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调查“特供3D”：中国成唯一坑爹特区
有料Vol.36 独家调查中国特供3D电影
　　【点击阅读专题】有料Vol.36独家调查特供3D内幕：中国成唯一坑爹特区
　　新浪娱乐讯 4月18日，又一部专门为中国观众定制的特供3D电影《超验骇客》即将上映。这已经是出品方DMG公司，继《环形使者》、《钢铁侠3》内地特供版之后，在华推出的第三部特供影片。
　　《钢铁侠3》插入范冰冰和王学圻的片段，成为了观众吐槽的重点，这一次也不例外。《超验骇客》监制克里斯托弗-诺兰曾经多次明确表示过拒绝3D版本电影，他坚持复古的电影制作手法，成为了他个人独特的标签。而正因为如此，据《好莱坞报道者》称，全世界只给中国观众放映的《超验骇客》是3D版。到底是为什么呢？
　　钱改变了这一切。中国市场对3D的接纳程度之高，让许多根本不需要3D效果的电影找到了生财之道，在美国本土的影评网站烂番茄上，被视作一颗“烂番茄”的大片《机械战警》3D版本在中国上映之后，一举取得了3.29亿的票房收入，占到了该片全球票房市场的20%。 《好莱坞报道者》看到了这个现象：“索尼和米高梅将《机械战警》进行3D转制再在中国上映的决定，使他们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上取得了丰厚回报。中国观众对3D版本的电影热情高涨，这总是可以提高一部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票房。”
　　为何中国会成为3D的特供区，是“人傻钱多”，还是电影市场在政策、硬件等方面的特殊性集合？这些3D大片效果如何，是坑爹的3D，还是全球最棒的3D呢？新浪娱乐对话专业转制3D公司，大陆台湾两地影院从业者，为你抽丝剥茧看3D。
　　监制、主编：陈弋弋
　　副主编：钱德勒
　　采访、撰稿：魏頔
　　策划：王玉年
　　编辑：梵一
DMG公司推出的3部中国特供版电影
　　特供的3D
　　《超验骇客》片方一问3D就慌神，你怕什么呢？
　　《超验骇客》的监制是成功制作了《盗梦空间》的克里斯托弗-诺兰，该片将在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这部结合了科技和人的电影，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特供3D电影的范本。新浪娱乐在发布会现场向DMG公司“铁三角”中的两位吴冰、丹-密茨询问，为何此次又提供特供3D版本在中国市场，现场一片混乱下，丹-密茨在人群中呼唤Angela小姐，现场与Angela小姐一番私语之后，Angela小姐说拒绝回答有关3D的问题。新浪娱乐追问，转制技术是否也是在国内完成，丹-密茨称本片在好莱坞进行转制，但对于接下来的追问“既然在好莱坞制作完成，是否将3D版本在全球范围投放？如果全球投放，为何只独有中国买单？”DMG拒绝了正面回答该问题。
　　关于3D转制的正常问题，却使得片方如此紧张，很难不让人想象，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仅仅是2014年4月前，就有《机械战警》、《超验骇客》两部好莱坞大片，选择在中国市场放映3D版本，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部是普通版本，这一特殊的现象也被讽刺地称为“特供3D大片”。
辨别是否是特供3D，可以看各地区海报
　　赚钱的3D
　　转制成本：均价每分钟一万美金 烂3D没下限
　　“3D的电影放映，放到全国电影票房市场来看，要比普通的2D版本，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国内知名影院经理告诉新浪娱乐。“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如果是2D版本，票房的收益预计是2个亿的话，3D的版本就会获得2.6亿。”事实上，这还只是粗略估计下的静态票房收入，在数字银幕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3D电影毫无疑可以获得更多的排片。
　　北京天工异彩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参与了《画皮2》《唐山大地震》等片的特效公司，副总经理王璇告诉新浪娱乐，“目前国内的市场3D转制的报价，通常在6万人民币一分钟。当然这个价格也和好莱坞1万美金1分钟的价格接近。目前在转制价格方面，基本上国内外都很透明了，因此像《机械战警》这样的片子，转制的费用基本上也在这个区间内。”
　　而北京立方影科技有限公司的CEO崔晓宇透露，转制成本在不同量要求和工期等条件下差别很大，尤其前者。“最高转制成本在千万美元左右，而最低成本几乎没有下限。我认为几十万元人民币一部影片的转制服务也存在过，作出来的质量也会以‘无下限’作匹配。目前国内制作成本平均在500万人民币左右，在美国如果非要得到个平均数作参考，大约是400万美元。”
　　让我们帮片方算一笔账。以《机械战警》102分钟的时长来举例，该片每一分钟花费6万人民币的转制费用，将会为片方增加612万的制片成本，却可以在市场上为其增加9870万、也就是几乎一亿元的票房收入。3D转制当然是一笔以小搏大的好生意。
身为《超验骇客》的诺兰并不支持3D电影
　　尴尬的3D：
　　观众被假高潮骗了 难欣赏一流效果
　　有不少电影发烧友非常忌讳影片的3D技术是通过转制获得的，认为转制的效果会较同步拍摄相比悬殊很大。
　　“对于实拍 3D和转制3D 技术行业分为两派，”王璇说：“从效果的部分来说各有优点和缺点，举个例子大家都认为美国会做实拍3D最多，但事实上转制公司在好莱坞要比实拍团队更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从技术方面解释，转制的画面和前期拍摄的画面进入到后期制作后流程是一样的，画面的明暗效果及颜色都是可以通过数字中间片环节调光调色实现处理的。”
　　立方影崔晓宇先生却告诉新浪娱乐：“目前完全在中国内地转制的好莱坞大片数量极少。这里不包括一些外包制作，比如作为3D转制普遍采用的制作工序，‘抠画’、‘修图’等需要大量制作人员，一些国外公司出于人力成本考虑，将这些制作环节外包到内地，但这些公司不一定以3D转制为主要业务。另一方面，内地直接承接好莱坞全程3D转制制作的公司也极少，不过综合考虑内地制作质量、数据安全、以及成本低廉的优势，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转制在内地完成。”
　　王璇还透露，韩国的RD2、台湾的“兔将创意”这两年也开始参与到国内大型电影的制作，并且陆续也有了进军内地成立公司的计划。
　　新浪娱乐连线了国内3D制作领域较为领先的技术公司立方影，据调查得知，该公司也是好莱坞电影《机械战警》在中国内地的转制公司。立方影内部的相关技术负责人，也证实了此说法：“好莱坞很多3D电影的后期，也是在立方影制作的，公司现在尚无法对外宣布，但我们正在操作一个国际大导演的大制作电影，将在今年七月全球上映。”
　　为什么“特供的3D”是丹-密茨不顾现场失态试图回避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题总会引起中国人反感，而不是“独享”的兴奋。
　　立方影的崔晓宇在看待这个问题时说：“以《2012》为例，我认为这部影片的3D效果其实不错，当然并不代表所有观众都看到了较好的效果，这跟影院播放条件也有很大关系。如前所述，不认为是转制技术问题。而就《2012》这个影片本身，更不是受到素材限制影响3D效果。《2012》这部片子有很多适合3D呈现的画面，包括在拍摄之初导演艾默里奇也有过3D制作的考虑。”
　　在大部分的内地3D影片中，片商只是来赚取票房，却不愿意拿出与之相当的效果。这也让观众有种被假高潮骗了的感受。曾经《2012》3D版本播出后，有网友甚至评论“全影片只有字幕是有特技效果的”；而已经取得票房大卖的《机械战警》，近开头的几分钟需要3D，之后的100分钟观众只感受到3D眼镜的多余。
来中国被忽悠的可不止德普一个
　　疯狂的3D：
　　效果差亮度低价格高 中国观众照看不误
　　只要播放3D版本的电影，大陆的市场就一定会给出丰厚的回报，这种狂热的追逐3D的情绪，在中国市场上的反应最为明显。
　　台湾威秀影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关经理李光爵，也告诉新浪娱乐，全球范围内如此狂热爱好3D的，只有中国大陆、中南美洲和俄罗斯市场。欧洲大部分地区、日韩、北美市场都没有那么喜爱3D，并不会如此的对3D买账。李光爵以台湾市场为例，他提到只有像电影《阿凡达》、《少年派》这样的影片，3D版本才会被观众买账，而事实上，市场上3D效果好的电影也没几部，台湾观众就会以价格为导向，不去选择观影。
　　新浪娱乐也向台湾娱乐记者H了解情况，H也基本认同李光爵的观点：“在台湾，一般2D的电影票是300块新台币，但是3D版本就要500块，几乎翻了一倍，可是普遍来说3D效果也未见得好，这样就根本不会看3D，只要能看普通版本就好了。”天工异彩的王璇对新浪说：“放眼整个亚洲地区，只有中国人对于3D是最热衷的，韩国和日本对于立体的追逐没有这么强烈。美国电影人深深发现了中国人及市场的这一特性，选择特供投其所好。”同时他也认为：“这没什么不好，毕竟电影归根到底，就是艺术属性小于商业属性的商品。”
　　崔晓宇认为，在此之前包括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对3D版本电影的市场需求并不大。直到《画皮 II》的票房成功后，3D转制市场才开始快速发展。他认为：“如果非要找出原因，我认为具有3D效果的影片更能形成大制作的感觉，这也是一种事实：毕竟作得起3D。而就目前来讲，观影文化主要集中在对大片的追捧。”
　　他还强调：“但有一点，国内观众其实更有理由反感某些3D体验，因为很多影院的放映条件相对其它国家和地区差很多。低劣的3D播放条件和3D制作/转制都会造成观众对3D兴趣的减少，这需要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和服务态度。”
　　除了非理性的狂热外，内地分账大片的制度也在另一侧面，鼓励了3D影片的投放量。在进口大片新增的14部配额中，对此14部影片的要求为仅是3D或IMAX版本，3D转制的成本如前所述，算来算去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也会让片方加大力度在中国市场投入3D影片。
　　崔晓宇也说：“市场需求和相应的政策使有3D版的影片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世界上有很多市场和地区对3D的兴趣相对较高，但是作为世界市场第二大票仓，中国对3D的兴趣是国外影片忽略不起的。
　　(魏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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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信箱：et#(#改为@)人物志黄耀明：不是出柜，是要打破这个“柜”
发帖人：陈中禹
来 自 西 陆 军 事
人物志封面
陈弋弋(微博)/采写 孙慧/图
黄耀明(微博)，如果单纯用歌手去定义他，会显得太懒惰。1988年《你还爱我吗？》呼应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今天应该很高兴》反映香港移民大潮，2004年的《达明一派(微博)为人民服务演唱会20周年庆典》演出日期是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日，在达明一派兜兜转转香港演唱会当晚，黄耀明对着台下涌动的人头，大声说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gay佬。”自那天晚上起，他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人物。同性恋维权组织香港女同盟的工作人员说，黄耀明是到目前为止公开出柜的第二位知名香港艺人。第一位则是张国荣(同抑郁症抗争多年，2003年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跳楼自杀)。
5月1日，黄耀明来到北京。在这个扬着浮尘的地方，他谈起一周前让他成为各大媒体头条的轰动“出柜”事件：“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公众人物，站出来指着自己说，我是。”
黄耀明是出道25年的公众人物，从来没有主流过，却将偏锋坚持成了风格。不消费回忆，不断有新碟问世，歌迷从50后跨至80、90后。黄耀明这样的歌手，实在只有黄耀明一个。人们形容他，爱用“靓”、“妖娆”“美丽”这样的字眼，但，自那天以后，人们形容黄耀明的词，也许该添上“勇敢”。
黄耀明要的，不只是“出柜”，而是要打破这个“柜”。
黄耀明目光坚定
出柜不需要理由：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公众人物，站出来指着自己说，我是。”
陈弋弋：4月23日，你在达明一派的香港演唱会上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除了宣布这个事实之外，你还想表达什么？
黄耀明：其实我只是讲几句话而已，但是那几句话很重要。因为有一个公众人物在那么公开的场合高调地宣称我是一个同性恋，对于大家很重要。在大众媒体面前，同性恋者都很怕谈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越怕越要多讨论、多说，所以就觉得――从我开始吧！其实我以前也会谈这个事情，但会比较小心一点。
陈弋弋：以前是只谈观点不谈自己是吧？
黄耀明：对，但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公众人物，站出来指着自己说，我是。
陈弋弋：为什么呢？
黄耀明：因为这样做，可以给其他同志一股力量。不见得他们都会走出来，做所谓“出柜”的事，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怕。他们应该明白，这件事不需要怕被人知道，不需要认为我是同性恋就是我的错，不需要有犯罪感、愧疚感。今天，我宣布了，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去慢慢鼓励别人，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不要怕。当然，我也希望社会对于同性恋和他们的伴侣，给到和异性恋一样的保障和权利。
比如说，香港有一个反歧视协会，他们反对种族之间的歧视、男女的歧视、年龄的歧视，但是没有谈到同性恋，我觉得这是一个缺失。所以我走出来承认、呼吁，希望能慢慢地推动我们的社会，去反省是否保障了同性恋应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
黄耀明手舞足蹈
陈弋弋：就你个人来说，你是红了很多年的艺人，你所享受的生活环境在某些程度上比普通的人要好，这种同性恋的歧视你会遇到吗？
黄耀明：就算我不会遇到，我也应该为那些会遇到的人争取。是的，我生活比较富足，喜欢我的人很多，我完全不需要站出来，站出来给我增添了好多麻烦，也给我的家人带去麻烦。但我不甘心，我需要替那些不太好的人争取。实际上，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大陆，到了这个年头，大家的很多观念还是很保守。我觉得我应该走出来，多说几句话给大家多点提醒。
出柜前一刻：
“那整个下午，我一想到我要说的话，心里就很快乐，但是也紧张。”
陈弋弋：你和流行歌手不太一样，你的歌都是关注社会话题的，我无法想象一个关注社会话题、批判社会现实的人，不敢承认真实的自己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你的一种需要。
黄耀明：对，我就是所谓的一个受害者。我以前也怕，不敢告诉别人。
陈弋弋：小的时候？
黄耀明：长大了也一样怕……现在我不怕了。我开始觉得，可以给那些当初和我一样怕的人鼓励，让他们不要怕。
陈弋弋：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克服这种怕的呢？你第一次向家人公开是很小的时候？
黄耀明：也不小了，差不多三十岁了。
陈弋弋：在说出来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觉得，得到父母的谅解和认可是最关键的？
黄耀明：父母跟家人的谅解当然重要，但是……他们不一定真的了解，我跟我爸妈说了之后，他们是很被动的接受，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黄耀明投入演出
陈弋弋：什么叫很被动的接受？
黄耀明：他们首先心里明白，我已经长大了，不可能按他们的意志王晶斥占中 躺在街上的人不代表香港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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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
　　记者:过去大概十年的时间，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您觉得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吗？
　　郑永年：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另外一个转型，出口型要转向内需型，这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怎样建立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社会改革上去了。
　　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存款，因为“房奴”、“孩奴”，需要解决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保障问题。中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依赖欧美肯定是错误的方向。中国的调整就需要建立消费型社会。说来说去，就是建立中产阶级。如果接下来几年能够把中产阶级做大，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也不需要“维稳”了。
　　记者:城市化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郑永年：现在对很多城市的官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土地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把人家的土地剥夺了，这个更惨。现在有些地方城市化已经过度了，需要的是巩固，要把人的城市化放在优先的位置。
　　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官员对于城市化没有正确地理解。他们以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做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农村人口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化要和农村的建设齐头并进，而并不是说要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进行城市化。否则土地城市化了，人倒还没城市化。有些地方已经过度了，造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农村化。欧美也一样，城市化并不是说农村就不重要了。过不了多少年，中国人就会怀念起乡村生活。
　　记者:现在要壮大中产阶级，瓶颈在哪里？
　　郑永年：从历史上来看，中产的壮大不外乎通过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育、医疗这些保障要做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成长很快，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产说不定明天就可能变成贫穷阶层。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中产就是靠自己的存款，小孩上学了马上就变成了“孩奴”，买了房子就变成了“房奴”，一家人中有人得个重病，可以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责任，让人们的收入慢慢增加。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增加。(本网驻新加坡记者 陈济朋 胡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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