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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墓出土的成对金银饰件简析发布时间：首饰，古称“头面”，本指男女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后来主要指女性佩戴的饰品，今天则泛指人们身上所佩戴的耳环、项链、戒指、手镯等各种饰物。首饰是随时代的不同、人们生活习惯和服饰的变化而发展的。佩戴首饰，增加美感，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风尚，早在商代时期我国就制作出了成套的金质首饰。唐代是金银饰品制作和使用的鼎盛时期，人们把金、银、珍珠、宝石相互搭配，发挥不同材料的特点，充分展示出饰品富丽多姿、华美精致的风采，对后世的金银细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是我国金银工艺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政府对金银矿的开采、熔炼实行严格的控制有着更加完善的管理体系，专门设立宫廷内府银作局监管，制作供帝王、后妃们需要的金银器物。在银作局工作的工匠从全国各地抽调上来，他们都是金银工艺的高手，他们把各自的智慧和技术特长相互融合，制作出许多绝世精品。所以明代的金银饰品极为丰富，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美，都是空前的。随着手工业工艺水平和技术条件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明代的金银细工制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装饰内容、表现手法还是制作工艺，都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代金银首饰的制造，首先注重了样式设计，款式较之前代更为新颖，加强了富有吉祥意义的图案设计，大量运用了龙、凤等富贵造型。在制作过程中时常采用镂空技术，使较少的材料表现出较大的体积，镂空后的金银饰件更加精致、醒目，极具装饰效果。明代手工艺人对其中若干种技术的运用远远超过了前代，在金银首饰的加工中普遍运用了包括锤鍱、錾刻、累丝、掐丝、搓花丝、炸珠、焊接、开模、镶嵌等工艺，创作出了许多精品佳作。留存至今的明代金银饰件，传世的很多，由考古发掘出土于墓葬的也不少。其中有很多类型，诸如簪、镯钏、耳饰等饰物，通常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本文将选取一些出自明代墓葬的成对金银饰件，按类型划分，并做简单综述。&一、凤凰形插饰凤凰形簪，或可称凤凰形插饰，一般成对出土，大部分为金质，少数几件为银质鎏金。基本上都出自身份较高的命妇墓中。从外形上看，簪体扁平呈钩状，簪首饰一只凤凰，脚踏祥云，尾羽飘拂，作展翅鸣叫状，凤喙中空，可垂挂珍珠。具体的制作工艺各有区别，有的以累丝编制，有的以金片锤鍱，不一而足。关于它的使用方法，在传世的一些明代皇后、妃嫔和命妇画像中可以得到直观的答案。如南京市博物馆馆藏的《明代南京刑部尚书顾璘夫人画像》，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成对的凤凰形金簪是插于凤冠两旁，凤头向外，凤喙中悬挂珠串。这也印证了《明史·舆服志》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珠牡丹开头二，珠半开三，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金翟二，口衔珠结……”。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近60年的考古工作中，全国各地发掘了不少等级较高、随葬品丰富的明代墓葬，其中有十几座出土了成对的凤凰形插饰，一般都发现于女棺死者头部，有的凤冠保存比较完好的，可以清楚的分辨出，凤凰形插饰就插在凤冠的左右两侧。关于这类凤凰形对簪的具体出土情况，笔者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整理如下：&1、湖北钟祥明梁庄王朱瞻土自夫妇合葬墓[1]（景泰二年1451）出于梁庄王妃魏氏棺中（图1）。簪头上的凤凰以金丝精心编制而成，凤喙如鹦鹉，脑后有水草状肉冠。足踏祥云，振翅欲飞。&2、北京右安门外彭庄万贵夫妇墓[2]（成化十一年1475）金凤簪一对（图2），出于万贵夫妇合葬墓女棺中。通长21.2厘米。造型精巧别致，以锤鍱、錾刻、焊接等多种工艺制成。簪脚扁尖，簪头立一飞凤，脚踏祥云之上，双翅伸展，细长而弯曲的尾羽向后飘拂，其上錾刻细密的麦穗纹。簪脚上阴刻有“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成造玖成色金壹两贰钱伍分外焊伍厘”的铭文。该墓主人万贵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宠妃万贵妃之父，地位显赫，官居锦衣卫指挥使。该墓葬出土高品质的金银器颇多，大都是“慈宁宫”的宫廷制品。&3、江西南昌明宁靖王妃吴氏墓[3]（弘治十七年1504）金凤簪一对，出土时插在死者头部的珍珠点翠凤冠两侧顶端。凤以金片锤鍱而成，出土时嘴衔珠滴。凤簪造型生动逼真，制作工艺娴熟精湛，是明代宫廷金银细工之佳作。&4、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朱氏墓[4]（正德十二年1517）长22.3厘米。造型为一对昂首展翅的金凤凰，圆头尖喙，口中可衔珠串，头顶有冠，硕大而美丽的尾羽向后翻卷，矗立云端凌空欲舞，下接扁平钩状簪体。在制作上运用了垒丝、搓花丝、炸珠、焊接等工艺，出土时插在死者头上的攒珠如意灵芝纹凤冠的两侧。&5、扬州郊区西湖乡火金妻葛氏墓[5]（嘉靖十五年1536）出于火金妻葛孟顺棺中。通长16厘米，做工考究，雕镂精细。凤凰双翅张开，作飞翔状，造型别致，形态逼真。（注：根据该墓墓志可知，墓主火金的身份是“庠士”，即明代科举制度中对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他本身的地位并不高，其妻葛氏在他死后不久就因“哀痛不已”而死，被时人称作“节妇”，标榜为封建社会贞洁妇女的典范。所以她的墓葬规格及随葬品等级比其夫高很多，除金凤簪外，还有联珠状金手镯、嵌蓝宝石金簪等制作精美的首饰随葬。）&6、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6]（嘉靖十九年1540）金凤簪一对出自朱祐槟妃彭氏棺中。通长23厘米，其中凤高10.5，簪脚高12.5厘米。头部以金叶制成，喙如鹦鹉嘴而短。除头顶毛冠外，脑后还有两片水草状的肉冠，胸部圆鼓，翅如刀形，尾羽很长，从体后回旋向上而及于头部外卷。脚爪有力的抓在下面的云朵上，云朵纹以大小金丝编组而成，尾尖向后。簪脚上端为粗圆体金丝，自云朵下穿入其内。簪脚刻有“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成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的字样。&7、湖南湘西凤凰县五寨长官司彭氏墓[7]（嘉靖三十二年1553）该墓出土凤凰形金簪一对。一凤长8、高4厘米，另一凤长6厘米。凤昂首展翅，一件头、颈、背、尾镶彩色玉石11颗，另一件头已脱落，展翅张尾，翅及背部饰斜格纹和谷粒纹。&8、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8]（嘉靖三十六年1557）益庄王朱厚烨妃王氏和万氏棺中各出金凤簪一对。其中万氏墓出土的金凤簪与前述益端王朱祐槟妃彭氏墓出土的一对形制完全相同，簪脚所刻的银作局字样也一字不差，出土时均插在凤冠之上。这种形制的金凤簪很可能是明朝皇室宫廷内专门制作给亲王纳妃采礼之用。注：王氏与朱厚烨同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下葬，而万氏则于万历十九年（1591）迁葬于此。9、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9]元妃李英姑（嘉靖三十五年1556）棺中出土金凤簪一对。其形制与重量和益庄王妃王氏棺中所出的一对金凤簪完全相同。凤以金叶锤压而成，出土时凤簪插在九翟凤冠两侧，凤嘴衔长串珍珠，串中再缀珠花。簪脚上阴刻铭文：“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内造金七钱五分”。继妃孙氏（万历十年1582）棺中亦出土金凤簪一对，出土时插在点翠珍珠凤冠两侧。凤以金叶錾刻而成，凤尾用五片长条形金叶剪成。尾羽下点缀有两对卷曲的金丝。凤足踏祥云，振翅飞翔。簪脚上部弯曲，下端尖直，内侧阴刻“大明万历庚辰五月吉旦益国内典宝所称造珠冠上金凤每只计重贰两贰钱八分正”。注：万历庚辰年为万历八年（1580）&10、湖北蕲春县刘娘井明荆端王朱厚火全次妃刘氏墓[10]（嘉靖三十八年1559）与凤冠同出，制作精细。凤高6.5厘米。双凤昂首挺胸，足踏祥云，振翅翘尾作欲飞状，口含金丝，原应垂挂有珠串之类，现已缺失。&11、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墓[11]（万历十二年1584）赵炳然夫人王氏棺中出土鎏金银凤簪一对。通高17.8厘米，其中凤高5，簪脚高12.8厘米。凤的形象并不特别秀美，虽也足踏云朵作展翅状，但整体姿态略显呆滞。凤头部有冠，冠上嵌有宝石，双翼中间夹饰一蝴蝶。&12、北京海淀八里庄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12]（万历十五年1587）出于李伟夫人王氏棺中。通长29.5，其中凤高6.5，宽9.4厘米。凤以金片合成双面浮雕，中空，姿态展翅翘尾，足踏祥云。凤喙衔珠串，珠已脱落，仅余细金丝。&13、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天启）董四墓村一号墓葬有明熹宗朱由校的三位妃子：张裕妃、 段纯妃和李成妃。该墓出土金凤簪两对。累丝嵌宝石金凤簪一对（图3）[13]。通长24厘米，采用累丝、锤鍱、焊接、镶嵌等多种复杂工艺制成。簪首立一凤凰形饰（图4），足踏祥云，昂首而立，尾羽硕大向上翻卷，通体缀满细小的金珠。凤头以金叶制成，其余部分均由细如毫发的金丝堆垒而成，秀丽纤细；凤凰的翅膀上及云头上分别镶嵌红蓝宝石，色彩艳丽。累丝嵌宝衔珠金凤簪一对（图5）[14]。通长16.1厘米。簪柄为扁平窄条形，尾部尖利。簪首为云朵上立一金凤，头顶花冠，振翅欲飞，美丽的尾羽向后飘拂。凤的眼睛和背部以及云朵处各镶嵌红珊瑚一颗。其中一凤口衔一串珍珠，下缀一颗红珊瑚。另一凤所衔珠串已失。&14、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次妃王氏墓[15]（崇祯七年1634）鎏金银凤钗一对。原应插在死者头部的鎏金银凤冠上，出土时已溃散。制作精细程度远不及前几代益王妃墓中随葬的金凤簪，这一明显变化也是明代末经济凋敝的反映。&15、南京郊区佚名明墓[16]长17.6—18厘米。鹦鹉状喙，有穿孔可悬挂珠串，脑后有两绺毛冠，挺胸展翅，尾羽体积不大，向身后飘拂。&出土成对凤凰形插饰的墓葬大都等级较高，墓主人包括藩王、帝妃、王妃、公、侯以及尚书之类的一品大员。魏国公徐俌是明初开国功臣徐达的五世孙；武清侯李伟是万历帝朱翊钧生母慈圣太后的父亲，万贵则是成化皇帝宠妃万贵妃之父，都是权势显赫的外戚；土司彭氏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级官员。这些与《明史·舆服志》上记载的规定是大致相符的。这类成对的凤凰形插饰物制作精细华美，代表了明代金银细工的高超水平。&二、成对的发簪簪，本称“笄”，又称“簪子”，是历史悠久的用于束发盘髻的工具。上古时期多用竹、木、玉、石、蚌、骨等材料制作，形制朴素，以实用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簪的制作工艺也越来越复杂，材质多用金、银、玉、玳瑁、犀角等贵重材料，考究者将簪首制成各种形状，本来以实用为主的发簪逐渐成为塑造、美化发式的重要装饰品，甚至是炫耀财富、区隔身份的象征。到了手工艺高度发达的明代，发簪的造型更趋精美复杂。当时金银首饰的制作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累丝、镶嵌、花丝、錾刻、制胎等综合工艺运用十分纯熟。总的来说，发簪的杆部形制变化不大，基本为三类，一类浑圆，一类扁平，还有一类为方棱形。簪首则采用锤鍱、錾刻、累丝、填丝、焊接、镶嵌等多种工艺，竭尽变化技巧，做成形形色色的立体、半立体或平面的造型纹饰。明代妇女发式种类繁多，复杂多变，发簪在使用时分类更细，名称也各不相同。如用于发髻正面的簪子称为“挑心”，用于侧面的称为“掩鬓”；用于顶部的称为“顶簪”，用于发髻后部的称为“分心”。“挑心”总是单独的一支，插在整个发髻上最中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因此总是制作的玲珑奇巧、夺人眼球。如上海浦东陆氏父子夫妇合葬墓[17]所出的金莲花嵌宝白玉观音挑心、江阴青阳邹氏墓[18]所出的金镶宝石凤鸟银脚挑心等，无不极尽精致富丽，是同墓所出金银饰品中最最精巧华贵的一件。“掩鬓”则总是成对出土的，倒插于两鬓边，常见的式样如垂珠朵云，簪首造型为云朵式样，云朵上面或镶嵌各色宝石，如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达家族墓M8[19]所出的一对（图6）；或锤鍱出蝎子、蜈蚣、蟾蜍等五毒纹，如江阴青阳邹氏墓所出的一对（图7）；有的在云朵边缘镶嵌一周宝石，中间錾一只飞凤，如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继妃孙氏棺中所出的一对[20]……式样繁复，花样翻新，但簪柄均为扁平条状，插戴方式多是自下而上的所谓“倒插”，饰于发髻两旁，垂于鬓边。据《三才图会》记载，上述这种朵云形的“掩鬓”多用于礼服，又有“博鬓”之称（图8）。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样式略简单些的对簪，也是倒插于发髻两侧的，这在传世的明人所绘容像和明墓出土实物中都有直观的反映。这种类型的对簪一般长度在15厘米以上，簪体为长条形，且略作浅弧状。如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明墓[21]出土的一对婴戏牡丹纹金簪；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王氏墓出土的一对嵌宝石金簪[22]（图9）都属此类。在浙江义乌发现的明人吴之艺妻倪仁吉所绘吴氏先祖图册中的女性先祖画像[23]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画像主人公头戴凤冠，鬓角两边各倒插着一支嵌宝石金簪（图10），金簪的样式与徐俌夫人王氏墓所出的那一对几乎完全一致。除了比较正式的插于发髻两侧的“掩鬓”外，一副讲究的明代妇女“头面”中还包括若干对各种式样的小簪子。明人范濂在他的《云间据目钞》中这样描写江南妇女的发式：“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对，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梢簪插两三对，发眼中用犀玉大簪横插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飘枝花’……”，描写的极其详尽，可见当时妇女对簪钗之属的讲究。作为与“掩鬓”配合使用的对簪，这类小簪子一般长度在12厘米左右。样式简单的只是浑圆的簪柄上顶一个圆钉头（蘑菇头），这种式样也被称作“一点油”。略复杂一点的是花头簪，仍是圆杆簪柄，簪首做成一朵小花，或梅花、或菊花、或莲花、或牡丹，或其他，不一而足。讲究一点的在花蕊处镶嵌宝石，如徐俌夫人王氏墓所处的嵌宝石花形金簪一对[24]，一支在花蕊嵌猫睛石，另一支嵌绿松石；更讲究一点的则在簪顶的金花托上嵌玉花，再在玉花的花蕊中嵌珠宝，如上海浦东陆氏墓所出的两对嵌玉镶宝梅花形金簪（图11）[25]，在金花托上嵌五片青白玉花瓣，中心的圆形金托上嵌红宝石，金托周围以细金丝制成花蕊，这大概就是《天水冰山录》中提到的“金厢玉梅花簪”。同样见诸于《天水冰山录》记载的“金倒垂莲宝顶簪”，在南京尧化门一处明墓中有实物一对（图12）出土[26]；所谓“金菊花宝顶簪”，在南京徐达家族墓M6中发现过一对，簪首细颈上有一个累丝委角四方台，其上一朵细金丝重瓣菊花[27]。除了花朵形状的簪首外，明代的对簪簪首还常见一种草虫式样。蜻蜓、螳螂、蝴蝶、蝎子、蜘蛛，配以草叶，有的以金银制成，有的以金银为托，其上饰玉，形态生动，极具生活气息。草虫簪渊源古老，早先是节日里为了避邪和图吉利而佩戴的特殊饰品，隋唐时期就十分流行。到了明代，草虫簪之类因其活泼俏丽的装饰效果，已成为妇女日常簪戴的流行物件，明墓考古发掘也发现了若干此类实物。如上海卢湾区李惠利中学明墓出土了蚱蜢形鎏金银簪和虾形鎏金银簪各一对[28]，昆虫形象栩栩如生，极其写实；江阴青阳邹氏墓出土嵌宝石螳螂捕蝉金簪一对（图13）[29]，螳螂翅尾肥厚，形态矫健；北京武清侯李伟夫妇墓出土艾叶蝎子纹金簪一对（图14）[30]，艾叶上伏一蝎子，刻画精致入微；无锡鸿声前房桥明墓出土蜻蜓金簪一对，簪首窄金叶上栖一只须发颤动欲飞的蜻蜓（图15）[31]；无锡华复诚夫妇墓曹氏棺中所出的一对草虫簪[32]更是精巧无比，簪首银叶上嵌一玉叶，玉叶上系一只嵌有珍珠的金蝉，《天水冰山录》中将此称为“金累丝玉虫在上述类型的对簪之外，还有少量以人物形象为簪首纹饰的，如上海浦东陆氏墓的嵌玉莲花仙子形金簪一对[33]；北京董四墓村明墓的累丝嵌宝童子骑羊纹金簪一对（图16）[34]。到明代中晚期时，以“福”、“寿”、“喜”、“卐”字纹等吉祥文字为主题纹饰的对簪也颇为流行，如江西南城益宣王朱翊鈏继妃孙氏棺中所出的嵌宝石“福”、“寿”字云龙纹金簪一对[35]；北京武清侯李伟夫妇墓出土的嵌宝镶玉“喜”字纹金簪两对、嵌宝镶玉“寿”字纹金簪一对[36]；上海卢湾区潘允澂夫人赵氏墓出土的刻福寿字纹鎏金银簪一对[37]……这也可以看作是清代极度流行的以吉祥文字、吉祥图案为主题的装饰艺术潮流的前奏。以下“表一”是汇集了部分明墓考古资料，对各地明墓出土的成对发簪情况的简单总结。&表一出&土&发&簪墓&&葬年&&代梅花头鎏金银簪1对江西德安熊氏夫妇墓[1]嘉靖十六年(1537年)牡丹花头鎏金银簪2对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人王氏墓[2]万历十二年（1584年）绣球花头鎏金银簪2对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亚夫人杨氏墓[3]&如意云托日形金簪1对嵌玉梅花头金簪1对菊花头金簪1对（图18）江苏江阴长泾夏彝夫妇合葬墓[4]&正德八年（1513年）锤鍱艾虎五毒纹金簪1对嵌宝石蝴蝶牡丹金簪1对（图17）嵌宝石螳螂捕蝉金簪1对花头金簪3对（分别为牡丹、莲蓬等不同花形）江苏江阴青阳邹氏墓[5]注：青阳所出对簪的簪柄皆为银质，簪首部分为金质。正德十六年（1521年）花头金簪1对花头鎏金银簪1对辽宁鞍山倪家台崔胜夫妇墓[6]弘治十二年（1499年）嵌玛瑙桃形金簪1对辽宁鞍山倪家台崔鑑夫妇墓[7]正德六年（1511年）花头金簪2对辽宁鞍山倪家台崔哲夫妇墓[8]正德五年（1510年）花头金簪2对辽宁鞍山倪家台崔贤夫妇墓[9]正德十二年（1517年）嵌玉莲花仙子形金簪1对嵌玉梅花形金簪2对嵌玉涡纹（月华锦）银簪1对上海浦东明陆氏父子夫妇合葬墓[10]嘉靖万历年间扁菊头双股镂空金簪1对梅花头金簪1对江西南昌明宁靖王妃吴氏墓[11]弘治十七年（1504年）嵌宝石重瓣莲花头金簪2对（图19）山西大同明代甘固总兵孙柏川夫妇墓[12]&注：出于孙柏川继室朱氏棺中，簪柄为银质，两对簪呈十字形插在死者头部的金冠之上&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圆钉头金簪1对江西新建宁献王朱权墓[13]正统十三年（1448年）嵌宝石金簪1对云南昆明呈贡王家营沐崧夫人徐氏墓[14]嘉靖年间嵌蓝宝石金簪1对万字头鎏金银簪1对扬州郊区西湖乡火金妻葛氏墓[15]嘉靖十五年（1536年）梅花头金簪1对伞状花形金簪1对嵌宝石云头形金簪1对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祐槟妃彭氏墓[16]&注：伞状花形金簪的簪柄上刻铭“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五钱”嘉靖十九年（1540年）六瓣梅花形银簪1对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元妃李氏墓[17]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嵌宝石飞凤纹金簪1对& 嵌宝石飞凤云头形金簪1对&
嵌宝石福寿云龙纹金簪1对&嵌宝石花蝶纹金簪1对半& 嵌宝石凤头金簪1对& 嵌宝石龙头金簪1对&
梅花头金簪2对&漩涡纹（月华锦）金簪1对&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继妃孙氏墓[18]&注：漩涡纹金簪的簪柄上刻铭“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十月内造玖成色金五钱重”万历十年（1582年）嵌玉梅花形金簪1对艾叶蝎子纹金簪1对龙首耳挖形金簪1对嵌宝镶玉喜字纹金簪2对 &嵌宝镶玉寿字纹金簪1对& 嵌宝镶玉番莲花纹金簪1对 嵌宝镶玉花蝶纹金簪1对&北京海淀八里庄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19]&万历十五年（1587年）蚱蜢形鎏金银簪1对虾形鎏金银簪1对嵌宝石花形鎏金银簪1对半& 莲花形鎏金银簪1对&
圆钉头银簪1对&菊花形鎏金银簪2对嵌宝石戏珠龙形鎏金银簪1对&上海卢湾区李惠利中学明墓[20]明中晚期六瓣花头鎏金银簪1对& 刻福寿字纹鎏金银簪1对& 莲花形鎏金银簪1对上海卢湾区潘允澂夫人赵氏墓[21]万历年间花头金簪1对（簪柄为银质）福建漳浦县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夫妇墓[22]&万历四十年（1612年）婴戏牡丹纹金簪1对南京太平门外板仓[23]&菊花方头金簪1对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达家族墓M6[24]&牡丹纹金簪1对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宋晟母墓[25]明代早期累丝凤凰花卉纹金簪1对（一为梅花纹一为牡丹纹）& 圆钉头金簪1对（一为漩涡纹另一光素）& 漩涡纹鎏金银簪1对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朱氏墓[26]正德十二年（1517年）嵌宝石金簪1对嵌宝石花形金簪1对（一嵌猫睛石一嵌绿松石） 圆钉头金簪1对& 漩涡纹金簪1对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王氏墓[27]正德十二年（1517年）嵌玛瑙佛手蜜蜂形金簪1对南京江宁将军山沐叡墓[28]天启七年（1627年）嵌宝石云头形金簪1对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达家族墓M8[29]&刻螭虎纹蘑菇头金簪1对南京中华门外明墓出土[30]&六瓣莲花形金簪1对南京太平门外尧化门明墓出土[31]&累丝嵌宝童子骑羊纹金簪1对& 累丝嵌宝凤鸟花叶形金簪1对（图20、21）& 累丝嵌宝四瓣花形金簪1对&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天启年间&三、耳饰明代耳饰可以分为耳环和耳坠两类。耳环上部为用以穿耳的细长弯钩，下附做成各种形状的装饰物；而耳坠的形制与耳环略有不同，上为一个开口的圆环，下缀可以摇荡的饰件。明代的耳环和耳坠之间有些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通常把垂饰部分能够自如晃动的称为“耳坠”或“坠子”，垂饰与上部的弯钩为一个整体，不能自如晃动的则称为“耳环”。典型的明代耳环簪戴起来，耳后会露出很长的细长弯脚，而耳坠则不是这样。在官方的舆服制度中，耳环比耳坠更加正式。明人王圻编著的《三才图会》中，在“内外命妇冠服”一类中特地画出“环”的式样，展示了明代耳环的典型样式。《明史》卷六七《舆服三》中所列品官命妇冠服中，耳饰均为环；故宫旧藏明代皇后画像和传世的明代命妇画像中，与凤冠霞帔相配的也多为耳环。在画像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耳后有很长的S形耳环弯脚露出。相对而言，耳坠的使用更加生活化，既有与耳环一体的，也有可分开的类型，后者可根据需要随时更换不同的耳坠。《金瓶梅词话》中曾提及到多种耳坠名称，如“宝石坠子”、“金笼坠子”、“金镶假青石头坠子”、“金镶紫瑛坠子”、“银镶坠儿”、“玲珑坠儿”等。明代耳饰工艺精绝，形制多种多样。明代民间的笔记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耳环的记载，如记载严嵩被抄没家产的《天水冰山录》中，有“金点翠珠宝耳环”、“金水晶仙人耳环”、“金厢玉人耳环”、“金厢四珠宝石古老钱耳环”、“纯金方楞耳环”、“金珠串楼台人物耳环”、“金厢玉灯笼耳环”、“金摺丝楼阁耳环”、“金累丝灯笼耳环”等几十种耳环的名称。这形形色色的耳环名称在出土于各地明墓的诸多耳饰实物中也大多得到了印证。如“金累丝灯笼耳环”在南京鼓楼区明墓中有一对出土（图22）[69]；“金厢玉人耳环”在无锡华复诚夫妇墓[70]和上海打浦桥明顾东川夫妇（图23）墓中[71]均有出土；“金摺丝楼阁耳环”见诸于南京板仓徐达家族墓，虽只残余一只，但两层楼阁之瓦垄、屏风、栏杆、望柱均精细如缩微模型[72]……以下文字即是将部分明墓出土耳饰根据外形分为几个类型，做简单的归纳总结。&A 葫芦形耳环出土的明代耳环中有一种葫芦形的耳环最为常见，其形制为上端钩状，下接累丝中空金质或银质葫芦，或以上小下大两颗玉珠相连而成，形似葫芦,其上有金片圆盖，其下再挂一颗金属饰珠。《天水冰山录》所记“金叠丝葫芦耳环”、“金摺丝葫芦耳环”、“金光葫芦耳环”、“金珠宝葫芦耳环”等，就是指此类耳饰。外形虽都是大同小异的葫芦状，细节装饰上却各有妙处。有的是外表光素的实心葫芦；有的空心，并在葫芦表面作出六瓣、八瓣、十瓣不等的瓜棱；有的葫芦是两个累丝镂空花球穿缀而成；有的顶覆金瓜叶，中间一双白玉珠相缀为葫芦，中间束腰处勒以小金珠圆环，底部又以金叶托底……种种工巧，各具匠心。这种葫芦形耳环一直流行到清代。目前出土有葫芦形耳环的明墓大致如下：1、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73]（天顺元年1457）葫芦形银耳环一对。长3.1厘米。S形弯脚下接空心葫芦坠饰。2、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74]（弘治、正德年间）葫芦形金耳环五对，崔胜、崔鑑、崔锴、崔哲、崔贤墓各出一对。尺寸相近，均在4.2厘米左右，形制不尽相同。崔胜墓（弘治十二年1499）所出的一对以极细的金丝焊成空心葫芦形坠饰；崔鑑墓（正德六年1511）所出的一对用金丝串以大粒珍珠做成葫芦状坠饰；崔锴墓（弘治十一年1498）所出的一对葫芦为实体，外部表面饰有细长条纹；崔哲墓（正德五年1510）所出的一对葫芦为瓜棱状实体；崔贤墓（正德十二年1517）所出的一对葫芦为光素无纹的实体。3、江苏江阴长泾夏彝夫妇合葬墓[75]（正德八年1513）葫芦形金耳环两对。形制相同，尺寸略有出入，一对长6.4厘米，一对长6.8厘米。钩状细金丝弯脚下接实心光素葫芦坠饰，葫芦顶端饰有花瓣状的蒂。累丝葫芦形金耳环三对。上为钩状金丝弯脚，下接葫芦。以极细金丝焊成空心葫芦，累丝编制，束腰处以联珠纹链接。一对长6.3厘米，累丝部分填小卷草纹；一对长8厘米，累丝部分填枣花锦，外观如一小一大两只绣球连体；一对长7.3厘米，编丝对接于腹径最大处，葫芦顶端蒂部以攒心小金珠做成梅花形。以上三对耳环均出自夏彝妻蒋氏棺中（图24）。4、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朱氏墓[76]（正德十二年1517）葫芦形金耳环一对（图25）。长5.1厘米。S形金丝弯脚下接由五个圆珠组成的五瓣花，以缠绕的细金丝链接五片叶子，下连七棱状空心葫芦5、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墓[77]（万历十二年1584）葫芦形金耳环两对，夫人王氏墓、亚夫人杨氏墓各出一对。S形细金丝弯脚下接空心葫芦，葫芦顶端饰有花蒂和叶子，其中夫人王氏墓出土的一对在葫芦蒂和叶子上嵌有宝石十颗。6、上海浦东明陆氏父子夫妇合葬墓[78]（嘉靖、万历年间）葫芦形嵌白玉金耳环一对（图26）。钩状细金丝下接镶金白玉葫芦形坠饰。葫芦为玉质，顶端饰有精美的花瓣状金叶和丝蕊，并在蒂部左右各嵌宝石一颗，葫芦束腰处及托底部分皆以金饰。7、上海卢湾区李惠利中学明墓[79]（明中晚期）葫芦形金耳环一对。高2.2厘米，S形细金丝弯脚下接光素实心葫芦，葫芦顶端饰有花瓣状蒂。葫芦形嵌水晶珠金耳环一对。高3.4厘米，葫芦坠饰由上小下大两颗水晶珠串成葫芦形，盖顶、托底均有精细的花瓣形金箔装饰。葫芦形嵌镂空钱文白玉金耳环一对。高4.5厘米，葫芦坠饰由上小下大两颗镂空铜钱纹白玉珠串成葫芦形，葫芦顶部的蒂饰有精巧的花瓣形金箔，托底及束腰处均为金质。8、南京中华门外铁心桥明墓葫芦形金耳环一对[80]。长5.5厘米。S形金丝弯脚下接光素空心葫芦，葫芦顶部饰以螺旋状细金丝数周。9、南京太平门外尧化门明墓葫芦形金耳环一对[81]。长6.2，宽1.7厘米。C形细金丝下接十棱形空心葫芦，葫芦底部锤鍱成十瓣花朵状。&B 嵌绿松石金耳环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这种类型的耳环流行于明初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南京一带的明墓中出土尤为集中。其形制为：耳环以金丝扭成三角形，三角形两腰上各穿饰一六瓣花形的小绿松石。三角形顶端再用金丝绕成一个螺旋形的小圆饼，并在其上穿饰一粒两角菱形的绿松石，其上接用以穿耳的S形细长弯脚。此类耳环大多形制都是如此，细微之处略有差别，如有的只在三角形金丝顶端处穿缀两角菱形绿松石，在三角形两腰处并无穿饰花形小绿松石饰件。&表二出土嵌绿松石耳饰的墓葬墓葬年代器物情况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膺绪夫妇墓[82]永乐十四年（1416年 ）仅存一，长6厘米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宋晟夫人叶氏墓（图27）[83]永乐十九年（1421年）长5.1厘米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宋晟夫人许氏墓[84]永乐十六年（1418年）长5厘米南京江宁将军山沐晟墓[85]正统四年（1439年）长4.7厘米南京太平门外林化所M2&&南京中央门外回家山&&板仓天文仪器厂M9&&江西德安熊氏夫妇墓[86]嘉靖十六年（1537年）&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祐槟夫妇墓[87]嘉靖十九年（1540年）通长8.3厘米鞍山倪家台崔鑑夫妇墓[88]正德六年（1511年）金丝串松石、珍珠三角形耳环一对江西南昌宁靖王妃吴氏墓[89]弘治十七年（1504年）嵌珍珠、绿松石金耳环一对&C 坠饰为人物形象的金耳坠此型坠饰即《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的“金厢玉人耳环”、“金水晶仙人耳环”等，坠饰部分为金质或玉质的立姿人物形象，身披飞舞的飘带，似为仙人。出土此类耳坠的明墓有：1、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达家族墓采药仙子形金耳坠一对（图28）[90]。长10.3厘米。S形金丝长脚弯钩，其下坠以人物形象的坠饰。最顶端是一朵莲花形六角宝盖顶，其上镶嵌细小宝石若干，有部分宝石已脱落无存。宝盖下又以弯钩坠以一个脚踏莲花宝座的仙子形象，似为女子，头挽高髻，颈戴项圈，身穿双层莲瓣纹饰的衣裙，周身飘带环绕飞舞，一手握锄，身后背篓，篓中露出一支刚刚摘得的灵芝。采药仙子形象栩栩如生，细部刻画精致入微。2、上海打浦桥明顾东川夫妇墓（嘉靖）白玉圆雕童子金耳坠一对（图23）[91]。S形金丝弯脚下连以白玉圆雕童子形坠饰。童子头顶有花瓣形金质装饰，脚下为金质双层莲花座。白玉童子为立姿，脑后有髻，眉目五官均以短小的细阴线刻划。肩部披帛，双掌于胸前相合，神情静穆，姿态安详。图27 图283、江苏无锡华复诚夫妇墓镶玉雕仙人金耳坠一对[92]。S形金丝弯脚下连以玉雕仙人形坠饰。玉雕仙人立姿，足踏金莲花座，眉目清晰，肩上飘带飞舞，双手于胸前相合。&D 嵌宝石或穿珠的金耳环在这一类的耳环中，最正式的当属《天水冰山录》中提到的“金厢四珠耳环”、“金厢四珠宝耳环”，系为S形金丝弯脚下接一两角菱形金饰件，其下又以金丝将四粒大小相近的珍珠连缀为一体，大致为一梯形。在其另一些明代文献中又称为“四珠葫芦环”或“大塔形葫芦环”。这种样式的耳环大约是宫廷中比较正式的一种，因为在传世的明代皇后像中，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画中人物的双耳下戴着形制规整的“金厢四珠耳环”；南京市博物馆馆藏的顾璘夫人写真像也清晰的画出了人物双耳下的四珠耳环。在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继妃孙氏棺中，出土了与明代皇后画像上形制完全相同的金镶四珠耳环一对（图29）。图29 图30 图31此外《天水冰山录》中提到的“金厢珠宝耳环”、“金厢玉茄耳坠”、“金嵌珠宝耳坠”，及其他文献中提到的“天生茄儿”耳环，“一珠”耳环，都是以宝石、珍珠、玉珠等穿缀或镶嵌于金耳环上，使耳环的坠饰部分色彩鲜明，造型奇特。出土此类耳饰的明墓大致如下：1、江苏江阴长泾夏彝夫妇合葬墓（正德八年1513）嵌宝石（或珍珠）金耳环一对[93]。出自夏彝妻蒋氏棺中。长7.7厘米，钩状金丝弯脚下接由小到大三个四叶菱形金托，金托背面以卷草纹填丝衬底。金托内本应镶嵌宝石或珍珠，惜已全部缺失。2、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朱氏墓（正德十二年1517）嵌红蓝宝石茄形金耳环一对（图30）[94]。长4.3厘米。S形金丝弯脚下接圆形金托，金托内嵌红宝石，并有薄金片打制而成的花叶形装饰。下接水滴形长金托，内嵌椭圆形蓝宝石。整个外形状似茄子，《天水冰山录》记载的名称为“金厢珠宝茄耳坠”。3、江苏江阴青阳邹氏墓（正德十六年1521）嵌红蓝宝石金耳环一对（图31）[95]。长7.45厘米，钩状金丝弯脚下接“蝶恋花”坠饰。最上端为小蝴蝶，金托周围以薄金片打制成蝴蝶翅膀，金托内镶嵌蓝宝石为蝴蝶身体；蝴蝶下接两朵花，花心各嵌方形红宝石一颗，且用金片随宝石形状围成浅框，金托外以薄金片打制成花瓣形状。两花背面锤鍱处方胜形纹饰。4、扬州郊区西湖乡火金妻葛氏墓（嘉靖十五年1536）嵌红蓝宝石金耳环一对[96]。具体形制不详。5、云南昆明呈贡王家营明沐崧夫妇墓（嘉靖年间）嵌红宝石金耳环一对[97]。长5.5厘米。S形金丝弯脚下接花形金托，托内镶嵌红宝石。6、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嵌宝石镶玉珠茄形金耳坠一对[98]。出于元妃李英姑墓中（嘉靖三十五年1556）。长6.5厘米。开口环形细金丝下钩茄形坠饰。坠饰上端有圆鼻，以金丝缀以花萼状金叶四瓣再穿绕于圆鼻内，每瓣花叶上均以填丝饰缠枝卷草纹，其上各有一金托，内嵌宝石；花萼下缀水滴状椭圆玉珠一颗。坠饰形状颇似茄子。嵌珠金耳环一对。出于继妃孙氏墓中（万历十年1582）。钩状金丝弯脚下接两脚菱形饰物，其下以金丝穿缀四颗珍珠铰接成方形，中心处镶嵌一颗宝石。7、上海卢湾区明潘氏家族墓嵌宝石金耳环一对[99]。出于潘惠夫妇（万历十五年1587）墓中，长3.2厘米。形制大体与江阴青阳邹氏墓出土的“蝶恋花”式嵌宝石金耳环相似。最顶端为蝴蝶，下接两花，蝴蝶身体和花朵中心部位都有金托镶嵌宝石，花朵周围还有若干小金托，本应每只耳环都嵌有十颗珠宝，但现仅存红宝石一颗。耳环背面以金丝填成相连的钱文。&E 简洁小巧的耳丁香所谓耳丁香，清代文人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声容部》里有这样的记载：“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妆艳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这种耳环的坠饰捶打成小巧的颗粒状，因形状与丁香花相似，所以俗名“耳丁香”，佩戴时缀于耳垂上小小一点，通常用于居家常服。出土此类耳环的明墓有如下几座：1、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王克英夫人墓（弘治八年1495）金耳丁香一对[100]。长1.5厘米，细金丝弯脚下接光素的圆钉头半球体坠饰，样式简洁小巧。2、山西大同明甘固总兵孙柏川夫妇合葬墓（万历三十九年1611）金耳丁香一对（图19）[101]。形制与上文南京王克英夫人墓所出相同。3、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佟卜年妻陈氏墓（明代末年）兔纹金耳环一对[102]。长1.5厘米，金丝弯脚下接一如意云形小金片，其上錾刻兔纹。形制与标准的圆钉头“耳丁香”略有区别，但大致形状和较小的尺寸仍然符合古人对“耳丁香”一物的定义。4、南京中华门外安德门纬八路明墓S形金耳环一对[103]。长2.4厘米，整个形状呈上端较细，下端略粗的S形。简洁的式样和较小的尺寸符合“耳丁香”的定义。&F 环状金耳环整体为一可开口的环形，环的具体形状各有不同。有的在薄片状环体上錾刻花纹，有的光素无纹，有的将环体做成花形，不一而足。以下是一些出土此类耳环的墓葬：1、南京江宁龙都明墓菊花纹金耳环[104]，仅余一只。长2.8厘米，为可开口的环形，C形细金丝后接薄金片锤鍱而成的扁菊花。2、南京郊区诸明墓刻花卉纹金耳环一对[105]。直径2.4厘米。为可开口的环形，C形细金丝后接薄金片，金片上錾刻略具其意的简单花卉纹。环形金耳环一对[106]。直径2.4厘米。为可开口的环形，C形细金丝后接薄金片，金片光素无纹。环形金耳环两对[107]。直径2—2.4厘米。为可开口的环形，C形细金丝后接空心金环。3、南京光华门明墓九珠花形金耳环[108]，仅余一只。直径3.3厘米。为可开口的环形，C形细金丝后接弧形花托，其上饰九个相连的花蕊。&四、镯、钏手镯古称“环”或“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钏，臂环也。”《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八中也说：“环臂谓之钏。”唐代时把戴在手腕处的钏称为“腕钏”，而戴在手臂处的称为“臂钏”或“臂环”。可见中国古代较早时候对“镯”和“钏”区分的并不严格，一直到了较晚的明清时期，才逐渐形成戴在腕处单圈的称为“镯”而戴在手臂上多圈的称为“钏”的定义。明代初年，对金银材质饰物的运用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关于“镯钏”之类，《明史》卷六十六中记载：“皇后常服：洪武三年定……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一品命妇“镯钏皆用金”，五品命妇“镯钏皆用银镀金”，六品命妇“镯钏”皆用银，至于一般平名，则明确写明了“庶人冠服：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严格的舆服制度逐渐松动，质地高贵、嵌珠镶宝的镯钏之类在民间也普及起来了。各地明墓出土手镯、臂钏数量甚丰，以下会分别列举。明墓出土的手镯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制：&A 双龙首金镯均为金质，采用模范浇铸或模压锤锻工艺，镯体光素或铸为联珠形，也有镶嵌宝石的，开口的两端饰以龙首，形制粗犷，手感厚重。《天水冰山录》中提到的“金螭头镯”，应该就是此类手镯。目前出土此类双龙首金镯的部分墓葬罗列如下：1、南京江宁将军山沐昌祚墓（天启五年1625）双龙首金镯一对[109]。直径7厘米。镯为开口的扁体环形，开口处雕刻两只相对的龙首，龙睛、齿、髯、须均刻划精细，镯体开口处背面内侧錾刻龙首下颌的花纹。2、南京江宁将军山沐瓒墓双龙首金镯一对。形制与沐昌祚墓所出相类。沐瓒为沐英的曾孙，其墓葬于2005年6月被发现。3、南京江宁将军山沐叡墓（天启七年1627）嵌宝石双龙首金镯一对[110]。直径9厘米。镯为开口的扁条体环形，开口处为一对怒目而视的龙首。龙首制作精细，栩栩如生。龙睛暴突，翻唇露齿，须发后扬，额上本镶有珍珠或宝石，现仅余空托。镯头背面内侧浅刻龙首下颌的花纹。镯身等距焊浅框金托一周，分别嵌有红、蓝宝石，个别仅余空金托，原镶嵌物可能为珍珠或其他宝石。金托周围饰浅刻的缠枝卷草纹。4、北京海淀八里庄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万历十五年1587）双龙首金镯一对[111]，出于李伟夫人王氏棺中。形制与南京沐昌祚墓所出相似。系以宽0.6、长20厘米的扁平金条打制，两端开口处呈龙首形。5、江苏江阴青阳邹氏墓（正德十六年1521）双龙首联珠纹金镯一对（图32）[112]。为开口的环形，镯身呈联珠状，两端为相对的龙首，龙首刻划生动，阔鼻深目，龙麟片片清晰可辨。两只手镯共重229.76克。&B联珠形手镯镯身为联珠状，两端开口，开口处有对称的方形、矩形或六棱形装饰。《天水冰山录》中将这种镯体为联珠形的手镯称为“金贯珠镯”。出土该类手镯的部分明代墓葬如下：1、云南昆明呈贡王家营明沐崧夫妇墓（嘉靖年间）联珠形金镯一对[113]。呈椭圆形，直径6.5—7.7厘米。呈开口的环状，镯头处光素，镯身打造成凹凸有致的联珠形状。2、扬州郊区西湖乡火金妻葛氏墓（嘉靖十五年1536）联珠形金镯一对[114]。呈椭圆形，最宽处6厘米，镯身呈联珠样式，每只重87.5克。3、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墓联珠形金镯一对（图33）[115]。直径7.5—8.4厘米。呈开口的环形，镯身为联珠形，打磨光滑，色泽明亮。镯头开口处錾刻细密的针叶纹。图32 图33&C 活页可分离式手镯镯身一般由两个半圆组成，一端以合页相连，另一端设有各类卡口装置，可任意开启与闭合，有的卡口以金属链相连。这类手镯往往工艺复杂，设计奇巧。出土活页式手镯的明墓有：1、湖北钟祥梁庄王夫妇墓（正统六年1441；景泰二年1451）镶宝石金镯一对（图34）[116]，出于梁庄王夫妇合葬墓后室。呈椭圆形，高2.6，直径5.7—6.2，厚0.2厘米。每只手镯各由两个半圆形扁平金片合成，其中一端作“活页式”链接，另一端用一根插销链接。手镯可自由启合，拔起插销时，镯便打开；扣下插销时，则扣合牢固。金镯内壁光素，打磨十分光洁；外壁上下口沿处均饰以精致细密的联珠纹。外壁面以掐丝法做成图案繁复精美的地纹，其上焊有8个等距离分布的花丝金托，托内镶嵌各色宝石。其中一只手镯缺失了一粒宝石，另一只手镯缺失两粒。两只手镯分别重127克、132.5克。2、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明墓金镶玉花卉纹镯一对（图35）[117]。直径6.5厘米。每只镯各由两个半圆形部件合成，中间结合处作“活页式”连接，开头处为半圆小球状的子母扣，可以自由打开或合上。镯面为六节白玉镶嵌在累丝金框内，上下边缘饰精细的回纹，镯开口处和连接处饰流畅且对称的花卉纹。金镯的内壁则满饰整齐工致的六瓣花叶纹。&D 镯体为扁条形的开口式手镯与前述双龙首镯、联珠形镯同属开口式手镯，但样式更简单朴素，镯体为扁条形，大部分光素，极少数有刻纹。出土此类手镯的明墓如下：1、山西大同明代甘固总兵孙柏川夫妇合葬墓（万历三十九年1611）金手镯一对（图36）[118]。高1.6厘米。形制相同，式样简单，无任何花哨的装饰。呈开口的环形，镯身为扁条带状，上下沿处外翻，开口处两端各有一小六面柱体和圆球体与镯身相连。图35 图362、福建漳浦县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夫妇墓（万历四十年1612）银镯一对[119]。出于卢维桢妻张氏棺中。式样简单，开口交接处各有２厘米长的六角形柱状体。3、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嵌宝石刻凤纹金镯一对（图37）[120]。直径6.5厘米，重112克。以捶打成扁片状的金条制成未封口的镯身，两端镯头各焊接一梅花形金托，托内各嵌红宝石一颗。镯身内壁打磨光滑，外壁錾刻精美的云凤纹。钏，又名“缠臂”，又称“跳脱”，是中国古代妇女戴在手臂上的装饰品，在唐代时已很流行。根据钏身刻纹的有无，《天水冰山录》将其区分为“金素钏”和“金花钏”。与简单轻便、实用性更强的手镯相比，作为日常饰物，臂钏的生命力显然稍弱一些。尽管古代诗文中有许多关于戴钏女子的动人诗句，象“轻衫衬跳脱”，又如“额黄浸腻发，臂钏透红纱”，或是“皓腕肥来银钏窄”，《簪花仕女图》等古代名画镯也多次出现腕部戴钏的妇女形象，但事实上，自明代中期以后，重量更沉、穿戴不便的臂钏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实，出土臂钏的明墓纪年大多在正德之前，明晚期的墓葬中很少有发现。出土过臂钏的明墓主要有如下几座：1、北京右安门外彭庄万贵夫妇墓（成化十一年1475）金光素钏一只（图38）[121]。直径6.2厘米，重260克。将浇铸成的金条捶打成弧形扁片后再盘绕成螺旋状，两端逐渐变细，并用金丝缠绕。这件金钏盘成十一圈，器形完整，通体光素，因成色较好，埋藏地下几百年出土后仍色泽明亮。金鈒花钏一只[122]。通常17.5厘米，重296克。扁平条形金片缠绕成九圈螺旋状钏体，两端以金丝缠绕。钏身外壁通体錾刻线条流畅的缠枝叶纹。2、湖北钟祥梁庄王夫妇墓（正统六年1441；景泰二年1451）刻灵芝纹金钏一对（图39）[123]。直径6.5—7.5厘米。以宽0.7、厚0.1厘米的扁平金条缠绕成十二圈螺旋状，上下两端均整齐密集的缠绕细金丝，并与次圈纠结固定。金钏内壁打磨光洁，外壁满饰錾刻的缠枝灵芝纹，制作极其精致华美。图37 图38图393、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王氏墓（正德十二年1517）刻牡丹莲纹金钏一对[124]。直径7.2厘米，以扁条形金片盘成七圈，每圈之间以四道细金丝相连，上下两头左右可以活动，以便调节松紧。末尾一节以细金丝紧密缠绕，开头的一节在钏身外壁上錾刻梅花、芍药、牡丹、莲花、菊花等精美的花卉纹，并以缠枝叶相互勾连。4、南京太平门外曹国山明墓金钏一对[125]。直径6厘米，以扁平条形的金片缠绕成螺旋状，共盘绕十三圈，钏身光素无纹。前后两端以金丝编成环套，以便调节松紧。明代典籍中将这种光素无纹的钏饰称作“金光素钏”。5、南京郊区明墓采集金鈒花钏一只[126]。直径6.4厘米。以扁平条形金片弯制成十二圈螺旋状，两端有金丝编成的环套，以调节松紧。金钏的一端平錾精美的缠枝灵芝纹。刻铭文金光素钏一只[127]。直径6.3厘米。以扁平条形金片弯制成十圈螺旋状，两端有金丝编成供调节松紧的环套。钏身光素无纹，但一端内侧刻有“尚官局玖成金每只壹拾两内使监造作头张四等”的文字。这一铭文对研究明代宫廷内金银作坊的官职设置及度量衡制度等具有一定价值。&五、对戒戒指是套在手指上的环状饰物，古称“约指”、“指环”、“手记”或“代指”。“戒指”这一名称是明代以后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的。明人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之“女饰”篇中有这样的记载：“金玉追炼约于指间，曰戒指。”“戒指”一词中的“戒”字暗含了指环曾有的“避忌”之意，宋代文献《太平御览》中就有过用金银指环区分宫中嫔妃能否接受皇帝“御幸”的记载。汉代以后，指环多作为男女间定情下聘、谈婚论嫁的信物，以指环之“环”寓意情意绵长，循环无尽。明清通俗小说中关于男女幽会、互赠戒指传情达意的故事也很多见。事实上，在许多出自明墓的戒指实物中，大部分出自女棺，并且有许多都是成对出土的，其基本形制大致可分为活口型、封闭型和镶嵌型三种。顾名思义，活口型戒指的特征是指环接头相搭，并不焊死，可以根据手指的粗细调节指环的直径大小，这种活口型戒指也是明墓中最为常见的；相对的，封闭型就是指环部分为封闭的环形、不可调节大小的戒指；镶嵌型则是指在金属指环上留有托座并在其上镶嵌珠宝的类型。以下表三是部分已发现的明代墓葬中成对戒指的简单情况。&表三对戒出土情况出&土&墓&葬墓葬年代菊瓣纹银戒指1对江西德安熊氏夫妇墓[128]嘉靖十六年（1537年）刻字金戒指1对河南林县牛家岗牛任大墓[129]崇祯四年（1631年）刻鹭鸶莲纹金戒指1对（图40）（62）[130]南京中华门外西善桥&镂空钱纹金戒指1对[131]南京中华门外西善桥&渔樵耕读纹金戒指1对[132]南京卡子门外丁墙村明墓&竹节纹金戒指1对[133]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佟卜年妻陈氏墓&狮纹鎏金银戒指1对嵌宝石鎏金银戒指3对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人王氏墓[134]万历十二年（1584年）梅花纹金戒指1对菊花纹鎏金银戒指1对嵌宝石鎏金银戒指2对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亚夫人杨氏墓[135]&嵌宝石金戒指2对湖北蕲春刘娘井荆端王次妃刘氏墓[136]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嵌宝石金戒指2对上海浦东明陆氏父子夫妇合葬墓[137]嘉靖万历年间嵌宝石金戒指1对云南昆明呈贡王家营沐崧夫人徐氏墓[138]嘉靖年间活心金戒指1对扬州郊区西湖乡火金夫妇墓[139]嘉靖十五年（1536年）双龙首联珠形金戒指1对嵌宝石戒指2对上海卢湾区李惠利中学明墓[140]明中晚期刻“松”“柏”字纹金戒指1对嵌宝石金戒指1对上海卢湾区明潘允澂夫人赵氏墓[141]万历年间&六、纽扣金银质纽扣，自唐代起就是贵族服饰的组成部分。在古代，纽扣的形制有雌雄的象征，雄者为扣，雌者为纽，相合而成一副纽扣。明清之际，南方中上层社会妇女的日常衣领高约寸许，用一两个领扣，明代中期以后，领扣流行用贵金属金或银制作，主要用于女子服装的领口，《天水冰山录》中有关于“金属扣”的记载。其样式颇为丰富，有童子捧葵、双蝶戏花、祥云、双鱼、花卉、元宝组合等。各地明墓中均有金银纽扣实物出土，其部分情况如以下表四所列。表四出&土&纽&扣墓&&葬年&&代双蝶戏花金扣1副[142]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福清公主墓永乐十五年（1417年）蝴蝶葵花形金扣1副（图41）[143]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钦妻何妙莲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嵌宝石双蝶戏花金扣1副（图42）[144]北京右安门外彭庄万贵夫妇墓成化十一年（1475年）双蝶形金扣2副童子捧葵形银扣1副（图43）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朱氏墓[145]正德十二年（1517年）童子捧花形金扣1副（图44）如意云头形金扣1副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夫人王氏墓[146]正德十二年（1517年）嵌红蓝宝石花形金扣（图45）1副[147]南京郊区明墓&双蝶戏花形金扣1副[148]南京江宁殷巷陈西明墓&牡丹花形金扣1副[149]南京江东门双闸明墓&双鱼莲花形金扣1副童子捧莲形金扣1副[150]南京江宁殷巷明墓&双蝶戏花形金扣1副菊花纹鎏金银扣1副梅花纹银扣1副元宝纹银扣1副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人王氏墓[151]万历十二年（1584年）双蝶戏花形银扣1副如意云头形银扣1副元宝纹银扣1副四川剑阁县明兵部尚书赵炳然亚夫人杨氏墓[152]万历十二年（1584年）双蝶戏花形金扣1副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夫人王氏墓（万氏墓）[153]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嵌宝石双蝶戏花大金扣2副嵌宝石双蝶菊花纹中金扣7副半双蝶戏花小金扣6副半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祐槟妃彭氏墓[154]嘉靖十九年（1540年）嵌宝石双蝶戏花金扣7副双蝶戏花小金扣14副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继妃孙氏墓[155]万历十年（1582年）元宝形金扣1副（图46）江苏江阴青阳邹氏墓[156]正德十六年（1521年）元宝纹金扣2副上海卢湾区李惠利中学明墓[157]明中晚期嵌宝石骑鹿人物纹金扣一组（图47）[158]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如意云纹金扣3副辽宁鞍山倪家台崔胜夫妇墓[159]弘治十二年（1499年）&七、其他成对饰件除发簪、镯钏之类用途明确的饰物外，明墓中还出土了一些用途有待考证的薄片状金银饰件。根据它们在外形和尺寸上的区别分别简要归纳成如下几种类型：&（一）蝴蝶或飞蛾金饰件成对出土，片状，形象如展翅的蝴蝶或飞蛾。个体长度大约在六七厘米左右，目前已发现的两对均出自明代早期的墓葬，墓主人分别是靖海侯吴忠和西宁侯宋晟。1、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吴忠墓（洪武二十三年1390）飞蛾形金饰件一对[160]。各长7.3厘米。将薄金片锤鍱成飞蛾形状，再细细錾刻处飞蛾身体和翅膀的纹路，蛾髯以金丝缠绕表现。飞蛾翅膀上缘处和身体下端两侧分别穿有四对共八个小孔，可能供缝缀用。2、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宋晟墓（永乐五年1407）蝴蝶形金饰件一对（图48）[161]。各长6.4厘米。将薄金片锤鍱成蝴蝶形状，再细细錾刻处蝴蝶身体和翅膀的纹路，蝶髯以金丝缠绕表现。蝴蝶翅膀边缘处和交界处留有狭长空隙，可能供缝缀用。图48&（二）刻“日”、“月”字纹饰件成对出土的薄片形饰件，外形为圆形金属片上阴刻文字，一为“日”，一为“月”。有的圆片下有云朵图案。尺寸长6厘米左右，应为专用于随葬的明器，而非实用的日常装饰品。也有单个出土的，如南京汪兴祖墓出土的云托“日”字纹金饰件、南京中央门外小市出土的云托“日”字纹金饰件，以及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仇成墓出土的刻“日”字纹圆形金饰件，都是只出土了一件。出土成对刻“日”、“月”字纹饰件的墓葬有如下几座：1、安徽凤阳汤和墓（洪武二十八年1395）刻日”、“月”字纹圆形银饰件一对[162]。直径6.2厘米。圆形薄银片制成，中间分别刻日”、“月”字纹。2、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俌墓（正德十二年1577）云托“日”、“月”字纹银饰件一对（图49）。各长6厘米。薄银片锤鍱而成，形状为祥云图案上托圆形银片，中间分别刻“日”、“月”字纹。出土时置于死者的头部下。图493、江苏武进王洛家族墓（正德七年1512）云托“日”、“月”字纹银饰件一对[163]。形制与徐俌墓出土的一对大致相同，出土时缝在棉被上。&（三）缝在额帕上的小型成对饰件明清时期，额帕是江南一代妇女的日常流行饰物。额帕的使用可追溯至唐宋，唐代时称为“抹额”，宋代时称作“抹子”。其面料从丝绸、缎子、纱帛到绒布、貂皮不等，宽窄长短不一，系在额头上，是一种兼具束发、装饰与保健功能的特殊饰物。明代额帕又称“箍儿”或“头箍”，多以黑色纺织品如绫、纱制成，每件宽约三寸，长约六寸，其上常缀饰一些形状各异的小型金银珠翠。《天水冰山录》中有“金厢珠宝头箍”和“金厢珠玉宝石头箍”的记载。在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也发现过缝珠缀玉的额帕实物。如上海打浦桥顾定芳夫妇墓出土的一件（图50）[164]，黄白色布带边缘缝一圈小珠子，布带中心缝缀一片镶金托玉雕团龙饰件，左右依次对称缀饰八对共16件镶金托玉饰件；定陵孝端皇后棺中出土的黄素绫抹额上缝缀七朵有点翠嵌宝的金菊花；四川剑阁赵炳然夫人王氏棺中出土若干做工精致的八仙、寿星形小金饰[165]，均出自死者头部附近，应该是从已朽烂的额帕上掉落的。缝缀在额帕上的饰件一般器形较小，尺寸大多在2—3厘米左右，有些是成对出土的，当初应该是对称的缝缀在额帕的左右两边的。形状有花朵、游鱼、人物、昆虫、飞鸟种种不等。质地有金有银，嵌宝镶玉，装饰手段丰富。出土此类饰件的多为长江以南的明代中晚期墓葬，与江南妇女喜用额帕的习惯相符合。图50出土此类小型成对饰件的墓葬有：1、上海浦东明陆氏父子夫妇合葬墓[166]（嘉靖万历年间）镶宝石花形金饰件四对。每对的花形各不相同，三对为五瓣花形中镶宝石，花瓣形状有圆有方，丰瘦有别；另一对为密集细长的菊瓣状花形饰件，中心亦镶嵌宝石。金镶玉鱼形饰件一对。玉鱼方向相对，以细金丝镶嵌固定在薄金片上。金片下端饰金梅花四朵，以五颗宝石间隔。玉鱼雕刻细致入微，线条阴刻工整，全身覆盖菱形鳞片，姿态呈游动状，闭嘴厚唇，尾上翘，分鳍成弓形，背鳍凸起如波浪，腹下分水鳍前伸。金镶玉莲花形饰件一对。叶形薄金片上以金丝镶嵌固定玉雕莲花一朵，衬以水草。玉莲上伏金螃蟹一只，八足刚直锐利，双螯伸张作争斗状，背上嵌宝石一颗，形态生动逼真。金镶玉蝶形花饰件两对。蝴蝶形薄金片上镶嵌玉雕花朵，花蕊用金丝做成，中央饰金梅花一朵，上嵌宝石。金镶宝石蝴蝶形饰件两对。蝴蝶形金片上镶嵌宝石，蝶须以金丝制成。2、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墓[167]（万历年间）鎏金嵌宝石花形饰件一对。高2.6厘米。六瓣花形，花瓣打制成薄片状，中心花蕊处嵌有宝石。鎏金凤凰形饰件一对。高2.1厘米。凤凰呈侧飞状，方向相对。昂首展翅，翅膀上镶嵌珍珠和蓝宝石。鎏金螳螂形饰件一对。高2.5厘米。以叶片为底托，用细小的弹簧将螳螂和叶片连在一起。螳螂半立姿，作振翅欲斗状。鎏金嵌玉人物饰件一对。高2.6—2.8厘米。薄片朵云形，上嵌人物形玉片。&上文是笔者通过搜集、整理近年来各地明墓考古发掘报告，对出土于明代墓葬的成对金银饰件做出的简单归纳。总体来说，作为已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王朝，其金银饰的工艺造型已与唐宋以来丰满富丽、清秀典雅的风格大相径庭，其风格越来越趋向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加浓厚。这些成对的金银饰件，大多造型雍容华贵，宝石镶嵌色彩斑斓，龙凤图案象征着高贵与权势，与富丽堂皇的明代宫廷装饰艺术总体风格和谐一致，而那些普遍出现的花朵草虫图案仍未脱生动古朴之气，体现了自然世俗的市民生活气息。&参考书目：1、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冠服首饰》，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3、周汛、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4、周汛、高春明著：《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上海学林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10月上海第1版。&--------------------------------------------------------------------------------[1]梁柱：《梁庄王墓5000件珍宝出土——明定陵以后的最大发现》，《文物天地》2002年第1期。[2]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74，图42，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版。[3]樊昌生等：《宁靖王妃，盛装出土》，《文物天地》2002年第3期。[4]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市博物馆：《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文物》1982年第2期。[5]吴炜：《扬州两座明墓》，《扬州文博》1999年第3期。[6]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墓》，《文物》1973年第3期。[7]张中一：《湘西凤凰县五寨长官司彭氏墓调查》，《文物》1962年第1期。[8]江西省文管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9]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金引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10]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1958年第5 期。[11]四川省博物馆、剑阁县文化馆：《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2期。[12]张先得、刘精义、呼玉恒：《北京市郊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4期。[13]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69、图193，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版。[14]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83、图211，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版。[15]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16]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104，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17]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记述》，《考古》1985年第6期。[18]唐汉章、翁雪花：《江阴长泾、青阳出土明代金银饰》，《文物》2001年第5期。[19]南京市博物馆：《明中山王徐达家族墓》，《文物》1993年第2期。[20] 同9[21]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板仓村明墓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10期；图见《明朝首饰冠服》页87。[22]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90，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3]杨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一）》页175，图9-11，9-12-1。[24] 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91、92，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25] 同17[26] 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106，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27] 同19[28] 何民华：《上海市李惠利中学明代墓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29] 同18[30] 同12[31] 杨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一）》，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32]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2期。[33] 同17[34] 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页162、图181，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版。[35] 同9[36] 同12[37] 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市卢湾区明潘氏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8期。[38] 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明代熊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39] 同11[40] 同11[41] 同18[42] 同18[43]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鞍山市文化局文物组：《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文物》1978年第11期。[44] 同43[45] 同43[46] 同43[47] 同17[48] 同3[4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明代甘固总兵夫妇合葬墓》，《文物世界》2002年第4期。[50]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51]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王家营明清墓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4期。[52] 同5[53] 同6[54] 同9[55] 同9[56] 同12[57] 同28[58] 同37[59]王文径：《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60] 同21[61] 同19[62]南京市文管会：《中华门外明墓》，《考古》1962年第9期。[63] 同4[64] 同4[65]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叡墓》，《考古》1999年第10期。[66] 同19[67] 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99。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68] 同26[69] 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131，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70] 同32[71]王正书：《上海打浦桥明墓出土玉器》，《文物》2000年第4期。[72] 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129，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73]广东省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1期。[74] 同43[75] 同18[76] 同4[77] 同11[78] 同17[79] 同28[80] 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140，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81] 南京市博物馆编：《明朝首饰冠服》页145，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82] 同19[83] 同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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