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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平民的时代”:鲁迅晚年思想中的“弱者”概念的特点与思想意义
&&&&&&本期共收录文章15篇
　　摘要：一般鲁迅研究以年分为前期与后期。本文以1927年的“政治与文艺的歧路”、“关于知识分子”等言论为主要对象，再思考对屠杀无辜者的生命、杀戮民众的暴政进行彻底斗争的鲁迅的精神、憎恶权力的思想、以及他独特的“革命”思想的特点。尤其是笔者特别关注鲁迅把自己看作生命以外没有什么财产的民众、“弱者”的位置，追求文学家的社会使命，对于“权力和专制”毫不畏缩地反叛、反抗，一直寻求社会的进化与演变的思想特点。在晚期鲁迅提到的民众或“弱者”的形象，跟他初期在小说、杂感、散文等一系列文艺作品里创造、形成的民众形象并不一致，因为初期鲁迅特别重视民众形象里有自己被压迫而还要压迫比自己更薄弱的“弱者”的“负”性质，他尽力挖掘民众内部的病困。本文重视初期鲁迅形成的民众形象与晚期思想里的民众形象、以及“弱者”的观念的特点，着重分析它的发展与意义。现在在世界各地发生了民众革命，使人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开拓新的民主主义的方向。跟“人民”、“大众”不同的新的革命主体，所谓“Multitude”（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 2000年）与鲁迅的“民众”观念是否有共同点？包括这些问题在内，本论文将提出鲁迅晚期思想的特点与意义。 中国论文网 /9/view-4621485.htm　　关键词：鲁迅；平民；弱者：Multitude 　　1.鲁迅的“弱者”——民众观的形成 　　1.1 鲁迅的两种“弱者”体验 　　1902年，20岁的鲁迅以清政府公派留学生的身份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学了一年日语后，转至福岛县仙台医专（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开始学医。一年半后，他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开始文艺活动。当看到同胞作了俄国革命的侦探被砍头、中国人却围着看热闹这样的幻灯片，鲁迅在《呐喊》（1923年）自序中以此作为他“弃医从文”的原因。其中始末，包括直接诱因幻灯片的存在（“幻灯片事件”）以及学医的志向，人们经过长年的调查和讨论，认为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鲁迅的叙述中有着思想上的意图，存在虚构性。且不论事情经过如何，笔者想要关注的是，这一成为文学家鲁迅诞生起点的人生转折，它来自于民众形象的形成。当时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性乃是当务之急，他看到东欧弱小民族面临存亡危机，而这与当时处于帝国主义侵略之下、陷于存亡和苦难境地的中华民族存在共性，因而对这些民族的思想形成产生共鸣，于是着手翻译这些国家的文艺作品。鲁迅那被压迫民族的体验深处，是9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由“少爷沦为没落子弟”的自身的“弱者”体验、即“屈辱的体验”。可以说，个人的“弱者”体验与弱小民族的体验多层叠加，形成了鲁迅的“弱者”观，这一观念成为后来他关于中国社会、以及生活其中且创造出中国社会的中国人的思想形成的基础。 　　1.2 清末鲁迅的战士形象和观众 　　在这段时期的文艺活动中，鲁迅尤其产生共鸣、并从他们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生命和文艺活动的方向的，是欧洲以拜伦为首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题为《摩罗诗力说》（1908年，《河南》2期、3期，《坟》1927年）的评论文章中将诗人看作反抗社会的旗手、精神世界的战士，热情讴歌诗人的力量。评论结尾处描绘了觉醒的战士以及簇拥着战士、欣赏战士带血之舞蹈的民众。 　　如角剑之士，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故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 　　诗人和革命家渴望民众的幸福和解放，并为此进行悲壮的战斗，而民众将这些战斗视为乐子，旁观战士被杀戮，对于民众的这种残忍性的嗅觉表明，作为人与社会的根本性认识，鲁迅认识到了对“弱者”践踏更“弱者”这种“负”的习性。 　　1.3 旧社会的人物形象与平民形象——“吃人的世界”、“非人世界”中的“弱者” 　　在191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写下中国最早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呐喊》1923年）、重新开始文艺活动的鲁迅创作了收于《呐喊》、《彷徨》（1926年）的一批作品。这些小说塑造了受儒教社会的桎梏折磨的人物形象，作为代表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受到高度评价。在鲁迅构建作品世界、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反复出场的是“弱者”主动践踏更“弱者”的主题。例如，描绘受旧中国社会儒教道德束缚的家庭及社会关系结构的《狂人日记》，在第二章中面对“吃人的世界”中陷于可能被吃掉的恐惧当中的主人公狂人，对其瞪视和攻击的村人是这样描写的：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明确指出他们都是受压迫、受凌虐的社会“弱者”、这些“弱者”又成为攻击者这样一种结构。在寡妇因病失去独生幼子的《明天》（1919年，收于《呐喊》）当中，描写了带性挑逗意味从寡妇怀中接过幼子的同村男子、以及满脑子只想着主导葬礼的邻居。同样有关寡妇的《祝福》（1924年《彷徨》）也详细地描写了祥林嫂被婆婆强迫再婚，后幼子被狼吃掉，最初对她满怀同情的旁观者是怎样转为嘲笑她、欺负她。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最后他写道：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为儒教伦理所束缚的寡妇的悲剧，其背后既有儒教伦理的压抑，也有平民对于“弱者”的欺凌。在这样的描写当中，鲁迅的平民观和“负”的平民性跃然纸上。关于男性形象，鲁迅描写了一位主人公孔乙己，他为科举考试所累，落魄不堪，连酒店的小伙计都将他当作乞丐看待，聚在村中酒店的下层客人们都打趣他，嘲笑他（《孔乙己》1919年，《呐喊》）。在五四时期鲁迅的作品世界中，旧社会人物的悲剧生活因为平民的无情和悲哀而雪上加霜，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的民众形象和“弱者”观的特征。
　　1.4 旧社会的社会结构——“弱者”的等级制度 　　1927年，鲁迅在“弱者”观的基础上，就中国社会的结构提出了独特的分析论断。他在《灯下漫笔》（1925年），《坟》（1927年）中讲到了“人肉的筵席”论，指出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提出来“人肉的筵席”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人吃人的“吃人世界”、“非人世界”的社会结构——“人肉的筵席”，与其说是强者支配“弱者”，不如说是被支配者支配更“弱者”的等级制度。 　　2.与社会权力的斗争——不夺权的革命以及文学者的使命 　　2.1 鲁迅的转折期——年 　　1926年到1927年对于鲁迅来说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上最大的转折期。这一年是初期鲁迅和后期鲁迅的分水岭。1919年，鲁迅将被其称作“母亲娶媳妇”在无实质性婚姻关系的状态下结婚、又一度留在绍兴的妻子朱安和母亲鲁瑞、以及周作人、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开始了家庭共同生活。但是，鲁迅与留日时代在文学活动中互相帮助、互相启发的弟弟周作人突然失和，共同生活仅仅两年就瓦解了。很快地，与不愿回乡的妻子朱安及母亲的三人生活加深了徒具形式的夫妻关系对鲁迅的压抑，产生深深的矛盾。他在致赵其文的书信中谈及被感激束缚的痛苦，吐露了当时的心情。 　　无非说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在自称“灰色的生涯”的北京生活中，鲁迅开始了与许广平的恋爱关系。当时北京正好发生致使鲁迅学生牺牲的军阀政府向游行队伍开火的“三·一八”事件，他作为主谋被通辑（50人黑名单）。1925年8月，鲁迅与在广州找到职位的许广平一同离开军阀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南下，开始是一个人住在厦门，不到半年便搬到许广平所在的广州。不久即发生“四·一二”事件，白色恐怖下广州也弥漫着杀戮的血腥，许多学生被捕、失踪。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不肯参加救援运动——的职务，于1927年秋与许广平一同搬到晚年栖居地上海。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终老之地上海，这也是鲁迅的人生轨迹：从幽闭于母亲以及“母亲的媳妇”的生活当中直到45岁的被“阉割”的“母亲的儿子”，到实现作为一名男性的“性”的自律，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社会使命、亦即作为战斗的“反权力”的文学家的“生”。 　　2.2 抵抗主体的形成：1927年言论——文学者的使命 　　45岁方才开启作为一名男性的人生的鲁迅，在“三·一八”事件、“四·一二”事件接连的政治变动当中与革命和政治课题相对峙，心怀永不终结的战斗者的使命，展开了晚年10年的文学家活动。1927年离开广州前以及到达上海后，他发表了数次表明文学、政治及革命的关系以及自身立场的重要演讲。这里让我们来特别关注一下政治、文学和革命方面的重要言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日于暨南大学，《集外集》1935年），这些言论在发表于广州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而已集》1928年）中是未有涉及。②在这次演讲中，鲁迅这样讲到：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略）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 　　但是，革命与文艺是不能一致的。“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所以，革命后对社会提出不满的文学者是被政治革命家被杀掉的存在。关于革命后的社会中文学家的职责、以及将革命后的革命家视为政治革命家的观点，在鲁迅1927年言论之前的文章中是没有的。他说： 　　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但是，承认文艺家作为被杀戮者的职责，并非意味着自愿被杀戮。不站在权力一方，在无涯的革命当中，在革命后新生的社会里，文学家承担的使命是不断追求和提出新的社会进化。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 　　革命取得成功，夺取权力后，由于革命并不会安于现状，它就会转向维持现状的政治。文学家促进社会分裂、推动社会进化的使命永无终结之日。本着文学家既不与政治媾合、也不与革命媾合的使命，保持与权力的对峙关系，鲁迅的这一思想值得关注。
　　2.3 同路人作家——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相对化 　　提出不能与革命媾合的文学观的鲁迅与革命的关系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考察对象之一是“同路人作家”问题。托洛茨基在《革命与文学》中提出这个问题，他高度评价文学的力量以及在过渡期发挥的作用，但同时提出这些力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部队的势力会“同路到哪一站”的疑问。 　　增田涉（1931年访华）关于鲁迅曾写道，“我觉得，他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应该是信奉者。因为他自称是同路人作家”（增田涉，《鲁迅印象》，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初版，1948年）。鲁迅是否曾经是可能成为革命脱队者的同路人作家，这个问题与他的战斗性以及在革命中的定位密切相关，因此，历来的先行研究中不断有热烈的讨论。多数论点认为，鲁迅在年到1930年代初期对同路人作家产生共鸣，后来开始向新的地点进发。讨论主要集中在共鸣之后鲁迅到底向哪里进发上。日本有代表性的丸山升观点认为，鲁迅“穿过了一度产生共鸣的同路人作家的世界，向着更接近革命的地方前进”，因此，“他本质上并非革命的同路人”。还有一个观点继承了丸山的论点，并提出鲁迅通过走向需要同路人共鸣期所没有的“死的觉悟”的领域而脱离了同路人（长堀佑造）。笔者则认为，这可以解读为鲁迅出于对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这两个不同政府的屠杀造成的“死”的苦恼和记忆，与“死的觉悟”相反，在思想上确立对“生”的渴望，走向与脱离同路人相反的方向——即作为同路人的自我形成和主体形成之路。另一方面，中国的官方见解是初期鲁迅信奉进化论，后来虽然不是党员，但可将他看作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革命取得成功，革命政权建立以后，鲁迅不肯站在革命后的政权一方，这从上文的1927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提出的观点中已经非常明了。向着革命共同前进，革命后不站在统治权力的一方，不求夺权，继续与统治权力作斗争。从中可以解读出鲁迅作为“反权力”主体的人生精髓。 　　2.4 不被杀戮者的斗争——渴望“生”的主体 　　斗争者在革命后的社会中继续促进社会分裂，与统治权力对峙，坚持永无终结的战斗，不求夺权，他们抱着被杀戮者的觉悟坚持履行自己的使命。但笔者认为，如上文所述，鲁迅认识到的被杀戮者的觉悟，并不是认同和允许被杀戮的“死的觉悟”，而是拒绝被杀戮、追求生存的“生的渴望”。不可被杀戮、岂能任人宰割，这种强调“生的渴望”的言论，从鲁迅日在上海劳动大学发表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1938年）中可见一斑。 　　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鲁迅将自己定位为除生命外一无所有的平民，他既站在民众一方、被权力杀戮的一方，又是不允许被杀戮的“生”的渴望者，不断发起永无终结的斗争。 　　3.鲁迅与“MuIlitude”——“爱”与“贫” 　　3.1 鲁迅与"nultitude”论 　　世界在不断走向全球化，“Multitude”作为推动民众革命的力量备受关注。“Multitude”深深地、尖锐地揳入剧变中的现代世界，它被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斯宾诺莎当中发掘出来，在斯宾诺莎再评价中深受关注和讨论，到今天仍然是学术上继续发展的概念。作为抵抗主体构建起来的“Multitude”以及““Multimde”论与鲁迅的文学和思想在根本上有相通之处，对于理解鲁迅的思想和探求鲁迅留下的思想课题有着宝贵的启发价值。本节着眼于"Multitude”，从晚年鲁迅的思想——“弱者”的角度出发，考察他作为永无终结的斗争者的特质。 　　3.2 什么是"Multitude”？ 　　为探讨鲁迅与"Multitude”，首先要确认“Mul-titude”的基本意义和特点。关于概念的规定涉及方方面面，现选取与考察鲁迅思想相关的要素，列举如下。这些要素均属于“Multitude”的的基本含义，具有重要意义。 　　1.非自然发生，处于不断形成和动态生成的状态，有着“不断——已经”和“尚未……”两种时间。 　　2.在共同的社会相互作用下创造出来的社会性存在。由大量不同的个人和阶级（社会差异）组成，因此多种多样，有着拒绝统合、还原到同一性的差异，但与个体彼此分散、孤立、没有社会关系性、断片化的原子性质的存在不同，是基于多个多样性的社会联系下的共生的存在。 　　3.由多个多样元素组成“multitude of multitudes”（复数） 　　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由于不能单一化，“multitude”经常写作"multitude of multi-tudes”（复数），即“复数形式multitudes组成一个multitude”。有别于人民（统一性）、大众（均一性）、民众（分散）、国民（国家框架）、劳动者阶级（产业工薪劳动者）这些古老陈旧的近代社会集体观念。 　　3.3 作为抵抗主体的“Multitude” 　　具有“通过‘共’的力量破坏主权的愿望”。拒绝终结“万人对万人的斗争”的现代主权、一个主权下的政治秩序概念。“Muhitude”原则上对权力不承担任何责任。“Multitude”不可缺少的是不服从的权利和追求差异的能力”。但是，“Multitude”并不要求政治性制度上的权力，不愿掌握统治权力。“Multitude”不愿成为统治权力者和制度主权者，而是希望建立更好的世界，为实现这样的世界助力。它在拒绝对既存的世界秩序进行概念化、规定、以条条框框束缚等种种加工、不断创造新世界的原理作用下，有着创造性的力量，自身并不掌握统治权力，有着促使产生更好的统治的力量，是一种运动体。与鲁迅相关的最为重要的特质在于，“Multitude”不掌握统治权力，具有“撼动统治权力的民众”这种“力量”的特点。
　　4.鲁迅追求的世界 　　4.1 “平民的世界” 　　不参与作为政治权力的革命政权的鲁迅和“Multitude”一样，志在促进社会分裂、推动社会变革的永无终结的斗争者之路。那么，鲁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谈论革命后的文学“平民文学”，这个主题占了整个讲演的三分之一。在这“平民文学”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该有的社会的概况“平民的世界”的基本形象。 　　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 　　略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 　　略 　　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日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鲁迅推测到的“平民的世界”，是还未实现的、理想的、革命后的世界。 　　4.2 “爱”与“贫” 　　鲁迅所追求的“平民的世界”如何才能实现？鲁迅自身并未留下集中论述变革方法的具体言论。不过，回忆录有一段讲述了鲁迅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曾对当时交往甚密的冯雪峰谈到今后想要写的两个主题构思，“母爱”和“贫穷”。这是“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的一段。 　　在《女吊》之后，连他已有腹稿的两遍也来不及写，记得他说过，一篇是关于“母爱”的， 　　一篇是则关于“穷”。（略）于是接下去叉说：“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鲁迅先生在谈话中讲起母性与母爱，实在不止一次，并且不止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提到。我曾这样想：他对于女性的尊视，其中之一的理由是因为母性的爱的伟大罢，这从他常常攻击摩登妇女有乳不给儿子吃的是也可知道。有时也常常从德国社会主义的女画家珂勒惠支而谈到母爱，有时则中国农村的纯厚的老妇女而谈及。他要写一篇关于伟大的母爱的文章也不止说过一次。其次于穷，他说过好几次。以为“穷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我还仿佛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富果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的。”……这些仿佛就是先生要写的关于“穷”的文章的题意。 　　这里所说的“爱”是母爱，不过鲁迅自己在对母爱的敬意中发现了培育人的力量——用“无私的爱”培育人的力量，并对这种力量具有的可能性十分关注。鲁迅在五四时期反复描写失子寡妇的悲伤，为改革“非人社会”，提出家庭改革论，“解放子女论”，倡导解放子女由已觉醒者开始。他说道，“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这一观点是为与儒教教义批判对峙而提出的，但我们从中可以解读出鲁迅对“爱”的理解是有机的，他认为“爱”是至高的人类感情的象征，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创造人际关系的力量。 　　4.3 “爱”是世界变革的力量 　　提倡“Multitude”革命的Antonio Negri（奈格里）也认为，“爱”是集结：“Multitude”力量去变革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在Negri的《共同体》中，对于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的“爱”有这样一段话： 　　爱是充满感伤的词语，并不适合哲学言论——更别提政治言论了。很多人可能会说，爱应当交给诗人去讨论。他们说，让那些诗人尽情沉浸在爱的温情当中好了。但我们认为，爱才是哲学和政治不可缺少的概念。没有去深入探究爱、发展爱，这是现代思想弱点的最大原因之一。将爱交给教士、诗人或精神分析师去讨论并不明智。既如此，我们就需要在头脑中来一场大扫除，将认为爱不适合哲学或政治言论的错误观点一扫而空，对爱的概念进行再定义，揭示它的有用性。 　　而要将爱作为哲学或政治概念来理解，首先应当从穷人的角度出发，考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之间到处存在的、无数的社会关联和社会生产形态。 　　5.结语——“爱”·“贫”·“共” 　　在不求夺权、追求能够与统治权力保持对峙的“反权力”的永无终结的革命的鲁迅所处的时代，俄国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下的共产革命成为变革的象征。鲁迅也渴望能够开拓平民的时代，他选择了向统治权力发起坚定斗争的道路。在时代的潮流中，鲁迅斗争和挑战的对象是针对一个主权、即统治权力的革命，与现代社会奈格里们提出的包括破坏统治主权、实行夺权后的革命统治在内的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观和权力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鲁迅站在被统治者、“弱者”一方、相信“爱”的力量、拒绝“贫困共产”的斗争，与“Multitude”要实现的通过“爱”实现“共”的世界变革在根本上存在相似之处。在距当代网络型社会十分遥远的中国近代，鲁迅所探求的课题，在今天仍然是热点的课题，人们仍在进行研究。在作为个人的少年时代的“弱者”体验与作为民族的“弱者”体验这两种“弱者”体验的基础上，鲁迅关注“弱者”压制更“弱者”的“负”的民众性，反抗统治权力的杀戮和弹压的血的洗礼，试图催生从除了生命一无所有的“弱者”的立场出发的抗争，对于鲁迅这一思想意义，有必要再作考察。 　　【责任编辑 付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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