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末的戊戌变法会失败_历史频道_新浪网
为什么清末的戊戌变法会失败
《危机中的变革》萧功秦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32.00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革。
　　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我指出，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本书对短命的戊戌变法的考察，实际上也印证了严复当年的看法。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本书还指出，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脸，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本书还指出晚清新政的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长达十一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稚肤浅，然而，正是从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确实是过于超前了，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参与爆炸，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此外，本书中对保路运动的研究，也颠覆了迄今对保路运动的正面评价，书中指出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么，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无疑会对于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二十一世纪的改革者，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例如，当清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材，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并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已经为时己晚。我在本书中把危机状态下出现的“激进疗法”与“保守疗法”的两难矛盾，称之为“急诊室效应”。
　　其次，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与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洗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龚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命题。
　　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当中国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时，无论是光绪皇帝，康梁变法人士，还是庚子事变后颇有真诚改革意愿的慈禧太后，或两宫驾崩后执掌王朝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都根本无力承担危难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说中国无法应运而生伊藤博文那样的政治家了。慈禧太后出于第四次垂帘听政的权欲，居然让明知无能的载沣执掌大权，这位摄政王不但判断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而且还出生于一个神经很脆弱的家族。根据这个家族后人写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摄政王一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当慈禧太后突然撤手人寰时，帝国的命运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三，本书指出，清王朝的改革战略选择存在着重大失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05年以前的集权的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而进行的预备立宪，恰恰是当时主流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选择。而这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预备立宪导致大众的政治参与欲望突然膨胀起来并得以合法地与清政权分庭抗礼，而脆弱的清政府对此已经无力控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君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育，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而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之力。
　　当然，清朝崩亡决不是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一点所能解释的，它是特殊条件下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症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多数集权官僚的专制体制一旦进入改革，反而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陷入进退两难，并难以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概括地说，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对应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能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其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即一个社会内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整合。更具体说，对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除了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干预力量之外，还应有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方式等等，这些文化、思想、法制、教育、社会领域的多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减轻了中央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它们在支持、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
　　人们可以发现，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社会就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多元的、自治的细胞构成的大共同体，上述多元整合机制，是具有自治传统的日本藩封体制先天所具备的。当中国的科举制持续压抑着创新人材，使中国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时，而在日本，不受大一统体制约束的武士阶层中，却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与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种多元体制培育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地方与民间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试错的机会。地方，民间社会与个人，在国家之外，自主地面对着环境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适，国家作为引洪主渠之外，社会中的多元个体，则发挥着毛细管般的涓涓细流的作用。而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社会内部先天缺乏的。&如果说，日本至少有二百多个藩国与无数的武士这样的自主细胞，作为试错主体，&那么，不幸的是，清代的专制中国，慈禧太后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试错主体，她的权欲使她对清王朝的崩溃要负最大的责任。中日整合机制之区别，中日改革命运之不同，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于是，缺乏“多元整合机制”的中国就陷入了如下恶性循环：危机促成了迟来的改革，迟来的改革又在危机压力下越来越加大幅度、从而陷入更深重的危机。转型期社会矛盾比改革以前还要多并还不断累积，社会失序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满，随着各种矛盾的“发酵”，这时，“革命”便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心理诉求”。在中国，既然满族统治者是以少数族统治多数族，这种不满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满人的恶”，要清除这种恶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到这时，陷入改革泥潭的清王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会陷入所谓的“沙堆效应”：那怕如同沙粒般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加之于高高的沙堆上，就会使庞大无比的沙堆在连锁的滑坡反应中突然崩陷。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合之众的、无组织、无领袖、无准备、一盘散沙式的各省新军一旦起义，就会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一旦发生革命，处于充满仇视的汉人的汪洋大海中的满族人，如同处于孤岛般充满恐惧，因为旧势力自信心太弱，几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自我解体。例如，辛亥起义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新军起义胜利时，因革命而战死者只不过一百多人。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与其说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中止了清末改革，不如说是清末改革自身的失败，是以排满革命的方式作为表现形式的。
　　历史的吊诡并没有结束，迟来的专制改革必将导致同样不成熟的革命。虽然在后世看来，辛亥革命具有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意义，但革命“一不留神”而成功，而“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此后的民国内阁危机、二次革命与内争，军阀割据与统一国家的日益碎片化，都可以从晚清帝国改革失败中得到解释。
　　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要作者进一步从理论上来概括此书中涉及的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官僚角色是固定化的，他们人数众多，却只会按一种方式思维，非如此他们一天也无法生活于官僚群体之中，其中很难产生改革所需要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此外，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又对全国进行着有严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非法的地方的或民间的反应。民间与地方的自主能力无法在体制内发育出来，专制儒家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强有力地抑制着社会的自主试错与创新，王朝体制拒绝任何微观领域的试错，这就形成强烈的路径锁定状态。任何温和的创新与变革尝试都会被压抑在萌芽状态，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越来越不满，统治者再想进行真诚的改革时，一切已经为时太晚，而受治者们则认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更为不幸的是，而这样的革命本身又会带来另一种悲剧，即弱势国家的悲剧。一场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败，以及革命的两难，对于丰富改革政治学的历史经验资源，应该说也有启示意义。我们今天的读者，也会从中获得智慧与教益。&
　　三十年来，我们在批判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史学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史学发展路径，史学如何推陈出新？如何用新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取而代之？这本书中，我力求探索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我把这种正在探索的方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所谓的新政治史，不同于以单纯人物活动与史实叙述为基调的传统政治史，首先在于它要考察社会、文化、思想与经济诸多领域对政治的影响。既然是政治史，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因为特定的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历史活动。众所周知，如果不了解科举制结构对文化思维的约束，就无法理解近代洋务运动举步维艰，也不可能理解本书提到的近代中国对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能力”的保守性。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因为一个时代的人们特定的文化气氛，尤其是人们的文化心态，同样影响着、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政治选择。例如，本书第六章对戊戌激进改革派深层心态中的“致极性政治文化”的分析可以作为文化影响政治的典型例子，新政治史就是要结合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因素，来来更全面地考察政治史的。
　　第二，新政治史的特点，还体现在对历史中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历史人物总是带着自己固有的主观识见、情感与信念，进入历史场域的。历史学除了社会科学性之外，还应有人文性。历史学的人文性在于，它要捕捉历史人物的生命体验与个体在困境中的特殊感受。新政治史对人的主体性关注，会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尤其是处于特殊历史困境中的人。史学的人文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弱点与幽暗面如何影响了历史，而且还可以让我们通过“他者”，来作为认识我们自己的镜子。我曾在一篇思想日记中写道：
　　历史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同样具有人皆有之的人性弱点与幽暗性。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方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适应他的特殊生活环境，于是就有了万花筒般的丰富生命。如果你把慈禧太后，荣禄、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看作一个个在适应自身环境过程中的鲜活的、有缺陷、有矛盾的生命，而不是某种政治代码或符号，你的笔下就会呈现出更真实的，因而也更深刻的历史形象，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理解那个时代环境与结构。重要历史人物与精英其实都有多面性，他们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内心冲突更强烈，比一般人的精神世界更复杂。
　　本书对光绪皇帝在懋勤殿事件中的焦虑感，对康有为在发动政变前的冒险心理，对西狩途中的慈禧太后内心矛盾，对载沣处理保路运动时一反常态的顽固与决绝态度，等等，均试图进行人文分析，试图进入这些人的内心世界。
　　在我看来，新政治史的人文性还应该表现在，对每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抱宽容理解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以同情心来理解当时中国的困境，当时人们思想与观念的局限性，他们可以掌控的政治资源与政治整合手段的有限性，他们面临各种内外压力时的选择的有限性。&
　　第三，新政治史不同于传统政治史还在于，它总是包含着研究者主体本身具有的问题意识与意义感的追寻。如果说，实证主义史学只关注史实的客观，并不关注历史中的意义，如果说，意识形态史学用政治的教化宣传功能，来代替研究者从历史中去发现意义，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则要以解构主义的态度来消解人们对历史中的意义追寻，那么，在我看来，新政治史学的灵魂，就在于怀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去探求、发现历史中的意义。更具体地说，因为我们的时代或社会有问题，有困惑，于是我们从困扰自己的问题出发，力求从历史中去追溯这一困境的来龙去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就是对主体的疑难困境的所产生的意义的回应。
　　在这本书中，我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现代中国人面临的疑难问题，来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的：例如，曾经困扰我们的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是如何起源的&，集权主义政治下的变革会面临的困境与两难矛盾，作为激进主义对立面的保守主义又面临什么样的两难，中国改革成败的因素是什么，等等。
　　第四，新政治史特别注意到，一个时代中盛行的思潮、主义与思想，有时甚至是基于误解的群体性观念，都会对这个时代的人们所作出历史性选择，具有重要的甚至支配性影响力。人们信奉的思想观念与主义，包括支配人们的思维模式，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发挥了以往时代所不曾有过的重大的作用。例如，正如本书中第九章所考察的，从新政初期的开明专制模式转向仿英伦的立宪模式，是一种全民性的群体性的对立宪本质的误读。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立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制立宪，而是以“立宪”的现代符号，来掩饰其君权不受挑战的开明专制本质，而中国人却误以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是由于立宪的胜利，并经由此而争取英国式的分权立宪，并形成浩浩荡荡的巨大思潮力量，迫使清廷采取预备立宪国策，这就极大地冲击了新政初期必要的权力集中，导致后来的政治参与爆炸与危机，这正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外，本书所分析的晚清国人的“制度决定论”思维模式，乃是清末立宪激进化运动的根本原因，它也制约影响了此后近百年来的中国人的历史选择。
　　同样，历史上特定人群或个人的选择可能基于激情或其他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往是潜藏于人内心深处的习惯性力量。但它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时会起到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应该被纳入史学者的考察范围。本书对危机时代人们的焦虑感的分析，对清流党现象的考察，均注意到非理性因素对人的政治选择的支配。
　　最后要说的是，我认为，新政治史与一般实证主义的政治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特别强调史家应力求通过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大背景、大矛盾、大冲突、大影响的解释，来达到对历史的贯通性理解。与支离破碎的以解构为己任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同，也与现在颇为流行的新左派的“老子过去比你们阔多了”的、把传统专制当作赞美诗的“文化浪漫主义史观”不同，新政治史关注的是历史的通透感。力求发现前后事件的内在逻辑。
　　当然，这只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的新政治史学，概括地说，新政治史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重视非政治领域对政治的影响，二，强调人文视角，强调对人性的同情性的理解，三，以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作为透视历史现象的焦点。四，注意一个时代盛行的群体性的观念与思潮对历史选择的影响。五，从大处着眼的对历史解释的通透性。最后一点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那就要如同运用十八般武艺一样，广泛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思想学、心理学以及边缘学科的方法、概念与理论元素，来考察、分析、研究各种政治历史现象，从而增强“通古今之变”的解释能力。等等。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努力的方向，这本小书也只是我向这一方面求索的最早的试验田。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本小书，仍然可以发现有许多不足，如果让我今天来写，我会写得更流畅一些，更不露理论的痕迹，更多的具体事例，更深入的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寻，以及更多的篇幅来分析这场失败的变革与不成熟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关联。这些将由作者在今后的二十世纪史的系列研究中来予以弥补了。
　　本书收入了作者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一篇是“走向静悄悄的革命：略谈清末大变动时代几个历史人物形象”，该文表达了作者对史学范式革新的期待。第二篇是“清末新政与改革的政治学”，这篇思想随笔则把百年变革史与作者对当下的现实改革中的思潮的关切结合起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几年前，记得一位青年研究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也不仅是知识，而是要培育我们一种知人论世的能力。我终于了解到历史是训练、培育我们思维的一种最重要方式。”
　　善哉斯言，历史就是要培养我们“知人论世”的能力，这句话道出了历史学生命力所在，&我想，这也应该新政治史的目标与努力的方向。
　　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并且是二十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只有民族的苦难，才能成为史家研究人性与历史的最好的原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不幸才会造就深刻的史学家与思想家。清末新政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开端，以后有更多的悲喜剧等候着史家去发现其意义，去展示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时代不幸史家幸，请记住，我们民族就生活在历史的富矿脉带上。
　　(本文是《危机中的变革》再版序言)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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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时间，代表人物和主要大事是什么？
戊戌变法的时间，代表人物和主要大事是什么？
09-02-26 & 发布
， 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犟意图瓜分刚败於日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太后的手里。面对列犟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 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 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太后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的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变法的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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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太后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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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解释]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维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於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犟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开始 1897年末， 山东发生曹州教案， 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犟意图瓜分刚败於日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太后的手里。面对列犟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 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 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太后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的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变法的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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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说，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其余十余国，都是通过立宪解决问题。康有为说，法国搞大革命，动乱80年，死人数百万。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或君主，剥夺民主和自由。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过渡期？不如进行一次大破坏，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派说，所谓过渡，就是 “滞乎中流”，何不一下子登上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激辩结果，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慈禧新政慈禧固然作恶多端，她在1901年到1904年推行的新政，也没有越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是事实。但是从1905年开始启动的宪政步伐，确实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局，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到1905年8月，清朝八位总督中已经有五位上书奏请立宪。慈禧经过反复考虑，于日发布谕旨，决定派出五大臣 “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载泽受伤。清廷又委派由戴鸿慈、端方和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组成的新的考察团，于同年12月和1906年1月分两批成行，分别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国，于1906年7月回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 “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慈禧思考了五大臣的奏折，经过七次召见和一系列御前讨论，于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这是确定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上谕一颁布，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张灯结彩的庆祝局面。预备立宪的进程千头万绪，清政府先后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1905年9月，决定从下一年废除科举。11月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先后起 草了 《结社集会律》、 《报律》等重要法律颁布执行。1909年、1910年颁布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 《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 《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各地选举产生议事会的办法，推行民主政治。再有就是改革官制，传统的六部被内阁制取代。同时全面启动宪政教育，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教育章程订立规章，培养相关人才。1907年，清政府下令取消旗人特权，编入民籍，官缺不分满汉，惟才是用，统一满汉的礼制和刑法，准许满汉通婚。1907年2月，又一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设立资政院。20日颁布的上谕说： “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10月，清廷要求各地在省会开设咨议局 （地方议会）。1908年6月，批准 《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8月27日，清廷颁布 《宪法大纲》，确定国家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当天，朝廷下旨说： “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慈禧命令各级官员每6个月汇报一次筹备立宪的进展。宣布9年实现立宪，是对戊戌变法的最大突破。正当立宪筹备工作加紧之际，日，年仅38岁的光绪去世。他留下遗诏说：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文武百官要 “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由25岁的摄政王载沣 （光绪异母弟）监国。第二天即15日，慈禧去世。载沣虽然与立宪派有共同语言，但他能力平平，性格懦弱，隆裕太后更是无能之辈。由他们两人主持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显然负荷过重。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到日，全国22个行省除新疆之外，21个省都选出了咨议局即地方议会，这是老大中国几千年来头一回。各地咨议局诞生之后颇有作为。老百姓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贪官污吏横行，吉林、福建、山东的咨议局都通过了纠举和弹劾本地不法官吏的议案。广东、浙 江、福建、湖北的咨议局先后通过了收回利权、抵制列强的议案。各地咨议局还非常重视本地发展实业，重视改进司法以及改良社会习俗，纷纷在这些方面展开调 研，起草议案。紧接着就是地方自治。怎样自治才能不脱离国家呢？清政府规定，自治范围包括1、教育。2、卫生。3、道路工程。4、服务业。5、慈善事业。6、公益事业如自来水、公车等。7、地方财政。四次大请愿为了督促尽快召开国会，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导民众掀起了四次大规模请愿活动，向清廷施加了巨大压力。到第三次大请愿之后，清朝多数地方的总督、巡抚等大员也联合起来上书朝廷，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明年开设国会”。面对种种压力，载沣颁发上谕，决定立即起草宪法、议院法、国会议员选举法，确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前3年。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诞生于日的资政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国会的雏形。议员由官选 （在各部委官员中推选，最后钦定）98人、民选 （各地选举）98人组成。一般立宪国家的内阁对议会负责，当内阁与议会冲突时，不是解散议会，就是内阁辞职。但资政院与军机处冲突时，只能分别上奏， “恭候圣裁”，这是一个严重缺陷。资政院于1910年10月开张的第一届会议通过的重大议案，就惹得载沣以及军机处极为不满。一个是速开国会案，要求尽快设立上下议院，不能再拖到1913年。再一个是弹劾军机处案。一些地方督抚没把地方咨议局放在眼里，自行其是，而载沣和军机处又袒护督抚，激怒了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议案就此通过。各地咨议局及新闻媒介一边倒支持资政院，弄得载沣及军机处十分被动。至于其他议案，如政府1911年预算案，议员据理力争，详细审核，迫使政府将预算额度从37635两减少了7790两，算是一个成功。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自杀式爆炸混乱但有生机。遗憾的是，清廷在1911年上半年的危机中下了两着错棋，导致满盘皆输，这就是设立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先看皇族内阁。日，载沣批准的内阁成立。内阁总计13名成员，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7个。当时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 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5月13日，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京开会，有议员发言说： “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这个意见获一致表决通过。这时距离武昌起义只差120多天，大清朝廷的生命延续，已经进入读秒阶段。载沣和总理大臣奕 ，不但不考虑一下清朝统治者的整体命运，做一点迁就和让步，反而说议员无权干涉君主用人。议员们随即发表向全国人民报告书，痛斥朝廷，指出现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立宪派彻底失望了。再看铁路国有。早在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就把粤汉铁路修筑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光绪发出上谕：“铁路准归商办”，不借外资。同时决定，川汉铁路的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承建。1911年3月，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向美、英、法、德、俄、日借款。各国提出条件，要求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收归国有，然后签字。这时，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力主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借外资修筑。盛宣怀过去是民办企业的明星，现在当了部长，屁股完全坐到官办一边。朝廷在5月9日下了一道上谕说，以前批准的民办， “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矛盾一下子激化，各地保路运动兴起。四川最为激烈。6月，成立保路同志会。8月，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家中齐刷刷供出光绪牌位，两边挂上条幅： “庶政公诸舆论”、 “铁路准归商办”，焚香膜拜，气氛紧张。总督赵尔丰严厉镇压，逮捕保路领袖蒲殿俊等人，成都民众手捧光绪牌位，涌向总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2人。同盟会和哥老会当即率领四川各地民众起义，大批同志军和民众向成都进发，革命风暴来了，清廷急命端方带湖北新兵入川。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部分官兵，利用保路运动的风潮和部分湖北新军入川的机会，发动武昌起义，革命派和立宪派联合起来在省咨议局成立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清朝统治的丧钟敲响。《十九信条》何不早出武昌起义之后，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湖北、湖南等14省区宣布独立，大半个中国脱离清朝统治。这时载沣等人后悔了。日，他颁布了 “罪己诏”以及其他三道上谕，说要重新组织内阁，不再以皇亲国戚充当国务大臣，紧接着下旨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赵尔丰交内阁议处，释放蒲殿俊，批准内阁辞职。11月1日，授袁世凯为总理大臣。此际，资政院正在举行第二届会议。在2日的会议上，资政院研究了新宪法的纲领，即重大信条十九条，一致通过。当天，朝廷批准，立刻将信条宣示天下。《十九信条》是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内容如下：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事不易。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有特别资格者公选之。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第十条 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第十四条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第十八条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第十九条 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细察《十九信条》，皇帝已无实权，徒留虚名，一切权力归国会。显然，这个信条仿照英国式议院政治，虚君共和。早先仿照日本的民主程度较低的宪法草案，已然废除。但是，这一切都晚了。《十九信条》如果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也会得到立宪派的同声欢呼，现在为时已晚。日，清帝退位，留给我们的，是多维度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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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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