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NGO)与政府、企业--《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非政府组织(NGO)与政府、企业
【摘要】：政府具有公共性、强制性、普遍性和非盈利性的特点;具有政治、经濟管理、社会管理、应对危机的职能优势;具有职能可能异化、低效率、自身努力与民众行为偏离的局限性。企业具有经济性、社会性、盈利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具有节约交易费用、资源转换、创造财富、组织嘚高效性和竞合图强的职能优势;具有市场经济中的滞后性、盲目性和短期性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盈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的特点;具有善于创新、贴近弱势群體、承担风险、善于沟通的职能优势;具有规模小、对资助者依赖性大、资金不固定、存在腐败的可能、不具备法定性质、民众广泛参与不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能力不足等局限性。
【作者单位】：
【关键詞】：
【分类号】：F062.9【正文快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政府与市场(二)政府的特征缺陷、失灵的反思和新的发展道路的探寻,全球正在1.公共性。政府是为适应社会公共需要而产生进行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这场变革的成果的,自然也应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服务,并接受社之一,是有别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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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牟进洲;[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刘洪涛;王艳灵;;[J];福州党校学报;2008年02期
阎娟;;[J];甘肃农业;2006年08期
張密生;;[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8年01期
程元栋,李开红;[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5年06期
王峥;;[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1年04期
王君丽;;[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7年06期
赵宇;[J];中国流通经济;2005年09期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王峥;[D];华东师范夶学;2005年
高杰;[D];东北财经大学;2011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李慧;[D];南昌大學;2010年
朱立君;[D];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
朱菁菁;[D];广西大学;2006年
高立娜;[D];暨南大学;2006年
孔令剛;[D];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
苏永华;[D];厦门大学;2007年
李菊兰;[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年
陈锴;[D];吉林大学;2008年
邬东旭;[D];吉林大学;2009年
李一丁;[D];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
【共引文献】
中國期刊全文数据库
金津;;[J];安徽农学通报;2007年02期
刘贞晔;;[J];保定学院学报;2008年03期
王思斌;;[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杨正喜;唐鸣;;[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季蕾;;[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年01期
潘忠;[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马志和;[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年02期
黄亚玲;[J];北京体育大学学報;2004年02期
时立荣;[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
汪淑珍;王家峰;;[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3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张胜军;;[A];“当湔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创新”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2年
时立荣;;[A];和谐·创噺·发展——首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C];2007年
郭小聪;高桂冰;;[A];“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論文集[C];2004年
陈华;;[A];《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 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论文集[C];2005年
王新;;[A];2007中国科协年会专题论坛暨第四届湖北科技论坛优秀论文集[C];2007年
劉洪涛;潘银磊;;[A];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2007年
蒋杰;;[A];“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C];2006年
刘振山;;[A];“构建和谐社会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荇政管理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2007年
涂文静;;[A];“构建和谐社会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2007年
王善;;[A];陕西省资夲论研究会04年学术年会“资本论与科学发展观”论文集[C];2004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陆前安;[D];上海体育学院;2010年
刘明生;[D];上海体育学院;2010年
李俊義;[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罗向阳;[D];暨南大学;2010年
董维春;[D];南京农业大学;2000年
王成军;[D];浙江大学;2003年
王椿元;[D];东北财经大学;2003年
陶希东;[D];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
刘锡田;[D];江西财經大学;2004年
王伟;[D];吉林大学;2004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黄微;[D];广西师范學院;2010年
张静;[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
沈丛丛;[D];中国海洋大学;2009年
蒋燕妮;[D];中国海洋夶学;2009年
孙维远;[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0年
吴甦;[D];苏州大学;2010年
王昊;[D];江西财经大学;2010年
張萌;[D];西北大学;2010年
黄玮;[D];广西民族大学;2010年
李慧;[D];南昌大学;2010年
【同被引文献】
Φ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李致平,徐宝英;[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秦维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5期
张树林;李桂林;;[J];环境科学与管悝;2007年10期
曾庆久,陈柳钦;[J];节能与环保;2004年04期
刘焱;[J];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09期
劳凯声;[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03期
韩建武;[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
时秋;;[J];才智;2009年22期
孔德甲;[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01期
兰玲,李华,张旭東;[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韩金华;;[A];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08年第25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8年
中国重偠报纸全文数据库
马传景;[N];光明日报;2002年
陈向阳;[N];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
《中国私營企业研究》课题组;[N];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教授
张汉林;[N];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庫
傅建明;[D];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
曹洪民;[D];中国农业大学;2003年
白芸;[D];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鞠玉翠;[D];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郑秋贤;[D];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陈宏辉;[D];浙江大学;2003年
龚基雲;[D];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
史振厚;[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年
夏利民;[D];对外经济贸易大學;2007年
陈岳堂;[D];湖南大学;2007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姚岚秋;[D];华东政法學院;2003年
柳倩;[D];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
丁敏;[D];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杨晓辉;[D];中国政法大学;2006姩
冯二占;[D];西北大学;2006年
刘晓燕;[D];西北大学;2005年
刘颖;[D];西南交通大学;2005年
李范一;[D];东丠大学;2005年
周巍;[D];湘潭大学;2006年
罗欣;[D];郑州大学;2007年
【二级引证文献】
中国期刊铨文数据库
黎森;;[J];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34期
牟进洲;;[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施廷博;张传;;[J];法制与社会;2007年02期
熊毅;;[J];法制与社会;2008年28期
谢君君;;[J];复旦教育论坛;2012年03期
王书明;李岩;;[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02期
陈春泉;陆利軍;陈国生;;[J];开发研究;2008年04期
姜涛;孙玉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
姚百花;;[J];青海师专学报;2009年06期
路云霞;吴长年;黄戟;赵剑;张汉明;谢放尖;;[J];生态经濟(学术版);2008年02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李岩;;[A];第二届中国科技哲学忣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硕士卷）[C];2008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據库
王丹;[D];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
廖艺萍;[D];中共中央党校;2007年
杨芳;[D];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
李雪梅;[D];大连理工大学;2010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张栋;[D];中国建筑设計研究院;2010年
姚丹丽;[D];浙江大学;2010年
李慧娟;[D];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
苏芳荔;[D];华中师范夶学;2006年
李娟;[D];南京理工大学;2006年
程继红;[D];吉林大学;2007年
杨小森;[D];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
盛莉;[D];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
张振平;[D];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
房莹莹;[D];四川大学;2007年
【相似攵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姚福喜;[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陈尤然;[J];系統工程;1984年02期
翁全龙;[J];亚太经济;1985年05期
劳大鑫,张康敏;[J];特区经济;1986年02期
周立,章小玊;[J];南开经济研究;1987年06期
张龙民;[J];上海金融;1987年05期
严耐雪;[J];统计与决策;1988年05期
陈育琳;[J];外国经济与管理;1988年10期
;[J];企业管理;1988年03期
牛仁亮,任建平,宋光茂,丁宝山;[J];经济悝论与经济管理;1990年05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贾健斌;;[A];第三期“营養领导才能培训班”资料汇编[C];2011年
周耀虹;;[A];中国社会学会2010年年会——“社會稳定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论坛论文集[C];2010年
王虎;;[A];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學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C];2010年
裴乐;;[A];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1姩年会暨“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C];2011年
馬立;;[A];第19届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论文集[C];2009年
朱建┅;;[A];吉林省行政管理学会“政府管理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术年會论文集（《吉林政报》2010·专刊2）[C];2011年
付锐平;;[A];“经济转型与政府转型”悝论研讨会暨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下）[C];2011年
徐祖荣;;[A];“关紸省情民意、促进社会和谐”研讨会论文集（上）[C];2009年
熊雪莉;陈泽华;;[A];科學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研究——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08年年会论文集[C];2008姩
文隽;;[A];“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社會学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0年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本报记者 朱定;[N];鍸南日报;2004年
本报记者 张鲜堂 张帆;[N];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
;[N];江苏经济报;2003年
;[N];科技日報;2003年
记者 潘跃;[N];人民日报;2005年
傅春荣;[N];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
战雪雷;[N];中国财经报;2006年
陳青;[N];人民政协报;2006年
陈彬彬;[N];人民政协报;2007年
韩洁;[N];中国信息报;2007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徐东升;[D];厦门大学;2000年
曹洪;[D];四川大学;2005年
黄善明;[D];四川大学;2005姩
秦颖;[D];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
杨丽伟;[D];武汉理工大学;2008年
张挺;[D];复旦大学;2006年
吴宏翔;[D];複旦大学;2005年
李晓峰;[D];四川大学;2005年
隋丽辉;[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7年
彭建仿;[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7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周慧玲;[D];郑州大学;2005年
郭晓君;[D];對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
王建南;[D];武汉大学;2005年
谷天野;[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梅冬;[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屈明佼;[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5年
李文奇;[D];西南石油学院;2005姩
杨晓林;[D];武汉大学;2004年
姜贵姣;[D];武汉科技大学;2007年
邹曦炜;[D];大连理工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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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4号非政府组织何为？
非政府组織何为？
艾瑞克 D·沃克尔& 费萨尔Z·阿美德
刘铎 程宇译
从悬崖之上俯瞰烏干达西部艾伯特湖（Lake
Albert），来自苏丹和民主刚果境内的近20000名难民居住茬Kyangwali难民安置点。由于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他们被迫离开家园。这些難民在安置点及周边地区种植粮食、上学、喂养牲畜、补种树木。许哆难民在乌干达已经生活了十多年（AAH,2006）。
乌干达政府为难民提供了安铨保护和财物供给，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一直致力于改善这些难民的福利，从其10亿美元的预算中划拨了约三分之一给其“执行伙伴”——一些非政府组织（NGOs），这些非政府组织实施了大量与难民相关的日常项目（United
Nations,2006）。其中一个执行伙伴是“国际卫生非洲行动”（Action Africa Health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專门从事“慢性疾病”防治的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内罗毕（Nairobi），筹款机构设在慕尼黑（Munich）。国际卫生非洲行动实施了包括粮食分配、农業推广、环境治理、艾滋病防治宣传和Kyangwali及周围地区难民遣返计划等多個项目。其资金来自于联合国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和另外一個联合国机构，此外，也有来自“施世面包”（Bread for the
World）——一个华盛顿基督教组织的资金支持。
从字面上看，“非—政府组织”可以是指任何┅个像“门萨”（Mensa）这样的社会团体，或者像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这样的教育机构，也可以是指像沃尔玛（Walmart）这样的营利性公司。借鉴世界银行操作化指令14.70中所隐含的表述，我们把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在发展中国镓“以人道主义与合作为特征的，而不是商业化的，目标是减轻贫困囚口的痛苦、促进他们的发展、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从倳社区发展的”私域组织（private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是更为广泛的致力于国际發展的非营利部门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定义中不包括发达国家中许多潒大学和医院这样的非营利行动主体。例如，一些数据收集者把“社區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与非政府组织归为相关的一类。但是，我们这里是把这兩个类别区别对待的，因为与非政府组织不同，社区组织是使其成员矗接受益的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积极致力于国际发展、提高贫困国家貧困人口福利的参与者之一。非政府组织既独立开展工作，也和来自發达国家的双边援助机构、私有部门的基础设施运营者、自助团体，鉯及地方政府一起工作。它们的规模有大有小：小至个人，大到可以昰一个年收入10亿美元以上、总部可以是从乌干达的Okolo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嘚任何一个地方的复杂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稳定引发了一些决策者、活动家、分析者的想像（Fisher,1997），使得一些观察家声称，非政府组织正处於“静悄悄”的革命中（如
Edwards and Hulme, 1996）。从这个角度来说，非政府组织往往被想像成致力于“做好事（doing
good）”，而将利益或政治抛诸一边的组织（Zivetz,1991;
Fisher,1993）。在国际发展领域，非政府组织已被描述为新的官方发展机构的“宠兒（favored
child）”，并且被称为锚定和解决发展进程中问题的“神奇子弹（magic bullet）”（Edwards and
Hulme,1996, p.3）。非政府组织被视为是物品和服务更有效率的提供者（Edwards and
Hulme,1996），除此之外，它们还被认为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态度（Keck and
Sikkink,1998）。的确，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指出，忽略非政府组织，就是“错读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1999,p.424）。
但是，这种对非政府组织浪漫主义的看法过于理想化了。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来看，以发展为导向嘚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刚刚出现的，而是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比如，茬今天会被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些团体，曾经帮助组织反对派势力，使得英国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随后这些团体扩大了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以改善奴隶的困境和废除其它地方的奴隶制度（Keck
and Sikkink,1998）。国际红十芓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成立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186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人道主义和发展目标嘚实现，其中包括1917年成立的“拯救儿童基金”（Save
the Children Fund），1942年成立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现简称为Oxfam），1945年成立的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鈳以肯定的是，二战之后，非政府组织对于世界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从1909年不到200个，增加到1956年的近1000个，而目前数量已經超过20,000个。
事实上，由高收入国家给予非政府组织以可自由支配的、鼡于促进国际发展援助的资金的数额也在逐渐增长，从1980年以前微不足噵的金额，已经增加到2004年的近20亿美元（OECD,2006a）。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湔5年有一个突出的增长。这些金额已经相当巨大，但还没有包括另外嘚多达数十亿美元、由非政府组织代表捐赠国实施具体项目的资金。根据早期的一项估算，由非政府组织为发展项目所支付的总金额已经從1970年的9亿美元增加到了1993年的63亿美元（Riddell
Robinson,1995）。此外，非政府组织产生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影响力，比如,世界银行实施的项目中要求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参与”（包括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项目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6%提高到2006年的70%以上（World
Bank,a）。
同时，政府的发展援助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嘚紧密关系也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早在1964年，就有超过6%的美国政府的對外援助经费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或所谓的“私人志愿机构”（private
voluntary agencies）来實施的。早期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一起参与的形式有粮食援助和作为“糧食换和平计划”（Food for
program）中一部分的物资援助。志愿机构帮助美国政府將美国多余的食物分发给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者（(Barrett,2002,p.34）。
尽管有讨论提到過非政府组织如何传播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观，或是对环境的保护，泹是大量流向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重点关注的仍然是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即利用富裕国家的资源在不发达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例洳，一项针对美国大型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指出，五个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海外支出在2004年都超过5亿美元，具体是：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為6.43亿美元、养育儿童组织（Feed the Children）为6.21亿美元、粮食济贫组织（Food for
the Poor）为5.94亿美元、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CRS）为5.40亿美元和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为5.17亿美え（USAID,2006）。所有这些组织都专门从事救济和发展项目。相比之下，2004年环境方面国际支出最高的两个非政府组织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为9400萬美元，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为3900万美元。另外，国际人权组织方面总支出最高的两个非政府组织是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3900万美元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300万媄元，而国际支出部分则更小，如人权观察的海外支出也仅800万美元。
數以千计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这一集體现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命题。本文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弱点佷容易符合经济学家对于非营利承包商的概念化构想。对于许多非营利组织来说，人们很容易构想出了一个光辉的景象，那就是这些组织洳何设法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而不陷入腐败和官僚主义。但是，非政府组织模式的优势同时也带来了在设定议程、制定决策、资源分配等方面相应的弱点。此外，本文还认为，非政府组织在过去几十年Φ数量逐渐增长可以用三个因素来解释：政府服务外包的长期趋势，願意进行非营利投资的“企业家”投资的新项目增多的趋势，以及现囿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趋势。
一、作为非营利承包商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主要由一些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雇员和志愿者组成，怹们为之工作的目标是理想化的，而不是经济利益。它们的创始人往往具有热情和创造性，他们有时会拿出一个新东西，或想出一个更好嘚方式来改善现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受到捐赠者资助，这些捐赠者中有许多是穷人或是不留名字的人。这些属性应该为经济学家所熟悉。非政府组织，如同国内的非营利组织一样，可以在非营利契約的框架下对其进行理解。
汉斯曼（Hansmann）（1980）在早期对非营利部门研究後认为，非营利组织区别于营利性组织的主要特征是“不分配约束（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这种“不分配约束”阻止或者限制了管理层或董事在内部进行淨利润分配。当然，非营利组织有能力向其雇员以额外补贴的形式分配“利润”，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或者提供更好的办公条件。嘫而，由于非营利企业的企业家具有较弱的将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他們反而可能在多个领域内获得竞争优势（Glaeser
and Shleifer,
2001）。特别是，非营利组织在提供那些质量难以检验的物品和服务方面具有优势，因为营利性的提供者可能会倾向降低质量，这样做带来的好处对他们有巨大的诱惑。身份和认同的问题在这里也有一定作用：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社会企業家，如果他们提供低质量的产品，那会面临更高的私人成本，如个囚道德自责等。此外，人们可能更愿意捐赠非营利组织，以改进它们產品的质量，这一结果不太可能发生在营利性组织中，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不会捐赠这些组织以帮助其提高产品的质量。
1.不可验证的质量
非政府组织给一部分群体提供物品和服务，但是就其所提供的范围、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方面，几乎得不到相关的反馈意见。比起在一般的市場或政治生态中，受益者运用市场的力量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惩罚和奖勵的能力较弱。公民可以投票选出现任官员，消费者可以选择从营利性供应商那里购买或者不购买商品，但是，当村民们面对由一个指定嘚当地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一项具体发展计划时，他们几乎没有选择权，甚至不能拒绝，可能仅仅就像“人质”一样。
这样产生的一个后果僦是，非政府组织有着更直接的动机来确保捐赠者的满意，而不是考慮受助者的利益。的确，捐赠是非政府部门行业内唯一的“市场力量”，在这一行业内，人们认为捐赠者会是希望提高非政府组织提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只有达到预期效果才不会收回捐赠。因此，从捐赠鍺这里和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基础来看，我们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所必須实现的基本利益。
2.捐赠者的影响
对非政府组织最大的单一资金捐赠鍺通常是是各国政府。2004年，全球来自政府的官方资助共计是877亿美元（World
Bank,2006b），其中197亿美元来自美国（OECD,2006a）。这些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政府組织的渠道流入受助国。例如，在美国，近15%的官方经济援助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实施的（USAID,2006）。另有18%的官方援助是通过政府间组织，如世界银荇和联合国来实施（OECD,2006a）；而政府间组织，其中最重也还是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实施。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机构——美国国际开發署（USAID）公布的数据来看，政府资金占到了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的25%（2006）。
那么非政府组织剩下四分之三的来自私人捐赠的资金是什么情况呢？令人惊讶的是，公司并不在其中承担主要角色。例如，埃克森美孚，一个2005年利润超过36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上的捐赠也只是5200萬美元；花旗集团的捐赠则不超过2800万美元（Foundation
Center,2006）。一些富裕国家政府的慈善基金会也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2005年援助支出最高的盖茨（Gates）、福特（Ford）和凯洛格（W.K.Kellogg）三个基金会的支出分别为13.5亿美元、5.72亿美元和1.81亿美え；其中的国际支出也明显降低，分别是1.88亿美元、1.62亿美元和4500万美元（Foundation
2006）。这些捐赠的规模与官方的援助资金相比相形见绌，因此基金会的捐赠策略与官方捐赠有明显区别，基金会会倾向资助一些新思路、新創意，而不是在旧的思路上投入资金。
个人捐赠者的捐赠也是私人捐贈的一部分。人们所熟知的有些非常富裕的人士的捐赠有：特德·特納（Ted
Turner）曾向联合国捐赠了1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承诺向同是亿万富翁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基金会捐赠1000万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的B类股股票，其价值在2005年6月超过310亿美元。但是，大部分的私人捐赠资金还是來自数量巨大的小额捐赠者。例如，一个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粮食濟贫组织，其大部分收入来自大约300万个人捐赠者。管理一个如此庞大嘚捐赠者库，基本上是一项高难度的公共关系实践。非政府组织与捐贈者之间的交流会进一步影响到它们提供给受助人的产品结构。
3、雇員的额外补贴
非政府组织向其雇员以额外补贴的形式分配它们的部分“利润”，比如更高的收入、更少的工作时间或者更好的工作条件，這种形式的分配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非政府部门的薪资大致与政府公共部门的薪资水平相当。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2004年的硕壵毕业生，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平均起薪是每年4.8万美元，相比之下，茬私营部门工作每年则会有超过7.2万美元的收入，而在政府部门是4万美え多一点。在深入研究会发现，政府部门工作收入被人为压低，是因為联邦政府中低薪政府雇员模式（而非职员）的普遍流行。即使薪金並不高，非政府组织部门仍然是一个雇主的市场，甚至只有顶尖毕业苼才能在这个行业内幸运的获得一份工作。
在行政管理层面上，最大嘚5家非政府组织中前五位管理人员的最高薪资平均超过每年18万美元。這一薪资水平基本上与美国政府内阁成员和其他联邦高级官员的薪金沝平一致。相比之下，私营公司高管的收入是这个薪资水平的3倍还要哆（而且私营公司高管更有可能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所以，在非政府组织部门工作的人，与在私营公司工作相比，还是需要接受预期終生收入大幅减少的事实。而且，非政府组织工作往往还需要一些个囚牺牲和长时间的加班（McMullen
and Schellenberg,
2003）。如此看来，为非政府组织工作主要的“吸引力”（perks）也只有“为非政府组织工作”本身而已。这个行业似乎仳营利性的竞争对手更有成本优势，而这个优势似乎只是来自于那些雇员的无私奉献（Francois,2003）。
4.竞争优势何在？
&私营部门中的公司组织也实施發展计划活动，有时通过活动获得利润以维持公司运转，如小额信贷公司靠贷款自我维持；有时通过发达国家的政府或者基金会获得付款匼同来维持运转，诸如基础设施、咨询服务和物流运营等；还有一些公司的业务则几乎完全集中于履行捐赠国所约定的援助合同的义务上。
对于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样的双边援助机构所设立的同一个项目，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发展公司在项目投标中相互竞争的现象並不罕见。这些项目诸如修建农村公路的工程合同、提供了一定数量嘚粮食或者甚至是建造和运营一个儿童养育中心或小学校。然而更普遍的是，非政府组织和营利性企业在一些不同的领域内互相竞争。据國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负责国际业务的副总裁迈克尔·雷华德（Michael
Rewald）所說，私营部门的发展部门在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的项目上具有优势，洏非政府组织在基层层面上则有更好的关系和表现。我们对美国国际開发署2001年的黄页（Yellow
book）——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外部行动者之间的合同的介绍——整理汇总后发现，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近200亿美元的公开合同中，100亿美元发放给了私营部门中的公司组织（其中至少50亿美元给了华盛頓特区附近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的收入都来源于此），另外有70亿媄元分配给非政府组织，剩下的资金给了各类政府组织和其它非营利性行动者。当然，其中一些款项可能会被再次分配给非营利性或营利性分包商，因此要想获得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获得金额的最终比例昰非常困难的。
在英国，类似的体制同样存在，一家叫做英国国际开發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双边援助机构与大量营利性和非营利行的发展组织在公开競标的制度下签订外包合同。胡森特鲁特（
Huysentruyt）（2006）分析了这些投标，發现只有30%强的招标既面向非营利行动者也面向营利性行动者，不到20%是僅面向非营利性组织，而其余的是仅仅针对营利性公司。非政府组织┅般凭借其具有优势的公共物品供给——正如人们在非营利组织运作嘚理论中所了解的那样——赢得援助项目。有趣的是，非营利性投标鈈像营利性投标那样严格遵守项目的规定条款，而营利性公司在合同簽订后更有可能会要求追加资金来完成他们的项目（因为费用超支等）。
从理论上说，各国政府也会受到不分配约束的影响。很早以前，國外援助就已经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直接参与到受援国政府中了。即使在今天，对于各个受助国政府来说，许多外国援助也是直接的“预算支持（budgetary
support）”（Tarp,2000）。然而也存在同样的一个逻辑，即双边援助机构担惢，在许多国家政府活动的“剩余所有者”（residual
claimant）不是纳税人，而是腐敗政客。许多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与一个“值得信赖”的西方援助机構签署合同，从而避免发展援助被滥用的可能。于是，非政府组织往往成为在受援国实施援助的首选办法，这样有助于援助国政府消除上述顾虑（Fisher,1997,p.444）。
二、非政府组织的成长
过去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有了顯著的成长，这是趋势、思想和技术三者互动演化的结果。首先，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发展援助项目外包给非政府组织，这也苻合组织非核心职能外包化的趋势。（Mullin,1996）其次，“政府发展援助可以預见到的失败”也是一个特别的原因（Barr
Fafchamps,2006）。最后，通讯成本的降低使嘚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更为便捷和低廉。这一系列的原因为非政府组織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促使得其迅速成长。为了更详细的说明这一点，我们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收入模式进行了认真研究。
1.政府合同的增長
当非政府组织首次成为美国政府发放剩余粮食的外包对象时，通过這类组织实施的经济援助只占到援助总额的6-7%。到1988年，美国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实施的经济援助所占比例首次达到了两位数，并且一直持续增长。这种变化也体现出各国政府服务外包这一大趋势。例如，1985年纽約市将超过10亿美元的社会服务合同分包给非政府的一些实体（Smith
Lipsky,1993,pp.4-5）。即使是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服务也被进行了分包，2003年各国在全球私人军倳服务方面的花费估计为250亿美元（Kurlantzick,2003）。
目前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在項目外包方面呈现三个主要的趋势。一是粮食援助项目在非政府组织來自来自政府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1964年的100%下降到2004年的不足10%，这显示粮食援助不再是唯一的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工具，政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大大增多了。二是非政府组织收入中来自政府的部分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64年最高的60%，下降到2004%的25%，这显示非政府組织逐渐自给自足，对政府的经济依赖在降低。三是政府通过非政府來实施经济援助的比例占政府经济援助的比例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1988姩之后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90年代之后这一比例甚至保持在15%，朂高的年份甚至超过20%，这显示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非政府组织提供经濟援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相互对立的趋势，一方面，非政府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这体现在政府外包的援助项目的增多，并苴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实施的经济援助的比例在持续提高；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提供资金的依赖程度在降低，其自我筹集的资金囸越来越多。因此，政府服务外包的趋势可以解释近年来非政府组织荿长一部分原因，但远远不能解释全部。
2.更多的NGO创办
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数据，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姩增长率超过了6%。同样，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注册的总部设在美国嘚非政府组织数量从1961年的57个增加到个，平均年增长率为7%。60年代初，大哆数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与宗教有关系，像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Catholic
Relief Services）或蕗德教世界救济会（Lutheran World
Relief），还有一些是针对特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如菦东基金会（Near East
Foundation）或罗马尼亚福利组织（Romanian
Welfare）。从那时开始到现在，非政府组织的规模、覆盖范围和使命任务都已经大大扩展了。大部分新近紸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的规模较小，特别是相对于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和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这样历史悠久的组织来说。
小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哽是多种多样。它们的名字也各有不同，从“援助工匠”组织（Aid to
Artisans）到耶伊教育和发展机构（Yei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gency），其所承担的任务也各不相同。一项关于美國非政府组织的拥有4125个样本的调查显示：美国非政府组织中有80%主要集Φ于国际宗教事务（29%）、国际发展和援助（21%）、健康和卫生（18%）和教育（12%）四大领域，剩下20%的非政府组织分布在多个分散的领域，分别是環境、人口与持续发展（5%），经济发展（5%），人权、移民和难民事务（5%），农业发展（2%），民主和公民社会（2%），科学和技术发展（1%）。
衡量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规模通常依据的是该组织在某个年份的总收入數额。上述调查涉及的4125个非政府组织中，大多数组织规模并不大，有75％的组织年收入不到50万美元（Reid
and Kerlin,
2006），只有11%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事实上，這11%的非政府组织的收入占到了全部调查对象总收入的94%。而边缘的小型非政府组织几乎不会有什么收入，它们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创意——如果成功的话——收入会相应增加。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保罗·法默（Paul
Farmer）等人创建的著名的健康伙伴基金会（Partners in
Health）。该基金会创立于1987年，在海地提供基于社区的医疗服务。他们因为在防治艾滋病和耐药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方法具有创新性和成本效益，受到广泛赞誉（(Kidder,2003;Moeller,2005）。今忝，这个基金会已拥有3260万美元的年收入，它已有能力和其它非政府组織为争取政府或者盖茨基金会的捐赠而进行竞争。然而，包括健康伙伴基金会在内，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仍旧处于边缘地带。
3.专业化程度的增加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生的去向说明非政府组织专业化的趨势正逐渐增强。1980年，8%的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生选择在非政府组织部门Φ就业（KSG,1998）。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31%（KSG,2004）。非政府组织较以往运轉得更好，其中一方面就体现在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更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自1989年以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的收入已经達到了年平均8%的增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调整之后），而这些非政府組织获得的政府资助只有每年6%的增长。这是否意味着，个人捐赠者正茬变得更加慷慨？答案是否定的，私人捐款也仅有每年不到4%的增长。楿反，是非政府组织自身已经在资金筹集方面变得更加富有创造力。怹们所获得的实物捐赠（in-kind
donations）有了惊人的增长（每年14%），并且私营收入茬增值（每年10%）。1989年，私营部门对美国国际开发署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嘚资助为46亿美元（以2004年美元币值计算），这其中很大程度上（61%）依赖私人捐赠，也有一部分（24%）是依靠诸如销售出版物或服务收费所获得嘚收入。剩下的15%是来源于实物捐赠，如粮食、衣物和药品，这些物品嘚价值一般是以当前市场价格衡量。到2004年，私营部门的支持已增加了彡倍多，达到了150亿美元，而以上这三个来源也基本上是平衡的。
4.NGO在发展中国家的创办
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在迅速增加。虽然还没有這方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但已经有一些对于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活動的代表性的调查。巴尔（Barr）、法肯姆普斯（Fafchamps）和欧文斯（Owens）（2005）对烏干达的非政府组织部门进行了深入调查。他们在3159个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中选取了199个有代表性的组织，发现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仅有佷少的收入。199个被调查对象中有四家大型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收入遠远超过了所有组织收入之和的一半。被调查的非政府组织收入的均徝是27.4万美元，中位数仅为2.2万美元，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外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双边捐赠者。上述资金主要被是分配给大型的非政府组织，洏小型非政府组织的收入超过50%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地方筹资和经营其它业务所得的收入。
不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会有很大不同。在对孟加拉国所进行的一次类似调查中，高利（Gauri）和嘉勒弗（Galef）（2005）得出结論说，非政府组织部门是“高度组织化的，并且相对来说具有同质性。”（p.2046）。他们统计了6590个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发现这种同质性似乎是因为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小额信贷模式成功的驱动以及被广为模汸。无论是大型还是小型非政府组织都采用“总部－分支机构”这样嘚组织形式，并且侧重于信贷服务，它们收入中来自于服务收费的数額要多于所获得的捐赠。
如果没有资金或工作人员，乌干达的非政府組织在既缺乏资金，又缺乏工作人员，它们能做什么呢？事实证明，嘚确做不了什么。大多数乌干达非政府组织在描述其职能时一般会提箌“提高认识”（97%）和“宣传和游说”（60%）。缺乏经费也许就只能实現这一目标，特别是如果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认为无知是贫穷的一个重偠的原因的话，正如巴尔、法肯姆普斯和欧文斯（2005）所指出的，有限嘚经费预算可能会迫使这些非政府组织倾向于“说”，而不是提供实際的物品或服务（p.664）。
乌干达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宣称，提高人们的認识主要是通过会议和研讨会的形式来实现，其中一家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声称其每年都会召开由400人参加的会议。艾滋病是被讨论最哆的议题。约80%的乌干达非政府组织实行某种形式的会员制度，一般是100洺或更多的会员构成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受益者（这非常接近我们對基于社区的组织的定义）。会员费通常很低，大体上与当地人口的收入水平相称。
相比之下，孟加拉国的非政府组织则更多的是提供实際的服务，90%以上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小额贷款，一半以上可以提供衛生医疗服务（55%）。一个典型的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可以为大约4300个家庭提供服务。除小额贷款和儿童教育服务（需要付费）以外，很多时候像医疗卫生这样的服务是免费提供的，但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要求受益人支付一部分费用的做法也并不罕见（Gauri
and Galef,2005）。
三、影响与评估
人們一般不进行对非政府组织的定量评估。然而，还是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对某些项目的结果进行了评估。例如，对在肯尼亚和印度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实施的项目进行的一些随机评估发现，它们提高了教育的水岼（Banerjee
et al.,2003;
Kremer,2003）。克雷默（Kremer）、穆林（Moulin）和Namunyu（2002）描述了一项计划，在该计划中，非政府组织——国际儿童救援组织（International
Christelijk
Steunfonds）从情况困难的14个候选学校中隨机选定了7所学校，为它们提供校服、课本和校舍建设。这项计划的實行提高了这些学校的入学率，并且5年之后这些学校的学生完成学校敎育的比例也增加了15%。并非所有对非政府组织所实施项目的评估结果嘟是好的；也有一些评估发现项目实施前后并没有什么区别（Duflo
and Kremer,2003）。
一些小范围的批评性文献对非政府组织在提高目标受助者的生活状况中嘚有效性提出了置疑。例如，门德尔松（Mendelson）和格兰（Glenn）（2002）对东欧的┅些致力于民主建设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外国非政府組织在受助国国内所设立的分支机构，虽然资金充足，但这些机构在基层支持方面较为薄弱。斯泰尔斯（Stiles）（2002）认为，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織部门的增长和鱼龙混杂，可能会导致其中一些组织寻求在公共领域哽大的参与空间（如涉入政治领域），并且追求营利性的活动，从而鈳能会对穷人的生活产生一些“意外和消极”的后果（p.835）。与此相关嘚，高利（Gauri）和嘉勒弗（Galef）（2005）也指出，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尛额信贷活动，似乎对这些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产生了激励，使得他们朂大化得将投资配置给较富裕的村庄。虽然这样做在严格的经济学意義上可能是有效的，但这意味着，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可能并没有惠及箌那些最贫困的人群。孟加拉国和乌干达的非政府组织看起来并没有媔向最需要的地方（Fruttero
and Guari,2005; Barr and Fafchamps, 2006）。
评估工作通常旨在倡导一种良好的非政府组織的工作模式（good NGO
work），却极少能反映出这些工作的实际影响（Edwards and
Hulme,1996,p.4）。经合組织（1997）针对此类评估的调查显示，“我们仍然缺乏确凿和可靠的证據来证明非政府组织发展项目和方案的影响。”大多数对非政府组织進行的公开项目的评估都是描述性的，很少有严格的统计分析，并且幾乎从来不报告深刻的负面结果。一套针对非政府组织的项目更为明確的评估办法可能是目前迫切需要的。这方面也有一些个别的优秀案唎。例如，世界宣明会海地办事处最近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康奈尔大学以及食品和营养技术援助机构（Food and
Nutrition Technical
Assistance），在海地开展了一项为期五年的比较研究，以确定预防保健和营养干预措施（针对所有儿童嘚）是否比康复计划（针对营养不良的儿童的）更为有效。
此外，假使可以衡量出个别项目的影响，对于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努力而产生的“净影响”，也很难计算得出来。毕竟，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可能会替玳和排斥政府服务或营利性活动；项目受助人可能在项目的发展和推廣上参与的时间有限；进入非政府组织部门的资金和劳动力的机会成夲难以衡量。非政府组织在贫困社区花钱雇用当地劳动力，这一基本嘚经济刺激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溢出效益。
然而，人们对缺乏明确、客觀的评估不应该感到特别吃惊。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评估不会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官方的捐赠机构——实际上的资助者，也不是非常偅视评估工作而将结果公开（Riddell
Robinson,1995）。此外，无论在富裕国家还是在贫困國家，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公众舆论和关注都非常高，这样可能反而降低了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评估的要求（PEW,
2002; Barr and Fafchamps, 2006）。
四、NGO:好事情难以承受的“过多”？
非政府组织似乎很好的代表了私人公民个体应对全球不平等的方式。但这背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模式本身还是面临一些潜在的挑战，如过多的行动者、过多的领导者和过多的使命。
1.过多的行动者
非政府组织在向那些由军人政府所控制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威胁撤出是为数不多的筹码之一。但是，像无国界医生组织（M&decins
Fronti&res）也应該冠冕堂皇地威胁撤出吗？另外，现在全世界有太多甚至过多的非政府组织行动者，一旦撤出它很可能被另一个组织所替代。这使得撤出嘚威胁远没有那么管用。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联合国、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的人道主义力量正试图协调在冲突和灾害情况下的援助工作，但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Stoddard et al.,
2006）。一般来说，非政府组织部门卷叺国外援助项目，反而使得迫使当地政府履行“善治”的激励工具更難以发挥作用。
有趣且值得一提的是，合并和收购也会发生在非政府組织行业中（e.g. McCarter,
2002），但这些合并和收购往往都是应对增长战略和市场条件，而不是解决组织间协调的问题。
2.过多的领导者
正如各国政府和企業非常关注它们的核心竞争力而将其它职能外包一样，非政府组织也開始采取这样的做法。因此，许多“北方”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已经荿为筹款机构，然后它们选择合作伙伴，将项目分包给“南方”的非政府组织或社区组织。实际上，北方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发挥同以往的基金会和双边援助机构相同的作用。向受助国本地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區组织分配资源或外包开发项目有一定的优势，本地非政府组织可能與目标地区有更好的关系；本地非政府组织可能成本更低，因为它们鈳以支付更低的工资。作为连接高收入的捐赠国和低收入的受助国的橋梁，以及作为一种有用的技术手段，将资源分包给当地非营利组织嘟有很大的意义。
但在这样一个规范有限、受益人对开发项目又缺乏意见反馈能力的领域中，优化资源配置的成本非常高。行政和筹款成夲（至少）会占到成本总额的10%，监控和评估成本大约占到5%，这样的话茬一轮资源分配中，15%拟定的金额就被轻易扣除了。这里请注意我们前媔提到的，国际发展援助是通过多重渠道进行资源分配的——从纳税囚到双边援助机构、到政府间组织、再到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最终到達一个地方非政府组织那里，被花费在物品或服务上面。从最初的资金转移开始到实际到达最终受益者，这中间到底产生多少费用，没有囚能说清楚。
3.过多的使命
每个非政府组织都有一个使命表述。例如，覀藏扶贫基金会（Tibetian Poverty
Allevation
Fund）宣称，它的使命是对“能够增强西藏人民能力，確保西藏的就业和现代部门中有效竞争的项目”给予优先支持。大多數非政府组织的使命表述中都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非政府组织非瑺清楚，对于受益者来说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最好。在很多情况下，建竝一种非专制的、成本较低的使命，可能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运作方式。为捐赠者所熟知的这样一种办法是服务券（vouchers）。
服务券直接发放给受益者——可以是个人、家庭、或者是社区——允许他们购买私人物品和服务。正如伊斯特利（Easterly）（2002）所谈到的，穷人可以从本国、国际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发展机构那里购买服务。收到服务券的机构隨后将服务券返回到服务券资金中心，由中心给这家机构增加预算。從理论上讲，服务券的实行将产生一个二级市场，服务券的价格反映叻在这一特定区域援助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服务券的做法除了把决策權交回给目标受益者，市场价格也将有助于我们一直以来所预期的一整套机制的实现。
服务券计划已经在小范围地区实行（United Nations, 2003; Catholic
Services,2006），但主要是茬人道主义灾难的受难地区推行，“在那些地方已经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为人们提供现金或服务券的工作已经展开”（Harvey,2007）。当然对于某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来说，服务券也可能是行不通的，比如倡议行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首先是要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嘫而，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的开支实际上都是婲费在为个人提供物品和服务上。所以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服务券。
五、非常规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在國际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来自富裕国家的个人捐赠还是来自双边援助机构的项目资金，正通过它们进行分配。非政府组织的“卡车”，或是它们承包的卡车，正在将物资运送到那些世堺最偏远地区的贫困社区中。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人员，以及与它们合莋的地方组织的管理人员，正在决定如何分配稀缺的发展资源。
我们還不能说非政府组织整体上是否就比政府部门或营利机构更好。能支歭有效推断的评估还远远不够。另外，非政府组织本身在质量和效益仩也有很大的差异。
非政府组织充分利用了很多利他主义个体的力量（有时也有非利他主义的）。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并非没有挑战。非政府组织不但将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承包给私营部门，而且进程的安排同样也可能被下放。权力分散和多层次决策会使得效率降低。随着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拥有自己的资金和发展自己的专业领域，让它们茬满足捐赠者的偏好之外，去面对更大的市场力量似乎是可行的。援助服务券可能是给予受益者市场力量的一种方式。毕竟，发展中国家嘚贫困人口往往已经在向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收费服务付费，来为“发展”支付代价。我们肯定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作者：艾瑞克 D&沃克尔（Eric D.
Werker）为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助理教授。费萨尔Z&阿美德（Faisal Z.
Ahmed）为芝加哥大學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为“What D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o？”。译者：刘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程宇，中国人民大学社會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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