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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纯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日17:37中国经济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1日讯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王儒林同志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图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袁纯清。（图片来源：资料图）　　袁纯清简历　　袁纯清，男，汉族，1952年3月生，湖南省汉寿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197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10月参加工作。　　参加工作后在湖南省汉寿县公安局、常德地区公安局工作；1977年2月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担任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历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干事、副处长，学联办公室主任；1985年5月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1987年3月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 (期间：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政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12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期间：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2月兼任共青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97年9月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书记(期间：1999年4月至2001年5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专业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3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2004年1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同年2月兼任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6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7年2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2010年5月任山西省委书记，同年7月兼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日，在中共山西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十五届中央纪委委员，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袁纯清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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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谈国企改革：应打破高管薪酬大锅饭
日11:37企业观察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邵宁、石军、郑新立、宋志平、华生等热议国企改革。　　《企业观察报》记者 刘青山　　“因为没有建立相应的淘汰退出机制，半市场化的国企高管年薪制有变成高水平大锅饭的可能。”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微博]原副主任邵宁在8月23日召开的“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研讨会上如此警示说。他认为，现行国企高管年薪制是改革中的一种无奈选择。　　“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研讨会由国务院国资委[微博]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人民政协报联合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石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计，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十八大代表、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华生[微博]等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出席了研讨会。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声，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骧，全国政协委员、《求是》杂志原总编辑张晓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所原所长陈小洪，人民政协报社长李红梅，国资委深改办主任、研究局局长、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彭华岗，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楚序平等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由于该研讨会的召开，恰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之后，因此国企高管薪酬话题自然成为关注焦点。此外，与会者还就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国资监管体制模式、市场主体的重构等三个层次的话题进行研讨。　　寻求最大公约数 　　国企改革应公开公平公正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进行部署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担心参与国企改革会成为代做嫁衣者。　　对此，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国企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引进外部投资还是内部持股，都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生命线。他认为，如果把握不好这一问题，国资国企改革就是自掘坟墓。华生强调：“从世界上看，凡是政权倒台的，都因为公共资产瓜分得不公平。”　　与会学者认为，国企改革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要尽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以保证参与改革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乃至广大民众都从改革中获益。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就他最近8个月以来对17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研发言说，目前不少民企对如何才能在国企改革中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心存疑虑，尽管认可大方向，但观望情绪比较浓厚。“应该说，支持和参与国企改革是民企的历史责任，但是资本的最大特点是逐利，没有利润的事，民企是不会去做的，国企也一样。”　　庄聪生说，他在调研中发现，民营企业的担忧主要表示在目前投资领域的隐性壁垒依旧存在、国企与民企的体制机制冲突明显以及民企投资后是否能够掌握一定话语权等。庄聪生说：“很多民营企业希望在入股国企后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或者主导权，有了这个权力他才会投资，纯粹让他当配角，他是不愿意的。再有，就是很多民营企业担心国企拿出来的资产不是最好的。”　　此外，国企体量过大，民企与国企难以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也是社会上普遍关注的话题，更是民营企业家向庄聪生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因此，庄聪生认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行优先股制度，或者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仅能降低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门槛，而且也能让民企在进入后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华生表示，国企是全民的资产，无论是引进外部资金，还是进行内部持股，都应该创造条件让更多人知道并且有机会参与。　　前不久中信国安的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试验，遭到强烈的质疑。对此，华生评论说，大家认为中信国安卖得太便宜了，那么大个集团，控制那么多上市公司，民企只出那么点钱就将它全部控股了，有问题。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华生认为“不一定”，因为毕竟大多数人没有参与资产评估过程，很难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华生认为，大家有意见，因为交易“不公开、不公正、不透明”。　　在上世纪末，国企改革交易并无硬性规定，现在各地出台的改革举措中已经明确要求，股权转让必须在产权交易所股票挂牌，华生认为，这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就是增资扩股不用进产权交易所，中信国安就是钻了这个漏洞。华生认为，如果不把这一漏洞堵上，国企改革就会沿着中信国安这条路改下去，那么改革必然会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　　在华生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的生命线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他认为，本世纪初的国企MBO(管理层收购)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　　“公开、公正、公平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原则，也是一条改革的原则，必须坚持。”石军认同华生的观点，他表示，现在制定的制度也好、政策也好、法律法规也好，对此都应当加以规范。　　庄聪生表示，现在很多民企已经认识到，公开的交易更有利于企业改革成功。他以上海为例指出，作为地方国资改革的先行者，上海在出台改革方案时，明确提出要做到“信息公开、定价公开、竞争公开、程序公开”，而上海复星是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先锋，迄今已经参与了22家国企改革，投资接近100亿元。庄聪生认为，复星的运作做到了公开，“国资委和纪委都曾去查过，他们的交易绝对是本本分分的，因为一旦出事得不偿失。”　　改革政府权力边界 　　打破高管薪酬大锅饭　　国企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涉及到多个层次，从哪一角度着手向无定论。长期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石军表示，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应该从政府职能改革开始。　　石军认为，一直以来，国企的自主权不足，是企业界人士尤其是在国企内部意见非常大。“只有政府才能决定国有资产的战略方向和调整方向，只有政府才能确定哪类企业实行独资，哪一类实行混合，以及混合的程度，哪些行业可以准入，哪些行业不能准入。”石军认为，这导致了企业缺乏对资产支配权和调整权，使得企业无法适应市场变化，“所以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首先转换政府职能”。　　华生则表示，在此前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监管模式下，附加的条条框框太多，企业要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而没有被管死是很不容易的。　　对此，邵宁、王计等人也认为，包括国资委在内的政府机构应该在改革中重新划分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让市场在激发企业活力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要以管资本为主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邵宁认为，这一提法是有针对性的，“说明国资委在工作中出现了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意在提醒国资委应该注意自身的权力边界”。不过，邵宁也表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宜简单化、绝对化。　　邵宁透露，在组建之初，国资委并没有完全按照一个专业机构标准进行组建，相当一部分参与组建的机构和人员并不是搞企业工作的，甚至不是搞经济工作的，“这些人搞起经济工作就很难把握行为界限，越位很难避免。”　　邵宁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国资委管理的工商类企业最初并不是市场主体，尽管经历了多轮改革，至今仍然背负着冗员、社会职能和大集体等非经济问题。他认为，尽管目前国有企业的各类问题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并没有解决完，所以现在单纯的管资本对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国资委应该既要有能力管资本，也要有能力推进改革、调整结构、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为管资本创造条件。　　调整国资委管理重心的同时，邵宁认为，其他相关的部门应该与国资委一道完善包括企业干部任命、薪酬管理体制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他指出，“这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关键点。既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可能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打通国有企业高管、领导人员的市场化的退出通道。”　　邵宁表示，很早之前，中央就提出了要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目前来看，国有企业的高管入口已经开始多元化了，包括组织调动、内部提拔、竞争上岗、公开招聘等，但是出口到目前为止始终只有一个——行政化的出口。与此相伴的，则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扭曲。　　上一轮国企进程中，为了留住人才，国资委实行了一种半市场化的年薪制办法，这就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收入水平比市场低，但是比公务员要高。“这是改革过程中非常无奈的选择。”邵宁说，在理论上实行年薪制之后，应该及时启动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优选和市场化的淘汰机制，否则年薪制很可能就变成一个高水平的大锅饭。　　对此，华生也有同感。他说，按照政府的标准，国企负责人比政府官员同一个级别的工资高了5-8倍，官员心理当然很不平衡。但是与同等规模的民企相比，对方高管的工资又是国有企业的10-50倍。因此，华生认为，阻碍国资国企改革不能前进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我有一个疑问，央企改革到底是改成‘央’还是改成‘企’?”　　对此，宋志平补充说，国有经济应该区别对待。国企应该集中在保障类领域，这一类企业没有必要也很难政企分开，比如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公交公司。他认为，竞争类领域国有经济应该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来体现，在这些企业中不管国有经济比重是多少，必须实行政企分开。　　管理层持股 　　方能成就百年伟业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国企已经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进入《财富》世界五百强名单的国企连年增加。然而，多位与会人士呼吁，在看到国企发展成绩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他们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认为，目前有些国企发展形势十分严峻，改革刻不容缓。从外部来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至今阴影尚在，国际经济恢复艰难。国内来看，国企的产业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不少投资以不良资产的形式大量沉积。曹德旺透露，他前段时间收购了四家国企，其中两家已经资不抵债，这说明“现在国企的债务问题很严重”。　　王计则认为，不少国企目前已经有了较强的实力，但活力不足仍然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在王计看来，国企具有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生能死，能大能小，能进能退，能嫁能娶，让国有企业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实现交易，让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在资本的流动和交易中去实现。”王计表示，不少国企距离这一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要想增强企业活力，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公认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石军表示，国企改革的立足点就是营造活力企业，而突破点就是混合所有制。他认为，“发展混合企业是营造活力企业的重要途径。只有实现企业产权的多元化，才能实现治理结构的科学化，才能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宋志平则认为，优先股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捷径，它不仅能化解国有资产混合过程中的流失风险，同时也可以解决国有股有限获得股息和保证国有股优先权的问题，还能提高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关于实施优先股制度，宋志平进一步解释说，首先它可以保障国家的财产处置优先权。其次，混合之前，部分国有资本量化成优先股，剩下的拿出来和普通股合作，这样可以降低混合难度。再次，既然可以把优先股的部分交给民企，也就可以交给企业管理团队经营，保证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优先股，这可能是我们在整个混合所有制里打开缺口的一个通道。”　　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发言时表示，为了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应该允许员工持股，尤其是核心领导和骨干队伍必须持股。　　郑新立说：“一家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公司，真正的凝聚力在于核心层、骨干层。”核心层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骨干层包括二级公司的经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如此大概有两三百人必须持股。郑新立认为，为了规范管理，可以规定核心层、骨干层在任期之内，甚至离任之后的五年之内不允许出售股份，这样就等于给他们戴上一个金手铐，这是许多企业办成百年老店的秘诀所在。　　王计则希望，把对人的管理重点放在对董事会成员的配置上，让董事会充分行使章程赋予的权利，让董事会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王计说：“赋予权利意味着赋予责任，这种权利与责任的配置要比让远离企业坐在办公室里的处长和局长们充分行权，却负不起责任的现行制度更贴近市场、更具有法律效率。”　　华生表示，混合所有制最终的呈现形式争议很多，但最理想的状态可能是没有明显控股股东。他举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例子说，像微软[微博]，比尔·盖茨自己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几，谁是控股股东？他说：“这些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可能是保险基金，可能是一个大学的基金会。股东之间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相互制约，那才是真正的混合。”　　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怎样管理，是关系这一改革成败的关键。对此，宋志平认为，过去股份制的探索之所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戴着国有控股公司的帽子，仅仅解决了从市场募集资金的问题，并没有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拿到的钱还是国家管。当前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不能再犯上一次的错误，不应该再给混合所有制企业戴上国有混合、国有控股的帽子。　　“现在各省市基本确定了50%以下不按国企管理，那50%以上呢？”宋志平认为，不管混合比例是多少，只要引入了社会资本就不应该再按照国企进行管理。　　宋志平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企、外资应该同台竞争，统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矩去做，不要赋予其他的东西，既不要赋予额外的优惠，也不要给任何额外的限制，这才叫真正的混合所有制。”
国企改革国企高管混合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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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华：中国2013年少排二氧化碳25亿吨
日19:35中国新闻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新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 周锐)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30日在京指出，2013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28.56%，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振华是在2014年中国低碳发展战略高级别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在这个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办的活动中，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等官员和专家学者围绕着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展开讨论。　　他表示，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显著降低源于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森林碳汇、推进低碳试点等手段。　　解振华指出，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能源需求和碳排放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合理增长。但中国不会重复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无约束排放温室气体的传统发展道路，而要努力探索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他说，中国将加强碳排放管理和考核，研究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逐步实现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解振华透露，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在2012年正式启动了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项目。该项目集中38家机构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对中国到2020年、2030年、2050年的低碳发展总体趋势进行分析研判，提出中国低碳发展的目标任务、实现路径、政策体系以及保障措施。目前，各项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完)
解振华二氧化碳房产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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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称中国改革力度让人大吃一惊
日05:39南方都市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新华社发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正起———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述评》 　　外媒称中国改革力度让人“大吃一惊”　　据新华社电 “今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要真枪真刀推进改革，为今后几年改革开好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为全面深化改革再一次发出动员令。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刚刚过半，随着一批批带有顶层设计性质的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相继出台，随着一项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作用的重大改革举措陆续推出，改革总体部署全面展开，以破竹之势，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向纵深推进。　　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枢。　　全会闭幕一个多月，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担任副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舆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大业的重要性、艰巨性、严肃性。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通过工作规则，并成立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等6个专项小组，根据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开展工作。　　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将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保证任务落到实处明确了责任。　　时隔一个多月，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对序盘阶段的改革工作提出了总要求。以336项重要改革举措为经纬，领导小组制定了2014年工作要点，排出今年要完成的80条重要改革任务予以重点督办。　　6月，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进入半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强调改革进入实施阶段，不可避免要涉及利益调整，必须杜绝局部利益以各种理由阻挠、虚化、拖延改革。　　仅仅又过两个月，刚刚出席南京青奥会开幕式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即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总结前一阶段改革进展，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这次会议通过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年)》，对未来7年改革实施工作作出整体安排，突出每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突出关联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成为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2014年，对中国而言，是成败攸关的一年。中国领导层已向外界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出艰难决定并聪明地贯彻实施。　　海外舆论对中国改革计划从怀疑到惊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之际，海内外舆论称赞中国的改革计划“雄心勃勃”，但也不乏观望怀疑之声。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去年11月18日在报道中说，现在，人们关心的是能否将宏伟的改革蓝图变为现实并取得成果。　　半年多来，中国的改革行动之迅速、之果敢令世人惊叹。今年8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中国的改革幅度和力度“超预期”，“让国内外大吃一惊”。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6月6日、6月29日和6月30日，分别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研究并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决定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方面重点推进改革。此前，国务院已就改革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和充分讨论。　　同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一样，《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多道审议程序而获得通过，为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因地制宜地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明确了路径和要求。　　司法体制改革、院士制度改革、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一些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多年未有进展的改革，得以强势推进，一些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正在一步步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破解。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重大改革方案的议程清单不难看出，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重点领域突破前行———6月5日：《关于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方案》；6月29日：《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7月1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8月28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6月30日和8月29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改革方案。　　舆论普遍认为，半年多来的改革“组合拳”，让人民看到了党中央除顽瘴、克痼疾，真枪真刀触动利益“奶酪”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振奋、充满期待。网民评价说：“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为几十年来所未有。”　　中央深改组以身作则，全国改革风云再次激荡　　“中国的改革因其人口众多而独特，中国的改革是为了13亿人的改革。”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世界银行[微博]中国局局长罗兰德，今年7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这一鲜明论断，已经明确载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始终注重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中找准改革切入点———长期以来，广大群众对“车轮上的铺张”反映强烈。为进一步纠风并规范制度，中央在整治违规配备和使用公务用车的同时，决定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今年7月，在充分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多数部门和各省区市意见的基础上，公车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增加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同时，提升了家庭发展能力，增强了家庭养老功能；城乡养老并轨为人们提供了“老有所养”的制度保障；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着眼于促进教育公平、全面发展、科学选才，革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病……随着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举措不断推出，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相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浪潮中一起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改革再次扬帆起航，“抓落实”、“抓到位”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关键词”。　　建立督办总台账、落实督办责任制，按任务进展时间节点到有关部委办走访督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高度重视改革任务的督办落实，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国务院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对简政放权、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等重大改革举措落实情况开展大督查，并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使政策落实成为一场“接力赛”，确保抵达终点。各地区各部门也普遍以列出改革任务清单、施工图、时间表的方式明确自身责任、推动改革举措落地。　　放眼神州大地，改革风云再次激荡———在京津冀，北京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天津滨海新区通过“一颗公章管审批”，河北推进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三地已启动通关一体化；在长三角，上海自贸区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在负面清单管理、境外投资管理、商事登记、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长江流域，覆盖11省市、促进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全面启航，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开始实施……　　全面深化改革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呼唤改革、投身改革、见证改革，在改革的浪潮中昂扬奋进。
改革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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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四审稿8月底上会 专家称通过可能很大
日02:24第一财经日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徐燕燕　　预算法四审稿将于8月底上会，不再征询社会意见，《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四审稿通过并直接表决的可能性很大。　　法律界人士对本报记者称，如果不是争议很大，一般立法二审、三审即可通过，《环保法》是四审通过的，预算法四审通过的概率很大。　　十年修订　　本报记者了解到，“预算法修正案”或将在八月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进行“四审”，并将同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表决。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四审稿会在三审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但实质性的改动不会太大。　　至此，跨越三届人大任期、长达10年的预算法修订终将接近尾声。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明确要求：“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这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预算决算审查监督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今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从政策上明确了预算管理体制的方向。　　本报记者对照二审稿和三审稿发现，三审稿在立法宗旨、全口径预算、预算的公开透明、地方债等方面都有改变。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教授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三审稿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预算法修订得以提速，为财税体制改革提供法律依据。他预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预算法四审通过并直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的可能性很大。　　明确立法宗旨　　推动十年之久的新预算法和现行法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还存在哪些期许？　　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三审稿实质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立法宗旨、全口径预算和国库单一账户等方面。　　三审稿第一条明确了预算法的立法宗旨：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现行法的表述则是：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对本报记者说，立法宗旨的改变，让大家意识到预算法是一个法律的定位，是为了约束和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但政府能否花好纳税人的钱，还需要依靠更加具体的约束。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也认为，谁来规范政府行为，如何规范，在三审稿中没有阐明。他对四审稿提出的建议是，应当阐明预算过程中人民、人民的代表机构以及政府三者之间的权责关系。　　全口径预算　　建立全口径预算管理制度是预算公开透明的重要前提，财税法学界为此奔走呼吁多年，也是此次预算法修订的重点。　　全口径是针对过去立法机关只能审查公共财政预算而言，提出将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　　在三审稿中，明确将预算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并规定“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预算编制从“一般编制到款”细化到“项”。　　在王雍君看来，这算得上预算法三审稿中一项实质性的改变，对预算的公开透明有了更明确的要求。　　但也有专家坦言，这些原则性的条款具体如何落实，至少从三审稿中还没有更为明晰的要求。有媒体报道称，财政部正在编制《预算法实施条例》，或将于年底推出。　　施正文对本报记者说，这是因为我国预算法只对原则性的问题进行约束，具体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需要配套的实施条例来完善，比如，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具体如何编制等问题。　　央行[微博]经理、代理之争　　此外，中央国库业务最终是延续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微博]经理制，还是“央行代理”，仍是争议的焦点。　　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改回“央行经理”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管谁来管这笔钱，如何预防其中的腐败才是关键。　　按照现行法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各级预算必须设立国库；具备条件的乡、民族乡、镇也应当设立国库。中央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微博]经理，地方国库业务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在二审稿中，删掉了“中国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微博]经理”，并将现行的“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国库的管理和监督”改为了“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级国库的管理和监督”，还补充了“国库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这次改动被财税专家解读为，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库管理权限的减弱，而财政系统权限得到加强。　　“三审稿和二审稿没有原则性变化。”蒋洪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审稿就已经划掉了国库经理，实际上是默认了代理，只是说法上巧妙了。总的概括起来，让财政部管现金方面的权力更加大一些。”　　这体现了央行和财政部在国库的管理和监督权力上的博弈。　　有一部分财税研究专家认为，现行的央行经理制下，财政资金拨付过程中，需要走央行审批程序，减缓财政资金下达速度。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采取经理制，建议推行央行代理制。也就是说，财政部是代政府管理财政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银行服务，央行则负责提供这种服务。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还是应当延续现行的央行经理制。王雍君就建议继续坚持央行对国库的经理。央行和财政部是平行的关系，相互分工，能够对财政部起到制约作用。　　“制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谋求自身好处的行为动机，职能切割是为了相互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会赞成央行经理。”蒋洪此前对本报记者说。　　施正文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经理”和“代理”过分强调字面的变动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要明确国家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和集中支付制度，对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全部收入和支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强调两个“直达”，即资金缴存直达国库单一账户；资金拨付从国库单一账户直达供应商账户。　　施正文还建议，对专项资金要有更明确的法律要求，三审稿中规定专项资金须由国务院批准，建议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预算法预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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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出台意见缓解融资成本高 让企业融资不再贵
日03:39人民日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制图：李姿阅
　　国办出台《意见》降低银行筹资成本、缩短企业融资链条　　让企业融资不再贵(政策解读)　　本报记者 欧阳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8月14日正式发布。《意见》从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等十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融资成本高成因多样　　《意见》指出，当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经济因素又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实体经济因素又有金融问题，既有长期因素又有短期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多措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意见》出台了一揽子方案，说明融资成本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因此相应的政策措施也是全方位的。”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说。　　“《意见》的出台十分及时、非常必要。《意见》紧紧围绕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这一核心问题，多方着力、标本兼治，为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指明了方向。”中国银监会法规部主任刘福寿说。　　遏制变相高息揽储行为　　《意见》提出要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与以往谈及企业融资成本高，仅仅关注对企业的贷款价格和收费不同，《意见》从资金来源角度，特别对银行负债成本持续上升的客观情况给予了高度关注，要求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提高银行融资多元化程度和资金来源稳定性，同时降低银行资金成本。”鲁政委说。　　具体而言，从金融机构内部来看，要求“通过提高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能力、优化资金配置等措施，遏制变相高息揽储等非理性竞争行为，规范市场定价竞争秩序。”　　从金融机构外部条件来看，一方面要求进一步丰富银行业融资渠道，让银行获得更稳定、成本更低的资金。另一方面，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释放资本和相应的信贷额度，以及缓解贷存比制约；规范互联网金融和打击非法集资，遏制资金争夺逼高资金价格的行为。　　倡导商业银行理性合规经营　　从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上，《意见》倡导商业银行要理性、合规经营。　　在内部考核方面，《意见》要求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商业银行纠正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经营理念。发挥好有关部门和银行股东的评价考核作用，完善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评价体系，合理设定利润等目标。在贷款利率定价方面，既要“提高自主定价能力”，也要“综合考虑我国宏微观经济金融形势”。　　在合规经营方面，《意见》要求清理整顿不合理的金融服务收费；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　　减少企业高息“过桥”融资　　《意见》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优化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管理，通过提前进行续贷审批、设立循环贷款、实行年度审核制度等措施减少企业高息“过桥”融资。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基于风险评估的续贷业务，对达到标准的企业直接进行滚动融资，缩短审贷时间。“这使企业不用再为先还款而举借高成本的‘过桥’资金。”鲁政委说。　　另外，《意见》对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差别化监管。同时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偏离度指标，研究将其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扣分项。　　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是根本　　《意见》最后指出，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　　“《意见》特别指出相关政策的出台主要着眼于解决短期企业融资贵的问题，而长期的还得依靠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改革，简政放权，打破垄断，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鲁政委说，“如果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依然面对预算软约束，在与小微企业共同面临市场冲击时，国有企业获得的资金相对充裕，必然会挤占其他企业的信贷资源。”　　“融资贵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当前企业盈利能力恶化，要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盈利能力，让企业能够挣到钱。”鲁政委说。《意见》提出，落实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切实增强小微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意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和调整来贯彻定向调控要求，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负担，而且可以引导金融资源流入最具活力的企业，流入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切实为做强实体经济、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提供金融支持，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局面。”刘福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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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土地流转调查：承包者耗尽300万本钱后离开
日02:33上海证券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块公认的改革坚冰，正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中逐渐消融。　　　　8月10日，国土部明确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调要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产权基础。这只是土地改革一揽子政策的最新动向，就在此前，国土资源部明确将“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三个领域，作为土地改革的新秩序。　　　　改革蓝图已在勾勒，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如何？近两个月，上证报记者赴重庆、贵州、安徽等省市采访，调研各地开展土地流转的实际状况，寻找新一轮土地改革的答案。　　　　①贵州遵义市郊贡米村农田大棚林立　　　　② ③土地流转后大量优质稻田被转种西瓜　　　　④收获背后，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土地流转试点项目前途未卜　　　　⑤贵州遵义市郊贡米村农田　　记者 毛明江　　今年以来，土地改革推进中的争论和各地落实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让曾经喧嚣一时的土改热潮归于沉寂。　　然而，变化却在悄然发生。上证报记者采访中发现，全国各地推进步伐或快或慢的土地流转实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旧有面貌，农民的生活状态正在发生巨大改变。　　不过，各地土地流转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土地流转模式也没有可以通吃全国的“万灵药”。土地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划分，因此土地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不能简单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过多承担风险，而应该有系统改革、配套改革并行的思路，让农民平稳成为市民。　　记者注意到，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明晰土地改革的新方向，国务院刚刚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获得实实在在且持久的利益共享。　　新一轮土地改革正在厘清困惑，迈出新的步伐。　　被改变的乡村　　由于大量村民外出打工，贡米村不得不将撂荒的土地介绍外地老板来承包。村里单一的水稻和油菜种植被土豆、大蒜等经济作物所替代，化肥、农药、除草剂占领了田间地头，而这只是正在改变的乡村的一个缩影　　“以前的家乡可不是现在的样子。” 在回乡与记者偶遇的路上，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村民熊堂伟向记者感叹。　　熊堂伟所在的海龙镇当地人称“海龙坝”。“坝”在贵州话里的意思是“山间的平地”，人们依山而居，山坳间的平地就是人们赖以生息繁衍种植粮食的土地。　　“我小时候，春天坝子里油菜花盛开，漫山遍野，像一块金黄色的毡子铺满大地，好看得很。夏天则是绿油油的稻田，乡亲们戴着草帽弯腰在农田里忙碌。”熊堂伟的家乡在黔北小有名气，出产的稻米特别香而滋润，在古代要上交皇粮，因而叫贡米村。　　熊堂伟描述的贡米村景象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记者7月初到访满眼所及，贡米村已看不到整块种植水稻的连片土地，坝子上被种植的西瓜、蔬菜、经济林等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坝子里近十多年种植结构变化很大。以前很单一，春夏种水稻，秋冬种油菜。用水稻田来种树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哪舍得用这么好的田地来种树。”贡米村副村长任正文告诉记者，农民外出打工与土地流转改变了贡米村的面貌。　　在贡米村，90%的农民家庭都有劳动力在外打工，甚至全家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后土地要么撂荒，要么便宜租给其他村民。2000年以来，村委会为了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开始尝试土地流转，介绍引入外地“老板”来承包撂荒的土地。由于贡米村离遵义城区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来流转土地的外地人还不少。　　于是，村里单一的水稻和油菜种植被土豆、大蒜、香葱、西瓜、专门喂养奶牛的燕麦等经济作物所替代。由于前几年土地流转每亩地一年才两三百元，有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嫌便宜，索性在自家田地里种上了桂花树等经济林，种上就不用管它，树长到一定粗可以一两百元一棵卖掉。　　“农民将靠山的田地种树没什么问题，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养护。但是坝子上的良田，应该算基本农田，用来种树就太可惜了。还有的外地老板承包好的土地来搞观赏林木育苗，很伤土地肥力，复耕肯定会减产。”任正文有些心疼被用来种树的良田。　　他还告诉记者，留在村里继续务农的村民“干活”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家家都养猪养牛，积农家肥，用牛犁地，人工锄草，现在则是普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耕地用农用机械，猪牛养得也少了。“老实说，同样的土地，种的大米没以前香了，大棚菜吃起来没菜味，吃斤猪肉还得到集镇上去称。”　　今年四十多岁的熊堂伟外出打工已经有十多年，自留地给他哥种着，他自己以前修的砖房大门紧锁，已年久失修。他在城里打工，看护寺庙、送水工、物流打包等都做过，现在遵义城里已经买了两套房，儿子在省城贵阳读大学。他感叹道：“农村的土地，我和儿子肯定是不会再种了。但房子和田地还得保留着，万一城里混不下去，我就把城里房子租出去，人回乡下养老。”　　贡米村只是中国广大正在改变的乡村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土地流转大县福建沙县，上证报记者在南霞、南阳这样离县城超过10公里以上的乡镇看到，只有离村落近、土地平整的良好的田地有人在耕种，多数偏僻乡镇的山垄地都荒着，杂草丛生；山里以前被村民精心种植的桔子林、柿子林，长期无人管理，果实成熟了也没有人摘。　　探索步履蹒跚　　五年前，一个山东老板以每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准备大干一场。而仅仅三年，他就耗完自己300万元本钱，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背包离开　　赵宜盛是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2007年10月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所称的“土地整理+产业重组+制度创新”的综合改革试验。作为重庆城乡统筹改革示范区里的农地改革试点项目，他的公司在千秋村已投入近一个亿。　　现在，他有些焦头烂额，千秋村项目正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纠纷之中，极有可能对簿公堂。赵宜胜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在开始他的“田园梦”之前，他是重庆一家房地产顾问公司的总裁。　　他当初的目标是建设“示范农业、总部农业和休闲农业”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园，探索“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集体化”的农村发展改革探索之路。　　然而，这个当初被投资方、政府和村民均给予厚望的项目，7年之后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为流转的村民修建的楼房因为多种原因没有村民入住；四千多亩土地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种上了收益更高的良品葡萄，大多数土地还是荒着；此前支持项目的政府官员的更迭，加上预期的政策突破与金融贷款扶持都未如愿，投资方已经陷入资金困境，无法全额支付每年的土地流转租金。赵宜胜本人则已砸进去了自己重庆市区的三套房子，以前的座驾是奔驰，现在已换成一辆国产二手面包车。　　赵宜胜的千秋村项目曾希望获得两大政策突破点：第一是以流转出来的土地为抵押进行贷款；第二是在承包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上盖商业建筑，他的规划是“稻田里的酒店”，这个项目还获得一家英国投资公司的意向。到现在，第一项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文件明确支持，但各地还处于试点阶段，赵宜胜至今没有盼来贷款；第二项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明令禁止的，是一条不能突破的红线。　　“我的亲身体会是，新农村建设和城市资源下乡面临的基本矛盾，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与城乡二元化的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赵宜胜告诉记者，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建立的政策法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严格体系，在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处于基层的探索试验无法打破“上位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造成了“依靠现有政策去改革现有政策”的悖论，使得试点项目举步维艰。　　几乎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贡米村。五年前，被贡米村村民称为 “周百万”的一个山东老板以每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准备大干一场。由于土壤适配性，生葱价格起伏大，高温天运输易腐烂等原因，加上政府曾经承诺的农产品种植财政补贴迟迟没有到位，他在三年耗完自己300万元本钱后，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离开贡米村背包回了山东。村里只好将他本来签订了10年流转协议的土地重新找“婆家”，有的土地还重新分还给了村民。　　除了个人和企业下乡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经营遭遇重重挑战外，另一项在国内引起极大关注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流转信托，尽管成功与否现在还难下断言，但多数项目在实施也遇到的不少困难。　　去年10月，中信信托成立名为“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的国内首单土地流转信托，随后，多家信托公司在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类似的土地流转信托计划。　　土地流转信托的一头是农民土地承包权由政府集中后委托给中信信托，另一头是信托公司发行资金信托项目从市场融资来支付土地重新整理及开发过程中的费用。　　“这种信托形式远比房地产信托单纯的资金信托要复杂，也暗示着更高的成本与风险。”一位信托专家表示，土地流转信托实施起来有三个难题：土地财产权的集中问题；农业的低收益如何解决参与各方的回报要求；农业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各类风险如何化解。　　上证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均传出遭遇耕地性质限制和资金瓶颈以及土地确权难题，进展并不顺利。有的项目连信托公司的资金都还未到位。　　冒进改革之忧　　没有制度规范的城市资源下乡参与土地流转容易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城市资源下乡可能给农村空间发展和资源保护带来灾难性破坏；二是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未能与城市资源下乡同步建立的情况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会侵害农民利益　　今年4月，两位经济学家华生[微博]与周其仁，就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小产权合法化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双方多篇文章往来，争论颇为激烈。　　在“土地配置靠规划还是市场”这一比较核心的争论上，周其仁主张坚持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城乡的土地与空间资源。他认为，要市场起作用，就要清楚地界定各方分立的权利，包括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征购土地物业的权利，以及恰当抽取税收的权利。但无论是征购还是抽税，发挥市场价格机制都应是基础和前提。　　华生则主张政府要有强制力的城乡规划。“当然规划本身要以市场为前提和基础，但规划再民主再科学，也是根据民主或集中的政治决策程序而不是按产权人的市场交易规则运行的。”　　尽管对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改革各持己见，但双方至少在一个问题上的认识是统一的：现行土地管理制度造成的“城乡土地价差问题”必须要解决。按照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所有农村土地，都须由政府征地后方能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由于征地补偿按照土地生产价值确定，而交易价格由市场价值确定，从而形成了“土地价差”，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分享其间的土地增值收益。　　作为重庆九龙坡区千秋项目的带头人，赵宜胜同时还担任重庆渝蓉城乡发展研究院的理事长。他认为，没有制度规范的城市资源下乡参与土地流转容易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现行的政策法规体系缺乏对农村区域的有效覆盖的条件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给农村空间发展和资源保护(尤其是耕地保护)带来灾难性破坏；二是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未能与城市资源下乡同步建立的情况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会侵害农民利益、激化社会矛盾。　　贡米村副村长任正文也告诉上证报记者，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有很多“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土地流转过来就让它荒着，坐等土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规划，先圈地等待政府高价征地；还有的打擦边球，乱搭乱建，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假，变相搞房地产开发是真。　　“真正搞农业经营的，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政策，财政补贴和贷款支持，搞成功赚钱很难。”在他看来，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如果被钻了空子，农民非但当不上股民、市民，领不到工资，反而变成失地农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则提醒，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日益增大，要警惕我国耕地用于种粮的面积“非粮化”的趋势。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都存在着一种‘新功能剪刀差’现象，也就是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种粮与出外打工的收益差距也越来越大，粮价上涨的速度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郑风田表示，种粮经济效益越来越低，就为在流转土地上的各种违法行为提供了强大动机。国家层面和各地政府必须划定基本农田范围，并严禁基本农田土地流转后进行“非粮”种植和开发。　　打破身份枷锁　　“将来的农民是种植业职业，而不是身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描绘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时曾特别强调。近期，国务院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记者在实地采访与调研中感受到，一方面，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希文所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涉面广，在体制方面触及的层次深，改革会对整个农村的经济社会制度产生非常深刻和长远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要求，农村土地流转趋势事实上已经不可阻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在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地悲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种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模式又反过来形成一种“反公地悲剧”，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土地制度改革应该朝着有利于发展、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方向进行。　　赵宜胜也指出，土地制度改革之所以如此纠结，土地在农民身上承担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的功能。农民普遍想法是如果在城里干不动了，宅基地和土地，是回到乡下后一份最终的保障和依靠。“如果进城打工的农民获得了城市居民现有社会保障，土地改革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描绘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时，特别强调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身份无差距，要努力城乡缩小社会保障差距，逐渐走向一体化。“将来的农民是种植业职业，而不是身份。” 厉以宁认为。　　“土地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划分，是改革向深度推进必然会遇到的‘硬骨头’，土地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不能简单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过多承担风险，而应该有系统改革、配套改革并行的思路，让农民平稳成为市民。目前推进的缓慢，是改革配套没跟上，不健全，不完整。”中国社科院一位长期研究土地问题的学者表示。　　记者注意到，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明晰土地改革的新方向，国务院刚刚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获得实实在在且持久的利益共享。　　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近日明确将“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三个领域，作为土地改革的“新秩序”。紧接着，8月10日，国土部明确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调要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产权基础。　　此举让农民在未来有望成为土改的利益分享者，在土地改革的利益博弈中获得更加公平地位，使得土地改革能够平稳推进。
土改土地流转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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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失业率5%释放三经济信号 不会触发全面宽松
日02:34证券时报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调查失业率5%释放三大经济信号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说，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今年1－8月我国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是高是低？将对宏观调控产生何种影响？又会如何改变政府的政绩观？　　高还是低？　　在公布调查失业率之前，我国一直采用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登记失业率是指登记失业人数占城镇从业人数与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例。　　调查失业率是通过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计算出来的，既不限定调查对象的户口，也不要求单向主动申报，更能反映真实的失业情况。　　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到底是高还是低？部分专家认为，从已发布的几期调查失业率统计看，大致比登记失业率高出1个百分点。考虑到“十二五”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为5%以内，以此类推调查失业率不宜超过6%，目前的5%左右属于可控范围。　　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指出，我国的登记失业率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要低，如美国7月份失业率为6.2%，欧元区国家6月份失业率为11.5%。　　紧还是松？　　调查失业率的发布，不仅可以反映我国的真实失业情况，也为观察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新窗口。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主任徐国祥表示，现在判断我国经济运行情况，主要依靠GDP等宏观指标。调查失业率和GDP应该是一个相互印证的关系。调查失业率高，意味着企业盈利不佳，经济运行肯定好不了。　　“失业率实际上是经济运行的结果，经济增长质量好不好、有没有让老百姓受益，调查失业率最有发言权。”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指出，发达国家普遍使用调查失业率作为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参考。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微博]表示，近期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不佳，有人认为全面降息降准已经箭在弦上。但从总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只要就业不出问题(1－8月的就业几乎完成全年任务)，经济就处于合理区间。“即便后期公布的数据低于预期，市场也不要再奢望会触发全面宽松。”　　徐国祥认为，为了让调查失业率更好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我国需要加快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才会根据经营状况决定雇员的数量。但在我国部分领域，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存在地方政府通过补贴手段维持企业就业规模的现象。　　面子还是里子？　　今年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时发布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仅仅一个多月后，总理就在重要场合公布这一数据，显示出政府雷厉风行的作风。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调查失业率数据从“内部特供”，到如今“公诸于众”，折射出政府政绩观的重要转变：即从以往关注GDP、固定资产投资等“面子”数据，转为更加关注就业、民生等“里子”指标。否则，GDP数字漂亮而失业率下不来，老百姓还是不买账。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军说，今后政府需要更多地以就业为导向，把就业当成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在宏观调控时，对就业出现问题的部门定向调控，避免无就业增长。“简而言之，失业率应当和物价一起，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底线。”　　徐国祥认为，在公布整个国家调查失业率的基础上，还可以逐步推出分省市和分行业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如果哪个分项数据走弱，就可以推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就业、保障民生。”对那些试图在调查失业率中“注水”的行为，应强调法治的作用，该罚的要罚、该撤职的要撤职。
调查失业率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相关专题2014夏季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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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严控贷款资金流向 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日15:36证券时报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证券时报网（）09月14日讯　　14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其中，意见提到要确保贷款资金直接流向实体经济。　　意见表示，缩短企业融资链条。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严密监测贷款资金流向，防止贷款被违规挪用，确保贷款资金直接流向实体经济。按照国务院部署，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各类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或运用原则上应当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切实整治层层加价行为，减少监管套利，引导相关业务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国务院信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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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信贷投放创2010年以来新低
日12:54人民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人民网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贺霞)中国人民银行[微博]今天上午发布7月社会融资规模和金融统计数据，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点评认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仍将维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不变。　　点评称，7月金融货币数据显著低于市场预期，M2同比增长13.5%，新增信贷仅3852亿人民币，社会融资为2731亿人民币。　　如央行[微博]预计，上月M2高增速主要是由于季节性因素对存款的冲击所致。随着关键时点的过去，存款规模大幅回落，因而本月M2增速迅速向目标区间靠近。　　7月人民币存款减少1.98亿，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导致当月新增信贷仅为3852亿人民币，创2010年以来的新低。　　7月表外融资规模锐减，与新增信贷共同构成当月社会融资总量显著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　　在外汇占款低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存款数据近期的大幅波动对稳定货币供给提出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增强再贷款的基础货币供给功能。　　7月数据出现剧烈波动有一定季节性和基数效应的影响。M2增速迅速从高点回落，反映了央行维持货币政策总量稳定的决心。近期部分兑付风险的发生也使得金融机构主动加强了风险控制，短期内有助于控制非标业务规模。但是财政存款上缴规模偏高、广义信贷供给严重偏低不利于稳定实体经济的资源来源，因此预计未来货币政策仍将维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不变。
信贷投放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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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微量正回购 公开市场连续三周净投放
日10:08中国证券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程元)据交易员透露，今日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00亿14天正回购，令本周公开市场连续第三周实现净投放，净投放资金量达450亿。再加上今日有600亿3月期国库现金定存投放，预计将减缓今日新股申购对资金面的冲击。　　至此，本周净投放规模为三周来最高值，一方面得益于本周到期量略高，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央行有意缩减正回购规模，意在熨平因新股申购和月末因素带来的资金面波动。　　28日，为提高中央国库现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在日上午9:00至9:30，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系统进行2014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九期)招投标。本期操作量600亿元，期限3个月。　　从市场情况来看，机构已为月末头寸做好了一定准备。但由于今日是周四，交易所隔夜回购价格的例行冲高，加上新股申购扰动，预淘宝商城咨询电话是多少
今日交易所资金价格波动较银行间市场更为明显。　　从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来看，昨日为大规模新股发行前一个交易日，市场即将受到天量资金冻结考验。从昨日交易情况来看，货币市场较为乐观，市场开始有7天跨月末期限资金融出，而隔夜品种资金从开盘就开始宽松，表明市场大多数机构对跨月末头寸已做好一定准备。　　从具体资金价格来看，昨日14天以下品种资金价格皆上扬，但14天以上品种资金价格则下跌。
央行正回购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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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hina/hgjj/.shtml专家分析GDP增速下滑原因：政府几轮刺激所致
日05:57南方都市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国经济转型综合征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开放宏观经济学，近年来主要关注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管理以及全球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先简单回顾一下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这要回到最基本的增长理论框架。其实经济增长理论在最初的设计上是非常简单和直观的，经济增长过程取决于三个东西，第一就是要素禀赋的增加，这些要素主要是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第二是给定这些要素禀赋，有多少要素可以参加到生产活动中，就是要素参与率。再进一步，给定的要素禀赋和要素参与率，这些要素的生产率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需特别关注的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发动机在哪儿。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到二十一世纪的WTO[微博]开放，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以美国为代表的需求持续扩张。这三个因素放到一块，对中国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国企改革的好处其实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建设，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发挥了更大作用，生产率在提高。WTO节省了对外贸易的成本，中国面临更大的市场，在出口过程中企业规模在增长，生产效益在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房地产，政府投资，很多服务业也跟着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土地价格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跟着增长。这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　　GDP增速下滑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宏观经济很多指标都是趋势性的转折。GDP的增速，危机之前是一路上去，年之后，增长率持续下降。支出上看，净出口占比下降，资本形成占比再上新台阶，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说的投资过多、消费不足。从生产上来看，工业部门的占比在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占比提高。现在讨论比较多的还有债务问题，中国债务和GDP的比率在危机之后快速上升，2001年到2007年中国各部门的债务，包括政府、居民、企业，所有加在一块占GDP的比率，是从162%上升到172%，累计增幅为6.2%。但是从2007年到2012年该比值从172%上升到215%，累计增幅为25%。同时，还可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刺激政策频繁，以前总是觉得经济太热，但是从2008年之后，上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有三次了，不刺激经济就往下沉，需要不断刺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为什么GDP增速会下降？2001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增速是10.8%，2008年到2012年是9.0%，GDP平均增速下降1.81%。光进出口增速对GDP的拉动，它的贡献就下降了1.74个点，这一项就占到90%。猛一看好像是出口的问题，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的问题，其实不是。　　2008年之后，出口增速平均下降14.3%，而进口增速下降9.6%，答案很明显，进出口增速下降最主要是因为出口下降太快，远远大于进口增速的下降。为什么出口会下降？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只有不到一半是来自于外需下降，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市场份额增速下降造成的。通过分解可知，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当然跟金融危机有关系，外汇收入下降，进口也少了，但是这只占4.6%，而市场份额的增速下降更为主要，这个判断意味着即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速同样要下降，中国经济也会持续大幅度的滑坡。　　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又是为什么？有两个因素最重要。第一，WTO很重要。WTO的主要作用降低了贸易成本，而贸易成本降低之后确确实实增加了中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加入WTO的红利是在慢慢下降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包括汇率，但汇率对出口市场的影响总体来说不大。过去七八年，劳动力工资，特别是制造业里的农民工工资，平均名义工资增长速度是10%-15%，累计几年下来工资是翻倍了。从2005年汇改到今天，人民币大概也就是升值30%，两者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是说汇率不重要，而是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幅度来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劳动力成本为什么提高那么快呢？可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企业为什么会增加雇佣工人，是因为企业可以赚钱。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经历了国企改革，经历了制度性变革，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入之后，生产率有很大提高，这意味着利润的增加以及对工人需求的提高。这个过程中，工人工资自然会提高，而且会带动全社会的工资增长。从供给来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变化，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之前都是在上升，但是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而且是一个趋势性的下降。2013年总的工作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是在恶化。这两个力量在一块同时发生，使得工人工资上涨。　　伴随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搞了几轮刺激，刺激政策抬高投资和年增速，但是随着刺激政策退出，投资减速拖累了以后的增速。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几个原因。从趋势性上看，是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从周期性上看，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从政策性上看，是政府的几轮刺激所致。　　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困扰　　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要素生产率上看。大家知道，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发表了享誉世界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将经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换，还伴随着职业结构分布、统治力量、社会决策机制等一系列的转换。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社会都面临着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趋稳或下降、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上升的经济转型阶段。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中国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PPP计算的人均GDP国际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停止了上升趋势，此后这一占比保持稳定。　　我们再看中国内地，如果人均GDP按照PPP计算，国际元时发生转型，这个标准来看应该是2005年到2006年期间发生转型，但是中国内地实际发生是2008年以后支付宝人工客服联系热线
2008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包括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制造业增长速度放慢，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上升，这是趋势性的变化。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　　从需求方看，随着中国民众收入的增加，对工业品需求下降，对服务业、高附加值工业品、民生基础设施需求提高。民众需要更好的环境、空气、更好的小区、更好的医疗服务等等。但供给为何一直没跟上呢？　　第一个原因是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这不需要我多说，在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各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比较普遍的管制。管制，所谓的“市场准入”不仅减少了供给数量，关键的问题是影响公平竞争，民企与国企不平等。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服务业管制不光是遏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本来已经受到打击的制造业部门雪上加霜，它遏制了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物流或者电力供应等服务业，如果它不是竞争的局面，价格很高，自然就会传递到制造业的成本。　　第二个原因是公共服务供给没能跟上。这主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激励机制扭曲。就目前来看，政府最主要还是看重GDP、税收和升迁，很多官员的福利也是在这些项目上，所以他们会比较在意这些东西。公共服务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负担，花钱的事，也带不来什么收益，所以提供的意愿并不强。但是这又是它的职责，在履行职责方面又没有非常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这是激励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务，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非标准化特征，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并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但在现实决策中，没有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基础，基层群众的需求信息难以充分、有效地传递到政府。　　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来自于公共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位置。供给方可以置需求方利益不顾，需求方对供给方缺少有效监督和强制执行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金融体系不匹配。为什么服务业难发展，除了政府的管制、公共服务跟不上，还跟金融体系有很大关系。不管做什么、发展什么，总是需要投资的。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其设计本身就是服务于工业部门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出口。以几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大的骨架是如此，这个骨架对于支持工业出口部门和制造业，生来就有很多抵押品，有土地、厂房、出口订单。但是到了服务业，服务业很多都是小微企业，而且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没有什么硬的东西拿给你抵押，且往往投资的失败率很高。这些特征就需要比较复杂的金融服务体系，光靠原来银行这样的金融体系不行了。危机之后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确实有变化，但是距离实际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　　摆脱刺激政策的恶性循环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搞经济刺激政策了。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带来需求结构变化，第一回合结束，中国步入了后工业时代，但是供给方未能及时跟上。供求不匹配凸显，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而政府不满足于经济下滑，于是第二回合开始，刺激政策出台。刺激政策的主要内容集中在高端基础设施，增加了对钢铁、水泥等工业品需求。基础设施数量增加，边际收益递减，工业品部门减速，也加剧了相关基础设施收益递减。　　随着刺激政策的推出，相关的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而能带来更好商业回报，或“外溢效应”的中低端基础设施，比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老旧基础设施维护和改造、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改造、街道收费停车场等鲜有人问津。同时刺激政策加上高债务杠杆率行业特征再加上预算软约束，导致这类政府投资的资金需求高，对其他部门带来挤出效应，突出表现是融资难、融资贵。而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刺激政策后，整体投资效率急剧下滑。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当的刺激政策———偏离经济结构转型所要求的调整方向，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旺盛部门的转移，带来了传统工业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的快速上升，增长动力进一步恶化。　　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需在理念上更新和调整。发展理念层面上，“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一系列关联的认知理念能够凝聚的共识下降。“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等理念理应得到更多认同和支持。与上面那些理念相比，这些理念更强调处理好个人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迎接后工业社会的理念基础。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更多尊重和谅解，是优良服务品质的基础。　　而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首先要放松一般服务业管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是进行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成本，发挥城市的集聚优势。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四是赋予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外部监督和强制力。五是减少刺激政策措施，重视本地化、非标准化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理分配地方公众代表和相关专家对地方基础设施的决策权力。六是在有效控制微观主体预算软约束前提下，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理顺基础设施融资机制。(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整理)
中国经济转型GDP增速下滑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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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放缓 风险总体可控
日05:19上海证券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24日从审计署了解到，审计署2014年上半年对9个省本级和9个市本级2013年6月底至2014年3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抽审地区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长3.79%，比2013年前6个月平均增速下降7个百分点，债务增速有所放缓。　　从审计情况看，党中央、国务院从体制、机制和源头上对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加强了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成效明显。　　2011年和2013年，审计署曾两次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受到境内外舆论广泛肯定。据两次参与政府性债务审计组织工作的审计署财政司四处处长雷达介绍，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5.77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亿元。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雷达说，摸清政府性债务规模，首先要对政府性债务有一个清晰、准确、科学、全面的界定。这两次政府性债务审计，审计署均依照我国法律，遵循国际惯例，根据政府偿债责任和法律责任等，将政府性债务划分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3种类型。业界、学界、国际主权债务评级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普遍认为这种划分比较科学，政府性债务范围界定比较完整。　　这次专项审计结果上报国务院后，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去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相关部门依据审计建议正在加强建立和完善债务管理的制度机制。　　雷达表示，审计结果是审计署按照“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审核”的原则，要求各级审计组及全体审计人员将每一笔债务落实到单位、项目和资金，确保债务审计客观完整、真实准确，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拉网式”审计出来的。对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融资平台公司等154460个单位、730065个债务项目、2454635笔债务都进行了审查和核实。在一线开展审计的江西省审计厅孟文军说：“我们不仅对债务相关的账簿、凭证、报表、文件、协议和合同等资料以及项目、工程和资金等进行审核，而且与相关的债权人、债务人等逐项核实了解情况。每一个审计事项都有完整的审计记录，每一笔债务和每一个数据都有据可查、真实可靠。”　　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到位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有能力切实解决好政府性债务问题，不会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也将建立起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动态化、常态化审计机制，不断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监督。
地方政府地方审计地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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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14项监管创新下月起全国推广
日18:34新华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海关本月起逐步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监管创新　　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希、孙洪磊)海关总署14日发布消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海关监管创新制度，将从8月18日起在长江经济带的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复制推广，之后陆续在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全国海关范围内复制推广。　　据了解，经海关总署授权，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对外发布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集中汇总纳税”、“保税展示交易”、“先入区后报关”等14项监管创新制度，近期又出台了5项新的企业管理方面创新制度，形成了“简政集约、通关便利、安全高效”的制度创新经验，并初步释放改革红利。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海关新注册企业同比大幅增长10.1倍，企业物流成本降低了10%，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0.9%，并且催生了一批新型贸易业态。　　按照海关总署部署，9月3日起上述海关监管创新制度将在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9月18日起，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　　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表示，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二者缺一不可，要像推进制度创新一样推进复制推广工作，让苗圃变森林。他强调，复制推广并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一定要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制度的适用性，有条件、按需求复制推广。
海关总署监管创新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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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8月前两周四大行新增信贷319亿
日13:53新浪财经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新浪财经讯 中金今日发布研究报告称，市场消息四大行8月前两周新增贷款319亿，并预计8月新增贷款亿元，好于7月的3852亿。信贷结构反映实体经济仍较弱，银行股稳增长和松货币的上涨逻辑并未打破反而加强。　　报告称，市场消息四大行8月前两周新增贷款319亿(7月全月2100亿)，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基本相符。　　但股份制银行明显好于四大行，预计8月前10天新增贷款1000亿，接近去年8月全月水平(1355亿)，远超今年7月全月水平(300亿)。　　信贷结构反映实体经济仍较弱，但按揭力度加强。对公贷款负增长，个贷(尤其是按揭)及票据正增长。　　预计8月新增贷款亿元，好于7月的3852亿，由于 8月存款季节性恢复和窗口指导宽松。　　经济疲软以及监管窗口指导异常宽松，使得银行股稳增长和松货币的上涨逻辑并未打破反而加强。
四大行新增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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