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14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知青孟大脚：往事残忆
来源：凤凰网知青日 10:54
当发现自己身上也长开了虱子的时候，我就没有女生们那种惊慌失措了。人家穿呢大衣的干部都养着虱子了，我裹破棉絮的贱民喂几个小葸有啥了不起的？　　事情的发展绝不允许自己乐观。质变后产生的量的扩张，发展到无与伦比的状态。无论是吃饭、闲聊，还是砍柴、打场，只要伸进背心或者裤头里摸一把，准能揪出三五只哼哼着不肯离窝的肥虱来。这玩意儿多也好，肥也罢，不扰人也就忍了，可它不。它贴你的肉长着，不愁不挨冻的，偏还搅得你奇痒无比。有的时候，自己正跟女生聊得得意着呢，胯裆里突然就清清爽爽地感觉到有小宠物啃咬你，痒又不能挠，折磨得你痛不欲生。你说这罪遭的。　　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决心不再与虱子和平共处了，将它列入了“恐怖主义分子”名单，坚决与之彻底决裂。　　消灭虱子，我们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发挥了的诸多手法：　　方法一，手抓。这是从猴子那里学来的，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实效不大，只是在条件极为苛刻的情形下才暂时使用的方法。比如，那一年冬天，我和小狼啕回家。半夜，在上海上了一趟去长沙的临时加班车。车上人极少，一个车厢只有我和狼啕俩人。屁股一落座，就痒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我俩把双手都伸进棉裤里挠。挠来挠去是越挠越痒。我跟狼啕说，咱俩干脆就把棉裤脱了抓虱子吧。狼啕虽然还是个十七岁的小屁孩，可很知道廉耻，他说，列车员是个女的，她要是过来看着了怎么办？我说，那好办，咱俩面对面坐，你看着车厢前头，我看着车厢后头，只要一见来人，我们就提裤子。狼啕说行。我俩就光开屁股开逮。捏着一个，就用两拇指甲盖挤，后来两手的血，就跟杀过鸡一样。　　手抓虱子的最大效用是心理效用。猴子用手抓虱子是解闷，或者是表示对另一猴子的尊敬。人用手抓虱子是解恨，把虱子抓住后，夹在两个拇指中间，咬牙切齿地一使劲，“啪”地一响，虱子全身暴烈，要多解气就有多解气。　　手抓虱子除了用指甲挤外，还用牙咬的方式处死虱子。这是老乡们的传统方式。我们二队的老丘头是个瘸子，他下地干活歇着的时候就好翻裤腰找虱子。找着一只，就往嘴里送一只，还不停地嚼着，品着。我问丘瘸子，你咋吃虱子呢？丘瘸子说，嘿，你不知道，这玩意攒多了一块嚼，就跟血肠一个昧，好着哪。我说，你不恶心啊，他说，它喝我的血，我吃它的肉，公平合理，恶啥心哪。　　方法二是冻毙。也是就利用北大荒的严寒来消灭虱子。这个方法是我们点的懒人老俊逼出来的点子。他身上虱子满身爬的时候，一个一个逮他嫌麻烦，晚上睡觉前脱光衣裤，站在炕沿像衣服洗完抖开晾晒一样使劲地抖，企图把衣服里的虱子抖下来。旁边的人见了就不干了，你这个抖法，把虱子抖到我们被子上怎么办？况且，你抖落在地的虱子死不了，满地乱跑，早晚不都得爬到我们这帮哥们身上去？老俊的行为被强行制止后，一气，他就把衣服都扔到门外去。第二天早上一看，虱子冻得圆鼓鼓的，一动不动了。　　意外发现立即成了大家的共同行动。别的住家都是白天晾晒衣裳，晚上收进屋里，知青点是晚上把内衣短裤挂满篱笆。后来女生那边也乘着夜色把内衣裤挂了出来。　　实践证明，这个方法虽省事，但治标不治本。有些虱子会冻死，但有的虱子能存活下来。最要命的是，虮子（虱子的卵）冻不死。不影响传宗接代。不久，知青点晚上挂出来的内衣裤就很少了。　　方法三，烧，这是专门对付虮子的。虮子长在衣裤缝里，布的毛边线绒上是一层连一层的，多得无从下手。既然冻冻不死，就想到了相反的办法——烧。怎么烧？放灯头上烧。烧虮子可是个技术活，晚上点上煤油灯（屯子里没电），把衣裤翻过来，结满虮子的衣缝就露出来了。用双手捏住两头衣缝，把衣缝放灯头上顺着缝沿边烧边走，烧的位置也有讲究，衣缝要放在灯头火苗上部火与烟的临交界处，这个地方火力集中，烟少。行走的速度也要掌握恰当，快了，虮子烧不死，慢了，布边就着火了。　　烧是最让人痛快的灭虮方法，听着一声声清脆的虮子炸开的“噼里啪啦”声，眼前的虮子接连地被灭绝，就跟用机关枪扫美国鬼子似的，那个解恨啊。干这活是容易上瘾的，入冬后的晚上，三天两头的知青点里就施展这种火刑。　　方法四是药物防治。开始是往炕上撒“六六六”，后来是往衣服上涂“敌百虫”。这些方法都是管用是管用，可是用不了几天就又恢复原态了。后来前兴发的徐杲冒险尝试用“敌敌畏”往身上的重灾区涂抹，有奇效但也产生了奇笑，头天晚上抹的，第二天一早，知青们发现徐杲的脸跟猪头般地肿起来了。不光肿，而且长出了一片片紫红的麻斑。　　队里的武打头（下地干活的领队）见我们如此坚持不懈地跟虱子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感动地说：你们这帮“吃屎”青年傻还是咋的，有人呆的地方就有虱子，没人呆的地方还有虱子，只有死人身上才不长虱子，虱子这玩意儿咱们祖宗八辈都没灭了，你们咋这么能就灭得了？大排说，不是我们想灭虱子玩，是虱子咬得我们实在难受。武打头说：饥荒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你们身上还是长得少，多了就舒坦了。我问武打头：为什么虱子有这么大能耐，怎么就灭不了呢？武打头说：虱子是从人肉里孵化出来的，你灭一茬它长一茬，除非你身上没肉了，只要有活肉，就指定有虱子。　　对武打头有关虱子的这套理论虽不敢苟同，但也不得不承认是个真知。下乡之后的那段不良反应期一过，知青们确实就与虱子建立了长期共存相安无事和谐关系了。　　灭虱子的方法之五是开水烫。开水烫的办法我们一般不忍心使用。不忍心不是因为这种方式太过残忍，而是我们洗衣服时不忍心自己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烧开水。说老实话，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一个个都累得跟蔫结巴似的，就是遇到下雨天在家歇着，也宁愿睡个觉写个信的，谁会三天两头的去烧锅开水来烫衣服？这种灭虱的方法往往是回到南方的时候，家里人用的方法。每次我从东北回到家，我妈就要我站到门外，就是进了屋也推着我出门，站在门口里里外外把所有身外之物全部脱干净，包括袜子和裤头。然后让我进屋在一个大木盆前用肥皂从头到脚连肉带毛全部洗干净，这才允许我在家自由活动。药　　一天中午，歇工回点里吃午饭。大伙儿正你争我抢地擓上饭散在院里吃着呢，大排走出门口来，沉着脸呵道：你们谁动我的箱子了。大伙面面相觑，都摇头说没有。我问，丢啥东西了吗？大排说，暂时没发现，不知哪个王八蛋把箱子的锁撬开了，箱盖四仰八叉地开着。大伙听这话赶紧回屋察看自己的箱子，一个个都好好的。　　既然大伙都说没动大排的东西，那就得怀疑是外人作的案。下午，我们这帮知青就边产地边分析案情，企图破案。晚饭的时候，今早队长派活跟马车上兴隆拉黄土的狼啕回来了，听见大伙热火朝天地议论案情呢，说：你们说啥屁话呢，箱子是我开的。今天走前马老板赶车在屋前过，说脑袋有点疼，问我还有没药。我说回屋找找看。我自己的药早就给老乡要没了，就上大排的箱子里翻出了几片给了他。大排咬牙切齿地问，你把锁撬开的？狼啕说，根本就没锁。大排说，那你拿完药也该盖上盖啊，狼啕说，盖好了哪还有你们这堆屁话。　　临来北大荒前，听说这边远山区缺医少药，父母都给我们备了不少。拉肚子的、感冒的、牙疼的、中暑的、不消化的种类很多。到这里后，我们见老乡有不舒服的，也主动给他们一些药。那时候屯子里男女老少都好脑袋疼，解热止疼的药很受老乡欢迎，开始是我们主动给，接着是他们主动要，再后来是死乞扳脸的求我们家里给他们买了寄过来。他们那药吃的，不像是吃药，像是吃饭。只要供得上，一天三顿，不带落（la)的。　　他们吃药有几个特点。　　一是嚼。你说吃药片那有嚼的，医嘱都是温水吞服，让药片进了肚子后慢慢地长时间发挥作用。可是屯子里的人吃药不仅不用喝水，而且“咔嘣咔嘣”地嚼，就象嚼光头似的，看模样味道鲜美得很。　　二是专一性。他们别的药一般不向我们要，只要一种，就是止疼片。没有止疼片的时候，象安乃近一类的解热片也凑合。不过也有特例。我们放排的时候，一队老刘头当我们的“口爷”（放木排领着走水道的指挥），他就不吃止疼片，而是吃一种我们当时很少听到的药名，叫麻黄素。那玩意儿好象是治咳嗽哮喘的。　　三是成瘾。屯子里有不少人是每天不能离药，一离药就得上炕。有的一天三片，有的一天六片，到急了的时候，有的人会一把一把地吃。止疼片因为用量大，成了紧俏货。药店买要走后门，上公社卫生院或者街里医院开药，一次只给你几片。所以老乡得知我们回家前，就要我们给他们带药，一带就是几百片，上千片。这么大的量，我们在南方买的时候也得找人开后门。　　我们一直很纳闷，这里的老乡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止疼片呢？到离开农村后，疑问才逐渐解开。　　其实老乡们吃止疼片风靡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字：累。两个字：解乏。三个字：兴奋剂。四个字……　　都说南方农民吃苦耐劳，特别是到双抢的时候，在四五十度的气温下收割插秧，那滋味不好受。我们点里不少人都是在南方就已经下过一段乡的，可是，到了北大荒，才体会到有过之而不及。就说时间吧，春夏季节，四点下地，八点歇工，除了吃饭，一天干活十四五个小时，一天都不能歇。秋收时节，那地割的，二里二的地一晌就打个来回，有时候还带“毛”的。下地回来，我们经常是连饭都吃不动了，连土带泥的啥也不顾，先倒炕上睡上一阵，才说吃饭的事。　　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哪受得了？这时候，止疼片就起作用了。止疼片其实是一种兴奋剂，里面有咖啡因，据说，还含有海洛因成分的。人极度劳乏时候，吃了这东西，就来精神了，浑身的难受就暂时得到解除。一队老刘头吃麻黄素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按现在来讲就是轻微吸毒。　　长期处于这种极度劳累之中，对人损害是很大的。人老得快，死得早。屯里当年和我们上下年纪的老乡，一半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这个原因，屯子里的青年结婚早，孩子也生得早。四十来岁，体格就垮了，干不动大活了，不过这时候孩子也成人了。所以屯子里的人说：四十一出头，上炕当老头。　　屯子里比吃止疼片更邪虎的是打针。下乡第二年，村里让我进粉房漏粉，一天两班倒。我的师傅同时也是我的搭档伙计是老李头。老李头四十多点岁，整天乐呵呵的一脸慈祥。他干活麻利，我干活不懒，俺爷俩併班总是早早完活。只是轮到夜里那班的时候，干到中间，老李头雷打不动地总要回家一趟。屯子里人闹他的笑话，说他每天晚上到那时候下面就会硬梆梆的挺起来，不搂过老太太就撒不了气。　　我发现他确实到时候就会出现些症状。十一点左右，他会开始打呵欠，流鼻涕，眼睛眯眯着，干活有些呆滞。这时候，他就会说：我上趟家，别的活你不用干，瞅着老牛别让它停下步就行。他走大概也就二十来分钟吧，就风风火火转回来了，步迈得就跟想飞似的，说话脆生，一脸的笑容。他走这会儿耽误的活，“唭哩咔嚓”一阵，就撵回来了。我寻思，有老婆还真管事，一亲热，人就成仙了。　　后来才知道，老李头回家并不是想老太太，而是给自己打针。　　我们二队年轻人吃药，上岁数的（四十岁往上）不太吃药，而是打针。象老李头，队长的老丈人老武头，年轻时干活不知啥叫累的铁孩子老汪头，还有满州国时候被小鬼子打断腿的老关头等等。起初，老头们聚一起打针总背着知青，后来熟了，信着我们了，也就不背了。打针有一套工具：一个针管，一个酒盅，一块棉花，还有一块苞米楂大小的褐色的药。打的时候，先把药放进酒盅里，倒小半盅开水把药化开，把棉花放进酒盅里，再把针头插进棉花团当中，往针管里抽药水。由于有棉花的过滤，药渣都阻在棉花四周，清亮的淡褐色药水吸进了针管里。接着，就往胳膊上找静脉打。这样的静脉注射，他们个个自己操作，个各能给个各打针。　　要知道那可是六十年代末的时候，中国当时正在闹着文化大革命哪。遥远的四十年前，中国的北大荒农民连吃药都困难重重的年代，这帮山高皇帝远的庄稼汉们，竟然会静脉注射，而且土洋结合，能创造性地进行提炼和消毒的操作，你说神不神？　　打针的关键是在那块苞米楂大小的褐色的药物上。这是块啥玩意儿呢？　　经不住我一次地追问，武打头神秘地告诉我，那玩意儿就是鼎鼎鼎大名的“大烟”。　　武打头的就住在我们点西院。隔着篱笆，能看见他们院有一畦地种着一片花草，开出的花形不俏色不艳，显得极为雅洁高贵。过些日子，结成了棉花桃子一样的果，武打头他妈两手指夹着一片刀片，在果子上拉出一道道口子，接着，口子里就淌出缕缕乳白色的浆汁。老太太用手指把浆汁刮起来，放进一个酒盅里，满了，再倒进一个小盆里。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每天割，每天晒，就集成了褐色的胶泥块。这就是大烟的简单生产过程。　　缺医少药的北大荒农村满州国的时候就有种大烟经验，文化大革命时候政府在管理上有些失控，这时候就有些死灰复燃了。死灰复燃的原因不是象现在这样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效用。比如，我和狼啕有一次上东山队里的瓜棚去吃瓜，人谗，吃得过多，落下个窜稀的毛病。这毛病麻烦，在地里干活，男女都有，要是小便，往前走几步背着人群就能解决。可是拉屎是要脱裤子的，总得找个能盖住屁股的地方才蹲得下来，而且一天要很多趟，来来回回的耽误不少时间，干活总跟不上趟。最要命的是窜稀那玩意儿是说来就来，有的时候没跑到地方，就窜出来了，拉在裤子里。这毛病大半年都没好，吃药也不管用。老关头听说了就给了我俩一瓶盖炒过的大烟籽，跟我说吃完就好。大烟籽嚼起来就跟芝麻似的香，第二天果然就止了泄。　　我还吃过一次大烟，不是吸的，也不是注射的，而是口服的。那是一次放排木时发生的一件事。以后有机会跟大伙唠唠。刹楞　　刹楞是东北话。　　从词义上分析，刹是时间极短，意为甚快。楞是鲁莽、莽撞。合义就是做事楞猛，快快当当，有股冲劲。有时候老乡们会评论知青，某某某作活磨唧，谁谁谁干事刹楞。地头上，干活的蔫蔫败败手不出活的时候，打头的就会冷不丁地来一嗓子：你们整的啥玩意儿呢，都给我鸡巴刹楞点。　　刹楞这玩意儿按道理说不应该分地域国界。南方人北方人都有刹楞和磨唧的，中国人和外国也各有雷厉风行和慢条斯理的。但是，在刹楞的程度和表现方式上还是能看到一些差别的。原因是啥呢，顺着如今时髦说法，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　　南方那地方资源少，没办法就逼着当地人往精细上走，从提高效益上找回报。比如同是农村，我在南方下过乡的那个大队人均只有七分田，莫旗这边的屯子人均是十二亩。当时南方农村一年三季一亩要收一千多斤粮食，莫旗这边一年一季，亩产能上百斤就算可以了。南方农民伺候庄稼跟比养活孩子还精心，北大荒庄稼汉往地里撒上种之后，既不施肥也不打药，能给铲上两遍草就千恩万谢了。　　农活是这样，其他事也有些相同。比如，屯子里卖鸡不称斤量论只；买豆腐不管大小论块；队里分牛肉马肉的论堆；喝酒满桌就一个大碗，大小口不管，以醉论胜。这些事你说有数量标准吧，没有。说他是笔糊涂帐吧，又不完全是。就是这种抽象有具体没有的状态，让初来乍到的南方蛮子犯难了。　　六月，队里开始铲地。铲地的时候，知青们赶不上趟，连人家半拉子也撵不上。人家社员产到地头都歇着了，我们还在手忙脚乱地挥着大板锄。等我们汗淋淋的到了地头，打头的歇完了又起来往回铲了。我们只好接茬干。　　我们总以为这是我们技术不熟练造成的，可是过了一个月，情况还没有根本扭转。我们纳闷，铲地这玩意能有多大技术含量呢，人家同样是今年才开始上队里干活的半拉子都撵上趟了，我们咋就这么熊呢。是不是人家的锄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社员们有诀窍不告诉我们？我们把社员的铁锄换过来用过，也有意地跟在打头的后面看他铲地的诀窍，结果都没发现有啥异样。　　最终，还是让我们感悟到了一个不似原因的原因，就是我们没做到“刹楞”。　　所谓刹楞，首先要刹，刹就是要快。可是手脚一快，出现二个问题：一是要伤苗，二是铲的草不一定都断根。伤苗不伤草，这地就不如不铲了。铲地嘛，必须伤草不伤苗，这是我们的潜意识和内标准。怕伤苗，动作就缓，怕草不断根，就再补上一锄。你说干活本来比别人动作就缓了还要多费遍事，能跟上趟吗？怎么办，“楞”。产地就得楞往前“突噜”，不能怕伤苗，也不能担心草不断根。实际情况也就得这样，一个生产队就几十个劳力，你怕伤那几棵苗，几千亩的地，能铲过来嘛。再说了，铲完地，队里接着还要趟地，大犁把垄沟里的土往垄台上一翻盖，剩的草就盖没了。　　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在这广种薄收的北大荒，要以广为主，不能纠缠具体标准，差不多就行。讲究精细和规范是不合时宜的。　　这个心理障碍一解除，知青们干活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多半以上的知青铲地都跟上趟了。当然，也飞跃出另一种现象，打头查垄时，知青挨尅的频率不断增高。为此，知青们继续总结经验。又采取了“不超前”策略，即不紧不慢地跟着打头，始终保持落后十米距离，让打头觉得跟得有些勉强的状态，他就不找你的茬了。后来，又摸索出锄土不能深、伤苗用土盖、石滩推着走、要紧跑两步等秘诀。这些先进经验一推广，打头的对我们就越来越满意了，说：这帮知青还行，干活刹楞。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浙江慰问团来莫旗，要找下乡知青学哲学的典型。我们知青点晚上好点个灯看个书啥的，他们听说了就想树我们。我们信口胡诌了很多似有似无的事迹，还照了好几张像。这些事迹和像还上了浙江的报纸，把我们家长忽悠得欢天喜地。当时，我曾经想把怎么学会铲地的事讲给记者听，因为这是一个极为生动的“由必然王国变为自由王国”事例。可是，这例子是理不糙事太糙。把学会偷鸡摸狗油头滑脑的事当作哲学例证，实在太损于哲学。　　要冲破固有的精细观念和规范心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出生起就在一套完整系统的南方社会氛围中压模出的习性，年龄小些还冲得出来，年纪大些，性格执拗些，文不拉几的人，麻烦就大了。　　我们点有两位大哥大。一位是徐老哥。一位是童老大。童老大家庭成分是地主兼资本家，解放前他爷爷在我们当地开着间有名的药店。可他伯父却是二十年代入的共产党，父亲也是个左倾青年，一直拥戴革命。解放后，他父亲还当着新中国的县工商联主席。可是，成分是张扒不下来的皮，拥戴也好，当主席也罢，童老大还是因为成分一直不能有正式工作，长期在一家煤球厂里当临时工。知青下乡时他也被列为对象，就跟我们一块支边了。那年他二十六。　　老大的世界观是在南方形成的，还经受过工厂好几年的训练，养成了个做事认真、讲究规范的技术工人性格。他能亦工却不善亦农，干农活永远落（la）后。铲地我们常要接他（帮他），每接一次就要重复一次我们的经验和要诀，可他依然固我。它让我们说得又烦又够忍无可忍了，就回应：你们那种糊弄活我干不了，慢就慢些罢。你们也用不着接我，自己该歇就歇，该走就走，我自己干就是。把我们恼急了，下工的时候我们真就自己扛锄走了，留他一人在地里迂磨。等到我们吃完闹罢上炕睡下，他摸摸索索地进屋，自个不声不响地坐外屋吃冷菜剩饭。　　徐老哥也是二十六岁，下乡前在“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当临时工。打办是治人管事地处儿，养就了徐老哥的骄脾气。下地干活，因为手脚慢干活跟不上趟，打头的就要逼他。逼次数多了，徐老哥就恼了，反呲打头的，呲完自己还生真气。如果他这边气透清了还好，透不干净，就罢工。那个时候，他是我们点的富翁，全点只有他戴着17钻上海表，怀里还揣着两百块钱。那是一笔多么遥远的数字啊，所以，他常要上公社甚至上街里溜达溜达，改善改善生活。我支边出来，家里只给了我五块钱，没想到，年底分红，我从队里领了一百张崭新的二元票子，倒是徐老哥回家时兜里只剩下了五块钱。　　徐老哥用回避的方式抵触着支边的新生活，童老大用任劳任怨的方式忍受着北大荒的新行当。徐老哥回家后就留在南方没回来，四年后办了病退。童老大一直坚持到第四年也办了病退。　　我们几个年龄轻些的就不同了，第二年就成了队里干活的主力。几年中，我也养造成一个说北不北，说南不南，说知青又不知青，说农民不农民的奇怪习性，就是：做事粗疏，不求甚好，只看大效，不顾细节。这个习性很让人烦，人烦的时候我也只能作些掩饰。比如，当朋友因为我老是把电话号码之类的数字搞错骂我脑残的时候，我说，我是学文科的，不能拿理科的标准要求我；当同事讥笑我老是丢字多词语不达意的时候，我就说明，我的强项是理论造诣，你们应该看我的思路和观点，不要纠缠于文字。当领导要我急就一个文稿，我刹楞地写完交上去的时候，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点着我写的文稿说，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扯的什么东西？要按我的思路重新写。我连忙哈腰点头说，是，是。我按您的意思立即重写。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嘀咕，你有思路自己为啥不写呢，我就是个北大荒农民，你爱咋的咋的。　　这不，最后还是把马脚露出来了。评分　　铲完二遍地，队里开会给知青评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得知信息后，我们点火速派人分三路到附近知青点打探情况。返回的消息让人失望，都说他们那里还没给知青评分。相反，各点对我们将要评分的消息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他们说，你们队评出的结果，肯定会成为其他队的参照，你们一定要评出个高分给我们树出个榜样。　　原想借力的，结果变成压力。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点长大排说：没退路了，我们必须评到跟整劳力一样十二分。众知青齐呼：头可断，血可流，不到十二分不罢休。　　吃完午饭，大排带着我们仨到了政治队长武喜家。武喜老婆见来人了，病病殃殃地从炕上坐起来歪在炕琴上。大排把两瓶止痛片往炕上一搁，说，武队长，听说你爱人不舒服，我们送来两瓶药，不知管不管用。　　老武婆子一见药瓶，精神大变，苦灰着的脸立马春光洋溢，两边太阳穴上紫黑色的揪痕也发亮起来。她伸手抓起瓶子，打开盖倒出几颗药片就往嘴里送，然后是一阵脆脆的咀嚼声。武喜对老婆的表现甚为不满，说：你这败家娘们儿，慌鸡巴啥呀。武老婆子说：我断药都三天了，天天催你整，你就不整。看把我折磨的，要是今天再吃不上药，明儿个我就得抬着上东山了。武喜说：光说整，我上哪整啊？武老婆子指着瓶子说：这不，学生（指知青）不就有吗？武喜说：哪是学生搁家带来自己有病天吃的，你给学生吃了，学生自己吃啥啊。大排连忙说：我们还有，还有呢。　　就着这火候，我们把求他在评分的时候帮我们一把的事说了。武喜爽快地说：这事你们跟我说就对了，只要一把手发话，谁不听啊，贝青（贝和青合成一个字，念qing，意为承受，这里是等着接受的意思。字库没此字，只好用此下策。）好吧。武婆子也帮腔说：这帮学生心善，咱不能亏待人家，你得给他们说话。武喜说：公家的事你老娘们儿别掺和。　　社员大会是在队房里开的。队房是个两间的豆腐房。外屋挤着一盘磨，两口缸，两锅灶，一架豆腐盘子和乱七八糟的杂物。里间是两铺炕，炕上堆满粮食口袋。社员来了，就散在这些物件上坐着。　　说是社员大会，其实是户主会。到会的不过四十来人，可已经把队房挤得满满噔噔的了。　　会议先由政治队长武喜同志开讲。他先从美帝国主义如何用能下双黄蛋（铁蛋和原子蛋）的飞机轰炸越南，阴谋打开中国南大门，再讲到苏修趁乱开着能拽动十架犁杖的坦克企图侵占我东三省，接着联系国内的刘邓反动路线如何跟美帝苏修相呼应，反对毛主席关门打狗的伟大战略，又分析说内人党和统一党肯定是苏修埋藏下来的内奸。最后，他唠起他上街里开会的事。他说：大会会餐那天可了不得（di），旗里沙书记跟俺坐一桌一个碗轮。人家书记喝酒不耍尖，你说我代表一屯子人坐那旮喝酒能装熊吗。我真豁出去了，书记啁一口，俺就整两口，绝不能让书记小看了咱。你们知道那天上的是啥酒啊？一百二十度的老山头啊，那酒烈的，喝完了从嗓子眼一直辣到屁眼，没过三轮，老二“腾”一下就起来了。　　武队长讲得兴致勃勃天花乱坠，偏偏赶车的马老板拧脖给了一句：队长，你咋说着说着又跟老二连上了呢？你闺女就跟前坐着呢。赫会计也撇嘴跟了一句：老二他哥，一百二十度的酒是架啥火烧的？　　滚你妈的犊子，武喜骂了一句。他意识到自己又说“冒”了，抹抹嘴角上的沫子，清了清嗓子，说：你们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光关心被窝里的小事，这不行啊，要亡党灭国的呀。要不这么的，下面咱接茬说说有关知青政策的事。咱队的学生这不跟着社员干了几个月的活了吗，大伙发表发表意见，给知青定个分。　　从社员陆续进屋开会到这会儿，几十个社员几十管烟囱你追我赶的齐放，把个狭小的队房弄了个乌烟瘴气。挂在墙上的马灯昏黄地忽闪着，因为缺氧已经照不清人脸。刺鼻扎肺的烟味呛得知青们头昏脑晕，咳声连片。要不是给自己评工分，知青们一个个早就逃离魔窟了。　　老关头首先发言。他说：学生们离家舍口千里遥远到这旮不易，能跟着干活就算不赖，干活上还都行。咱不也都有孩子嘛，队上不能亏待他们。学生们呢，活上还得多学着点，干活也得真出力。该给多少分，由大伙说，定多少我都没意见。接着，老丘头、老李头、大头牛、胖墩……好几个曾经一块干活的社员都发言了，说的意思都跟老李头的差不多。他们对知青基本上是肯定的，就是说到关键处，就都不说这个关键数了。　　屋里的空气越来越呛人了，就好象喷了胡椒面似的，连眼睛都杀得酸疼。女生们受不了屋里的刺激，出队房跑到院子里透气去了。过了一会儿，男生也有跑出屋去的了。等到马老板发言的时候，屋里的知青只剩下四五个。马老板道：我这人话冲，，一说就得罪人，今儿个晚上本来不打算开这张臭嘴的，可前边儿几个嘞嘞的，光说解裤腰带不见亮真家伙，憋得我实在难受。我来说个数，知青干活有好也有赖，咱也不分高低，统一定个十分，咋着？　　十分？这跟我们的目标差一大截子呢。我忍不住站起来反对：胖墩、李大脑袋、关节子、大头牛这帮跟我们同年的社员都是十二分，给我们才定十分，太不公平了吧。马老板接茬：那不还得看干出的活多少、好赖不是？大排反驳：农活有啥难学的，用不多久我们就都能干了。现在定下的工分一管就一年，到时候干的是整劳力活，给的是半拉子分，这就不合理。孙木匠阴阳怪气地说：有啥不合理的，上面把你们往我们屯子里一卸，走了，让俺们背包袱，这就合理了。　　孙木匠这话噎人，听得知青们心里瓦凉瓦凉的。二年后，孙木匠就因为这话引出了一段知青和社员两败俱伤的事。这是后话了。　　烟雾弥漫中双方在工分上没法达成一致。相互争辩。我们的理由是知青和社员应一视同仁同工同酬，马、孙一伙的理由是按劳分配干啥活给啥分。最后还是一年后把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一肩挑的汪志春出来说话了：我说两句。本来我也不想说的，可事到这块了，我也表表自己想法。知青们是响应号召来的，离开爹娘不容易，咱作为坐地户，就得担待着点。咱队现有耕地不多，明年队里赁上几台东方红上东山再开上十来垧的地，增添的十几个劳力就不挤活了。再说知青，咱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既然来了，就刹下心，扎扎实实学活、干活。除了七八队，咱大队收入就数咱二队高了，你们下力干了绝不会白干。至于工分咋定，我提个数，十一分。　　汪志春是我们队唯一的正宗的二年前尼尔基高中的毕业生。如果说我们是吃屎（知识）青年的话，他吃的屎比我们点任何一个人都多。　　武队长被马老板赫会计呛了两句之后，就一直没吱声，任着我们吵吵。他在家里对我们的大包大揽没见着任何效果。等到汪志春发完言了，他才把手一挥，高声说道：都别说话了——，别吱声了听着没，谁要再说话我就开骂了——。小柱子，王八羔操的，你咋还嘀咕呢。好了，下面这么着，天不早了，明儿个还得早起打羊草呢。关于知青的工分，就是我们队对知青的政策，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生命，更是知青的生命，所以啊，我们给知青定政策不能定的太扣，可也不能太松。现在，我决定，知青的抵分定为十一分。就这么着了。散会。　　说老实话，当时队里能给我们定上十一分，实在是可以了。据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一开始就给知青定上十二分的队没听说过，给知青定九分十分的队也不少。　　不管怎么说，没有实现目标，心里总是不舒服。开完会回到点里，我忍不住埋怨那几个跟马老板争辩时没在场的人：要紧要忙时候就剩我们几个人跟他们争，你们都干啥去了？要是我们十几个人一块跟他们抗争，那一分肯定就争上去了。他们几个紧着解释说：屋里烟实在太呛人，都快喘不了气了，呆不住人啊。“老鼠药”说：看起来我这药也要改成烟熏式的了，这样更具杀伤力。大排说：如果其他点埋怨我们没评上满分，我们就说，当时是实在受不了烟熏，所以差不多就算了。　　我觉得把责任推到烟身上是个办法。这样内外都可相安无事。只是白瞎了哪两瓶止疼片。　　花脸　　一早起来尿尿，微亮中就瞅着一头黑牛在豆垛拱黄豆粒吃，我火冒三丈，操起门口的三齿挠子，奔黑牛跟前，一耙就把三齿挠子没根钉进黑牛的肋巴扇里。黑牛痛不欲生，狂逃。三齿挠子埋在牛身上，把攒我手里，两边一使劲，木把还在我手里，铁挠子头跟着牛跑了。　　那垛黄豆稞子是知青自留地种的，收了后就垛在柴禾垛边上等着干透后再打。点里篱笆残破，而且没门，就老有牛来偷食。豆垛被掏瘪了三分之一，撒得满院子豆秸，跟牛屎牛尿的搀和一块，就象个牛圈。知青们个个恨之入骨，但防不胜防。大伙发狠誓说，逮住了就把牛头剁下来挂篱笆上示众。　　这一挠子让我心里那个解恨哟，就跟渴冒烟时喝了一大瓢泉水那么痛快。我想回屋跟弟兄们报喜，走到门口觉得不对。我倒不是心疼那把三齿挠子，而是想起这半尺来长的挠子扎进了牛肚，内脏肯定会损伤。内脏损伤了肯定会病甚至会死。要是队里追查起来，三齿挠子就是罪证，到时候，队里查出来了指定要我赔。我有工分在队里扣着，想不赔也不行。　　不行，我得把罪证毁灭掉。　　我在队房后面找着了黑牛。黑牛挨牛群边上，不停回头舔伤口。虽然我悄悄地靠进着牛群，还是让黑牛瞅着了，掉头就跑。我豁出命撵，从屯子东头一直追到北头，根本没挨上黑牛的边。我感觉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这会儿天还早，等会屯子人一起来，见我在撵牛，就露大馅。　　人一急就来主意(急中生智)。我想起，老牛拉车不是怕上坡吗，于是，我就这边拦那边堵的逼着黑牛往兴隆的那条坡道上去。等黑牛一上坡，我猛然加速，靠近黑牛，用手抓住铁把往回一拽，嘿，没拔下来。原因是挠子齿是垂直进牛背的，挠子把却是横在牛背上的，那是个直角弯，要想把挠子拔出来必须直薅。明白这道理，我接着猛地一跃，扒上牛背，双手握住铁挠子，就向上薅。黑牛见我上了它的背，而且巨疼，后屁股就一上一下左右摇摆地颠起来，想甩我下来。果然，没几下我就屁滚尿流地摔落在地，只不过三齿挠子也跟着下来了。　　这事我谁也没吭声，把三齿挠按上把，还是靠在房门边上。　　那牛没有出现我想象的结果，牛倌也没哼哼，事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我知道，那牛脸上有几条云彩般的白带，队里叫它花脸。　　我除了惊叹花脸生命力的强盛，也生出点愧疚，那天下手确实狠了些。为此，有时候跟花脸混一块干活，就要找点豆子、玉米啥的喂喂它。你说怪不，花脸没记仇，却记恩来了。见了我，会摇摇脑袋闪闪耳，往你身上蹭几下，高兴起来还会来上两嗓。队上有牛的活，比如漏粉拉磨，打场拉滚子套车拉东西，我都选花脸为伴。也不忘带些干料给它。　　下乡第二年，队里就不给知青供柴禾了，烧柴自己上山打。　　那时候打柴跑得还不算远，往北过去七、八队、拉力浅，山上就有柴砍（不会超过二十里地）。砍的柴木一般是波勒棵（小柞树，可能是达翰尔人起的名）。那树冬天的时候，用斧背往根部一敲，就从母干上下来了，根部逐粗还有个弯。汉人就用波勒棵后面这段做镰刀把，达斡尔人就用这段做“贝阔”（相似于曲棍球）的球杆。如果不是冬季的话，波勒棵就得砍，砍下来，拉到车跟前，装好车，用绳子捆紧。要注意，捆柴禾可是个技术活。用绳子捆起柴禾，绳头上系个活扣，然后在柴禾中间直插一根木棍，另用一根横木穿上绳扣以直插的木棍为轴，开始绞。绞到树木和车体紧紧团成一个，车身子吱吱乱叫的时候，就把横木别死。妥了，回家。　　每次轮到我上山打柴，我就会头天跟队长说好，调花脸去。我套上大轱辘车，给花脸喂两口粮食，然后一拍屁股，花脸自个就往山里走了。轱辘车吱吱呀呀地在“映山红花漫山坡，达斡尔姑娘爱唱歌”的旷野里挪移着，花脸悠闲自得信步，我晃悠悠仰面看天，在长期被农活劳累不堪笼罩的日子里，算是个享受。　　危机就埋伏在放松之中。走得好好的，车突然就停下了。我躺在车架里迷迷糊糊的，翻身起来，瞧见车道两边的榛棵和小杂树。我想花脸是不是认为到地方了？不行，还得往里走，越往里波勒棵越稠。我“驾”了一句，想让花脸继续走。花脸没动，回头瞅我，甚至还甩尾巴抽我。我斥花脸，你疯了吗？说着，就看见左车架上有对恶眼盯着我。我头皮一炸，一个鲤鱼翻身就滚下车来。　　车架上蛰伏着一条褐色的蛇。我始终弄不明白这蛇怎么就会上得了车。当时如果我一不注意把手往架上一搭，那家伙肯定会狠狠来一口，在这荒野地里，你说怎么办。　　花脸的行为让我惊叹万分。毕竟它只是一头牛，如此有意识、超常理地救人行为，你说说，这正常吗？如果不用感情造就来解释，你能用其他理由来解释这种神奇吗？我用根树枝把蛇挑得远远后，搂住花脸的脑袋说，记住啰，从今个起咱就是患难兄弟。　　队里人也好知青也好只知道我好偏向花脸，并不理解我对花脸的友情。　　第二年秋里，花脸病了。肚子胀得滚圆滚圆的。头一次我去看它，它伏在场园里，还能哼哼几声，再一次看它。它就只能摇摇耳朵了。那几天正遇割豆子，人累，下工的也晚。我只能每天去看它一次。每看一次，我都要找队长和更倌，要求给花脸找兽医治病。牲口病了，队里也是着急，可是这地方连人医都缺，更谈不上兽医了，队里只是上后屯找了个略懂牲口病的老农来瞧病。五六天后的一个傍晚，我照常又去看花脸，花脸的肚子似乎退了一些，但已经奄奄一息。花脸看见我，想抬头，头没抬起来，眼泪就涌了出来。我鼻子一酸，眼眶也潮了。花脸的泪眼盯着我不放，在说，我没有亲人，就算有也不知道谁是亲人，只有你这个朋友，你能救我吗？你要是救不了我，我就得走了，可我舍不得咱俩的这段情谊啊。　　听到这翻割心的话，我泪如雨下。我抚摸着它的脸说，花脸，别着急，我立马就去找医生，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咱俩的朋友还没处够呢。　　我转身站起就往屯子里走。不就是个胀肚的病吗？这么多天没治好，关键是没找着个明白大夫，没吃上对症的药。我得请上一个好大夫，无论如何要让花脸好好活着。我找到队长，说，得给花脸上街里请个正经八板兽医瞧瞧，请大夫的钱等劈钱的时候从我的份里扣。队长异样的看看我，说，你说啥呀，你意思是咱队上不给牲口治病？笑话，街里的大夫出钱就请得来吗？当时的队长的是个二十出头的楞头青，他说的话我一直不爱听，我扭身就走了。我又想起，这些天屯里从辽宁朝阳那边来了个姓廖的大夫，各家各户都找他看病。牛跟人都是动物，不是触类旁通嘛，叫上廖大夫给花脸瞧瞧，也许能行。　　廖大夫听说要他给牛看病，以为我不正常。我说，那牛救过我一命，我得报答它。不管你要啥，我给你就是。　　廖大夫跑完了几家人家，就跟我到了场园。他摸摸花脸肚子，翻翻眼皮，看看舌头，说，我给你开些药让它吃了，如果是人，这药保准立马见效。牛的话，我说不准，不过肯定也管点用。我接过一小袋白药片子，在石头上砸成粉，装进酒瓶子，倒进水，合了合，就给花脸灌。我想，到明天，花脸也许就会抬头了。　　第二天下午，队里分牛肉，我们点里分了一个牛前腿。　　我悻悻地跟大排说，这几天割地太累了，我上前兴发去玩两天。大排说，刚分了肉，你不吃了？我强忍即将出声的抽泣，把要说的话咽回肚里：谁能吃得下自己朋友的尸体？　　这是一个生命对自己的生死的嘱托，我却永远地辜负了（泣不成声）。　　血气燥动　　我报名支边时已不是处女身份了，是个二婚头。　　此讲是报名前我已经在本地农村下乡过一次了。下了本地的乡又再去报名下外地的乡，这类似重版、重犯，按庄稼人的话叫重茬。出现这种见异思迁的行为并不是我望着外头的山比本地的山高，而是本地的山高得的难以登攀之后，无望之中只好去外地的山爬爬看。　　事情缘于不久前大队召开的一次会。会是在一个祠堂里开的，到会的都是些蔫不拉几的青年，一个个无声无息、规规矩矩地坐在天井里的几排四尺凳上。我一看就明白这是什么会了。大队部让我这样一个满怀革命激情的知青参加这样的会，估计是要分派我有关这方面的任务，看来，我今后就要革命生产一肩挑了。我显得有些兴奋，看到书记旁边有条凳，就挨着坐了下去。　　书记冷冷瞅我一眼，用手指着天井里的四尺凳说：你，坐那边去。　　就这样，下乡后第一次参加了由大队的举办的“四类分子子弟教育会”。这次会议举行的圆满成功，只可惜我当时脑子全乱了套，整场下来我只记得一个新名词：“可教育好的子女”。　　我明白自己是因为父亲才获得了被指定坐到天井里去的待遇。按大队领导说，把我这样一位有“叛徒、汉奸、特务”三重头衔的名门之后，列入了“可教育好的”一类，已经是考虑了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第一批报名下乡这一坚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因素了。否则，我必归入“不可教育好的”那一边去。可我并未因大队的宽容感到幸运。你说，划到可教育好的那一类里面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一条，我们这类人与生俱来就是有错误、有罪孽、甚至是反社会的，只不过还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和机会而已。这不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说吗？还不对，人家基督讲的原罪是是人都有份，而“可教育好”的原罪，只有我们这些四类甚至九类人等才享受得着。　　会议后，大队书记那句冷冷的“坐那边去”的话音萦绕耳边再也无法消匿。虽然我出工更勤了，干活更下力了，积极开展“斗、批、改”，尽一切努力去体现“可教育好”的伟大成果，可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寒，一天比一天无望，人也一天比一天消沉。虽然我是第一批就积极报名下乡的，可我从来就没打算真的要在农村呆一辈子。我一直认为，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只是让我们年轻人接受再教育，就跟上学一样，也从来没有人把呆在学校读一辈子书作为目标的。总归，国家是要用我们的，城市里的人最终还要回到城市里去从事城市里的事。怎么才能回到城市里去呢，当然必须锻炼合格毕业。可是，我现在已经被这个世界划入“那边去”。在最事关紧要的政治问题上，我有可能永远回不到此岸来。一个人如果政治生命完结了，前途也就不存在了。我将留驻在农村永远毕不了业，永远回不到城里。　　这事犹如一个刚刚探头进入社会的毛头小伙迎头遭受了一击重拳，那种苦痛是难以言表的。我讨厌这样的世界，我希望马上就来一次地震，或者暴发社会动乱，甚至来一场战争，把现有的一切来一个彻底破坏和颠覆，然后让世界在废墟上按一个公平议定的规矩来重新安排和梳理。我还希望毛主席能突然发布一个最高指示，宣布立即解放台湾，我将誓死报名参战，用战争来证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十年后，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带回一句极为经典的话：不牺牲就提干。这句话极为精确的概括了我当时的心情，要不就是为国牺牲，证明我不是坏人；要不就在战争中立功受奖，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真是想啥来啥，就在自己在绝望中想入非非的时候，东北的中苏边界之战打响了。我异常兴奋一次再次地倾听战事报道，特别注意有没有招收志愿兵的消息。我极为亢奋到处打听，甚至跟在支左中认识的解放军联系，寻找参战机会。，我甚至想，那怕是把我招去当支前民工也行。当时的那种渴望程度，不比四十年后全国人民争当奥运志愿者差。十分可惜的是，中苏之间干了一架后，慢慢地就静了下来。我随着消息的稀弱，人也越来越变得扫兴。　　一天，有个知青跟我聊起支边的事，他说我们县有一百多个人报名支边呢，他们再过几天就要走了。支边的事我知道，去地方好象是内蒙古的一个什么县，我有许多熟悉的同学都报了名。我想，去那么远的地方也许一去就回不来了，就没理会这件事。可那是在开“子弟会”之前。现在这事重新提起，忽然提醒了我。那个地方离苏联近啊，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平时放牧种地，一旦开战，就都是战士。离战场近，打仗机会多，既然自己去不了珍宝岛，为什么不能不得已而求其次，去报名支边呢。如今自己是个上黑名单的人，身上已经永远背上了个原罪的黑锅，那怕就是抬个胳膊迈步腿都将受制。如果自己去了一个陌生的新地方，那地方不再从框框里看人，那一切就有可能重新开始。啊哟，这不就是自己所希望的地方吗？也许，这正是我唯一的最优选择。想到这里，我为当时没有报名支边懊悔万分，如果这样的机会任之失去，自己将悔恨终身。不行，我得重新努力，无论如何得参加支边。　　事不容迟。当天收工后，我洗净两脚泥回到城里，打听好地方，第二天一早，带着誓死必得决心，去了支边报名的地点——“动办”（动员上山下乡办公室）。　　“动办”人说：支边人员明天发服装，五天后就出发了。人家都是半年前报的名，你这时候才来，已经晚了。我哀求说：老革命，虽然我现在才来报名，这却正好说明我对支边考虑得透，态度也最坚决。我已经想好，决心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边疆。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咬破指头给你写血书。“动办”里的几个人见我缠得真诚，有个中年人说：支边指标是没有了，只是看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名额。我们先给你列为备取，如果有人不去，就把你补上。可是一条，就五天时间了，你来得及准备吗。我说，没问题，明天走都行。“动办”人相互嘀咕了一下，说：，那你现在马上到父亲单位开个证明来。　　一听开证明，我就觉得这事八九不离十了。我真是高兴万分。回家把报名情况跟妈一说，妈掉泪了。妈是从战争中过来的，很坚强。她明白我的处境和心情，对此现状她无能为力，只有靠儿子自己的闯荡来改变。当天上午，我就上父亲单位开好证明，下午回到乡下，把自己的行李一捆，跟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说了下情况，晚上就回了城。　　在其他正式支边人员发完服装的第二天，“动办”通知我已经正式批准支边了。我到“动办”领了服装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是最后一个。回头走在街上，心里别提那个舒坦和敞亮，有如一个被绳子捆死又加了块巨石沉入水底的人，突然挣脱了绳索浮上了水面。我心里指着天，指着地，指着人，指着房子……指着一切骂道：他娘的，老子受够了也受到头了，从现在起，你们再也别想折磨我了，老子这是最后看你们几眼，一旦走了，对不起，誓不再回。　　按照“动办”的指点，我上街上去买点必带品，走到百货公司，遇到了阿戆。阿戆是从小学到初中到文革从来就粘一块没分离过的同学朋友，到了下放了才各自而去。去支边的事要是碰上别人我是不可能讲的，可阿戆我却必须告诉实情。阿戆听到这事甚感突然，眼睛转圈地瞪着我看，嘴巴还一扁一扁的，沉重地问：怎么突然就去支边了呢，为什么？我没把“子弟会”的事告诉他，我只说，在乡下活干腻了，觉得无望。换个地方去闯闯，也许更有机会。阿戆听了沉默不语，低头用脚尖踢石块。忽然，他开言道：我也去。　　阿戆说他也去我心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我解释说：“动办”说了，我是最后一名。阿戆说，你报得上我自然也能报上，我这就到“动办”去。　　阿戆心聪脑快而且有付天生的艺术骨子，吹、拉、弹、唱、跳样样精通，是个典型的艺术性格，他要是心血一来，马上高潮。要不同学怎么叫他“戆都”（跳大神的）呢。我说，就算你报上名了，你爸妈同意你去吗？阿戆说，报上名了，就不由他们了。　　真是有志者事竟成。最后一名的纪录还是被阿戆破了。　　小炉匠　　往年回家“猫冬”，都是第二年四月才往回返，那时候，嫩水开江，大地开化，队里忙起种地，我们也得回去干活了。可1973那一年，正月刚过我就回莫旗了。提早返回的原因是在家呆不住，心神不定地老觉得有啥事要发生。　　回到屯子，点里果然出了大事。　　知青院死寂一片。开门进屋，屋里没一丝暖气，四面墙上，结挂着一寸多厚的白霜。里屋炕头上，一个人蒙头睡觉。这谁呀，快晌午了赖炕上？我掀开被头一看，是小炉匠。小炉匠脸色苍白，眼皮浮肿，嘴唇灰黑，胡子拉楂。他睁眼一看是我，先是一楞，楞着楞着，嘴角就扁起来，扁着扁着，就抽泣起来。本来，一个没回家的见了刚从家回来的，兴奋地问这问那才属正常，他反倒抹起泪来。我问，怎么回事？病了？哪里不舒服？小炉匠经我一问，更是泣不成声。　　我最见不得男人的女孩相，我说：咱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谁怎么你了，痛快说就是。小炉匠听我话里带火，安稳了些，开始断断续续地叙说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没等听完，我就按捺不住了，说，遇上这种气炸肺的事你就会躲被窝里哭？他把屎拉咱知青头上，咱叫他用舌头舔干净。　　小炉匠是个能人，跟我同年同校同级。文革串连回来，他就呆家里哪也不去了。别人热火朝天地在外面破四旧、立四新、斗走资派、建革委会、复课闹革命，他却呆家丧志玩物，整天就在家附近的各个店铺里转悠，尤其对修理行当独有情衷，看匠人怎么把残破更新伤毁重整。当同学们一个个都“修炼”成文武双全的革命小将时，他却“堕落”为当属三教九流的一流修理匠了。　　没想到的是，下乡后，我们练就的革命本领丧失了用武之地，小炉匠那些下三烂的手艺反却在庄稼院里大行其道。理发、刻章、补锅、补鞋、修钟、修表、修锁、修车、打白铁、修电匣子、裁布量衣、毛线针织……，日用工艺行十八般武艺他无所不能，所以他的“小炉匠”之称应运而生。知青点独立开火后，大伙一致推举小炉匠当大师傅，也是因为他的无所不能。　　我们认为做饭是最难忍耐的事，点里连女知青都宁愿上队里干累活，不愿围着锅台转。小炉匠却悠然自得，一边给知青做饭，一边给老乡们当活雷锋。在院里院外收了很多送来修理的破烂货同时，也收获了社员们的赞誉。第二年，小炉匠就作为第一人选推荐进了大队新成立的铁匠铺。兄弟姐妹们，你可别把铁匠铺不当豆包，进了铁匠铺，每天多拿二分技术分不说，大队的分红还比生产队高。晒不着累不着的，社员和知青没个不眼红的。　　大队郭书记在铺子开张头天把跟小炉匠叫跟前说：铁匠铺就你文化高，你马上到学校找瓶墨汁，给铺子写个牌子。小炉匠找来了墨水却没找着笔，这难不倒人，他用块破抹布头醮着墨在一块木板上抹了几抹就成了。一年后，公社教干到我们大队，见到这块已被雨水冲得淡不拉几的牌子，惊叹万分，问：这牌子请谁写的？郭书记说：铁匠铺里的一个学徒，知青。公社教干说：你把他叫来我见见。郭书记把小炉匠叫了来，教干问：你字写得不赖，文体方面还会点啥？小炉匠寻思一会儿说，不会啥了。教干提醒：会来点乐器吗？小炉匠说，就会拉两下胡琴。教干说：拉个曲子我们听听？小炉匠把放在工具箱里的二胡拿出来，拉了个《北京有个金太阳》。拉完了，小炉匠兴致未尽，又拉了一段文嗨嗨，一段武嗨嗨。前边的那段金太阳是独奏曲，郭书记听不懂，后面二段二人转却把郭书记听入了迷。郭书记笑咪咪地问小炉匠：你南方人咋会这玩意呢？小炉匠笑而不语。公社教干跟郭书记说：这人才可不舍得窝你这里抡大锤，我得带走。郭书记说：你安排他干啥活？教干说，中心校正缺音体美老师哪。郭书记说：我这旮不也缺嘛。教干寻思一会儿说：那好，限你三天之内把他的材料报到公社，人明天就到你的学校报到。听好了，过期一个点，就是我的人。　　郭书记当天就把小炉匠连人带胡琴搬到了大队学校。　　学校不光上下班有点，还带着星期天，小炉匠的空闲更多了，他又学起一门修理人的行当--针炙。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小炉匠虽然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可他认起真来也是了不的。比如说长虱子后，就认真起虱子来。经他研究，发现男虱子屁股是圆的，女虱子屁股是分叉的，男虱子喜欢串门，女虱子癖好钻衣缝。于是他在虱子泛滥成灾的恶劣形势下，果断采用弃公灭母的战略和火烧连营的战术，重点消灭母虱子，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如果小炉匠消灭的对象是美帝苏修的话，这就是一个极精彩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例。　　针炙这活，在老家他就颇感兴趣，来的时候还带了一本医书，一套针具。他照书请客，边看书边给人扎针。在缺医少药的北大荒老百姓是无医乱医，无药乱药。得病了，有人给自己看病就是万幸了，不管名医庸医处医试医，能给他们医就喜。在这种优越的实践环境中，小炉匠的针术突飞猛进，不到半年，疼痛类的毛病，基本上达到了针到痛除。郭书记的二儿，牙疼得在地上打滚，郭书记叫他上炉匠那儿扎针。儿子起小拍针，死活不肯上学校。郭书记叫了仨小伙，用武力把二儿抬到学校，然后按着胳膊叫小炉匠扎针。一针下去，二儿立马就不哼哼了，人也安稳下来，老实地任小炉匠摆弄。一分钟后，二儿蹦着跳着干活去了。　　一年后，风湿类的、气喘类的、扭伤类的、肠胃类的还有不知啥类的病，小炉匠都扎好了不少，至少是有明显好转。这下，小炉匠名声大振，连四乡八屯的都常有人套着大轱辘车来求上一针。　　小炉匠不是能吗，可是他再能也没寻思到，自己就因为这，被牵入一场无端的灾祸。　　我们队有个叫二李的，他家头年从辽宁老家来了个老妹。老妹十九岁，老家生活不易，就投奔哥哥来了。老妹这情况属于“盲流”，她不能上生产队挣工分，平常就在二李家帮着种种园子，编个筐子，打些羊草，秋地里拾个荒啥的。老妹粗眉大眼的，身条好，能干活，是个好媳妇苗子，只可惜有一毛病，隔个十天半拉月的就要抽次风。要不，这样的姑娘早就被前后屯的小伙子娶走了。　　二李因为老妹这病求小炉匠扎针，小炉匠诊断出她是癫痫病，摇头说扎不了。二李说了一大堆好话，小炉匠就是不松口说给扎针。到最后，二李说：俺也不指望啥，只要你给治，扎好了是你救了俺老妹，扎不好是她命该着。老妹在大哥讲这话的当口，“咯噔”一下就给小炉匠跪下了。小炉匠没见过这个，一个大姑娘给自己下跪那还成啥体统，慌忙叫二李扶起老妹，他只得说：那好，那好，我先试试，不过你们还是要抓紧到大医院看去，我这几根针真的没那能耐。　　就为老妹这病，小炉匠专门上了趟齐齐哈尔，带回几本针炙的书。他照书上说的和自己琢磨的就开始动手给老妹扎针，另外还配了些药。扎了两月，老妹到犯病时有了知觉，不象以前不管搁哪倒下就犯，自己全然不知。接着往后，隔二月犯一次，又隔三月犯一次，入秋之后就近乎不犯了，只要感觉不对劲，就赶紧上炕躺着，等劲一过，就没事了。　　胖墩他妈是老妹的婶儿，就住在知青西院，小炉匠三天两头地在胖墩家逞饭吃，她也把小炉匠当儿子待。一天，她跟小炉匠说：老妹亏了缠你治，不光不抽风了，连月经也顺了呢。她头前是半年不见一回红，现在三二月就来一次。老妹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说，就托我，想求你帮她把这病也治断根。小炉匠说，那可不行，妇科病扎针很多穴位是肚脐眼底下的。胖墩妈说：怕啥的，街里医院还有男大夫接生的呢。小炉匠说，我是老师，不是大夫。胖墩妈说：啥大夫不大夫的，卫生院的大夫有你那两下吗？小炉匠纠缠不过，只好说，反正不该扎的地方我是不扎的。胖墩妈说，该扎的地处儿你给她扎就是。　　提起卫生院，小炉匠又想起一件烦心事。前两天，卫生院刘院长专门来学校问他，愿不愿意从医。隔了一天，供销社鄂主任打来电话说：旗里批给个招工名额，你跟我干供销咋样？要论小炉匠自己的意愿和特长，他想干大夫。可是要论身份，又是另一说了。公社卫生院属社办单位，供销社是全国性的集体性质，社办跟国家办相比，哪能长哪短，小炉匠很清楚。所以，他不知咋办才好。　　这在小炉匠为这事烦恼的时候，屯子里出了件要命的大事，老妹喝卤水死了。　　那天天死冷，二李连帽子也没顾上戴，捂着耳朵匆匆忙忙把小炉匠从学校叫到他家去。小炉匠进屋一瞅，老妹躺在炕上，鼻子、嘴往外淌着血，他摸了摸老妹的手脉，翻了翻眼皮，说，瞳孔放大，脉也没了，人不行了。二李家顿时哭声一片。　　老妹抬东山埋了没几天，屯子漫延着一则逸闻，老妹死前肚子已有三月身孕了。人们问，谁的种？人们答，天知道。　　过几天，又续出消息：老妹死前就跟小炉匠好上了。　　这些在前后屯间盛传的消息，小炉匠一无所知。体育老师大刘听到这事传得越来越邪乎（就跟现在传明星们的八卦新闻一样），觉得事情蹊跷，觉得不提醒一下小炉匠，怕是小炉匠要吃亏，就婉转把这事跟小炉匠说了。小炉匠一听，如遭晴天霹雳，呆坐椅上，满头冒汗，半晌没说出话来。大刘说：兄弟，你要觉得这事真委曲，就找郭书记去。　　这时候是元旦过后春节之前，知青点的人都回了南方。小炉匠本打算放假后也回家的，一出这事，还咋走啊。如今点里孤自一人，觉得确实只有找郭书记才行。　　小炉匠上了郭书记家，郭书记说：你去把马老板叫来。马老板这时候是二队的政治队长，他来到郭书记家，郭书记说：马蝎子，小炉子是咱公社挂了名的知青人才，外头传他跟二李老妹的事你得处理。这关系到知青声誉，关系到知青政策，你政治队长不能不管啊。马老板叹气说：我咋就能不管呢，可这事扎手啊，你总不能听谁传谣言了截住就处理谁吧，得找着根啊，可根搁哪呢？郭书记说，你是装啊还是真二虎啊，这事不就是二李家的跟小姑子闹翻了，小姑子才喝的卤水嘛。二李家的怕屯子里人戳脊梁骨，就造出这谣言往外放。你上二李家当面就把这事挑开，然后让二李跟小炉子赔不是。小炉匠说，光道歉不行，还得叫二李签字画押，说明这事跟我无关。郭书记说：行，就这么办。　　第二天，马老板按郭书记说的，把二李和二李家的，还有胖墩妈、贫协主席老李头找一块，黑起脸当着小炉匠的面把二李公母俩剋了一顿：天底下哪有你们这种伤天害理的人？啊！人家小炉匠把你妹子的病治好了，你们还倒过来往人家身上扣屎盆子，缺不缺德哪，啊。二李在队里本来就怕马老板那张不饶人的嘴，加上自己家里的办的事也实在不咋的，也没啥争辩，就按马老板要求的，在小炉匠写的一份声明上签了字按了押。　　办完这事，小炉匠算是一块石头落地，长吁了口气。　　接着，小炉匠又惦记起招工的事。招工上调，是当知青的最大愿望。这几天一直没顾上给卫生院和供销社两个单位领导回音，自己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跟其他知青比起来，算是万幸的了。自己得赶快定下主意给个回话，别耽误人家的事。　　小炉匠先去了卫生院，找到刘院长。刘院长见了小炉匠没等他开口就把他引到一个僻静处，悄声地问：你有对象了？小炉匠说，没有啊。刘院长说：怎么好几个人都反映，说你跟谁谁都怀孕了？搞医的可忌讳这事。小炉匠一脑门的火，问：是谁造的谣？刘院长说：没有就好，没有就好。我跟你说，千万别慌着找对象，结了婚的招工都不要啊。　　小炉匠从卫生院出来，刚平静的心又乱腾起来。从刘院长的话里能听出来，传说自己的事已经传遍全公社甚至更远。幼稚啊，可笑啊，自己还寻思着马老板给开了会，二李一家也白底黑字的画上押，这件事就算了了，能了吗？了个鸡巴毛。谣言这玩意儿，一旦四散，你咋清除啊，就算公社一个不落地把全社男女老少召来开辟谣大会，也磨不住有人不信嘛。完了，自己这一世英名算是彻底毁了。从刘院长的话里能听出来，这次招工也极有可能成不了了。　　怎么办？怎么办？　　小炉匠越寻思越委屈，越想象越害怕，回到知青点，倒炕上就起不来了。　　我回点里那天，已经是第四天。他三天没烧炕，三天没做饭。三天里，都是胖墩妈送饭过来。饭端跟前小炉匠也吃不下去，三天就喝了几口面条汤。　　听小炉匠叙述完这几天发生的事，我严肃地说：你起来穿好衣裳，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小炉匠把棉衣套上，说，你问吧。我问：你跟老妹发生过关系吗？小炉匠问，你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给她扎针的时候，每天都见面，都说话，很平常的。我解释说：不是指日常关系，而是指男女关系，说白了，你俩搁一块睡过吗？小炉匠说，你说啥呀，你就这么看我？操，我跟你说，除了扎针要碰着的地方，她的其他部位我都没碰过。为慎重起见，我再次严肃询问：你和她确实没发生过性交吗？小炉匠看我使用这么严谨的专业术语，不由得笑了一下，说，没有。我说：你能肯定？小炉匠说：绝对肯定。听到这个回答，我放心了。我说，那你下炕洗脸，我点着灶炕，我们把屋烧得暖暖和和的，饭吃得饱饱的，跟他们干。小炉匠诧异地问：怎么干？我说，到上面告二李去。现在上面正在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咱就说二李污蔑知青，破坏上山下乡。小炉匠是个聪明人，一听我这主意，立即来了兴头，说：对，就告，造出大影响，让全公社全旗都知道我们告状的事，等到我们告赢了，等于给我向全社会平反辟谣了。　　说干说干，第二天，我们就写出二封告状信，一封寄给大兴安岭地区人保组，一封寄给莫旗人保组。　　地区人保组负责人刘培典外地出差回来，看到了我们这封信，极为重视，撂下他事，即赴莫旗。他到了莫旗人保组问这件事，旗人保组说，是收到过这样一封信，只是人手少还来不及处理。刘同志见状，就自己下屯来了解情况。他走访了大队，生产队和社员，最后见了小炉匠和我。　　老刘四十多岁，古褐脸灰白发，象个公社干部，说的也都是农家话。他先看我们住的房子，问我们的生活，然后盘在我们的凉炕上跟我们唠嗑。唠着唠着，就入了正题了。他静听小炉匠叙述完出整件事的过程后，老刘说：小兄弟，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申诉的这件事，让我们有些为难啊。为啥呢，如果我们出面甑别这件事，是要以证据说话的，什么证据呢？就是要查那个死者是不是跟男人同过房或者怀孕。我很愿意相信你们讲的话是符合事实的，你们是清白的，但是，你们能保证死者也是清白的吗？她在辽宁老家是不是有过事？到了这里跟其他男的是否有过事？这些你们都无法保证吧。万一我们查出死者生前曾经跟其他男人有过接触，那么结果会怎样？不光我们不能给你们一个满意结论，你们反而会更说不清楚。这个情况我跟你们交一下底，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　　老刘这话好象把我们堵进一个死胡同，意思是说我们告这件事，风险极大，而且很有可能是越告越麻烦。按此推理，较为稳妥的办法是就此罢休。小炉匠的脸由白变红，由红转紫，憋得说不出话来。我心不甘，说，刘同志，这事如果不理清，小炉匠这辈子就废了，现在有两个单位要招他的工，就等这事的结果呢。老刘转眼看着小炉匠又说：只有一种情况出现会对小炉子有利。小炉匠马上接茬问，什么情况？老刘说：通过检验得出结论，死者生前没有怀孕，甚至还没有发生过性接触。小炉匠凝思了一会儿，出了口气，然后坚定地说：刘同志，我坚决要求检验，如果查出老妹怀孕，我就认下。我在旁边赶忙阻拦说：哪怎么行，别人干的，你也认嘛。小炉匠说，别人干的查出来我也认了。　　老刘安然地笑了笑。我这人眼毒，一眼就看出他笑里含着的诡意。他这诡笑突然让我领悟到，老刘刚才不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诈”吧？如果是的话，这诈玩得真是高明到顶点了。刚才他若无其事般地把我们一逼，一方面侦探出了小炉匠话语的真实度，二方面是掂量出了小炉匠的真实意图，三方面是这件事万一出现不良后果，小炉匠自作承诺了，只有自认倒霉，事就算截根了。寻思到这，我不由得对老刘的处事手法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说：刘同志，你这水平，算是让我开了回眼。老刘说：小兄弟，说啥呢？你们一帮嫩胳膊细腿的半大孩子千里遥远地到咱这北大荒，要是你们爹娘见着你们住这四面露风房子，吃的这半生不熟的苞米楂子，不掉泪才稀罕呢。你们搁这受了委屈，我们不管谁管哪？别的不说了，就这样，三天后我派法医来开棺验尸。　　老刘的话说得我们热泪盈眶。　　政治队长马老板、贫协主席老李头、二李、小炉匠、我，另外还有仨社员扛着洋镐、铁锨和一付水筲簇拥着法医上了东山。老妹死前儿已经入冬了，因为冻土难刨，再加上郭书记当时就嘱咐过：这事还可能出讲究，别埋太深了，所以她的墓坑很浅。两社员没费多大劲，只是把垒在坟堆上的冻土疙瘩刨散了，把冻土块子揪两边，棺木就露出来了。老妹的棺木其实就是个木头盒子，一社员用洋镐伸进盖子里一别，木盒就撬开了。　　两社员按法医要求把木盒盖放一边，从盒子里把尸体抬出来放在盖板上，法医先对着尸体拍了张照，然后上前把老妹的衣裤脱解开，裸露出胴体。　　我和小炉匠都是处男，从没看见过成年女人的身体，就有意地避远了些。马老板见我俩走开了，就说：你俩躲那么远干啥？是让你俩观景来啦，这场合你们是见证人，整个过程都得盯着，有啥事你们就得负责任哪。我和小炉匠听这话，只好回到尸体边上。　　老妹横在木板上，脸面浮肿，脸色黑灰，眼睛半合，嘴巴半开，一付不甘心的模样。最叫人关注的是她的腹部，今天要探求的就是这个部位。我看见，她的小腹鼓鼓的，比身体的其它部位突出不少。一见此状，我的心顿时跳快起来。莫非她真的怀孕了？　　法医姓王，白脸高个，戴付眼镜。他指导着社员把从山下挑来的水用勺子从水筲里一勺一勺地蒯出来，慢慢地浇在尸体的腹部，目的是用水把冻着的尸体化开。大概是浇了一筲半水，王法医叫停，他用镊子按了按胴体，说，行了，他就蹲下身去用刀划老妹的肚子。他在肚子里拨弄半天，又让社员往腹下部继续浇水，把筲里剩下的水浇完了，王法医又把脑袋凑近尸身，再次仔细地翻弄观看。他自个“嗯”了一声后，又转到腹上部翻弄。腹上部没用水化过，很硬，他就从他带的小箱里找出一把凿子一把小槌，在老妹胃部凿了起来。凿完了，他从肚子里抓出一把黑乎的东西翻着看，看一会儿又拿近鼻子嗅。接着，又从肚子里掏出一把东西来，装进一个瓶子。装完瓶，他说：行了，把她衣裳穿好，埋回去。　　法医的结论出来了，他跟马老板说，这姑娘处女膜完整，子宫无怀孕痕迹。　　我看过这方面的书，处女膜完整就是没有外物进入过阴道，也就是说老妹生前没跟任何男人发生过性关系。　　刚才还悬着的心突然就放了下来。小炉匠激动地朝着法医，朝着众人，对着尸体，呜咽着连声说道：谢谢，谢谢，谢谢……，我在一旁也是热泪盈眶的。　　当天晚上队里放在贫协主席老李头家招待王法医。酒过三巡，小炉匠高端酒碗，对着众人说：王法医，还有各位老乡，我小炉匠衷心感谢大伙对我的关心帮助。这碗酒，我干了。小炉匠把酒一口倒进嘴里，他放下碗，又说：就着机会，我也宣布一件事，明天起，我小炉匠从此再也不摸针了。请大伙监督，如果哪天我小炉匠又给啥人扎针了，我就是王八羔子揍（作）的。　　一个月后，小炉匠进了供销社。我问：你干商业合适吗？小炉匠说，合不合适的我也不跟“医”字沾边了。　　三年后，我冠“省招生组”之名上莫旗招生。得了空，就上屯子里去看小炉匠。小炉匠此时已经是供销分社主任，分管我们大队这方向整片的商业供应。那时候商品供应还是紧张，生产队和社员要买工业品都得找供销社，小炉匠就跟招骚母狗般吃香。小炉匠此时已经成家，媳妇就是胖墩妈的闺女，住在知青点的三间房里。当年我们住十四口子人的知青点只住了小炉匠两口子，外面还有两亩来大的院子，显得宽敞舒服。房子也旧貌换了新颜：房顶是新苫的草，墙体修整得有棱有角，窗明几净，加上门上贴着张还不很旧的喜字，一幅东北农村富足美满庄稼户的画图。我跟小炉匠说，咱这破房经你一收拾，比加格达奇（大兴安地区所在地）干部家属院还阔，你没少费劲啊。小炉匠说，费啥劲啊，我一说想整房子，四里八乡的人就把草啊，沙土啊，坯啊，木头啊啥的都拉来了，七手八脚一阵就给整起来了，我也就是管个饭罢了。小炉匠带我参观了当年女生住的那间屋，如今做了仓房，里边堆着粮食、、饭豆（做豆包馅的）、黄豆，还有淹的猪肉，风干的牛肉，农家物件啥都有。我问摆在屋角上的那两口缸是盛啥的，他说，一缸是油一缸是淹的鹅蛋。小炉匠从缸里捞出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鹅蛋让我瞧，说道：我叫老婆煮上一锅走时你带着，这玩意吃个把月的坏不了，另外再带上些干牛肉，晚上饥了还能打打饿。小炉匠这话我爱听，那时候，我们单位食堂每天都是土豆煮蛔虫（粉条），小炉匠这么一说，我高兴歪了。接着，小炉匠又打开炕琴，指着里边满满噔噔各式各样的酒说：大脚，喝啥酒你自己挑，管够。　　酒桌上我问小炉匠：你如今过上这地主老财的日子，还想上学吗？小炉匠说，除非浙江的学校，其他学校就不去了。我说，你非认浙江学校干啥，先上上学，将来再往浙江调不行吗。我告诉你，我这次是来招生的，负责中专部分。如果你想上，我还能帮点小忙。小炉匠说，反正不是浙江的学校我就不考虑了。　　第二天，小炉匠给我联系了一辆卡车回到旗里，一路上我是感慨万分。我名义上是在地区的单位工作了，得到了一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工作，可我无家无财没有房，宿舍高低床挤三张，食堂窝窝头蛔虫汤，大眼瞪小眼心发慌。可人家小炉匠在乡村里住着，粮满仓油满缸，搂着媳妇睡热炕，权大权小管一方，大事小事有人帮。我们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啊，“同样是人，差别咋这么大呢（ni）”。　　生活就这么过着，转眼过去了二十年。　　二十年后，我已经回到浙江，在一个县（目前是县级市）的劳动部门工作。一天，小炉匠的姐夫来找我，说是小炉匠想调回浙江，要我帮个忙。那时候，我们县下乡莫旗的知青都已经回返，只有小炉匠还呆在屯子。我觉得这个忙我得帮。我找了我们局长。局长是个讲原则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说，你找出个正当理由，我想办法。我翻了文件，知青返城的政策已经过期，小炉匠又兄弟姐妹好几个又不能说父母生活困难需要照顾，他也没有中级以上职称。这事拖了好一段时间没理由办，最后还是局长想出办法说，还是用落实政策的理由吧，你叫他赶紧自己联系一个接收单位，联系好了我们马上研究。我把信息告诉小炉匠姐夫后，他姐夫给他联系好了商业局下面的一个酱油厂，就在小炉匠正式离开家乡整二十年的之际，他回到了故乡。　　小炉匠回到故乡后，生活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从下乡后基本上没干过体力活，后来的生活更是养尊处优，再加上东北气候的侵害，体格并不太强。人家酱油厂是把小炉匠当劳力调进来的，每天劳动强度极大，他不得不忍耐。住也是个问题，他父母的房子本来狭小，他一家四口再挤进去，实在困难。然而，对他最有压力的是经济上的事。到了城市，连拉泡尿都要钱，就小炉匠自己一人的工资养活四口人，家庭经常入不敷出。我们曾帮忙给他媳妇联系招到一家工厂，可那厂没到一年就不行了。接着，酱油厂也搞转制，小炉匠就下岗了。下岗后的小炉匠没办法只好重操旧业，在街角边摆起了修理摊。　　前些日子小炉匠住院，心脏病、糖尿病、痛风几种毛病折磨他从一百二十斤瘦到了八十斤。因为这些病，他出摊很不正常，最近也已经好几个月没出摊了。可他距退休还有一整年。不过还好，他的一儿一女已经上班，生活上还过得去。　　说完小炉匠的故事，我有几个疑问没理出道道来：一是小炉匠是极可贵地标准地遵循毛主席的上山下乡之路，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并在广阔天地里深受农民欢迎，大有作为的。可他最终还是返回了家乡，这样的事该如何看。二是小炉匠回来到底值不值，对不对。三是象小炉匠这样家里没买上房，生活过得勉强，子女大学没上的老知青还不少，这些人都是我们国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转制下岗”这些历史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受影响者，如今他们年事已高，在社会底层艰难度日。这些人如何妥当处置？