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小说的主要人物_百度知道
红岩小说的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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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琴——江竹筠（即江姐） 　　孙明霞——曾紫霞（1949年8月被营救出狱） 　　李青竹——李青林 　　许云峰——许晓轩 　　余新江——余祖胜 　　彭松涛——彭咏梧 　　刘思扬——刘国鋕 　　龙光华——龙光章 　　黄以声——黄显声 　　陈松林——陈柏林 　　蓝胡子——蓝蒂裕 　　老大哥——唐虚谷 　　丁长发——丁地平 　　华子良——韩子栋（日成功越狱，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 　　老石同志——王璞 　　成岗——陈然 　　胡浩——宣灏 　　小萝卜头—宋振中（日与父亲宋绮云烈士、母亲徐林侠烈士一起在重庆松林坡遇难） 　　双枪老太婆--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烈士，日和次子邓诚烈士同时牺牲于渣滓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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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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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抗战胜利纪功碑浓黑①，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　　在这变态繁荣的市区里，尽管天色是如此晦暗，元旦的街头，还是照例挤满了行人。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　　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跑边喊：“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看美国原子军事演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卖报声里，忽然喊出这么一句：“看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年期间，禁止放爆竹，禁止放焰火，严防火警！”　　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一个匆忙走着的青年，忽然听到“火警！”的叫喊声，当他转过头来看时，报童已经不见了，只是在人丛中传来渐远渐弱的喊声：　　“快看本市新闻，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留下万言①现为重庆市人民解放纪念碑。　　绝命书……”　　这个匆忙走着的青年，便是余新江。今天，他没有穿工人服，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蓝布中山装。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听了报童的喊声，他的眉头微微聚缩了一下，更加放快脚步。两条硕长的胳臂，急促地前后摆动着，衣袖擦着衣襟，有节奏地索索发响。不知是走热了，还是为了方便，他把稍长一点的袖口，挽在胳臂上，露出了一长截黝黑的手腕和长满茧巴的大手。　　穿过这乱哄哄的街头，他一再让过喷着黑烟尾巴的公共汽车。这种破旧的柴油车，轧轧地颠簸着，发出刺耳的噪音，加上兜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贩和地摊上的叫卖声，仓仓皇皇的人力车案的喊叫声和满街行人的喧嚣声，使节日的街头，变成了上下翻滚的一锅粥。　　余新江心里有事，急促地走着。可是，满街光怪陆离的景色，不断地闯进他的眼帘。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地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不知是哪一家别出心裁的商行带头，今年又出现了往年未曾有过的新花样：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有些地方甚至用才出笼的十万元大钞，来代替万元钞票，仿佛有意欢迎即将问世的百万元钞票的出台。也许商人算过帐，钞票比红绿彩绸更便宜些？可惜十万元钞票的纸张和印刷，并不比万元的更大、更好，反而因为它的色彩模糊，倒不如万元的那样引人注目。微风过处，这些用“法币”作成的彩带满空飞舞，哗哗作响。这种奇特景象似乎并不犯讳，所以不象燃放爆竹和焰火那样，被官方明令禁止。　　余新江不屑去看更多的花样，任那些“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在凛冽的寒风中抖索。谁也知道，那些招贴贴出之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标签上都增加了个“0”；而且，那些招贴的后面，谁知道隐藏着多少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　　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余新江不经意地回头，只见一辆白色的警备车，飞快地驶过街心，后面紧跟着几辆同样飞驰的流线型轿车。轿车上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这些轿车，由全副武装的军警用警备车开路，驶向胜利大厦，去参加市政当局为“盟邦”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余新江冷眼望着一辆辆快速驶过身边的汽车，仿佛从车窗里看见了那些常到兵工厂去的美国人。这时，他忽然发现，最后一辆汽车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　　“呸！”余新江向那汽车辗过的地方，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然后穿过闹市，继续朝前走。　　他沉着地转过几条街，确信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①，便①指跟踪的特务。　　向大川银行5号宿舍径直走去。这里是邻近市中心的住宅区，路边栽满树木，十分幽静，新年里街道上也很少行人。他伸手按按电铃，等了不久，黑漆大门缓缓地开了。一个穿藏青色哔叽西服的中年人，披了件大衣出现在门口。见了余新江，微微点头，让进去。关门以前，又习惯地望了望街头的动静。　　看得出来，这是个在复杂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寒气，整个房间暖融融的。这地方，不如工人简陋的棚户那样，叫余新江感到舒畅自由，但他也没有过多的反感。斗争是复杂的，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必须保卫组织和自己，工作有需要，寓所的主人甫志高当然可以用这种生活方式来作掩护。余新江走向靠近窗口的一张半新的沙发，同时告诉主人说：　　“老许叫我来找你。”　　“是啊，昨晚上看见对岸工厂区起了火，我就在想……”　　甫志高挂好了大衣，一边说话，一边殷勤地泡茶。“你喜欢龙井还是香片？”　　“都一样。”余新江不在意地回答着：“我喝惯了冷水。”　　“不！同志们到了我这里，要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同享！”　　甫志高笑着，把茶碗递到茶几上。他注视着对方深陷的眼眶，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小余，一夜未睡吧？到底是怎样起火的？”　　甫志高是地下党沙磁区委委员，负责经济工作。他关心和急切地询问工厂的情况，却使余新江心里分外难受。小余仿佛又看见了那场炽热的大火，在眼前哔哔剥剥地燃烧，成片的茅棚，被火焰吞没，熊熊的烈焰，映红了半边天。他一时没有回答，激动地端起茶碗，大口地呷着，像是十分口渴似的。　　“别着急！”甫志高流露出一种早就胸有成竹的神情，宽解地说：“工人生活上的困难，总可以设法解决的。老许的意思，需要多少钱？”　　甫志高停了一下，又关切地问：“你看报了吗？说是工人不慎失火！”他顺手拿起一张《中央日报》，指了指一条小标题，又把报纸丢开，“我看这里边另有文章！你说呢？小余。”　　余新江浓黑的双眉抖动着，忍不住霍然站起来，大声对甫志高说：“什么失火？是特务放火！我亲眼看见的。”　　他记得，当他冲向火场时，遇到成群的人从火场拥来。炮厂的支部书记肖师傅和许多同志都在那儿。两个纵火犯被全身捆绑着押解过来。工人们早把两个匪徒认出来了，他们是总厂稽查处的特务。　　余新江像怒视着特务一样，看着对面的粉墙。过了好一阵，才转回头告诉甫志高：“两个纵火的特务，当场被抓住以后，供认出他们放火是奉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命令！”　　“第二处？”甫志高一愣。“那是军统①特务组织啊！”　　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成立于1932年。是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　　怒火未熄的余新江，没有注意甫志高的插话，他向前走了两步，语气里充满了斩钉截铁的力量：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工人的损失要敌人全部赔偿！”　　他知道，失火以前，长江兵工总厂各分厂，早已出现了许多不祥的迹象。开始是大批军警开进厂区，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后来又把煤厂工人的棚户区划进扩厂范围，逼迫工人拆房搬家。现在，敌人纵火，更使斗争白热化了！长江兵工总厂所属各分厂的工人，今天要聚集到炮厂去。尽管厂方人员溜了，可是愤怒的工人，决心把厂方准备的扩厂建筑材料，搬到火烧场去，重修炮厂工人的宿舍。不得胜利，斗争决不停止！余新江攥起结实的拳头，在小圆桌上狠狠地一击，震得瓶里的腊梅纷纷飘落。　　甫志高被他的情绪感染着，也很激动。虽然因为工作关系，他很少机会参加群众运动，然而对政治形势，仍是很了解的。　　“是的。重庆的军火工业，占蒋介石全部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八十！他要当好运输大队长，补充美国装备的大量消耗，当然要抓重庆！”甫志高眼珠闪动着，显出一种少见的激奋。　　“小余，你还记得吗？去年春天，《新华日报》停刊时，吴老①就愤慨地质问过敌人：‘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美蒋反动派坚持内战，急于扩大军火生产，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了。这一次，我们党必须领导工人斗争到底！”　　①吴玉章同志，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咱们重庆工人，不能拿自己清白的手，去给反动派当帮凶！”余新江大声说着，此刻他更加感到这次反对拆迁扩厂斗争的重大意义。“老许说，决定公开揭露敌人纵火的罪行，争取各方面的正义声援；并且在全市各厂发动工人募捐，在敌人赔偿损失以前，解决炮厂工人的生活困难……”　　“在捐款未到手时，我可以先设法……”甫志高没等到余新江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是啊，目前要维持几百户工人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地下党经济方面的某些开支，本来就是他责任范围以内的工作。　　余新江直爽地点头，说出了当前需要的数目，又说：“老许讲了，你垫的钱，以后由捐款中归还。”　　“没有问题，这笔钱明天就可以给你。”虽然刚过了年关，金融界头寸①很紧，可是甫志高没有强调困难，反而主动提出：“如果不够用，还可以设法多弄一点。”　　他望着余新江的浓眉和双眼，劝说道：“小余，你太疲倦了，休息一会儿，吃了饭再走。”他看看表，又补上一句：　　“我妻子买菜去了，就要回来的。”　　他说，新年期间，他特地让雇佣的老妈子回乡去和家人团聚。这几天，就由他夫妇俩自己煮饭吃。　　余新江没有留意对方的关切。他不太爱讲话，而且有一股除了工作，什么也不注意的劲头，只要有事，便连吃饭也忘记了。为了这，他的母亲常常埋怨他不该糟蹋身体。老许也批评过他。可是这脾气，不是容易改掉的。偏偏现在，他①指流动资金、货币。　　又装了一脑子的工作，更顾不得吃饭睡觉了。其实，老许的脾气和他差不多。今早上，听完余新江的汇报，连早饭也不吃，就赶到厂里去了；分手时还给他布置了许多工作。　　“还有一件事情。”余新江忽然注视着甫志高说：“老许想在沙磁区设一处备用的联络站。”　　这个想法，是随着沙磁区各厂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来的。可是老许又不愿让这联络站和他分管的沙磁区委的其他工作混在一起，所以一直没有决定把这任务交给谁。回忆着老许当时深思的神情，余新江说明意图以后，他告诉甫志高：“联络站必须和群众工作分开，所以准备交给你管；老许想征求你的意见。”　　“江姐马上要走了，区里有意要我兼管一部分学运咧！”甫志高矜持地笑了笑，不再多说，他毫无难色地接受了任务。不管作什么，增加工作，现在都是使他高兴的事。　　“沙坪坝一带是文化区，搞个书店还合适。经济问题也好解决。不过，还差几个店员。”　　“老许已考虑了联络站的工作人员。”　　“谁？”　　“陈松林。”余新江介绍说：“工人同志，我的好朋友。”　　“那太好了！”甫志高问：“他什么时候来？”　　“厂里的情况你知道……等几天才行。”　　当他听到余新江说，老许原来考虑的也是开个书店时，他会心地微笑着，情绪更加兴奋了。余新江又说老许关照过，书店宜小，开成灰色的，不要卖进步书籍……　　“是啊，是啊！前几年，我搞过联络站。”甫志高点头微笑，然后把话题一转：“小余，最近一期《挺进报》你读了吗？”　　他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卷粉红色的打字纸来，余新江来到以前，他在家里正细心地反复研读这份地下党的秘密报纸。“毛主席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划时代的文件太鼓舞人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伟大的转折点，胜利的日子快到，我们地下党人就要苦出头了！”　　甫志高挥动着手上的《挺进报》，从里面抖出一张写有密密字迹的纸头，流露出内心的激情。“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怎样才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在群众运动中，在火热的斗争中，为党作出更多的贡献！一想到将来，我感到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正说着，门铃忽然响了。他有把握地告诉余新江：“准是她买菜回来了。你知道她对你的印象很好吗？工人，又会写诗——她读过《新华日报》上你发表的短诗……”　　甫志高不让匆匆想走的余新江站起来，坚决地说：“她很想见见你。她炒点小菜，你一定爱吃。天气这么冷，我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又冷又饿地为党工作！”说完，又热情地把从《挺进报》里抖出来的那张纸，塞到余新江手上，说明是他读了毛主席的文件后，花了两个通宵写的一篇学习心得，准备交给地下党刊发表，要余新江看一看，提些意见。　　这时，门铃再次响了。甫志高这才笑嘻嘻地披上大衣，跨出了客厅。　　沙坪坝正街上，新开了一家“沙坪书店”。　　这家书店暂时还很小，卖些普通的书刊杂志，附带收购、寄卖各种旧教科书，顾客多是附近大、中学校的学生。　　店员是个圆圆脸的小伙子，十八九岁，矮笃笃的，长得很结实。他是从修配厂调出来的陈松林。离厂以后，便没有回去过，谁也不知道他当了店员。初干这样的工作，他不习惯；脱离了厂里火热的斗争，更感到分外寂寞。他很关心炮厂的情况，却又无法打听，也不能随便去打听。偏偏这书店还只是一处备用的联络站，老许一次也没有来过，所以他心里总感到自己给党作的工作太少。　　书店是甫志高领导的，他仍旧在银行作会计主任，兼着书店经理的名义。最近，他常到书店来，帮助业务不熟的陈松林。他的领导很具体，而且经验丰富，办法又多，很快就博得陈松林对他的尊敬和信赖。　　陈松林在这里没有熟人，每到星期一，书店停业休假，他就到附近的重庆大学去。甫志高叫他送些上海、香港出版的刊物，给一个名叫华为的学生。于是，他和华为成了每周都见面的朋友。　　今天，又是休假日，陈松林换了身衣服，把两本香港出版的《群众》卷成筒，用报纸裹好，带在身边，锁上店门，向重庆大学走去。　　离开沙坪坝正街，转向去重庆大学的街口，他看见沙磁医院对面的青年馆，又五光十色地布置起来了，门口交叉地插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张红纸海报上写明是请什么教授主讲：“论读书救国之真谛”，还注明会后放映电影。陈松林瞥了一眼，便走开了。　　校区的路上，往常贴满学生们出售衣物书籍等招贴的墙头，现在贴了许多布告。陈松林惊奇地发现，这些布告竟是号召同学为炮厂工人募捐的。一张最大的红纸通告上写着：　　“伸出同情的手来，支援饥寒交迫的工人兄弟！”还专门刊载了一篇通讯，介绍长江兵工总厂炮厂工人，因为拒绝生产内战武器和拆迁住房扩大工厂，被特务匪徒纵火烧毁房屋的经过。可是这张通告被涂上了反动口号：“打倒赤化的医学院！”　　“造谣！”　　旁边又贴了另一种标语：“保卫言论自由，反对内战！”　　附近还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标语，显示出不同势力间的激烈斗争。这和他刚才遇到的什么“真谛”之类的空泛演说，气氛大不相同。他还看见一些壁报，可是有的被撕破了，有的被肮脏的笔乱涂着：“奸匪言论”“侮辱总裁”“破坏政府威信”。给陈松林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浆糊未干的《彗星报》，被撕得只剩下刊头画和半篇社论。社论的标题是：抗议扩大内战的阴谋。　　陈松林听华为说过：重庆大学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酝酿支援惨遭火灾的工人的斗争。谁想到，这一次来，学校里已经闹得热火朝天了！陈松林分外兴奋地沿途观看，又看见一张醒目的通知：　　表报告炮厂惨案之真相　地点：学生公社　时间：星期一上午九时　　旁边还有一张刚贴上的：　　救国之真谛　地点：沙坪坝青年馆　时间：星期一上午八时半　（会后放映好莱坞七彩巨片：出水芙蓉）　　“杂种，专门唱对台戏！”陈松林气冲冲地骂了一句。一看就明白，三青团想用肉感电影来争夺群众！对台戏，双包案，向来是他们惯会用来鱼目混珠的拿手好戏！　　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招贴，一张法学院伙食团催缴伙食费的通知也夹在中间，陈松林顺眼看见“过期停伙！”几个威胁性的字，继续朝前走。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哗声，陈松林循声走去，只见林荫深处，一群学生拥挤在训导处门口。　　成群的学生正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人还边跑边喊：“同学们！同学们！快到训导处来！……”　　陈松林不觉加快了脚步，随着愈来愈多的学生，向密集的人群走去。他到底不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不象别人那样急迫，许多从后面赶来的学生，互相询问着出了什么事情，都跑到他前面去了。等他赶到时，黑压压的人群已经在前面堵成了一道人墙，把训导处围得水泄不通了。他好象看见，华为也在人丛中，直往前面挤，一晃就看不到了。　　在最前面，一个清脆的声音，正在质问：“……同学们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请问训导长！……”陈松林觉得这个女声很熟悉，一时又想不出说话的是谁。前面的人墙，使矮笃笃的陈松林踮着脚尖，仍然什么也望不见，更没法望见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学生。　　“不要喧哗！聚众要挟是不许可的。”一个故作镇定的干涩的腔调，从训导处里传来，截断了女学生的质问。“你们谁是代表？除了代表，都应该肃静！”　　“我是文学院的系代表！”那个女学生的嗓音又出现了。　　“哪一系的？**。你的学号？姓名？”　　女学生并未被训导长的追问吓住，声调清楚地回答：“中文系一年级，我，我叫成瑶。”　　“成瑶？”陈松林吃了一惊。她不就是修配厂成厂长的妹妹么？这个姑娘，陈松林过去经常见到，也知道她在重庆大学念书，但是在他的印象中，她只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很少提高嗓子讲话，现在，她竟然当了学生代表，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勇敢地申述同学们的要求。　　“她是我们系的代表，让她讲！”　　“嘘——”人丛中出现了一阵破坏者的嘘声。　　“嘘什么？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的嘴脸！”　　“同学们，事情是这样的——”嘈杂声稍稍被压住，成瑶在众多同学的支持下，又继续发言了。她的声音更加清脆而沉着。“昨晚上文学院召开系科代表会，讨论支援炮厂惨案受难工人的各种提案，特务学生魏吉伯——”　　“凭什么诬蔑好人？”人丛中又有人大声质问：“你有什么证据？”　　“不是军统就是中统①！谁不知道那个魏吉伯！”有人大声驳斥。　　“不准喧哗！”房间里又冒出了训导长冰冷的声音。“只有①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成立于1929年。是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　　代表才能发言，庄严的学府，讲话要有充分的根据！”　　“我当然有根据！”成瑶的声音更激烈了。“特务分子魏吉伯妄想破坏会议，失败以后，今天早上，他正在开黑名单，被我们系的同学当场抓住。同学们请看，这就是证据，他亲手写的黑名单！从他身上还搜出警备司令部的秘密命令！”　　大学生们被激怒了。顿时，像爆发的火山，狂烈地燃烧起来：　　“不许特务横行。魏吉伯在哪里，给我拉出来！”这是一个瘦高的学生，穿着蓝布长袍，站在陈松林前面，愤怒地喊。　　“魏吉伯在训导长办公室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严肃处理！同学们，请听我念一下，这是给他的秘密命令和他开的黑名单……”　　“公审，公审！把他的相照下来，让大家看看！”　　“赞成！请法律系负责筹备公审！”　　“同学们，不要感情冲动，请大家冷静，冷静！我们学术机关，西南的最高学府，既不能非法拘捕人，更无权审判……”训导长冰冷而带焦灼的声音又出现了。　　“请问训导长，开黑名单是非法还是合法？”　　“训导长！啥子叫感情冲动？”又是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在喊，陈松林看见他满脸涨得通红，分外激动。　　“同学们，堂堂学府，不容许特务横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负责保证全校师生的安全！”　　“赞成！赞成！”　　就在这时候，有人发觉一个人影悄悄地从训导处后面的窗口上跳出去，慌张地逃跑了，接着就是一阵喊声：　　“魏吉伯跑了！”　　“训导处放跑了特务！”　　学生群众突然怒潮般地汹涌咆哮起来。　　“跑得了特务跑不了训导长，我们向训导长要人！”　　“把特务交出来！交出来！”陈松林不禁也随着学生大喊。　　“同学们，抓住他！”尖锐的声音高喊着：“快，快点追呀！”　　喊叫的正是那个身穿蓝布长袍的高高瘦瘦的学生。他从人丛中冲了出来，激怒地撩起衣襟，第一个追向前去，立刻有成群的学生，应声跟着追去。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个子跑得飞快，一直领先，而且距离被追的人愈来愈近了。　　哦，要抓住那个特务了！陈松林不禁兴奋起来，朝追赶者走过的路，快步走去。他和在场的学生一样，很想抓到那特务。　　飞跑的特务一转弯，跑进树林深处去了。遥遥领先的那个瘦高学生，正要冲进树林，却摇晃了一下，撩起衣衫的双手突然抱着头，站住了，身子一软便扑倒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陈松林正在诧异，便听见人声喧哗：　　“特务行凶！”“同学们，快去救人呀！”仔细一看，树林里，果然有人影窜动，接着又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响声，一辆吉普车，从林荫深处冲出，载着逃跑的特务和几个行凶的家伙，绕过校园，飞快地消失在远方。这辆吉普车，开来不久，刚才在训导处门口，陈松林还听到汽车响声，不过他和那些激动的学生一样，都没有注意到这辆汽车和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关系。　　“《彗星报》主编被打伤了！”旁边有人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我们是法律系三年级的。”　　《彗星报》？陈松林敏捷地想了一下，便记起来了，他刚来还见过那被坏蛋撕掉大半张的进步壁报。被打伤的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原来正是《彗星报》的主编。　　受伤的人，被救回来了，石块打破了头，血流满面，一群人扶着他，不住地喊着：“黎纪纲，黎纪纲！”华为也跟在人丛中，他没看见陈松林，匆匆地跟那队沸腾的人群拥过去。　　许多学生，再次聚集到训导处门口，大声叫喊着，要放跑特务的训导长出来答话。　　愤怒的陈松林，什么也不想看了，绕过松林坡，径直朝华为的宿舍走去。他对那个受了伤的，被叫作黎纪纲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同情。
共产党：许云峰，江姐，成岗，叶挺，刘思扬，华子良，齐晓宣，华为。叛徒：甫志高。两个孩子：小萝卜头，监狱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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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信仰的力量：红岩英烈纪实 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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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红岩英烈纪实》根据央视10套《百家讲坛》同名讲座整理润色而成。作者厉华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从事革命历史文博研究与发展26年，做过相关报告千余场，被誉为“红色演讲第一人”、“红色旅游第一人”。《信仰的力量:红岩英烈纪实》通过书信、手稿、文件以及百余张照片等珍贵史料，讲述了江姐、小萝卜头、华子良、许云峰、成岗等十位红岩革命志士，在渣滓洞、白公馆等人间魔窟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他们宁愿忍受严刑拷打，宁愿牺牲宝贵生命，也绝不出卖组织，绝不背叛信仰。红梅傲雪，绽放浩然正气；血笔丹心，铸就不屈精魂。这是信仰的胜利，是生命的赞歌，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不朽丰碑。让我们随着厉华馆长的讲述，来回顾那段沧桑的历史，重温真实的红岩，感受信仰的力量。厉华，文博研究馆员。现任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奖。2004年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荣获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2007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首批“四个一批”人才；2008年被评为全国文物系统“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先进个人；2009年荣获重庆市新中国建国60周年突出贡献奖。代表著作：《红岩魂——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红岩魂——来自歌乐山的报告》、《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风雨白公馆》、《路在脚下》、《再铸红岩魂》。第一讲
《红岩》作者的别样人生——红色作家罗广斌
虎穴龙潭建奇功——红色特工张露萍
黑牢中的自白——红岩烈士陈然
母子同心写传奇——红岩烈士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
道是无情却有情——红岩烈士刘国鋕
一片丹心向阳开——红岩烈士江竹筠
年纪最小的“老政治犯”——红岩烈士宋振中
宁关不屈示忠诚——红岩烈士许晓轩
“疯老头”虎口越狱——脱险志士韩子栋
在烈火中永生——叶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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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总是不期而至。今年大年初一和老同学们看望了钱妈妈后，当年汉阳的母亲们和伴随她们的往事潮水般在脑海奔涌，不把这些记忆变成文字，翻滚在我心头的波涛就无法平息。
“姆妈，您家还好沙？”
“好我还在这里？”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7日11时23分，武汉市立第一医院住院部中医332病房。
钱妈妈住院了，我们――老谢、莫、文年、青山、桂清去探望，走进病室，就有了开头的那两句对话，第一句是我殷切的问候，第二句是半靠在病床上的钱妈妈脱口而出的回答。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就是嘛，好还会睡在病房里？
这就是钱妈妈！85岁了躺在病床上还这么硬气，连说话都从不输给下辈！
病室中坐满了来看望她的亲友，钱妈妈说她儿子蔡峻不管生意有多忙，每天都会来看她，她撇了撇嘴，说：“石头还非要把钱我，老娘要他的？”。
“是的是的，您家硬气一辈子了，正暂（武汉方言，现在的意思）要他的钱，见他的绊（方言，不屑的意思）。”说这话的是莫安德。
即将去美国考察（旅游）的蔡峻蔡石头，赶来请我们在“汉口人家”午餐。席间老谢说要写“钱妈妈”决不能少了这一段：20年前蔡峻当上了厂供销科长，那时科长还真是个干部，明明是好消息，钱妈妈也开骂：“么事蔡科长？板妈的（方言，相当于国骂），不就一个科长沙，蛮了不起？”
这就是“钱妈妈”！明明在享受得意，偏要用恶狠狠地骂来炫耀。钱妈妈爱讲个面子。
钱妈妈，40多年前武汉三中高中同班同学蔡峻的母亲。她并不姓钱姓张。
“钱妈妈”是老同学们之间说到她时带有戏谑透着亲热的称呼，当她的面没人敢这么叫，她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出现得很早，应该是1971年莫安德、童青山、胡启志、罗慊恢等宜昌钢铁厂“芦席棚故事”中人调回武汉后开始这么称呼的吧？为什么要称呼她钱妈妈，我已经想不清楚了，好在老莫说过他要写《补记》的，留给他解释吧。
那时我们都未成家，晚上和周日常到蔡峻家相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20年，到蔡家从汉阳南岸嘴迁到龟山半山腰才结束，这期间并未因各自结婚和英明领袖华主席成了伟大舵手我们各遭磨难而改变。在那段时间里，可以说汉阳南岸嘴边蔡家那栋砖木结构的私家小楼房成了我们这群同学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指点江山，评论天下所有的人和事，没我们不敢议论的。不隐晦地说，如今海纳百川中反M的主要观点和论据，我们在那栋小楼中，在钱妈妈耳边早就议论过且层次更深。她不制止，最多说句“伢们，莫乱款（方言，说的意思）”而任由我们继续款下去。在我们款过的话中随便找一句都可以扯进“现反”，钱妈妈不在乎这个。
到现在，我看到或听到“南岸嘴”三个字，首先想到的还是那栋在莫安德《消失的南岸嘴》文中描写过的常常通宵亮着灯光的小楼。
文革风暴、知青磨难的经历使高谈阔论成了我们的精神享受，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地方能允许有这样的享受。父母远在新疆的我，因此而对汉阳充满了无法割舍的依恋，从宜昌农村回武汉后，我在合作路江边的大达码头上班在汉正街居住都在汉口，可那时在我能支配的时间里大半去了汉阳，莫安德家，沈真华家、熊明超家、陈文年家、朱德元家、刘宝森家------去的最多的是老谢和蔡峻家，去的多了，这些同学们的母亲把我当儿子般看待。我13岁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家对我来说，在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纯理性的概念，而在老谢、蔡峻和前面说到的那些老同学家里我却能体会到它的感性成分。这种状况影响了我性格的形成，好的和坏的。
今年大年三十，安德来电话说，老同学们初一要来给我父母拜年，然后一起去宝森家烧“清香”（武汉习俗，父母去世后第一个春节要烧香，称为清香），再去给钱妈妈拜年。我说“清香”我去，宝森的岳母，萍萍的妈妈对我和我妻子的慈爱我忘不了；钱妈妈那我更要去了，我想请她老人家吃顿饭；我家路远，就不来了吧，大家的心意我一定转达。安德说：我们来看望老人，你别阻挡，你想想咱们同学的父母如今还有几个健在的？
我无语。是啊，当年的那些父母还有几个健在？
年初一，老莫、老谢、文年、青山、诗平来我家，看到他们，年迈的父母格外高兴，父母退休前在乌鲁木齐工作，和这些同学见面的次数很少，远不如过去住在汉正街的姨妈，但父母对这些老同学非常熟悉和了解，这大半来自于文革时倾向于造反派的姨妈。
作为任过某地人民银行行长的父亲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母亲长期工作在政治部门，于是父母和两个弟弟就都成了保守派，我是一家中唯一的造反派，如果我不是和父母相距万里的独立生活，我会不会参与学生造反？我想还是会的，我至今认为，那个时候造反思想（暂把它算成一种思想）是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潮，爱读书肯思索有热血的学生大多会被卷入到这股潮流中去的。身为汉正街中资本家兼地主家庭长媳的姨妈文革时虽是工人，但不可能参加任何组织，却能算名重一时的“武汉钢八司”成员（钢八司不是组织，仅是称呼，1967年对没加入任何组织却持造反派观点的群众的统一称呼），年过60多岁的家家（方言，指姥姥）也是“钢八司”，她随姨妈住汉正街。在汉正街中像姨妈、家家那样同情和支持造反派学生的人非常多，在夏夜街头纳凉的街坊四邻中我听到的全是一边倒为造反学生说话的言谈。
记忆中我那些汉阳同学的父母似乎都没参加什么组织，但也都持“钢八司”观点。到今天我还在想，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儿子们的缘故？还是因为这些父母大多住在与汉正街相似的西大街、棉花街、高公街？
当年学生造反时蔡峻是班上的头头之一，我们闹革命，钱妈妈支持革命，却坚决反对革命行动，因为蔡峻的每一次“革命行动”都会革掉钱妈妈的半条命。
这是后话。
初一那天我们去了宝森家，我在萍萍母亲的遗像前致哀，我又想到了安德的话：“同学的父母如今还有几个健在的”，是啊，随着萍萍的母亲去世，当年那些母亲们健在的还有谁呢？
前面说到的那些同学的母亲们大多去世了，还有前面没有提到的黄茂华、祝菊生，童青山、周福生、宋德大------的母亲。
除了老谢的母亲。其他汉阳母亲们的葬礼，我都没参加，有的甚至连去世的消息都是很久后才得到的，那一段时间我一门心思投入到我所编辑的报纸版面和其他所谓的公务中，我的心中没有了这些母亲们，现在有了，可母亲们没了！
幸亏还有钱妈妈！
老谢和蔡峻的家庭分属不同的社会层次，前者属于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后者是长江和汉水上的船工。相同的是这两个家都是由两位母亲坚强支撑的。谢妈妈外柔内刚，在谢父年迈重病，老谢屡受迫害的长长的一段日子里，她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却始终用笑容接待我们这些几乎是无日不登门的同学们，在谢家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没听过她一句对生活的抱怨。谢妈妈1976年去世，比毛泽东早一个月，送她上扁担山的同学中有我，我们向她的新坟下跪、磕头，告别。从我记事至今，我仅下跪叩首过两次，都是在坟前，一次是向带大我们三兄弟的家家，另一次是谢妈妈。她们是我除跪拜外无以表达内心敬爱的伟大女性。
和体弱的谢妈妈比，钱妈妈身体要强壮得多，钱妈妈内柔外刚，厉害到凶恶的程度，谢妈妈文静，同学们争论时她总是微笑着听，钱妈妈张扬，她想说的时候就没别人张嘴的份儿。她爱骂人，烦心和开心时都骂，谁都骂，包括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同学们，同学中被她骂得最多最毒的是我，骂人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有“竹瞎子”和“竹挖壳”（均方言，意思不容易表述，多用在长辈对下辈的场合）。但被她骂，我们偏偏一点儿也不生气，她骂你才是真的在关心、疼爱你。那时，同学中她对我最怜爱，因为我的身边没有父母，她不自觉地承当起母亲的角色。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楷体_GB年春我结婚了，没举行任何形式，单位集体宿舍的同事按约定搬到别的房间，妻子来了，她的哥哥、弟弟随同她提来了她的两大包日用物件，我和她去了趟新疆，也就OK。到大智门火车站给我们送行的仍是同学，老谢、老莫、宝森、蔡峻、还有熊明超？结婚总要请大家吃顿饭，那年月请客吃饭都在家里，没进餐馆的概念，我的家就是间宿舍，做饭的煤炉摆在门外的过道里，怎么请客？钱妈妈说，伢，莫愁，我给你操办。于是我的“结婚宴”摆在了老谢家里，钱妈妈来谢家掌勺，俨然主人般指挥谢妈妈和谢家小妹忙出忙进地操持，那天来了一大屋子同学，畅快无比地说啊吃啊喝啊地闹，白酒喝得不少，最多的是胡启志，好像超过了一瓶，结果大醉狂吐，全吐在谢家蓄水的大盆里，让谢小妹好一阵埋怨。
结婚我一共花了三百多元钱吧？包括两个人往返新疆的火车票，也就是现在的条把烟钱，想想真够便宜的。
我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产后三天死亡，那是1977年春，老谢已经牵连“进去了”，各路外调的陆续进厂找我调查，有些被调查的对像我根本不认识，来者几乎全一个套路，一拍二诈三恐吓，我的态度自然不会好，这伙人临走无不扔下几句恶狠狠的威胁，那时我还没进“五不准学习班”（名为学习，实为被剥夺人身自由，接受审查和批斗的方式，形式上类似于现在的“双规”），但预感不过是迟早的事。在这压抑的日子里，钱妈妈来了，到汽修厂我那只有一间房的家里来看望我们，她没让人带路自己找来的，到我家前她还去了老谢家。她来了就动手做饭，她做的饭菜比我们做得好吃，她问这问那的，没骂我，一句都没有。我明白她是来给我宽心壮胆的。当年五月我进了“五不准”，这之后钱妈妈又来过我家，专为来安慰那段时倍显孤独的妻子。我的“五不准”超过了一年半，在里面渡过了我30岁的生日，这段时间里常来看妻子的还有宝森的萍萍，她娘家离我家不远。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到秋丽友发明的“湖北文化”，她常用此来归纳她所认为不好的方面，我只知道有楚文化而不知道有没有独立的湖北文化，就像我知道有岭南文化而不知道有没有独立的“广州文化”一样。就当它有，那么这两位地地道道的湖北母亲，她们的性格和外在表现各异，但都体现了湖北文化中非常可贵的特质。秋丽的湖北文化是个随意性很强的模糊概念，她对湖北文化的深层内含理解甚浅。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楷体_GB年我进三中和蔡峻同班，去他家第一次见到钱妈妈却是在两年后的文革时期。大串联结束后，班上出现了以沈真华为头的“北京公社”，蔡峻串联了平时关系好的几个同学，我，刘宝森、常志杰、祝生财等，成立了“万里风焰”，这个战斗队最初还有教我们物理的夏述焕老师。“北京公社”和我们都是造反派观点，但在“二八声明”上（1967年二月八日长江日报发表的一篇声明，按赞成还是反对这个声明的态度划分，武汉的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也就是所谓的“钢派”和“新派”，实际上是当时的造反派大头头们认为权力即将到手时的争权内讧）归属于钢二司的北京公社是香花派，我们认为是大毒草，为此，本来不参加任何大组织的我们，跑到华中工业大学，也就是所谓的“新华工”，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中学部”。虽说有香毒之争，可我们和沈真华关系很铁，分开了各自刷香花、毒草的大标语，干完革命仍然在一齐玩儿。这段时间我常去蔡峻家，钱妈妈也就记住了我。刘宝森家当时在蔡家附近，我有时也去他家。
现在回过头去说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学生参加“造反”，别人我没细问，我的原始动力来自于自尊心被“阶级路线”所导向的“成分论”所伤害及对所谓“红五类”侮辱同学的反感与愤怒。这样归纳当然是现在的反思，当年可能也就是憋一口气或一股情绪。
我所在的高二四班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非常多，一半以上。沈真华和蔡峻的家庭成分都是工人，也就成了三中校园里的第一批“红卫兵”，这只有三个字的“红卫兵”不是随便那个学生想当就能当上的，要“红五类”出身，还要经过严格的成分审查才行。我父亲虽做的是革命干部的工作，本人成分却是“职员”。说句实话，当年18岁的我还是很被这个新生事物所震慑，也想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的，神气啊。我还真的给远在乌鲁木齐的父亲写信，问能不能就填个“革干”？父亲回信说不能，他在信中耐心地讲了为什么不能的道理，再三叮嘱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欺骗组织的念头。当时学校的所谓组织实际上已经由三个字的“红卫兵”掌控。我在班上也就自甘居于“一般劳动人民子弟”的中间地带，等着被“团结”了。
突然间校园间贴出了北京高干子弟谭力夫把“血统论”发挥至极端的讲话和那幅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披叫什么“鬼见愁”。刹那间，校园里刮起了压迫、侮辱所谓“黑五类子弟”之风，我们班上“三字兵”中的几个人马上跟风，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招，照着别的班上学：在教室里，“红五类”坐在前几排，中间类坐后几排，“黑五类”贴着教室后的墙站在，身前还要用一根绳子拦上。就这么上课！我不知道在当年校园中还有没有比这更侮辱学生人格的？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无法消除。这也是后来我被“人权”和“平等”理论所吸引的原因。我们班上其实没有真正的“黑五类”，最差的不过是资本家，还是小的，其次是资本家的经理人，更冤的是刘宝森，他的父亲明明是起义军人，却被硬说成反动军官，这三位同学被强令在后面站着！他们后来都参加了造反派，两个加入了沈真华的“北京公社”，刘宝森加入了蔡峻的队伍。沈和蔡是我们班上的三字兵中坚决反对如此侮辱同学的。我无意美化蔡峻，在班上领头批斗班主任黄慎昌老师的是他。他早就对黄老师有很深的个人成见。
我想说，文革初期横行校园一时的“血统论”把大批学生推向了造反派阵营，它令我产生了与“三字兵”对着干的冲动，这是我参加造反派最初的动因。在社会上“扫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烧书、毁坏文物，在校园内批斗老师等种种极端行为全是第一批三个字的红卫兵领头干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后世也就是现在全笼统地算在“造反”名下了，至今海上有要当年三中造反派学生忏悔的声音，我就不知道要忏悔什么？忏悔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无知还是受压制？实际上有了造反学生后，校园外的“横扫”和校园内对老师的批斗也就停止了，斗争的方向开始转向党内的当权派，所谓造和保都是针对的当权派。这是事实。
直到今年蔡峻才告诉我，他体内流的并不是什么“工人”的血，他的亲生父亲是个大船主、地方上的一霸，他从小过继给了他的当船工的叔父，这才有了由黑五类变为红五类的成功转换。命运竟如此奇妙。钱妈妈是继母，自己没有生育过子女，而在蔡峻身上她把母爱发挥到了极致，用她的话说，蔡峻从小就是放在手心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钱妈妈没工作，靠蔡峻父亲驾船的工资维生，钱妈妈省吃俭用，牙缝里省下的钱也都用在了蔡峻头上，蔡峻从小就没受过委曲。我们也常见到蔡峻的生母，她同住在南岸嘴那栋小楼中，我们随蔡峻喊她“伯娘”，在钱妈妈面前，伯娘十分软弱，对钱妈妈她只敢小声地偷偷地抱怨。
大串联开始后学生们实际上没有了管束，处于相当自由的状态，想来校则来，不想来尽可以呆在家里或去做想做的事，于是出现了既不造也不保的“逍遥派”群体。文革时我仍住在校内，蔡峻住家里，校内有什么事我就去通知他，这让钱妈妈形成了惯性思维，凡是我来蔡峻必离家去参加“革命”，她担心革命伤害到她的宝贝儿子。她明白无误地对我说过：“你们都有三兄四弟的，我就石头这根独苗，指望他养老送终，你把他喊出去，要出点么事，老娘决不饶你！”开始革命很文雅，不是请客吃饭但也差不了多少，蔡峻总能毫发无损的回来，钱妈妈虽心里烦我，可没摆在面上，她第一次拉下脸大骂并把我从她家中赶跑的是在“汉阳公安局静坐绝食”之后。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楷体_GB年春，因争夺省市革委会权利而分裂的武汉造反派在武汉军区镇压了所谓钢派工人组织后又开始联合。文革后期在造反派中出现过这样一句口号：“困难时在一齐，胜利了莫分开”，可在我眼中，只要造反派头头们以为胜利了就肯定会分开，从头到尾，无一例外。那年春，三中校园内持造反观点的学生联合在了“红岩战斗队”的大旗下，蔡峻、我和宝森加入了沈真华的队伍，也就是后来的“红岩102”。我们参加的第一个大的行动是声援一中学生（金水桥畔、钟逸等的母校）在市委的静坐，蔡峻是我从家中叫出来的，我们到静坐现场转了一圈就回来了，没出什么事，钱妈妈也就没发作。汉阳公安局门前的静坐就不同了，三中是汉阳最有影响的学校，自然成为这次行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学校中我没当过任何头头，连班上的头头都不是，班上的头是沈真华和蔡峻，而这两位毫无政治雄心（野心），并不热衷于校内外的上层活动，所以这次静坐的策划与组织过程我至今不了解。我只记得，那天下午我们三中的学生排着队，游行到公安局门前，呼喊要求释放夏帮银（汉阳轧钢厂工人，造反派头头）和为工人总部（武汉工人造反组织）平反的口号，然后以方阵的形式坐在了马路上，随后陆续来了些队伍，想象中应该有汉轧的工人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们，马路上坐了一大片人，旁边则是密密麻麻围观的人群。汉阳公安局没有答应放人，于是宣布（谁宣布的？不知道）静坐升格为绝食。蔡峻参加了静坐和绝食，还是我叫出来的，当时的我自认为语录在手，真理在胸，并不把钱妈妈的威胁真当回事。我们就这么一直坐到深夜、凌晨，确实没有吃东西，起码是绝掉了晚餐的。围观的人早就散了，静坐的人也走了不少，有的走了又回来了，是不是吃了什么我没问。我不感到饿，只觉得冷和困乏，于是我也回了学校，一觉醒来准备再去时却被告之，静坐队伍已在天亮时被当局者组织的农民冲散、驱逐，据说还出现了流血事件，但保守派方面宣称现场的血迹是鸡、鸭的血。
我没注意到蔡峻是什么时候离开绝食现场的，我再到蔡家时钱妈妈根本就没让我进家门，劈头盖脸一顿痛斥，手一指：“你给老娘快点滚！”
很多年以后钱妈妈告诉我，三中学生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南岸嘴，她一听就知道肯定少不了石头这个“竹挖壳”的，她在家里那还坐得住呢？她马上跑到东菜园，拉上沈真华的妈妈赶去了公安局，她们一直站在人群里流着泪看着我们坐在那里喊口号，她说当时要出什么事就冲上去拼起命来护儿子-----
那年月的我对革命的投入可谓痴迷，钱妈妈的骂和数不清的“滚”丝毫没有妨碍我该去找蔡峻时继续登蔡家的门，我尽量隐蔽，不让钱妈妈知道我的到来，离蔡家还有段距离起就贴着墙角潜进，先观察断判钱妈妈在不在门口？最好是碰见“伯娘”，请她帮我把蔡峻叫下来，或者是在窗前叫蔡峻的名字让他出来，实在不行再硬闯进去，等等。几十年来，钱妈妈数不清有多少次在莫安德、老谢等同学的面前形容过上述状态下的我：“他戴个黄帽子，背个黄包，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硬像个特务，只要这个竹瞎子的来就冒得（方言，没有意思）好事。”
她老人家记得不完全对，那个时候我很少戴军帽，下乡后我曾和周福生一块剃过光头，戴过一段时间军帽，下雨淋湿了想在火上烤干，结果烧了个大洞，此后再未戴过任何帽子。而钱妈妈对我的憎恶却是有道理的，从1967年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决开始，直到工宣队进校，学生下乡为止，发生过多少令学生父母们惊心的事？在由我通知蔡峻参加的活动中有些是风险度很高甚至可能丢掉性命的，例如1968年初夏的“抢枪”和同年8月5日发生在三中校园内的武斗事件。
抢枪过程很顺利，撤退时蔡峻被解放军战士扭住，往房间里拖，在即将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时被我看见，已经离开营房的我和沈真华冲进去，一番激烈的厮打后救出了蔡峻，他衣服撕的稀烂，脸上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用想也能知道钱妈妈会跳起脚来骂我，此后我隔了很长时间才敢去他家。抢枪这件事，“红岩一纵队”（三中红岩战斗队内部两大派之一，以谢保安为首，又称谢派）中很多同学参与并知道其中的内幕，在30多年前的“清查”运动中，不少同学被分别办“学习班”或以其他形式挨整、受审查，在难以想象的重压（就有同学自杀未遂过）和信息安全隔绝的情况下，要共同保守一个秘密极难，而抢枪中的秘密却始终没有被揭露，老谢是关键自不用说，同学们所有的“交待”，口头的或书面的都自觉回避了它，当时只要有一个人一句话，它就会暴露，但没有！这个秘密的性质谈不上重大，和政治因素无关，但却关系到同学和他家庭在那个年代中的命运走向，这绝对是同学情感的胜利！我特别为此欣慰。
8月5日晚上，“红岩”中的两派学生在三中大操场对峙，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对方开了第一枪，我方蔡峻扔出了手榴弹，随后枪弹轰鸣，结果是我方同学受伤住院8人，重伤3人，其中就有朱德元。蔡峻也被弹片所伤，弹片将他的额头擦破，血流满面，看着很恐怖但伤得并不重，如果弹片再偏过来一点儿正中额头呢？我不敢想象。这次事件以后我结束了钱妈妈眼中的“特务生涯”，我再没去蔡家履行传令的任务，因为这接着就是毛泽东送芒果，工宣队进校，学生作为群体上山下乡，退出了“文革”。
此刻，当我回忆当年为“革命使命”奔走的晴川阁、高公街、南岸嘴这条路径时，我最感庆幸的是没来得及通知蔡峻参加“汉轧保卫战”，这是我文革中最险恶的一次经历，我不知道如果蔡峻去了汉轧能不能有我那样的幸运，我却知道如果他成了“烈士”，就永远没有了钱妈妈和以后伴随我们20年的那栋“八角楼”。没有了蔡峻，钱妈妈是活不下去的，我们都是她的儿子，可我们无法顶替蔡石头。
刘宝森对我说，你要写钱妈妈一定要先写蔡峻，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正面去写他，他不是个用简单的语言能概括的人。在当年同班同学中，在这漫长的40多年里，能和他随时保持密切联系并能彼此坦承难言隐私的是我，我们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宽容超过了亲兄弟，但我仍无法概括他的性格，他和我一样既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我常不理解他在某些不值得顽固方面的顽固并为之恼火，我对他的评价常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我很难写好他，而刘宝森、莫安德、老谢（如果他真想动笔）都能写出他们眼中的鲜活的蔡峻，他们写出的一定是非常不同的蔡峻。写蔡峻应该最没有心理负担，最近他说过：随便你们怎么写，反正我不去看。
蔡峻最让我钦佩的是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是他能两手空空，从一个家具厂学徒奋斗到资产颇丰的私企老板的决定性因素。他属于相当看重实际的类型，从无不着边际的空想，他并不怕事，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胆量，比如上面说到的他敢扔第一颗手榴弹，这大约和他在少年时的“游侠”经历有关，他那时和晴川一带有名的少年武林高手四九、大培等是拜把子兄弟，他是老五还是老六？我见过大培，儒雅斯文，这是一帮有自己追求的锄强扶弱的哥们。他正直，虽然在高中时代他已经肌肉饱满，壮实得要架着膀子走路，可没见过他欺负同学。他出手或者出于义气或者出于革命的理想。1968年春的那次出手差一点点就出了人命，那次钱妈妈才真正的惊慌失措了。那次蔡峻不是我叫是他自己来校的。我充当令钱妈妈厌烦的“特务”发生在这之后。
那年春天三中在“红岩”掌控的革委会领导下搞“复课闹革命”，我们班上则由沈真华（校革委会委员）、蔡峻（班领导小组副组长）谋划后开始集中全体同学上课，我记得上了一堂“解析几何”，韦明英老师讲的课。仅仅复了这一堂课。上第二堂课时出事了。几个很面生的学生，好像其中还有外校生，堵在教室门口点名要找沈真华扯皮，据称是沈在校园中撞了他们中的谁而扬长而去，沈到教室外和他们理论，他们突然出手，用棍子把沈打得头破血流，撒腿就跑，我们冲出教室追，蔡峻冲在最前面，抓住了一个跑在最后的，沈真华头上的血使蔡峻红了眼，他掏出工厂里常用的三角刮刀，一刀透胸而入，被刺者倒在地上，鲜血泉涌。后来我们才知道被刺者姓袁，是同校初三的学生，也是“红岩”成员，本没他的事，他来帮忙助威。大家急忙把破了头的沈真华和奄奄一息的袁同学送到了五医院，袁同学伤得太重，在急救室中一直昏迷不醒。蔡峻大约还处在伤人后的情绪混沌中，就这么提着滴血的刮刀走出了校门，回家了。听蔡峻后来说，他在门口碰见“红岩”的另一位领袖吴绪国学长和黄兰方，当时身为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吴看着带血的刀，一个劲地说：太不像话，太不成名堂-----
我到五医院探看情况，袁同学昏迷着，这一刀从两肋间刺入伤及肺部，形成了严重的血肿。他的父母在旁边流泪，袁同学家境穷苦，父母是老老实实的普通工人，这一刀给他们带来了无法想象的痛苦，这一刀也使蔡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中。袁同学伤得太重，随时可能死亡，蔡峻随时可能因杀人罪被捕，甚至偿命。沈真华、王仲春、我和其他同学同样焦虑，我们设想了各种后果，也想了些应对的办法，但没一个办法能让我们踏实下来。我们到了蔡家，想宽慰蔡峻和钱妈妈，钱妈妈没有骂人，一声不吭地呆呆地坐着。蔡峻此时相当冷静，不乱分寸。这天深夜，四九、大培和他一齐到五医院探视袁同学的状况，如果救不活，蔡峻就立即离开武汉，他们都穿上同样式的雨衣以隐蔽面目，衣内藏着枪，预防对方人员的报复。陪护袁同学的亲友没有发现他们，他们找了医生，医生介绍的情况比较乐观，蔡峻没有出逃。
袁同学终于苏醒了，脱离了生命危险，钱妈妈也就活了过来。她一活过来就有了进一步挽救儿子前途的主见，钱妈妈明白她该怎么做，她煨了一吊子排骨汤（吊子，方言，指瓦罐）拉上蔡峻的父亲一块去医院看望伤者，她找出了家里最破烂的棉袄老两口穿上，她要用最可怜的状态去面对、安慰可怜的袁家父母，她痛骂她的儿子，替儿子下跪陪罪，她述说哺育儿子的艰辛，说到伤心处痛哭不止，两家父母泪流满面。这以后钱妈妈几乎是天天到医院、到袁家看望，她后来对我们说到袁家时充满了同情，她说这是家好人、老实人，石头不该这样做啊！钱妈妈为儿子负疚。
袁同学出院了，袁家出于对钱妈妈的同情没有不依不饶地追究，这件事也就这么了了。在写这段往事之前，我没有认真思索过它怎么可能这么轻易了结？在我的记忆库中它仅作为蔡峻在钱妈妈佑护下化险为夷的事例存在，现在我想探究它，但已找不出来其他的因素，难道是我无意中抹去了记忆中的什么？
上山下乡时蔡峻没有随学校去宜昌，他去了他父亲工作的东城垸农场，沈真华、王仲春、李永昌------“红岩102”的伙伴们大都就近投亲靠友，我离不开“组织”，一头扎进了“红岩104”的核心圈，渡过了近两年的知青“鄢家河时代”，虽然在鄢家河岁月中既有欢乐也有痛苦，但仅用这两个词语标记却是远远不够的，我只能说如果能重头来过，我不会做第二种选择。那曾经高高飘扬在知青小屋前的“红岩战斗队”大旗和淹死了周福生的冰冷的蔡家河水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消失过，青春的火焰和火焰的熄灭都能感奋我在这个世界中走得更远。
再次走进南岸嘴那栋小楼见钱妈妈时我已经不是学生、知青而是每月拿18元工资的青工了。（青工，武汉工厂中对年青工人的简称）
今年大年初一上门给钱妈妈拜年，钱妈妈85了，声音略有沙哑，眼睛有些蒙胧，可脸色红润，腰板也直，思维清晰，记忆力好得惊人，把来得人看了一遍，马上问熊明超怎么没来？
我们一帮六十左右的爷们围着她，争着喊姆妈、老娘，其中数老莫叫的又亮又脆，而我的声音里则透着赎罪式的胆怯。自南岸嘴拆迁后，我有16年没来给她拜年，自蔡峻嫁女儿的婚宴上给她敬酒后，有4年多没来看望她。记得前些年老莫约过我看望钱妈妈，被我以什么理由推辞了。以后他不再约我，只是告诉我他们要去，他希望我主动加入，可我没加入，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没情绪，那些年我似乎在回避和隔离着什么，那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反叛，不仅是对爱我如母亲般的钱妈妈，还有和我一起从文革走到今天的老同学们。
在同学中，莫安德属典型的外冷内热，他和老谢、文年都把感情看得很重很重，每年老莫必要给钱妈妈拜年，那怕春节他在外地，回来也一定要补上。这么多年来，年年如此。年年由他邀同学，文年、老谢年年同去，宝森去的次数也很多。我和老莫相反，外热内冷（秋丽友美言为外圆内方），对本应无比珍惜的情感往往任由它淡漠，我可以把这种凉薄归之于自小父母所导致的亲情疏离和社会对我的改造，但这无法使我宽解，我依然为自己性格中的缺憾愧疚。
正是有这深藏的愧疚，年前当莫安德按惯例告诉我要去给钱妈妈拜年时，我马上响应，老莫说：你真该去，钱妈妈每年都要提到你，骂你------你最好找根棍子背在身上。
在我本命年的第一天，踏进钱妈妈家门，我有充分的准备迎接她的痛责，果然，她笑呵呵的回应了莫、文年、老谢、青山、诗平的问候，眼光移到了我的身上，她板起了脸，“你还晓得来啊，最要不得的是你------”，在一长串的责怪声中，我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抬头在她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欣慰的笑。
钱妈妈请人来做了一大桌菜，她依旧不上桌就坐在旁边看我们吃喝，听我们说话，谈到往事，她也挨个数落当年莫儿子如何，谢儿子怎样，当然少不了翻检出我当年的“特务行径”，我仿佛回到了那栋小楼中，我感觉到了我很少能感觉到的浓浓的亲情，我找回了当年的我，当年的同学和永远的钱妈妈。
图中一排居中为今年初一的钱妈妈,一排右一为蔡峻,左二为沈真华,其他各位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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