公民。它代表一种身份，而不是意味着一种职业。职业可以选择，而身份却是不但与自己生死相伴，而且还要子孙世袭。如果不是考上大学、当了公务员或者军官，农民就只能子子孙孙是农民。在北京，如果你来自天山脚下的农村，同样是在卖羊肉串，你是农民，而那位有北京户口的小伙子就不是；如果你来自甘肃六盘山下的村庄，同作一家公司的录入员，你是农民，而有北京户口的那位小姐却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你来自雅鲁藏布江畔的小寨，已经腰缠万贯，当着几家公司的老板，可你是农民，而你手下拥有北京户口的职员却是工人…… 对于这一切颠倒的情形，我们几乎闻不到来自街头的呐喊，听不到飘自山川的呻吟，鲜见硕学鸿儒的批判。一切似乎都无声无息。每当我看到和想到这些现象时，总是不免要深思：自由和平等为什么这样容易被践踏和遗忘？ 　　 　　 　　　　六十年前，当那些泥腿子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前仆后继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时，他们当初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他们是在为一个自由的新中国献出他们的生命、献出他们的胳膊、献出他们的腿、献出他们的青春和鲜血。这些怀着美梦，向往自由中国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流出的血汗，淬着的却是未来的枷锁，不仅自己被禁锢在土地上，遭到强制役使，而且还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孙的前程！“社员”就是“集体”的农奴。他们彻底丧失了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那被毛泽东称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上就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 　　 　　 　　　　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史无前例。 　　 　　 　　　　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那砸烂铁锅办食堂的声音，那饿死前想尝一口米饭的渴望，那要饭时低三下四的哀求，那几千万饿死鬼的冤魂……难道当轴诸公睡梦中还在回味茅台熊猫的余味时，就从来没有为中国存在过这样的问题而困扰片刻？当那些衣衫褴褛带着汗臭味进入你们善于审美的双眸时，在日理万机中就不能给他们留出一闪念的空间：九亿农民还要忍受隔离和歧视多久？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有的人已经尸骨无存，他们的梦想也早已随风而逝，可他们还有子孙后代。五十年了，今天的农民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和平等……五十年的隔离和歧视，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憧憬。他们悄悄地走来，城市粗暴地驱赶；他们哀求，城市无情。他们喊不出声，可我们难道都没有看到他们那含泪的眼睛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欠帐，它无法用金钱去计算：亿万农民的自由、幸福、尊严和人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迁徙自由； 　　 　　 　　　　1948年，中国投了赞成票的《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肯定了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截然不同的制度，却有着不约而同的规定，这不是谁偶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中国需要自由和平等。1958年１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户口登记条例》。农民就在国家的名义下，有了法律的笼口。农民成了世袭的身份。昔日，他们遇到天下荒年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去逃荒要饭。如今，他们开始承受比要饭还悲惨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个当年违宪的条例，今天还在生效。面对过去，我只想说五个字：早该结束了！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里，宪法和法律能够给所有的公民平等保护，这既是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明社会的起码要求。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中国人向来不缺乏博爱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马丁．路德．金们向华盛顿进军，中国认为那是正义的事业；洛杉矶出现骚乱，中国认为那是对种族歧视已经忍无可忍……浩瀚万里的太平洋一点也不妨碍中国对那个陌生国度的隔离和歧视发出怒吼和抗议。饱学之士也奋笔疾书，在书籍中、报刊上、电台里，一桩桩一件件践踏人权的事例，列举起来不厌其烦。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中国人一个道理，那就是肤色没有理由成为低人一等的证据。歧视黑人，那是美国的耻辱，也是世界各国的镜鉴。美国宪法曾经可耻地规定，联邦众议员名额按照人口比例在各州进行分配，而各州人口数却是按自由人总数加上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这就意味着一个黑人只能折算成五分之三个白人。如果让你站在黑人后裔的角度，面对这样的政治算术，请你告诉我，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我知道，教科书告诉中国人：《独立宣言》所许诺的“人人生而平等”，对黑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弥天的政治大谎。年，二十五万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周围，就是要求政府兑现共和国创建者们签署的这张政治支票，实现美国黑人自由的梦想。让我们暂时放下对美国自由平等之虚伪的抨击，把关注异国人民命运的博爱精神和高尚品格，带回到自己的国土，思考一个也许你从来就没有想过的问题：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愿意将法律的规定原封不动地抄录下来，请你和你的亲人，无论是来自穷乡僻壤，还是通衢大邑，放下手头的活计，抽几分钟时间，来做一次小学生就能够做的算术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第十四条里还是这样规定。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那么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上，我国的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也应有代表参加。”“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 　　 　　 　　　　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条中还是这样规定。 　　 　　 　　　　当你读完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心中可曾漾起一丝涟漪？你可以把你算出的答案埋藏在心底，因为我担心你会和我一样羞愧得说不出口：在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一个同胞只能等于另一个同胞的几分之几。但是我想，你也许还是会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中国成年农民作为公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有平等的选举权？难道只要身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行为能力就一定低人一等？立法时规定这样的比例根据到底是什么？它和宪法许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完全吻合？当那些自己就是农民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和投票表决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什么时候才能要求立法机关为此举行听证会接受各界的质疑？…… 　　 　　 　　　　我们期待着来自立法机构的答案。 　　 　　 　　　　至于中国的选举权到底有多大作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即使选举权徒有其表，该轻蔑的不是选举权，而是不能使公民的选举权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我们应该尽力改革制度。我们必须知道，在选举权形同虚设的时候，政治家们就可以忽视甚至践踏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利益，而不会受到政治上的惩罚，因为他的政治前途并不取决于选民的选票。但是，更糟的却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他们都是“外地人”，这里的法律和政策跟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是多么地不公正，可现有的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就是默默的忍受和无奈的呻吟。他们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可他们一样纳税，即使想像当年的英国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称无代议士不纳税，他们也难以做到！因为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国公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选举和被选举！也许你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可是你却只能在塔里木河边的村庄或者五指山下的小寨，才能够投下据说是神圣的一票。等自己的儿女到了18岁，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父亲的家乡，他们能够做的就是重复父辈的行为！是开玩笑吗？不是的，因为这是法律的庄严规定！这时，他们和城市户口的人相比，不是一个农民等几分之几个城里人的问题，而是等于零。这是户籍制度的罪孽，“离土不离乡”政策的怪胎。那一亩三分地成了农民的保留地，既是束缚他们的理由，也是变相剥夺他们权利的借口。他们只有在圈定的“农民家园” 里才能够享有有限的政治权利。我不能不说，面对现实，南非种族隔离理论的旗手埃塞伦二十世纪中叶提出的“家园理论” 一定会让主张城乡隔离的人倍感亲切：“所有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园，他们进入其他地区或城区仅仅是暂时性质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班图人一出保留地，也就没有政治权利。” 中国在自觉不自觉地步南非的后尘。 这样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只能暂住？ 　　 　　 　　　　中国的历史往往让人不堪回首。 　　 　　 　　　　93年前（1918年10月），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从湖南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时，没有听说他办过什么“暂住证”之类东西。因为当时的中国公民拥有迁徙的自由。想在一个地方居住多久那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他的私事，政府无权过问。 　　 　　 　　　　可是今天，一个湖南韶山的农民，如果到北京谋生，他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暂住证办下来。暂住证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尊严所系，是他的自由所依。没有暂住证，他在自己的祖国就成了野鬼游魂。因为1958年，也就是在那个连毛泽东都自称记不得宪法规定了些什么的岁月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于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就被一笔勾销。从此，一个农民如果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户口所在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就必须申报暂住登记。但是一个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却不用办理暂住登记（因为当时用不着防止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要饭找工作！）。按照户口条例的规定，如果农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居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应当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由是不是法律所要求的“理由”呢？由户口登记机关来决定！这就是国内护照制度，到期了就得赶紧续签，如果审查通不过，你不自动离开，那是非法居留，如果你根本没有办理就十天半个月地呆了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你就是一个偷渡者。警察都会因此将你拘押，送到收容遣送站，然后驱逐出境。所谓的常住暂住，其实并不是依据事实本身来判断，而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一种对公民人身的强制，就是你不想“常住”也必须是“常住”，你不愿是“暂住”也只能是“ 暂住”。所谓暂住常住，跟一个公民实际居住的时间和公民个人的意愿没有关系。即使你在北京连续住了五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你只能叫“暂住”而不是“常住”！这使我们领教了什么叫法律的权威：法律能够让事实迁就自己，而不是实事求是。与南非当年的黑人家园制度可谓是不约而同：无论黑人已经在“白人地区”生活了多少代，只有“黑人家园”才是他们“永久的家”！细细一想，这“暂住”两字时刻在提醒那些是身在异乡为异客，一个从小就会念“ 我爱祖国 ”的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也只能“暂住”，你只是这个国家的过客！这和一个中国人到了异国他乡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居然要办“暂住证”，博学的人们，请告诉我，在世界上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法律奇闻？“暂”是什么意思？《新华词典》的解释是暂时、短时间。顾名思义，“暂住证”也就是暂时、短时间居住在某个地方的证明。那么，一年叫暂住，还是两年叫暂住？是谁给了某个政府部门有权力决定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居住多长时间或者不能居住多长时间呢？难道 “暂住证”本身不就意味着一个中国公民没有权利选择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一辈子？如果只有农村户口的他或她，找了一个城市户口的妻子或者丈夫，难道他们就只能一辈子 “暂住” 在一起？！难道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婚姻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黑色法律幽默么？为什么会这样让人哭笑不得呢？因为户籍管制的原因。人成了户籍的附属物。除了你户籍所在地，你今生今世就在可爱的祖国其他地方都只能“暂住”。要这种维持对农民隔离，就需要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它制造的形形色色的强制与暴力。 　　 　　 　　　　要是没有暂住证，农民就成了城市里的野狗！他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工厂工作是非法的、在街头叫卖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谈好了的工资，或者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也哭天不应叫地无门，因为他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谁想挑战暂住证制度，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法”一天也不让他住！这和买路钱保护费又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在昆明市，按照《昆明市流动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暂住证》是流动人口在本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证明，未取得《暂住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就业、生产经营场所；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发《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在沈阳市，如果不按规定申领《暂住证》就会被收容遣送。你本来就是去找份工作做点买卖谋生，能不赶紧办？如果现在流动人口为8000万至1个亿，申领暂住证的大约有4000万人左右，以每个暂住证100元计，公安部门每年就至少可以收40个亿！可是公安部门在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时，可曾想过留在上面的血汗背后的辛酸和痛苦？那些进城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可能三四百块钱，甚至更少，当他们来到北京来到上海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的城市，一分钱没有挣，却必须先缴纳各种证件的费用。比如在北京市仅仅办一个暂住证就得180块钱，这可能就是那个农民半年的生活费啊！如果他要遵纪守法，就意味着将遭到一次彻底的合法的洗劫。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没有谁会让他们养尊处优，他们必须用自己的血汗糊口，他们会依法纳税，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可是如果他们身无分文，为什么还要在工作都没有找到的情形下，先交几百块？不对他们锦上添花到也罢了，为什么还要雪上加霜啊？！ 　　 　　 　　　　也许你觉得我说的话是危言耸听。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组来自政府的权威数据：我国1993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确定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标准为，新列入的县人均年纯收入低于400元，“七五”期间已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只要人均年纯收入不超过700元就仍旧保留资格。我不知道，如果一个新疆或者西藏贫困山区的农民来到北京或者昆明，花掉几百块钱的路费，初来乍到却不能不先把暂住证办了，否则就不能租房，如果没有房子住。露宿街头又是违法，仅仅凭这一条就可以被收容并遣送回原籍，非但工没有打成，连手里可怜巴巴的那点血汗钱也打了水漂！除非你认为进到收容遣送站里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和体验，否则他们只能满怀屈辱和痛苦地被驱逐回家乡，而且还要交一笔对他们来说是不菲的收容遣送费…… 他们又有多少钱可以来回折腾？！他们又有多少自由和尊严可以来回被践踏？人心都是肉长的。法律规章的制定者们，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是你们怀里揣着省吃俭用，甚至是东借西凑的几百块血汗钱，来到陌生的城市希望找一份养家活口的工作时，你们希望什么样的法律在等待自己？！我知道，南非当年的通行证法就规定，黑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如果检查时拿不出通行证，那就意味着罚款或者坐牢。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官员都会好不犹豫地说，这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 　　 　　 　　　　那么收容遣送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印度尼西亚直到1998年才废除的“原住民”（pribumi）和“非原住民”（non-pribumi）的称呼，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意味着对中国移民的隔离和歧视。可是，我们想过没有，当中国的城市把中国公民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时，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民作为中国公民，他们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工作地和工作的自由遭到了否定。既然只能“暂住”，那么他们就没有选择常住的自由和权利。而且城市在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不拒绝他们血汗的结晶，但是在计算人均GDP时，他们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是！既然只能暂住，他们就随时可能遭到“清理”而被驱逐出城。在全国许多城市都设置这类的歧视性政策时，农民做为一个中国公民，就可能在自己的祖国就像垃圾一样被清理来清理去！这意味着没有流放之名的流放，因为他们只能蛰居于自己不愿生活的地方，默默承受生活的重担，而不能去寻求希望之光。有学问的人们，常常说中国的农民安土重迁，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中，他们能不安土重迁？！这一切早该结束了！应该彻底废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而不是搞户籍改革“双轨制”，人为地制造一个户口市场，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玩权能生财的把戏，使把持户口管理的部门能够肥水长流，不断寻租索贡！因为，如果卖一亿人次的户口，哪怕以一个户口四千元计，也是四千个亿啊！然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日，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会认为，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是为了做给国际社会看的，而不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幸福和有尊严地生活。我想，我们也没有理由忘记1954年宪法的承诺。同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外国人到中国来了，还被称为外宾。可是一个中国公民如果从湖南来到北京、从山西来到上海，他（她）就会被叫做“ 外来人口 ”。既然是“外来”的，也就会被另眼相待，自然不会和“宾”混淆起来。内外怎能不有别呢？这不，“外来儿童”如果要在公办的正规学校上学，就得交所谓的“借读费”。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居然还是“国家规定”。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如此一来“外来儿童”的教育权就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了！也许当年的法律规定者们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这种规定是对公民的隔离和歧视。 　　 　　 　　　　结果一方面我们大讲科教兴国，另一方面现行的政策和制度又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在城市工作却只有农村户口的人的子女上中小学成了老大难问题。实在是匪夷所思。这难道是摆在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哥德巴赫猜想吗？据《北京晚报》消息，去年当地政府出资在石景山区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正规学校，而且在该市还是头一回。而目前这个区有外地人自己开办的20所小学、1所中学，办学条件与师资“极差”。我不知报道者写这则新闻时是怎么想的。但我读它时惟有心酸二字。这和美国当年的隔离学校又有什么区别？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愿自己的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将孩子们赶到“办学条件与师资极差”的中小学读书的，正是有关的“国家规定”。歧视性的“借读费 ”“赞助费”，使得政府办的正规学校对大部分打工者来说，门槛太高。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讹诈。天下又有多少父母愿意置子女的前途于不顾呢？要不就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要不就只能生离死别让孩子在老家上学。立法者们，难道你们不曾为人子女，不会为人父母？为什么就不能将心比心？更让人费解的是，对办学条件的审批制，表面上看是为了保证办学质量，实际上是使得很多孩子连聊胜于无的教育都难以享受。本来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事情。如果说政府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了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极差”的中小学校根本就不会有市场，难道打工者会随便把孩子送到什么学校读书吗？难道城市的政府就不是打工者的政府？想想看，他们纳税的义务并不比拥有该市户籍的人要少一些，相反，他们还承担着许多额外的歧视性收费。比如北京市办所谓的“暂住证”，因此证所收取的“管理服务费” ，一人一年为180元，这事实上就是人头税。该市有300万“外来人口”，以每人平均交100元计算，每年仅此一项该市政府就可收3个亿。我们不妨摸良心问问，一个直辖市的中小学教育财政拨款一年才多少钱！吃肉总不能连骨头都不吐吧？平心而论，“外来人口”为当地的经济和财政贡献了劳动和税收，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平等资格呢？难道对公民平等保护不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中国不存在种姓，当然也不应该存在事实上的种姓。在涉及公民权利时，难道法律不应是把人当人看，而是应该考虑他们的家庭出身？当我们谴责把肤色作为隔离和歧视的理由荒谬绝伦时，竟然会有人认为因出身地域实行的隔离和歧视就合情合理？隔离的流弊所至，在外地读书的孩子们只能学他们户籍所在省市自治区的教材。因为现在高考不但试题不同，而且你还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难道我们只有等到在全国的城市里出现一个个湖北小学、甘肃小学……“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一个地方政府专门设立招收“外来儿童”的中小学，这难道不是一种既隔离又不平等的政府行为，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和当年美国设立专门的黑人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有平等教育权？ 　　 　　 　　　　中国到了司法独立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时候了。只有切实可行的司法审查才能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可靠的保障。为什么我不能流浪要饭？贫困是一种耻辱和不幸，而我国的政策法规却使不幸更加不幸，使耻辱更加耻辱。当我们批判美国资本家住在豪华别墅，而穷人却只能露宿街头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依照中国的规制政策，穷人连露宿街头的权利都没有。更有甚者，昔日，安徽凤阳尽管“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是“奴家没有儿郎卖”，至少还可以“背着花鼓走四方”。可是，到了新中国，背着花鼓走四方流浪乞讨成了违法！可人总得活下去呀，三年饥荒时，凤阳一位妇女不得已吃了自己的儿子又被说成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例固然极端，可我们的有关法律政策难道就人道而又公正？根据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或者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就会被收容、遣送。你可想象过，一旦政府使用这种“办法”，将出现什么后果？为了能够增加感性的认识，我们不妨来看上海《新民晚报》日的一则报道：“从现在起到9月底，本市警方将出动100台巡察车辆，用于收容在街头的流浪、乞讨、露宿、卖艺等外来‘三无’盲流人员，以维护本市的治安稳定和国庆期间的良好社会秩序。” 流浪和乞讨等同于违法！没有谁问，除了流浪、除了乞讨、除了露宿，他们还有什么罪过？他们违犯了治安管理？没有！他们涉嫌犯罪？也没有！可是还是以治安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名义把他们拘押！也许他们中间真有什么江洋大盗，可是能够使用宁可错抓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的办法？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不是已经否定了有罪推定吗？如果他是一个天生犯罪人，把他驱逐回原籍，难道就会变成良民？或者是城市对他们眼不见为净，要杀人放火那也是在农村杀人放火，跟我们没有关系？！城市需要美丽的市容，可那些在街头地铁口卖艺的瞎子们，就和垃圾一样让人恶心吗？城市见不到他们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会成了外星人，不再在中国的土地上？也许你不愿意见到城市有贫民窟，可是那些年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农民生活的农村又叫什么窟呢？！谁有权分配苦难和不幸？难道仅仅是因为有碍观瞻？如果自己的家乡比这种状态要好的话，如果不是神经病，他们会到城市来？ 　　 　　 　　　　退一步说，如果我想漂泊四方，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流浪要饭这样的生活方式呢？ 　　 　　 　　　　你也许很喜欢《二泉映月》的优美旋律，不知你是否想过，如果创作了千古绝唱的瞎子阿炳，在上海地铁口拉着低沉凄凉的二胡小调，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是被警察扔进收容遣送站！当然你可以说五十年来数以千万计的被收容者里，没有谁像阿炳那样才华横溢。他们不是阿炳，可他们也是人啊！如果你是城市居民，失业了，可以去领一份救济金。可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如果碰上天灾人祸，他们去领什么啊？！难道就只能靠国家杯水车薪的救济？谁权利以国家或者政府的名义，剥夺一个公民在贫困潦倒时寻求社会救助的自由？难道谁觉得他们还不幸得不够？也许，有极个别人是由于喜好，但大部分人是不会希望自己露宿街头；也许，有人是想不劳而获才去乞讨，但是我们怎么可以以偏概全？阴暗的心理总是把那些乞讨的人想象成富裕的装穷者，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统计调查依据。但我永远忘不了在北京地铁口见到的：一对瞎子夫妻，男人拉着二胡，女人唱着“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脚下空空的盒子等着施舍。如果真是“依法办事”，我们的许多“有关规定”，就会逼着许多进城的农民只能要饭流浪，露宿街头。想想看，如果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像北京市那样，规定只招聘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亲爱的同胞，你可想过，这对数以亿计的文盲意味着什么？假如家乡因为沙漠化而不再有水、不再有良田，可打工的路也被“政府规制”断了，他们除了流浪要饭，还有什么选择？除了露宿街头，还有什么出路？他们也是中国人啊！人要吃饭是硬道理。北京的规制者们，请你们揣上500块钱，上街看看能够买多少东西，看看靠这点钱一年怎么生活下去。而中国农村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一年年就是这么生活！难道我们的法律，难道我们的制度就不需要有良心？真的可以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饥饿是什么滋味，是苦是甜，对国家来说是无关痛痒的，它把挨饿的人抛进监狱，或是流放出去”？规制者们，你们可曾注意到，按照你们制定的“有关规定”，一个农民，可能去年在北京或者上海还是百万富翁，如果他今年时运不济破了产，被迫流浪街头，城市的劳动部门不会把他们统计进失业者里去，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等待他们的只有收容和驱逐！因为他已经油干灯尽！如果一个昨天还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因为自己从事城市政府限定的危险工种，不幸的事故使得他残废并彻底地丧失了工作能力，等待他的是同样的命运！当一个中国公民仅仅因为他的身份是农民，就只能面临这样的命运时，难道不让人寒心？我们不能不问，这样的法律政策为什么能够出台并且长期存在？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就可以这样被轻贱？如果一位北京居委会老太太向警察局长举报，在她那个小区里住着一个叫张三的人，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任何职业和谋生手段，而且他还在写一本更为危险的著作。你认为紧接着将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是依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忠于职守的警察局长将立即派人把张三拘押起来，然后送到该市的收容遣送站。随后，张三将被驱逐回原籍。把居委会老太太换成圣麦多尔教区的神甫，把小区该成教区，把张三还原为狄德罗，就成了真人真事。只是这位被告密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并没有被巴黎警察局长拘押起来，然后驱逐出首善之区。可在中国天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妨来看一段似乎平淡无奇的新闻报道： “昨天（大年初几？），当记者（按照北京的规定，没有北京户口者不能当记者，因此他永远没有机会到这里体验被收容遣送的滋味）来到位于昌平北安河的市公安局收遣站（一般城市都是民政局管，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看到这里出奇的冷清（嫌不够热闹？），只有几十人（在这里过年的人太少了？）等着被遣送（押送？）回乡。可是就在几天前，情形却大为不同。副站长丁连江告诉记者，春节前这里最多时有将近10000人（亲爱的同胞，你不妨演算一下，以每个房间--不知是不是也叫号子，不能瞎猜--住20人，要多少个房间），一天蒸窝头就要5吨（生意兴隆，还吃什么，记者同志省去不谈，不过读者可以打听或者猜一猜）。除夕夜，他们用火车送走了最后一批盲流，节前的一个多月，他们一共组织了123节火车车厢，遣送走16496人。记者了解到，去年是全市遣送盲流最多的一年，创下了历史纪录（成就？），达到149359人，出动警力9940人次，而在此之前，每年不过收容遣送4万到6万人（你不妨估算全国一年大概有多少人被收容遣送）。去年11月26日，这里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创下日收容的最高纪录。（为什么这一天会那么多？）”（《北京晚报》“法制周刊” 日，括号内为笔者所加）这14万被拘押的人，可能有因为没有暂住证或者身份证或者就业证，可能有在街头流浪乞讨的；可能有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可能有在北京市无合法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的；可能有流落街头无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严重缺损的；可能有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收容遣送的…… 在中国，对进城谋生的农民来说，失业就是违法，因为你没有政府颁发的《就业证》，就很难逃脱被拘捕的命运。一个城市工人如果失业了，还可以领到一份失业救济金。而一个农民失业了，没有同情，没有救济，还要把自由搭上。 　　 　　 　　　　也许昨天你还在工作，可是，今天却由于就业限制法令的出笼，你的饭碗就被法律砸了！自由随之也受到威胁。因为，你已经是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这样被逼到贫穷和犯罪的绝路。如果一个西藏或者云南的农民在北京打工，身份证遗失了，按照规定他只能在户口所在地补办，而没有身份证他就会被拘押起来然后遣送回去！等你下次补办后再从西藏赶回来吧！为了可怜的自由，你必须时时刻刻把所有的证件带在身上，等待随时可能出现的查验。你只能在战战兢兢中生活。如果遗失了也就丧失了自由，如果小偷偷偷走了，也偷走了你的自由。甚至有的城市还规定“民政部门认为应当予以收容遣送的其他人员”（昆明市），也可以被收容遣送。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就全由民政部门“认为”了！ 　　 　　 　　　　那么，如果被收容遣送，一个公民最长可能被剥夺多久的自由呢？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城市的规定：《天津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收容遣送站应当及时遣送被收容遣送人员，待遣时间从查明其身份或者户口所在地之日起，本市的不得超过7日；外地的不得超过1个月，其中边远地区的不得超过3个月。”如果这个人一字不识，也只会说他老家人听懂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查明他的身份？这就意味着被拘押的时间加起来可以超过3个月，可能超过多少？不知道！ 　　 　　 　　　　《洛阳市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规定：“被收容人员留站待遣时间从查明身份和居住地之日起计算，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不得超过十五天；本省内的不得超过三十天；外省的不得超过六十天”。“已查明身份、居住地的下列人员，可适当延长留站待遣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一）经医生证明，需观察病情的； 　　 　　 　　　　（二）流浪成性，屡遣屡返，需留站教育的。“这一个”可“字就了不得，使你的拘押时间可以6个月以上！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如果想流浪，就千万别老去洛阳一个地方！更可怕的是，它的第二十条规定”被收容人员住址不详或确实无家可归的，除继续查询外，有劳动能力的，可留站参加生产劳动和进行教育 “。反正你不能自己回家，即使当野狗都不行；是帮你找工作吗？不是。而是留站劳动。可留多长时间？不知道！这就意味着收容遣送已经成为一种剥夺自由的严厉手段。洛阳市规定，”有劳动能力的，应当参加市收容遣送站组织的生产劳动“。既然要组织劳动，到底是自愿，还是强制劳动？如果不愿意被强制劳动怎么办？……也许你觉得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可你要知道，这对一个被收容的人却是他当前最大的问题：人身自由和尊严！还是不把公民的人身自由当回事？而我国政府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洛阳市规定，”被收容遣送人员在收容遣送期间的食宿、医疗、遣送费用由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支付，支付有困难的应予减免；参加生产劳动的，从其劳动收入中抵支。“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规定也平淡无奇。实际上这意味着你自己花钱卖不自由！自己花钱买不自由--这真是天才的构想！本来就没有钱，如果不干足活，哪来赎身钱！至于会不会借机收你每天几十块钱，其实你可能是天天吃咸菜窝窝头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是不是会看到你家里也掏不起钱，就故意延长拘押时间，强制劳动，直到把费用挣回来，甚至还有点赢余，就不得而知了！ 　　 　　 　　　　即使违反了治安条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拘留：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最长也只能拘留15天；而刑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而收容遣送却可以剥夺公民的自由6个月以上！如果你抗拒，那是妨碍执行公务，还是违法！按照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不能制定行政法规。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及各大城市制定的有关收容遣送的规定都是非法的，而且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滑稽的是，北京等城市的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居然说什么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岂不知收容遣送本身就是非法的！真是贼喊捉贼。此外，收容遣送也与我国政府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背离。因为它不但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而且还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而收容遣送打击的就是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尽管收容遣送明明是违宪的，可是它依然显得生命力特别的顽强！而且是公民权被侵犯，连司法保护的渠道都没有。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庄严的法律，你为什么就不能让公民自由自在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呢？法律规定的平等就业权难道只是一句戏言？如果我们翻开《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它们刊登的招聘广告中常常有一条是要求“ 有北京市城镇正式户口”。 　　 　　 　　　　其实何止北京！中国还有哪个城市不是这样做的呢？或许人们见的多了，已经见怪不怪。没有人告这些媒体刊登歧视性广告，也没有人告用人单位进行歧视性招聘。 　　 　　 　　　　其实就是去告，也可能没门。因为这种广告和招聘符合北京等城市政府的有关规定。而这恰恰是法院对之无可奈何的地方！因为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可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信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国度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个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连劳动的自由都没有？为什么城市政府可以颁布形形色色的排外法规？它们凭什么可以剥夺和限制一个中国公民从自己的血汗里挣到面包的权利？从而使他们面临“ 不得食” 的威胁？可他们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生存。难道我们不是老将“生存权是首要人权” 挂在嘴边吗？ 到底是谁之过？ 难道真的就是弱者彻底无告吗？ 不是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法则肯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我国政府日正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 这就意味着用工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某地户口的做法是违法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也是违法违宪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因此，当一个公民感到自己的劳动权受到侵犯时，他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不幸的是，法院对政府部门那些歧视性规定却不能判决违宪。那些规定依然可以逍遥法外。对歧视的根源无能为力，最多只能抓住鸡毛蒜皮，这就是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悲剧，是司法权不能独立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有效制约的悲剧。残酷无情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中国人，没有司法独立就无法有力地保障民权。也许你根本就认为宪法和法律的庄承诺不符合国情。那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就应该缓行呢？是不是为了“符合国情”就可以容许出现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规定和行为呢？对此宪法规定的很明白，我没有必要再费口舌。我只想说，中国不能没有社会公正，中国不能再允许存在无法无天，中国不能没有法治。让我们去看看剥夺进城农民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众所周知，中国还有几千万农民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这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对于他们，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和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 那些进城的人们谋生的人们，他们大都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能力如果不能卖出去，那就等于零。也就没有面包，不能租房，没有在城市居留的资格…… 　　 　　 　　　　马克思当年挖苦讽刺资本主义社会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因为工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这位能够设想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才思想家，却预测不到今天中国农民进城会面临什么样的境况：他们连自己人身的所有者都不是，即使想成为马克思所嘲讽的“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也不可得，哪怕是甘愿把自己当“让人家来鞣”的一张皮也不行！他们只是想用自己的血汗养活自己，又碍着了谁呢？如果一个农民到了“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时候，却连自己的皮和肉都不能卖，而且想买的资本家也不能买的时候，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境地吗？当农民的劳动能力无处施展时，他们就被美其名曰“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拥有农民身份的中国公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岂不是只能“剩”在家乡吗？！只能等着青春逝去，等着皱纹爬上额头，只能等着终老山乡？我们不是讲要共同富裕吗？为什么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中国，一个农民身份的人，想凭自己的智慧、体力、勤劳和血汗，去自由谋求工作的权利都没有呢？那些制造歧视和隔离政策的人们，不知你们可曾想过，我们人道的法律规定了公民这样的义务：父母必须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子女必须赡养自己年迈的父母……倘若父母因无力抚养子女或子女无力赡养自己的父母而抛弃他们，就可能触犯了无情的法律，而且舆论也会指责他们心狠。可他们心中并不比别人少一份爱心和关怀。也许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昨天还在北京或者上海打工，今天却被当地政府依照就业限制法令把他们清理出去！结果流浪街头，紧接着又被扔进收容遣送站……钱没有挣到，却还要倒贴进一笔收容遣送费！对于不让他们挣钱的制度，又应该作何评价呢？难道他们只能用贫困无助来爱自己的高堂老母，用清汤寡水来喂自己的孩子？有人说，是农民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似乎失业工人的命运是他们给弄糟的。这难道不是挑起对最弱者的厌恶和憎恨？难道农民是强盗？难道农民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混混？是从四面八方飞到城市的蝗虫？难道他们来到城市是接受恩赐，而不是靠出卖自己的智慧和劳力，挣得一分或薄或丰的收入？农民没有去强迫谁必须雇佣自己，他们是靠自己的血汗和辛劳！难道这就叫抢饭碗？难道这也是罪过？他们没有工作时，没有保险没有救济金，他们生病时，如果没有现钱，没有医院会收留他们，只能挨到油干灯尽的那一天，……与其说他们是在打工，不如说他们是在玩命！如果是你的父母，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面临这样的处境在挣一份血汗钱，你还会认为实在是太过分吗？恰恰相反，倒是城市通过职业保留制度，对职业工种进行分类，规定某些行业只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开放，而限制其他身份的人进入，才真正是弱肉强食，抢农民的饭碗砸农民的饭碗！难道城市的主政者们都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时的典型做法？是美国当年隔离和歧视黑人的手法？在2000年北京市限制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当录入员，这难道和1892年美国的佐治亚州宣布雇佣自由黑人当排字工为非法，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吗？难道中国的城市要想美国学习以南非为师？难道各级政府要继续推卸其为公民提供平等法律保护的责任？我们不是讲集体人权吗？而中国城市实行的隔离和歧视针对的是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政府通过强行排挤农民身份的工人，来表达对城市户口失业者的关爱！对这种挖肉补疮的做法，难道良心上能够安宁吗？我们总是喜欢称“农民兄弟”，难道这是对待兄弟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说北京已经就业压力很大，但我们不能因此把就业变成一种特权。古有明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北京人”认为失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将有着农民身份的中国公民从工作岗位上赶走，用行政手段砸了人家的饭碗时，就能那么心安理得？难道他们是贱民，不知道痛苦，不懂得尊严，不需要平等？他们就会心情舒畅得唱起“我爱北京”来？他们之所以遭到歧视性对待，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吃苦，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工作能力，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不是因为他们违法，不是因为企业破产，只因为他们是没有北京户口！没人想到他们也是中国公民。可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法则肯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难道他们不算是“劳动者”？以户籍为依据厚此薄彼难道不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允许进城农民干的，往往是为城市居民所不齿的所谓低贱工种，都与脏险累毒沾边。难道农民就是天生的贱种？如果是自由竞争，他们找不到别的工作，而只能干这些行当，也无怨尤可言。可这是以政府的名义强行限制的结果，难道这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歧视和侮辱吗？由于政府随时都可能制定新的用工限制政策，因此进城谋生的农民也就随时要准备失业――不，他们连失业都不配更不配下岗，在中国连失业下岗都代表身份、等级和特权――，饭碗被砸了流浪街头又会被政府收容遣送！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了工作，警察只看结果：没有正当生活来源就可收容；没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租不起房子，警察只看结果：露宿街头便可收容；没有人会问他们如何才能再就业――其实他们也不配用这个词，因为他们是农民――，警察只看结果：盲流就应该收容遣送……难道中国的“农民兄弟”只配有这样的命吗？这一切的不公正也许他们都默默地忍受了，但是谁又能够使他们不想到自己的儿孙还是将和自己的命运一样，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给他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又有多少学者官老爷们仔细思量过呢？他们因为失业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在举目无亲的城市，又有谁怜悯？他们不是到处乱窜的野狗，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仅仅只是因为法律强制给了他们一个农民身份！《中国革命史》告诉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很多人昨天还是农民。五十年前，工人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等级。而今天，这种天然的联系不再存在，怎么能够想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连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由都没有啊？！似乎这样对待进城市谋生的农民还不够，许多学者官老爷和媒体还要对他们口诛笔伐，冠以蔑称：盲流！如果他们呆在农村，有人说中国农民安土重迁没有市场经济意识；如果外出寻找工作的农民又会被称为盲流，好像他们都是吃饱了撑着非要满世界转悠，让老爷学者们不放心似的！如果他们凭自己的能力进城找到工作又是抢城里人的饭碗！……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纳闷，难道真是赵树理笔下的“常有理”再生了不成？ 　　 　　 　　　　中国，你的良心在哪里？自由无价对农民的隔离是中国的耻辱。我反对隔离，是因为隔离与公正相悖，与自由无缘。五十年来，中国的隔离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时时刻刻都在把它的丑陋展示给世界：自称为文明代表的城市，却是公民自由最坚决的反对者，它们自以为有给另一部分同胞画地为牢或者驱逐出境的权利。我不相信，一个城市在自称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会因为对农民的隔离和歧视，而在当政者们的乌纱帽上烙上耻辱的印记；我不相信，一个国家在自称要实行法治的同时，不会因为对农民的隔离和歧视，而让人感到法律是言而无信的文献虚情假意的典范。我反对隔离，是因为隔离肯定分裂。五十年来，中国因为隔离制度的存在，而被撕裂成一块块碎片。中国的城市形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类似中国王朝时代的诸侯割据。在一个连起码的居住和迁徙自由都没有的国家，怎么可能出现民族的大融合呢？这是一个表面上统一的国家，却有着分裂的人民。隔离制度时时刻刻在用事实告诉每一个中国公民，中国并不重要，对一个人来说，你出生在哪里，那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你的户籍所在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只能是“外来人口”，规规矩矩作一个局外人那是你的本分。既然如此，我怎么能够去爱一个在法律制度上把我当外人的地方呢？我反对隔离，是因为它无视尊严践踏平等。五十年来，由于隔离制度的存在，农民成了没有首陀罗之名的首陀罗。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象征中国最底层的身份。农民成了世袭的等级。事实上没有平等的就业权、没有平等的选举权、没有平等的教育权……他们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微乎其微。建立在户籍管制基础上的隔离和歧视的幽灵，没有理由继续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肆虐游荡。中国不应重复美国和南非隔离制度的悲剧。我不会幻望一夜之间，隔离就会消失，歧视能够匿迹。要消除中国的隔离将是一个充满曲折和斗争的漫长过程。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反对歧视消除隔离的民权理论和民权运动。我希望终有一天，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南海诸岛到大兴安岭，都能够听到自由的歌谣。我希望终有一天，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公民都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幅员辽阔的国土是世界上最雄伟的自由纪念碑。面对子孙后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用自己的血汗留给了你们一座自由平等的大厦。我希望终有一天，平等之光照耀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出身不再是决定一个人公民权利多少或者有无的标准。人人生而平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信仰。无论出生在湖南还是上海、广东还是湖北，我们都是中国公民。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再是城里人瞧不起乡下来的，北京人看不上山东来的。我们相互尊重，任何时候都能和衷共济。面对子孙后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用下半身思考转自 翠微居 []> ※※※※※※ 孔德之容
繁茂东方&[3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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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
今古奇闻还是恶棍谎言：评孙志刚案初步调查结果(zt)---转自铁血　　据《北京青年报》5月1日报道，孙志刚被毒打致死案已经有了初步调查结果： “4月27日与天河区公安分局一起看望孙志刚家属的一位同志称，调查已经有了 结果，孙志刚被打与警察无关，孙志刚可能是在医院被同房的8个人打的，而且 这8个人分布在全国8个省份，都已经不在广州了。”，而且记者拨通涉案黄村派 出所的电话，值班民警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如果这个结果是真实情况，那可真是中外均为有过的古今奇闻！可惜，大多 数中国人还未弱智到面对这种荒唐结论不发出任何疑问的地步。最起码，以下疑 问必须得到合理解释： 　　一、且不论当前的户籍制度和暂住条例是否为恶法，但就目前的暂住及收容 条例，孙志刚有合法住所，有合法工作，有身份证，他也不符合收容条件。请问 黄村派出所根据什么把孙抓到派出所并送到收容站？如果从这一步就是非法的， 那么无论孙是何人打死，派出所也逃脱不了责任。可惜，尽管这么明显的违法办 案证据，广州方面却没有任何消息表明已经拘捕了涉案警察。 　　二、这8个同病房的人分布在8个省份，想来他们之间并不熟悉。那么这8个 陌生人怎么会够串通起来打死另一个陌生人？作案动机是什么？而孙志刚刚从收 容所出来，与他们无冤无仇身上也无钱，这8个人靠什么力量达成一致敢于如此 铤而走险？ 　　三、既然是在医院里，孙和这8个人应该都是病人，无法想像8个患病在床的 人还有力气和精力去杀死另一个不相干的人。 　　四、如果是好好的人，孙志刚为什么要从收容所被被送到医院？而且据医疗 记录，孙送进来不久就已经昏迷休克。(医疗记载是一直入睡) 　　五、从法医验尸结果可以看出，内脏和皮下组织大面积出血却没有皮外伤， 说明打死孙志刚的手段非常“专业”，非平常人所能为。难道这8个来自不同省 份的同病房人恰好都是职业杀手？还是他们恰好都是杀人天才，心领神会，采取 一致的打法？ 　　六、我们知道，在医院里不时都有医生和护士在走动。那么这么多人暴打一 个人的动静就没有人听见？孙就没有一点反抗和呼救？ 　　……………… 　　疑问太多了，我只能理解为这是恶棍的谎言，且看当地警方怎么自圆其说！ 与其编出这么弱智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架不明飞行物来到地球，是外星人闯入 收容所打死孙志刚的呢，这岂不更可信一些？更无从置疑？ &[4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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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查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 13疑犯缉捕归案
从省有关部门获悉，近日广东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听取省市联合专案组关于武汉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侦查情况的汇报，研究和要求坚决彻底查清此案，依法严惩凶手，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经专案组缜密紧张的侦查，目前此案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捕归案，3名在此案中渎职的工作人员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现已查明，被害人孙志刚，男，汉族，27岁，湖北省武汉市人，2001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业。今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3月17日晚10时许，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20日凌晨1时13分至30分期间，孙志刚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当日上午10时20分，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孙志刚被敌意伤害致死案发生后，中央和省委领导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周永康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示要坚决依法彻查此案；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指示：一定要依法从严惩处凶手，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还孙志刚及其亲属一个公道。公安部专题研究并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帮助指导查办此案。省、市迅速成立有政法委、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民政、卫生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省、市政法公安机关也迅速成立联合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目前已基本查情此案，缉捕了全部疑凶，涉及单位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已基本查清。省委常委会根据案件侦查掌握的情况认为，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故意伤害致死案，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亲自督办，表明党和政府严惩罪犯、保护人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一贯立场。省委要求，一定要集中省市政法战线骨干力量，将案件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省、市检察机关要提前介入，案件查清后，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违反党政政纪的，按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据公安机关披露，省、市联合专案组连日来不断加大办案力度，抽调精兵强将，由厅局长挂帅，全力开展侦查和追捕工作，其中组织8个追捕小组分赴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山西、贵州等省开展缉捕工作。至5月12日止，先后抓获李文星、李海英、张明君、李龙生、周利伟、何加洪、洪权才、韦延良共8名涉嫌殴打孙志刚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指使殴打孙志刚的救治站护工乔艳清、吕鹏、乔志军、胡金艳、刘全有也已抓捕归案。同时，检察机关已对涉嫌渎职犯罪的有关人员立案侦查。目前，收容救治站的负责人、当晚值班医生彭红军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已被逮捕，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等已被刑事拘留。 　　据透露，省委决定成立专案督查指导组，专门督导此案的查办工作，确保严格依法公正办案。同时以此案为鉴。举一反三，要求在全省政法系统监管场所、民政部门管辖的收容遣送站、卫生部门管辖的收容救治站进行全面检查，整改问题，开展深入教育，严肃法纪，坚决落实领导责任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认真探索改善城市管理和收容遣送工作，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司法监督，改革信访工作，形成合力，优化结构，强化监督。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后，省、市、区领导和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多次登门看望其亲属。5月11日省委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再次亲自上门看望孙志刚的父亲及亲属，表明一定要查情此案，依法严惩凶手，维护社会正义。孙志刚的亲属对省委、省政府和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的关怀表示感谢，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查清案情，严惩凶手，伸张正义。省、市政法部门负责人感谢孙志刚亲属的积极配合，同时也感谢新闻媒体对本案的关注，欢迎新闻媒体对公正司法发挥积极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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