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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进口进入低速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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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进口进入一个低速发展的“新常态”。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副司长江伟昨日做客中国政府网发表了上述观点。他对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进行了深度解读。　　《若干意见》部署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推进贸易便利化，改善贸易环境，促进进出口稳定平衡发展；加强进口。　　江伟称，1～10月，中国进口增速约1.6%，和以前年度比大大下降，鼓励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是《若干意见》的核心内容。此外，如何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也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国内经济普遍走软是今年进口低速增长的核心原因。　　江伟解读说，首先，是国内经济发展速度趋稳，投资对进口的拉动减弱。1～9月资本品进口增长只有0.6%；其次，国内生产配套进口放缓，中间品进口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比如一些原材料进口速度是下降的。　　此外，以前在外贸中占32%左右的加工贸易增速放缓。加工贸易以前增速比较高，但今年前八个月是零增长，甚至在七八月份出现负速度增长，九月份略有回升。　　还有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在进口中占23%的原油、铁矿石等八类大宗商品进口，因价格下降大概减少278亿美元的进口额。　　在江伟看来，以上这几点是今年进口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　　商务部一位相关负责人此前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如果要真正促进进口，国内贸易的便利化非常重要。　　该相关负责人指出，现在进口许可证所占的比重仍然偏高。我国贸易进出口过程中海关检验检疫、银行服务、税务服务等环节仍有较大的改革余地，这也是国务院最近抓扩大进口的重要内容。　　“大家都开一个玩笑，说我们现在出口是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报关，但你问问企业，如果做进口是这个情况吗？可能就不一定了。进口便利化还有较大改革余地。”他说。　　在过去积累外汇的时期，中国在进口审核方面比较严格，实际隐含的进口限制比较多。此外，中国曾对一些产品有进口配额制度，后来虽然配额逐步取消，但本已无用的许可证依然保留下来，在海关通关查验的过程中间，导致环节过多，在码头、仓库积压的时间过长，非常影响通关效率。　　江伟表示，为了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首先需要简政放权，大幅度地缩减不必要的行政许可。　　“比如，我们缩减了自动进口许可的目录，虽然这个自动进口没有给企业造成太多障碍，但我们把这个目录进一步缩减，也是贯彻简政放权，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 江伟称。　　在通关环节上，利用先进的技术达到便利化，包括海关的电子通关、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等。此外，还有积极推广现有的试点经验。　　哪些商品需要被鼓励？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然是核心内容。　　首先要鼓励科研技术开发用品的进口，主要是税收政策，鼓励科研开发所需的技术以及用品的进口。　　二是要调整鼓励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的进口目录，列入这个目录的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个目录定期会进行修改，最新一版是2014年3月份进行修改的，增加了47种先进技术，对有关清洁能源的、有关航天技术的等等进行了及时更正，也涉及到47种装备；有数控机床等，涉及到53个重点的行业，增加了53个重点行业，增加了5类鼓励进口的资源。这个目录可能明年会再进行调整。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将根据企业产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政府支持进口的目录。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对先进技术设备进口的融资支持、信贷支持。比如融资租赁、金融租赁，这些方式会降低进口先进设备的成本，也会在金融上鼓励这些企业对先进设备提供更好的服务，甚至降低贷款、信保成本。　　江伟称，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率先提出“加强进口”的措施，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也是负责任大国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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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提高质量和...
土地流转的三个紧迫问题
作者：迟福林&主编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2月
主办单位：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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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2015，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
　来源：　
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到现在成为个位数——
2015，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
　　2014年，全球经济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局势给中国经济带来新挑战。2015年，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专家学者们在2015《财经》年会上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新常态’不等同于经济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而是意味着从粗放型经济走向更加精致的现代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合理速度是多少
　　“就业可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和它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的速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强调，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比单纯以GDP论英雄更重要，要以质量为目标倒推速度标准。
　　“新常态有很多标志。”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分析说，新的速度——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到现在成为个位数，但我们不希望增速下滑到5或者4，所以要“稳”；新的动力机制——现在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四大阵痛：制造业要去产能化、金融要去杠杆化、房地产要去泡沫化、环境要去污染化，解决这四种阵痛，关键要实现创新驱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海洲表示，目前欧洲经济复苏仍不确定。相对来说，中国经济表现稳健，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在7%以上。
　　从内部要求看，中国政府作出承诺，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也就是说2030年以后，无论中国GDP如何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二氧化碳都进入绝对减排阶段。这无疑会给经济增速带来考验。”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
　　改革重点是什么
　　“激活市场力量、实现创新驱动是未来改革的关键。”辜胜阻指出，“‘新常态’最重要的含义在‘新’。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靠要素驱动，特别是人口红利以及投资驱动。如何切换新的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保障新常态的关键问题。”
　　“目前，创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相当一部分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辜胜阻建议，应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创业、创新领域，政府的角色应回归公益，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看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和改革，目标就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高培勇说，“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收入比重。《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也为地方发债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有利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地处理自己的收支平衡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通货收缩”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普遍问题，通胀率低带来投资乏力，生产不振，只能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制约了复苏的力度和政府稳增长的努力。解决通缩要靠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的深入推进，“唯此才能真正从结构上解决问题”。
　　“新常态”下，改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指出，法治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会进入“新常态”。
　　哪些底线要守住
　　“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应当守住底线，守住不发生风险，或者风险不引爆的底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说。以地方债为例，尹中卿指出，风险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过分依赖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质押、项目收费；二是过分依赖金融机构贷款，地方债务中，债券直接融资比例很小，来自于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债务占80%；三是过分依赖土地收入偿债，房地产价格上升或下行，最终会反馈到地方政府债务上。
　　他认为，防范地方债风险，一要保证地方政府依法举债，实行规模控制；二要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管债，将债务收支分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保证债务环境的公开透明；三要严格限制地方债的用途，提高地方债的使用效率；四要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还债。
　　今年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82万人，同比多增1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就业1000万以上的预期目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继续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确保就业稳定，守住底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指出，这就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就业监测和信息发布体系，强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针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可能出现的局部失业压力过大问题，实施必要的企业破产保护、以工代赈及其他保护性政策。
　　（光明日报北京12月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冯蕾 李慧） [责任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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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数字就曾多次出现在权威媒体的报道中。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高人次的数字，也并不能准确反映出现实的的严重性。
光明网版权所有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应对建议
日14:27&&&来源：
原标题：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应对建议
　　时下，“新常态”正在成为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热词。然而，何谓经济的 “新常态”还不甚清晰。为了界定本文讨论的内涵，也为了给大家的讨论提供一个靶子，本文拟在给出“新常态”定义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作出描述，并进而对新常态下的政策取向给出一些建议。
　　何谓经济的“新常态”
　　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即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依此定义，经济的“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在维度上难以穷尽，而且在内涵或形式上也无法完全控制或重复，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别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旦趋于稳定，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根据上述经济新常态的界定，我认为，国际经济是否已经进入新常态，一时还很难下结论，主要是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差异过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增长速度此起彼伏，全球平均增长速度比较稳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料，年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为3.8%（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各国经济总量为权数，加权平均的结果，下同），年（其中年为预测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3.8%，而且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经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尚未形成气候。但中国经济则确实已经进入新常态。当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始于2011年，大概可持续到2025年。它是相对于上一个发展阶段，即改革开放前32年（年）而言的。
　　中国经济新常态阶段的特点是：
　　第一，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仍将保持在7%―8%的中高速。与改革开放前32年年均增长9.9%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较，年均增长速度大概回落2―3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这一增长速度仍处于领跑状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10月的最新预测，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为3.9%，其中发达国家为2.3%，新兴经济体为5%。
　　第二，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正在让位于以转型升级、生产率提高、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中国经过前一个阶段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社会保障问题的制约日趋严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一是资源消耗大，资源约束日紧。201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2.3%，但能源消费总量占20%，粗钢占44%，水泥占57%。淡水、耕地、森林、煤炭、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二是环境污染严重。我国现有近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饮用水，近6000万城镇人口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合格。邀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百姓申诉河流污染的调侃手段。土壤污染面积大，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污染较重。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资料显示，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严重，雾霾等极端天气增多，已成百姓的切肤之痛。三是生态系统退化。全国近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生物多样性锐减，濒危动物达250多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四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大国。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虽然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已经普及城乡，但保障水平偏低且不平衡，保障体系分割较严重，距“兜住底、易流动”等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总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被迫展开，告别前一阶段不顾资源短缺、竭泽而渔、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污染性发展，透支人口红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透支性发展，正在逐步转入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逐步转向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开拓创新。
　　第三，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前三个季度，这一比例继续上升到46.7%。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内需与外需结构发生变化,内需占比增加。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前三个季度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48.5%，又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
　　第四，国际经济环境较紧，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始于2008年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六年了，但世界经济仍未能摆脱危机的阴影，还处在艰难修复阶段。美国经济稍好，已经进入初步复苏的轨道，但美元的国际地位遭受挑战，国内政府债务问题、财政预算赤字问题、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等也远未解决。欧元区经济仍在与衰退作斗争，高企的政府债务负担、主权国家的协调困难、长期居于高位的失业率、德法意等领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等等，都让关注国际经济和欧元区经济的人揪心。日本经济在安倍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虽有一定起色，但由于金融流动性过剩、财政赤字庞大、政府债务率高达2.5倍，加上劳企关系、银企关系、创新动力等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消费税率不断提高等，日本经济的前途也很难被看好。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剧烈波动后，还没有恢复元气，增长速度有一定反弹，但与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的头几年相比仍较低。这意味着国际市场需求不足。而发达国家危机后进行的所谓“再制造业化”，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的相对增强，则意味着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特别是与中国制造业竞争的供给能力加强了。另外，人口老龄化这一对供给和需求有双重打击的重要因素，已经开始长期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日本人口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5%，欧元区的人口老龄化率为20%，美国人口老龄化率也达到15%。新兴经济体大国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率超过15%，我国的老龄化率也达到10%左右。老龄化导致创造财富者日寡，享受或消费财富者日众，加上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刚性约束，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尖锐恐难避免。虽说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提高退出劳动年限、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配置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负面影响，推动发展，渡过难关，人类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人类创造潜能之巨大，但是，人口自身老化所带来的挑战绝不容低估，这是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此外，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入WTO所带来的红利经历了数十年的释放之后，也正在相对减弱。因此，至少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将不及前32年。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应对建议
　　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要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那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这对于习惯于旧模式的我们来说，是不得不接受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主动进行调整。一是发展规划不宜太野心勃勃。二是改革的推进不宜太过激进。三是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效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机遇，建立起足够的信心。尽管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中国面临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较有利。一是仍处在新型城镇化的黄金阶段，无论是30%以上的城市户籍人口，还是53.7%的城镇化率，从总量上远低于经济发展阶段应有的水平，加之城镇化的质量差距，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与此相关还有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二是人口红利，特别是潜在的人才红利依然较大。三是体制改革红利依然较大。四是对外开放仍可释放足够的动力。五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间相互竞争的红利依然较大。因此，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紧日子”，应该，也可以是过得去的“紧日子”，是可持续且比较健康的“紧日子”。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凸显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因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我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总体部署，关键是要加以落实。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二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2013年末，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国高端劳动力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第五，要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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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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