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山下乡运动：把红卫兵变成知青
来源：凤凰网历史日 14:24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的指示，批语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同上，以及刘小萌，前引，页134-137。]。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P.98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收录在《北大荒风云录》，页173-175，以及张抗抗，《大荒冰河》，页35。在挑选知青下放去内蒙时，也同样存在这种歧视。]。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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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历史日 14:40
　　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刘小萌，前引，页116-119；顾洪章等，《始末》，页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P.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刘小萌，前引，页119-121；顾洪章等，《始末》，页98-99，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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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过去，映射现在
──文革时期知青题材与红卫兵写作研究
　　80年代写作对「文革」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它批判了高度的专制统治引起的人性的毁灭，以此形成一种人道主义召唤。这种对人性被破坏的控诉和要求恢复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伤痕、反思等文学思潮中。通过这种文学写作来否定文革，与11届3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将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文化的弊端主要转嫁给四人帮，以此整理文革的基本立场，没有任何矛盾。同样，80年代中期的寻根以及「文化热」思潮对文革封建色彩的刻画也没有违背当时官方对文革的解释。
　　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对文革的叙述展现出与80年代这种官民「合作」不同的面貌。首先，贫富差距的深化和「下岗」大潮引起的对过去安全感的向往导致了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毛泽东热」。还有90年代初兴起的「知青文化热」现象到了98年前后以纪念上山下乡30周年为由再次在图书市场形成热潮。在商业炒作过程中，这种90年代文革题材写作迎合了大众的窥秘心理，在文学界则出现了一些作家肯定过去的理想主义和道德风尚的代表性声音。在学术界，95、96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专门安排了文革红卫兵运动研究，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由此可见，90年代对文革的叙述呈现出与80年代不同的面貌。
　　8、90年代对文革如此相异的见解，显然反映了时代背景、官方意识形态的介入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由谁来叙述文革这一问题也成为主要变数。在文革时被称为「右派知识份子」、在文革后恢复名誉的「5?7族」对文革一直采取否定叙述，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对文革的叙述和他们很不一样，展现出一种矛盾状态。这很可能与这一代亲自参加、推进文革的经历有关。因此，本论文把重点主要放在文革时期出现的、围绕红卫兵和知青运动这类题材的写作之上，试图借此重新探讨文革。
一　文革时期两类不同的知青小说
　　对文革时期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小说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任何研究，很难找出完整的作品目录。本论文评述的作品主要是《走出历史的雾霭》1前言中提到的几部，以及笔者在北京各大图书馆保存的作品目录中发现的作品，主要包括《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军垦战歌》、《征途》、《剑河浪》、《分界限》、《青春》、《铁旋风》等。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从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到叙述方式，都依据当时的官方标准，表现出「作品人物的符码化和情节结构的规格化」2
倾向。所谓符码化的人物谱系，首先是「高大而完美的主要英雄人物」，第二是「围绕主要英雄的若干非主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第三是，「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的,通常是阶级敌对力量」，即反面人物。在此之外还有「在正面力量与其对立面之间，设置了的各种问题人物(落后人物)」3。情节结构的模式则是，围绕主要事件(革命事业、生产建设工作等)展开阶级冲突。
一般的结局是:「主要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在群众的支持下，教育、争取问题人物，作好孤立、战胜敌对势力」4。
　　这一时期知青题材小说一般都遵守上述文革时期小说规则。首先，在人物安排上，它纳入为出身（成分）符号严格规定的人物角色秩序。比如「知青英雄」的父母当中，有一位是革命烈士，在世的另一位则属工人等劳动阶级。他（她）非常支持知青运动，并以忆苦教育来坚定知青英雄的信念。「老领导」在旧社会里一般是雇农出身，具有抗日或解放战争经历，在作品里担任党的书记或军队农场的政委、连长等职位。作品中的「贫下中农」也有一些是参加过抗日或解放战争的民兵，一般是在旧社会里受地主压迫的苦大仇深的穷人，在情节发展高潮中对知青进行忆苦教育。其他知青
「正面人物」的出身在作品中一般很少提及。「落后人物」有落后干部和落后知青两类。落后干部一般担任实务型工作，如生产队队长，工作组组长、厂长、车间主任等职位。落后干部的最大特点是讲究经济效率。落后知青一般是知识份子阶层或者比较富裕人家的子女，他们的问题体现在追求个人名利和生活安逸上。「反面人物」大都是落后干部的下级，如生产队会计（相对于生产队长）、车间主任（相对于厂长）等。反面人物的代表性符号是跟国民党有关的身份和历史。荣华富贵的过去使他始终不满现在的处境，不断试图破坏革命工作。英雄人物帮助落后人物，教导他们一起站在革命队伍里，以此孤立反面人物。同样反面人物也努力拉拢落后人物，争取他们，使他们怀疑革命势力。
　　正如文革时期公开发表的其他小说一样，知青小说的情节多依靠英雄人物(知青英雄)在革命事业当中的模范行为，和反面人物(阶级敌人)在其中的妨碍、破坏活动展开。当然情节的曲折、发展和高潮缺少不了正面人物(老领导、贫下中农、正面知青)对英雄人物的认同、支持、帮助，和落后人物(落后知青、落后干部等)的失误给反面人物提供借口等因素。知青正面势力要面对各种反面势力的攻击，首先是对知青运动本身的拒绝。比如小说一开始，知青们抱着「广大天地，大有作为」的热情上山下乡时，反面势力往往以父母的亲情,或耽误年轻人的前途等理由拉后腿。一开始进行革命任务(保卫?建设边疆、开荒种田、建设水利工程、农业科学研究等)，就遇到很多来自阶级敌人和落后人物的破坏和怀疑。反面人物常常抱着以经济为纲的思想，宣扬「知识青年干简单的农家活不合理5」、「他们又不能干活，白吃咱贫下中农的饭」
、「反正他们待不长」 6 等，以此怀疑、否定知青运动的合法性。作品中的另一情节要素是，知青们进行生产建设时遇到大自然灾害和考验，包括开垦大面积森林、
荒地、盐碱地遇到的困难，以及水灾或火灾、传染病等。这些灾难有时候也被描述为敌对势力活动的一部分，或由他们引起。7
　　不过，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达400至800页的每部大作仍有各自的特点；首先，描述50年代后期云南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部队劳动、扎根故事的《边疆晓歌》8
，和文革时期出版的知青小说相比，具有更多十七年时期的美学特征：如较为自然、放松的叙述方法，以及很重视学历等社会风气。9
而且，作为英雄人物和女主人公为革命事业奋斗、取得成果的补偿，就是他们得到升学的机会。这种结局是文革时期出版的知青小说中看不到的。当然，知青们在扎根边疆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重要落后人物10强调经济利润，或处地太偏僻等，以此对垦荒提出怀疑，以及在当地代代流传的瘟疫。同时刻画了高大全的知青英雄人物林志高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建设边疆任务的积极作用。
　　66年出版的《军队的女儿》11 不是以知青英雄人物为中心的正面力量和阶级敌人为主的反面势力之间进行的斗争为主要情节，而是以在自然灾害和身体疾病等障碍中考验知青英雄的主观意志作为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其他知青小说里很少见。由此这部作品成功地完成了不需要现实敌人的抽象反对工作，建立了战胜身体疾病的知青英雄因素。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老领导和知青英雄之间的关系。海英虽然对革命工作表示近乎偏执症的热情，可是她拖着瘦弱的身体，请求「让我做点工作吧」，是个引人同情的少女形象。而在作品中外号
「太阳公公」的老连长对海英的教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海英当初是想当拖拉机司机才支边的，后来通过连长的教导觉悟到能够为革命、为人民服务，所有的职业都是有意义的。海英因失去听觉而伤心时，老领导告诉她怎幺去练「看」话等等。最后海英发挥出超人的精神力量，打开一般正常人也难以打开的水坝闸门，成功阻止了洪水的泛滥，以入党为结局完成其成长历程。不过，其中担当指导角色的确实是老领导，可见知青英雄和老领导之间存在谁担当核心角色的紧张关系。这种角色冲突在其他文革时期小说中很少见。12
　　稍后的《征途》13可以视为较有份量的文革型知青小说的代表。在人物安排上，除了知青小说的特点；即，描写知青英雄接受再教育的场景中，英雄人物（知青英雄）「高、大、全」的展示受到一定限制14，而施与再教育者（一般是老领导15）得到重点突出，除之外，其他正面人物和反面势力的安排以及情节结构等，都十分符合文革时期的严格要求。不过，阶级斗争路线的极度强调导致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起到重要作用的阶级敌人（反面人物）「张山」的意图模糊不清。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张长弓《青春》16、《铁旋风》和《军垦战歌》17的反面人物身上。即他们隐藏解放前的身份──国民党军官、亲日派特务等──小心翼翼地生活，但他们为甚么不断破坏知青扎根，却没有给予符合起码的逻辑的暗示。似乎出身本身，即作为反面人物的角色就具有充分的做恶的理由。在作品中起重要作用的反面人物塑造中的这个缺陷，给整个作品的完成带来了较大的损伤。如果把它们和稍后的《分界线》中反面人物的较成功处理进行比较，问题就显得更为明显。
　　《分界线》18也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它的较成功之处就是把阶级斗争的内容现实化、具体化。《征途》、《青春》、《铁旋风》、《军垦战歌》等作品最大缺点是，作为作品关键角色的反面人物的刻画失败，即反面人物的漫画化处理。《分界线》减少了由于历史问题不断引起阶级斗争的反面人物的戏份，主要突出描写落后干部、落后知青符合情节逻辑、体现当时时代气息的表现，使作品拥有较合理的阶级斗争内容。如宋主任在发动群众积极性的名义下，劝农民搞副业；霍组长为了解决农场的长期亏损，主张在东大洼栽培「不符合毛主席『广积粮』指示」、但能获得迅速回报的苎麻。他们不同意在缺乏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光凭热情就开始知青倡导的水坝工程建设。他们这种「经济为主」的思路，受到来自知青英雄不相信群众集体力量、没有正确认识知青主流面貌的批判。
　　这种以知青英雄和落后上级干部的矛盾为主线的阶级斗争，仔细查看其性质其实是维护知青权益和待遇问题。这或许和作家的知青身份有关。同属知青作家的汪雷的《剑河浪》19最大的特点是，将在《分界线》中体现的知青造反精神扩大化，推广到整部作品中。在作品的开头提及，知青们下乡前，曾在红卫兵大串联时期与红霞村所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强调知青运动在本质上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该作品的知青英雄柳竹慧在下乡前是红卫兵领袖，属于反面势力的人物则是掌握较高层权力的干部。这样一来，正面势力（知青为主）的立场也无不可看作是继承了红卫兵时期反官僚主义的造反精神。第二个特点是，和《分界线》一样，通过对反面势力的较成功描写，相对提高了作品的完成度。《剑河浪》也不能不插入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所必需的阶级敌人形象，就是在其他知青小说中出现的那种隐瞒过去反动身份、为了破坏革命事业孤军奋战，耍各种阴谋诡计的反面人物。但在描写这些动机不明的漫画式角色时，大大减少了其作用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落后的领导阶层的现实反面作用，即被知青们称为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因素。由此为阶级斗争路线追加了实际内容。
　　以上考察了从60年文革前夕到70年代末公开出版的几部主要知青题材小说。以《征途》为代表的标准文革型知青小说，构造了在老领导指导下、获得贫下中农支持、进行革命事业的知青英雄模式。大体上老领导比贫下中农表现出更强的指挥能力。从这个模式稍加变形的，有加重刻画老领导而缺席贫下中农符号的《军队的女儿》；有象《青春》那样由年轻的指导员来分担老领导的角色的；到了《分界线》和《剑河浪》，可以看到关系和位置模式的变化。整个作品中老领导所占的分量减少了很多，对知青英雄的指导场面刻画得也不象《军队的女儿》、《青春》那样亲切而细致，反而知青英雄的地位明显提高。如《分界线》中老领导较长时间出差外地，尤其到《剑河浪》则由知青英雄主导建设水坝的革命事业，老领导相对处于被动状态。而且，《剑河浪》的知青英雄每次向反面人物或落后的上级干部宣称与广大贫下中农联合主导革命时，给人一种以知青英雄与贫下中农一起进行造反的印象20。
　　仔细考察上述《征途》型和《剑河浪》型两类作品，可以看到作品在人物的角色分配、份量和位置秩序上的变化。《剑河浪》、《分界线》所展示的知青英雄在所有人物中占有突出地位的处理方式，在《征途》型作品里不可能发现。而在《征途》、《军队的女儿》、《青春》、《铁旋风》、《军垦战歌》等作品中写到的知青英雄凭借超人意志力克服身体磨难的这种烈士型符号，在前一类作品中却较少、或没有出现。本论文将前一部分作品称为造反红卫兵型知青小说，将后者称为革命烈士型知青小说。
二　造反红卫兵型知青小说的来源
　　把6、70年代的知青小说分为革命烈士型和造反红卫兵型两类时，明显发现，除了知青身份业余作家张抗抗《分界线》和汪雷《剑河浪》的两部作品之外，其他知青小说都属于革命烈士型。这意味着革命烈士型是更普遍的、已经定型的形态，而造反红卫兵型可能是少数例外。甚至可以认为前者是更主流的、更合法化的，而后者有可能是经过演变的、还没定型的、出现在某种夹缝中的。如果把文革时期代表性知青题材戏剧《山村新人》21所表现的造反精神，和文革初期红卫兵诗歌体现的造反精神放在一起谈讨，可以发现本论文所说的「造反」内涵的演变。
　　如上考察，《分界线》的知青英雄的造反符号，虽然表现为对追求实际利益、重视生产、经济的上级干部的抗拒和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始终和知青地位、权益的保障有关；要求改善电影院的环境，对知青大学的构想，对培养青年专业人才的建议等，都是知青的「真正确立知识青年是农场主人的观念22」的要求。而且，反抗落后的上级干部时，知青英雄展示出和暴力造反相反的相当冷静、成熟的技巧。这种「技巧」始终把知青英雄的造反限制在某种基本的框架──作为要求者的知青和作为批准者的上级──之中。
比如，知青英雄耿常炯先得到老领导周朴的支援和认可之后，对霍组长的不服从才能成为合法行为。
　　《剑河浪》描述了知青英雄更加强烈的造反精神，与反面势力（上级干部）的直接冲突。例如，冯主任强调上级领导的绝对支配性23，对热心搞水利工程的知青英雄，表现出官僚主义作风的水利局长也直接表示反对24。当然，知青英雄对这些反面力量的反抗也表现得很激烈。例如，知青们认为「螺丝钉的位置，决不是由某一个领导任意来按的，而是应该由革命事业来确定」
。此外，知青英雄援引毛主席语录来证明其主张的合法性时似乎在暗示，除了毛主席以外，知青与所有上级领导都是平等的关系。甚至《剑河浪》的知青英雄刘竹慧向老领导建议水利工程时，表现出对老领导的指导面貌。此外，刘竹慧直接援引「进一步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发扬红卫兵的『五敢』精神25」等红卫兵时期口号，并回顾红卫兵活动的场面，都暗示着知青在身份上对红卫兵的延续。
　　这种以知青英雄的造反和反面势力的压制为基本模式的冲突在戏剧《山村新人》里表现最为突出。作品写知青女主角方华和水电站站长王德山的斗争。方华不顾落后干部张振和的劝阻，揭露王德山等的错误。王德山等拿出知青要好好「接受再教育」的借口，说他们「现在呆的是农村，地位是接受再教育，这不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了」，而知青英雄则更愿接受贫下中农的「拿出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劲头来」的鼓励。当然，方华对「再教育」的解释是「咱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应该在贫下中农的带领下继续发扬」。不过，所谓「贫下中农的带领」在作品里被描述为贫下中农（张二婶）对知青造反的全面支持。如他们不顺从县赵副主任免去方华的政治队长职务，仍然坚持由她分派工作26。
　上面考察了三部作品知青英雄对落后上级干部的批判或反抗，可见各个作品所体现的造反精神的程度不同。但不难发现，知青题材作品所表现的「造反」仍旧体现出一定框架：被限制在扎根农村、建设?生产?保卫边疆的革命事业、以及消灭因历史问题而破坏革命工作的阶级敌人的任务之中的，不同于「革命性暴力」的造反。
将知青小说这种限制在一定框架之中的「被整理」的「造反」和红卫兵诗歌鼓吹的「造反」相比的话，更容易明白所谓「被整理」（或被整顿）意味的是甚么。
　下面试举例查看文革初期表现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诗歌的例子：
造反！造反！/ 谁敢反对我们敬爱毛主席，/ 谁敢反对党中央，/
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我们就大造，特造他的反！/ 就砸他个稀巴烂！27
　　上面援引的诗歌都明显表述了红卫兵的夺权意识。即，红卫兵的「造反」指的是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取权力的行为。另外，诗中当权派的范围不象知青小说那样要具备一系列反面人物符号，要通过妨碍、破坏革命事业的行为得到确认。红卫兵诗歌里的当权派指的是一切掌握权力和财产者：
我们夺了黑省委的，/ 公安局的，/ 广播电台的，/ 广州日报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28
甚么顶头上司，甚么面子不面子，/ 统统见鬼去吧！我们的骨头是硬的。/……
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 他们不给广播，不给油印，/不给交通工具，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 接管过来，造反，就是有理。/ 整我们的黑材料不给，/
我们就抢，抢出来/给那些性「保」的看看，/ 这叫什幺──造反派的脾气 /……
甚么院长，书记，甚么部长，市长，/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造谁的反，/ 罢他娘的官，/ ……天不怕，地不怕，……/
洒鲜血，同那些混蛋拼到底！/ 这叫什幺──造反派的脾气。29
　　因此，红卫兵造反夺权的物件包括当时所有处在一定职位上的干部和领导。此外，以造反为主题的红卫兵诗歌明确表示夺权本身就是造反目标，夺权本身就是革命事业。可见文革初期在造反精神指导下进行的阶级斗争具有明显的权力斗争意味。
当然，红卫兵诗歌里的这些夺权欲望也要符合绝对准则；对毛主席的信仰。它们千篇一律地标榜着对毛泽东的热爱。「反毛泽东思想」是红卫兵诗歌造反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有很大的弹性阐释空间，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实际的理由。
　　还有此时期因各种罪名，有些甚至丧命的「红卫兵思想家」们以大字报形式发表的，影响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文章，除了喊出造反有理、对毛泽东的忠诚以外，也公开表示对当时社会结构本身的批判；即对阶层分化、出身成份化极其严重的十七年时期社会制度的不满。这类红卫兵大字报文章被划归为所谓「异端思潮30」，历来受到西方文革专家的关注31。他们认为，短时期内文革震撼全中国、引起激烈武斗的原因，与对社会阶层化、出身终身制的不满和颠覆身份的企图深刻相关。
　　红卫兵思想家们的另一种「造反」之所指，首先，针对在十七年时期实施的在阶级路线名义下的出身成分制度，最早提出反对言论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32。其次，出现了主张打倒特权阶级、国家机构彻底崩溃论和阶级关系大变动论等
「新思潮」33，认为造反派的任务就是对财产、权力进行再分配。再次，断定十七年时期的90%的高级干部已经成为官僚阶级、红色资本家的湖南省无联34的《中国向何处去》。它主张以武力从红色资本家手中夺权，以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由上可知，红卫兵思想家的「造反」概念中明显包含着对社会阶层差别的不满和追求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夺取意图。当然，造反派红卫兵的武装暴力夺权行为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时，马上受到党中央的制裁，此即文革的演变过程35；
针对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待遇，以改变现状为实际目的的造反派的斗争开始受到全面控制之后，红卫兵运动变成知青运动。这样一来「造反」的涵义同样在红卫兵诗歌中出现了如下明确改变：
甚么 「你们起来造反就是为了自己」！/ 甚么 「造反派有了资本可以向上爬」！/ 　　
纯粹是刘修的黑货，胡说八道！/ 我们就是坚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叫甚么？/ 造反派的脾气！/……
甚么家庭阻力， 「老子说了算」！/ 甚么 「边疆太远」， 「边疆太冷」！/ 　　
都是懦夫的哲学！/ 我们宁愿离家一万里，/ 不愿离主席路线半寸分，/ 　　
我们宁愿为公字活分秒，/ 不愿为私字活一生。/ 这叫甚么？造反派的脾气！36
　　这个时候造反派已不再喊反官僚主义，企图夺当权派的权，而是更突出对毛泽东实施控制的绝对忠诚，尤其强烈辩护造反并不是为了一己的利益，作为其最有力的证据，是表明向最艰苦的边疆、农村进军，成为当地的知识青年。换句话说，「造反」的内涵中已经异常敏感地几乎完全排斥和否定了权力等追求，而突出了忠诚、献身的新重点。当时公开发表并具有广泛影响的高红十等的知青题材诗歌《理想之歌》37，正式表现了要去社会上最贫困的偏僻农村、边疆，献出自己的一切，忠诚于革命的「真正」造反的心愿。以十七年流行的楼梯诗体式写的《理想之歌》，是通过回答青年对理想的提问展开的。它控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带来的弊端，歌唱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指导下献身农村，在阶级斗争中不断胜利，成为毛泽东的忠诚战士的理想。重点强调了青年在追求理想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原则：
真理在胸旗在手；/收买吗？/名利地位/视如鸿毛轻。/……
甚么/「求名不得/ 抑郁而死」/ 甚么/ 「飞吧，未来的科学家/ 年轻的鹰」/
有个佃户的后代/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有个矿工的儿子/不愿再去挖煤下井。/
这就是/ 和平演变呵/──潜移默化，/ 这就是/ 阶级斗争呵/──你死我生 。
就这样，追求发展的努力被定义为追求名利的私欲，所以如果遭到它的诱惑而蔑视贫下中农阶级亲人的话，那就是败在阶级敌人的攻击面前。可知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不是针对现实的具体对象的斗争，而是针对不断毁灭革命意志的、无形的幽灵的斗争：继续不断地否定与个人欲望有关的一切。诗歌通过献身于农村的革命表现，更加明确区分个人的和集体的（无产阶级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在我心中/ 埋下了理想的种子：/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而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 这才是通向/ 革命理想的/ 唯一途径！/……
亲人们呵，/淳朴、憨厚的/ 贴心话/ 帮着校正着/理想的航线。/…… 　　
是在我们前辈/英勇战斗过的陕北高原，/我开始理解/从来就没有个人的理想之歌，/ 　　
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战歌！/
诗歌以类似共产主义螺丝钉论的回答，表明所追求的终身理想，达到这首长诗的最高潮。它表达的是战争时期革命烈士的彻底献身精神：
农村/需要我，/ 我，/更需要/ 农村。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 我愿在这里/ 终身奋战；
这时/ 正是在这时，/我才开始填写/ 「甚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这张严肃的考卷。/
我要做/ 我们鲜红的党旗上/ 一根永不褪色的/ 经纬线！/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红卫兵诗歌、被视为与「主流」的文革思想不同的「异端思潮」──后来大部分遭到迫害38的红卫兵思想家的各种主张、此时期造反红卫兵型知青小说，它们所表达的「造反」的含义各不相同，各自的关注点并不一样。通过上述对比明显发现，造反红卫兵型知青小说的「造反」，是经过调整的、受到驯化之后的「造反」。上面援引的歌颂夺权的红卫兵诗歌发表年代主要是在66、67、68年，主张对财富与权力的再分配的红卫兵造反派思想兴起也是在文革初期。考虑到这些情况，可以说长达十年的整个文革期间的主流，是公开发表的知青小说中所表现的调整之后的造反形态。进而，从造反红卫兵型知青小说比革命烈士型小说的数量少得多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文革的主要要求和任务39是革命烈士型作品提供的知青英雄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的忠诚与献身。
　　如上考察表明，文革时期出现的大部分知青题材小说（如《征途》类作品），为了表示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刻画了其实不太符合当时「三突出」文学理论的老领导，由他来担当指导知青英雄人物的角色。这种对「再教育」的必要描写使文革时期知青题材小说带有成长小说模式：如知青英雄经过磨难和对磨难的克服，得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并以成功地入党告终。不过，这种老领导和知青英雄之间出现的中心角色的不和谐，在知青身份作家的少数知青小说（《分界线》、《剑河狼》）中是见不到的。反而，在强调知青英雄对落后上级干部的批判和反抗中，老领导的角色明显褪色。这种小说被命名为「造反红卫兵型」知青小说，虽然通过反面势力的成功处理，体现了阶级斗争的现实感并且以此提高了作品的完成度。可是和《征途》等作品相比，在作品数量上仍处于劣势，这或许说明了「造反红卫兵型」作品的某种因素不太符合文革的主导思想脉络。
　　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红卫兵诗歌和红卫兵思想所表达的「造反」涵义，更明确地表明了：当初红卫兵思想家所主张的造反精神意味着通过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实现社会结构变革，以反对官僚主义。这种造反精神在红卫兵诗歌里体现出强烈的夺权意志，不过，随着文革的演变，在68年后半期的红卫兵诗歌里所谓「造反派的脾气」已经转变为坚决否定「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造反」，而把重点放在「到边疆去、向困难前进」。这种「造反」内涵的成功演变到了知青诗歌《理想之歌》中，表现为非常敏感地排斥任何「私人空间」，完全「为公而牺牲」。知青题材发挥的这种对「造反」的改变（演变或某种意义上可称为社会整合），在知青题材代表性戏剧《山村新人》和知青身份作家的两部作品《分界线》和《剑河浪》中都有充分体现：即，在表现为实践扎根的忠诚、献身框架中，将「造反」的涵义转变成为保护知青在扎根地的地位、角色，反对讲究经济效益的落后上级。
　　在此有必要重新回顾在本论文引言中提及的8、90年代对文革评价不同。80年代对文革的否定主要体现为控诉极左路线、出身成分制带来的人性的毁灭以及封建性带来的弊端，个人崇拜的经历成为指责封建愚昧的主要理由之一。到了90年代，对文革的记忆或评价出现了改变：批判市场经济造成的拜金主义等现象，重新肯定文革时期的理想主义、道德风尚、真诚的人际关系等价值主张。可见对于文革，无论是80年代的全面性否定还是90年代的部分肯定，都表露出共同的特点：一律不谈当年红卫兵们通过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进行社会改革的造反精神。而文革时期被打成「异端」思潮的造反派思想，在知青题材小说中只能被驯化（演变、被整合）的造反精神，到了8、90年代出现的文革话题中仍然是不能提及的。这样，有关文革时期红卫兵──知青话题的如上研究告诉我们，
当年把「造反」「驯化（整合）」掉的官方的引导，到了8、90年代的语境中仍然地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董之林：《走出历史的雾霭》(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页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1999)，页210。
同上，209页，经过笔者的整理而引用。
同上，210页，括弧文字为笔者所加。
《青春》反面人物「潘彬 」的话。
《征途》 反面人物「张山」的话 ，见《征途》（上），页103-104。
比如《边疆晓歌》里出现的传染病是从旧统治势力对老百姓的屠杀而尸体处理的过程引起的，《军垦战歌》的水灾因阶级敌人破坏江堵而引起。
《边疆晓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
《边疆晓歌》在人物初次登场时，作家总要插入相互询问学历的对话，始终不忘标记人物的最终学历。
《边疆晓歌》老领导和反面人物形象缺乏，代替的是年轻指导员和落后人物当中当最重要落后人物，为了区分，把他称谓重要落后人物。因为反面人物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应该表现回转、改善的态度。
邓普：《军队的女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
文革时期的小说需要遵守「三突出」理论的严格要求。
郭先红：《征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正因为如此，知青小说的英雄人物比该时期其他小说的英雄人物在其形象塑造方面具有较少一点理念性，而更多一点「现实性」。因为这一点，该时期的知青题材小说跟其他小说相比，阅读的障碍似乎有些减少而更容易赢得读者。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页90。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明确制定为：「知识青年需要上山下乡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过，在知青小说中一般教育、指导知青人物的角色都集中在老领导人物身上。
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反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紧跟，使得知青小说的情节带有经过革命事业的成功和反面人物被训练，以知青英雄人物的入党（成长的完成）为结局的成长小说的模式。
张长弓：《青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
胡杨：《军垦战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7)。
张抗抗：《分界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汪雷：《剑河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此时期知青文学的戏剧代表作《山村新人》明确地将知青英雄放在中心位置，三种人物符号之间的地位秩序表现为；知青英雄的主导作用，贫下中农的积极帮助和支持，而老领导的刻画相对削弱，全剧六场中，只有两次出场（第二，第四幕的开头）。
在第六场最后还有一次出现，但在此，老领导只说出一两句赞同知青英雄的话之后就退场。
赵羽翔、万捷、李政执笔，吉林省《山村新人》创造组集体改变：《山村新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电影票的事情为什幺要从领导身上找原因呢？ 因为领导根本不重视职工青年的政治文化生活，对放电影时俱乐部的拥挤情况没当一回事」……「郑京丹她认为这件事主要还是说明领导对青年的思想工作不够重视，还没有真正确立知识青年是农场主人的观念。」同上，页171。
说「青年嘛，应该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颗螺丝钉按在哪儿，应该由领导来决定嘛，……」《剑河浪》，161。
「象年轻娃娃那样毛头毛脑，要劈开青山岭，……这是一年二年能完成的？……县里不给经费，不调拨人力，不支援物资设备，看你们有多大能耐」
《剑河浪》，页271。
《剑河浪》页168。
「张振和：方华，老郭让我把大伙找来，听从你分派工作来了。 社员：你是我们选出来的可心队长，我们信得过你！张二婶：对，方华，你就分派吧！张振和：大家注意，听从方华队长分派工作！周爷爷：你就下令吧！」《山村新人》页，2。
高平:《造反！ 造反！》（日北京《红色造反报》）
广州红司战士 全红：〈一月革命万岁！〉（1968年1月 广州《文革评论》第10-12期）
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造反派的脾气〉（日北京《红卫兵报》第21期）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54-64页。
有关的专著如下： Stanly Rosen：广州红卫兵派性和文革/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Antia Chen：毛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Mao》； Jonathan Unger：《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的阶级和斗争/Eucation
Under Mao》。 有关文革起因的'社会冲突模式'说法，早在70年代已开始发表；如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lss.64(1975), pp645-83；Antia Chen, Stanl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hina Quarterly lss.83 (September 1980), pp397-446等。
〈出身论〉登于67年1月18日北京4中学生的聚会「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发行的《中学文革报》上。
66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兵团派的李文博在〈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北师大《井冈山》报）中批判中国的领导机构不过是旧社会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根性的温床。相似见解以〈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等大字报形式出现。新思潮可整理为1、特权阶级打倒论；2、已有国家机器彻底崩溃论；3、阶级关系大变动论。
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中认为十七年中90%的高干已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推翻这个阶级，并且要靠武装夺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对此全面的同意表现在湖南省无联的《我们的纲领》上。
1967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紧接着就以「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名义对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搞清算。到了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二附中忠于毛主席大军赴黑龙江战斗队：〈造反派的脾气〉（日
上海《新师大战报》）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理想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遇罗克被判处死刑。 杨曦光被判十年监禁。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创办《学刊》、发表《甚么是法西斯主义》的学习小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全部被捕，其中三处死，一人自杀，一人被虐待致死。李一哲被关押前遭批斗一百多次。以上可见于徐友渔《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页52-64。）
文革不能和西方60年代反抗的文化现象简单同等化处理。
曹惠英　韩国江原道翰林大学中国学系讲师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二十期　日
& 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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