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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救摔倒老人被诬 死者家属抬尸在其家设灵堂
　　死者家属抬尸闹丧　　7月4日中午，记者驱车来到距离张掖市区60多公里的肃南县马蹄乡小寺湾村易其斌家中。看得出来，全家人仍然没有从此次事故的阴影中走出来，妻子、儿子全都用哀怨的眼神看着易其斌。易其斌点燃一支烟咂巴了几下，向记者讲述了家人这半年来因这场风波所受的巨大折磨。　　原本以为做了一件救人的好事，却给易其斌惹来了很多“麻烦”：儿子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自己支付死者家属5000元现金。但这还远远不够，更多的麻烦还在后面。　　1月14日晚，易其斌接到别人报信称：死者家属要将尸体抬到他们家设灵堂。得知此事，年届59岁的易其斌急忙将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儿媳妇连夜送往亲戚家，自己和老伴也将家门锁好后躲到了另外的亲戚家。1月15日，死者的部分亲属果然来到了易其斌家，当看到大门紧锁后，死者亲属翻墙进入，在易其斌家等待了整整一天，不见易其斌露面，死者亲属于当日下午离开。　　1月16日，死者家属因未能找到易其斌及其家人，而医院又通知要求交纳岳新秀的住院押金，岳新秀的一名亲属称：“他们如果再不出面，我们就将死人抬到他们家里去。”1月16日下午4时40分许，岳新秀的亲属40余人真的把史自雪的尸体运到了易其斌的家中。这次他们没有“客气”，强行撬开易其斌家的门锁，并且在院门上挂了花圈，院内设置了灵堂烧纸。　　更令易其斌没有想到的是，岳新秀的亲属不但在其家中设置了灵堂，而且吃住也在他家中，儿媳妇结婚时的新被褥及陪嫁品被翻出来供死者及亲属使用，家中准备的年货也被拿用一空，院内的一堆木头也被拿出焚烧取暖。　　“食物吃掉也就算了，更令人生气的是这些人纯粹是糟蹋粮食。”同是农牧民出身的易其斌对于死者家属在其家中的种种“恶行”愤愤不已，妻子精心准备的一缸过年食用的烧饼被吃一半扔一半，满地都是，且半桶子被吃剩倒掉的肉面条已冻成了冰块。　　就在死者家属抬尸大闹的时候，躲出去的易其斌向张掖市、肃南县等部门反映情况，肃南县、民乐县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经给死者家属做大量劝说工作，1月18日18时40分，死者亲属才将尸体抬走。　　拿起法律武器讨清白　　明明自己的客车与岳新秀的摩托车未发生任何碰撞，而且事发后出于善意积极对伤者进行救护且垫付了医药费，不但没有感受到死伤者亲属的丝毫谢意，反而被诬陷成了“肇事者”，且遭到了死者亲属的无理取闹，此事给易其斌及其家人身心及经济上带来的伤害无比巨大。　　事情发生后，由于担心死者家属闹事，易其斌把经营了4年之久的客车变卖了，停放过尸体的部分房屋也拆除重建了。然而，这一切均消除不了易其斌及家人心上的阴影，家里人始终对家中停放过别人尸体的事情耿耿于怀，子女白天不敢一个人在家，半夜不敢起床上厕所。　　“我已是51岁的人了，半夜上厕所还得叫上易其斌陪同，更不要说孩子们了。”易其斌的妻子王琴告诉记者，“如果我们的客车真的是肇事车，该赔多少我们都认，可是明明不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常人该做的好事，不感谢也就罢了，反而将我们当成了肇事者闹腾，这世道还讲道理吗？”　　记者了解到，1月18日死者亲属将尸体抬走后，肃南县公安局马蹄派出所根据易其斌的报案封锁了易其斌的家。而当时正值春节期间，易其斌及其家人有家不能回，全家人流转在亲戚家。看到别人春节期间喜庆团圆，而自己全家人却流落在外，易其斌和妻子在无人时就偷偷垂泪。直至2月20日，根据易其斌的申请，派出所启封后易其斌一家人才得以回家，然而此时的家已今非昔比。根据民间风俗习惯，易其斌将部分房屋拆除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民乐县交警大队于2月22日对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也做出了认定书，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检验鉴定及调查证实，此次事故中岳新秀驾驶的摩托车与赵振江驾驶的大客车未发生任何接触，岳新秀无证醉酒且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摩托车上公路行驶，因此，此次交通事故经民乐县交警大队认定、张掖市交警支队复核，岳新秀负事故全部责任，史自雪、赵振江不负事故责任。　　“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很委屈啊。”事故责任已然很明了，易其斌好端端的一个家，因为做了一次“好事”，反而惹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经济和精神上均受到了巨大损失。心情归于平静之后，他毅然决然地拿起了法律武器，以岳新秀的7名亲属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于5月24日向肃南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7人的刑事责任，并赔偿易家财产损失21897.9元、房屋修复费57100元，承担精神抚慰金50000元。　　赢了官司失了信心　　6月27日上午，肃南县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非法侵入住宅”案。由于该案是肃南县法院的第一起“非法侵入住宅罪”案件，且因案件涉及面大、影响范围广、参与当事人多，法院高度重视， 专门安排资深刑事审判法官担任审判长，并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该院的全体干警也参与旁听，庭审当日审判庭内座无虚席。案件的审理整整持续了一天，最终经过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7名被告赔付易其斌各项损失共计49000元。并且7名被告人积极悔过，易其斌也愿意放弃指控，不再追究7名被告的刑事责任。　　庭审结束后，肃南县法院分管领导和主审法官亲自前往当事人所在地，邀请双方当事人所在的乡镇和村委会领导及相关人员组织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几名被告人公开向易其斌赔礼道歉，并现场赔付了易其斌的损失。此举，显然是尽可能为易其斌恢复名誉。　　案件虽然成功调解，7名被告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积极赔偿悔过。但这件事情对于易其斌来说影响巨大，拿到调解书的那一刻，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如果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是应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还是应该积极救助，我还得三思而行。”易其斌最后告诉记者，虽然赔偿数额与自己要求赔偿的损失相差很多，但最终还是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自己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经济赔偿都是次要的，他主要的目的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目前他主要考虑的也是怎样让家人尽快从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7月4日，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辗转找到了岳新秀家，家中只有岳新秀年迈的母亲佝偻着身体在院内干活。老人告诉记者，目前岳新秀身体已痊愈，家人至今没有从失去儿媳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儿媳妇都没有了，即便是抬尸闹错了，还要赔钱吗？”老人家抹了几把眼泪，对赔钱一事似乎很不情愿。　　值得庆幸的是，易其斌通过法律途径，洗刷了自己“肇事者”的冤屈。经济损失可以用钱来弥补，而精神伤害该怎么弥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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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替生者下葬，为死人站岗——《震中在人心》选载之六
替生者下葬，为死人站岗
什邡洛水镇坟场&&李鸣生摄
什么叫军人？
在敌人面前，军人就是长城，要为人民挡住疯狂射来的子弹；在冰雪面前，军人就是帐篷，要为人民挡住肆意刮起的风暴；在“非典”面前，军人就是抗体，要为人民挡住无孔不入的毒菌；在水灾面前，军人就是沙包，要为人民挡住奔泻而来的洪水；在地震面前，军人就是万能机器人，除了开路架桥、打通道路、抢救生命、护送伤员，还要挖尸体、掘坟坑、埋死人，还要在墓地为遇难者站岗放哨，护魂守灵！
因此，在全国十三万抗震救灾大军中，除了举国闻名、家喻户晓的军人，还有另一类鲜为人知的军人，这类军人在灾区做了一件非常隐秘而又功德无量的善事，这就是：挖坟坑、埋死人、守魂灵！
埋死人，是灾区最重大、最突出、最尖锐、最敏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以什邡市为例，什邡死亡大约五千余人，其中，洛水镇百姓死亡约四百人，学生死亡一百七十五人；红白镇百姓死亡约一千一百人，学生死亡一百六十六人。这数以千计的尸体如何处理，让乡镇的头头们十分头疼！其原因是，若是火化，洛水没有火葬场，红白没有火葬场，什邡市也没有火葬场，而只有广元才有一个火葬场。但广元离洛水三十多公里，离红白五十多公里，且道路中断，桥梁垮塌，人流拥挤，车辆堵塞，别说一路过不去，就算你神通广大纵有天大本事，把尸体拉到了广元，同样火化不了。为什么？广元成百上千的尸体都在昼夜排队等着呢！难怪灾区传说，“进火葬场都要开后门”！如果土葬，怎么葬法？是集体一起葬？还是各家自己葬？集体葬，有的坚决不同意，强烈要求自己葬；自己葬，有的不愿意，有的没能力，有的连亲属都没有，怎么葬？再说了，如果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到处都是坟堆，遍地都是墓地，怎么管理，成何体统？
问题还在于，许多亲属——主要是学生家长——坚决不同意马上掩埋尸体！为什么？要借尸还魂，借尸理论，借尸讨个说法，借尸严惩腐败分子，借尸追查豆腐渣工程！比如洛水镇，不少家长在学校废墟前设置灵堂，挂出孩子遗像，再扯起一幅巨大的白色条幅，上书一行黑色的大字：“孩子们在天堂快乐吗？”还有的聚集在镇政府门前，或者在街道路口，呼喊口号，示威抗议。于是一时间群情激愤，好比涨潮的洛水，如滔如浪，大有淹没洛水镇之势。
洛水镇的书记尹太超后来向我谈起掩埋尸体问题时，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尹太超说，本来，原定于5月15号选镇长的，没想到12号就地震了，这下镇上全乱套了！我成了第一责任人。洛水中学死了九十四人，洛水中心小学死了八十三人，还有一两百个老百姓。12号晚上，几百具尸体掏出来后，问我怎么办？是放在学校，还是放在政府？我想了想，觉得还是放在政府比较好，就同意说，放在政府吧！没想到这几百具尸体往政府一放，简直就像几百个汽油桶放在了我头上！本来，洛水镇损失这么大，死了这么多人，我心里已经非常难受了，没想到尸体放在政府门口后，学生家长坚决不让埋，要让镇上给个说法。你想想看，当时天气那么热，如果这几百具尸体一两天内不埋下去，全部都会腐烂！要真的腐烂了，你想想看，那是什么结果？什么影响？而且后面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所以13号整整一个晚上，我眼睛都没闭一下，压力太大啦！后来实在走投无路，想到了亲人解放军，只好去找黄继光团的孙传海政委！
孙传海政委告诉我说，在灾区，最脏、最苦、难干的活，几乎都让军人干了。洛水掩埋尸体之前，矛盾很多，镇上的尹书记找到我，希望部队出面，给学生家长做工作，让他们尽快同意把遇难者的尸体埋下去！说这事只有部队出面好说话，老百姓谁都不相信，只相信军人；谁的话都不听，就听军人的。但问题是，洛水镇全镇一万一千多户口，三万六千人，遇难学生家长一百一十个，我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上哪儿去找这一百一十个家长啊？再说了，即便找到了，怎么张嘴说话？怎么给他们做工作？比如家长问，楼房为什么会倒？我们怎么回答？家长问，孩子怎么会死？我们如何解释？家长问，经济损失怎么赔偿？我们怎么表态？家长说，一定要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腐败分子，我们又怎么说？当时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出台，这些问题我们根本无法回答。所以接到任务后，我感到非常头疼，非常棘手。但又一想，大地震刚刚过去，在这种混乱不堪、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地方有难，除了依靠军人，还能找谁？所以我们从镇上找来这一百一十个学生家长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然后硬着头皮，一家一家地去做思想动员工作，主要是做家长的工作。刚开始进村时，我们都是悄悄去的，不敢说是去做工作，而是以查看灾情为名，让村里人远远地给我们指一指学生家长的房子，再上门。上门后，我们也不敢直奔主题，而是先绕弯子，问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干，然后没事也要找点事干，比如打扫打扫卫生，清理清理废墟，收拾收拾垃圾，帮着搭搭灾棚；同时让医生上门就诊，免费送药看病，等等。总之脏活、苦活、累活，军人全包了。说白了，就是先套套近乎，融洽融洽感情，然后再做工作。等家长们的工作基本做通了，挖坟坑的事情又落到了军人头上。
军人挖战壕，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军人挖坟坑，似乎不可思议，有悖常理。何况挖坟坑不像挖树坑，很难，有讲究，黄继光团的官兵们根本不会。不仅不会，连见都没见过，自然更无经验可言；再者，无论是洛水还是红白，坟场均选在山上。而山上，表面看似泥土，下面净是石头，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每挖一厘米，都要付出吃奶的力气！黄继光团主要负责洛水、红白两个地方的挖坑。洛水挖坑的方法是，先用推土机推出几个大槽，战士们再在大槽里挖小坑，一个小坑，宽一米左右，合葬两人；而红白挖的是小坑，即一人一坑，主要由三营机炮连负责。
机炮连指导员杨志鹏告诉我说，5月14号早上6点，他们连就接到了上山挖坑的命令。他们一共去了七十二个战士，都很年轻，除了几个“90后”的，全是“80后”。挖坑的标准是，每个坑长一点七米，宽六十厘米，深七十厘米。两人一组，一对一，7点开工。战士们原以为挖坑没有啥，一挖吓一跳。因为刚开始看上去都是土，挖到大约五十厘米时候，石头便冒出来了。若是遇上小石头或者一般大小的石头，还没啥问题，一旦遇上大石头，麻烦可就大了。有的大石头一两米长，把两个坑的位置都占了，但不能用炸药炸，只能用铁镐挖、铁锹刨、铁锤砸，然后再用钢钎分解。大石头搞出来后，要用土把窟窿填平，再用手把窟窿抹好，前后对正，左右补齐，一个坑有时要挖两个小时。坑挖好了，战士们手上全是血泡，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还要求战士们把坑挖得好看一些，纵成一路，横成一列，尽量在形式上有一种美感，好让遇难者的亲属们见了高兴。
排长汪继敏说，挖坑还不能慢，必须快，为什么？因为后面的尸体不断地往山上运，如果尸体运到了，坑还没挖好，就会影响后面遗体的掩埋。再说了，死者的亲人还等着呢！但在山上挖坑，确实太难挖了，开始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挖了几个坑，地方搞防疫工作的同志来看了后说不行，挖得浅了。他们二话不说，又加班加点，重新再挖。第一天，尸体多，我们确实只挖了七十厘米深；第二天，尸体少点了，我们就挖了一点二米深，最浅的坑，也挖了一米深；第三天，尸体更少了，坑挖好后，见尸体还没运上来，我们就再挖深一点，好一点。
当然，不是所有战士都愿意挖坟坑的。有些战士一开始对挖坑并不理解，因为他们来灾区，一心想的就是救人！废墟上救人，多好啊，既轰轰烈烈，又惊心动魄，还名扬全国，一旦救出一个人来，就能上电视，上报纸，一不留神，一夜间还可能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而挖坟坑，既枯燥费力，还默默无闻。所以被安排去为死人挖坑的战士，一开始心里也是有些想法的。
但想法归想法，坟坑照样得挖。指导员杨志鹏说，第一天，七十二个战士挖了一百八十个坑。第二天，挖了大半天，又挖了五十个坑。当这二百三十个坑像队列方阵一样突然集体出现在战士们面前时，战士们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要求挖这么多个坑，说明就要埋掉这么多个人，而且还要往下挖，可见红白镇死了多少人啊！于是战士们的心一下就变得难受起来，沉重起来，这才感到了挖坑的重要。排长赖学良也说，我们挖第一个坑的时候，觉得很平淡，没有什么，但当第一具尸体埋进去以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挖坑，是为死难者找一个归宿啊！
因此，后来战士们挖坑，感觉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把挖坟坑，看成为死难者建造一座住房。于是总是想方设法，挖得宽敞一点，踏实一点，完美一点。每挖完一个坑，都要仔细检查一遍，看是否符合标准，是否舒适得当。一旦发现不符标准，或者稍有瑕疵，再用手一点点地修补，直到满意为止。如果遇难者是个小学生，他们还会偏心一些，只要时间允许，再苦再累，也要为孩子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比如有树、有花什么的。而且尽量把坑挖得宽一些，长一些，深一些，好看一些。甚至有的战士还特意为小学生挑选一块向阳的坡地，说这些学生死的那天晚上下大雨，在操场上淋了一晚上，现在安息了，让他们多见见太阳吧！
汪继敏告诉我说，有一个孩子的坑，他们挖了两米深，挖完后，一个战士还跳下去，用手在四周摸了摸，摸着一块小石头，就说，不行，这儿还有一块小石头，得抠掉，不然孩子躺在里面，会割痛他的。于是，这个战士又用手抠掉这块小石头，再用土抹平了。然后我们又去抬来水泥和预制板，为遇难者建了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墓碑，才算完事。战士们说，这些孩子走得太早了！他们生前没有住上高楼大厦，豪华别墅，死后能让他们睡在一个比较宽敞、踏实的地方，我们就问心无愧了。
坟坑挖好后，接着是运送尸体。
实事上，第一天是一边挖坑，一边运尸，一边埋人，三者齐头并进，交叉进行。第二天，才是先挖坑，后运尸，再埋人。孙传海政委说，埋人的工作从14号早上7点就开始了。这天镇长找到我，要一个连去帮着埋人。我当即下令，让战士们带上铁锹、铁镐，穿上防护服，没有防护服的，就用绳子把袖口、裤腿扎好，把手套戴好。我刚安排好，地方政府又来人说，再派三十个人去运送尸体，于是我又让参谋长彭元军赶紧带人去。
参谋长彭元军说，转运尸体的任务主要由特务连执行。我带着队伍赶到洛水镇政府时，看见有好几百具尸体堆放在门口，有大人，有小孩，主要是小孩。当时现场很乱，哭的哭，叫的叫，喊的喊，气氛非常压抑，搞得我们的心情也很沉痛。运尸体，首先得把尸体抬上车，但怎么抬，如何放，干部不懂，战士更不懂，新兵到那儿一看，一大片全是死人，别说怎么抬，吓都吓傻了。于是干部带头，班长先上，四个人抬一具，其余人帮忙，一具一具地往车上抬，一具一具地往车上放，然后再一具具地调整位置，一具一具地统一方向。抬到第四具的时候，新兵开始上了，每次上一个，先伸一只手。可新兵刚一伸手，像触电似的，马上又缩回去了。怎么办？尸体多，人手少，时间紧，老兵根本不够用，新兵不干，找谁干？于是连长让新兵先抓住尸袋的一个角，跟在老兵的屁股后面，适应两次后，再帮着老兵抬。尸体抬上车后，还要将尸体护送到指定地点，就像护送一个危及病人，途中必须细心照料，不能碰了，磕了，更不能摔了！但车上有死人，还有活人，装了满满一车；加上是山路，曲曲弯弯，凸凹不平，时而上坡，时而下坡，一有颠簸，活人死人挤在一块，想躲都来不及。于是新的恐惧再度加剧，新兵吓得惊叫不止！由于部分战士穿的是笨重的防化服，全身上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不透气，热得受不了；加上心里本来怕，出汗就特别多，于是很快全身湿透，里面的衣服都能拧出半盆水来。
与此同时，红白镇转运尸体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红白镇的尸体，是黄继光团的战士用肩膀和双手直接抬上山的。但凡抬过死人的人都知道，死人是最沉的，所谓死沉死沉，指的就是死人。负责转运尸体的，主要是炮兵营二连。二连班长王进，从救人、挖人到抬人，接触过无数尸体，自称是和尸体打交道的“老手”了。王进说，一具尸体一般都是四个人抬，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一定是我。14号这天，我往山上运了一二十具尸体，抬上去一具，赶忙放下，敬一个礼，转身就跑，再去抬第二具。由于尸体多，担架少，加上时间紧迫，没有担架，我们就用床板、木板或者草席，甚至我们在废墟上捡些电线穿起来，就变成了一副简易担架。因为前三天红白镇没有尸袋，尸体抬起来就往木板上放；加上我们的口罩不是特别好，戴着口罩也不起作用，所以气味非常大，直往鼻子里钻。为了压一压气味，我们把从废墟上捡来的一瓶“五粮液”打开，洒一点在尸体上，再抬，这样气味就要好一点。抬着尸体上山时，总感到尸体很沉，加上天气闷热，山路陡峭，所以一路上担架上的尸体在滴水，战士们的脖子在流汗，每往上爬一步，都非常艰难。由于四人两前两后，前高后低，稍微没有掌握好平衡，尸体便会下滑，甚至失手。所以我们必须把尸体放平，一旦出现险情，宁肯用一只手撑着地面，一只手扶着尸体，也要保证尸体不能下滑。我们当时一点常识也没有，后来才知道，尸体是不能用手去接触的。
用手接触过尸体的，还有另一个班长曾建中。曾建中说，14号下午，我和另一个战士往山上抬尸体，由于没有经验，加上心里害怕，一不小心，脚底一滑，眼看就要摔倒，我慌忙一把抓住尸体的胳膊！抓住之后，我自己这才感到吃惊，心里怦怦跳个不停！但更让我吃惊的是，我看见身后那个战士竟然跪在地上，双臂撑住担架，用自己的头死死顶住尸体的双脚！要不然的话，尸体就滑下去了。
我曾经问过一个战士，你们对待死人，为什么还那么认真，那么负责？小战士说，我看见那么多遇难的小学生，就像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样，心里非常难过。这些孩子本来已经很不幸了，如果我在运送他们的过程中再不认真，再不负责，万一摔了，或者碰一下，他们肯定会很疼的！所以不管我有多怕、多热、多苦、多累，必须做好每个动作，保护好这些学生，保证他们不再受到一点伤害。否则我对不住这些孩子，对不住他们的父母。
尸体运到坟场后，接下来是埋葬尸体。
洛水镇的坟场，选在距离洛水镇大约五公里的一座山上。洛水镇尹太超书记告诉我说，这座山当地人叫青嘴山，是他和镇长兰勇亲自选定的。之所以选在这儿，一是这儿离镇上较远；二是这儿有个石灰窑，专门烧石灰的，埋尸体需用石灰可就地取材；三是这儿风景不错，山上有树，有草，山脚下还有一条小河。有山有水，死了埋在这里，算落个好地方了。
我曾两次走进青嘴山坟场。青嘴山不高，地势也算平坦，山上除了野草，便是芦苇；山中树林，好像没有看见；山下倒有一条小河，河上还有一座小桥；至于石灰窑，确实存在，一过小桥，漫山遍野，便是一大片白花花的石灰！我两次来到这里，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那一大片白花花的石灰！看见这些石灰，我马上联想到坟场里那上百个遇难的孩子，当一筐一筐的石灰倾泼在他们身上时，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当龌龊的石灰和潮湿的泥土与他们洁白的身躯搅混一起并永远相伴左右时，又会是怎样一种挣扎怎样一种心酸怎样一种痛苦？一位专门负责埋葬尸体的武装部干事告诉我说，尸体掩埋时，必须要用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四次消毒：一是尸体运来后消一次毒；二是坑里没放尸体时消一次毒；三是坑里放了尸体后消一次毒；四是尸体盖土后再消一次毒！——我的天啦，遇难者生前本来已经很不幸了，死后怎么依然难逃如此酷刑？人活着有受不完的苦，死了为何还要遭此鸟罪！聪明的人类可以把毒药变成牛奶，为什么就不能把狠毒的石灰变成温情的衣衫？难道除了让死者忍受石灰的浸泡，就再也想不出别的好招吗？
其实，在灾区，死人的问题不是个问题。灾民谈论死人，好比城里人谈论歌星、影星；老百姓埋葬一具尸体，就像城里人处理一堆垃圾；甚至一部分专门埋尸体的志愿者，还以埋尸体自居，自称“埋一号”、“埋二号”。意思是说，谁埋的尸体最多，谁就牛&，谁就是灾区老大！由于灾区每天都要死人，所以人们尤其是灾民谈论起死人来，就像说起辣椒、茄子一样，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了。
但对军人而言，却没那么简单，即便是一些什么都干过的干部或者老兵油子，也没埋过尸体啊！
负责洛水镇尸体掩埋的，是黄继光团二营五连。连长叫李柯，小伙子是陕西人，人品好，军事素质好，长相也好，魁梧、威猛、帅气，酷！这是一个有头脑有武功的军人，曾参加过爱尔兰军事比武大赛，地震发生当晚，就开始看书了。他看的是一本叫做《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书，书里没有抗震救灾的常识，却有抗洪抢险的内容，他从凌晨2点，看到凌晨5点。连队13号下午到洛水，当晚11点便接到了掩埋尸体的任务。
李柯告诉我说，他们连队的战士们都很年轻，有四十七个都是下连才一个星期的新兵，所以接到任务后他就对战士们说，大家不要怕，我们要把遇难者当做自己的亲人，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自己睡着了的亲人一样！我们埋尸体，就是做善事，既然做的是善事，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接着他又作了几条口头规定，其中有三条是：一、必须尊重当地风俗，满足遇难者亲属的全部要求；二、必须尊重死者，走路时脚不准从尸体身上跨过；三、必须控制情绪，埋尸体时不准哭，因为你一哭，会加重亲人的痛苦。
14号凌晨6时，李柯带着队伍准时赶到青嘴山。是时，青嘴山脚下的公路上，已经拥挤着几百个遇难者的亲属。一位参加尸体转运的战士说，转运尸体的车刚从镇政府门口启动，亲属们的哭泣声立即惊天动地，喊的，叫的，哭的，闹的；晕倒在地上没人管的；口吐白沫正被医生急救的；一边哭一边追着汽车跑的……总之什么哭声什么惨象都有。李柯一到现场，一边做准备，一边布置警戒。转运尸体的车刚一停下，公路上的人群便开始骚动起来；尤其是当一具具的尸体从车上抬下来，接着运往山上时，几百名亲属便开始哭着、喊着要进坟场！但是，按照镇政府的规定，掩埋尸体时，亲属一个都不能进——主要怕亲属情绪冲动，引起现场混乱。于是负责现场的二营教导员雪龙立即让排长李武带上几个战士守住小桥，劝阻遇难者亲属。
小桥是通向坟场的唯一通道，宽约十米，长约十五米。小桥确实很小，但桥下风平浪静，桥上却波涛汹涌，数百名亲属说着、哭着、吵着、闹着要往里进，有的甚至硬要往里冲。李武当排长刚一年，哪见过如此阵势！不过李武知道，用兵之道不在崇武，而在攻心。他先让几个四川籍的战士，用家乡话向亲属们沟通，而后再作解释。很快，场面有所控制。但就在这时，一位十岁左右的小女孩突然冲上桥头，大声哭喊着要见哥哥！原来她的哥哥是个中学生，马上就要下葬了。李武急忙劝住小女孩，向她讲明道理。可小女孩性格天生倔强，根本听不进一句劝告，哭着喊着硬要拼命往里冲。李武急忙伸出胳膊，拦住了小女孩。没想到小女孩一下急了，抓住李武的胳膊就咬了一口；见李武还是寸步不让，又从头上拔下发卡，对着李武的胳膊狠狠扎了下去！这一扎，扎了足足两厘米深，一股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染红了李武的手臂，也染红了小女孩手中的发卡。面对情绪失控的小女孩，李武强忍着痛，含着眼泪望着小女孩，依然一动不动。小女孩反而被惊呆了，也被感动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扑在李武的怀里，像个小妹妹样号啕大哭起来。李武后来说，一个军人，不光要有为人民吃苦的精神，还要有为人民受委屈的胸怀！
当第一具尸体入土合坟后，亲属们的情绪又波动起来，纷纷提出要进坟场与亲人见上最后一面。而李武的一个排既要镇守桥头，又要担任小河沿岸的警戒，还要协助其他工作，根本无法挡住数百个情绪激动的亲属，眼看着潮水般的人群就要冲过桥头！
就在这时，一个小个子军人带着十个战士急匆匆赶了过来，很快在桥头筑起一堵人墙，挡住了如潮水般的人群！
突然出现在桥头的小个子军人叫向东，黄继光团三营八连二排排长，年仅二十二岁，是全团最年轻、最瘦弱、最矮小的排长。向东是随黄继光团第二批部队14日凌晨赶到洛水的，一到洛水，脚跟还没站稳，方向还没搞清，就被一个人给叫住了。叫住他的这个人是政委孙传海。孙传海刚接到青嘴山急需支援的电话，正为身边没人犯愁呢，一转身，看见了正站在车上东张西望、一脸惊恐的向东。于是下令，让向东带着十个战士跟着一个地方干部立即去执行任务。
向东告诉我说，那天早上他刚到洛水，整个人都是晕的，根本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叫洛水，更不知道政委让他去干什么。他带着十个战士赶到青嘴山后，才知道他的任务是把住桥头，不让老百姓进山。可当他看见桥头和马路上的老百姓和学生家长们像疯了一样，立刻就懵了。本来刚坐了飞机又坐汽车，头就晕，一下把他们撒到人山人海中，心里就更是慌神了！而且一转身，他看见一辆辆大卡车正往山上运尸体呢！一车大约拉了十个，不停地拉；而山上的推土机则推出了一个个长方体的大坑，像梯田一样，里面摆放着一排排的尸体，有人正大把大把地往坑里撒着石灰！向东吓得额头冒汗，脑子全懵了！因为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死人！但他是排长，身后还站着十个兵，再怕也得扛着。于是他赶紧指挥战士互相挽住胳膊，站成一排。刚站住了，家长们就不停地向他们哭诉起来，还骂人，骂地方官员，什么豆腐渣工程啦，腐败分子啦，等等。向东没听明白，哪儿是豆腐渣工程；也没听清楚，谁是腐败分子。家长们说的是四川洛水话，好多听不懂。家长们说着说着就往里冲，向东他们当然不让。家长们就抓他们的衣服，推他们的肩膀，还用头撞他们的胸脯。他们还是不让，站在那里，手抓住手，胳膊挽着胳膊，挺着胸脯，任凭推，任凭抓，任凭撞。有个母亲死活往里冲，被向东拦住了，这位母亲就抓着他的衣领骂，骂他心太狠，不是东西！说她的孩子就要埋掉了，还不让她看最后一眼，缺德，没良心，不是人，不配穿黄军装，不配叫解放军！
向东说，我当时听了这话，感到非常委屈，非常难受，直想哭。但一想到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该是多么痛苦啊，就一声不吭，随她骂去。我想也许她骂了，心里就好受一点了。但后来的情况越来越激烈，眼看就拦不住了，我赶忙跑到山上去汇报情况，地方政府这才同意一家人可以进去一个。于是，山上埋一个人，就喊一个家长的名字，我们就放一个家长从桥上过去。局势这才缓和了一些。但有的遇难者有好几个亲人，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舅舅姑姑什么的，都想进去。有一个中学生，妈妈进去了，奶奶也要往里冲，一个战士赶紧抱着奶奶，但抱不住，奶奶拼命要进，说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要见她孙子！我看见奶奶的头发全白了，一边哭，一边抓扯着自己的白发大声喊，天呀地的，白发一根根掉在地上，一下子就被地上的石灰掩埋了，奶奶很快也哭晕倒了。我们吓坏了，赶紧将奶奶搀扶到桥边，给她喂矿泉水，几个志愿者也过来帮着劝导，这才缓了过来。看着奶奶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痛苦，也很矛盾。从内心来讲，我恨不得所有的家长都到坟地里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但我是军人，我必须执行任务，我左右为难，好难受啊！
就这样，向东他们从早上7点，一直在桥头守到下午2点，桥头是守住了，但十一个人全累垮了！因为从12号晚上到14号凌晨，他们只吃过一小碗面条。而当天又有太阳，非常闷热，他们在桥头守了七个小时，体力、精力、心力，消耗极大，别说吃东西，连一口矿泉水也没喝过！到后来，战士们个个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了；有两个战士甚至还晕倒了！但十一个军人彼此胳膊挽着胳膊，肩膀靠着肩膀，相互支撑着，依赖着，继续站在桥头，一个也没趴下。向东说，当时他最担心的，是怕在人群的拥挤中，万一有战士被推到河沟里。河沟有四五米深呢！于是他不得不找到领导，如实相告，领导这才把他们从桥头替换下来。
然而，当又饥又渴的向东带着十个又饥又渴的战士走回洛水镇路口时，他们早上乘坐的汽车连影子也不见了。一打听，他所在的营和连队早就走了！走哪儿了？不知道。他急忙用电台寻呼，电台没有信号；打手机，不通；再呼再打，还是不通。而且，肚子饿，脑子晕，口又渴，身边却连一块饼干、一瓶矿泉水也没有！这一下，向东和十个战士全傻了！
就在向东带着十个战士离开桥头寻找部队的时候，李柯的队伍正挥汗如雨，掩埋着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尽管他们已是筋疲力尽，汗水、泪水早就无法分清，而且有的家长由于过度悲伤情绪激动，还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辞和举动，但李柯依然要求战士们必须忍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必须要把遇难者的家属当亲人对待！
事实上，战士们无论是对待遇难者的亲属，还是遇难者本人，的确都像亲人一样，甚至比亲人还要亲！比如，尸体运到后，有的亲属要求打开尸袋看一眼，战士们就把尸体放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尸袋，等亲属看完最后一眼，再小心翼翼地把尸袋拉上；有的战士看见遇难者的脸上灰土太多，便掏出一块专门擦洗尸体的黄布，再倒上一点矿泉水，轻轻为遇难者把脸部擦洗干净——战士们把这叫做“为死人洗脸”；有的战士看见遇难者的头歪着，便先将脖子轻轻扶正，再把头轻轻放平，尽量保持遇难者头部的庄重与完美；有的战士们看见遇难者已经压扁，就用手认真修整修整，尽量恢复遇难者身体的端庄与完整；有的家长提出要为孩子摆上一个书包，放上孩子最喜欢吃的水果、糖块和瓜子，再点燃一炷香，战士们不厌其烦，帮着一一办理；每当埋完一具尸体，以便亲属们今后辨认，战士们先捡上一块砖头当墓碑，编上一个号码，比如1号、2号，或者9号、10号，插在坟前，再从旁边采来一束野花，放在砖头——“墓碑”——的前面，然后自觉站成一排，给遇难者集体默哀一分钟——因为天气热，温度高，后面的尸体排着队还要等着埋，所以只能一分钟！
只是，李柯事前的几条规定——其中一条是“满足遇难者亲属的全部要求”，一条是“不准哭”，战士们根本无法执行。比如，亲属们拼命要往里进，战士们必须要挡，不但没有满足亲属们的愿望，还惹亲属们生气，甚至骂娘；比如，有个双胞胎姐妹俩，本来是同桌，姐妹俩从小学一起到初中，可姐姐死了，妹妹还活着，于是妹妹死活要往里冲，一边冲还一边大声哭喊着姐姐的名字说，姐姐，怎么死的不是我啊！怎么死的不是我啊！望着女孩痛苦不堪的样子，战士们想不流泪都不行！还有一位母亲，儿子已经上高三了，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母亲哭着对战士们说，她儿子成绩非常好，作文全班第一，全校第一，本来一心准备报考北大的，可学校垮了，儿子死了！所以儿子掩埋后，母亲趴在儿子坟前，一手抓扯着自己的头发，一手抓着坟前的泥土，哭得死去活来。后来母亲晕倒了，一个小战士急忙背着她下山。下山途中，母亲醒了，看见背她的战士竟比自己的儿子还小——战士只有十六岁，一下就想起自己的儿子，反而哭得更伤心了！于是，母亲在战士的背上撕心裂肺放声大哭，战士在母亲的身下压住声音偷偷流泪……目睹此情此景，不但周围的战士们哭了，连长李柯也哭了，而且哭得比谁都厉害，比谁都伤心！
从14号到16号，三天时间里，李柯带领一百多个战士，在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仅靠少量的干粮和矿泉水，掩埋了一百零五具尸体！
与此同时，红白镇掩埋尸体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红白镇掩埋尸体的坟场，选在红白镇西山的一块坡地上。镇上村民告诉我说，这地方叫梨园，是几十年来村民专门产梨子的地方。这儿的梨树长势很好，结出的梨子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比如鸭梨、木瓜梨、苹果梨等，吃起来清脆可口，香气迷人，方圆几十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吃这儿的梨。可近二十年来，随着企业厂矿越建越密，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不知什么原因，这儿的气候越来越冷了，气味越来越难闻了，梨树的叶子越来越黄了，结出的果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瘦了，长出的梨子竟出现了一个个的斑点，甚至后来干脆连梨树都不长梨了！再后来梨园变成了荒坡，现在又变成了坟场！
我曾三次沿着山路爬上这个坟场。爬上坟场不易，一是山高路滑，坡陡路窄；二是山中多雨，雨天路滑。我三次去坟场，三次都下雨，三次都摔跤，三次都被身边的战士及时扶起。于是我想，我空手走路尚且如此，战士们抬着尸体爬山该是何等不易！
我还听说，距梨园几里开外，还有一个荒坡，叫周家坡，因这儿的人大多姓周，故此得名。周家坡曾被灾区传说为“万人坑”，其实据我了解，这儿不过埋了几百人，说“万人坑”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比喻。但周家坡与梨园确有不同，即死者下葬的规格有异。周家坡主要埋的是老百姓，死者的居所是一个大坑，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是“睡通铺”。即是说，下葬时，先埋一层人，盖上一层土，撒上一层石灰，再埋第二层人，再盖上一层土，再撒上一层石灰；而梨园埋的多是学生和老师——学生一百三十六人，老师七人，且一人一坑，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是“住单间”。
不知什么原因，我三次走进梨园，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说天冷，这儿似乎确实多了几分寒意；但真的是天冷吗？我又心生疑问。因为这寒冷并非来自身体，而是灵魂。每次面对那几百座坟茔，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一旦进入冬季，这一百多个孩子稚嫩的生命，能经受得住这原始山中彻骨的冰风霜寒吗？在城里，一个高干的子弟或者亲戚，一个煤炭老板或者一个大款，可以拥有几百平米乃至几千平米的豪宅；而在这里，在灾区，这些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孩子，一生最终的归宿，却只有一个几十厘米宽的坟坑！我不知道这个几十厘米宽的坟坑能占地球多少面积，也不清楚是城里那些豪宅的几分之几，更不明白城里人与乡下人同是人，生命的价值为何竟有如此大的差异！比如，在城里，同样是人，同样是死人，可以到乡下买块墓地，可以进豪华的殡仪馆，可以有很多的人为你排队，为你默哀，为你献花，为你致敬；还有亲人、朋友关爱你，领导同事看望你，礼品、果篮送给你，长长的泪水陪伴你。但在这儿，在灾区，此时此刻，一个人死了就死了，往坑里一放，甚或往坑里一扔，便万事大吉了。从此阴阳两隔，谁管？谁问？谁爱？谁疼？
红白镇的尸体掩埋，和洛水几乎一样，也是从14号开始，16号结束；不同的是，家属可以进入坟场，军人和百姓，基本没有冲突。至于说每具尸体在掩埋之前，公安人员都进行了DNA抽样鉴定，根据我的调查，无论红白还是洛水，都是子虚乌有，纯属误传。但在这三天时间里，官兵们的意志、体力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挑战和考验，精神、灵魂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洗礼，却是实事。
埋尸体，能量消耗极大，这个能量既包括身体的能量，也包括精神的能量，故，战士们的普遍反应是：极度饥饿，极度疲劳，往往只干上一两个小时，便有一种身心憔悴、未老先衰、甚至千古沧桑的感觉。
然而即便如此，却无法补充热能，即是说，吃饭是个大问题！因为战士们掩埋尸体是在山上，肚子饿了的时候，前后左右，不是一个个的坟坑，就是一排排的尸体，而且亲属们就守在尸体的边上，也守在战士们的身旁，不是哭诉孩子生前的种种优点，就是诉说孩子死后的种种悲伤；要不就是呼天抢地，悲痛欲绝。战士们坐在坟坑边上，或者蹲在尸体旁边，面对以泪洗面、长跪不起的众多家长，手上捏着干粮，你说是吃，还是不吃？吃吧，实在咽不下去；不吃吧，还要掩埋尸体，哪来力气？结果是，面对一座座坟坑、一排排尸体以及一个个亲人，战士们只有忍着，一口不吃，一口吃不下去。
再一方面，战士们从早到晚，都在近距离地接触尸体，而且每天至少上百具；加上尸体千奇百怪，表情狰狞，形态各异，无论对人的感官还是肠胃，肯定都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因此，干完一天下来，深夜回到帐篷，不是累得半死，也会吓得半死——不光身体累，心更累，根本没有一点食欲。于是屁股一坐，身子一歪，倒下便睡，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战士们埋了三天三夜的尸体，除了喝点水，没吃过一顿热饭，一口热菜。
有个战士，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从早上开始埋尸体，一直埋到下午5点，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后来实在饿极了，便悄悄拿出一块饼干，刚准备往嘴里塞，就被一个记者看见了，举起相机就要拍照。他发现后，慌忙又把饼干塞了回去，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掩埋尸体。我问他为什么记者一拍照，你就不吃那块饼干，他说我是黄继光团的战士，要是记者把我埋死人时吃饼干的镜头拍下来传到网上去了，那就给黄继光团丢脸了，给军人丢脸了。所以再饿，我也得忍着！
至于洗澡，就更是做梦都别想的事情。地震后，水，成为整个红白镇一个突出的大问题。特别是前一周，不仅灾民缺水，军人同样缺水；不是滴水如油，而是滴水如血，甚至滴水如命！如果有人说，一瓶矿泉水能救一条人命，这不是夸张，而是太不了解灾区的情况，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瓶矿泉水，有时能救十条人命！但按当时的规定，每个战士每天只发两瓶矿泉水。而灾区每天烈日高照，地面温度高达35℃，劳动强度极大，战士们个个壮如牛犊，两瓶矿泉水如何饮用，可想而知。不少战士由于缺水，嘴唇干裂，鼓起一个个小泡；甚至有的出现虚脱，晕倒在废墟上。因此从团长到战士，一个星期不洗脸，不刷牙，更不可能洗澡。每天回到帐篷，一身臭汗，连衣服裤子上都能清楚地看见一片片白色的汗渍。可衣服都不脱，倒下便睡。武汉军区总医院的一位军医告诉我说，由于没水洗澡，有的战士身上发痒，起疙瘩，长红点，烧裆，那个臭哟，别提了！肖亮营长告诉我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地方，看见旁边有一条水沟，水沟的水很臭，但他还是把自己的脚伸进了臭水沟，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脚，因为他的脚比水沟的水还要臭！
武汉军区总医院院长浦金辉，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5月14号这天下午，他上山找水源，看见两个战士正抬着一具尸体上山。他很敏感，仔细一看，发现尸水已经滴在了战士的小腿上！他一下惊呆了！作为职业医生，他当然知道尸水渗到身上意味着什么，于是他立即叫住两个战士，有些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呢！知道吗？你们抬的是尸体，不是木头！说完，他赶快拧开随身带的一瓶矿泉水，蹲下去就要给战士冲洗。没想到两个战士一看，也惊呆了！非常生气地说，医生，你怎么能用矿泉水冲脚呢？你知道吗？我们一天才两瓶矿泉水，只有渴得不行了，才舍得喝一口啊！听了这话，浦金辉院长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他马上返回医疗队，让护士们立即准备几桶消毒水，凡接触过尸体的战士，回来后必须先浸泡双手！
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战士们最难受的其实是内心；而内心最难受的，是年纪最小的士兵！
这是因为，战士们掩埋的多是学生，多是孩子。这些学生的年龄，有的比他们小十来岁，或者一两岁，甚至有的和他们差不多。军人的双手本该是在战场握枪杀敌，但在灾区，却要用来埋葬学生的尸体——这是一件多么残酷、何等心寒的事情啊！一个战士告诉我说，站在坟坑旁，看着孩子的尸体，很自然地就联想到自己刚刚结束的学生生活，就有了一种大哥哥对小弟弟、小妹妹一样的责任。
因此，战士们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非常小心翼翼，尽心尽力，总是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惊醒了孩子！一个战士对我说，他们虽然不能保住孩子生前的生命，但却可以保证孩子死后平平安安地睡在这儿，决不让他们再受到丝毫的碰损！特别是到了掩埋的最后阶段，即给孩子们一锹一锹地垒土的时候，对战士们心灵的刺激与震撼就更大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十三四岁漂漂亮亮的花季少女，或者一个个十六七岁活蹦乱跳的精干小伙，被一锹又一锹的黄土埋进坟墓时，战士们也跟着号啕大哭的家长们哭得一塌糊涂！甚至有的战士实在受不了，还跑到后山，对着峡谷大声喊叫，或者趴在地上偷偷痛哭一场！
走访中，我接触了黄继光团不少年轻的士兵，他们的年龄大约在十七八岁，其中有几个仅有十六岁，均是2008年脱下学生服、穿上新军装的小新兵，有的下连才二十天，有的下连才一星期。肯定地说，他们在家里，个个都还是爸爸妈妈怀里的孩子，爷爷奶奶膝下的宠儿；但一穿上军装，来到灾区，他们便从一个孩子一跃而成了一个军人！军人，什么叫军人？就是战争年代敢于迎着子弹炮火往前冲的人，和平时期敢于朝着天塌地陷方向闯的人！
但毕竟，他们还是孩子！
比如，金辛，十六岁，湖北襄樊人。小伙子一看，很可爱，很单纯。金辛原本叫金幸，幸福的幸，上户口时，不知是户警不小心还是缺文化，总之大笔一挥，把幸福的“幸”写成了辛苦的“辛”，从此“金幸”变成了“金辛”——辛苦的辛。刚上完高一，金辛就当兵了。我说，你是后门兵吧？他笑了，笑得很诚实。而且下连才八天，就踌躇满志，斗志昂扬，跑到灾区，跑到红白来了。我问他为什么当兵，他说爷爷是志愿军连长，在朝鲜的坑道里打过仗，舅舅也当兵，堂兄是武警。他从小喜欢军人，但学习成绩不好，爸爸说，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干脆到部队锻炼锻炼吧，就到部队“锻炼”来了。当兵前留给他最深的记忆，就是学校每天晚自习后，爸爸用自行车把他驮着接回家，然后妈妈替他掖好被子，他就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到了部队，再也睡不成懒觉了；到了灾区，别说懒觉，连觉都睡不成了。他告诉我说，第一天到红白，他就跟着老兵去金河磷矿救人，爬山路，他手脚并用；余震一来，飞沙走石，他吓得抱头鼠窜。回来时，他不敢背伤员，有血，就为山民背铁锅，背腊肉，背土豆。他第一天见到的尸体，肠子都挤出来了，吓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见到的尸体，眼球都鼓出来了，吓得他的裤衩都湿透了；但第三天，他就跟着老兵上山开始埋死人了！
金辛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红白中心小学的一个孩子，只有八岁。孩子的妈妈哭着对他说，孩子从小就爱干净，现在脸上全是土，太脏了，太脏了！他懂这位妈妈的意思，便学着老兵的样子，拿起一瓶矿泉水，倒在一张手帕上，给孩子“洗脸”。开始，他怕，手在抖，心在跳，头上的汗也在流。他想起班长说的，要把遇难者当亲人。于是，他就把小孩当成自己的弟弟，心里果然好多了，手渐渐不抖了，心也不怎么跳了……后来，金辛说，我听见了很伤心的抽泣声，是孩子妈妈的声音；再后来，我发现孩子的脸上有泪水，吓了一跳，以为是孩子哭了，细一看，原来是我自己的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了。上山前，班长问我怕吗？我说不怕；问我会不会哭？我说保证不哭。可现在，眼泪不打招呼，就流出来了，想不流都不行了。我为孩子“洗”完脸，又用一块木板垫在坑里，把孩子放在上面，再把头扶正，让他面向红白镇。我想，他一个人躺在这儿，每天能看见他的故乡红白镇，看见他的学校，看见他的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和奶奶，心里就不会那么孤独了。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孩子的妈妈在说，轻点，轻点！我的动作就更轻了，我轻轻放正孩子的头，轻轻搁平孩子的手，然后一锹土一锹土的，轻轻地为孩子合上坟，再到旁边采来一把野花，轻轻放在孩子身边，这才为孩子鞠躬默哀。可我刚一转身，孩子的妈妈“哇”的一声，就跪在了我的面前。我吓坏了，赶紧把孩子的妈妈扶起来，一下就想起我自己的妈妈了。妈妈从小告诉我说，做人要善良。我不知道什么叫善良，有一天，有个老爷爷在我家楼下收破烂，我就把家里的报纸全给他了。妈妈知道后对我说，孩子，这就叫善良。
当晚，金辛躺在帐篷里，睡不着。他告诉我说，很想睡，但太累，反而睡不着。帐篷里，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你压住我的大腿，我枕着他的胳膊，头对着脚，脚对着头，像一堆大萝卜，烂红薯，横七竖八，堆在一起，汗水味，脚臭味，还有从山上带回的尸体味，各种味道搅混一起，恍惚中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地狱。一闭上眼，不是躺在坑里的孩子，就是跪着流泪的母亲。后来，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睡着，就梦见了妈妈，还梦见了爷爷。可他梦见爷爷死了，他在山上流着汗流着泪为爷爷“洗脸”！第二天，他起来就给妈妈打电话，不说梦见爷爷的事，只问爷爷好吗？妈妈说爷爷很好，就是想你了！你在灾区好吗？这两天干什么了？我在电视上看见好多人都死了，儿子，你去救人了吗？开始，他支支吾吾，不敢告诉妈妈他在埋死人的事，怕妈妈担心、伤心；再说了，别的战士都在废墟上救活人，他却在山上埋死人，觉得很没面子。可是他长这么大，从来没在妈妈面前撒过谎，于是没说上几句，就把他埋死人的事说出来了；还安慰妈妈说，妈妈，没事，我不怕，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可他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妈妈的哭泣声了，而且妈妈哭得很伤心，很伤心。以后，他每次给妈妈打电话，就再也听不见妈妈的说话声了，听见的净是妈妈使劲压着嗓门的抽泣声。
再比如，孙冬，十八岁，重庆人。小伙子一看，能干，聪明，还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孙冬告诉我说，他第一次见到尸体是在洛水，当时刚到灾区，很好奇，就偷着跑去看，看到一具尸体，两条腿都没有了，还在滴血，吓死他了！5月15号他参加埋尸体，开始尸体放在他们面前，他看都不敢看。但他和另外两个战士是专门负责为尸体洗脸的，不看怎么行？他只好硬着头皮看。孙冬说，我一看，有的脸肿了，有的脸烂了，有的只有半边脸。我从来没有见过尸体，更没有亲自接触过尸体，非常害怕！我刚拉开第一个尸袋拉链，就看见遇难者的眼睛直直地瞪着我，是个男孩，下面还有一摊淤血，吓得我慌忙倒退了两步。但孩子的父母却没有退，不但没有退，反而还把脸贴上去，用手合上孩子的眼睛，嘴里还轻声地说，你看你看，孩子很不甘心，死不瞑目啊！我就想，我是老兵了，两年了，不能怕，我就去扶孩子的头，想扶正，可孩子的脖子已经僵硬了，我一动，他的眼睛好像又在蹬着我。我确实很害怕，但我看见孩子的父母哭得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天底下最爱孩子的是父母，只有父母的爱才是最无私最伟大的，地震无论把孩子压成了什么样子，父母都会把自己的脸贴上去，可以不顾一切。这个世界没有比亲情更可贵的了。于是我就想，我既然改变不了孩子的命运，又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把孩子身上打扫干净一点，为孩子洗上最后一次脸，让父母看到孩子干干净净地走了，心里会舒坦一些。自己只能做这点事情，不然到灾区来干什么呢？这么一想，我心里就没那么恐惧了。这天上午我们埋了四十具尸体，中午都没吃饭，没有时间吃饭，也没心情吃饭。下午和晚上又埋了几十具，一共埋了一百多具。下午，有一个尸袋里装了两个小孩，两个小孩死死抱在一起，我怎么掰也掰不开，可能是地震时两人都害怕，就互相抱在一起，才吓成了这个样子！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孩子死了，却没一个亲人来认领。我为两个孩子洗完脸，把头扶正，照完相，就把两个孩子埋了。由于两个孩子最后也没掰开，就合葬在一个坑里了。
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排长，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带着十个战士镇守桥头的小个子排长——向东！向东二十二岁，湖北巴东县人，四岁上小学，九岁学计算机，十六岁当兵。之所以要再次提起这个小个子排长，是因为他在黄继光团的军官中，虽然年纪最轻、个子最小、职务最低，但与尸体打交道却最多！最多是多少？从5月14号到16号，短短三天时间里，他亲眼见到和亲手接触的尸体，至少有五百具！刚到洛水，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尸体；离开洛水来到红白，与他朝夕相伴的，还是尸体！不难想象，在这三天三夜里，他的分分秒秒是如何度过的，他的灵魂深处又是怎样一种心跳！
向东带着十个战士离开桥头、找不到连队后，很快就在洛水镇找到了参谋长彭元军。彭元军参谋长告诉他说，他们连可能去北川了，不管想什么办法，总之一定要找到连队！向东说，战士们已经两天没吃一口饭了，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先找点吃的再找连队？参谋长就让他们去六连炊事班找。六连炊事班这天熬了半锅稀饭，却只有一个碗，还是参谋长刚刚吃过的。炊事班长说，就这一个碗，没水洗，就凑合着吃吧！向东就让十个战士排成队，新兵在前老兵在后，然后用这个没洗过的碗盛上半碗稀饭，先给第一个战士喝；第一个战士喝了后，再用这个碗盛给第二个战士喝；第二个战士喝了后再盛给第三个、第四个战士喝；然后第五个、第六个战士接着喝……最后，等这个一直没洗的碗轮到向东手上时，碗里只剩一口稀饭了。向东喝下最后一口稀饭后开始找北川。向东从来没听说过北川，更不知道北川在哪儿，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去北川的方向，参谋长又告诉他说，他们连去的不是北川，是红白。但参谋长不知道“红白”是哪两个字，连队也联系不上，让他自己去问，自己去找！向东就自己去问，自己去找，终于问到了去红白的路线，找到了一辆志愿者的中巴车。中巴车把向东们拉到一个叫烂柴湾的地方后，警察却拦住中巴不让过，因为前面已经堵得一塌糊涂。向东态度非常强硬，说部队有紧急任务，必须过！警察的态度更强硬，说你今天要过，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向东们只好徒步急行军。一个半小时后，向东们终于看见了空降兵的车，于是开始寻找连队，一辆车一辆车地扒着找，一共找了八十多辆，足有两公里地，终于找到了连队——准确地说，是找到了正在路边生火做饭的连队炊事班。向东一打听，他们连都进山了，明天才有可能回来。
此时，已近晚上9点，向东们累极了，也饿极了，就用矿泉水泡了一包粉丝，吃了，靠在路边，想睡一会儿。可睡不着，第一次失去组织，向东有了一种失落感，也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这责任感不是谁告诉他的，好像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让他心窝跳个不停，脑门一直冒汗；加上刺鼻的氨气味，直往人的肺里钻，呛得人合不上眼；还有，余震一来，只听山上的石头轰隆隆往下滚，于是坐起，躺下，再坐起，再躺下，搞得一夜坐卧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向东带着十个战士又跟着机炮连上山挖坟坑，从早上7点挖到中午12点，没歇一口气，没喝一口水，一共挖了四十二个坑！刚想喘口气，一个志愿者跑来说，山下有人求救！向东赶紧带着十个战士赶到现场。求救者是位老大娘，说老伴埋在里面了，快帮她挖出来！向东没挖过人，不知道怎么挖，正琢磨怎么挖，一个中年男子匆匆跑来说，解放军，旁边还有三个人，请帮我们也挖一下！于是向东将十个人分成两组，分头挖。第一个挖出来的是老大爷，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被一根横梁压在背上，身子几乎压扁了。向东让两个战士奋力抬起横梁，然后自己把老头儿抱着往外拖。老头儿拖出来后，老伴一看，两眼已经化脓了，吓得躲到一边再也不敢看。向东们把老头儿装进尸袋，发现老头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伸手一掏，原来老头儿穿着一条防盗内裤，内裤里装着厚厚一沓人民币，大约有一千元。向东把人民币如数交到大娘手上，大娘一看，生气了，脱口就骂，这个死老头，死了还藏私房钱！刚一骂完，又抱着老头儿号啕大哭起来。
两小时后，向东们把中年男子家的三个人也挖出来了，这三个人分别是中年男子的女儿、老婆和岳父。两家人都提出，要解放军帮他们掩埋尸体，就埋在他们家的后山。但大娘家有现成的棺材，中年男子家只有一口棺材，向东们就和中年男子一起，拆下倒塌的门板，做了两口简易棺材。然后，向东带着战士爬到后山，按照遇难者家属的要求，挖了四个坑，每个坑长二点五米，宽一米，深一点七米。接下来，要把四口棺材抬上山。向东们只扛过钢枪，没抬过棺材，何况棺材本身就重，再躺上一个人，又是山路，怎么抬？向东就想，不会挖坟坑，坟坑不挖出来了吗？不会刨尸体，尸体不刨出来了吗？不会做棺材，棺材不也做出来了吗？十一个解放军，就不信抬不了四口棺材！于是向东决定，一口棺材八人抬，一个人在前引路，一个人在后守护，一个人在旁边指挥。第一口棺材抬的是老大爷，上路时，大娘在前面一边抹泪，一边烧纸，一边扔钱（纸钱），八个军人在后面抬着一口棺材，如同抬着一座宫殿！二百米的路程，走了四十分钟，等放下棺材，十一个军人的衣服全湿透了！向东后来对我说，不是棺材太沉，而是责任太重！万一不小心把棺材摔了，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啊？
四口棺材平安抬上山后，已是下午4点多了，向东他们赶紧埋人。但埋人的事他们更没干过，只好求教老大娘。老大娘满口四川红白方言，听起来很困难，他们只好按自己的理解，先将棺材移进坑里，然后再将四个角放平，接着就用铁锹往棺材上盖土。没想到就在这时，老大娘突然冲进坟坑，生气地用手把棺材上的土，全扒拉了下来，然后自己双手捧起一捧土，重新盖在棺材上。向东恍然大悟，原来按当地的风俗，第一捧土，应该由亲人自己盖。于是，他们接下来为中年男子掩埋的三具尸体，坟上的第一捧土，都由中年男子自己动手盖。四具尸体掩埋完毕后，老大娘和中年男子分别跪在各自亲人的坟前，又是烧香，又是磕头，又是流泪，又是哭诉。
此时天色已晚，向东本想带着战士尽快下山，可望着四座刚刚垒起的坟茔，却怎么也挪不动步子。突然，中年男子转过身来，扑通跪在向东面前，连连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对向东说，好好一个家，现在房没有了，人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全家就剩我一个了！我要离开红白，这儿再也没有我留恋的了！说着，中年男子向山下走去，一步一回首，一步一叩头，最后爬上一辆货车，向着三位亲人墓地的方向，又深深鞠了一躬，这才含泪而去……望着眼前这一幕，七个小时没掉过一滴眼泪的向东，突然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其余十个战士也跟着哭了起来。
这时，山路上迎面飘来一面红旗，向东定睛一看，“黄继光生前所在团三营八连”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两天了，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连队！向东带着十个战士飞跑过去，与指导员和战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再次流下了滚滚热泪。
第二天，向东又接到命令，带十个战士到梨园掩埋尸体。这十个人，其中便有金辛和孙冬。向东告诉我说，16号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他们十一个人大概埋了三百具尸体！有的三具尸体挤压在一起，分不开了，没办法，只好用两个坑，将三个人埋在一起。每具尸体一抬上来，他们就打开尸袋，先为遇难者消毒，然后跪在地上，一手托着遇难者的头部，一手为遇难者擦洗脸部。最恐怖的是晚上，整个红白镇一片漆黑，整个大山也是一片漆黑，但运上来的尸体必须连夜埋掉！特别是遇上没有家属认领的尸体，他们也同样要打开尸袋，露出遇难者的脸部和半个身体，然后打着手电，为遇难者清洗。清洗完后，再把尸体扶起来，右手托住头，左手扶着背，让遇难者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以方便地方民政人员照相。而最惨的是学生，是孩子，每个孩子的表情都很复杂，脸上留下的好像是一个个的问号。看样子好像在问，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所以面对这些孩子，他很想做点什么，弥补点什么，孩子的遗体一到，他就对家长说，你们自己选一个墓地吧，想把孩子埋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埋在什么地方。如果家长选好了墓地还不满意，他们就跳到坑里，按照家长的意思，把墓地重新修整一遍，甚至再挖一次，直到家长满意为止。孩子掩埋完后，他们还到山上采来野花，放在孩子坟前，然后十一个人站成一排，为孩子们集体默哀。
最让向东后悔的，是掩埋一位高中生。向东说，那天，天已经黑了，几个战士抬上来一个高个子男生，大概有一米八多，而且手臂特别长，后来听说已上高三了，是红白中学的篮球中锋。我们当时挖的坑，只有一米七长，因为考虑遇难者多数都是孩子，一米七长就够了。没想到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个子男孩，把他往坑里放的时候，头放下去了，脚却搁不进去；脚搁下去了，头又放不下去。我就让孙冬和金辛赶紧把坑加长，可坑加长后还是不行，男孩的右手臂直直地伸在外面，像是在指挥着什么，又像是在呼喊着什么，总之把尸袋顶起来好高好高，怎么也放不平。我就让孙冬把男孩的手臂往下掰，可孙冬掰了好几下，怎么也掰不下去；我上去掰，还是掰不下去。这时，山下的尸体不断运上来，我的身后已经堆了十几具尸体了。我一看，再不抓紧埋完这个男孩，就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对男孩说，兄弟，对不起了！说完，我就让孙冬和我一起，抓住男孩的手臂，同时用力往下掰！只听“喀嚓”一声响，你猜怎么着？男孩的手臂是掰下去了，可我明显感到男孩的手臂被我们掰断了！那一刻，我的眼泪哗的一声就流出来了，双膝忍不住一下就跪在了地上，心里难受极了，也后悔死了！我跪在地上，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捶打着地上的泥土，心好像在吧嗒吧嗒地滴着血！我想，要是能再给我十分钟，我哪怕再挖一个坑，也要把这个男孩好好安葬下去，绝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可是，我没有办法，当时不停地有人在催促着我，我的身后还有好多尸体等着要埋。后来，等把那天晚上所有尸体全部埋完后，我又回到这个男孩的坟前，跪在他面前，放声痛哭了一场！我一边哭，一边以一个大哥哥的名义，对他说，兄弟，对不起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做过一件亏心事，既然做了这么一件对不起你的亏心事，以后我就多为人民做好事、做善事，来弥补我的过错！请兄弟原谅我，好吗？说完，我又站起来，以一个军人的名义，恭恭敬敬地给他敬了一个军礼！
我采访向东，是在晚上，我住的帐篷里。当时，已近12点，四周极静，连一点风声也没有，整个红白镇除了帐篷里战士们的呼噜声，便只有我和向东的谈话声。向东讲到这里时，我已泪流满面，难以自抑。但我万万没想到，向东接下来讲到的一个遇难者，更让我心跳加快，震惊万分！
向东说，在大概三百具尸体的掩埋中，最让我震撼的，其实是一位女老师。当时，尸体运上来后，后面跟着好几个亲属，有遇难者的父母，还有几个不知道什么人。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这是一位女老师。我问遇难者的妈妈希望埋在什么地方？阿姨说，埋得高一点吧，女儿才看得见我们！我就去给工作人员讲了一下，因为当时按规定只能一层一层地埋。工作人员同意了，我们就把女老师抬到最高的一层。叔叔阿姨一看，说这个坑不好，太浅了，坑坑洼洼的。我和金辛就跳下去，重新把坑挖了挖，修整了修整。之后，叔叔阿姨自己还进到坑里，亲自用手把坑的四周抹了一遍，又抹了一遍，这才说可以了。我把尸袋的拉链拉开后，这才看见，女老师的胳膊没有了，腿断裂了，身体压扁了，半个脑袋也压得完全变了形，头发和血肉搅在一起，盖住了剩下的半张脸，样子非常惨！但女老师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五六岁。看着这个样子，我的心受不了了！阿姨看了一眼，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很想再看一眼，却又不敢看，不忍心看。当时为女老师“洗脸”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孙冬，另一个是九班班长温前前，还有一个就是金辛。他们一边为女老师“洗脸”，一边也在哭。大概过了两分钟，温前前和孙冬突然神色慌张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排长，这个人，好、好像还有呼吸！我一听，吓了一大跳！埋了几百具尸体，从没见过还活着的，怎么可能！我慌忙跑过去，蹲下一看，女老师的胸脯确实有轻微的起伏，看样子，心脏还在作最后的挣扎！我简直惊呆了，也吓坏了，两手发抖，额头冒汗！我急忙过去告诉叔叔阿姨。叔叔阿姨过来一看，立即嘴唇发抖，两手发颤，特别是阿姨，哭得都快晕厥过去了！我一边安慰叔叔阿姨，一边说，叔叔，我去找医生来看看吧！叔叔再次伏下身去，细细看了又看，并拿起一瓶矿泉水，为女儿喂了点水，然后站起来，向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了，任何人来，都没一点希望了！阿姨也哭着说，与其让女儿没手没脚地活着，还不如让她赶紧痛痛快快地走吧！我急忙拿起一瓶矿泉水，伏下身去，想为女老师喂上一口水，哪怕一小口。这时，我发现，女老师的胸脯已经看不见一点起伏了，刚刚还在挣扎的心脏，完全平息了，再也没有一点动静了。可我还是想为她送上最后一口水。可水刚一喂进去，又流出来了，不管怎么喂，都喂不进去。我仔细一看，原来女老师早就没有一张完整的嘴了！这时，我听阿姨在说，解放军同志，你们赶紧把我女儿埋了吧，她太痛苦了，让她快点解脱吧，求求你们了！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除了流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虽然我和三个战士都看见女老师确实没有一点呼吸了，也认为确实没救了，可当时没有法医在场，也不可能有法医在场，我们无法从医学的角度对女老师的生死，作出科学的准确的判断。尽管从12号到16号，四天过去了，女老师已四肢残缺，面目全非，但生命却如此顽强，万一还活着呢？万一还有最后一丝气息呢？这时候，我听见下面传来家长的喊叫声，回头一看，下面两层的坟坑前面，已经摆放着十多具尸体了，而且尸体还在源源不断地往上运。叔叔一看，也着急了，拉着我的手说，小解放军同志，不要再犹豫了，赶紧动手吧，我已经看过了，我女儿确实已经停止呼吸了！你们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呢，大家都是不幸之人，不要因为我的女儿影响了别人！可我还是有些犹豫。而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叔叔突然一狠心，抹了一把眼泪，走过去，自己把女儿的尸袋的拉链拉上去，然后和阿姨一起，把女儿抬进了坟坑；等把女儿搁好、摆平、放正后，又为女儿盖上一件衣服，放上一束鲜花。然后，叔叔这才转身对我说，请解放军同志帮帮忙，让我女儿入土为安吧！说着，叔叔双手捧起一捧土，轻轻盖在女儿的身上；阿姨随后也双手捧起一捧土，轻轻盖在女儿的身上……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扬起手中的铁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泪水打湿的土一锹一锹地盖在女老师的坟上。我们的动作很慢，很细，想快一点糙一点都不行。我们把女老师安葬完后，又为她采来几束野花，然后站在她的坟前，一边为她敬礼默哀，一边为她流泪……
后来我采访到，这位女教师叫郑海鹰，二十七岁，是红白中学的一位老师。红白中学的钟副校长告诉我说，郑老师的专业是数学，但她英语很好，学校缺英语老师，就让她教英语课。她很尽责，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也很关心人。李碧老师也告诉我说，郑老师戴个眼镜，长得很文静，很瘦小，说话很幽默，许多学生都喜欢听她的课。她喜欢爬山，喜欢唱歌，特别喜欢小孩。她有一个女儿，五岁了，她非常爱她的女儿……
7月26日傍晚，我来到郑海鹰老师的坟前，以一个军人和作家的名义，为这位年轻的女教师烧了一炷香……
短短几天时间里，黄继光团在洛水镇和红白镇共挖出遇难者二百三十七人，挖掘坟坑七百个，埋葬尸体六百九十具，坚持做完了一件从未做过的善事！
但还有一部分战士，却依然还要坚守在墓地旁。干什么？为死者站岗！因为，尸体埋葬后，必须保证每座坟墓、每具尸体的完整性，真正彻底做到让死者安心，让生者放心！由于地震刚过，方方面面都很混乱，坟场的情况同样也很复杂。比如，有的灾民自己上山埋葬尸体，或把别的地方的尸体移迁过来，挖坑下葬时，只考虑自己，容易损伤旁边的墓地，负责坟场站岗的战士就要提醒或制止，帮助解决处理；有的野狗因饥饿至极，有可能跑到坟场偷吃尸体，一旦发现，战士就必须把狗撵走；有些亲属要到坟场看望孩子，由于过于伤心悲痛，当场晕倒，战士们就要及时负责送往医院；有的人据说为了讨个说法，要挖出学生的尸体，抬到当地政府门口游行，甚至还有人不怀好意，企图破坏坟墓，制造混乱，战士们就必须守好墓地，看好尸体；此外，地震后山上只有一个水源，为防止有人破坏，投放毒品，战士们必须保证水源的绝对安全。
因此，从5月13日晚到5月27日，黄继光团的部分军人一直坚守在坟场，从一个扛枪的战士，变成了一个为遇难者站岗的守灵人；而陪伴他们的，除了孤独与寂寞，凄凉与清冷，便是悲伤与泪水，墓地与死魂。尤其是夜半三更，坟场一片死静，偶尔有风掀动草丛，或从远山传来一声狗叫，都会让人心里瘆得慌！
2008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走进红白镇西山梨园坟场，亲眼见到并走访了这些为死者站岗守魂的战士。我问一个战士，怕吗？战士说，怕！尤其是第一天晚上，怕得尿都尿不出来。我在家的时候，晚上从来都不敢走夜路。可到了灾区，看到这么多人在受苦，在遭难，我觉得帮不了他们什么，很惭愧。现在，他们家的孩子遇难了，我能在这儿帮他们守着，心里也就好受一些。我说，在坟地里站岗，谁都不知道，值吗？战士说，这个，不好说。不过我们团长说了，在灾区，老百姓的要求，就是军人的追求！
老百姓的要求，就是军人的追求——说得多好啊！望着眼前的战士，我想起一位叫希波克拉底的外国医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医生的岗位，就在病人的床边。
那么军人的岗位呢？是不是至死也该在老百姓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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