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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30 & 发布
会计毕业论文 -现行财务报告的局限性及其改革（一）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现行财务报告无法适应知识经济需要的典型表现在于对一些前瞻性信息、不确定性信息以及一些潜力巨大的公司的巨额无形资产在财务报告中不能得到反映。从而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预测的需要。我们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仅将重心放在硬性资产上，而对一些前瞻性、不确定性的信息，则通过一些根深蒂固的原则如历史成本原则、实现原则和可靠性原则等将其排斥在财务报告之外，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类信息却是最重要的信息。按照现行会计准则，企业只允许对在购买与合并时形成的商誉予以计量报告，而对那些在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综合作用下所获得的，超过正常报酬率而形成的自创商誉，不能在现行财务报告中予以计量反映，从而使得不少公司的潜在价值被严重低估，这也是一种财务报告信息的失真。由于现行会计报告模式无法反映此类重要信息，势必会使投资者转而寻求其他信息来源，从而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和信息风险，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会计提供信息的功能。联机实时报告系统（OLRT）的应用，使得企业可以根据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进行实时计量；企业的网络化，使得会计不再是个封闭的子系统，它除了提供历史的财务信息外，还可以提供非财务信息、经营管理信息、分析性和预测性信息。与传统会计相比，信息技术时代的会计空间大为拓展，如果会计不迎合这种变化，势必导致会计功能的萎缩。此外，由于现行财务报表反映的经营事项必须以货币计量为基础，而对于一些非货币计量的经济事项，如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和各种软资产如知识产权、职工智力等无法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得到充分的揭示。而在信息时代，信息成为经济活动最主要的资源，劳动者付出的主要是智力劳动，产品或劳务的价值构成中知识含量占相当大的比重，知识资本成为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和市场价值的动力所在。（二）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风险信息和不确定性信息披露的要求由于估计和判断的客观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斥着整个会计处理过程。企业风险和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参与其他行业经营而导致的风险；二是由于所从事行业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市场风险；三是企业交易过程中选用不同金融工具所形成的交易风险。特别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金融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衍生性金融工具的采用，给企业经营带来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工具也不断地得到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涉及到金融业务的各个领域。近年来，衍生金融工具不仅翻新速度快、数量大、品种多，而且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金融衍生交易也越来越多。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时可能为给企业带来巨额的金融利润，但有时也可能给企业带来巨额的损失。英国巴林银行的破产，以及我国上交所“3.27事件”，都是典型事例。这种巨额的金融风险已越来越引起投资者的重视。但是，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受传统会计理论的制约，不能完全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及报告等问题。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出发，企业财务报告应当充分披露这些风险信息。但按照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的指标内涵及其计量原则，企业面临的未来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则受到严重的制约而无法得到充分揭示。二、改革现行财务报告是信息需求者需求变化的要求财务会计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化。前者要求财务会计不断地将新的、变化了的经济业务反映出来，以体现和强化会计反映的基本功能，后者则要求以提高财务会计信息在使用者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长期以来，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财务会计不断地向前发展。当今，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的变化又对传统会计提出了挑战。早在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专门委员会，通过对大量的职业投资者、债权人和他们的顾问人员的调查研究后，发表了题为《改进企业报告——客户导向》又称Jenkins的报告，该报告对使用者需要的信息类型和改进现行报告的建议等作了全面阐述。根据该报告，用户信息需求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关注历史信息转向注重未来预期信息过去，信息使用者往往以财务报告提供的历史交易信息评价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费成果，并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各种决策。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现行财务报告所提供的历史交易信息与使用者经济决策的相关性正在日益减少，有些甚至毫无用处。而现在人们完全可以而且很容易从电脑数据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着眼于提供预测数据的信息。另一方面，许多与企业未来发展休戚相关的经济业务如衍生性金融工具、信息技术资产、人力资源价值等都未能在财务报告中得到有效地充分披露。财务报告的有用性正在日益削弱。在这个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变化得迅猛的世界里，未来预测性信息的价值已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重要。（二）格外关注不同机会和风险的企业分部信息分部报告信息，对于确定和分析从事多种业务的企业的机会和风险是一个可靠有力的工具，它有助于投资决定是否投资、信贷等经济决策。传统的财务报告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没有充分披露分部信息，但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使用者越来越认为分部信息与企业整体信息同等重要，表现在按行业提供的分部信息能深入说明一个企业的机会风险，给投资者提供企业横向之间的有用信息；按地区提供的分部信息能够分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各个企业的机会和风险，给投资者提供企业纵向之间的有效信息；而对于债权人最为关心的法律实体提供的分部信息，则给债权人提供了法律实体的财务和经营活动。（三）关注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量和信息范围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信息使用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然而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要求与期望不断发展，使用者已不满足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现状，他们希望能通过财务报告获得更多的非财务信息、定性信息、不确定性信息、企业分部信息等。就现行财务报表的结构和性质而言，已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三、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改革（一）财务报告的改革应遵循的原则财务报告只是财务会计系统中加工与生成信息的一个程序，任何对财务报告的重大改革或改进，都要考虑财务会计系统的改革。例如，为了能反映企业经济的真实性，就必须对一些现有财务报表中未列入的项目进行充分披露。如自创商誉、衍生性金融工具创新、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价值等，这就要改变传统财务会计只确认已发生的交易和事项的做法，需要重新对资产、负债进行定义。因此，现行财务报告的改革应遵循财务会计改革为先导的原则。（二）财务报告模式改革的方向 未来财务报告的改革与改进，其目标在于促使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有用，不断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要求。这主要可从三方面加以设想。（1）拓宽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范围。现行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以财务信息为主，其披露的范围也只局限于财务会计确认与计量的交易和事项。未来的财务报告应在突破上述限制的条件下，拓宽信息披露的范围，不仅揭示财务信息，还应扩大到非财务信息，应当将与信息使用者有关的非财务信息、社会责任信息、预测信息、分部信息、管理会计信息等纳入披露的范围，提供“管理当局分析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分部信息”、“关于管理人员和股东信息”等；同时，对现行财务报表不能反映的一些“表外项目”也能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披露，充分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而“财务报告”的名称也需要更改，因为到那时已不仅仅是“财务”的报告了。（2）未来财务会计的计量属性应当是历史成本、公允价值、成本与市价孰低等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体系。现行财务报告是在以历史成本属性为主的前提下建立的，因而财务报告披露信息的相关性得不到充分体现，尤其在信息技术时代必将受到排挤。未来的财务报告应在历史成本属性之外，针对不同项目，允许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特别应注意“公允价值”、“成本与市价孰低”等计量属性，促进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现有的价值。（3）增加未来预测的信息。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来说，企业未来的信息才是最相关的，因此，未来的财务报告模式应增加一些企业未来预测信息，如企业“前瞻性信息”、“创新金融工具信息”、“企业管理信息”等，这对提高财务报告整体有用性大有帮助。 （三）财务报告体系的改革步骤 要使财务报告的改革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必须循序渐进，采取分步改革、逐步完善的策略。从近期来看，应当结合我国实际，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先对其作一些适当的改进。（1）应当重视企业分部信息的披露。近年来，我国集团公司的迅速崛起给企业报告体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为了满足用户对分部信息的需要，应当针对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我国分部报告，形成完整的财务报告体系。（2）结合我国具体的经济环境，拓宽财务报表附注提供的信息量。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原因，我国会计报表附注现阶段主要侧重于对表内项目的解释，而对于表外企业未来的机会风险、表外融资方式、企业软资产（如人力资源）、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信息披露太少，改进后的会计报表附注应包括这些内容。而重要事项的揭示应主要包括已承诺的事项、或有事项、期后事项和其他重要事项等。（3）从财务报表的结构上看，可以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披露的会计信息分为核心信息和非核心信息两部分。企业的核心业务是指正常的或经常的业务、交易和事项，非核心业务是指非常的或者偶发的业务、交易和事项。在财务报表中对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作出划分，其目的在于提供最能够反映企业经营趋势的信息。（4）从财务报表的计量属性上看，应当改变原有财务报告统一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属性，对于财务报告体系中某些项目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前已述及，现阶段要彻底改变会计计量属性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针对我国实际，对现行实务中有关核心资产、负债仍按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予以计量，而对资产负债表中的非核心资产、负债改为按公允价值计量。其优点是能使投资者正确了解企业现有权益价值，符合及时性原则。会计毕业论文范文一、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对比规范研究方法是指通过强调演绎方法对会计理论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规范会计理论。规范研究方法所强凋的是世界应该如何来运行，而不关心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它试图判定“应当是什么，应当不是什么”。它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即从已有的科学结论、原理和定律出发，推知另一个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演绎方法。演绎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一类事物共有的属性，其中每一个事物必须具有，所以，从一般必然推知个别。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要求其前提正确，推理严密。只要前提是经过实证的科学事实，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可靠的逻辑关系，那么，所得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有效的。规范会计理论体系就是以建立会计目标为起点，一旦目标被界定，就必须描述某些关键性的定义和假设。基于这些定义和假设，便可展开对会计目标实现过程的逻辑结构研究。因此，规范性会计理论主张不应受会计实务的影响去发展会计理论，强凋会计理论应当高于会计实践并指导会计实践。规范会计理论下的会计模式都是先假定会计目标再继而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由于目前人们对会计目标认知上的差异，根据单一目标建立起来的会计模式，在会计信息已成为公共信息的今天，其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怀疑。实证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指以事实结果为标准，验证与衡量理论或观点、假说的正确性。它是指通过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况，由观察数据产生的相互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近似的正确性的一种方法。实证研究被引入会计领域是时代的要求，是会计学发展的必然。现代社会中，为决策服务的预测成为焦点性的问题，会计领域必须适应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向决策部门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对会计信息的利用者提供有实用价值的信息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尤其对有效市场假设进行的大规模实验验证的结果给规范会计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些经验结果表明，规范会计赖以生存的某些假定条件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实证经济理论引入了会计领域，实证研究逐渐引起会计界人士的重视。其具体背景是，1976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詹森在斯坦福大学主持会计讲座期间，首先提出应以实证方法从事会计研究。1978年，美国会计学家瓦茨和齐默尔曼合作发表了“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一文，1979年，两人又合作发表了“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一文，这是最早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此后，这一理论逐渐系统化。1986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两位教授所在的罗彻斯特大学也因此脱颖而出，实证会计研究硕果累累，因而人们将实证会计学派称之为“罗彻斯特学派”。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所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并寻找出这些会计现象发生的原因。它是以经验与实证法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工具所形成的新理论。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会计实务是发展会计理论的基础，从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现象中推导出隐含的会计理论。因此，实证会计研究总是既将理论作为终点，又将理论作为起点。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一般是：确立研究课题→寻找相关理论→提出假设或命题→使假设或命题可操作化→设计研究方案→搜集数据资料→分析数据以检测假设或命题→分析研究。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中，大致可概括为：（1）提出了有效假设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2）研究会计赢利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3）对竞争性假设的实证检验；（4）对会计信息与破产风险的相关性进行验证；（5）对会计人员及管理人员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报酬计划、债务契约进行实证检验；（6）对会计与政治活动、会计政策的选择等进行实证检验。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内容中，提出了契约成本、代理成本、政治成本等概念，进一步论证了契约理论和各种最佳选择的必要性。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的会计理论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可作实证研究的课题。比较经常性的有：（1）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时间、内容、文字风格、方式等受何种因素的影响；（2）公司为何要用某一信息披露策略；（3）公司信息披露策略和战术的选择与变更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及对管理人员、投资者、债权人、公司职员的影响；（4）选择和变更会计方法的制约因素；（5）会计方法选择和变更对企业、投资者及管理人员的经济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6）会计方法选择和变更对企业股票价格的影响；（7）会计法规和准则的社会经济后果；（8）会计信息使用者如何使用公司的会计报表等。另外，集中研究同一课题或将同一课题细分之后加以分别研究，也是实证研究的一个倾向。为了使企业经营趋于合理，必须对特定的课题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思维方式进行探索；或者将同一课题划分为一个个子课题，分别进行深入研究。 本篇文章共2页，此页为首页 下一页目前，实证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是比较热点的会计研究方法，尤其是随着财务会计实证研究内容的泛化。传统财务会计中的会计报告部分占整个会计实证研究的第一位。同时，关于会计准则等会计制度的研究也占重要地位。概括起来说，跨学科研究的广泛展开，对实务课题研究的重视，即反映会计环境的课题增多也是明显的例证。今后对财务报表各项目的数据预测、信息利用者的决策、行动方案的选择等进行实证研究，仍将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但是，在应用实证法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1）选题的适应性；（2）实证会计研究的规范性；（3）数据的质量；（4）模型和方法的适应性；（5）验证结果的客观性；（6）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集中。三、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当前，我国会计界，实证研究异军突起，并得到许多人的极力推崇，对规范会计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多数属于规范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往往注重于假说与推论，缺乏应用价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会计研究领域内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一方面，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企业内部经济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企业内缔约各方受经济利益驱动而对会计行为施加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公司制企业日益增多，资本市场日趋复杂，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倍受关注。因此，为弥补传统会计理论的缺陷，推行实证会计研究十分必要。但是，应当明确，两大会计研究各有其优缺点，因重视一方而偏废另一方极不可取。实际上，实证会计理论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粗略的替代变量来表示契约成本与政治成本。由于对所采用的一些概念还不能予以明确的解释并加以量化，验证模式中的契约成本、政治成本等只好以“替代物”来表示；（2）限定的线性模型缺乏依据，在所假设的模型中，预测能力较低；（3）契约中的变量都是线性的，忽视了相互之间存在着共线性。这样，要独立分析各个变量的影响就很困难；（4）大部分实证会计理论进行的研究多限于某一时点上的对比。这种对比，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尚值得怀疑。因此，实证研究在选题方面大都集中于可以取得经验数据的一些财务会计问题，但对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却很少、甚至从不涉及，同时它很注重某些经济现象与会计的关系的研究，却常常有意或无意回避财务会计的技术方法。在实证会计理论中，一些模型中相关参数可能是言过其实的，以致有时直接和用被修整的会计信息进行不实的实证，这样产生的实证结果，就会显得过于勉强。例如，企业行为的改变究竟应归因于会计准则的变化，还是归因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等。这是实证研究包括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中固有的缺陷。此外，由于实证会计研究难以计量企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会计选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从统计角度而言，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即使已试图用其它变量进行替代，也无法回避其方法论上的缺陷。以上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需要规范研究的结论作为基础和前提。只重视一方面忽视另一方是有失偏颇的。归根到底，会计研究是为了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其研究结论要能解决会计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计实践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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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业单位的由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　　从经验的和逻辑的顺序来说，或许弄清事业单位是什么比弄清事业单位改革怎么进行更有意义。几乎所有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理论分歧和行为争议，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如何理解事业单位的内涵这一基本问题上来。　　投资者的积极性　　古往今来的各个国家都没有事业单位这一称谓，但古往今来的各个国家都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事务。这些特殊的事务并不能给投资者带来直接的利润，或不能带来较高的利润。比方说，基础科学研究、大众的教育、博物馆、图书馆等等。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这些事务只能成为极少数有钱人和有闲人的“业余爱好”。　　一般来说，这些事务具备一些特殊性，因而难以转化成现实的商品。一是形态特殊，难以确定相对客观的价值，如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这类似于人们常说的非营利性。二是从中受益的多数人无力支付或不愿支付给举办者足够的报酬，如大众教育，大众卫生保健和公共文化设施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具有公益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商品交换形式多样化的发展和社会财富占有者占社会比重的变化，一些原来难以成为商品的事务有可能成为商品，如艺术作品；一些事务有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受益人愿意支付足够的报酬，如贵族学校、贵族医院等。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些受益人无法确定其交换价值或无力支付报酬的特殊事务。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如果这些特殊事务对于多数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那么，它或许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成为少数人专门享受的“奢侈品”；二是无法长期稳定地存在下去。可社会现实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些特殊事务中，绝大多数是多数人所需要的。尽管某一个具体社会成员有可能不能真切地感受到需要，例如贫困地区的家长有可能不认为有送孩子上学的需要，一个普通市民也可能不认为有研究“1+1=1”的需要，但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对于一个民族的延续和生存来说，那些投资者没有积极性的事务却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理智的社会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需要，如作出实行义务教育的强制性规定和努力。很多研究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学者，都倾向于将一个国家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的多寡，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社会经济发展是否有后劲的重要指标。　　第三者的介入和政府的作用　　许多特殊事务，一方面是投资者缺乏积极性，一方面是受益者有客观的需要。有钱的人不愿办，愿办的人没有钱。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历史选择了第三者，即由投资者和受益者之外的第三者来负责筹措钱款，并由第三者支持兴办。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个第三者更多地是由慈善组织(如宗教团体和形形式式的慈善机构)来充当的。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由慈善组织负责募集资金，由慈善组织直接操办或出钱雇人来操办这些非营利性的公益事务。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很多国家很多民族的慈善机构还在继续发挥着这种支持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作用。　　一个更为重要、更为普遍的第三者是由政府来充当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政府的这种第三者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当今社会中，那些私人投资者不愿办的公益性事务，主要都是由政府通过向社会征税来募集资金，并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操办。以至于在相当一部分国家中，尽管没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但政府机构中却有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实验室，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将公立学校的教员和公立医院的大夫列为公务员。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政权，往往也乐于充当公益事业的举办者和资助者。政府的社会职能与政治统治职能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深刻地论述过国家机器的这一特殊性。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履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而且，国家机器只有在履行了社会职能之后才能更好地和更有效地实现其政治统治。　　对于很多国家中那些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众来说，他们接受政府、需要政府、投票选举政府，正是因为看到了政府给他们带来了种种福利；他们愿意交纳税赋给政府，主要是指望政府能给他们继续带来更多的福利。　　政府作用的多种方式　　政府在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可以发挥支持的作用，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但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对这类问题也有着许多争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界定政府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范围，即某项具体的公益性事务政府“该不该办”。这一方面，人们要感谢公共财政理论。公共财政理论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哪些事务应由政府财政支持，哪些事务应由社会自身和私人投资者自己去办；哪些事务应由政府财政优先支持，哪些事务应由财政在保证了基本需要之后再量力而行。尽管公共财政理论的某些论述较为抽象，但还是较成功地提出了供专家们分析和解决这些难题的概念框架和价值尺度。如外部性原则、非竞争性原则、普惠原则等。　　二是政府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时应采取何种方式，各种方式的利弊及适用范围，即面对众多应该支持的公益事业，政府“如何办”。围绕这一问题，从事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和从事行政管理改革方案制定的人们还在继续争论，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从实践中看，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直接兴办。另一种是间接支持。间接支持具体又可以分为多种方式：只出钱不出力，如民办公助、政府采购等；多出力、少出钱，如公办民助，公私合营；不出力，少出钱，如设立政府基金、财政补贴等；不出力、不直接出钱，但给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等。　　围绕着政府如何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人们现在还在继续探索。稍加疏理，我们可以看到，在纷纭繁杂的各种探索背后，牵引拉动人们行为的主要有两根绳索：一是效率原则，即谋求财政少花钱多办事。二是合理性原则，即谋求克服同“官办”与生俱来的各种弊端，尽最大可能调动社会自身的积极性。　　开篇之小结　　尽管事业单位是当代中国的“专利”，但其存在的基本原因却普遍地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之中。社会都存在着一些私人投资者缺乏积极性的事务，在这些事务中，又有一些是社会公众和民族生存所不能缺少的。为了解决这二者的矛盾，各国都采用了由第三者向社会募集资金的办法，并由第三者给予直接的或间接的支持。当今社会各国的第三者角色主要由政府来扮演。政府支持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当今中国，政府支持的各种方式大都是通过设立各种各样的“事业单位”的途径来实现。　　当然，事业单位现象绝非如此简单，我国事业单位的由来还有很多特殊背景，这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不过，在讨论特殊性之前，笔者主张先讨论一下—般性。我以为，社会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政府的特殊作用等问题，是我们分析事业单位现象、研究事业单位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以及提出事业单位改革建议时，必须经常关注的根本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分歧和行为争议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在这几个根本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首先探讨一下事业单位的由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主要目的不是想提出解决分歧和争议的建议，而是想指出分歧和争议的事实真象。      二,事业单位产生的特殊背景　　我国事业单位现象的产生，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深入分析这一背景，探索产生事业单位的特殊原因，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事业单位现象的特点，对于分析和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向，是非常有益的。　　高度福利社会的政治取向　　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建设新社会的实践。正如当年在革命时期所宣传的那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将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向最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尽可能多的福利，作为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从1949年到1956年，高校学生从11．6万人增加到38万人，中学生从126．8 万人增加到586万人，小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5770多万人，图书出版物由1亿多册增加到16亿册，医院床位由10．6万张增加到33．9万张。国家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校学生再增加一倍左右。1956年，我们还提出要在1 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并力争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应当指出，就当时的国力来说，要维持如此庞大的教育、文化、卫生和科技事业是极其困难的。在一个相当多数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度里，要基本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这确实是一种高福利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高福利的政治取向是不容置疑的。全国人民，尤其那些刚刚翻身做主人的劳苦大众是衷心欢迎和坚决拥护这一政治取向的。而共产党人的宗旨也决定了这一政治取向。　　古往今来的任何一种高福利政策，几乎都是伴随着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产生的。投资者发展非营利性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是极其有限的，至少是支持不了高福利的政治取向。于是，人们接受高福利政策，也就意味着接受政府对社会财富分配的高度介入(如高税收)，意味着接受政府对于发展社会事业的更大的支配作用。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公办”性的公益事业占有绝对比重，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政府不出钱谁来出钱，政府不办谁来办，也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共识。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研究新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的人们，对于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什么会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有了很多的分析和论述。在此，我们要说明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我国“事业单位”现象的产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的财富绝大多数由政府所掌握和支配，政府是全社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投资者。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实行高福利的政策，不向社会大众提供普遍享受的教育、文化和医疗产品，那么，社会的低福利和少数人享受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不得不主要依赖政府的投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政府在发展非营利性社会公益事业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政府在兴办非营利社会公益事业时，不仅仅具有“当仁不让”之义，而且也具有“舍我其谁”之势。　　二是要维持一大批国营企业单位的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一大批国营事业单位在科学研究、先进技术、高科技人才以及熟练工人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持。既然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经国营了，那么，如何能回避其必需的科学研究部门、技术开发部门、尖端人才培养部门和合格工人的生产部门也相应实行“国营”这一历史的规定性呢?所以，在很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如绝大多数工学院、应用科学研究所、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等都由政府直接举办，并直接听命于政府的指令。所以，在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已纳入政府的计划“本子”之内的年代，相应的事业单位提供什么产品，提供多少也就当然地纳入了政府的计划“本子”之内。所以，留在企业单位身上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在相当一批事业单位身上也依稀可见。　　社会自身组织能力高度缺乏　　研究分析中国的事业单位现象，可能不得不研究一下中国的“单位”现象。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单位”现象已经受到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关注，但公开发表的成果并不多见。“单位”现象的产生和特点是极其复杂的，即使一篇上万字的专门论文可能也难以说清。在此，我们只能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缺乏一种自身组织能力的角度来简要分析，以求管中窥豹之效。　　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一直缺乏一种不依赖政府力量的自身组织能力。也许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也许是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人和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形式极其有限。能够和政府力量相媲美的是宗族的力量。其他的形式和力量如帮会、宗教、同乡会、同学会等，都难以进入主流社会。至于同业公会、行业协会、董事会、理事会、基金会等更是如凤毛麟角一般少得可怜。政党现象的出现也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支持人们之间保留除宗族之外的密切交往，如“君子群而不党”一类的观念几乎是社会精英分子的座右铭。　　我们可以把社会自身组织能力的缺乏概括为社会自身组织形式的贫乏和社会群体自律能力的匮乏。这种缺乏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社会文化环境很难满足社会运转的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政府的组织能力如何，政府政策是否妥当，将会直接导致社会经济文化的兴衰。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研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对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侵入时，就对政府作用的这种特殊现象做过分析，后人曾经概括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说，并在理论界引发过不少争议。　　　不管理论界如何争议，有一点或许是不存在争议的，这就是当社会缺乏自我组织能力时，就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组织能力。如果说，这一点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表现不明显的话，那么，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年代就越来越凸显出来了。其实，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社会自身组织能力，仅仅是在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才明显表现出来。同样，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进入了大规模实现工业化的时代，政府在组织社会化生产，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所具备的特殊影响力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政府的组织作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达到今天的地步，如果没有政府的组织作用，中国的各项非营利性公益事业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　　　今天的中国人，几乎都高度地认同中国政府所具备的这种组织、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　　发挥这种作用要依靠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末端就是各种各样的“单位”。政府对社会成员的组织能力，最终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单位”的组织能力来实现的，政府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也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单位”对本单位“职工”的影响力来完成的。我个人认为，这便是中国“单位”现象的主要特点。而产生“单位”现象的原因，重要的一点是社会文化环境中比较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　　法人制度的不健全　　我们国家法人制度的建立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只明确了机关、企业、事业和社团这4种法人。这种法人制度的最大不足，是没有确立公法人和私法人的概念。尤其是没有将利用公共资源追求公共目标的机构单列出来。于是，在实践中，我们只有将各种机构简单地装进上述4种法人的框架之内。　　于是，很多原本不该列为事业单位的机构也不得不列入了事业单位的序列。例如，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一批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的机构，如专门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的政策研究和信息机构、承担政府执行性事务的机构、特殊行业的社会监管机构等。这些机构原本都应属于“利用公共资源追求公共目标”的公法人，但我们没有公法人这一概念，而且现行机关法人的几个类型中也没有他们的位置，放入企业和社团就更不合适，不得已之下只有放进事业单位这个大筐之内。　　同样，现行法人制度对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的机构也没有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于是一些民办的非营利公益机构也找不到位置，不得已之下我们只能用“民办非企业”这一特殊办法做为权宜之计。　　在这样的法人制度的制约下，一方面导致了事业单位本身的包罗万象，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办非营利公益机构难以发展起来。　　小结　　事业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其实不是中国的独家“专利”，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现象)，它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里，要想提供一种社会成员普遍享用的公益事业，就不能回避政府的主导作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会产生高度集中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当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和自我控制能力时，必然要依赖政府的组织控制能力，否则各项事业就难以稳定、有秩地发展。　　同样，我们要想较为准确和较为全面地分析和预测事业单位现象目前和未来的变化趋势，就必须较为准确和较为全面地分析和预测那些特殊背景和特殊制约因素的变化趋势。比方说，如果判定我们今天和未来不会改变高度福利的政治取向，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出政府在发展非营利公益事业中的主导作用会有根本改变的推论。如果判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根本改变，且未来趋势不可逆转，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相应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的管理体制必将发生变革。如果我们有把握判定某些事业单位完全有可能不依赖政府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就能稳定、有秩地发展，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建议逐步放松或放弃政府对这些事业单位的影响和控制。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分析研究事业单位产生的特殊背景，如果我们的分析研究与事实相去甚远，那么，我们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就很难不犯错误。所以，本文的目的不是想提出一整套分析框架和基本推论，而仅仅是想提请各位同仁尽可能较为准确和较为全面地分析研究一下我国事业单位产生的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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