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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不受。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只有公安(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和机关有权依法对公民采取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其他任何机关不得行使这种权力。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虽然有权对其企业行政、安全事务进行管理，但并不具有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权力。这是我国宪法为公民的人身权利所确定的实体保障，即确定了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时遵循的法定原则。此外，宪法还确定了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保障，即明确规定搜查公民的身体、和逮捕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宪法的这些保障性规定通过、以及民法、等多个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加以细化，以此来确保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
　　公民在多大程度上享有人身自由以及与之相应的保障机制是否健全，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与宪政水平的重要标尺。如果公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与自由的行使则会失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身自由是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反映了宪政的基本要求。宪政国家通常以宪法为基础构建公民权利体系。我国1954年宪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规定是有浓厚的民主特性的，1982年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列于&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更加突显出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重视。
　　既然我国已建立起了公民人身权利保护体系，但诸如&搜身事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现象为何不断发生呢?这说明衡量一个国家公民享有人身权利的状况，不仅要看该国宪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赋予，更应看宪法所赋予的抽象权利的具体化程度和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离开司法保障的人身权利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正如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规范不能称其为&法&一样。当公民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法律必须要为公民设定救济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提起诉讼或申请(当公民人身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时，可依法提请国家赔偿)。但是，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诉讼和国家赔偿在实践中的运行还不通畅，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侵权者、被侵权者的个体原因，也有社会整体因素。如在已发生的搜身事件中，加害一方处于强势，受害一方处于弱势，受害方在诉讼中常常受到阻碍，一些人被迫中途撤诉，最终是在媒体的&施压&之下，这些加害企业方才&认输&。另外，不少地方因为吸引外资、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搜身事件&持一种放任态度，这为类似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软环境&。当前，特别是公民在其人身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而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国家赔偿时，这种诉讼渠道的不畅显得尤为明显。不少审判机关因阻力大、审判干扰多等多种因素而无力提供司法救济。行政诉讼和申请国家赔偿未能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据统计，行政诉讼法实施10年来(日至日)，福建全省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以撤诉结案的有3753件，占案件总数的36?保叮ィ?其中因行政机关改变而由申请撤诉的仅占一半左右，其余不少是原告因行政机关、法院庭外协调、&做工作&而违心撤诉。虽然这里所指的行政诉讼案件还包括涉及人身权利以外的行政案件，但这组数字却能反映出行政诉讼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当公民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得不到司法保障或保障不力，那么这种司法保障机制就必须进行检讨、革新。因为当被视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的司法无力阻止这种侵害行为发生时，公民权利的实现就难有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利就被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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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隐私的演讲稿
隐私和隐私权
提问者采纳
隐私和隐私权隐私，是指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扰的私人事项，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⑴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肖像、住址、电话、E-Mail等；⑵个人私事，包括婚恋、避孕、堕胎、收养、疾病等；⑶私人领域，如身高、体重、三围、日记、卧室等。 隐私权，又称“宁居权”、“独处权”，是指个人有依照法律规定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对于自己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人事项，有权要求他人不打听、不搜集、不传播，也有权要求新闻媒介不报道、不评论以及不非法获得。二、是公民对于自己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生活，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任意干扰，包括自己的身体不受搜查，自己的住宅和其他私生活区域不受侵入、窥探等。隐私权具有以下特征：1、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隐私权是自然人个人的私的权利，并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实际上就是商业秘密，商业秘密不具有隐私所具有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本质属性；2、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3、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隐私权的保护并非毫无限制。应当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依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当隐私涉及共同利益、公共需求、政治利益时，法律就要偏向于后者，因为它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根本上也符合隐私权主体的利益。恩格斯曾经指出：“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来自：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一、国际人权法对公民隐私的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享有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和攻击。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规定：“一、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一些区域性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国际人权法所保护的公民隐私与国内法所保护的公民隐私在基本内容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前者更偏重于对国家行为的规范：（1）政府机构不得非法侵犯公民的隐私，任何国家机关非法侵害本国公民隐私权的行为，都是应当受到禁止的，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国家作为公约或者条约的签字国应当通过国内具体法律制度之设定，使隐私得到切实的保护。二、宪法对公民隐私的保护绝大多数国家宪法都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内容，尤其是对居住不受非法侵扰、通信秘密受保护之规定很普遍。宪法中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直接或间接规定，也是其他法律从不同角度对隐私权保护提供了依据。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上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宪法的这一条规定可认为是对隐私权的直接确认与保护，并且明确禁止两种侵害私生活安宁的侵权行为：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宪法的这条规定，为刑法和民法对公民私生活安宁之分别保护，提供了依据。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究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条观包括对公民通信两个方面的保护，一是对通信自由的保护，二是对通信秘密的保护。前者属于自由权的范畴，后者则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三、刑法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刑法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隐私”或“隐私权”等概念，但其中的几个条文可以理解为包括了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违法侵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刑事处分。”这是一条宣示性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刑法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的一般态度。如果其他法律法规将隐私权解释为身权之一部分，隐私权也就当然受刑法的保护。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非法管制他人，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搜查或侵入他人住宅，属于侵犯公民隐私的情形之一种，对公民个人私生活的侵入。刑法的这一条规定有利于公民私生安宁的保护，也可看作是对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具体化。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隐匿一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隐匿、毁弃他人信件，属于侵犯通信自由权利的行为。而私拆他人信件，不仅侵犯了他人的通信自由权利，也毫无疑问侵犯了他人通信秘密的权利，属于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的行为。四、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法院开庭进行民事审判，是一种行使国家公权的活动。当事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会提出一些证据，法院也可能依职权收集证据。这些证据可能会涉及个人，包括当事人和案外人的隐私。于此情形，有关当事人得请求“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人民法院也可主动裁定某些证据不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以保护当事人或案外人的隐私权。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多个条文涉及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控告人，检举人不愿公开姓名的，在侦查期间应为其保密；第六十四条规定，被告人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第七十九至八十三条规定，搜查必须有合法手续。五、民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没有直接规定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但由于一般性地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这便为司法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一般认为，隐私权应当属于人格尊严的一个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日）中再次强调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文中有披露隐私的内容，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一司法解释在总体上与前述司法解释相仿。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包括：（1）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包括非法搜查行为；（2）严重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行为；（3）有关专业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要求或行业管理法规，泄露业务上知悉的他人隐私而给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4）其他严重侵害隐私权造成受害人人格尊严重大损害及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六、其他法律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其他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有从不同角度保护隐私权的规定。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予以特别保护；调整房东与承租人关系的法律法规对承租人的隐私给予保护；有些国家有关计算机与数据的立法对公民的隐私予以保护。由于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常成为侵犯隐私的主体，所以国家赔偿法中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由于新闻媒介常成为侵犯隐私的主体，一些国家的新闻立法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劳动立法应当对工作场所的隐私权保护与限制问题作出相应规定。此外，法律对医生、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的职业规范也作出特别规定。来自：金栋法律咨询网－－－－－－－－－－－－－－－－－－－－－－－－－－－－－什么情况是侵犯了隐私权？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侵犯隐私权：1、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2、非法侵入、搜查他人住宅，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3、非法跟踪他人，监视他人住所，安装窃听设备，私拍他人私生活镜头，窥探他人室内情况。4、非法刺探他人财产状况或未经本人允许公布其财产状况。5、私拆他人信件，偷看他人日记，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以及将他们公开。6、调查、刺探他人社会关系并非法公诸于众。7、干扰他人夫妻性生护紶份救莓嚼逢楔抚盲活或对其进行调查、公布。8、将他人婚外性生活向社会公布。9、泄露公民的个人材料或公诸于众或扩大公开范围。10、收集公民不愿向社会公开的纯属个人的情况。经bmk333查找相关法律资料，我国法律涉及隐私权内容主要有如下条款，列出供大家参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158．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原139条）
159．以侮辱或者恶意丑化的形式使用他人肖像的，可以认定为侵犯名誉权的行为。
160．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原140条）
161．公民死亡后，其名誉受到侵害，使其配偶、父母、子女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
162．盗用、假冒他人姓名、名称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侵犯姓名权、名称权的行为。（原141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五十三条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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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依法治国
&&&&&&&&&&&&&&&&&&&&&&&&&&&&&&&&&王利明依法治国与法治的概念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因为法治本身表达了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有关依法治国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本文对此将不作系统探讨，下面仅就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问题谈几点看法。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依法治国，首先须有法可依。这就需要加强立法，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立法将是杂乱无章、相互冲突的，同时也会留下许多法律调整上的漏洞，进而严重影响执法的质量和效果，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法律体系，王家福教授等曾在《论依法治国》一文中列举了应完善的法律包括九个方面，即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社会保障法。（注：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这种概括是极为全面和精辟的。对此，&我个人深表赞同。但我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这就是：在众多的经济立法中，应当突出哪个方面？是应强调民商立法及其原则和精神，还是应强调以政府部门的规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行政立法以及其采纳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这其实是关系到我国立法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笔者的观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应当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法律体系。这是因为，民商法作为调整各类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规则，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是以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如果我们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有偿以及自由竞争为内容，并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和组合，则必然要加强民商法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和健全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公司法、合伙法、保险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民商法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它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上，还表现在它对法治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上。我国的社会实践以及学者们的研究都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民商法以其对人格平等和自由的确认，对主体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充分保护，对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要求，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和对交易便捷的推动，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乃是民商法的完备和充分实施。只要我们不再是把法治作为手段，而是将其奉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价值的民商法在社会生活中即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健全法制，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指健全民商法。应当看到，民商法与经济行政法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两者的协调一致和有效的综合调整，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然而，民商法的许多规则及原则，有可能与政府部门的某些规章所确立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具体而言：第一，民商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它确认了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债权、人格权及知识产权等各项民事权利，并对这些权利实行平等的保护。因此，民商法被称为“权利法”或“保护权利的法律”。而政府部门所制定的许多规章，注重的是对被管理者的管理以及对被管理者从事某类民事活动的限制。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事主体施加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限制过多或不合理，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且对公民或法人基于民商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不适当的限制。第二，民商法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市场是由无数的交易行为构成的，而交易的法律形式便是合同。鼓励当事人缔结合法的契约并保障其实现，必然会促进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因此，市场经济必须以合同自由为其基本原则，必须确保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思从事各种合法的民事行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民商法律的颁行，已使在计划体制下受到严格限制的交易当事人享有越来越多的合同自由。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仍然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和干预。（注：刘海年等编：《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5页。）这些限制和干预，很多正是通过部门或地方的规章来实现的。许多规章的制定，就是为了确立对某类交易的许可和审批制度，而这些许可或审批又往往总是与收费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历来强调合同自由是相对的，应当受到限制的，但政府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应当适度、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如果交易的审批、许可过多，则当事人依据民商法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和妨碍。第三，民商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依据民法，所有人可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有权自己使用或消费其物，亦可将其财产出租、出让或设置抵押等。所有人有权获得在其财产上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凡是合法取得的财产，均受到我国民法的平等保护。不管所有人的经济形式或实力等是否存在差别，其所有权在民法上都应得到一体保护。由于财产所有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保护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自由和利益，是维护交易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目前许多行政规章在对公民或法人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和转让限制较多，某些限制也不完全合理（例如房屋租赁的强制备案及不备案将导致租赁合同无效等规定。）民商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和精神，正是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规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注：刘海年，前引书，第22页。）对此，我国广大民商法学者已作出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经济立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运用上述原则，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能充分保护主体的权利，或对交易的发展未能起到促进作用或未能尊重交易当事人的必要的合同自由和财产权利，就根本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规范性文件即使制定再多，也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在这样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而不是动辄限制权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而不是处处设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取得的财产权利而不是对其财产自由施加不合理限制的法律。只有以这样的法律为重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强调立法质量，应当用上述原则和精神来衡量法律、法规、规章的内容，进而决定其质量。诚然，我们应当坚持经济行政法的国家干预原则，但国家的干预一定要适度，干预的对象要适当，不能过度地不适当地干预经济，妨害市场主体所必须享有的必要的民事权利和自由。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合同法等法律，物权法的制定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仅仅制定这些单行的法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法律体系建立的客观标准，应是各个重要法律、特别是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法典化和系统化，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法的“形式合法性”（formal&rationality）。在民法典问世之前，很难说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完备的。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Rule&of&Law&）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by&law&），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注：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有赖于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如果行政机关勤政廉政、严格执法，自然会为全社会形成表率，法治的实现也就顺理成章。如果政府机关不严格执法，甚至循私舞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视法律为废纸，法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公民守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官本位思想传统的社会，崇尚权力比限制权力的观念在社会中更为流行。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法律，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行造成的。（注：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1995年，第44页。）尤其应该看到，行政机关在发挥其行政职能时，与公民、法人之间常常要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政机关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解释行政法规等，都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必须遵从。至于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极少有人提出疑问。多年来，依法办事被认为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行政部门不存在依法与否的问题。（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这说明依法行政需要克服许多观念上的障碍。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治社会应当逐步向法治社会过渡，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应当看到，行政机关本身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行政管理采取首长负责制，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的必要性都给依法行政带来了困难，（注：见肖扬主编：《依法治国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然而，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减少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证明，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长负责制下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实行依法行政，才能避免和减少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及由此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要实行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树立如下观念：第一，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守法观念。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行政权力，使其治理国家和社会，同时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不管是实施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行政机关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法治的含义在于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