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怀二胎后被逼引产 体制内身份成隐形绳索|二胎|计划生育|单独家庭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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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怀二胎后被逼引产 体制内身份成隐形绳索
艰难的二胎
　　等待“二胎”
　　他们是一群梦想生育二胎的人，这个梦想很卑微，但他们却无法实现，尽管即将施行的“单独二胎”新政为生二胎放了一个小口子，但他们不是“单独家庭”，不合政策条件。他们只能在等待“二胎”的煎熬中继续做梦……
　　记者_郭丽萍 广州报道
　　生两个孩子，是她的梦想。
　　严琳是一个9岁孩子的母亲，为了留下肚里意外怀上的另一个孩子，她考虑过给儿子办残疾证，试了假离婚，提出辞职，但还是没能突破计划生育的森严壁垒。她和丈夫体制内的身份，那份“好听”、越来越多人挤破脑袋企盼的工作：公务员，在关键时刻，反而成了绑架她、挣脱不了的隐形绳索。
　　计生人员威胁，领导辱骂，最终连家人也没与她站在同一边。这个母亲不明白，怀孕这件很美好的事，怎么却成了一场噩梦，自己只不过是想生个孩子，怎么被当成了罪人。
　　在严琳被迫引产肚中已有明显胎动的孩子21天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那只大手将二胎生育权的大闸门抬起一道缝隙，将单独家庭放了出去。但严琳和许许多多等待生二胎的非独家庭一样，依然被挡在门的这一边。
　　戈多，始终没有出现。
　　想生二胎的人
　　2013年的夏天，再次发现意外怀孕时，34岁的严琳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严琳心疼孤独的儿子，想生个弟弟或妹妹好让他有个伴。她和丈夫都出生于计划生育全面实行之前，严琳有个哥哥，她的丈夫也有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庆幸体会过家里人多热闹的氛围，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照应。但是到了自己儿子这一代，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使得邻里年龄相近的小朋友都少了，到了周末或假期，儿子连一起玩的伙伴都没有。
　　另外，严琳的哥哥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至今未婚，以后结婚生子的可能性也很小。严琳的父母觉得，如果她能再要一个孩子，也算是填补这个遗憾。
　　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严琳也觉得自己在育儿方面更有经验了。夫妻二人工作稳定，经济上不算特别富裕，但也承担得起再生一个孩子。年龄在一年年增长，已经不容许她再多地犹豫、等待。
　　让许多与严琳相似的家庭生二胎的想法更加迫切的，是对“失独”这个潜伏的幽灵的恐惧。独生子女家庭被认为是在走钢丝的风险家庭。人口学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1975年到2010年间，中国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约有4%的孩子在25岁之前死亡。到2035年，这2.2亿个家庭就有近千万家庭不幸遭受失独之痛。
　　33岁的董民诚，有个6岁的孩子，也是一位走在钢丝上的父亲。失独对他来说，不只是抽象的数据，而是身边真切的悲剧。一位亲戚唯一的儿子在大学毕业之际，患白血病离世。这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夫妻俩都崩溃了，他们的状态没法用“活着”来形容，只能说“还没有死”。这位亲戚一听到鞭炮声就哭：“孩子在的话，也该结婚啦，咋就没了。”而他的妻子更是不停念叨“宝贝哪去了，宝贝哪去了……”
　　董民诚的父亲不相信宣传标语所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地震、三聚氰胺、疫苗、幼儿园门口的凶杀事件、教师虐童……各种天灾人祸，随时可能夺去独生子女家庭的唯一寄托。伤亡严重的2011年丰县校车事故，离董民诚家不到8公里。他希望董民诚生两个孩子，使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大一些。
　　“没有世外桃源”
　　但在得知妻子意外怀孕之后，严琳丈夫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不能要。”
　　身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他深谙，体制内的人违反计划生育后果更严重。他们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超生”不仅要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还将意味着被“双开”。这个群体仰赖体制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同时又被体制牢牢束缚，在计生政策前没有反抗的余地。
　　早在2004年生完第一胎的时候，严琳就被要求“上环”。那时候，她还是一名老师，学校里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频繁地给她打电话。虽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并没有关于“上环”的规定，但现实中，“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却近乎强制规定，与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证明”、新生儿户口登记挂钩，甚至被一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列入考核指标。耐不过每个月一次的催促，在生完孩子半年之后严琳上了环。
　　但是，严琳遇上了她原先所顾虑的一系列副作用。严琳原以为是生完孩子之后的妇科炎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得不频繁地去医院，找过中医、西医，服下一帖帖的中药，却一直没见效，直到2012年取了环。取环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有单位书面证明体质不适合戴环。
　　在严琳夫妻考虑生二胎的可能后果时，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蔡智奇已经被告知，有人举报他违反计划生育生了两个孩子，校方要求他尽快自动离职。日，蔡智奇正式接到华南理工大学人事处《关于给予蔡智奇开除处分决定》的通知书。蔡智奇给学生写了一份公开信：我已经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在华工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也一度被校方要求退学。
　　就在蔡智奇居住的教师公寓楼下，贴着一份街道办的《举报计划外生育怀孕有奖》，奖金最高达3000元。有不满的人对此作了回应，在告示的显眼处画了个大圈，里面写了两个大写字母：SB。
　　2007年，蔡智奇作为留学人员前往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陪读的妻子在美国生下了大女儿。回国前，妻子意外怀孕，在回国后的2010年1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近些年，在蔡智奇的身后，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纷纷远赴境外生育，入当地籍，以规避计划生育政策。但深圳等地已经出台计划生育新规，将这种情况定性为“超生”。
　　蔡智奇认为他与这些人不一样，他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她的大女儿是美国籍，不占用出国前获得的生育指标。而且，2002年国家计生委印发的《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中提到，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不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而且，12月初，蔡智奇向校方提交了申诉，不过，一个月过去，他还未收到答复。
　　意外怀孕之后，苦恼、矛盾的严琳试图寻求网络的帮助，她加入了一些因想生二胎这个共同诉求而集结起来的QQ群。在那里，严琳第一次认识了几个近些年积极呼吁停止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士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易富贤。
　　医学出身的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他从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并在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之后，系统反思和批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易富贤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费在人口研究上。他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给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资料，希望通过法治的途径停止计划生育。
　　严琳看过他的博客，开始试着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经历。易富贤收到严琳的邮件后，将她的经历发到了微博上。不少网友质问：如果真的这么在意孩子，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体制？
　　严琳不是没有想过辞职生孩子。但她不可能在家做全职主妇，而北方这座小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像样的企业特别少，她这个年纪的人再出去找工作很难。计生部门的人还威胁，即使她辞职生孩子，她老公也会被开除。生二胎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约13万(当地普通公务员一年工资3~4万)，是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以后两个孩子的负担将更重。
　　易富贤回应那些质问严琳这类体制内家庭的网友：“即使离开体制，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没有世外桃源可逃。”为了生二胎，易江的妻子在怀孕前提前辞去了公立中学老师的工作，在2009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逃离体制的家庭，依然没有逃出计划生育的掌心。除了被要求缴纳近5万元的社会抚养费，2012年易江在一家国企准备办入职手续的时候，因为“超生”，最后只能签第三方合同，成为“临时工”。因为触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他还失去了申请积分入户广州的资格。
　　另一位长期反对计生政策的人士杨支柱，正在筹划写一本书，叫《一百个人的被计划生育经历》。介入2012年的陕西镇坪强制堕胎事件之后，他的生活多了一项新内容：接待计生受害者，为他们介绍律师和记者。而这些人里不仅有体制内的人，也有体制外的人。
　　蔡智奇已经请了律师，准备打官司，他已经有心理准备，知道这条路会很难走。杨支柱告诉他，法官得听县领导的，县领导的乌纱帽又被计生这条线管着，很多都不立案，即使立案了，就他所知的案子都输了。
　　一票否决制
　　在省重点中学老师董民诚工作的城市，三年前有两对夫妻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同时两位中学校长、一位教育局的科长受牵连，被调离工作岗位。董民诚所在的学校对计划生育一直查得紧，育龄妇女一年复检4次，以确保没有超生二胎的可能性。他的妻子不忍心丢掉工作，也不希望因为自己，让无辜的领导、同事受牵连，所以他们一直在想生但不敢生二胎的路上徘徊、等待。
　　这就是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多年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严琳几乎考虑过所有可能保住肚子里宝宝的方法。她曾留意到，周围有一些同事、朋友，通过各种方法拿到专家或医生鉴定，做假病历，给小孩办残疾证，从而拿到二胎准生证。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她已经来不及走这条路。在网上搜索“公务员怎样才能生二胎”的过程中，“假离婚”三字进入视野。
　　严琳决定铤而走险。她与丈夫俩反复讨论、争论了两个月，在2013年8月办了离婚手续。第二天，严琳花了15000元和一个雇来的未婚男人登记结婚。不过，这一切都是形式，严琳跟丈夫还在一起。
　　不过，严琳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事情根本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计生政策之严格，让她惊讶。
　　申请二胎证时，计生部门要求严琳出具民政局开具的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时间。因为离婚和再婚的时间隔得太近，而体检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严琳被列为“高度怀疑对象”，因此申请二胎证被拒绝。严琳从工作人员的口中了解到，不只她一个人在走这条路，被查出来的就有好几起，其中就有当地国企的职工。
　　“他们像敌人一样对待我们，严格审查。”严琳说。计生部门的人到家里、到单位调查，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结婚，有没有办酒席，还到严琳丈夫单位调查是不是真离婚。
　　真相很快暴露，噩梦开始了。
　　以“审查办案”自称的计生人员告诉严琳，如果她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那她将是他们这个地方30多年来第一个公开超生的公职人员。
　　领导知道后大为光火，说话很难听，甚至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严琳再怎么解释是意外怀孕，领导也没有任何同情和理解的表示。严琳被告知，如果坚持要这个孩子，同事的升迁、提拔，单位的评先进，各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全单位的人都会记恨她。鉴于严琳的年龄和前一次流产不全的病例，医生告诉她手术有一定的危险，不建议做手术。严琳求领导，但领导认为她在撒谎，还威胁严琳要是不去流产，计生部门有的是办法，会抓她去医院。严琳知道，领导在乡镇上做过计生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计生方式比较野蛮，超生的真会被抓去医院引产。
　　出生于北方农村的董民诚清楚地记得，他的一位邻居1990年生了一个儿子后，1996年偷偷怀上了二胎。胎儿6个多月时被举报，乡镇直接来人把邻居绑到医院，强行用药之后送回。董民诚亲耳听到她在家痛苦地叫了一夜，死胎才出来。
　　严琳这个地方，这几年计生工作也稍微收敛了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生育率很低，达不到省里下达的指标，超生一部分对计生部门没有影响。计生人员跟严琳解释，假如她不是公务员，他们有可能放她一马。
　　但单位领导只给严琳一个选择：把孩子打掉。即使她辞职，单位当年的评先进也会受到影响。严琳压力很大，同时觉得委屈：“他根本不会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一个生命来看。”
　　令严琳最终感到绝望的是，迫于各方压力，她的丈夫、父母、公公婆婆没有一个人支持她要这个孩子。
　　日，严琳她走进手术室，做了引产手术。那时候胎儿5个月，严琳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胎动。
　　如今，经历了一场噩梦的严琳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完全去记恨为难过她的领导，包括那些计生人员。“我们领导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他们大概也是身不由己。”
　　无望的等待
　　就在严琳做引产手术之后21天，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放宽了中国的二胎政策，但仅限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继“双独”之后，计生政策又给这个国度增添了“单独”、“非独”两类标签。由于中国此前实行城乡有别的计生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单独二胎”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覆盖面在1500万至2000万人左右。国家卫计委前期做过生育意愿调研，这些人里，仅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政策使得一些人欣喜的同时，也让严琳、董民诚这些非独家庭二胎梦破碎。一直关注生育政策进展的董民诚，在获知了“单独二胎”政策之后出离地愤怒：“作为一个老师，我也不得不对这一政策说‘他妈的’！”从儿子出生之后，董民诚一直没办独生子女证。他认为，办独生子女证，是对残忍的“一孩政策”的屈服。
　　在董民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里那些被强制计生的人的哭叫声，在他当时的眼里还只是一种热闹。成为一名父亲之后，在等待政策生二胎的过程中，一次次希望之后又失望，董民诚成为了亲历者，越来越切身地体会到那种痛苦、无助。倒是村里的人近几年只要愿意交3万~4万元，就可以生育二孩。村干部乐意帮忙给小孩上户口，从中落些好处，打工者基本上能交起这个钱。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董民诚的父亲也彻底绝望了，他觉得自己间接掠夺了儿子生二胎的机会，并内疚不已。他遵循农村“一孩半”政策，在生下董民诚和他姐姐之后没再生育，还被评为农村计生先进户。父亲背砖、背沙供董民诚读完重点大学，使得儿子得以顺利取得城市户口成为别人羡慕的体制中一员。但在新的计生政策之下，这些竟都成了董民诚不能如愿生二胎的原因。
　　如今，董民诚的父亲经常拄着拐杖孤独地站在家乡的路上，对放学归来的小孩说：“幺儿，别读书啦，将来像你大爷(董民诚)一样，不能生两个娃娃。你看你爹娘多好，都能生两个娃娃。”
　　从1984年起采取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到上世纪末开始的“双独二胎”，生育率过低以及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二胎政策是否需要放宽”一直是近些年的热点话题。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易富贤觉得这次人口政策调整步伐太小。
　　像董民诚这样体制中的非独家庭，只能在沉默中继续等待着：要么不顾政策，顶着一切困难把二胎生下来，可能会丢工作，可能会开除党籍，可能会交很多罚款，可能会离婚，可能会失去现在安稳的生活……要么屈服于现有制度，放弃生二胎的想法，老老实实守着一个孩子，每天祈祷老天眷顾，让孩子一生健康、平安。
　　严琳在身体恢复后回到单位上班，她想尽快忘掉这件对自己伤害很大的事。但严琳的领导因为这件事对她有了成见，同事提醒她找个合适的时间去道个歉。严琳很难受：“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在内心深处，严琳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再生一个孩子，但同时又很绝望。“我不知道这两次手术之后身体还允许不允许，医生说要过半年以后看恢复得怎么样。我对政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间隔不可能很短，而我马上要超龄了。”严琳说。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编辑：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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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霞光现年六十的国人回眸一看，中国的人口政策，活活的一辆在两个极点间生拽死扯，失速狂驰的高空缆车。扯远点——“要准备打仗”的“光荣妈妈”们，五六十年代曾响应号召，敞开肚皮，豪情万丈地撒籽，极力想象二十年后的魂斗罗战士将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于是到处是蠕蠕而动的童稚、少年、青年，人口狂潮席卷全国，没人顾及教育、就业、交通、医疗、养老的瓶颈，山一样的食物瞬间被海一样的嘴巴吞噬，直待瓶颈快爆了，才紧急刹车，猛喝一声：只准一胎！“只准一胎！”的声嘶力竭中，缆车冒着冲天白烟，嘎嘎作响地硬刹于1980年。从这天开始，一个计生三十年的人际焦虑，就是“怀上了吗？”或者，“你有了吗？”毕竟只准一胎。但人口钟摆因此而剧烈甩向冰点，13亿的人口总量曾让我们感受资源的悬崖，但“一胎”的极速收缩，又让我们远眺“绝后”的焦虑——人口老化、空巢、社会负担倒挂、国民经济发展呆滞……“幸福”，的确似乎来得有点突然。11月15日周五傍晚，单独二胎政策通过《新闻联播》正式向全国公布，因为这个大接地气的消息，中国的这个周末突然泛起玫色霞光。尽管还有迷茫，尽管还有调侃，尽管还有质疑，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口政策的春天毕竟来了！春天后面是蓬勃的夏天吗？（主笔）& 胡展奋两个同龄人与计生34年强大的惯性之下，任何调整都显得敏感，但最终，生育率过低、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出生性别比失调等现实的问题，让决策层感受到了压力。记者｜黄　祺“幸福”似乎来得有点突然。11月15日周五傍晚，单独二胎政策通过《新闻联播》正式向全国公布，因为这个消息，很多人的周末也变得欢快。朋友之间开始询问“你要不要再生一个”，而网上各路“神人”则编出段子挑新政策的刺。其中一个著名的段子是：“妈妈42岁，女儿21岁，如果妈妈先生二胎，那么女儿就不能生二胎，如果女儿先生二胎，妈妈则可以再生二胎。”跟年轻人们的玩笑调侃不同，65岁的刘日由衷地因新政策而激动。“我本来想买鞭炮来放，想想现在有禁鞭炮的规定，就去找了几个朋友吃饭，庆贺庆贺。”刘日，上世纪90年代曾是闻名全国的县委书记，他在担任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时，无极县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1990年，以他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在全国范围引起广泛反响，县委书记刘日也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官员。离任无极县后，刘日又在不同领域履职多个岗位，从河北行政学院退休。但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件事，刘日从1980年代初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研究基层计生工作，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尽快放开二胎。“万事开头难，单独二胎放开，全面放开二胎应该也不远了。”在执著建言20多年后，刘日终于看到了政策变化的曙光。在刘日与朋友庆祝时，身在上海的梁中堂也正在和朋友聚会，不过，这顿饭不是为新政策而设，相反，梁中堂在饭桌上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报告新闻，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与刘日同岁的梁中堂，原本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为了给干部开设计划生育课，“误入”计划生育研究领域。在全国一致拥护一胎政策的1979年，梁中堂却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指出一胎化的负面影响。1984年，他向中央高层建议进行二胎试点，如今山西翼城二胎试点得到的数据，常常被作为二胎政策合理性的典型证据。从1980年代开始，梁中堂期待翼城政策能够向全国推广，但时隔30年，政策调整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单独二胎放开是进一步退两步，从观念上说是一种倒退。”很大一部分人口学者有着同样的担忧：单独二胎而延迟全面放开二胎推行的时间。在上，梁中堂和刘日两个同龄人几乎没有交集，但他们都在自己的事业高峰参与或见证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他们不仅经历了历史，还从对基层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自己对计划生育的独立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两人近30年来在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压力下，还执著地用尽自己所能，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反映给可能影响决策的人或者主管部门。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重要的表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包括刘日、梁中堂在内的很多学者，在反映群众期盼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日，《新民周刊》专访了梁中堂和刘日两位同龄人，透过两个人的所思所为，我们正好可以梳理计生政策30余年来的变化。温故1979无论是学者的论述还是官方的回顾中，1979年都被当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当时，计划生育作为一个自上而下贯彻的政策，已经影响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几乎所有家庭，控制人口的观念已经是全国上下的共识，就算从家庭需求出发不情愿，但大多数百姓都赞同只生一个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就在这样一片赞同的氛围中，刚刚30出头的梁中堂，居然公开指出一胎政策的负面影响，一时间，他成了圈子里的“另类”。-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党校教师梁中堂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在大会上发言。彼时人口学界提出2000年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零的理论，梁中堂经过计算发现，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只能实行一胎化，而当时实践中，大多数地方执行的就是一胎化政策。针对一胎化，梁中堂指出五个可能的后果：（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人口减少而造成社会负担、老龄化……这些现在被人们熟知的概念，在当时还很罕见。“那时我也是从《参考消息》上一些对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知道，当人口减少时，各种问题会浮出水面。”30多年后坐在上海的家中，梁中堂并未对自己当年的超前眼光给予太多赞誉。论文中还指出：“从我国人口现实出发，既不能认为我国人口问题已经成灾，无法收拾，采取无所为的态度，也不能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随意处置。”多年后，以上这样的表述只能算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但在当年，却要冒着站在多数人对面的风险。“一胎化”并没有写入计生政策的正式文件，但根据梁中堂的研究，1979年上半年到1982年2月的近3年中，各地执行的就是一胎政策。根据梁中堂提供的史料，1979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心转移到只生一个上来，讲话中有两个地方使用了“一胎化”一词。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地开表彰大会表彰一胎化执行得好的单位和个人，青年组织发起向青年夫妻倡议只生一个的活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城市的工厂里，已生育的妇女被统一安排结扎，如果有不肯结扎的职工，妇委会、厂领导要逐个攻坚，直到完成任务。梁中堂还记得，等他发言完毕，会场里气氛有些怪异，他的理论显然与当时主流的声音背离。到了1982年2月，中央调整生育政策：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在此基础上，各地出台了可以生育二胎的条件，其中包括夫妇二人是独生子女的，第一个孩子有疾病或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等等。尽管1982年政策有所调整，但现实中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人非常少，因此普通人的印象中，从1979年到1980年代后期，各地城乡执行一胎政策依旧非常严格。关于那时的计生状况，刘日是有发言权的。1985年，他是县委书记，一方面，国家的计生政策他必须严格执行；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刘日清楚群众对政策的抱怨与不满。刘日决定自己到农村去做调查，看看农民们的生育意愿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计生政策的看法是怎样的。“别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调研计生工作。”刘日选择了一个普通的村，一户一户上门调查。“对计生政策调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小于一’，就是说，假如实行二胎政策，会比实行一胎政策生的人少。2007年，我从《报刊文摘》上看到山西翼城县试验的报道，上面说，‘夫妇可生两胎，出生率却低于全国’，这恰恰印证了当年那个‘二小于一’现象。假如全国从一开始就实行二胎政策，那么现在全国人口应该低于目前的人口数。”“通过调查研究后我认为，一孩化计生政策不符合民意、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刘日认为，“如果允许生两个，一儿一女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儿子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女孩的家庭虽然不满意，但想到孩子将来有个伴、有个亲人，也就认了。这样的政策阈限是比较合适的。”到了新世纪初，刘日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构想，把建议归纳成“奖一，放二，禁三”， “奖一”，即对只生一孩的夫妇进行奖励；“放二”，就是放开生育二孩，允许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二孩；“禁三”，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严格禁止生育三孩。执著建言一边要执行国家政策，一边又保留对计生政策的不同意见，县委书记刘日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维系两者之间的平衡。“我们要求做计生工作的时候既要坚决贯彻执行计生政策，又要讲道理，避免简单和野蛮行为。”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高压气氛笼罩在城乡上空，特别是在农村，官民之间的关系一度因为抓超生而十分紧张。“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刘日一口气背出好几条那个年代乡村中常见的标语，以印证当时的高压态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也在小说《蛙》中，描绘了198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残酷一面。到了1980年代后期，“农村家庭确有困难可申请生二胎”的政策，在各地被落实成为“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样，一大批农村居民终于有了可以生二胎的机会。这个时候，刘日没有忘记盘踞心中多年的想法，他多次把文章寄给各级领导，继续建议将计生政策调整为奖励一胎，放开二胎，禁止三胎，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大、政协、各省四大班子主要领导、计生委主任……河北省的各级干部。”2007年，刘日收到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信，信中回应了关于计生政策的建议。除了感谢，来信中说，“生育政策的调整十分敏感，需要对人口形势以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作出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分析。需要考虑中国国情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也需要制定积极稳妥的实施方案。”关于计生政策调整，信中的答复是“十一五时期要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也就是在2010年前，计生政策不会调整。尽管调整不能很快实现，但信中有一段话让刘日倍感欣慰：“您对生育政策微调的建议也是我们研究生育政策的方案之一。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战略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抓紧目前稳定政策的有利时机，正在内部进行积极研究，为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事实上，高层和计生主管部门接到的建言，远远不止刘日一个人的来信，人口学界部分学者曾多次联名呼吁立即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专家们提出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如此低的生育率将威胁社会发展；二是放开二胎并不会带来人口急剧增加的风险。关于第二个理由，梁中堂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当别人用纸笔计算时，他着手在现实中开展实验，以测算放开二胎带来的实际生育率变化。1979年在学术会议上“放炮”之后，梁中堂重新投入到人口学研究中，1984年，梁中堂以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身份，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有条件的二胎政策。得到批复后，梁中堂选择翼城作为二胎试点，翼城因此成为“人口特区”。如今梁中堂回忆说，选择翼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理由，可能是当时翼城卫生工作抓得比较好，管理相对正规，这样对试点的开展会比较便利。翼城试点的全部内容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二胎，而是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限制条件包括：晚婚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二胎。翼城试点一直持续到2000年，这期间的多次普查资料显示，翼城的人口控制状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和生育率为0.18，而山西和全国的数据为0.76和0.68。2000年到2010年，翼城县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年均增长率数据，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山西省平均水平。最新的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翼城试点”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梁中堂也常常被记者要求评价翼城实验。作为翼城试点的主持人，梁中堂却显得非常冷静。“人口的变化有它自己客观的规律，政策可能会对这个规律有一定的影响，但基本的规律不会变化。我很难说翼城的数据和二胎试点政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这些年，梁中堂不时会被媒体拉回翼城去看一看，但探访常常让媒体失望。和内地大多数乡村一样，翼城农村的青壮年都出门打工了，乡村日渐萧条。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从经济负担、孩子无人照料的角度出发，主动地选择少生，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提到翼城试点时，梁中堂没有多少自豪感，反而觉得挫败。“刚开始试点的那些年，我想用翼城的这些数据，推动二胎政策向全国推广，但很多年过去，一直没能实现。”2000年，翼城试点结束，梁中堂也离开山西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这些年，他从未停止对计生政策的反思。“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当做目标来追求。”现在，梁中堂仍然坚持支持全面放开二胎，单独二胎新政公布后，他期待生育政策尽快从单独二胎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尽快全面放开二胎，也是刘日的建议。“我认为，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最多间隔一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两年，不要太长。”脱敏尚难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所有家庭，因此，政府在政策调整上谨慎小心，从本次单独二胎政策的公布就可见一斑。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若干条重大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备受瞩目。新政公布前几天，卫计委回应相关猜测时提到“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计生政策不会调整，但熟悉计生系统语言体系的人都明白，在官方的表述中，计生政策不等于一胎政策，因此，计划内的政策调整，也符合计生政策的定义。官方的谨慎与计生政策的历史紧密相关，30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以贯之，作为一项自上而下高度重视的政策，任何调整都会牵动多方。不要因为走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这些年，梁中堂开始梳理中国生育政策历史，希望在理清政策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更清晰和理性地观察生育政策。按照梁中堂的研究，“计划生育”一词诞生于建国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这个词的人是毛泽东。“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这是日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与会者有党政领导、民主党派代表、社会各界代表等1800多人。梁中堂认为，这次讲话是“计划生育”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但梁中堂发现，毛泽东在后来的20多年里，再没有公开发表有关计划生育的谈话，在正式出版著作时，他还将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删除了。不过，这并不影响2月的大会后，计划生育引起广泛的热议，马寅初等人士热情回应了这个提法。计划生育概念的诞生，与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背景直接相关。2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后半段话是：“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梁中堂强调说，当时的计划生育，与1979年以后的计划生育含义不同。1979年以前，计划生育是指提倡节育，鼓励少生，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的基调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时间来到1979年，生育政策开始收紧，之前的口号演变为“一对夫妻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当年，各地举行表彰贯彻只生一胎政策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这些表彰活动又通过媒体的报道造势，形成了浓烈的氛围。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中国有了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队伍。从此以后，计生工作成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计生工作考核“一票否决”，基层干部谁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强大的惯性之下，任何调整都显得敏感，但最终，生育率过低、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出生性别比失调等现实的问题，让决策层感受到了压力。据媒体报道，专家汇总的4种方案被放到决策层的面前。第一种是多数人支持的单独二胎，第二种是全面放开二胎，第三种是维持现状，第四种是收紧政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日前透露说，后两种方案都与群众期待相悖，将导致人口结构性问题，首先被决策层否定。全面放开二胎，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有媒体将支持放开二胎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成为博弈的过程，梁中堂和刘日都相信，学者有责任参与博弈，为政策的变化提供更多的思路与佐证。链接1：帮计生委找张艺谋今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导演张艺谋与无锡舞蹈团的一名80后演员陈婷再婚，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陈婷之外，张艺谋至少和另外两个女人有染，并分别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加上和同在农村“插队”结婚时的发妻肖华生下的大女儿张末，也就是说，张艺谋至少有七个孩子。这则消息公布后，张艺谋被网友封号“葫芦娃爹”，网友和媒体纷纷质疑张艺谋超生“特权”，要求严查名导超生。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称，他们千方百计联系张艺谋和陈婷，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却找不到张艺谋本人。此答复一出，立即有网友发起“帮计生委找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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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黄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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