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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访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编者按：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对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进行了一次专访。话题涉及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发表了坦率的看法。现刊出如下，以飨读者。
　　王丽（以下简称王）：您是研究中国哲学和历史的，您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基础教育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任继愈（以下简称任）：现在已经成了断层。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孩子对古代的东西非常隔膜，尽管数理化考得非常好，奥林匹克竞赛得过奖。我去看过安徽的少年班。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少年班要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光学这个科技不行，这跟外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王：那您觉得跟语文课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任：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汉字做了简化。今天除了中国台湾之外，大陆的孩子都不认识繁体字了。
　　任：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_”，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结果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千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王：这是为什么呢？
　　任：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这一并就回不去了。比方“斗争”和“北斗星”的“斗”，“斗争”是简化字，但“北斗星”不是简化字。还有“干部”的“干”和“才干”的“干”，“大动干戈”的“干”，它们是不一样的。现在都变成一个，这样就乱了。
　　王：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混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会认会写繁体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比方像我，现在看古书是没问题，但具体让我说出今天某个简化字在简化之前是怎么写的，我也不清楚。
　　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识繁用简。这样念古代文学作品不会不认识。你比方唐朝诗人叫做“朱庆馀”，现在简化成“朱庆余”，那不变成“庆我”了吗？
　　王：那您觉得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一点？
　　任：中学语文老师和编辑应该有这个责任，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字要加个括号注在后头。我说不用考学生，也不用叫老师教，就这样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12年熏陶,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他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王：那您觉得这样做的长远意义是什么？
　　任：就是普及啊。文化不中断，不形成断层啊。我希望你中学语文能把这点做到，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
　　王：我知道您主持整理了一批古代典籍，您觉得以后能有多少人看懂呢？
　　任：如果繁体字识繁用简能够做到，就能看得下去，就不会中断。
　　王：前段时间有一个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教育部部长周济讲话，要求大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任：我觉得现在中学和大学都有一个问题，课程排得太满，没有学生自己的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爱好，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一个模样，这样不会出人才，有人才也埋没掉了。我的孙子就是这样。在念中学，他没有自学的时间，课外看书的机会几乎没有，一天到晚做题做题。
　　王：现在的问题是，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想看书，因为在学校里整天对着书本，像一个人吃一样东西吃太多了，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损坏了孩子的阅读欲望。
　　任：还有中学应该有写字课。有了电脑以后，字都不会写了，提笔忘字。
　　王：您说得很对。其实写字课不仅仅是把字写得好看点，这里边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感情，对自己语言文字的感情，这本身也就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啊。而且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具体的，是渗透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
　　任：我上学有写字课。我孩子那会儿也有写字课。她是老三届的。你可能晚一点？
　　王：我也有。印象中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就是写字课。我家就跟学校隔着一条河，中午回家吃完饭，要带着砚台、毛笔和墨上学校。下午第一节就写字，下了课还要到小河边去洗笔，当时感觉挺麻烦的。
　　任：只有汉字才形成一种独立的书法艺术。你看那个英文是不行的。还有那个日文，是从汉字演变过来的，它作为书法就差一点，所以他们的书法仍然是汉字。那个韩文更连不起来，好像一把把钥匙，书写的美没有了。
　　王：没有结构和韵律的美。
　　任：不过有些东西我们自己没有了，人家却还保留着。比方北京的馒头是没有馅儿的。《红楼梦》里头妙玉“几千年铁门槛，只剩一个土馒头”，这里的“馒头”其实是说包子。《水浒传》孙二娘开店卖人肉馒头，也是包子。日本现在把包子还叫馒头。
　　王：我们温州也管包子叫馒头。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现在看来叫“馒头”才是正宗的传统。
　　任：古代社会也是这样的，叫做“礼失求诸野”。
　　王：我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您的采访。您当时说的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恢复科举制度”。为什么？
　　任：我说的是制度，不是内容。我觉得科举制度的基础是放在自学上。老师提出要求，怎么学我不管，我要你成果。我觉得国家不要办那么大的大学，也不要那么多的学校，不要国家都包下来。家长自己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现在没有自学了，都是灌输灌输，从幼儿园里就开始灌输。
　　王：我最近出差去了一趟长沙，去看了岳麓书院。我发现其实当时的讲学是质疑问难，带有研讨性质。书院请了各地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学，也是互相切磋交流。
　　任：科举制度很隆重，很严格的。凡舞弊，有腰斩的，有充军的。鲁迅的父亲就是因为受考试舞弊案的牵连，搞得倾家荡产。清朝已经腐败了，但教育还是抓得很严。现在我们这个舞弊无孔不入。你看看，从上到下，没法说。我在北大多年，胡适的孩子考了三次没考取，其实要是说一句话不就考上了嘛。蒋梦麟带着他女儿看榜，西南联大没有，没有就没有了呗。我就看北大解放以后有变化，高干子弟可以随便进。你看看毛主席的女儿、邓小平的、贺龙的，多了。我想没有照顾就进不去的。我眼看着北大滑坡的。现在什么争创一流，那时联大就是一流。现在生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对自己没信心。
　　王：您在西南联大读了几年？
　　任：九年。抗战八年，回来后又等了一年，因为清华被日本军队当做马厩，要修复。那时体育不及格不让毕业。诗人吴宓你知道吗？留学晚了一年，让他学游泳去。我的老师汤用彤，学了三年没学好，就留在清华。现在大家都讲“两弹一星“，其实文科也不少，只不过不重视，不提了，重理轻文。闻一多的《诗经》为什么讲得好，云南的少数民族最多，22个，那些民歌啊，舞蹈啊，帮助你理解《诗经》，是活的，活化石在那儿摆着呢，跟考据是不一样的。
　　王：它不是几千年前的古董，而是活的历史，活的生活。
　　任：我觉得我们的民族很伟大，不是读了书才伟大，是文化传统的伟大。
　　王：那您觉得我们教育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继承传统？
　　任：学历史。历史可以补充政治课。章士钊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先去其史”。
　　王：可是历史也离我们今天生活很远啊？
　　任：可以讲故事。中国孩子不知道“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七七卢沟桥事变”怎么行？并不是60周年才纪念一次，那下一次该到120周年了。你看我那一辈人从国外回来，是放弃国外优裕条件参加抗战。北大化学系有个教授叫傅鹰。他说我为什么回来，我听见英国军舰叫“紫石英”号，在长江里头，解放军就开炮打它，把它打跑了。他说这样我可以回去了，因为国民党不敢开这个炮。长江是中国的内河，我们是不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的。其实那时是一批人，不只是钱学森一个。北大冯友兰1945年去了美国，1946年回来。离港的时候，美国人说，你这个护照得留着。抗战期间，因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国，出入不用签证，很宝贵。冯友兰说，我不回来了，我也不要了。
　　王：您觉得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任：我今年90岁了，好时光很少。
　　王：那应该还是有的吧。
　　任：那现在也是好时光。刚解放时是好时光。
　　王：为什么？
　　任：国家站起来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而且基层干部、党员作楷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北大校长，长工资时自己让一让。解放后最大的损失是文化大革命说假话成风，不敢说真话。过后要改过来也比较难，还是套话空话连篇，言不由衷，背领导讲话，而且专欣赏这种人，提拔这种人。
　　王：那天在电话里您说到现在整个社会的汉语水平下降，要补救已经晚了。
　　任：是啊，现在大学一年级不学语文，博士生文理不通。我们大学一年级必须学国文，不及格不能升班。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李广田、沈从文都教过大一国文，林庚在清华讲过大一国文。讲课闻一多讲，改卷是林庚改，就是当助教。
　　王：现在有一个现象，大学生毕业时，英语过不了四级就拿不到毕业证书，语文水平怎么不行却都可以。
　　任：民族自卑感。法国就不是这样的。2005年高考，广东的语文试卷有一道古文翻译，交白卷一万份。林则徐的名字也不知道。还有去年大学生辩论，得第一的居然是留学生一方。惊心动魄！
　　王：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任：理想高中不用分科，学生视野广阔，不会过早地钻在数理化堆里。这样他们以后适应社会能力也比较强。现在我们那些专家是竹竿形的，很细很细，常识也不够。人是一个整体。
　　王：任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
责编：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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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胡适在其任上审查过义理寿的目录编注，对此留有深刻印象。他曾经以号这两个项目的注解为例，以此来证明义理寿的研究方法是“优异的”。这两个专案为两套清朝选集，即“武英殿聚珍版重印丛书”。由于这些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全套，曾任国民时期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藏书家陶湘先生说过“……这套丛书的单本时常发现，可是整套迄未被藏书家获得……仅有最近收藏家缪荃孙先生经过一生寻觅，才找到一套英武殿聚珍版一三八种原书”。在义理寿的英文注解里，特别叙述了在搜集这套丛书时的“重重困难”，他本人就是从中国近代图书馆之鼻祖、号称“艺风老人”的缪荃孙先生手中才购得这套丛书的。不过，这肯定是在1919年之前的事情了，因为缪先生寿终于此年隆冬。陈纪滢听童世纲介绍说，这套丛书当时在世界上仅有五套，义理寿竟收集到其中的四套，第五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内。义理寿不仅果断地以高价购下此书，而且能够细心考证与分辨各省版本与原版的异同所在。义理寿在给葛思德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当这些书(除去前四种八卷是在活字体以前，用木板印成的)及活字体印刷时，最后校正发现每本书都有些错误。这些错误用通常方法加以改正——把错字删去，在空白处粘上一张小条子，上边用一个正确的字代替。各省重印版是拿原版作模型，所以除非这个版是按照有错字的版本刻的，否则，它里边是不会有错字的。……所以省版没有错字，是很容易发现非原版本。”正是基于这种实证推断，义理寿仔细审读了所购第一套全书中将近三万七千六百个双页，列出了二千多处这样的错误改正，并注明卷、章、页、行与每处的字数，从而确定“武英殿本校阅者的姓名，刊在每一双页的边上中间，并且如有错误未被发现，负责人要受到规定的处罚。因此，印刷的改正是原版的最佳的证据”。之后，义理寿又全力购得三套全书，其中一套是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代购的，第四套拟以两千美金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但未被接受。
　　不过，义理寿这种悉心考证、“从小处着眼”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之态度相去不远，因而受到胡适的赏识和认同。王重民先生也称赞义理寿“中国目录学的知识格外优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下令拟将义理寿囚禁至山东境内，由于此时义氏染病在身，不能成行，便由中国朋友向日方代为说项，最后方才获准暂时滞留北京。1948年9月，义理寿在北京因病故去，其大量的私人藏书遭至无端流失，从此“散无踪迹”，实为憾事矣！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大量藏书中除较为完整的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之外，明版书籍则亦为一大特点，这主要缘于当时义理寿所作出的一个聪明决定。在葛思德有限的资金下，义理寿认定此时“如果与中国和日本书商做宋明版书籍的搜求竞争，简直是椿绝对愚蠢的事”。于是他集中目标与资金，以搜求明版书籍，而且走的是从私人藏家那里获求的这一捷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在当时已近有二万四千五百多册，在这些众多的明版书籍收藏中，虽然今天我们无法挑出哪一种来高估它们的价值，但这些书籍确实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特别发展，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书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大部分是朝廷家印的各种版本的儒家经书与佛经，更有十七本加标点的佛经，是在1399年刻板印制而成，在当时也是颇为少见的。
　　在这些明版书中，既有宫廷版、北京与金陵两个大学的版本，又有各省与地方衙门版本、私人家藏版本与商业版本等，其中印得最为精致的一本就是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所撰的《乐律全书》(1599年)。人称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全书共四十七卷，涉及律学、乐学、舞学、历学、算学等学科，汇集十四种著作而成，包括《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旋官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律历融通》等，文字部分约有六十万字，占全书的一半左右，其余均为乐谱和舞谱。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内，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将其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但王重民先生却认为：葛思德收藏中的若干明版书，恐怕连义理寿本人也无法知道这是全世界现存仅有的书籍之一。
　　此外，这些明版中还有许多在当时因政治及种族等原因而遭至清朝下令焚毁的书籍，如钱谦益的书就是一例。钱氏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善本藏书家，亦为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不知何故，钱氏竟遭至乾隆皇帝的憎恨与丑诋，乾隆下令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钱谦益的书立当“就地焚毁”。不仅如此，钱氏为他人所写序文甚至友人之间相互来往的书札，也一律遭到查禁。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至今藏有钱谦益于1643年所撰的文集。这一年正是明亡前夕，这本文集由那时最好的书法家缮写，最著名的艺术家刻板，被版本鉴定专家们认定为是明代最好的木刻版本之一。这部书共有一百一十卷，为当时的藏书家甘冒抄家丧命之危险而秘密收藏，保存十分完整，由此可见葛思德与义理寿等人敏锐的专业眼光。
　　所以，有人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就不足为怪了。当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十万册之众的中国图书，其中约有四万多册均为收藏家的“珍爱之物”。胡适先生曾先后几次翻阅王重民所编善本目录的草稿(三大本)，并认真核对过王重民所确认的“善本”总数。胡适于日日记中这样记道：A、经部，140种；B部、史部(明实录未计)，209种；C、子部，411种，CM(医书)，36种；D部、集部，337种，总计：1133种。胡适说：“Gest L.[葛思德东方书库]收有旧刻佛经几千册(折子本)，我曾抽点几十函。其中最可宝贵的宋末元初‘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刻的藏经，即所谓‘碛砂藏’……”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胡适又说：“……有医书五百多种，也甚可宝贵。此等书将来都会散失了。也许我们将来还得到海外来做影片回去收藏参考呢！”日至4月20日，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举办过一次为时两个月的“中国书展览”，胡适为此写了《中国印书的一千年》展览序言，他认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
　　三十年来，葛思德东方书库是除中国和日本外，储存收集中国印刷书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的需要……”胡适先生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任上以及担任名誉馆长期间，正是他本人受到大陆意识形态隔海猛烈批判的时候。美国专栏作家乔治·E·索克思曾写过一篇有关胡适先生的文章，他高度称赞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相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乔治·E·索克思与胡适在1915年曾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认为其子胡思杜以及过去的友人对胡适在政治上的批判与谴责令人无限伤感……而此时，身在海外一隅的胡适却默默地忍受着这一些，虽然他在每周五上午才从纽约去一次普林斯顿，下午即归，但并末因其图书馆之小而感到有所失落。在胡适先生出任图书馆馆长不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泉井久之助先生到访。开始时，他并不知道陪同自己参观馆藏图书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参观行将结束时，胡适无意中说起自己也认识京都大学的一些人，泉井久之助急忙请教这位陪同者之大名，听后大为惊讶，直称自己在少年时代就听说过“胡适之”这个名字，“不意在此相会”(胡适日记)。这时，校方来人催他走，泉井久之助不肯离去，非要与胡适先生长谈不可。胡适只好将自己在纽约的住址留给了他，泉井久之助这才怏怏而去。或许，在泉井久之助看来，以胡适先生这样高的学术地位，屈就一个小型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有点不可思议，但后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发展和实际应用，实可证明胡适先生确实是一位具有深邃目光的文化先哲。
　　1975年1月，陈纪滢为了让自己在美国的小儿庭标能够“比一般人先有机会一亲祖国文物、让他看看唯一的中国医书图书馆、罕有的中国图书”，特意带着他再度访问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这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图书已达到了二十九万册，包括大陆新印的医书与亚洲各国近年来的出版物，“更由于善本书之丰富，保藏的整洁与利用之充分，在国外图书馆中也堪称独步”。正是由于童世纲等人自始至终“遵循胡先生的谆嘱，单独挑起这副担子，埋首经营，多方计划”，才使得这个图书馆能够由中国人自己来经营，“免于走入歧途”。陈纪滢深有感慨地说：“我还没有听说过海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图书馆，把中国所有的医学书籍，都搜罗在一块儿，而蔚成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中国医书图书馆。因为书虽然来自中国，而中国却没有把它收集在一起成立一个图书馆！”在这之前，陈纪滢曾根据胡适先生原著编译出版了一本《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收藏》的小册子，“以期介绍该馆收藏于国人”，其实又何止是“国人”呢？胡适先生当年正是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在长时间继续经营，不但方向要正确，而且要至少有一位耐心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陈纪滢语)这一远大前景，才毅然决然地先挑起了这副开创的重担，“以奠定基础”，再光大发扬之。在当时，确有一些胡适的老朋友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这与胡适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实不相称？陈纪滢认为其中有四个方面为人们所忽略：“第一，大家以国内一图书馆的地位衡量这个图书馆；第二，大家过分轻视一个图书馆馆长的使命；第三，谁也没有想到‘葛思德图书馆’的特性；第四，谁也没有想到胡先生的苦心……”胡适先生后来不再做这个图书馆的馆长，尽管有着一些客观上的具体原因，但陈纪滢的这一番分析则不无道理。所以，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胡适因其“经济拮据”而出任该职，固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较之他心中的那个“远大理想和目标”，则未免有点过于简约了。正因为如此，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如时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且规模也不算大，但确实在它的所有书籍收藏之中，除“中国与日本之外，截止到今天，还没有图书馆可跟它匹配，这是葛思德收藏的骄傲与价值”……
　　而这一切，莫不与胡适先生的“高瞻远瞩”以及“薪火相传”的文化人心态相关联，说起来，可谓功莫大焉。事实上，如同“普林斯顿”这个面积不到十平方公里的小镇一样，在一般的全美地图上，有时甚至没有标出这个小镇的名字，然而“普林斯顿”却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化教育重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正因为早年得益于胡适先生(包括王重民先生)生前所倾注的几多心血，以及后继者们苦心求发展、数十年如一日的“埋首经营”，才所获得了如此不同的凡响和特殊意义，尤其是哲人们殚精竭虑地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金针度人”的热切期望，却不是一两句话就可说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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